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由来范文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1

【关键词】地方戏曲；当地民俗文化；密切关系；粤剧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043-01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地方戏曲是源自于民间风俗文化的土壤开始萌芽生长，同时伴随着当地的民间风俗而不断发展和成熟。而地方戏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断丰富了当地的民俗文化。由此可见，当地民俗文化与地方戏曲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而又相互作用。

一、当地民俗之于地方戏曲

从我国戏曲的发展史来看，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曾多次受到了正统阶层的反对与禁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戏曲演出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戏曲的演出不仅会浪费钱财，而且还具有伤风败俗、影响农事的情况发生。特别是从元代时期开始，对戏曲颁布了禁止的法令。但戏曲却依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由此可见，戏曲的产生与民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了当地的民俗文化构成了劳动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地方戏曲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文化。每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都蕴含了当地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文化，而戏曲中文化的产生很多时候都是由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铸就的。在面向社会的戏曲中，有很多的内容都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相关联，通过对大量民俗文化内容的借鉴，从而使得戏曲染上了深厚的民俗色彩。以粤剧为例，其最初源自于南戏，不仅融合了广东的昆山腔、梆子等民间音乐形式，同时也有着唱念做打、戏台服饰等的表演艺术元素。再如广州荔枝湾所设立的一个传统粤剧戏台，不仅有效地把地方戏曲与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了延伸，而且对于传统的优秀文化也是一种传承。

（二）戏曲文化中渗透着当地民俗文化。地方戏曲活动在演出过程中，往往会融入很多当地的民俗活动，而且当地的民俗文化是构成地方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地方戏曲中对当地方言俗语的大量使用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因而使得地方戏曲具有了深厚的地方文化特色。

二、地方戏曲之于当地民俗

我国古代戏剧的演出多是在民间的重要节日里，其中以农村表现得最为明显。戏剧的演出往往需要很多的观众，否则将会影响戏曲的演出。而对于居住比较分散、交通不方便的农村，只有靠时代所传承下来的民间节日方能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民间的节日为地方戏曲提供了便捷的演出平台，同时，戏曲节目又丰富的民间的节日。

（一）仪式戏剧的产生。反映搬仙、送子等情节比较简单的节目，往往是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喜庆演出的。通过在节日里增加戏曲节目表演，更能够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再加上一些祝福的吉祥语，这些仪式剧的产生，有效地增强了当地民俗节日文化的仪式感与庄重感，并使得这些仪式节目成为了节日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营造热闹的氛围。地方戏曲的演出主要面对的群体是民间老百姓，由于观众群体的特殊性，使得地方戏曲表演时一般会选择在广场或者庙会上。庙会通常情况下是为祭祀神灵而设立，选择在庙会上表演地方戏曲，多为突出节日的喜庆、庙会的热闹景象。同时，对于地方戏曲的表演，也多采用夸张的表演形式，例如高亢的唱腔，热烈的锣鼓，从而营造出一种热闹的演出氛围，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观众。

（三）地域性差异。由于我国的民族多、地域辽阔等特点，因而使得中国民俗文化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正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为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的戏曲具有剧种多样、地方特色鲜明等特点。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三百多个戏曲剧种被传承下来，而地方戏曲的形成融合了政治、经济等众多方面的因素。例如粤剧，也被称为了广东梆子、广东大戏，是广东省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之一，在粤剧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汉剧、微剧等不同剧种的影响，经过多种剧种的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与传统的蚯文化一脉相承，从而使得粤剧具有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色彩。

三、结语

地方戏曲的形成往往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民俗文化色彩，粤剧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了独特的唱腔与表演风格，同时也沉淀了本身的民俗文化传统。由粤剧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每一种地方戏曲都是在当地民俗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渐渐形成，并随着民俗文化而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地方戏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地方戏曲与当地民俗文化呈现出相互作用、相互辅助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毛建舟.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探讨[J].黄河之声，2013（22）.

[2]黄燕妮.民族地区民俗文化保护问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2

民俗文化市场化对民族地区具有促进作用，有助于参与者创收，发展当地经济，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与进步。同时也存在诸多弊端，如民俗文化趋于舞台化，失去真实性；民俗文化庸俗化，产生伪民俗；民俗文化中民俗特色的趋同；对民俗参与主体的侵害等。以云南为例，我们可以清楚衡量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利弊。

[关键词]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利弊

民俗文化的市场化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负面影响。民俗文化市场化带来经济进步和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使民俗文化趋于舞台化，使民俗文化中的民俗特色趋同、产生伪民俗，使民俗事象失去自身真实性，侵害民俗参与主体等问题。对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的现状作深层次探讨，分析借鉴其成功经验，可为进一步探讨如何克服存在的困难提供理论依据。

一、民俗文化市场化对民族地区的促进作用

市场以效益为导向，民俗文化市场化能顺利推行，经济上的创收是最大的催化剂。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又是民俗文化市场化得以有效实践的心理基础。

（一）参与者创收，发展当地经济民俗文化与经济生活联系密切，璀璨夺目的民俗文化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资源。在民俗文化的开发实践中，既可发扬民俗文化传统，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开发，在把云南民俗文化推向世界的同时，也带动了云南经济发展。从政府层面来看，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口号的提出给云南各地的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后援，对民俗文化的市场化起了推动作用。而各地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过程中，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解决了开发地区的致富问题，还可以创造巨大的财政收入，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谓一举数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游客对具有返璞归真、民族特色的产品和文化尤其感兴趣。在将民俗文化推向市场的过程中，云南在文化商品的构思、设计上独具匠心，体现浓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和民俗特色，在满足消费者审美口味的同时，也给当地民众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如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的明永村，全村群众仅为游客牵马和表演节目，每户人家每天就有几百元收入；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因家家户户从事铜、银工艺品的生产，全村800多户人家每年的工艺品加工收入共达2000多万元；宁蒗县永宁乡落水村由于土地少，曾是出名的贫困村，经过几年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已成为丽江十大富裕村落之一；[1](P3)楚雄州双柏县法脿镇李方村，在每年6月火把节大锣笙表演的日子，当地居民在表演现场摆小杂货摊，每天也有几百元收入；大理州下关镇河尾村，当地白族妇女给游客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做鞋帽、衣服、围腰等传统刺绣品，熟练者一天能赚上千元。近年来，云南民俗文化产业随着发展模式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日益占据优势，将为云南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与进步“随着现代化的进行，每个民族都要在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寻找平衡，都要协调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是每个民族兴旺发达之路，没有现代化，就意味着贫穷与落后，但是，一旦丧失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该民族的消亡。可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其现代适应，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发展所面临的客观现实。”[2](P2)将民俗文化进行适度的商品化、市场化开发，更能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同时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较为成功的例子是云南丽江市的民俗文化开发。丽江东巴文化中有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崇拜，包括驱鬼、祭祀、丧葬等仪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巴教等东巴文化被打上“迷信”与“落后”的烙印。改革开放后，一些纳西族地区的东巴教活动开始有所复苏，加上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其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地位逐渐恢复。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游客对东巴文化的兴趣与研究不仅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东巴文化的原生土壤即纳西族民间也得到了广泛支持。东巴文化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重新得到了重视和传承。此外，纳西古乐的开发也是市场化促进民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例证。众所周知，洞经音乐是一种道教音乐，在唐朝时是一种宫廷音乐，于14世纪传入丽江，并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纳西族所喜爱的音乐。其在“”中受到打压，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重新开发。纳西怪才宣科先生把纳西古乐从民俗文化的温床里抓起扔到市场化大潮中，使洞经音乐成为丽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传承与发展。目前，丽江市在加快开发民俗生态旅游特色景区的基础上，主打“香格里拉”和以丽江古城、摩梭文化等为主的“丽江模式”。

