规划设计框架协议范文

时间:2023-09-25 10:53:57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1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bidding system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China's economy, the main procurement volume of procurement subjects has also increased, and the traditional purchasing mode can't meet the demand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some research on innovative bidding mode under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will be taken.

关键词:框架协议;招标;招标模式

Key words: framework agreement;bidding;bidding mode

中图分类号:F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1-0205-03

0 引言

框架协议招标,是指对于重复使用,且规格、型号、技术标准与要求相同的货物或服务的集中招标,适合于一个招标人下属多个实施主体采用集中统一招标的项目。招标人通过招标对货物或服务形成统一采购框架协议,一般只约定采购单价,而不约定标的数量和总价,各采购实施主体按照采购框架协议分别与中标人分批签订和履行采购合同协议。这种新的采购方式改变了以往频繁招标的工作模式,特别是比较传统的“一单一招”的操作模式,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招标思路。本文将针对框架协议下的招标模式进行具体探析,通过明确框架协议下的招标概念、招标类型以及框架协议招标的适用条件,为这种新的招标模式的应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法或模式。

1 框架协议的产生

就目前来说,传统的招标采购方式虽然成熟水平较高,但在具体完善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并在实际采购当中表现出一定的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重复工作量大,在特定时期重复出现的采购项目当中,虽然商务技术以及投标人资格要求基本相同,但因项目自身独立性的存在,招标人员则需要以单个的方式招标,工作效率较低,不能够满足采购工作时间方面的需求。

第二,无法满足短时间急需采购。如采购单位在一定时间内具有采购需求、但却不能够提前对货物的需求数量以及交货时间进行确定,且在需求情况出现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货物的供应,原有的招标程序在受到法律约束情况,即不能够对该种情况进行满足。

第三,供需双方关系不稳定。在整个采购当中,供应商将按照一单一投的方式购货,在整个过程中基本按照采购单供货量进行生产。从采购方角度看来,如其在工作当中面临到运输、供需紧张的状况,则会面临供应遭到中断的危险。企业只有不断增加库存来保证正常供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耗更多资金和物资,造成成本增高。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人们在面对问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则对以往一单一招一签的方式进行了改变,积极探索出一种能够及时跟随市场行情变化以及采购需求、具有快速灵活特征招标方式的选择则成为了招标界当中的重要趋势,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对框架协议招标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推广与应用,并因此使该招标方式具有了更多的关注度。

2 框架协议招标概念

在如今的建筑工程领域,招标是业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普遍认可的一种节本增效的工程管理方式。拟定框架协议的采购方,在对同其订立框架协议供应商进行选择时,则需要按照采购示范法中规定的工作流程进行采购,以规范采购秩序,这就是框架协议招标模式,目前该模式在实际操作当中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通过该种方式的应用,则能够对以往招标活动中一定时间内重复出现的项目情况进行解决,对以往繁复的累招局面进行积极的改变。具体来说,框架协议招标,实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重复使用,且在型号、技术标准以及规格方面相对稳定的服务或者物资以集中统一方式一次性所开展的招标采购,该方式适合应用在政府或企业集团为多个下属主体,且在一定时间段内因各类需求分批采的情况。通过该方式的应用,则能够对以往较为频繁的招标情况进行积极的改变,在对招标工作量进行减少的基础上实现物资的及时供应。

3 框架协议招标类型

在框架协议招标模式下,合作双方的权责义务将体现在框架协议中。在框架协议签订中,其程序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将加入与实体签订框架协议的一或多供应商;第二阶段对加入框架协议的承包商或供应商授予采购合同。

如确定未来采购项目需要应用框架协议程序,采购实体则要在采购环节确定协议类型,启动框架协议招标模式。在采购示范法中,将该协议分为开放以及封闭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间的差异,即是否需要向新供应商开放。在本研究中,将针对封闭式框架协议进行重点探讨。

根据采购示范法当中规定,该框架协议程序也将分为两种:

第一种,“无第二阶段竞争的框架协议程序”即在对框架协议进行订立时,其已经具备所有条件以及采购条款的协议程序,即同一或多供应的承包商和供应商在对协议进行订立时,应完成确定的采购条件以及采购条款。该类程序同传统方式相比,所存在的区别即在一段时间内,不同项目是以分批方式采购的。现行招标模式下定价招标框架程序就是对该协议类型的实践,即采购方对具有较强通用性、较多数量、较高采购频次的物资品种,将通过技术商务评标、资质审核的方式实现供应商的挑选,在做好服务、质量以及价格等基本内容确定后对框架协议进行签订。在该阶段,虽然已经确定了协议的主要条件以及条款,虽然没有明确具体采购量,但具有预计采购量的确定。而到了第二阶段,只要对实际采购量进行明确即能够正式确定采购合同。

第二种,“有第二阶段竞争的框架协议程序”即在签订框架协议的过程中无法确定采购的实质性条款,使其在第二阶段中通过竞争逐步细化和明确。同时规定,采购实体必须在第二阶段向框架协议下的供应商发出竞争通知,通过公开招标确立采购合同,并且要邀请框架协议下所有的供应商共同参与第二阶段的竞争,以体现招标的合法性。确定供应商后,须及时发出中标通知书,以此正式成立框架协议。同时,在采购示范法当中规定,当对框架协议订立或采购合同生效时,实体需要及时做好采购合同的,列明被授予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的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名称与价格,即对框架协议招标两个阶段产生的招标结果进行公式,以此充分体现出招标投标法的公开原则。

4 框架协议招标的适用条件

框架协议招标实际是招标模式的延伸,从协议招标公告发出到协议签订,都必须严格遵循招标法律法规。但是,该方式却同传统的一对一招标方式存在着不同,对此,其在实际适用性方面与传统招标有一些出入。联合国的《采购示范法》已明确了框架协议的适用条件,即当采购实体满足以下情形时,才能够使用框架协议程序:第一,对采购标的需求在未来特定时间内预计将重复或者不定期出现;第二,根据采购标性质,在未来某一时期可能因紧急情况存在采购需求的。就目前来说,我国对框架协议招标方式还缺少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经济发展当中,已经出现了传统招标方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该种情况,则需要同国际进行接轨,在对相关规定进行借鉴、参考并同实际采购项目进行联系的基础上确定其是否能够同框架协议招标要求相符合,以此在不违背国家现行招标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框架协议招标的优势。

5 框架协议招标模式的构建

5.1 采购合同有效实现

在传统招标方式中,合同的期限即为该次合同标的履行期限,而在框架协议标当中,由于是对“一定期限”内进行的采购,则首先需要明确期限。由于其是针对一定时间内重复、零星的采购,在对有效期进行设置则需要避免时间过短,如果时间设置过短,就失去了该招标方式的应用意义,应当在时间方面给予一定的积累,使供货商虽然感觉到零星,但在一定时间内供货稳定,促进供货商参与到投标当中,进而实现强化竞争的目的。但同时,这也并非是说时间越长越好,如果有效期规定过长,可能因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带来麻烦,另外,供货商也将可能因获得较长时间供货合同而存在懈怠情况。通常情况下,一年是框架协议有效期相对合理的时间,而如果确实在采购项目方面存在特殊需求,则可以适当延长,但时限需要控制在2年以内。

5.2 中标人数量

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当中规定,对于一个确定的招标范围,仅仅需要同一个中标人相对应。而在框架协议招标内容当中,同招标人实现框架协议签订的中标人将在一个以上,即在经过框架协议招标第一阶段产生中标人实现框架协议签订之后,还需要经历第二个阶段才能够实现采购合同的签订。而如果在第一阶段,对框架协议中标人进行签订的只有一个人,那么第二阶段也将因此失去意义。对此,在实际对招标方案进行编制时,则需要做好工程实际情况的考虑,在充分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做好合适招标范围的划分。其中,以标包方式确定是较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在对标包进行划分时,需要以采购主体、生产需求以及地域范围为准保证能够最大程度满足采购需求。而从招标人管理角度看来,在不同标段中产生不同中标人,也将对未来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有利影响。

5.3 价格调整机制确定

在签订采购合同的过程中,价格无疑是最先考虑的因素。招标模式下双方必须敲定合同价款,合同一经生成就不可随意更改。而在框架协议招标模式下,在一定期限内的采购招标,由于采购的价格通常滞后于市场实际波动范围,在框架协议规定的期限内,部分物资的市场价格会出现急剧下跌或突然暴涨的情况,使得合同双方都备受困扰。为了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提前在合同当中对价格调整机制进行明确,合同双方按照双方都认可的“黄金分割点”进行约定,在物资价格发生大幅度波动后,双方可按照约定进行调价。通过该种方式的应用,则能够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进行有效预防。

6 实证研究

多乐公司是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二级子公司,多乐假日广场项目总体用地39.8万平方米,建设用地约23.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2.12万平方米,分别由奥特莱斯商业街区、高科技室内文化体验区、温泉度假酒店三部分组成。其中:奥特莱斯商业街区集中了商业零售、品牌体验、主题餐饮三大功能区;温泉度假酒店在依托现有温泉资源,将建设成以温泉休闲为主打产品,集会议、餐饮、住宿、娱乐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五星级酒店;高科技室内游乐园结合北京的地域文化及气候特点,游乐园将拟建10个大型世界先进的室内游乐项目和8个主流的室外游乐项目。

多乐项目进入运营筹备期后,多乐公司物资采购部率先对办公设备采购项目进行了框架协议供应商入围招标探索。由于办公设备的采购量大、涵盖多种品类,若以传统方式进行招标采购,势必要承担繁重的工作量。此外,办公类设备采购单价较低,市场上各品牌的商众多,其资质、市场信誉各有差异,一旦选择失误,将会直接影响后续合同的执行,甚至会拖延项目进度。假设采取框架协议招标采购,随着采购量的增加,就能吸引更多有资质、有信誉的商或制造商参与进来。招标组经过细致协商后,决定试行框架协议供应商入围招标模式进行招标采购。首先分类统计各部门业态所需多次采购的办公设备,设定一套采购标准。但是在执行中,各个部门有各自的办公习惯,对办公设备的需求必然存在差异。此r会安排专人与各部门、办公室密切沟通,形成一套统一的招标技术要求;通过招标确定入围中标人后,双方立即签订框架入围协议。招标方基于框架协议分批次向中标人采购清单,并与之签订协议采购订单。

最终,整个项目所需所有办公室设备全部通过框架协议招标模式顺利采购完成。从准备框架协议招标文件,到正式中标通知书,整个招标工作历时35天,大大节约了采购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实践表明,框架协议招标模式有助于节省时间和各方面资源,并且能帮助招标方寻找到高质量、高资质的供应商,从而确保预期目标顺利实现。从多乐项目开工建设至今,已通过框架协议招标确定了年度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劳保用品等多项大宗通用物资的框架协议供应商,涉及总采购金额达1000万余元。

7 结论

招标是现今经济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工作。在上文中,我们对框架协议招标下的创新招标模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实际招标活动中,需要能够做好招标模式的适应性分析,对满足框架协议特点的招标做好方式确定,以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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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t望,赵玉亭,王学海.一种新型的招标模式――可研设计一体化招标[J].水利科技与经济,2011(01).

