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处长的错误规划

如果把人生的经营等同于生意场上的经营，那么职务权力和职业操守都可能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如此经营人生者，难免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践踏国家的法律。

原福建省福州市城乡规划局用地处处长陈秋峰就是在这样的人生经营中，将自己“经营”进了牢狱。2005年6月24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以判处陈秋峰有期徒刑15年，并处。陈秋峰不服提出上诉，2006年1月11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初入职场 规划“人生”

1984年，陈秋峰从建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工作。他很快发现，在学校里学到的那点专业知识应付工作绰绰有余，而怎样赢得领导的信任，怎样防止同僚的猜忌，倒是一门深不可测并能带来实惠的大学问。

随着交际面的不断扩大，他结识了不少有职有权、财大气粗的朋友。看着他们一掷千金的大款气派，他感到自惭形秽。不过他深信，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用好日益扩大的“人际资源”，总有一天他也可以“发迹”。不久，一个人的出现果然“成全”了陈秋峰。

这个人就是赵可雄。赵可雄原是福建省体育中心基建科副科长，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下海做起了生意，此后不久又在港商袁向阳经营的公司内兼职当“老总”。

1992年，陈秋峰辖区内的“南方花园”正在开发。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陈秋峰判断这个项目有着极大的增值空间。他想到了赵可雄。二人商议之后，赵可雄同意两人“合作购买南方花园”店面期房，全部资金由他个人承担。随后陈秋峰找到“福州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某，翁某显然对眼前这位职位虽然不高却有着远大前景的规划局干部敬畏有加。他同意以实用面积计价，按8.5折优惠出售“南方花园”1A13号店面。

时隔不久，陈秋峰故技重演，又在福州市台江区“物色”到一处很有投资价值的店面。他亲自带赵可雄找到该项目经办人洋中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陈某。由于该项目在审批时曾得到陈秋峰的“关照”，陈某爽快地答应以每平方米1700元的单价把一个面积28平方米的店面出售给了赵可雄。

陈秋峰并不满足于与赵可雄的“合作”，为了广开财路，他以同样的手段，与他人合作购买两间店面。此时的陈秋峰，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有了骄人的资本。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到了人生的制高点，可以放手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

深入筹划以求“发展”

生意场上，商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必须不断扩大经营规模。陈秋峰也筹划着怎样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1995年陈秋峰在办理泉塘村“征用”一块地皮给福飞集团美国公司开发的用地审批时，认识了泉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办企业福飞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永宝。

但在“征地”过程中，陈永宝尽管早已花重金买得区里某些人的“钦准”，他还是亲自屈尊来找陈秋峰“帮忙”。陈秋峰被欣然“打发”之后，将五凤村这块原规划为体育用地的23.4亩耕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95年6月项目顺利通过了规划土地联审会议的“审查”。而后，陈永宝以每亩10万元购得此地使用权。之后陈永宝通过“内线关系”找到了买家福州市某机关单位。双方达成以每亩40.5万元、总价格984.15万元成交的意向。但此时4个月的规划选址有效期已过。陈秋峰又派上了用场，在他的努力下规划局局务会违规同意延期到1996年6月。

1997年省委、省政府决定从当年的4月15日起冻结审批非农业耕地一年。为使交易成功，陈永宝又找到陈秋峰“帮忙”。陈秋峰在福飞公司既没有获得计委立项和总平审批，也没有向规划局递交申请报告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的情况下，为福飞公司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把审批时间提早到1997年4月15日之前。陈秋峰在明知规划法禁止转让建设用地选址意见书，还让福州市那家机关单位加以套用，使福州市那家机关单位能够继续开展有关征地审批手续。

1997年陈永宝在泉塘村两委会上，谎称这片地按总价50万元已转让给福州华忠盛贸易有限公司李建华“承包经营”，隐瞒了事实真相。这笔交易陈永宝与李建华共同侵吞了455.529万元。陈秋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为此，陈永宝和李建华借1998年春节拜年之机，送给陈秋峰10万元。

出售权力 收获不菲

陈秋峰交朋友，从来都是不吃亏的，他的朋友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他的朋友赵可雄来说，希望在陈秋峰身上收获更多利益。1992年底，赵可雄介绍陈秋峰认识了港商袁向阳。

1994年3月陈秋峰被提拔为规划管理科科长。事业蒸蒸日上的陈秋峰，觉得此时已到了自己“大有作为”的时候了。

不久，他在自己的辖区内为赵可雄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赵可雄带袁向阳看后十分满意。他们因此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凤鸣公司”，由袁向阳出任董事长，赵可雄任总经理。“凤鸣公寓”的用地规划审批手续自然得到了陈秋峰无微不至的“关照”。

1996年，陈秋峰又为赵可雄选中了另一块极有开发价值的地块，并把相关的规划资料提供给他。项目审批时，陈秋峰利用职务之便使赵可雄顺利办妥规划审批手续。赵得到此地块后旋即以50万元转手倒卖他人，获利20余万元。之后赵可雄送给陈秋峰3万元“红包”，还为其堂弟陈辉装修开支3万元。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陈秋峰的“耕耘”尽管不光彩，但同样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96年7月，“南方花园”交付不久，赵可雄就和陈秋峰商议，把1A13号店面以45万元的价格出售。这笔交易为二人赚取暴利28万元，赵可雄很知趣地将18万元“孝敬”陈秋峰，并建议陈秋峰把这18万元投资到他正在开发的福鼎人民剧场的工程项目，许诺4年后按本金翻一番回报给陈秋峰。陈秋峰于是又加了2万元，以其妻“陈枫”的名义将20万元投入赵可雄的福鼎人民剧场项目。

