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税收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11-06 18:59:17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1
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把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收入。这样，以“分税”为名的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税权并设立两套征税机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财政体制新框架，为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增强了经济基础。例如，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税的比重，由1993年及以前的20％左右提高到了1994年及以后的50％以上。这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此次财政体制改革，对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只能说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措施。所以，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仍有许多不足。
1、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与税收改革在改革步伐上的差异性， 从而导致现行地方税制的不完善与不规范。地方税不是一种税的称谓，而是一组税的统称，有明显的财政意义。似乎可以如此简单地表述：地方税是对充作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源的课征。建立地方税体系是建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然而，在财税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围绕市场经济需要“分”的思路展开的，即“分事、分权、分税、分管”。而税制改革则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统”的需要进行的，即市场是统一的，需要“统一税法”；市场是竞争的，需要“公平税负”。而统一与公平原则的实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税制”。但所提“合理分权”即满足市场经济“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差异性就使得地方税制中许多税种基本没动，于是就呈现出“新税收、老税种”的面貌。同时，财政体制改革在进行“分”的时候，也没有分彻底，只是按中央、地方两大块来分税收。而地方各级之间则没有考虑。因此，现行税收制度就很难完全满足地方各级财政的需要了。
2、地方税源划分得不尽合理。按照效率、适合、 相当的原则来判定，首先是地方税源没有分级次，不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其次，没有按地域，而是按隶属关系、部门、资源或因政策调整的增加部分来划分税源，前者如企业所得税，后者依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银行营业税，这不但有碍于企业改革，也不符合税源的对应性；其三，没有很好地考虑有些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它们或是因其所得来源广大，或是因其资源为国家所有，而不可作为地方所得税；其四，没有贯彻同一原则，如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消费税，划分原则应相同，即均应作为共享税税源。
3、地方缺乏必要的地方税立法权。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理财思想。鉴于此，地方政府有了征税权和独立的征税机关。但问题在于，除了全国性的地方税立法工作以外，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特点、资源状况和特别需要，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的立法权。可以说，这是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
国家历史久远，其政权级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动，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下为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处理各自的公共事务。
不论各国地方政府所指为何，但“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而地方又有其组织体系，分为一定的级次。因此，首先要确定地方政权级次，然后才能考虑相应的财政体制。
两千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徘徊。现在的省、县制，基本上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两级政府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本格局。解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虽然多变，但省、县两级都作为实级存在并各自有一级财政，应该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市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可依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级市。除了县级市以外，目前还实行“市管县”制度。市是一级政府，是实级，应有相应的财政。市以下一般设区，区亦为实级，也应有区财政。区以下的街道办事处是区的派出机构，不宜单设财政。
县以下是乡或镇，为实级政府，可有一级财政。在一些地区如有困难，可不设，亦可在条件具备之后逐步建立。
如上所述，依地方政府的实级，有省、市、县、乡四级，也就是说，地方财政亦有四级。
三、地方财政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应是公共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满足本地区的一般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平衡财政分配，所需资金的取得、使用和管理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由于“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因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质上的关系是：统一关系：国家对全国各地方的财政必须保持统一，统筹规划；从属关系：即权力的行使需遵从中央的统一的法规；调剂关系：中央调剂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以健全地方财政。