二、民俗文化市场化存在的问题探究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存在许多弊端，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既是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后果，也与开发者眼光短浅和开发过程急功近利密切相关。综合起来，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文化趋于舞台化，失去真实性在戈夫曼提出人生分“前台”“后台”的“舞台理论”基础上，马康纳（MacCannell，1987）将该理论引用到旅游业研究中，提出“舞台真实”理论。他认为，在都市中的民俗村里或在开发地专设的演出场所里进行表演，虽然开发者力图营造民俗文化生活的真实再现，但毕竟是“装饰过了”的真实，要想了解真正的民俗文化，就要在旅游地以当地居民的活动场所为舞台，以其日常生活为背景，通过对某一民俗行为的形式的展现获得真实体验。事实证明，以舞台展示为主的民俗文化开发模式鲜少能让参与者获得最真切的体验，反倒容易陷于对真实民俗文化扭曲和歪解的状态。通过《云南映象》，杨丽萍糅合苗、彝、傣、藏、白、哈尼等多个民族的土风土舞，真正展现了云南各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她对云南原始土风舞蹈日渐消失的危机感和拯救行为令人钦佩。但在舞台空间里，她的原始歌舞失去了现实生存的土壤，她根据个人审美行为加入相关文化功能，对《云南映象》不断进行包装和商业运作，离“原生态”和运营结果距离越来越远。[3]同样，宣科先生对拯救纳西古乐免于消亡命运功不可没。然而，当他在古乐中加入女性歌唱、演奏队员，将原来某一经文改为诗词或重新填词“，古乐”已失却本真内涵。

（二）民俗文化庸俗化，产生伪民俗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心理依托载体，经过时间考验后才得到民众认可。部分民俗文化的开发者常打着民俗文化的牌子，对其进行低俗化、庸俗化开发，破坏了民俗文化的本真状态，产生了大量的伪民俗，伤害了民俗文化的尊严。以“走婚”为例。在云南摩梭文化的旅游开发中，人们在感受“女儿国”的迷人魅力时，往往容易对神秘的“走婚”习俗产生误解，认为摩梭人对性的观念十分开放和混乱，甚至认为今日的摩梭人仍在大规模“走婚”，千里迢迢赶来只为参观“走婚”。而部分地区出现了以“走婚”风俗为名进行易的事件。这样的伪民俗既是对“走婚”民俗内涵的扭曲，也是对民族情感的践踏。“走婚”是适应母权制的一种婚姻形式，它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中能长久存在，与当地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正如摩尔根的解释“，由一对配偶结婚而确立，但不专限与固定的配偶同居。婚姻关系只有在双方愿意的期间才维持有效”[4](P382)。“走婚”虽然以感情为基础，男方不承担家庭、经济等社会责任，女方也不必顾虑道德之类的规范，不存在离婚、婚外恋等社会问题。但事实上，“走婚”是有许多禁忌和规定的。摩梭人实行“走婚”自由，但对婚姻是持严肃态度的，尊重婚姻，也尊重女性，他们对“走婚”中不真诚的人、拈花惹草的行为极为不齿，也异常憎恶。在摩梭人优美动听的民歌中也体现出这一点。花丛不是蝴蝶的窝巢，采掉花蜜它就会飞走。这里不是浪子的家乡，玩够了姑娘他就要远走。不真诚的姑娘的话，你可不要相信；她和你还没分手，心里又想着另一个人。我天天想你呀，你却把我丢在一边。你是这样的狠心，像芦苇东摇西摆。你愿丢来我愿抛，只可怜一对儿女。愿你扎在刀口上，愿你扎在枪口上。看见了大海，你不要丢了小溪；看见了新人啊，你不要丢了旧人。水会流走，花会凋谢，心上的人啊，你会不会变心？远方的路很长很长，我希望它变得更短更短。想请人捎个信给你，又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抹布腰带织好了，赶马的哥哥却没有回来。[5]第一段先是以女性的视角控诉男子的花心，随即转向男性视角斥责女子的多情；后面两段则从女性角度表达对负心男子的诅咒，以及对远走他乡的男子背叛婚姻的担忧。由此看来，摩梭人在“走婚”中虽互相挑选，但依然追求真情真性，是在自由中追求婚姻的忠诚。“走婚”的形成是特定历史环境、特定生活制度的产物，现在“走婚”仅只是一种独特的风俗，已不是当地人的主要婚姻形态。而市场化开发中出现的一些低俗、不入流的认识和行为是民俗文化庸俗化后带来的伪民俗。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中，不能歪曲民俗中的真、善、美，追求刻意的原始、落后和愚昧，更不能篡改传统民俗的内容，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进行商业化设计，骗取钱财。哈尼村寨中政府兴建的图腾柱，基诺乡彰显功绩的扶贫碑，都将不伦不类的文化符号强加到传统民族文化中，篡改了民族文化的本来图像，显示了“全球化语境下异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冲击与侵蚀”[6]。学者调查发现，曾经有一段时间，西双版纳某村的旅游开发商设计了一套民俗表演，先是报幕、致欢迎词等例行程序，然后是跳丢包舞、傣女沐浴、傣族公主完婚仪式。在丢包舞中接到香包的观众被作为“驸马”邀上舞台，与“公主”举行结婚仪式。仪式后，“公主”赠予驸马88元的纪念品，驸马则要回赠200元的手镯和300元的项链。“驸马”们在民俗的幌子下有口难言。[7]把质朴、高尚的民俗庸俗化，最终转变成圈钱的工具，这是民俗庸俗化、产生伪民俗的最常见模式。民俗开发应当注重文化内涵的保持，一味以怪诞、奇特的风俗吸引旅游者、参与者的眼球，这种不正当的招徕顾客的手段方式并不可取，且民俗文化一旦庸俗化，走的市场化之路并不会长久。

（三）民俗文化中民俗特色的趋同民俗文化在开发与传承的过程中，之所以能打造成产业，被外来者接受和喜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其无可替代的独特性。而在开发和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处于弱势的民俗文化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其他文化所同化的现象，导致民俗特色的趋同和民俗风格的丧失。这在物质文化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如在民居方面，各地居住习俗千差万别，壮族的干栏、傣家的竹楼、摩梭的木楞房、佤族的落地楼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是区域文化差异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形式。由于旅游开发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少数民族多样化的传统民居正逐渐消失，而逐渐趋同于内地汉族砖木结构的平房或钢筋水泥住房。笔者在2008年8月对西双版纳基诺山么卓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村里仅有一户人家还住在传统的“干栏”式木头楼房里，这唯一的传统建筑没被改换的原因是主人没钱盖新楼。又如饮食方面，为了接待的便利，一些地方在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时，也加入了一些国际化的饮食因素。随着宣传和开发力度的增大以及交流的加强，各民族间的部分民族文化也逐渐被同质化，而缺少独特性。而在服饰方面，现在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服装都趋向于同一材质和样式，且多以类似于“舞台表现”的方式存在。