[5]王t望,王学海,李敏.可研-设计一体化招标模式适用范围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0(12).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2

一、关于“中泰蔬菜水果零关税”

《框架协议》第六条规定了“早期收获”方案,即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税则》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农产品)实行降税,到2006年这些产品的关税降为零。为了尽快实现“早期收获”,中泰两国政府于2003年6月签署了《中泰关于在“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该协议将《框架协议》中“早期收获”方案所涉及的水果蔬菜类(《税则》第七章和第八章)产品提前实施零关税,而不必等到2006年。

根据该《协议》,中泰两国间的蔬菜和水果贸易自2003年10月1日起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提前实现了零关税,该项贸易自由化措施共涉及188项产品,其中蔬菜产品108项,水果产品80项。“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零关税”协议,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零关税协议”实施的情况

(一)蔬菜水果贸易出现大幅增长

2003年10月1日,中泰两国政府正式实施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 自协议实施以来,中泰两国蔬菜水果贸易增长显著,我出口额仍少于进口,但出口增长速度快于进口增速。泰国商业部外贸厅日前透露,自2003年10月1日至2004年8月1日,中泰水果蔬菜贸易泰方获贸易顺差54.75亿铢,约合1.34亿美元。据泰方公布的数字,在此期间,泰国出口至中国的蔬菜水果产品共233万吨,价值104亿铢。其中,木薯占60%,龙眼干占12%,新鲜龙眼占7%。中国出口至泰国的蔬菜水果产品共223万吨,价值49.25亿铢。其中苹果占34%,梨子占13%,香菇占6%,干果占5%。泰方出口到中国的水果蔬菜价值是中国出口到泰国的水果蔬菜价值的2倍多。

在双边蔬菜贸易额大幅增长的同时,两国蔬菜水果市场上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实践证明,实施蔬菜水果零关税,对中泰双方都有利,两国人民也从中获得实惠。

(二)零关税协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协议实施后,泰国有关部门和商界陆续反映在出口蔬菜水果贸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我对泰国出口到中国的蔬菜水果产品征收13%增殖税的做法不合理;

2.泰国蔬菜水果产品在中国通关时间及检验检疫时间长,且重复检验;

3.申请进口许可证办理时间长,有效期短;

4.取得进口许可的果园数量少。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多次约见泰国商业部谈判厅官员,对我征收增殖税及检验疫措施等做法说明解释工作,并向国内反映泰方的意见。经多次做工作,并经双方有关部门协商,现上述有关问题的反映不再如该协议刚实施时强烈,有些问题已逐步得到解决,但泰方仍希望中方尽早落实中泰经贸第一次联委会上达成的中方向泰派检验员的决定,以加速通关。

中泰率先实施“早期收获”安排即水果蔬菜零关税,是中泰两国政府为加速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而做出的重大决策。中泰“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中泰双方都有利的正确决策,实施情况也是好的,对促进中泰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如通关及检验检疫时间过长等问题,但只是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不足以影响大局。目前,双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成立工作组,就农产品预检、口岸快速通关等问题进行磋商。相信通过双方友好商谈,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一定可以继续得到很好的实施,从而为中泰乃至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解析“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

“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是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下产生的,但只限于中国和泰国之间,而不适用东盟其他国家。理论上讲,东盟某个国家是否可以单独跟中国加速降税,应当规定在《框架协议》之中,从而理所当然也就成为“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的法律依据。但是《框架协议》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定,而是在“修订《框架协议》议定书”加以说明。

为了加速实施《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中所涵盖产品降低或取消关税的方式和条件做出规定,并规定将此类协议或安排有效地附于《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各国于2003年10月7日签订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议定书”。该议定书对《框架协议》中早期收获计划的各项条款的实施给予了澄清说明;修改了《框架协议》现有的附件1和附件2的内容,以纳入中国与一些东盟成员国之间达成的早期收获协议,并增补相关的HS税号和产品描述;将适用于《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中所涵盖产品的原产地规则纳入《框架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泰国“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的生效时间是2003年10月1日,而修订议定书的生效时间是2003年10月7日。因此从严格法律意义上来讲,中泰“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并不是依据上述条款产生的法律文件。中泰“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生效在先,而允许单方面签订加速降税协议的条款生效在后,这充分体现了《框架协议》下新型区域经济组织的灵活性的特点(下文详述)。但是两者的意义都十分重大:对于“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来讲,它开辟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零关税”的先河,为10+1进程拉开了序幕;而“《框架协议》修订议定书”第二条则进一步承认了中泰“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的合法性,也为东盟内部其他国家单方面同中国加速降税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起到了加速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进程的作用,保持了新型区域经济组织的特点。

允许单方面签订加速降税协议的条款生效后,也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随意跟中国签订“零关税”。笔者参加了第十六次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在谈判现场上,许多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强烈反对中国同东盟个别成员单独签订加速降税协议。因为这样就等于中国率先将市场让给了个别国家,然其本身由于国内市场原因又不愿意加入单独加速降税的队伍中来,就是反对中国率先跟其他国家单独降税。最后成员国达成一致,即在东盟内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之下,中国可以同个别国家签订单方面加速降税协议。因此,目前来看,“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并没有像预期那样逐步扩大到大多数东盟成员国家,而仅仅是中泰和中新之间。在上述意见达成一致后,还没有第三个“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产生。以上充分体现了“协商一致”原则,我们在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四、新型区域经济组织

传统的区域经济组织如前所述有以下几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s)、关税同盟( customs unions)、共同市场( common market)和经济联盟( economic unions)。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已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合作向多样化发展,并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东盟10加3”等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组织形式、磋商机制和合作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新型国际经济组织的出现,区域组织的研究领域也在扩大。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或者说是非正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坚持“非机构化”原则。这类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没有健全的组织结构;有最终目标但没有严密的行动计划;成员自由参与,自主承诺,自主执行;没有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机构化运作方式

从组织结构上看,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一般没有常设的强有力的秘书处,个别的虽有很小的秘书处,但它既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实施与监督机构,只具有文件整理和起草的职能。每年的工作目标和进展完全取决于会议的讨论情况,没有硬性要求。

(二)开放市场的大目标明确,但缺乏统一和严格的行动计划

新型区域经济组织支持开放市场和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总方向,但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分阶段要实现的目标。而且由于各成员之间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多样性,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和速度上,没有统一的要求。

(三)以探讨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问题为主

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各成员往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各成员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立场不可能完全相同。为了避免争论和低效率,通常会讨论一些宏观性的经济政策性问题和更具全球性的经济贸易问题,而且以所有成员国共同感兴趣为前提。因此,在促进成员内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具体内容不是很多。

《框架协议》涉及的货物贸易除“早期收获”计划外,涵盖的谈判内容均是原则性规则,如:原产地规则,配额外税率的处理,透明度以及关于补贴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和基于WTO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现行规则,便利和促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和充分的保护等。

(四)坚持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没有强制性

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由各成员自主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它不同于以法律或条约形式约束成员国之间合作的一体化集团或组织,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对成员国没有硬的约束力。《框架协议》规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中,给各缔约方同灵活性,以解决他们各自在货物、服务和投资方面的敏感领域问题,此种灵活性应基于对等和互利的原则,经谈判和相互同意后提供”。中泰之间签署的“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就是在中国和泰国两国之间率先展开自由贸易,而不是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第14次谈判中,新加坡和泰国就提出在“10+1”的《框架协议》下,个别国家加速自贸区进程,不必等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贸区。而后又达成一致―――在东盟国家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加速降税进程。

(五)重视经济技术合作

传统的区域经济组织,一般把工作集中在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等市场开放问题上,较少涉及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的问题。但是,新兴区域经济组织比较关注经济技术合作内容。《框架协议》第7条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列出5个优先合作领域。不仅如此,《框架协议》还指出了加强合作的措施,如标准及一致化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非关税措施;海关合作;促进电子商务;技术转让等。

《框架协议》全部是由发展中成员构成,不是把“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割裂开而是相联系,即通过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发展成员推动“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获取经济利益上有了共同点,如此才会引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正是因为如此,发展成员在设想“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和项目之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既有利于经济合作的开展又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尔后再逐步扩大参与各方都感兴趣的其他项目和方面。

如何认识新出现的这一类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与传统的区域组织对多边贸易体制有什么影响,是学术界和有关部门注意的问题。

应该指出,《框架协议》下的自贸安排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区域经贸组织发展主要依靠三条途径:一是不断深化升级现有组织;二是扩展现有组织成员;三是缔结新的区域贸易协定。随着谈判进程不断深入,未来《框架协议》的性质也将有所变化,本文只涉及目前的状况。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3

印刷生产管理系统分析

1.流程分析

印刷生产管理系统流程如图1所示:①收集生产信息:业务部提供客户订单,订单上记录了客户需求,生产部根据客户需求从不同渠道收集生产信息,并进行汇总;②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对汇总的生产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根据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业务部提供的客户订单和企业常规计划要求制定工作单,并上报生产总监进行审批;③组织生产:生产部根据生产计划进行生产排程,并由质量部为生产提供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持,综合部保证生产原料与所需物质的供应;④生产控制:生产管理人员对生产过程、生产进度、物资供应等情况进行监督、控制与协调;⑤生产总结:生产工作按计划完成后,对整个阶段进行全面的总结与评估,并将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存档。