公共商品理论是财政税收的基础理论：财政支出的是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公共商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民间部门生产私人商品，政府部门生产或供应公共商品，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财政支出的只能是公共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因此，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需要转换；税收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因此，税收应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共商品的意义。在广袤的商品世界中，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用来满足私欲的商品，称之为私人商品；用来满足公欲的商品，称之为公共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研究私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乃是私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而通过政治过程或政府的作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商品来满足公欲的问题，乃是公经济的核心，也就是财政税收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
公共商品（public goods）理论发端于西方。 因为翻译的原因， public goods 一词有多种表达：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货物、 公共财货、公共财、公共商品等。我们之所以采用“公共商品”的说法，是因为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相提并论可以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事实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物品”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价值；只有作为商品的物品，才具有价值。“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有那些自产自用的产品才不是商品。“货物”是供出售的物品，也就是商品。“财货”意同货物。“财”是钱和物资的总称：钱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物资”是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是商品，所以，财与商品的意义相同。至于“商品”则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所以，我认为把“public goods”统一翻译为“公共商品”较为妥当。而且，这样定义，就可以把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共性与特性。
地方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所在的位置亦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人因距离消防队较近而可能收益较多。这类公共商品可用地理条件作为划分的标准，大体上可将其区分为地方性公共商品、区域性公共商品和国家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这种分类，为建立多层次政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严格区分国家公共商品和地方公共商品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共商品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基本上为全国居民消费的公共商品属国家公共商品，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受益的为地方公共商品。
国家供应的公共商品，是对全体国民给予等量的利益，例如国防、国家制定的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国道、面向全国的高等教育等；地方政府供应的公共商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给特定地区的居民以等量利益，如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系统、地方性道路、中小学教育等。所以说，地方公共商品乃是指能满足一定地区人民的公共欲望，而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又可称之为被差别化了的公共商品。如同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一样，地方公共商品也是相对于国家公共商品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而其范围通常包括：文化、教育、公园、娱乐、消防、水利、交通和地方公用设施等。地方公共商品不但具有联合消费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私有性、排他性及排挤效果的性质，并与纯公共商品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某一地区而言，其一居民如果增加对该地区公共商品的消费，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不便，甚至会使其他人无法消费这种公共商品。例如，图书馆的座位有限等。于是，国家公共商品是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而地方公共商品则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因而是有效率的。
地方公共商品亦有开放性与闭合性之别。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其效益会溢散到该地区之外（外部效益）。因此，该种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补助，其资金来源为受益的辖外地区的特别课征。而闭合性地方公共商品，则不具外部性，其效益全为内部的，即全为该地区居民消费或享用，其资金来源为本地区政府，即地方财政。
此外，在一个空间经济里，同一地区的居民，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商品的偏好，有较高的一致性。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例如，有的人喜欢居住在农村，而有的人却喜欢居住在城市。同时，地区内的各个居民对公共商品的获取能力也会有差异，例如，居住在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商品附近的居民，消费它们就比远处居民方便一些。
一般说来，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为佳。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不同，而地方政府恰可直接根据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人们也可以搬迁的方式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求满足其偏好的公共商品组合，即“用脚投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地方公共商品的存在，也提供了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时，所可能显示的对公共商品偏好的潜在机能，亦即人们以移居方式来显示其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根据他们的偏好，各人将选择最有利的公共商品和税收组合的居住地。这种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决定供应地方公共商品的水平。
综上所述，地方公共商品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方之间的差别性和流动性。所谓差别性，是指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消费习俗、消费偏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地的居民的公共商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有相应地方公共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所谓流动性，是指资源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因。