（四）对民俗参与主体的侵害民俗文化在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运作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会给民俗参与主体带来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创伤。如泼水节的从业者因长时间被水浸泡而患上风湿，因运作体制的不完备导致旅游者在旅游地被“宰”等，不一而足。其中，陋俗的开发对人的伤害最大，以“三江并流”为例。“三江并流”本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形成的壮美自然遗产景观，生活于此的傈僳族将传统的“同心酒”改造成“三江并流”喝法，即三人左手搭在一起，右手逆时针方向缠绕形成三江之形，依序饮完一杯酒。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肝炎之类的传染病被传播的现象。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民俗文化开发中当地居民所受的心灵创伤。云南因地理和历史的诸多原因，多与外界阻绝，经济发展落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云南民俗文化一直游离于占据优势的中原文化之外，但其自由、纯真的特质亦是中原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社会极大进步、文化获得尊重、交流在不断加深的今天，依然有外来者对云南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其当作一种野蛮、落后的对象来审视。而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不对等性，加上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大部分时候源于旅游者对外界的猎奇心理，一些外来参与者带着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感来审视当地民族文化，不能平等对待当地人。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当地人在接纳外来游客时，心里并非是心甘情愿的。如在对红河县宝华乡哈尼族彝族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受益的往往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却充当了被观赏的对象。他们祖祖辈辈在生产生活中存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尤其是那些神圣的、需敬畏的部分，如当地彝族人对龙、龙树的崇拜，被外来者随意靠近、任意评论，缺乏必要的尊重，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心灵上的严重冲击和伤害。

综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既是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需要，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只有在民俗文化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不忘传统内核，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培养专业的民俗文化产业人才和制定完善法律法规，适度引导民俗文化产业和制定文化环境保护规划，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转变政府的角色，方能使云南民俗文化获得长久、健康、和谐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峻,纳麒主编.2005～2006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彭多意,崔江红等.变迁中的彝族社区———以可邑村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刘晓真.云南映象的原生态悖论[J].艺术评论,2004,(06).

[4][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和钟华.固定专偶婚———永宁摩梭人婚姻的当代变迁[J].浙江学刊,1998,(05).

[6]陈为智,赵世林.少数民族村落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J].思想战线,2009,(02).

[7]宋云飞.现行民俗旅游开发的弊端及对策研究[J].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5,(01).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3

民俗文化在旅游中的地位作用

民俗文化是古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它包含了各民族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文化、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工艺美术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其在旅游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能促进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与了解；让人们获得有别于惯常的生活的充满情趣的体验；体验朴实而富有新鲜感的带有强烈地域特点的民俗生活情趣。

人类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由于其特定地域条件的影响与制约，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在我国古代就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之说。居住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人们，在闲暇、交往等生活的结构、范围和对象都会不同，这些对人类的各种行为包括旅游活动产生诸多影响。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每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艺术、道德、风俗习惯，构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成为发展民族旅游的潜力之所在。

民俗旅游是指人们离开惯常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项为主要观赏内容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的总和。目前民俗旅游已和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旅游一起构成了颇具特色的旅游三大系列产品。从广意来讲，旅游实际就是民俗旅游，民俗和旅游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

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只有挖掘出文化内涵，它才会具备吸引旅游者的魅力。正如孙尚清指出的，“旅游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经济――文化产业，在发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经济产业。”此言透彻地阐明了旅游与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旅游作为一种跨时空的消费活动，它的广泛出现是经济发展驱使的结果，但一个人能否成为旅游者更需要内在的动因，正如先秦思想家墨子所讲的，“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人类在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之后，随着收入的增长，必然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所以说旅游活动更是文化驱使的结果。

人文旅游资源，无论是实物形态的文物古迹还是无形的民族风情、社会风尚，均属于文化的范畴。由各种自然环境、自然要素、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构成的自然景观，只有经过人为的开发利用，才能由潜在旅游资源变为现实的旅游资源。即使是自然美，也必须通过鉴赏来反映和传播，而鉴赏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自然旅游资源同样也具有文化。文化作为人类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晶，贯穿着人类的发展和演化的整个过程，从而构成了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及其内涵。这些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极大地扩充了旅游的文化含量。

旅游者通过开展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才可能亲身体验和触摸到旅游地民众生活事项，体会到当地的民俗事项，体会到当地人民的生活的方式、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实现审美与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从而达到良好的游玩境界。从某种意思上来讲：民俗旅游属于高层次的旅游，在未来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由于地方特色和民俗特色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灵魂，也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因此，民俗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能把握好并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是提高旅游品位的关键所在。

三峡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

三峡民俗文化旅游被重视。以有着中国百家民俗文化村，又称之为梦里老家的车溪为例，该游览区位于宜昌城区江南的土城乡，距市区十八公里，总面积18.64平方公里，由十大景区组成(石仙谷、巴楚故土园、三峡民俗村、农家博物馆、水车博物馆、旧址馆、天龙云窟、奇石馆、风洞、忘忧谷)。游客抵车溪后，观石仙谷瀑布，游巴楚故土园，观北宋造纸作坊、土陶作坊、酿酒作坊，到腊梅峡欣赏土家歌舞和皮影戏表演，参观“中国第一家农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家水车博物馆”及三峡地区最大的奇石馆，赴天龙云窟，赏地质奇观――莲花洞，，然后乘车返回宜昌市区。一系列的观光游览活动深受游客喜爱，车溪土家族自治村村民表演的土家民俗节目，演出每天不下五六场。作为省级扶贫重点村，车溪在几年前引进旅游开发，办起了土家族民俗文化村。使车溪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深山峡谷，一跃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原来只靠种田为生的农民现在也办起了饭庄，做起了工艺品，当上了演员，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它是一个以挖掘土家民俗文化而成功的主题公园。

车溪的旅游特点可用：“一、二、三、四”来概括，即：一个主题定位(梦里老家)；两大自然奇观(地质奇观、植物奇观)；三种文化特质(民俗歌舞欣欣赏、农耕稼作展示、古代作坊表演)；四种旅游特质(休闲体验游、民俗风情游、科普考察游、猎奇探险游)。这一些活动使游人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忘却工作的烦恼，一头扎进车溪的青山绿水之间，真切地感受生命与自然亲近的意义，体味“重拾野趣，返朴归真”的无穷乐趣。车溪民俗风景区是湖北三峡地区唯一的民俗旅游区，因为充分利用了三峡民俗风情，把土家民俗文化特色与旅游品牌的创建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加大宣传力度，抓好组织和管理工作，依靠自身的不断发展，创出了品牌，办出了特色，办出了综合效益。

民俗文化被庸俗化。民俗旅游魅力无穷，并非说明民俗旅游资源就可以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地开发。民俗旅游之所以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于其深厚文化内涵，而不是那种随意照搬、盲目建设、重经济轻文化。如在三峡有些景区，对外宣称引进某民俗表演团体，以民俗风情表演为幌子，进行庸俗化表演。而且还有用封建迷信、甚至恐怖的东西来招揽游客，最终也落得个“门前冷落车马稀”。民俗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教，即是正统教育之外的社会民俗教育。民俗节庆仪式的活动是利用节庆的民俗唤起民心向背，达成一种团结友爱的社会风尚，昌启民族精神文明。

三峡民俗文化旅游仍处于浅层次的开发。三峡民俗文化旅游没能充分体现三峡民俗旅游文化的精华，没发掘其文化内涵，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仍处在浅层次的开发阶段。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民俗旅游项目有庸俗化，艺术化，舞台化的趋向，以至一些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也被一一退化；开发重点不突出，民俗旅游品雷同化，降低了民俗风情的纯度。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成为朝阳产业的今天，保持三峡民俗文化的原汁原味、以及先进文化的合理渗透，是使三峡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得以保持的关键所在。必须科学、合理的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三峡民俗旅游的开发策略

建原生态民俗文化村寨。在三峡景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改建而成，保存当地原有的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居住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当地居民。原生态民族村寨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环境，把人与大自然紧密结合起来；该村寨还必须融于周边的文化氛围，共同建成原生态协调的民俗村寨。使它成为实现动态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