2.系统架构分析

本文将客户端Flex中的Cairngorm框架与服务器端的持久层框架Hibernate和容器框架Spring以及手部特征认证技术、分布式技术进行了整合,开发了分布式印刷生产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诸多优势:①从整体上看,不仅在客户端而且在整个应用系统上真正实现了MVC的设计模式,彻底做到了显示与逻辑的分离;②Flex作为客户端,具有应用反应快、交互性强、易于部署及维护等优点,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客户端资源,有效平衡系统两端的负载;③容器框架Spring拥有良好的扩展性,为Flex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使Flex可以顺利地融入到主流的开发应用中,同时为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可移植性;④持久层框架Hibernate将关系数据映射成对象,使开发者无需考虑数据库的底层以及SQL语句,加快了系统的开发速度。

在分析框架技术以及系统生产流程的基础上,本项目先用startUML5.0设计用例图,用来描述用户、需求、系统单元之间的关系,接着用axure6.5设计系统原型,然后用Powerdesigner15设计表结构以及表之间的关系,最后以Tomcate6.0为Web服务器、MyEclipse8.5为开发环境开发整个系统。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依照印刷生产管理流程,基于手部特征认证的RIA分布式印刷生产管理系统结构分为表示层(Web层)、业务逻辑层、数据持久层、数据库层,如图2所示。在分层设计中,各层提供的接口是进行层间通信的基础,遵循的原则是层间严格的独立、分离。此外,在用户登录验证模块加入基于手部特征的身份验证,保证系统的网络应用安全性。

2.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基于手部特征认证的RIA分布式印刷生产管理系统功能如图3所示,因此系统应包括以下主要功能模块:用户选项及基于手部特征的身份验证、基础数据、工作单管理、生产任务排程、生产日报管理、采购管理、仓库管理、质量管理等。

在此系统中,Java作为服务器端,整体上实现了业务与数据相关操作的分离。Flex的Cairngrom MVC框架作为项目的客户端,将数据的显示与处理分开,如图4所示,View(视图层)负责read(读取、显示数据)和Dispath event(派遣事件);Controller(控制层)的Command通过execute方法接收事件,执行相应的操作;Model(模型层)存储的数据通过Command来Update(更新)。客户端整体遵循MVC设计模式,提高系统开发效率、质量以及代码的重用性。

3.基于手部特征的身份验证

手部特征身份验证的集成框架的基本原理为:框架分解为一个认证管理器和若干认证服务提供者,形成一个以令牌认证为中心的两层结构,如图5所示。认证管理器负责令牌认证,各个认证服务提供者则分别负责不同的生物认证以及传统的口令认证。为了把口令认证、令牌认证与手部特征认证技术集成起来,我们设计了一个用于支撑整个框架的认证协议,使得认证管理器可以在认证服务提供者的支持下同步完成令牌认证与各种生物认证。集成框架的支撑协议是一种非对称型挑战应答协议。该协议既可以采用公钥加密技术,也可以采用数字签名技术。

本系统以作者多年来开展的掌纹识别研究成果为基础,出于对系统安全性、可行性及经济性的考虑,设计实现了一种基于手部特征认证的解决办法。身份验证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6所示。

在实际验证设计中,本系统采用手型与掌纹识别相结合的验证方式。客户在远端输入自己手掌的同时,系统会将操作者的手型和掌纹拍摄下来,一起传输到服务器中,在事先采集好的特征库中进行检索,如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则验证通过,否则验证失败,具体身份识别过程如图7所示。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4

「关键词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

一、能力框架研究的意义

职业会计师承担着公众责任,职业会计师的资格标准是会计师团体与公众的一种社会契约,该契约在委托职业会计师履行特殊职能的同时,约定了他们必须具备某种最低资质。公众希望职业会计师能胜任其职能,职业会计师如果职能履行不当,公众将付诸诉讼甚至寻求其他外部力量支持,这将严重威胁到会计的职业地位,因此研究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有战略意义。

成为职业会计师要经过院校学习、工作经历、职业资格准入和后续教育等阶段,但一直以来我们更着重资格审核,这导致既使他们通过考试或资格审核,也无法确定他们能否独立、高效地履行一项职责。而基于胜任能力的方法(Competence-based approach)则着眼于职业会计师是否具备按既定标准履行职能的胜任能力,强调以职业需要为导向设计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并贯彻于职业会计师培养及评价的全过程。

1.在院校教育阶段,能力框架使高校教育与实际工作需求联系更密切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的,高校所传授的知识只有与工作环境相联系才有助于未来职业发展。目前高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考核方式教条,学生穷于应付条条框框。能力框架可以为高校教育提供指引,使其关注市场需求,以能力为导向调整培养方式:在教学方式上采用更多案例,或模拟工作实验;在考核上,更多地以实务为背景;在课程设置上,以适应实际工作需求的知识和技能为基础。

2.在工作阶段,能力框架可成为职业手册

能力框架来自于对真实工作的考察,区分不同层次、不同专长,对每一项职能均有详细说明。对照能力框架,从业者可以找到差距及需强化的领域,平衡发展知识与技能,个人能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提高。对于担任高级职务的会计师而言,可借助于框架对所管辖领域进行职能界定,能力框架是他们最好的手册。

3.在准入阶段,胜任能力为制定准入标准提供了指南

严谨的准入标准是职业会计师承担社会责任的保障。制定标准的权利属于监管机构或职业团体,为避免标准形同虚设,他们必须审慎制定标准。基于胜任能力的方法能更有效地判定从业者是否具有潜在的职业素质。例如,资格考试以能力为基础更能体现工作的需求,从而更能为公众所信赖。

4.在继续教育阶段,能力框架为课程设置打下基础

课程设置对后续教育甚为关键,课程设计者可以根据能力框架,推定工作岗位所需具备的知识和其他技能,形成更为相关的知识大纲。通过跟踪环境的变化,课程设置还可兼容当前和未来会计师的需求。

此外,能力框架为职业界与外界沟通、协作提供了便利,外界可据以了解职业会计师的工作范围和能力要求;不同国别的职业团体之间,可以比较能力的差异而互相促进;会计职业的法规建立在诸如胜任能力等客观和透明的标准基础上,有助于推进国际会计服务的自由化进程[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1999].由于能力框架的上述重要意义,各国的监管机构或职业团体对其甚为关注。

二、国外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研究综述

1.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就开始了会计人员能力的研究,并于1967年了《职业知识框架》。1968年,AICPA的Beamer委员会了《会计职业的院校教育准备》,此后两次更新,对美国的会计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1986年,针对会计教育无法满足社会要求的现状,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了《未来的会计教育:为日益扩展的职业做准备》,倡导大学教育应强调技能的培养。为响应AAA的报告,当时的“八大”于1989年联名了《教育的视野:会计职业成功之能力》,提出了注册会计师所需具备的能力和知识框架,同时资助AAA成立了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AECC对800名会计师进行了调查,于1990年了《会计教育的目标:第1号立场申明》,指出会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未来成为专业人员应有的素质,并认为成功的会计人员应具备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决策能力、基础知识(会计、审计和税务)、经营知识、职业道德及领导能力。AICPA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愿景项目(Vision Project),该项目从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人力资源和规范等因素人手,归纳出注册会计师的核心价值、核心服务及核心能力。在此项目基础上,AICPA于1998年了《新财务职业的能力模式》。1999年,AICPA了在线的胜任能力框架一《进入会计职业的核心胜任能力框架》,该框架包括了会计行业普遍适用的能力,并为会计教育由知识型向技能型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财务经理协会(FEI)的支持下,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于1999年采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管理会计领域过去发生、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其成果反映在《哪些更重要,哪些不重要:1999管理会计实务分析》。在内部审计方面,美国内部审计协会(IIA)于1999年推出了《内部审计能力框架》,该书从全球内审职业、内审知识、职业未来、最佳实务、胜任能力及胜任能力评价等角度,分析了能力发展的要求。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ICAA)、注册会计师协会(ASCPA)与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联合发起了职业会计师胜任能力的研究,其最终成果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职业会计师基于胜任能力的标准》(又称Birkett报告)。该报告的重要性为各职业团体所认可。此后,ICAA与ASCPA专门针对注册会计师的能力进入了深入研究,并于1999年了《注册公司审计师能力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C以)于1986年就开始运用基于胜任能力的方法研究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框架,并于2000年了《加拿大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框架》。CGA的“能力表”列示了各领域职业会计师所需的147项能力。1996年,加拿大成立了跨协会的愿景研究工作组,基于工作组的研究,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于2001年了《特许会计师能力图》,此后又于2003年了《候选特许会计师能力图》。

英国的政府文件(如国家职业标准)早有要求建立与工作业绩相联系的胜任能力框架。1998年,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ACCA)了《职能图:胜任能力框架与会员胜任能力》。

南非政府颁布了《南非资格法案》,并制定了“国家资格框架”。框架要求所有资格标准必须以业绩结果为基础,所有以胜任能力为基础的标准必须由相关部门拟定。会计职业团体已组成“标准建立组”,研究会计师的能力框架。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在1996年了第9号国际教育指南(IEG9,修订版):《预备教育、专业胜任能力评价及职业会计师的实践要求》,提出会计教育应使会计人员具备持续学习的技能并能适应环境变化;2003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了集大成的《成为胜任的职业会计师》(基于1998年与2001年征求意见稿)。该报告系统介绍了各国能力框架研究的成果,分析了能力框架研究的方法,并倡导各监管机构或职业团体采用基于胜任能力的方法。针对管理会计师的能力需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属的财务和管理会计委员会(FMAC)于2002年了第12号研究报告:《管理会计实务及管理会计师的胜任能力档案》。

“认识到提高会计信息披露和审计的质量要求取决于合格职业会计师的存在,以及对各国职业会计师资格要求进行协调的重要性”,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组于1999年了《职业会计师资格要求国际指南》,以IFAC的IEG9为基本框架,向各国推荐关于职业知识教育的大纲。