四、地方财源筹措
地方财源筹措的原则主要是受益原则。地方的财政收入应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其来源为自有收入和外来收入两大类。自有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又包括与收益原则无关的罚款、捐赠收入与按受益原则的规费收入、工程受益费收入等。外来收入包括补助收入和地方公债。一般言之，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是地方税收。以此与地方公共商品的提供相适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其原因是，由国家供应的国家公共商品，是对国民全体给予等量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供应的地方公共商品，原则上，只不过是给予特定地区的居民以利益。正确理解地方税的性质，对地方财政制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地方”仅为全国的一部分，因而就有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源划分问题。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原则一般有：（1）效率原则， 即以税收征收效率的高低作为划分标准，以确定税源的归属权限，如财产税类的各种税，就地征管较易确实，故一般划作地方税；（2）适合原则， 即以税基广狭作为划分标准，税基广税源丰且有流动性的税源划归中央，反之，则划归地方，如农业税具有地区性而且固定，故常作地方税；（3）相当原则，以税源的性质和税收负担分配公平作为划分标准， 如个人所得税，其目的在于全国人民的财富平均，因其税源广，税收弹性大，而宜划归中央。
这种划分，一般有四种类型：独立税源、共分税源、中央对地方补助和地方对中央协助。（1）独立税源，中央与地方各有其独立税源， 中央课征国税，以量能课税为原则；地方课征地方税，以受益课税为原则。（2）共分税源，即税收分成制，无论是国税或是地方税， 均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划分其收入，国税则中央分成较多，地方税则地方分成较多，有时国税与地方税统一征管，使其税收分成更易实行。税收分成制又有两种主要类型：地方交付税与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是中央政府依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而自国税收入中拨付一定比例给地方。地方让与税，是以国税名义征收的特定税收，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按不同比例，提拨作为某种特定财源。（3）中央对地方补助， 中央政府为达成某项特定目的或进行某一特定事业，给予地方的一定款额。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和国库补助金三种。（4）地方对中央协助，即协助金， 在中央政府经费不足或兴办某项事业时有利益外溢时，地方政府有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而由地方向中央提供协助金。
按照上述的划分原则，我们所期望的地方税制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说来，建立一个较好的地方税制应该遵循三个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标准和税收成本标准。
效率标准。利用税收来筹措资金，首先，必须使政府的财政活动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其次，课税不要给市场价格带来扭曲，影响民间部门的资源分配。本来，课税就具有非中性。只是要求在选择和设计地方税制时，尽量避免超额负担。这种超额负担，即为税收制度扭曲市场机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公平标准。也称公正标准。税负的分配，应接近社会所能同意的所得分配模型，使财政支出与税收负担相适应。
税收成本标准。征收费用和纳税费用均应为最低。
五、地方财政改革
地方财政具有地方色彩，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只能在资源配置上，即向本地区的人们提供公共商品上，有极大的成效。所以，地方财政的改革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其基本思路分述如下：
（一）建立地方公共财政。“财政”的英文是 finance 一词， 源于拉丁语 finic，其愿意是指支出的期限，后措公共收入，再后则演进为“公众财政”或“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及至现代，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或“公共财政”可称之为“政府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所应生产和提供的只应是公共商品。这里所称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即国家（具体地是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也包括地方政府。于是就有了中央财政或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称谓。
然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通常亦称国家财政，不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总称，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思想“国家分配论”的体现。在这个武库里，既有“公共财政”，也包括着“私人财政”的内容：其主要手段是计划；其结果是“政企不分”，致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在财政思想上，还是在财政预算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上。
因此，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是要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和转变，把那些应由竞争性、经营性企业办的事情，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按“四部门经济”的原理，逐步从财政领域清理出去，从而实现政府办政府该办的事，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承担相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如下几方面：
1、财政的级次。地方政府现有省、市、县、乡四个实级， 财政一般也有四级，那么，作为其财源的地方税如何设立呢？根据中国的历史、市管县的现情、乡财政的不健全，以及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现在中国的税级结构设两级的办法较妥，而不必强求按财政级次去构建。如此，中央和省级均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其解释权和调整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省以下也可推行分税制，但不赋予税收立法权，而只有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与此相适应，地方税设两级，即省级税和市县税。乡财政包括在县财政之内，故一般可不设乡税。但在农村的“费改税”后，该部分可作为乡税，以充乡财政的固定财源。