挖掘民俗精髓，丰富旅游产品。三峡民俗资源丰富，对传统的餐饮、民居、工艺品和民俗节庆活动等进行挖掘，开发成单项的旅游产品。如毕兹卡民俗文化村地处长阳县城东大门观音阁，依山傍水，风景怡人。在这里住土家吊脚楼，吃土家风味餐，观民俗歌舞表演，看土家姑娘织绵，购“西兰卡普”纪念，成为展示土家文化特色的重要景点。

旅游购物是旅游消费中最有弹性的因素，尤其在民俗旅游中，由于民俗旅游商品能够较好的满足游客求新求异的心理，又能很好的展现当地的民俗文化，因而其开发是大有可为的。大力发展具有纪念性、工艺性和实用性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浓厚的旅游商品、食品、服饰和工艺品应当是三峡民俗旅游开发的一个重点项目。传统产品要巩固，新产品要大胆开发，这些必将为三峡民俗旅游开发的成功提供强大的支持。

培养热爱民俗文化的专业人才，建立“三峡民俗文化遗产数据库”。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使民俗文化发射更加灿烂的光芒，要更凸显其特色并提升其品位，就更需要尊重、依靠对民俗文化有造诣的专业人士，培养热爱民俗文化的专业人才。允许有特殊才能的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其拥有的民俗文化品牌、创作成果和科研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占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鼓励民俗文化产业单位与高校联合，发展与民俗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如可尝试在各级学校教育中设立民俗文化相关专业，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中培养民俗文化高级专门人才，为民俗文化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建立“三峡民俗文化遗产数据库”，永久保存和传承发展三峡地域的优秀民俗文化。如在宜昌市，建立市、县、乡、村四级保护工作网络，重视活态保护和资助优秀民间艺人，让他们投入到旅游工作中，都是极佳的尝试。

规范管理，打造民俗旅游品牌。因势利导，把三峡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三峡旅游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重点培植。召开新闻媒体、旅行社及旅游部门参加宣传促销活动，提高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制定民俗旅游公约，加强行业管理，规范旅游市场，营造文明和谐的民俗旅游环境，不断树立民俗旅游品牌。避免民俗文化资源单独性开发。现存的民俗旅游资源一般都是零散的、局部的，开发成旅游景区需要抢救、挖掘、修复民俗事物的本来面貌。民俗旅游是旅游活动中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探求先人遗迹的文化旅游活动，要与其他的旅游活动相结合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整合三峡地区如长阳“跳丧”表演、长阳南曲、长阳山歌、薅草锣鼓、长阳吹打乐；秭归花鼓舞、堂鼓，船工号子；远安花鼓戏、呜音：夷陵区唱皮影，夷陵丝竹；枝江吹打乐、枝江楠管；兴山围鼓、地花鼓；五峰打溜子、南曲艺人、唐祭等，让这些优秀的民俗文化在景区表演，做到文化、乡情、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使游客从景和物中真正了解文化和乡情，使旅游活动更丰富、更真实、更有意义。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4

关键词：方言；民俗；旅游；文化

一、方言的产生与民俗的形成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并使用的。最初语言的出现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为统一行动发出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只在一个集团的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所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个地域所专有的，只反映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习俗、文化内涵。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某个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该地区的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语中，这也就是说，方言词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现象。例如，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岛地区称为“连襟”，而天津人叫“一担儿挑”。可见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传承、相沿而成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或约定俗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与惯例规矩，从而形了风格迥异又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社会各领域中不断传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民俗周圈与方言使用区域在地域上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两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说同一种方言话语的人，在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一致之处。我国自古就对民俗和方言的关系有所阐述，如《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中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正揭示了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说明民风民俗是否相同与方言话语是否相通是可以互为条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二、方言文化与民俗旅游的关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特定的方言词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地域与居民。由于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习惯的方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哪一种民俗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过该地区特有的方言词汇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民俗显露出来并且与方言一样，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从这一方面来说，方言可以称之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岁时年节、饮食服饰、等民俗的传承与演绎，始终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民俗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流布产生了影响，反映并制约该地区各种民俗的形成和传承过程。语言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决定了语言与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建设的相互依赖性。方言土语正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会性、稳定性、传播性、变异性对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为载体，以民风民俗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都市的品格与象征并一起构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众多因素，一个地区的方言特色也就是当地民俗的演变、发展形式之一，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旅游业更具魅力与吸引力。方言作为载体与地域文化一起构成了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从最基础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对于真正把握各地区的旅游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结构，都有很大的帮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一种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它也必然活跃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内。可以说，通过对方言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民俗旅游的内涵与特色。

三、天津方言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天津有着丰富的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天津方言的历史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天津人操一口特殊韵味和语调的天津话，天津方言中有许多外地人很难理解也很难学会的词汇和语调。天津方言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特色，在语言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词汇方面，天津话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富有人情味，成为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天津自古是军事重地，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各地的移民拼凑而成的。军人粗犷的性格和移民火爆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明代“燕王扫北”之时，安徽一带有大批军人携带家眷来到天津守城戍边屯垦。这些军事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江淮方言便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著名语言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淮平原。到了清代，天津仍然是淮军的大本营，从而淮军将领占据了上层社会地位，其使用的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得以推广流通。天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凭借航运码头和皇城脚下的优越位置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特色。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人杂五方，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内涵深厚，呈现出以老城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军旅文化和以海河为中心的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风貌，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使天津的卫派文化独树一帜，得领风气之先。因为方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及历史变迁。天津方言中有三个字使用频率最高，最能反映卫派文化的性格，一个是“哏儿”，一个是“嘛”，一个是“了”（liǎo）。“哏儿”是天津人的语言优势，卫嘴子能说善讲，表达幽默，天津人的乐观是全国出了名的；一个是“嘛”，天津人好奇，参与意识强，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好打抱不平和见义勇为；再一个是“了”，天津人很务实，只要认准了就去“了”，了就是办，天津人很重情义二字，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脸要面。方言话语与地域文化可以突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化形象，从而使该地区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彰显着天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及地域文化互为载体对中外旅游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天津民俗以方言的形式世代相传，蕴含着这个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天津方言与丰富的天津地域文化在各个层面互相融合，构成了天津地域的特色旅游文化。例如，天津话中的“莲年有鱼”所突出的年俗文化；“枣栗子”所突出的婚俗文化；“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所突出的宗教文化。每到旧历新年天津的年味最浓，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极受人们欢迎。画面上的娃娃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因“莲”与“连”同音，“鱼”与“余”同音，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反映了津门的时事风俗。津门民间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向寝账内撒红枣、粟子和花生，这是利用“枣”谐“早”之意，“栗子”谐“立子”之意，而取‘早立子”的吉祥含意；用花生，谐“花着生孩子”的意思，表示子孙满堂，既生儿又生女。天津自古以“河海通津”而著称，当时人们为寻求神灵的保护，航海女神妈祖便应运而生。天津的天后宫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由于天津自设卫以来，作为河海要冲的交通地位始终没变，所以几百年来妈祖文化在天津传承不断，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自元代在海河三岔口西岸建起了天津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天妃灵慈宫（后称天后宫）之后，三岔河口地区便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至明永乐二年，在天后宫建成七十八年之后，天津才开始设卫筑城，由于天后宫建立的时间早于天津建城，从而留下了“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此后，海河沿岸天后宫一带，船只聚集，商业兴起，人民繁衍。不久以天后宫为中心，形成了天津城市最早的一条商业街——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堪称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天津民间视天后为万能之神，这种信仰对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许多颇具天津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拴娃娃的求子习俗、献船挂船的还愿习俗、出皇会的祭祀习俗等。天津方言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亮点。天津的方言和民俗文化引起了外国以及外地游客的极大兴趣，但目前没有作为品牌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但是让天津的地域方言文化促进民俗旅游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构建突出天津文化旅游特色的方言旅游区既有利于保护天津的传统民俗文化又可以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而使用天津方言进行民俗文化的导游讲解则可以充分展示天津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形成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个性特征，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方言和民俗文化对天津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方言的独特韵味构成了特殊的旅游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传承津味儿民俗文化旅游的独特性，与其他地区旅游文化错位发展，是促进天津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整体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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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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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琳.天津民俗文化寻根[J].寻根,2006(4).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5