2.研究方法

Hager,Gonczi和Oliver(1990)将职业胜任能力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一是从工作角色的角度分析职业,然后按任务或子任务细分;二是分析职业人员个体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或职业态度;三是在真实工作环境中,考虑表现结果,分析需投入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财务和管理会计委员会将第一种方法称为功能分析法或业绩结果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均采用了这种方法。该委员会的第12号研究报告是功能分析法的典范,该报告对能力的研究始于对管理会计职能的剖析,将管理会计职能置于管理流程中考察,根据其在管理流程中的角色定位,将其分解为方向设定、变革和设计、业绩计量和控制、职能管理、环境管理等5个胜任单元,进而将五个胜任单元继续分解为13个胜任元素,再将13个胜任元素细化为69个流程,结合每个经营流程,针对13个胜任元素建立业绩标准,用以衡量胜任元素的执行结果。功能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冗长的能力列表给实施带来困难。同时,功能法对许多功能的细分比较主观,因为往往一项工作是多种功能组合的结果。

第二种方法基于能力投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称之为能力法。胜任能力是能力投入的结果,能力的培养对于工作的胜任起了决定作用。这种方法主要被美国采用,IEG9也沿用了该方法。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的《管理会计实务分析》采用了能力法,它将胜任能力定义为知识、技能和能力组合(KSA),并分12类列示了162种能力组合。能力法的缺陷是脱离实务,研究出的个人能力无法有效地与业绩评估相联系。同时,这种方法可能会漏掉重要的能力要素。

第三种方法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所倡导的方法。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认为上述两种方法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它建议,基于胜任能力的方法应该将会计课程设置与工作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分析工作中的角色,职业团体可以向后推导这些角色所基于的知识和能力(IFAC,2003)。大多数监管机构或职业团体意识到采用单一方法的局限性,并逐步采用功能分析法和能力法相融合的方法。

3.研究结果

对于能力框架的研究者而言,职能定位与能力构成至关重要。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献加以比较。

(1)职能定位

ACCA的职能图定义了4大关键领域、13项关键角色及41个职能组。4大领域及各领域的角色分别为:会计与财务管理、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与筹划、资源管理。

AICPA在《新财务职业的能力模式》中区分了内部审计、法定财务报告与会计原则、财务分析、控制环境、预算预测与业务筹划、成本管理、税务、现金管理、人力资源以及信息技术等10项职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职业会计师基于胜任能力的标准》中划分了7项职能,包括审计、对外报告、管理会计、税务、理财、管理以及清算与重组。

IMA在《1999管理会计实务分析》中将会计职能划分为9个模块:一般会计、管理和成本会计、业务规划、业务分析和决策、控制、理财和现金管理、税收、组织变革和发展以及行政管理。

(2)能力构成

英国资格和课程委员会(QCA)定义了对所有职业通用的7项核心能力:算术、交流、IT技术、问题解决能力、个人技能、协同工作能力、提高学习和提高业绩的能力。

AICPA愿景项目认为,注册会计师应具备5种核心能力,包括交流与领导能力、战略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对消费者与客户和市场的关注、综合信息的演绎能力、技术能力。AICPA在《进入会计职业的核心胜任能力框架》中列示了3种能力,包括职能性胜任能力(决策模型、风险分析、计量、报告、研究及运用科技强化职能的能力)、个人胜任能力(职业风度、问题解决与决策制定、协作、领导、交流、项目管理及运用科技强化个人能力的能力)和广泛的经营视野(战略及批判性思维、行业或分部的视野、全球或国际视野、资源管理、法律及规章视野、市场和客户关注度以及运用科技强化经营视野的能力)。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职业会计师基于胜任能力的标准》中列示了人际技能、组织技能、分析与构造技能以及理解技能。

CGA的能力表列示了4个方面的能力:技术知识(财务会计与报告、管理会计、理财与财务规划、一般商业知识、IT知识、税务)、一般管理(计划、分配与管理资源、计量与监督、交流)、领导能力(组织与战略领导、团队领导与建设、员工训练)和职业观(关注客户、伦理与诚信、整合方法、问题解决、职业发展、职业自评)。

CICA在《特许会计师能力图》及《候选特许会计师能力图》中,认为特许会计师通用的胜任能力包括道德行为和职业观(如保护公众利益、正直与公正、独立、保密等)、个性特征(如自我管理、创新、适应能力等)及职业技能(生成计划和信息、检验计划和信息、交流、问题解决等)三部分。然后,CICA划分了特许会计师的6个胜任领域:组织有效性与控制和风险管理、财务、税收、业绩计量、鉴证、信息及IT等。

IFAC在第12号研究报告中将技能分为两类,即感知技能(技术技能、分析与设计技能及理解技能)和行为技能(个人技能、人际技能及组织技能)。在IEG9中,IFAC(1996)认为能力来源于知识、技能和职业价值观。知识包括一般知识、组织行为与经营知识、会计和会计相关知识以及信息技术;技能包括智力、人际关系能力及交流技能;职业价值观指职业会计师所需具备的正直、客观、独立、遵守职业道德、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终身学习等品质。

在总结各职业团体研究经验的基础上,IFAC(2003)建议,与职业会计师相关的核心实务领域至少应包括财务会计与报告、审计与鉴证(内部和外部)、管理和成本会计、税务、财务管理、一般管理、IT技术、公司治理与伦理,职业团体也可视具体情况向现金管理、清算与公司重整、财务分析、组织与物流、公司理财、经管责任与控制、股东报告、战略规划与决策支持等方向拓展。与核心实务相关的核心知识是胜任能力的基础,要达到既定业绩目标,职业会计师至少还需具备一些素质,如正直公正、行为技能、广阔的经营视野、职业技能、技术水平及智力等。职业团体可扩展能力需求,如分析技能、问题解决技能、人际和交流技能等。除了核心知识之外,职业会计师至少应具备法律、经济、数量方法、营销和行为科学等相关知识。

三、我国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研究现状及改进

1.我国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研究现状

许多学者研究了我国的高等会计教育问题。王光远等(1999)、李心合(1998)分析了我国高等会计教育的目标。石本仁(2000)分析了会计教育的现状以及知识经济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刘兴云等(1996)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会计教育的差异。周齐武等(1997)分析了我国高等会计教育存在的弊病。袁广达(2003)对入世后我国会计教育的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综合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我国的高等会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脱离实际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会计的高等教育已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培训方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了《职业后续教育基本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不断接受后续教育,并逐步建立了分层次的培训体系,但到目前为止,后续教育仍然缺乏能力框架的支持。对于在工商、事业及政府部门从业的会计师,监管机构或职业团体并未要求强制后续教育,后续教育也未成体系。国家会计学院的成立为会计职业培训做出了贡献,但到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培训战略和课程设置。多数民间培训机构则处于低水平的模仿阶段。

在资格准入方面,我国的会计资格考试包括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统一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作的需要,但总体而言还是以知识(知识体系偏重会计)为导向,未必能考核真实的胜任能力。

加入WTO使我国的职业会计师行业壁垒消除,提高我国职业会计师胜任能力已刻不容缓。而我国会计的高等教育、职业会计师的考核和后续教育均缺乏职业能力框架的支持。因此,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2.我国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研究的改进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我国会计人员能力框架分为注册会计师能力框架和学位会计人员能力框架两大分支。其中学位会计人员能力框架还可分为会计岗位资格(总会计师、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会计部门负责人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高级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和会计从业资格的能力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可采用功能分析法和能力法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这一方法形成的能力框架一般有机地结合了4个方面的职能:需要执行的任务(职能)、所执行任务的环境、特定的业绩标准、完成一定业绩标准所需的能力或个性特征。对职能的研究可以采用访谈、问卷调查、实验室(如模拟工作环境)、直接观察(如公司调研)等方式。这些实地研究可以与规范演绎相结合,业绩标准的建立可以寻求专家支持,能力的界定则可结合实地调研、文献检索与专家咨询来进行。

3.实施建议

能力框架的有效性取决于实施效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如果监管机构或职业团体能制定自己的资格标准,那么这些能力框架的研究更容易得到运用。我国的职业能力框架研究有负责资格评价的权威部门参与,这对能力框架的实施将起到促进作用。但框架的实施将带来会计教育和考核体系的变革,不免会遇到阻力,政府和职业团体必须有相当的决心促进框架的实施。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1996)提出,会计教育和实践的目的是培养胜任的职业会计师。没有完整的能力框架,就不会有适当的会计教育、准入标准和后续培训体系,也就不利于职业会计师的培育。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经济实体,职业会计师在经济中的作用日渐重要。因此,在我国研究和实施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意义重大。

主要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职业会计师资格要求国际指南,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秘书处译,中国财经出版社,P3~11

袁广达。2003.人世后中国高等会计教育的改革。会计研究,3

王光远、陈汉文、林志毅。1999.会计教育目标之我见。会计研究,9

石本仁。2000.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与中国会计教育的转向。会计研究,9

李心合。1998.论会计教育目标。会计研究,3

周齐武、钟西飞、吴安妮。1997.中国会计教育与研究之我见。会计研究,11

刘兴云、汪平、孟凡利。1996.中西会计比较研究。会计研究,6

AICPA.1999.Core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Entry into Accounting Profession. New York. www. aicpa. org.

Australian society of CPAs and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Australia. 1999.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Registered Company Auditors (draft)。 www. cpaaustralia. com. au.

CICA.2001.The CA Competency Map.Toronto.www.cica.ca

ACCA.1998.Functional Map: Competency Frameworks&Membership Competence.London.www.accaglobal.com.

IMA. 1999.Counting More, Counting Less: Transformations in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ofession, the 1999 Practic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www. imanet. org.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2000.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Internal Auditing. Attamonte Springs. Florida. www. theiia. org.