2、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 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按其税收立法和征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宜集权分权结合型，即相对集中型，中央集中掌握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掌握次要的税收收入，各自拥有一定的财权，同时以共享税为主构成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享税为辅。
3、税务行政。如何实施税务行政， 主要是如何设立财税机构的问题。财政机构的设立，原则上应是一级政府要有相应的一级财政。而税务机构的设立则不然。就其权责而言，一为税务决策机构，即研究税收体制、选择税种、调整人事、领导稽征机构；二为税务稽征机构，即专职办理各税的课验、计算和征收业务的机构。由于各国政体不同，有统一稽征和分别稽征的区别，因之稽征机构有统一的和分立的两种。统一的稽征机构，不论税收属于中央或是地方均统一征收，并分别解缴入库。其优点是节约征收费用，适于领土不大的国家，但解缴手续繁杂，工作量大。分立的稽征机构，国税、共享税由中央设立的机构征收，共享税中的地方部分，按规定由国税机构解缴地方；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机构征收。其优点在于合乎税源分配和财政体制的要求，适于领土广大的国度，但征收费用较高。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又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中国实行分别稽征制成为必然。现在已这么做了，总体来说效果是好的。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的协调问题。
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些税源很小的边远地区和基层税务所，如果仍然按一般原则设置两套税务机构，显得没有必要。为了节省税收成本，可只设一个税务机构，统征各税。
4、改善地方的收入机制。 主要包括规范收入机制和税种的合理划分。
（1）规范收入机制。首先，按公共财政要求， 政府收入即财政收入。为此，预算外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规范地方的收费，把那些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改革为地方税种，亦纳入预算管理。其三，规费收入只能规定在公共商品提供给个人的范围之内。
（2）税种的合理划分。税源的划分， 要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符合税源的对应性，考虑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并贯彻同一原则。按此，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①商品税类：增值税、营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
②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与中央同税源而分率征收）。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2
一、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994年以来，各省（区、市）按照中央对省分税制财政体制 的原则精神和基本模式，因地制宜，在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方面也陆续推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省以下范围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对地（市、州）级，地级对县（市、区）级，以及省级直接对县级等几个层次（以下简称省、地、县）。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如下。
（一）关于税种归属的划分。
目前地方税收体系共由21个（包括4项分享与附加）税种构成。根据各税种调节程度的大小及其收入量的多少，主要有：增值税（指25％部分，下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涉农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等）、个人所得税等。此外，还有一些量虽小但具有调节功能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资源税等。
以上所列税种中，地方国有企业所得税基本都按隶属关系由各级政府分享，其它企业所得税接属地原则划分；涉农税基本都 划为县级专享收入，只有个别省的部分地区是按1：9到3：7的比例在地、县间分配。其它或作为共享税，但分享的方法、程度却是多种多样；或作为某级固定收入，但专享的级次各有区别。下面我们就这些税种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划分情况作一初步归纳总结。
1.增值税。各省均将该税种作为共享税在地方各级政府间分配，但分享的标准，办法不一。第一类是按企业的规模及重要性来划分，即除将石油、石化、电力、有色金属等中央各部属企业的增值税全部作为省级收入外，还将省区内重要大型企业增值税的大部作为省级收入。这类地区占多数。如辽宁还将鞍钢增值税和本钢、辽河化工总厂增值税的12.5％部分划为省级收入。其它一般企业增值税则或按属地原则（辽宁）或按隶属关系（河北）划为地、县收入。第二类是按一定比例。如北京市将增值税作为调剂收入与各区县按不同比例分成。第三类是按隶属关系，如湖北省。第四类是全部下划到地县。如四川省、江西省。第五类是基数部分归地县，增长部分省与地县对半分成，如江苏省。
2.营业税。第一类是按行业性质划分，即将地方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保险公司的营业税划作省级收入，而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其它行业的营业税作为地县收入。这类地区占大多数。第二类是按行业性质及企业规模大小划分。如辽宁除将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划为省级收入外，还将鞍钢、本钢、辽河化工总厂等大型企业50％的营业税作为省级收入，其它一般企业营业税作为地县收入。
3.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一类是按行业性质，即将地方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保险公司的城建税归省区，其它归各地县。这类地区占多数。第二类是按比例。如湖北是按1：9省与地级分享。第三类是按隶属关系。第四类是全部作为地县收入，如辽宁、广东、河北。
4.个人所得税。第一类也即普遍的作法是划为地县收入。第二类是作为共享税，如广东、江西。江西是按4：6省与地级共享。第三类是指定归属，哪级征收归哪级，如河北省。
5.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功能的税种，但大部分地区是将其划为地县收入。第二类是作为省级收入，如广东、湖北。第三类是指定归属，哪级征收归哪级，如河北省。
6.资源税。第一类是基数部分由地县专享，增长部分省级参与分成。如内蒙将基数部分归属各盟市，而增长部分由自治区和盟市对半分成。第二类是总额分成。如湖北是省与地级对半分享。第三类是基数与增长部分分别分成。如江苏是基数部分七三、超基数部分三七在省与地间分成。第四类是省级只分享部分税目或参与部分地区的分成，其它资源税均作为地县收入。如辽宁是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与地县对半分享，而其它资源税均划为地县收入；河北省是将唐山市的资源税与该市对半分享，其它则全部划为地县收入。
（二）关于税收增量返还比例的确定。
第一类：大部分地区比照中央对省的作法，按两税平均增长率的1：0.3全部返还到地县。
第二类：其它地区采用了不同档次的比率，省级财政适当集中了一部分财力。上海、广东、福建将中央的增量返还部分全部集中在省级，用于省市内转移支付。集中了部分财力的有江西、辽宁1：0.2；江苏1：0.25.内蒙是对经济条件好的地方返还比率较低，对经济条件差的地方返还比率较高，即对呼、包二市为1： 0.3，而对其它盟市为1：0.5.