1998年春节前，为感谢陈秋峰在“风鸣公寓”项目上的帮助，赵可雄来到陈秋峰家里，送上一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塑料袋。2003年春节前，赵可雄代表“凤鸣公司”又送给陈秋峰5万元。2001年，福鼎人民剧场竣工。赵可雄当然不敢食言，他告诉陈秋峰，4年前他投入的20万元，现在连本带利可获得40万元；同时又向陈秋峰建议继续把这40万元投入到他承建的“富民山庄”，再次许诺工程完工后一如既往以“翻一番”的回报率给付80万元。陈秋峰欣然同意。不久，他又以妻子的名义在赵可雄开发的另一个工程项目投资20万元，后因各种原因此项目搁浅，赵可雄还专门付给陈秋峰5万元利息。

1997年上半年，陈秋峰又在辖区内为赵可雄推荐了一块地皮。2001年该项目竣工验收时发现存在问题，按规定需拆除。陈秋峰通过关系以“适当罚款”的方式作了变通处理。作为回报，赵可雄特意为陈秋峰预留了一间位置较好的店面，陈秋峰以其母的名义仅花10万元购买了这间价值达22.5万元的店面。此后，陈秋峰把店面出租，至案发已收租金5万余元。

2000年春节将至，陈秋峰想到澳大利亚“放松一下”。赵可雄立刻忙碌起来，为陈秋峰和他的情人办理了出国手续，临行前又送给他俩每人1000美元“零用钱”。

陈秋峰已经很难准确地回忆起第一次接受“红包”的情形了。如果说当初他还是半推半就的话，那么他此后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完全是贪得无厌了。从1994―2004年的10年间，经过赵可雄之手送给陈秋峰的“红包”，有案可查的就达20.3万元。

血本无归 人生惨败

1992年，经常到城乡规划局办手续的郑振汉引起了陈秋峰的关注。在此后的交往中，他渐渐感觉到这也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选。而随后二人的“合作”果然证明陈秋峰没有看走眼。1995年郑振汉听从陈秋峰的建议成功开发了观海路二号楼。1997年，郑振汉挂靠在华林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在此期间，他找陈秋峰帮忙物色一块商业“开发价值前景好的地块”，并许诺分他15%“干股”。于是陈秋峰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未公开的专业资料，经过认真比较分析，推荐了辖区内的一块地皮。郑振汉以开发“华湖花园”名义申请用地规划，在陈秋峰的关照下很顺利地拿到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7年，郑振汉把这块地转让给他人，获利高达100余万元。1998年5月，郑振汉不食前言，在原先答应给陈秋峰“15%干股”的基础上，凑成整数20万元，而后把陈秋峰约到自己的办公室内，亲手将装有现金的纸袋交给了他。陈秋峰把这20万元投入到和其堂弟陈辉等三人共同开发的“九彩新苑”房产项目。

1997年12月，郑振汉成立了自己的“佳成房地产公司”，1998年陈秋峰调到“规划二处”负责台江区的用地规划工作。1999年郑振汉在陈秋峰的辖区内开发“榕佳楼”项目工程。在项目规划审批时，经过陈秋峰斡旋使郑振汉如愿把“写字楼”改为“商住楼”。后因河道拓宽，该项目总平规划按规定应当重新设计。为此陈秋峰通过“技术手段”对总平巧妙地进行局部调整――减少墙体厚度和与毗邻单位房屋的间距，并在阳台超标、绿化面积不够的情况下，使项目顺利通过审批。

陈秋峰的付出当然是有报偿的，1999年底“榕佳楼”开始售楼后，郑振汉为陈秋峰预留了一个店面。2000年6月，郑振汉与陈秋峰商量后决定把这个店面卖掉，随后把店面销售款中的20万元作为陈秋峰的“店面补偿款”。2000年11月，郑振汉把这20万元开成支票交给应约前来的陈秋峰。

经营生意有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的风险，而经营人生如果恣意妄为、无法无天，所面临的风险除了散尽钱财无力回天的无奈外，更多的则是身败名裂、人生一落千丈的悲凉。

2004年下半年，陈秋峰的罪行逐渐败露。2004年12月9日陈秋峰被逮捕。在对他的财产进行调查时发现，陈秋峰在福州市区繁华地段拥有高档商品住宅两处，店面两个；在赵可雄等人的房地产工程项目上的“投资”尚有预期利益近百万元；陈秋峰交出的赃款高达120万元。对其住处搜查时在他那个存放“零用钱”的名酒包装盒内发现码放的现金就有10万元。另外还在一个与他“过从甚密”的女人处，追缴到10万元据称是“用来炒股的零花钱”。

陈秋峰的人生规划到此宣告了彻底的失败。

（《检察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