Hager,P.,Gonczi, A. and Oliver, L. 1990. Competency- Based Approaches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Bezzina, M. and Butcher, J.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IFAC.2002.Study 12: Competency Profiles for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Practitioners. New York. www. ifac. org

IFAC.19%.IEG9: Prequalification Education,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New York. www. ifac. org.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5

关键词:科学 理性 采购 框架协议 供应商

科学理性采购是中石化2010年开始推行的物资供应采购最新理念,该理念以确保“安全供应、及时供应、经济供应”为出发点,以实现“采购物资性能价格比最优、供应总成本最低”为落脚点。但要真正做好科学理性采购,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与提高:

1.科学编制采购计划

物资采购计划是物资供应工作的龙头,也是抓好物资科学供应工作的鼻子。作为物资采购的发起和依据,物资采购计划的编制一定要科学、准确,强化采购计划的监管,既是规范物资采购的需要,又是从根本上消除积压物资的需要。企业要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最佳经济采购量,石油石化企业都连续性作业,物资没有储备或者低于最低安全储备,不利于降低采购成本,反而可能因为停工造成增加采购本。然而采购计划量过大或者不准确,不但会占用储备资金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迅速的贬值,从而产生库存,加成本。所以要真正实现科学理性采购,首先要加强物资需计划的管理,让物资需求计划的编制做到科学、准确、并具有预见性。

要保证采购计划编者的科学,需要做到采购计划由基层使用部门发起,专业技术部门层层把关、部门领导层层审批、再到采购部门平衡利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增减后上报上级领导审批后执行,也就是说科学的采购计划是要使用单位、生产部门、采购部门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完成的,否则无法实现科学理性采购。中石化“物资供应储备管理责任”的重新界定就是要求加强采购计划编制的科学性,目前主要问题是解决如何对采购计划的科学性、准确性进行考核。

2.加强采购成本分析和采购策略的研究

广泛的市场调研和价格成本分析是科学理性采购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市场繁荣发展的今天,作为采购原则是再也恰当不过的。近年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以及相关经济政策的影响,石油、煤炭、钢材、有色金属、化工原辅料等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频繁,对合理确定相关产品采购价格、降低采购风险带来了困难。为准确地把握相关物资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降低采购中存在的价格风险,通过对重点产品成本构成进行分析,掌握原材料价格与产品价格的对应关系,稀释了市场风险,使采购人员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有效控制供应风险,提高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从物资质量角度讲,物资质量是企业本质安全的重要部分,而产品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材料和外协件的质量。通过成本构成分析,一方面能够防止采购价格过高,同时可以有效避免供应商之间恶意竞争带来的质量风险。

供应总成本最低、性能价格比最优是科学理性采购的具体体现。供应总成本最低的基本思想是追求物资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成本最低,要求企业物资采购不片面追求采购成交价格最低,而是要综合考虑采购价格、物流成本和使用维护成本等总体成本最低。因此在进行成本分析时,要从产品原材料构成、人工成本、技术成本及交货、运输、付款、售后服务以及实际使用和维护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同类产品的综合分析或投入与产出效果比较,实现供应总成本最低。

科学理性采购要求企业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场和需求,更好地把握市场供需变化和价格走势,更好地把握采购工作的主动权,将工作重心由具体业务操作转移到对整个物资采购过程统筹安排、管理控制上来。围绕物资市场信息、需求规律、成本分析、谈判策略、过程控制等内容,逐步建立各类物资采购方案和手册。根据采购物资不同的使用特性、资源分布、生产周期等情况,实施差别化采购策略,努力实现采购效益最大化。

3.加强框架协议采购力度

框架协议采购模式是一种高效、先进的采购方式,经过几年来不断地规范,目前已成为石油石化企业最主要的采购模式,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最为主要的手段,框架协议采购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3.1提高了采购业务的管理水平和采购效率。在框架协议采购模式下,采购人员改变了以往一单一询、单纯比价的一般采购业务操作方法,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需求研究、市场研究、采购策略调整和供应商队伍优化上来,实现了采购业务从“操作型”向“管理型”的转变,同时减少了大量重复性工作,大大节约了采购时间,切实提高了采购业务管理水平和效率。

3.2节约了采购资金和费用。框架协议采购整合了企业内部需求,发挥了规模优势,从而获得了更为优惠的价格,节约了采购资金和费用。

3.3降低了采购风险。石油石化且也是高危企业,对采购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在框架协议采购中,供货商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销售量,这对于该企业产品的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保证作用,从而降低了我们的采购风险。

3.4优化了供应商队伍结构。企业圈定框架协议拟选供应商的主要依据就是对他们的整体实力考评结果,通过定期考评,反复筛选,在逐渐淘汰整体实力弱的供应商的同时,也和较好的主力供应商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逐步筛选出了一批值得信赖的战略供应商,增强了物资供应的稳定性

3.5有利于合作共赢。通过框架协议,企业获得了优质的价格和满意的物资,而供货商占据的共夺得市场份额,获取了长期的供货合同,双方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关系,供货商也能为企业提供更为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

综合以上几点,框架协议采购顺应了企业建立战略供应关系的趋势,在今后的采购方式中还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4.强化供应商管理,完善供应商业绩引导订货机制

供应商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资源,实践证明,实现与优秀供应商的合作,是保证安全、及时、经济供应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必由之路。供应商管理控制是企业安全供应、及时供应、经济供应的关键环节,企业应按照“有序竞争,合作双赢”理念,不断改善和加强供应商管理,增强对供应商的掌控能力,完善供应商业绩引导订货机制建设,从源头上把握采购主动权。主要要做到以下几点:

4.1完善供应商动态量化考核机制。量化考核内容要进一步科学化,要按照“质量、成本、交付、服务“并重的原则,要能准确反映供应商的综合实力、产品质量、与企业的配合、交货进度、售后服务等多方面情况,精确判断供应商的绩效和价值,采取“一单一评”的方式对供应商实施动态量化考核。每年根据物料分类考核结果进行排序将供应商分为ABC三级,并明确在今后的采购业务中优先考虑A级供应商,从而确实起到扶持培育优秀供应商、警告淘汰业绩差的供应商的目的。

4.2强化供应商准入管理。要从源头控制供应风险,通过现场考察、资格预审等手续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产品供应商入网,并实行严格的供应产品目录制,突出供应商的核心业务,尽量杜绝“万能供应商”。对生产建设所需的关键设备、大宗材料等规定必须通过生产商进行采购,即降低了成本,也保证了质量。

4.3严格供应商选择。首先必须做到严禁网络外采购,尽量通过公开竞争选择供应商,公开竞争原则上选择三家以上装备水平、产品性能、售后等相近的供应商参与竞争,在确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前要从资信程度、产品质量、供货能力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风险评估,作为选择使用供应商的依据,从而真正做到科学理性采购。

4.4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合作。通过加大现场考察力度、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增强供需了双方的相互信任、了解和沟通,进一步促进了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要真正实现科学理性采购,我认为除以上几点需要加强外,采购人员的本身素质也需要提高,采购人员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采购员身份,而是要成为物资采购的专家,既要学习借鉴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论,又要掌握采购物资的性能、标准、成本,还要把握分析市场行情,了解生产的实际需要,掌握物资消耗规律,建立科学的储备定额,做到适时、适质、适量、适价采购。实现采购商务与技术的无缝链接。采购专业管理人员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物资供应方式和方法,并把之提炼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拓展采购管理的内涵和广度,最终建立起科学理性采购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马倩.框架协议招标与战略供应商的选择,石油石化物资采购.2011-07

[2]唐林.浅谈企业物资供应闪给管理,石油石化物资采购.2011-03

作者简介: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6

[关键词]粤港合作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性质 法理分析 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0.1;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6―0038―07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是我国内地省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首份综合性合作协议,在《框架协议》的序言中,明确表明此协议是“为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CEPA协议),促进粤港更紧密合作”,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一致制定的。可见,《框架协议》是以《规划纲要》和CEPA协议为订立基础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分析,《规划纲要》难以成为《立法法》所确定的法律渊源,CEPA协议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也不甚明确,从而使得明确确定《框架协议》的法律性质、定位及其效力受到影响。为促进《框架协议》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必要从法理上重新评价《规划纲要》和CEPA协议的性质,进而明确《框架协议》的性质与效力,并针对在这一问题上现行法的缺失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一、《规划纲要》性质与效力的法理分析

首先,《规划纲要》不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法律文件。《规划纲要》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出发,为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增创新优势,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特别为该地区制定的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前言明确指出:“该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是,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本规划纲要是指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和编制相关专项规划的依据。”显然,国家发改委是将《规划纲要》作为国家指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08―2020年这一特定时期的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文件。然而,依据我国《立法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目前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依据该法第56条、第71条和第73条的规定,我国的行政法律规范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存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章。此外,根据《立法法》第71条的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外,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机构制定行政规章的依据还包括国务院的决定和命令,则国务院的决定和命令这两种不属于《立法法》第2条规定的法律形式的规范性文件,由此也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显然,我国有权制订和行政法规、规章的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多。此外,由于《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内容和制订、程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即使是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的文件也不属于行政法规或规章,《规划纲要》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范例之一。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只能由国务院制订,《规划纲要》的制订机关是国家发改委,该文件显然不可能是行政法规。尽管依据《立法法》国家发改委有权制订部门规章,但国家发改委制订的文件并不都是部门规章,要成为部门规章这一行政法律规范,该文件在内容和制订、程序上必须符合《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立法法》第6条规定了立法文件应具备的基本内容:“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但《规划纲要》既没有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设定权利与义务,也没有为国家机关设定权力与责任,完全不具备法律规范应有的基本内容。从程序上看,《立法法》第76条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而《规划纲要》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名义直接的。可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规划纲要》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程序方面,都不符合部门规章的立法要求,该文件不属于部门规章,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其次,《规划纲要》属于行政指导性文件,不应具有法律强制力。尽管《立法法》对行政立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但为了确保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实施,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具有行政立法权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不具备行政立法权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制订了大量的行政措施等行政管理文件,这些文件虽不属于行政法律文件,但在制订机关的管辖范围内被普遍适用,是我国各级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工具。由于《宪法》和《立法法》对此类行政管理文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我国行政法学界通常将之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除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由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作的所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书面文件。所谓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指此类文件相对于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言,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其典型特征在于制订该文件的机关不具有立法权或有立法权的机关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制订该文件。实践中往往将此类行政管理文件简称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按不同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可分为四种类型:行政创制性文件、行政解释性文件、行政指导性文件和行政告知性文件。其中,行政指导性文件是指行政主体对不特定的多数相对人实施行政指导时所形成的书面文件,也是一种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没有强制力。行政相对人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在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盐野宏把这种行政指导性文件称为“指导纲要”。“指导纲要可以在地方公共团体层次看到实例,从概念上说,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指导纲要,也是能够成立的”;“现实中的行政指导实际上是按照纲要实施的”。