海峡民俗文化圈是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台湾和浙江沿海一部分地区，所以称闽台民俗文化圈，是我国七大民俗文化圈之一。海峡两岸一海相连，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是我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在同一‘民俗生活圈’里的人能彼此认同，在心理上有着相同的意识、感觉，是在不知不觉中而约定俗成。”［3］台湾新竹社会教育馆馆长苏解得说:“每个地区，各个族群的民俗，有相同的地方，但更有各自的特色，因此民俗也就五彩缤纷、十分丰富。民俗虽然是代代相传，有延续继承的特点，但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也会发生种种明显或不明显的变化。”［4］两地民间信仰以贴近民间、深入生活、富于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早期大量移民从福建渡海开发台湾，使八闽文化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当地文化产生深刻而恒久的影响，因此台湾的民俗文化同样蕴涵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根据地质学家考证，台湾海峡两岸之间，远古以前地脉相连，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发生海浸，才形成如今一水相连的海峡。台湾基隆港与福州之间海程只有180公里，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与福州的关系必然密切。据考古资料和史志记载，台湾的凤鼻头文化与福州昙石山文化同属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且昙石山文化对凤鼻头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海峡两岸都是移民社会，台湾的“根”在大陆，海峡西岸是他们的祖居地和渡台出发点。闽都民俗文化也随移民传播到了台湾地区，如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畲族服饰传统美术、闽剧、曲艺、福州评话、福州伬艺、寿山石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闽菜等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台湾就近通过海峡接受从福州以及大陆其它地方传承来的民俗文化。由于两地环境大体相似，所以在台移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台湾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移民，故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及其心理现象，实多保持祖籍民俗文化的传统。”［5］当然，由于海峡地理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民俗为了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而进行调整，形成了一些有别于中原习俗而有闽都特色的新民俗，这些新民俗与基本保留下来的老民俗一起，构成了海峡民俗文化区民俗内容的主要部分。海峡作为同一民俗区，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福州和台湾绝大部分原住民在远古时期同属百越的一支，与中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汉武帝征讨闽越，福州从此进入移民时代，炎黄文化不断渗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漫长的发展，至五代宋时期，形成自己特有的民俗面貌;与此同时，台湾仍继续着越人发展的历史，后来随着南洋群岛马来人及其他一些人种的入台，逐渐融汇形成土著民族及其民俗文化。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多山多水，台湾山地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二，河流短促，多急流险滩，使得内部交往困难，各地区相对闭塞，造成小地域性民俗的特点，许多神祇通常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域内，如闽江流域崇拜临水夫人、张圣君。而福州这种民间信仰特色被移民完整地带到台湾。

“临水夫人又称陈进姑、陈靖姑、陈夫人、顺天圣母、顺懿夫人、大奶夫人。相传夫人为唐朝福州罗源下渡人，或为福建古田临水人，本名陈靖姑，以法术行善于世，护佑童男童女及产妇的平安，专司护幼催生、护胎救产之职。又因其道行高超，亦能斩妖除魔，保卫地方平安。”［6］加上大陆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流传，形成了台湾丰富多彩的信仰祭祀圈，如福州城乡道路特别的地方，时常立有佛名碑。“台湾乡间公路旁，常见书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或木椿，它有镇百鬼压灾殃或供养之意。”［7］据1959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调查，全省共有寺庙3834座，各寺庙所奉祀的主神达249种。台湾各寺庙所奉祀的神明，来源于海峡西岸的福建、广东、江西和浙江。其中江西有张天师，浙江有普陀山观音菩萨，广东较多，有岳帝、祖师公、三山国王、观音等，其他都传自以福州为省会的福建。福州有童谣《月奶》:“月奶，月奶，你是大，奴是细，跪你一千零八拜，耳仔掏还奴，刀仔掏换你。”民间传说月亮会割小孩耳朵，老人都教小孩唱这首童谣，要小孩尊敬月亮，称之“月奶”。而在澎湖二崁古厝街巷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澎湖地方月娘祷词:月娘月光光，照着囡仔个脚仓，汝是兄，我是弟，毋通举刀割阮耳。”真有异曲同工之趣。福州市果是福橘，大年初一百姓喜欢送福橘，寓意吉祥如意。“每逢旧历过年期间，许多人家门口，总是挂着几个橘子，称为‘吊吉’，用以象征吉祥。在拜年礼节上，许多人总是喜欢到处送吉，以此作为拜年礼物。”［8］福州在两晋时期才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和民俗的影响，宋代中原民俗才在福州成型。中原北方因为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因而战乱不断，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常常造成民俗的超常态变化。福州在明清之前相对安定，很少战乱，所以中原移民在保持原有民俗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有关民俗方面的词汇，许多在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但却在福州方言中还保存着，如“筷子”称“箸”，“屋子”称“厝”，“锅”称“鼎”等。《诗经》中的许多诗歌，用福州方言读非常压韵，说明福州话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音。闽台婚姻习俗中的议婚、订婚、迎娶、完婚、回门等儒家传统的“六礼”，古老而悠久。葬俗中的搬铺、举哀、报丧、小殓、服丧、守灵、大殓、出殡、下土、做七等，大部分深受朱熹《家礼》的直接影响，有的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制。明清时期，大量福州人和福建各地人民移民台湾，使得福建的民俗在台湾占据了主体地位。海峡地处东南沿海，是近代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地区，虽然旧的民俗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从饮食、服饰乃至婚丧礼仪方面开始出现近代化，西服、咖啡、沙发、留声机等进入普通人家。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对台湾实行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民俗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很大，传统民俗仍占主流地位。而即便是日据时期，海峡两地仍保持着交往，台湾各宫庙的“沿革志”都记录着日据时期各宫庙到福州及福建各地祖庙进香的记录。“据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9］福州素有“陈林半天下”之称，而台湾陈林也占到台湾人姓氏的20%。福州的陈林与台湾陈林都认为自己出自河南光州固始，可见两地在血缘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地人民有着共宗共祖的血缘关系，民俗文化因此一脉相承。