总之,《规划纲要》是国家发改委基于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目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 发展实施行政指导所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其详细规划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08―2020年期间的具体发展方向,但没有规定各地政府机关不服从其行政指导时的行政处罚措施,是典型的行政指导性文件,不应产生法律强制力。

二、CEPA协议性质与效力的法理分析

首先,在国际法上,CEPA协议是我国一国下的不同单独关税区之间订立的经贸合作协定,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但不属于国际条约。内地与香港缔结CEPA协议是两地政府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在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框架内为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作出的特殊安排,无论在WTO中还是在中国国内,这一合作形式都是一种创新。由于WTO的成员资格实质上是以关税区而不是以国家为适格条件,香港和澳门早在1995年就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成为WTO的创始国。在CEPA中,“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是指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税领土、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税领土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全部关税领土。由此,CEPA实际上是WTO的两个正式成员之间的经贸合作,CEPA关于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规定必须符合WTO法的相关规定,WTO的其他成员方也负有基于世贸组织规则尊重CEPA之义务,因此CEPA也就具有了国际法上的拘束力。但因国际条约必须是由不同国家之间、隶属于不同国家的非实体之间或一国家与另一国家的非实体之间缔结的协定,香港作为中国的非实体,它与外国之间或与外国非实体之间缔结的协定属于国际条约,而它与中国国家主体之间或中国其他非实体之间缔结的协定则不属国际条约,而是一国国内的区际协定。需要强调的是,CEPA的性质不同于香港与内地签订的一般的区际协议,其并不类似于国际私法中的国内“区际”,这里是在WTO框架内的“单独关税区”的区际,其更多是适用WTO的协议规则,因此,不能简单用国内法的思维来定位和解释CEPA的性质。换而言之,CEPA是我国不同关税区之间订立的经贸合作协定,其中与贸易相关的约定需遵守WTO规则,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但它不属于国际条约,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仅仅基于不同法域所形成的国内区际协议。

其次,从现行同内法来看,商务部代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缔结CEPA协议的行为面临良性违宪的尴尬,致使CEPA协议的效力被质疑。CEPA协议是商务部代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经贸主管机构签订的经贸合作协定,从形式上看,其缔约主体分别是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贸事务行政主管机构,因此,CEPA协议是内地政府与香港政府之间缔结的经贸合作协定。由于目前我国国内法上没有关于内地与特别行政区缔结政府间合作协定的相关规定,使得CEPA协议在现阶段难以成为内地法的法律渊源。

商务部代表内地签约的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商务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2条第12项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商务部负责拟订并执行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经贸政策、贸易中长期规划;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经贸主管机构和台湾授权的民间组织进行经贸谈判并签署有关文件;负责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商贸联络机制工作;组织实施对台直接通商工作,处理多边、双边经贸领域的涉台问题。然而,依据《宪法》第89条第3项的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应由国务院规定。从性质上说,国务院办公厅只是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机构,其作用主要是充当国务院领导的参谋助手和国务院的运转枢纽。而国务院各部委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其任务和职责依宪法规定应由国务院作出规定,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国务院行使相关职权,这一做法显然违反了宪法的相关规定。此外,由于国务院办公厅规定各部委职责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即使其的文件已经国务院批准,但因其不具备此类文件的主体资格,该行为自始至终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则从法理上分析,国务院各部委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的职责,各部委依照国务院办公厅规定的职责范围从事的履职行为在客观上都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面临良性违宪的尴尬。显然,商务部副部长依国务院办公厅规定的商务部职责代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经贸主管机构(即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负责人签署经贸合作文件――CEP协议的行为已经面临良性违宪的尴尬,致使CEPA协议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也因此存在质疑。

三、《框架协议》性质与效力的法理分析

首先,《框架协议》是政府间合作协定,既不同于内地各省之间缔结的政府间合作协定,也不同于CEPA建立的一国之内不同单独关税区之间的政府合作协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进行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逐渐使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利益的主体,该变革不仅使中央与地方这一纵向的政府问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在传统体制下被阻隔的政府间横向联系变得日益密切。”政府间合作协定正是在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过程中产生的。1992年建立的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的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是我国第一个区域合作协调机构,为推动和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1997年经15个城市协商一致,将该组织升格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在我国开创了以政府间合作协定加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先例。此后,我国内地各地方政府之间开始采用各种形式进行区域合作,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政府间合作,如高层领导联席会议、城市政府联合体、区域内经济贸易协调会、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联合等,这其中既有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省际或市际合作,也有不同级别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最为典型的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其成员既有省级直辖市如上海,也有省会城市如南京、杭州等,还有地级市如苏州、宁波等;既有双边合作,也有多边合作。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双边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形式。该合作机制建立于1998年,是内地省级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建立的第一个高层次、经常性的协调组织机构。此次粤港两地政府缔结的《框架协议》是两地政府为落实CEPA协议,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粤港深度合作所缔结的协议,其法律性质与此前内地各省之间缔结的政府间合作协议有所不同。由于香港是单独关税区,也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粤港之间的合作协议是不同级别不同法域地方政府之间缔结的合作协定,既不同于内地各省之间缔结的同一法域内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也不同于美国等联邦制国家内同一级别不同法域地方政府之间缔结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协定,是一国之内不同级别不同法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缔结的区际政府问合作协定。在适用法律方面,广东省作为内地的一个省份,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缔结的《框架协议》既不能违反内地的相关法律,也不能违反香港的相关规定,其中与贸易相关的内容还不能违反WTO的相关规则,而内地各省之间缔结的省际合作协议只要不违反内地的相关法律就可以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框架协议》与CEPA协议在性质上虽然都是国内不同法域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缔结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协定,协议中与贸易相关的内容都受WTO相关规则的约束,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如前文所述,CEPA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区际政府间合作协定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与内地属于同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法域,但由于香港与内地都是WTO的成员,在WTO中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该协议中与贸易相关的内容必须遵守WTO的相关规定,因此,CEPA协议是在WTO框架内的不同关税区之间形成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协定,在法律适用方面也更多地考虑WTO的相关规则,从而令这一合作形式与传统上的仅仅基于不同法域所形成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协定有着很大的不同。《框架协议》是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由于内地与香港同是WTO成员,而广东是内地的组成部分,WTO规则由此具有了对《框架协议》中与贸易相关的内容的法律约束力,但广东省作为《框架协议》的缔约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WTO的成员资格,这是《框架协议》与CEPA协议在缔约主体身份方面存在的根本区别。此外,由于《框架协议》是粤港两地为落实CEPA协议、促进两地更紧密合作而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因此,CEPA协议是《框架协议》订立的前提和基础,二者地位不可混同。

其次,《框架协议》因法律依据上的欠缺,妨碍了其法律效力的产生。如前所述,《规划纲要》和CEPA协议是《框架协议》订立的基础,而根据现行内地法律这两份文件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不能成为《框架协议》订立的法律依据。加之,粤港两地政府订立《框架协议》的行为本身并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从而使该文件很难成为国内法渊源。我国《宪法》第89条第4项规定:“中央政府(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简称《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务;(《宪法》第107条、《地方组织法》第59条第5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宪法》第108条,《地方组织法》第59第2、3项)可见,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只授权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对于地方政府能否自主缔结跨行政区划的合作协定,以及缔结协定的权限、程序及法律效力等问题,都没有任何规定。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没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各省之间缔结区际合作协定的权限作出规定。这一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内地已经大量存在的政府间合作协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难以成为法律渊源,无法产生法律效力,《框架协议》也不例外。

四、明确CEPA及《框架协议》的性质与效力的立法建议

作为依法行政原则组成部分的法律保留原则认为,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这正是致使CEPA协议及《框架协议》在内地法律效力受到质疑的原因所在。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都没有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缔结政府间合作协定的权力,《立法法》上也没有对政府间合作协定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地方政府间的缔约行为缺乏法律授权,其行为的法律效力自然受到影响。从我国实践来看,地方政府缔约权的适宪性及适法性的缺失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瓶颈。要改变政府间合作协定在我国所面临的法律困境,首要的是解决政府间合作协定的法律依据问题。

美国宪法中的“协定条款”及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制度可为我国解决政府间合作协定的法律依据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州际协定的法律基础是《联邦宪法》第1条第10款第3项的“协定条款”(Compact Clause):“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盟约”,这一条款表明,美同宪法允许各州在国会同意的前提下缔结协定,赋予各州间缔结州际协定的权力。州际协定对成员州的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经国会批准的州际协定既是成员州的法律,也是它们之间的契约,其效力如同国家之间的条约,相关的州和公民都要严格遵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州际协定的终极解释权。1938年“欣得里德诉拉普拉塔&切利河灌溉公司”案中州际协定被定位为州法,但1981年的“凯勒诉亚当斯”案的判例中,联邦认定了“国会的批准将州际协定转变为合众国的法律”,从而确立了经国会批准的州际协定属于联邦法律的观点。“州际协定既然是联邦法律,自然要服从联邦的解释”,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其终极裁判者的地位,剥夺了各州法院在这个领域中解释本州宪法的绝对权力,州际协定是否违反成员州的宪法、是否与成员州的相关法律冲突,要由联邦最高法院做最终的裁决。联邦最高法院这种权威阻止了不少成员州单方面放弃协定或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行为,有效确保了州际协定的顺利实施。

我国虽是单一制国家,但因中央政府允许香港、澳门回归后保留其原有的法律制度,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内地、香港、澳门三大法域,从而令政府之间的合作也存在两种性质,一种是同一法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合作,另一种是不同法域的政府之间的区际合作。其中,区际合作又表现为以法域为单位的整个中国内地与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双边合作,如CEPA协议建立的合作关系:中国内地法域中的多个地区与香港和澳门两个不同法域建立的多边合作,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的“9+2”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内地法域中的单个地区与香港或澳门之间的双边合作,如《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的广东省与香港之间的深度合作关系。随着2010年6月29日中国大陆与台湾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以下简称ECFA),我国范围内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合作形式。此外,由于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是WTO的成员,内地(中国大陆地区)与上述地区缔结的与贸易相关的协议同时还要受WTO规则的约束,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国内法上,内地(中国大陆地区)与香港、澳门甚至台湾地区缔结的政府间合作协议也因这些地区的高度自治性而与传统的区际合作协议有所不同,且台湾地区目前的法律地位与香港、澳门还不完全相同,其与中国大陆地区缔结的ECFA协议在性质上与CEPA协议也有所不同。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形式多样、性质各异的政府间合作协定在世界各国中难得一见,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造成的,但中国政府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更是造成这一现象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我国范围内各法域地位的特殊性,我国已经形成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协议在其他国家目前还无法找到相同的先例,但在不同法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的区际政府间合作关系方面,美国的州际合作与我国的区际合作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美国关于州际协定的立法和司法模式对我国解决区际政府间合作协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仍有相当重要的借鉴 意义。此外,由于发生在同一法域之内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合作关系较区际合作关系更为简单,美国关于州际协定的做法同样可为我国解决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协定的法律依据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7

【关键词】SyncML;数据分享;移动终端

1.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逐步走向成熟和便携式移动终端设备的高度普及,数据信息的交互分享已经不再受空间地理位置限制,为用户信息获取带来方便。目前移动终端设备在数据同步分享领域存在着多种私有协议技术,且每种协议技术仅针对有限的移动终端系统和数据类型。这些非相关的协议技术使用户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和开发人员的工作任务更加复杂化。不同的私有的数据和设备管理协议技术的增加和应用扩散,已经成为移动终端设备应用发展的一大障碍,制约数据传递和分享,限制了用户的流动性。单一同步分享标准的缺乏为最终用户、设备制造商、设备提供商和开发人员制造了诸多问题。

SyncML同步协议是由IBM、Nokia及Psion等国际知名公司组织成立的SyncML发起组制定。该协议是一个工业界标准的通用数据同步规范,是一种能够支持各种数据类型和多种终端设备的同步协议。以SyncML协议及其协议框架作为数据分享基础技术,改进协议框架同步应用层,借助同步应用层以下各层,使移动终端与云端在不同的开发平台和不同的数据类型之间数据分享成为现实。

2.SyncML协议框架

SyncML同步协议主要包括SyncML数据同步协议[1]、SyncML表示协议[2]和SyncML传输方式绑定协议。SyncML数据同步协议主要定义七种同步类型,完成数据信息同步;SyncML表示协议定义了消息、包、元素、命令的概念以及消息的传递格式;SyncML传输方式绑定协议通常是指HTTP、WSP、OBEX三类协议。SyncML同步协议的制定使数据同步成为应用协议栈中的一个层次,使其它应用程序或协议得以在SyncML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实现,让同步分享服务成为移动通信的一部分[3]。

SyncML协议框架可划分为同步应用层、SyncML协议实现及接口层和通讯协议层三层。同步应用层是框架的上层结构,具有数据同步分享管理、接口调用和冲突检测处理等功能;SyncML协议实现及接口层是架构的核心,提供了SyncML的实现同时并向应用层提供统一的开发接口,SyncML接口是SyncML适配器的应用编程接口,同样也是框架实体与网络传输的接口,它建立各种底层通信协议之上,与应用无关;通讯协议层是协议框架的底层,包含HTTP、WSP和OBEX三类网络传输协议,这3类协议基本上覆盖了所有设备的传输,使SyncML拥有很强的通用性。图1为SyncML协议框架结构图。

3.基于SyncML的数据分享研究

移动终端数据分享主要包括云端分享信息描述表、分享移动终端(分享端)和云端(存储、服务云)数据同步、云端和获取分享移动终端(获取端)数据分享三大部分。其中数据分享结构如图2所示。

云端分享信息表包含序号、名称、数据类型、分享用户、目标用户、分享状态、获取方式和分享类别字段,包含数据信息分享所需必备信息。获取方式字段设置关键字对结构化数据进行访问,给予地址信息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访问。分享类别字段有权限分享、普通分享两种方式,用户可以根据权限,针对目标数据提出请求分享。

分享端和云端数据同步[4]基于标准SyncML协议与框架实现,具有保持双方数据一致的功能。结构化同步数据通过SyncML协议实现及接口层转化为SyncML信息包发送到服务器端,在服务器端SycnML调用SyncML adapter将信息包解析为同步数据,经过Sync Engine分析处理后存储。非结构化数据同步分为两步:一是对其描述信息按同步结构化数据方式同步;二调用SyncML协议框架通讯层上传非结构化数据信息。

云端和获取端的数据分享主要是把从分享端同步上来的分享数据信息由云端按照分享描述信息要求,根据网络环境好则分享,差则等待的情况,调用分享功能模块,最终分享给多个获取端。

在移动终端数据分享实施过程中,分享端和获取端角色可互相转换。

4.移动终端数据分享设计实现

4.1 云端数据分享设计

云端开发采用Ubuntu+Apache+PHP[5]作为开发平台。此平台既可支持多种基于web的客户端访问,同时又具备良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确保数据分享可靠实现。

在云端框架应用层增加请求分享处理和分享功能。前者用于处理移动终端请求分享要求;后者依据数据分享描述信息,实现数据分享分发。其中数据分享流程如图3所示。

当向分享描述信息表中写入数据时,触发行触发器生成分享描述信息子表。通过查询此表获取分享数据获取方式信息,进而获取分享数据;通过网络监听程序,监听网络当前状况;当网络良好时,实施数据分享,向获取端发送数据信息。

4.2 移动终端数据分享设计

分享设置:对收到的分享数据,按数据结构类型或扩展名分别设置存储文件夹或存放在移动终端数据库中。

分享更新:当云端分享信息描述表更新时,其行触发器会触发数据分享程序,调用发送数据程序向获取端发送分享数据,对获取终端数据进行数据更新。

请求分享:如果分享数据信息在移动终端丢失或出现错误时,可向云端发送含有分享描述信息的SyncML消息包向云端请求再次分享;云端调用请求分享处理模块,根据分享数据的权限类别,向请求端发送分享数据或分享数据权限不够信息。

冲突处理:当冲突发生时,需采用适当的方法来消除冲突,以保证数据一致。通常有以下处理方式:移动端优先、服务器端优先、以分享数据先后顺序来解决冲突等。考虑到移动终端的不稳定性,采用服务器端优先的策略来解决冲突问题。

4.3 数据分享功能实现

分享端通过数据同步把要分享的数据同步到云端,同时保持两端数据的一致;云端通过调用数据分享功能把数据发送到多个获取端,最终实现数据分享[6]。例如,分享一个足球图片。通过图5录入分享描述信息,并同步到云端;当返回同步回执时,发送足球图片到云端,完成分享端和云端数据同步。云端通过足球图片分享描述信息,调用分享模块发送足球图片,实现数据分享。分享结果如图6所示。

5.结束语

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使其对数据信息分享的要求更加迫切,基于SyncML的数据分享基本实现了数据的及时分享功能。分享功能结构设计以及对于大数据分享问题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网络技术、智能终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数据分享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不断满足用户的需求。

参考文献

[1]Open Mobile Alliance DS Protocol,DS Protocol Approved Version 1.2.1-10 2007-08.

[2]Open Mobile Alliance SyncML Representation Protocol,SycnML Representation Protocol Approved Version 1.2.1-10 2007-08.

[3]刘瑾,关永.移动数据同步协议SyncML分析[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08,5:29.

[4]关山威.基于SyncML的数据库同步复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D].武汉理工大学,2011.

[5]李琳.基于SyncML的WAP个人移动系统设计与实现[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6.

[6]姜国栋.SyncML在智能手机上的实现[D].大连理工大学,2006.

规划设计框架协议篇8

关键词: 海宁临平区域发展意义规划设计

1项目发展背景分析

1.1基地概况

海宁临平新城区块指位于海宁市的最西面、许村镇的西南部,与余杭区临平新城接壤的区域,主要涉及许村镇胜利村和前进村的西部区域,规划范围为东至规划运河二通道,西至海宁临平边界,南至沪杭高速高路,北至余杭区交界处,可开发土地总面积约为2000亩,涉及拆迁农户约300户,企业国有土地征收近300亩。

1.2基地条件分析

1、地块价值得天独厚

(1)区位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按照新一轮城市规划,本区从临平与乔司的边缘地带变成了临平的城市中心。

(2)交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高铁站、地铁、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等重大交通设施已经或即将建成,对本区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3)临平新城建设的快速推进

临平新城从成立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完成了规划编制、行动计划制定,目前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农居拆迁安置等前期工程,即将进入新城建设的实质性阶段。

2、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从区位条件上看海宁临平新城区块地处临平新城核心区的心脏位置,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两地政府不同的需求来看,临平需要一个完整的城市,海宁需要接轨杭州,因此,海宁临平新城区块不仅仅是海宁接轨杭州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临平新城的核心组成部分。

3、整合发展迫在眉睫

两地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于海宁、临平联动发展问题,2009年以前海宁临平新城区块,属于临平的边缘地区,发展条件还不到时机,但现在临平新城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急需进行整合发展。

1.3问题与难点分析

1、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难解决

(1)行政区是国家实施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的特定地域单元,具有比较稳定的地理界限和刚性的法律约束。行政区经济是指在既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由于行政区域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经济现象。

(2)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广泛的内外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开放型经济地域,具有中心相对稳定、边界模糊、对外开放、对内紧密联系的特征。

从国际国内的发展看,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是必然的途径。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这是欧美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国内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

(3)矛盾与体制

由于行政壁垒,资源 、市场与行政区划存在矛盾,产业发展与行政区划存在矛盾,因此,急需研究跨行政区域的开发运营机制,包括产业如何整合、行政管理框架如何建立、合作制度层面如何突破、利益分配如何平衡

2.1海宁与余杭的规划整合难

(1)海宁方面问题

1)海宁西部地区远离海宁县城

虽然海宁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临平新城快速启动以后,许村区块的区位优势已经更加明显了,但是海宁西部地区毕竟远离县城,不是海宁城市发展的主战场,在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很难的到有效支持。

2)海宁西部地区的开发体制没有最终理顺

虽然已经成立了连杭经济开发区,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接轨杭州,形成海宁西部的城市发展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以乡镇模式为主,缺乏统领全局的发展框架。