二、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的凝聚力

“民俗是地域性族群生活习尚的经验累积，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凝炼出来的生存智慧，在长久风俗的熏陶下，约定俗成，并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指标与规范。”［10］海峡同属一个民俗文化圈，民俗文化非常接近。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文化越是接近的两个地区越是容易和谐、和睦、和平相处。可以说，海峡民俗文化是海峡和谐发展的凭借与支撑。两地在宗族、宗教、节庆、饮食、服饰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民俗，这种相同或相近的民俗也蕴涵了极为强大的凝聚力。“民俗文物是一个民族具体而普遍的民间物质文化，反映出民间基本的生活方式与风土特征，也是认识和了解民间生活历史和文化根源最好的途径。”［11］比如过去福州一些人家，夏天喜欢睡竹席，非常凉爽。有的还配个入秋装竹席的长竹篓，称“竹夫人”。台湾有“夏天卧室取凉的竹编抱枕。以竹篾六角孔编成中空圆柱形，由于孔隙粗大，能通风透气，夏天熬热，抱着睡觉不但消暑，更有一番滋味”［12］。闽都宗族文化非常兴盛，有些祠堂的修建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宋闽学兴起后，由于朱熹等人的倡导，宗族文化更加浓郁。到明清时期，福州百姓聚族而居的情况相当普遍，乡党文化发达。福州人移居台湾后，同一祖籍地的移民形成一股内聚力，结成比较固定的群体，仍然按照在福州时的传统，族亲聚居，乡亲为邻。各家族都会建祠堂、修族谱，并强调家族内部相互救济、扶助，为沟通血亲感情，还成立了各地的福州十邑同乡会。海峡岁时节庆习俗既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基质，又具备了独特的地域个性。两地节庆习俗大同小异。“台湾的岁时节日，和大陆各省相近，尤其和福建相似。……在大年初一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做不吉利的事，不能骂人，不扫地不倒垃圾，不吃稀饭，不能打破器物。”［13］福州简称榕，福州的市树就是榕树。而台湾澎湖县的县树，也是榕树。澎湖的通梁古榕，据说就是来自福州。相传，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春天，有一艘商船自福州南下，船经白沙岛与西屿之间的“吼门”时，不幸遇难沉没，只有一个盆景浮在海面，盆中是一株小榕树。这盆景由海潮带到通梁村保安宫前，被村民拾得，送给乡绅。乡绅认为榕树是海上死者精魂的寄托，就把小榕种在保安宫前，作为对罹难者永恒的纪念。福州和澎湖两地榕树同根，文化同源，可谓有缘。海峡地区气候温暖，水(海)产丰富，人们以稻米为主食，以水产品为佳肴。明代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引进了番薯，后台湾又从福州引入番薯，从此番薯就成为两岸缺粮地区的主食。海峡地区流行菜肴为闽菜和客家菜，风味小吃也独具地方特色。海峡地区茶肆遍布，并且有客来访，首先是请喝茶。两地人喜欢饮酒，酒尤以自酿糯米老酒最为普遍。海峡两地无论男女都有穿木屐的习俗，福州的一些澡堂至今还保留木屐。“作为一种鞋具，木屐的凉爽和防滑的功能，极适合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南方地区。台湾穿木屐的历史，最晚可追溯至清朝。”［14］海峡两岸的民俗活动相互交流和影响。比如:“台湾寺庙在元宵节或神明庆诞时，要准备以面粉、面线、花生或者其他食物制成的龟，摆在庙里供信徒掷杯筊乞龟许愿。”［15］2012年在福州高爷庙举办民俗文化节，专门请台湾澎湖民俗专家参与，进行乞龟活动。“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整体性。”［16］民俗文化的集体性又进一步促成了其共同社会圈的文化一致性。海峡相同的民俗文化有着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它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民俗文化的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是民俗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民俗文化的集体性蕴涵着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多年来大批台湾同胞不断返乡寻根，就说明这种一致的民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三、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海峡两岸作为同一个民俗文化圈，圈内的民俗文化交流虽然各方面都在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不足，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有待于解决。一是覆盖面不够。民俗具有区域全民性，它内生在民众的生活中。但两岸目前的民俗交流，还局限在点对点，或者是小片区的面对面层面，没有在两地民间全方位展开，覆盖面有限。二是交流平台少。两岸间的民俗交流基本上集中在文化部门之间和重点民间社团组织之间，形式也主要是互访和演出。三是内容不够丰富。民俗内容包罗万象，但是海峡两岸间的民俗文化交流目前还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技艺和节庆方面。

四、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建议和思考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民心凝聚力。由于历史原因，海峡两地曾经一度隔绝。而同一传统文化的认同，又使两地文化在两岸恢复三通后重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民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纽带和桥梁。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独特性、历史性、包容性。两地民俗文化要努力挖掘、延续传承、拓展弘扬、实时创新，把海峡民俗文化交流常态化、社会化、生活化。一是政府主导的平台要做大做强。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切实保护民俗文化，也是加强两岸民俗交流的一个重要基础。地方政府必须加大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力度和资金投入，同时，合理地开发、利用、继承、发展，使民俗在流传中发展，实现“活”保护，如建立海峡民俗文化实验区，赋予特别的文化发展政策。促使海峡之间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相互作用、交往、共享、弘扬，让海峡两岸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共同体，形成强大的整体推动力，推动两岸的社会发展。二是民间民俗交往的渠道要拓宽延伸。民俗文化所包含的任何一个民俗事项都可以举行互访交流。通过两地民俗文化建设和交流，定期联手举办两岸高规格、多层次、大范围、有影响的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如继续办好两马同春闹元宵、民俗艺术节、灯谜艺术节、奇石节、茶文化节、书画展览、文物展览、民俗文化活动巡演等，特别是以连接为重点促进民间文化交流。通过信仰文化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以旅游业为载体实现大众信仰文化的传承。三是要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酵母，推进传承创新。民俗文化拥有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可以参与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进程。发展和创新是对民俗文化最好的继承和保护，如2008年1月，台北举行了“台湾民俗文物大观”特展，彰显汉族与原住民族各自的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而台中市北屯区的民俗文物馆展示了各式先民遗物，包括食衣住行等生活上经常使用的文物。在民俗技艺广场上，有各式民俗表演。2014年1月，福州市闽侯县的闽都民俗园开园，这个福建省最大的民俗文化公园，是一处突出农耕文化，以体现福州地区古代、近代耕读习俗为主的开放性主题文化公园，园内还举办民俗文化节活动。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6

【关键词】拉祜族；民俗音乐

一、民俗音乐的起源

“民俗”一词，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礼记・缁衣》载：“料事物，查民俗”；《汉书》：“变民风，化民俗”等，都提到了“民俗”，古人所谓的“民俗”，可以理解为“民间风俗”的简称，即在民间存在并流传的风俗。地方民俗，是指特定地区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由于民俗文化所存在集体性，因此民俗培育了当地社会的一致性。

二、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的划分

民俗音乐是一种综合性文化事象，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所以，给民俗音乐作统一、详细的划分尤为困难。我们民族音乐的分类，按体裁形式基本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说唱、民间器乐的民间戏曲五大类。民俗音乐除了包含“五大类”之外，更主要是把民俗音乐作为具有综合性的音乐文化事象来对待，分类不仅限于体裁和形式，同时还考虑到民俗与音乐的双重特点，考虑到民俗音乐所包涵的实际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口传民俗音乐和行为传承民俗音乐（主要指民间器乐）两类。口传民俗音乐又可分为社会生产民俗音乐、社会生活民俗音乐和社会精神民俗音乐。社会生产民俗音乐包括A、号子：搬运、工程、农事、船工、作坊号子等。B、劳动歌：捕鱼歌、伐木歌、放牧歌、农田歌、采茶歌等。C、生产调：赶车调、纺织调、叫卖调、吟诵调等。社会生活民俗音乐包括A、人生礼仪音乐：a、童谣：摇篮曲、催眠曲、儿歌、游戏歌等。b、情歌：锈荷包、五更调、花儿、恋曲等。c、婚礼歌：哭嫁歌、请媒调、接亲曲、娶亲歌、送亲调等。d、生日礼俗歌：祝词歌、酒歌、祝福歌、祝寿歌等。e、丧葬歌：哭丧歌、安魂调、经歌、送葬歌等。B、民间歌舞：秧歌、花灯、二人转、芦笙歌舞等。C、民间游艺：对花谜、玩灯、猜花等。社会精神民俗音乐包括A、信仰礼仪音乐：a、民间巫术活动中的音乐。b、宗教科仪音乐（包括儒、释、道、伊斯兰教等）。c、社会道德礼仪音乐。D、说唱音乐：叙事歌、史诗、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人物等说唱。C、戏曲音乐：各种地方曲艺、地方戏曲、地方戏等。行为传承民俗音乐，同样分为社会生产民俗器乐、生活民俗器乐、社会精神民俗器乐。以上从概念上大轮廓的对民俗音乐作了分类。内容上，民俗音乐往往是互相交叉、相互渗透，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民俗音乐是以民间音乐的流行与传承为基础，经过历史的沿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民俗音乐依据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生活特点、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等因素，逐渐形成包含内容、种类众多的民俗音乐。民俗音乐有口传民俗音乐和行为传承民俗音乐（主要指民间器乐）。民俗音乐是人类抒发感情的途径，是人浓郁感情的自然流露，是语言的高度升华。民俗音乐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和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民俗活动中。并且，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民俗音乐的载体是民俗而不是音乐。