(2)余杭方面问题

1)临平城市的发展腹地在西、北

对于临平副城而言,东面是海宁行政边界,城市空间发展的拓展重点肯定是向北和向西,从临平副城总体规划的意图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东面沿规划运河二通道安排的是村镇建设用地,从临平角度看运河二通道沿线地区作为城市边缘是合理的,但是恰恰相反对于海宁而言则是接轨临平的战略地区。

2)整合发展没有土地上的直接受益。

多年来临平的发展受制于行政边界的限制,向东一直无法打开空间,如果海宁、余杭整合发展,那么临平东面的发展势必会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一旦向东打开发展空间,土地上的最大的受益者是海宁,临平基本没有土地。

3.1海宁临平新城区块的发展定位难

(1)从海宁方面考虑

从海宁方面考虑,如果是乡镇模式运作,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房地产开发;如果是城市模式运作,那么本区块至少应当承担两大职能,一是通道职能,尤其是要留出连杭、临平对接的重要交通通道,比如世纪大道、城际铁路、站前路、临东路等区际城市主要交通;二是轴线职能,通过东西向现代服务业轴的打造,串联、带动城市联动发展。

(2)从余杭方面考虑

从余杭方面考虑,最希望能够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品质,无论什么方式开发,必须与临平新城的城市品质相匹配;二是功能复合,不能简单的居住功能,必须承担临平新城公共中心的部分公共配套,以减少临平新城配套压力。

(3)从许村镇方面考虑

虽然可以考虑战略方面的要求,留出交通通道,安排公共功能,但是,毕竟是乡镇级别,有些重大问题很难进行协调。

2区域发展态势分析

1、临平副城发展态势分析

按照新一轮城市规划,临平副城已经形成了以“临平新城”为核心,向北、向南、向西三个方向的“扇形”发展态势,向南乔司板块主要以市场、物流为主,向西星桥主要以居住为主,向北开发区主要以制造业基地为主,临平新城主要以商业金融、商务办公为主的城市CBD,虽然从城市发展框架上看城市CBD位于相对几何中心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也存在先天不足,主要是发展腹地问题,因此,从这点上看,海宁临平新城区块对于临平而言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2、连杭经济开发区发展态势分析

按照目前的规划布局框架看,海宁西部地区的发展存在两个方面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体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还是以多主体的乡镇发展模式为主;第二个问题是发展方向选择存在矛盾,尤其是在接轨下沙还是接轨临平问题上存在犹豫。

3、临平新城发展态势分析

临平新城是杭州市最有潜力的20大新城之一,是余杭区实施“城市化引领”战略的重点区域之一,于2010年7月10日正式启动建设。在地理位置上,临平新城位于杭州主城区东部,临平副城南部,是杭州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门户和枢纽。

3联动发展的必要性与意义

3.1提升海宁、余杭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对于余杭三面拱围杭州主城区,发展腹地具有长度,没有广度,从城市发展框架上很难形成相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区域;而对于海宁而言,同属于嘉兴城市密集区、杭州城市密集区两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容易成为两个城市密集区的边缘地带,因此,通过两地的组合发展有利于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发展“极”,形成杭州主城的反磁力新城,从而提升两地的综合竞争力。

3.2培育海宁西部城市发展极的需要

海宁西部地区涉及许村、长安两个乡镇,远离海宁县城,不是海宁城市发展的重点地区,如果不推进海宁、余杭联动发展,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浪费优越的区位优势,各自为政的乡镇模式,无法形成合力,因此,联动发展对于海宁西部地区意义重大。

3.3创建高品质临平新城的需要

海宁临平新城区块位于临平新城的心脏为主,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如果海宁临平新城区块不纳入临平新城的城市发展框架,那么临平新城的城市中心是不完整的,也就无法保证能够建设成为与杭州20大新城之一相匹配的城市品质了。

4总体策略

4.1总体策略

策略一:共绘组合规划,共建组合城市

临平、连杭要组合发展实现双赢,首先必须规划先行,以战略的眼光,全局的视角,进行统一规划;其次是临平或者连杭两地政府必须形成合力,合力打造一个在长三角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发展极。

策略二:创新运营机制,创建城市联盟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矛盾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全国各地都在探求突破行政界线的发展体制,目前为止跨地区的开发体制比较有操作意义的是城市联盟机制,因此我们建议海宁与余杭应该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创建城市联盟战略合作,围绕“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兴、品质共享、合作双赢”的原则,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

4.2具体措施

1、创建城市联盟

通过城市联盟的方式构建一个海宁、余杭联动发展的决策机构,协调解决海宁、余杭联动发展的政策处理、发展框架、合作机制等等宏观问题。

2、共绘组合城市规划

联动发展首先需要规划先行,通过共绘组合城市规划,调整优化海宁西部地区和临平的总体发展格局,共同构建一个在长三角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城市发展极。

3、成立实施机构和主体

成立组合城市合作开发建设的常设机构,同时成立股份制开发公司,形成“政府+市场”模式的实施机构和主体,并建议封闭运作。

5发展框架思考

5.1、发展模式思考

(1)发展模式类别

模式一(主次结构):是许村与临平新城合作,仅仅把海宁临平新城区块纳入临平城市框架,从城市结构上看是完整的临平副城。

模式二(主次结构):临杭开发区与临平新城合作,从城市框架上看是杭甬高速以北形成以运河为轴的临平与临杭组合城市。

模式三(并列结构):并列结构模式是理想模式,是海宁连杭开发区与临平副城合作,形成以运河为轴的临平与连杭组合城市。

(2)发展模式建议

第一种情况,仅仅许村与临平新城合作虽然操作性较强,但是过于考虑短期利益,可能会导致临平副城以运河二通道为边界封闭发展,无法起到向东带动连杭经济开发区整体发展的目的;

第二种情况,临平与临杭合作形成组合城市,相对具有操作性,不需要近期调整行政区划,但需要近期合并许村与临杭新区的管理机构;

第三种情况,并列结构模式是理想模式,如果能实施自然是最合理的,但是需要海宁方面下较大的决心,尤其是要调整行政区划,合并许村和长安,从目前来看难度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展模式上建议分阶段思考,近期由于海宁方面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建议采用“模式一”,把许村的运河二通道以西部分作为海宁、余杭合作的先行区,一方面通过海宁临平新城区块的开发,有利于带动连杭经济开发区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为海宁、余杭两地合作积累经验和资金。

5.2空间发展框架构想

(1)规划强调的四个重点

重点一:重视运河景观轴,不能把运河二通道沿线地区作为城市郊区,相反应该把运河二通道沿线地区作为城市重点地区,把运河沿线地区打造成集休闲娱乐、特色居住、临港产业于一体的城市功能带,或许能成为未来城市向心发展的城市触媒。

重点二:重视东西向城市发展轴。打通世纪大道、临东路、站前大道三条通道,建议强化世纪大道沿线功能,打造一世纪大道为主,人民路和连杭路为辅的城市发展轴,轴线功能建议临平新城中心适度向东延伸,在世纪大道沿线运河以东规划海宁临杭新城中心,世纪大道建议东西向拉直向东延伸至长安镇;临东路路建议改造东湖路与临东路交叉口为立交,同时建议向东延伸接海宁东西大道,城际铁路通道可以结合临东路延伸,接东西大道后串联长安、海宁;站前路建议向东延伸,使临杭开发区更加便捷的接受高铁地铁交通枢纽的辐射;海宁东西大道建议调整线性至杭浦高速公路沿线,形成过境交通通道。

重点三:重视连杭经济开发区开发体制研究,建议组合成一个真正意义的连杭新城,梳理发展框架,合理安排片区功能,建议临杭区块重点发展居住和现代服务业,长安区块重点发展科教、研发、高新产业;盐仓区块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

重点四:重视公共交通同城化,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临平“双铁”枢纽优势,构建以地铁和快速公交为主导的大运量公共交通体系,依托东西向城市发展轴,规划海宁、余杭联动发展的城际轻轨、快速公交,形成以“TOD”模式为主导的城市开发框架,从而逐步推进临平、连杭整体发展。

(2)空间发展框架

1)总体空间框架

以运河二通道为轴,西面为临平城,东面为连杭城,东面城市主中心为临平新城中心,西面连杭城主中心为临杭板块中心,两个中心组合形成双核结构城市中心,同时整合路网框架,形成组合城市。

2)连杭城空间框架

从连杭城的区位特点看,建议采用组团式空间发展框架,其中盐仓板块距离下沙城较近,以接轨下沙为重点;临杭板块靠近临平,以接轨临平为重点;长安板块相对处于独立位置,建议以卫星城模式发展;农发区位于连杭城的几何中心,建议打造成“城市绿心”,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三大组团联动发展的粘合剂;三大组团之间强化轴向交通,东西向轴强化临平与连杭的联动发展,南北向强化连杭与下沙的联动发展,通过交通框架的整合,最终形成“三大组团+绿心”的连杭城总体发展框架。

5.3海宁临平新城区块构思

1、功能定位

功能定位为临平新城公共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宁连杭新城的门户地区,是集商业金融、文化娱乐、商务办公、居住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城区。

2、职能要求

本区承担两大任务,一是承担交通通道职能,保证临平与连杭在未来能够形成符合整体发展要求的城市框架,比如望梅路和东湖路等框架道路;二是城市门户职能,是临平、连杭联动发展的城市先行区。

3、规划布局建议

以东湖路为界分成东西两片,西片建议望梅路和南大街沿线重点安排现代服务业功能,形成片区公共中心,东湖路以东安排次级公共中心。总体结构为“一主一次,两轴两片”结构。

4、 交通组织方面建议

建议改造东湖路与临东路交叉口,形成立交,同时建议东湖路主线连接临东路,望梅路(临东路)建议向西延伸接海宁东西大道至海宁,与世纪大道共同形成连接杭州主城区的两条快速通道。

6、规划建设的领导协调机制

1、统一管理。

规划建设领导小组例会建议每月举行一次工作协调会议,解决联动发展的日常事务,研究决定海宁临平新城区块建设的重大事项,协调推进联动发展和抱团发展。划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2、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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