少数民族的民俗音乐可谓是其中最具有民族性、群众性的。在上少数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首歌谣，道尽所有事。从简单的生活琐事到民族的信仰与宗教，从四月的山歌传情到最后的喜结连理，从开始的生儿育女到最终的送葬安魂，少数民族用最原始的音乐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少数民族民俗音乐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而主要靠口传心授在生活中广为流传和发展，正是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心声，是少数民族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寄托和“食粮”。由此观之，民俗音乐的本质在少数民族音乐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三、拉祜族民俗音乐变迁

拉祜族善于歌咏，娴于舞蹈，其音乐舞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拉祜族民歌有颂歌、叙事歌、儿歌、情歌、丧歌等五类，各具特色。歌曲、乐曲和舞曲形式多样，节奏多为复拍。乐器有芦笙、口弦、三弦、锣、箫、笛子等。芦笙舞是拉祜族的传统舞蹈，舞蹈动作多与生产紧密结合，有薅秧舞、割谷子舞、打谷舞、丰收舞、孔雀舞等。而拉祜族音乐可分为民间歌曲和器乐两大类。

民间歌曲：有古歌、山歌、想念歌、儿歌和催眠歌等。

古歌，拉祜语称“咕阔嘎阔”，节日喜庆中，多由长者演唱，借以传授习俗和农业生产知识，追忆本民族的历史，演唱民间传说故事。古歌的音域较窄，多在八度以内，音乐结构为一个乐句的变化重复，旋律与想念？歌、山歌有联系。

山歌，拉祜语称“嘎阔”，原意为唱歌。因为多在山野间唱，也常译为山歌。山歌的内容广泛，有爱情、劳动、赞美家乡、歌唱新生活等。山歌的节奏较自由，多为单句体结构，根据歌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曲调高亢悠扬，时而出现八度及四、五度的跳进和有趣的三音mi下滑结束，形成了拉祜族音乐独特的结尾。

想念歌，拉祜语称“法达阔”，属于情歌一类，青年男女常以想念歌表达爱慕之情，或歌唱情人的美丽勤劳。多独唱或对唱。

儿歌和催眠歌，拉祜语称“亚哀嘎阔”和“亚诺？阔”。前者旋律流畅，常作三、五度的跳进，类型的节奏颇有特色。后者由妇女为孩子演唱，旋律婉转，节奏细致。此外有多种习俗歌，如节日喜庆中唱的酒歌、祝福歌以及摩巴（巫师）为病人唱的叫魂歌、送鬼歌等。

器乐：拉祜族的男子几乎都会吹葫芦笙。葫芦笙曲以舞曲为多，如《跳笙调》、《舂盐调》、《撒种调》？《犁地调》、《过山调》、《串门调》、《催眠调》等。列嘎杜（直箫类吹管乐器）曲有《山歌调》、《想念歌》、《催眠曲》和舞曲等。响篾（口簧）多为姑娘弹奏，曲调有《情歌调》《铃铛调》、《树枝调》等。小三弦乐曲有《伤心调》、《欢乐调》、《跳笙调》等。而拉祜族的民俗音乐中，非常有名的时间他们的口传性创世史诗《牡帕密帕》。《牡帕密帕》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属拉祜族口述文学，流传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

四、拉祜族民俗音乐的意义

在拉祜族民俗音乐中，从出生开始便有摇篮曲儿歌等伴随着孩童的成长，民俗音乐对于人体的物理刺激是毋庸置疑的，民俗音乐的重要性已经涉及到社会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先来分析民族音乐的作用，众所周知，音乐欣赏带给欣赏者的感染和震撼是其他艺术形式取代不了的，尤其是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它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在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欣赏者的言行举止。民俗音乐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起到的社会作用，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儒家，对音乐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完善人的人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谓“成于乐”是说“乐以冶性”，“成性亦修身也”，所以才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把音乐作为“树人”的重要手段。

五、结语

今天民俗音乐随着社会的、文化的变迁而产生变异，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的习俗在消逝，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重拾那些曾经被遗忘和消逝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拉祜族史[M].民族出版社，2003.

民俗文化的由来篇7

[关键词]民俗 喜剧电影

民俗作为一定的民众群体“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常常被电影借用或表现，从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即以编导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买卖婚姻习俗作为题材，到《刘三姐》这类呈现民俗风情与心理的民俗电影，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五代电影导演创作的新民俗电影，如《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民俗与电影之密切关系已可见一斑。国产喜剧电影更是将民俗作为喜剧因子，纳入到影片叙事中，成为喜剧电影的独特奇观。简而言之，这不仅是因为民俗源于生活或本身即为生活的本质使其成为电影表现的对象，更因为民俗本身具有的喜剧因子与陌生化效果而与喜剧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俗一般包括物质民俗（物态民俗）、精神民俗（心态民俗）、语言民俗（语态民俗）以及社会民俗（动态民俗）四大类。物态民俗指的是一切有型可感知的具象形态，如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交易等；精神民俗包括巫术、信仰、宗教、禁忌、口承语言民俗、民间游艺、竞技等，精神民俗指的是在物质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民俗事象；语言民俗是口语约定俗成，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社会民俗则包括家庭、家族、村落、民间组织、岁时、人生礼仪等。当然，这些民俗的分类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常常是互为表现互相承载，比如语言民俗也承袭了一定的精神民俗意象，而社会民俗则往往以物态民俗为载体来呈现，尤其在电影作品中，这四种民俗往往是以一种复合的方式呈现。

一、国产喜剧电影中的民俗表现形式

民俗在国产喜剧电影中的应用，总是具有某种功用，或用作道具，或作为背景，又或构成情节，或作为载体。它通常以下面几种方式整合为电影元素：

第一，民俗搬演。

搬演最为契合克拉考尔对电影本性的定义――物质世界的复原。而民俗来自传统，被人们的主观意识筛选、重组后成为日常生活与观念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物质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静止状态的物态民俗和社会民俗常常成为一般电影作品表现的对象，用来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地域背景，丰富生活场景，使电影更加真实可感，更富观赏性。例如冯巩、徐帆主演的喜剧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的保定方言、街道、驴肉火烧以及三轮车，无不充满了河北保定独特的民风特色，为影片增加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魅力。张艺谋喜剧片《爱情麻辣烫》还原了老北京的原始风味，在人物的言行举止和一景一物之中展现具有典型北京色彩的民俗风情。四合院、胡同、后海等生活场景和诸多的生活细节如烤地瓜、玩弹弓、养八哥等营造了北京特色的生存景观。同样的效果出现在喜剧片《鸡犬不宁》中，这个发生在豫剧团内部的故事就诞生在河南开封，方言、老房子、马道街的辉煌灯火、茶馆的独特韵味，无不因为保留民俗特色而使影片又亲切又新鲜，使影片具有了一种深厚、悠长的文化底蕴。

民俗搬演不仅仅作为观赏满足与象征表现的视觉呈现，而且还常常参与情节或构成情节，例如冯小刚贺岁电影《天下无贼》中对高原神庙人们诚心求佛的民俗场景展示，不仅是作为一个民俗仪式被观看，更是作为一个情节来展现（李冰冰扮演的小叶在这种场景下行窃），同时也暗示了女主人公王丽的心理变化历程的开始（因循信仰，想为孩子积点德，不想再做贼）。所以，这一民俗场景的呈现，在影片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视。

第二，民俗改造。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艺术作品取材于生活，但是要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电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自然也是如此，将民俗直接搬演进银屏，尽管保持了民俗的原汁原味，但这不一定完全契合故事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电影作品中，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改造后的民俗，对于喜剧更是如此，为了达到或增强喜剧效果，更会刻意地改造民俗。

如果说陈凯歌《黄土地》中“陕北腰鼓”一段是对民俗的夸张化演示，是为了影片的张力而着力夸大的话，喜剧片《鹿鼎记2神龙教》中的“陕北腰鼓”则是一种戏仿。身着清代官服的演员腰间绑上陕北腰鼓，跳着陕北汉子的舞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戏仿是近代喜剧电影常用的手法，在这部影片中，对民俗的戏仿同样成为了该片绝对的搞笑元素。这便是一种经典的民俗改造手法。

《满汉全席》是另一部通过民俗的改造达到喜剧效果的影片。这部以东方饮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不仅在中国传统菜肴的呈现上表现得有声有色，而且在烹调技术的展示上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国传统烹调技术讲究刀工、火工，厨师对于菜刀、铲勺的使用独有功夫，具有一种艺术美。但影片将这种功夫夸大化了，几个厨师大斗厨艺仿佛武林高手过招，操持菜刀、铲勺好似耍神功绝技。例如大厨廖杰烧“灌汤黄鱼”时的刀工、铲功实在是令人生叹，刀光刷刷闪过，洋葱、青菜各成其形，活杀黄鱼后，刀锋嵌入砧板，入木三分兀自颤动，气势可比率领三军的大将。

这种“厨艺功夫化”同样表现在喜剧片《食神》中，最后的高潮“黯然销魂饭”尽管就是一碗叉烧饭，但融会了厨师从高峰到低谷的人生体验，再配合一个少林绝学“火云掌”煎的糖心荷包蛋，“每一块肉的汁都被纤维封在里面，如江河汇聚，而肉的经络又被内力打断，入口十分松化。”[2]所以，实际上这碗叉烧饭融合了情感与绝世功夫。这样的饮食，看似是民俗传统，实则加上了当代的诠释与改造。应该说，这样的民俗改造既有物质形态的内容，同时又有传统精神的内容，因此，也使得影片充满了神奇的东方魅力，使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感慨不已，这种民俗改造的效果与喜剧的效果“含着泪的笑”是一致的，因此，也使得民俗与喜剧电影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民俗臆造。

臆造与改造截然不同，改造是在原有事实基础上的修改，臆造则是无根据的创造，从两个词的词性上来说，改造是中性的，而臆造则是贬义的。民俗臆造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批评的“伪民俗”，如当今批评之声较盛的对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中伪民俗的呈现，“大红灯笼” 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臆造，目的是以这一“东方奇观”来满足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窥视欲。

在国产喜剧电影中，如赵本山《落叶归根》是以“人死归根”这个民俗行为或心理为主题展开叙事的。这个民俗行为或心理本身不是臆造的，但由于影片过于注重表现“笑星”赵本山的滑稽语言和行为，使得影片充满了低俗的戏谑，让人看不明白对这种行为或心理究竟是批判还是给予同情。模棱两可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及对“人死归根”民俗的刻意强调与扭曲，使得这个本是中华民俗传统心理与行为的民俗事象被摄影机别有用心津津乐道地“被看”，使这个本是严肃认真正当的民俗演变成为一出闹剧。这样的误读带来的后果是：中华民俗的传统民俗被质疑或受到嘲讽，严重地说，也可能影响到民族形象。

民俗改造与民俗臆造的共同点是都会带来误读现象，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的误读是善意的，后者的误读是别有用心的，是恶意的，常会被人利用。比如喜剧片《食神》中由于对厨师的烹调技艺“武侠功夫化”而创造出的一些菜名如“倚天切”、“屠龙斩”、“降龙十八炒”、“打狗煎”等，虽然失实，但这都是对中国饮食民俗的推崇与宣扬，尽管也会遭致误读，但只是其表达方式有些夸张形象，却也是无伤大雅的。

二、民俗在国产喜剧电影中的功能

无论民俗以何种方式在喜剧片中呈现，都具备两种功能，一是寓言化，二是商业叙事。如王志文、陈好、范伟主演的喜剧片《求求你表扬我》中一些场景是在南京的古城墙上拍摄的，城墙背后高楼林立，古朴与现代的强烈对比与故事的主题，即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是相关的，那么，这里的古城墙这一物态民俗无疑具有寓言意义，即象征传统。再如《合约情人》中独特的岭南风情和原汁原味的岭南民俗，古朴怀旧的生活元素实际上象征着老一辈人传统的思想，与从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归来的时尚前卫的年轻一代构成鲜明对比，影片的冲突就由此产生了，故事也就从此展开了。

黑色喜剧片《疯狂的石头》中的“玉”是一个物态民俗的典型符号，这部电影也正是以“发现玉――展览玉――丢失玉――寻找玉――玉的失而复得”为主线进行叙述的，其中心关键词是“玉”这个民俗符号，或民俗物件。“玉”的无意识的失而复得与保卫科长包世宏的男性难言之隐的解决几乎是同时的，由此使得这个民俗符号具备了象征性，“玉”在古代是自有物，是随身佩带的，同时，“君子比德于玉”，它象征着一个男性美好的品格与自由的人格。这是一个寓言化的故事：包世宏无意中得到了真玉，包世宏的品格与人格也得到了认可与解放。

三、民俗与喜剧的共性：狂欢文化

民俗与喜剧有着狂欢文化的共性。狂欢文化常常具备这样的特征：（1）民间的而非官方的；（2）颠覆性：颠覆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等级与禁忌；（3）仪式化。民俗与喜剧都具备了狂欢文化的以上内质。先看民俗：首先，民俗来自于民间，它是非官方的，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民参与性。其次，在民俗事象内部，是不存在等级与禁忌的：“过了端午节，还要冻三冻”，这个谚语对庶民与王子同样适用；正月十五拜财神的活动并不会因为高官没空而改在正月十六拜……等级与禁忌在民俗活动中被淡化或消除，日常生活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暂时超越，具有自由、平等的精神内涵。第三，民俗由于传承性而变成一种仪式化的程式，代代相传，并且具有节日、游戏的性质，在特定的“神圣时间”中，人的情绪得到宣泄。

再看喜剧，根据巴赫金的理论，狂欢化是喜剧的一大特点。狂欢的原则就是“笑”，而喜剧的目的就是“笑”，也就是狂欢。喜剧来源于民间诙谐文化，它起源于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抗争，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力量过于强大时，平民大众就以狂欢的方式嘲弄和颠覆官方世界的等级、秩序，消解其统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后来，这种方式或精神常常表现在喜剧中，通过弱小对强大的嘲弄与颠覆，造成情节张力，达到“笑”的效果。笑似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举动。近几年来，观看冯小刚贺岁喜剧片也已经成为了一种自发的仪式化的举动，更加体现了喜剧电影的狂欢文化内质。

如此看来，喜剧与民俗互相借鉴，民俗有赖于通过喜剧电影的呈现而传承与推广，而喜剧，也因为民俗元素的加入而变得丰满有趣味，两者的有效结合一定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1]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转引自：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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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由来篇8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跨地域、跨民议跨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俗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