（三）关于转移支付。
在中央对地方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各省对下也进行了转移支付方面的积极探索。
第一类：在基本原则、结构、分配办法等方面仿照中央对省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进行省对下的转移支付，有代表性的是甘肃、广西、内蒙等省区。第二类：选择若干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较为直接、程度较大的客观因素，根据其在辖区内的相对份额，确定补助数额，有代表性的有上海、河北等省市。第三类：通过调整体制补助与上解的办法，直接进行转移支付的有福建、江苏等省。
（四）省以下分税制的特点。
1.为了确保体制平稳过渡，各省基本没有打破辖区内的既得利益格局，减小了体制改革的震荡，但相应的就是规范程度低。
2.在税种划分上，各级政府专享税种少、分享及共享多；共享税划分基准不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较为规范。
3.在税收增量返还、转移支付制度上，越是发达的地区，省级集中的程度越高，调控力度越大。
二、地方财政新老体制平稳接轨，成效明显
通过上述改革实践，地方财政体制不仅实现了新老平稳接轨，新体制的积极效应也逐步得到发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体制改革层面，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分西已关系更加明确，初步搭起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
如上所述，各省根据税种特点及其收入量，将地方税税种在地方各级政府间进行了形式各异、程度不同的划分，省、地、县三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有了明显规范；部分地区还进而调整、规范了县与乡（镇）的财政分配关系；一些地区在加强了省级财政调控能力的同时，还缓解了县级财政困难状况。
（二）在经济发展层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财政收入能力均有所提高。
与经济外延型增长关联度较强的增值税大部分由中央分享、消费税全部划作中央收入后，改变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产值增长以带动财政收入增长的财源建设思路；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后，直接促进了地方政府对企业效益的关注，从而有助于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国地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1993年是20.0：47.6：32.4，1996年变化为20.3：46.6： 33.1，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下降了1 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了0.3和0.7个百分点，这说明分税制财政体制及税制改革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发挥出了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改善的同时，财政收入能力也在提高。按新体制口径计算，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3年的4.4％提高为1996年的5.5％。其积极效应从省际比较来看，则是东部省份好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又好于西部省份。
（三）税收征管进一步加强，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新体制调动了地方政府抓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一方面，大部分税种划为地方税后，地方税务部门加强了对小税种的征管，扩大了财源，减少了税收流失。地方主体税种营业税占地方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的28%上升到1996年的28.6％；同期，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地方小税，由1994年的16.7％上升到1996年的18.3％；其中，个人所得税3.2％上升到5.2％。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范围明确了、规范了，老体制的“浮财”逐渐转化为现实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1991－1993年为20.4％，而1994－1996年为36％（按老口径为25%），远高于分税制前的增长率，也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和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
三、当前地方财政体制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虽然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财政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运行中也逐渐显露出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当前地方财政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既有过去存在并沿续下来的问题，也有实行新体制所产生的问题。
（一）分税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地方财政困难状况。
尽管地方本级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5.1％提高为1996年的5.5％，但由于同期地方上划中央两税收入增长率由19.1%下降为13.9%，使得地方实现财政收入（即包括上划两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期由10.1%下降为9.7%，这说明地方财政收入能力及财政宏观调控并没有实质性提高。此外，同期地方实际财力增长率也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8.2个百分点，二者分别是19.1％和27.3％。
（二）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财权事权不统一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财政支出范围、结构无法调整，支出规模压不下来。
政府间事权划分是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基本依据，由事权划分决定的支出责任划分是财政体制的基本要素，而且是确定财政体制的逻辑起点。现行事权及支出划分格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各级政府的事权界定并不严格，乡里的问题越级找省里解决，县里的问题越级找中央解决的情况很多；各级财政预算支出科目基本相同，没有鲜明的层次性。二是财权与事权不尽统一，既有上级事务地方负担支出的情况，如“上面出政策，下面拿票子”的事情经常出现；也有下级事务却由上级安排支出的情况，如中央和省的财政补贴几乎覆盖所有的支出项目。三是上级政府为共同负担事务提供的资金即专项拨款，没有规范、统一的办法，财政资金的规模效益较低、监督机制不健全。1994年起中央对省的分税制改革，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没有显著进展，致使新的财政体制在事权划分、支出责任划分、支出结构上没有进展。在一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管理原则下，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事权划分、支出结构调整上有突破性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明知许多支出项目与结构不合理，也无法进行必要的改进，支出规模也就压不下来，财政困难状况也就不可能从支出管理方面得到改善。
（三）地区间财政发展差距又有扩大。
现行分税制将消费税的全部和增值税的75％划为国税，目的之一在于加大中央政府的财力集中度，并且使财力集中度在地区间有一定的差异，以调节地地区利益，逐步实现均衡分配。按理说，由于增值税与消费税主要来自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贡献较多，农牧业占较大比例的地区贡献较少，这符合保护农业、支持中西部地区、照顾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但由于地区间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不同，税收结构也就有很大区别，这就造成实际运行结果与改革初衷不一的局面。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型经济的地区也即老工业基地，收入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大头划为中央税以后，地方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而工业化程度低的地区，其第一产业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又很有限，其第三产业起步晚发展慢，上划两税在地方收入中也占较大份额，中央的集中度并不低。换言之，在新体制下，真正得益的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我们以上划两税占实现总收入的比重来看中央向各类地区的财力集中度，可知中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地方平均值，民族地区又高于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地区高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四）税收征管和分级分税的财政体制相脱节。
当前财税分家、税税并立，问题不少，矛盾尖锐。一是国税与地税征管范围互有交差，在收入上由于不存在责任和利益关系，征管力度不够，造成收入的流失，而现在国税与地税交叉征收的税种有10个之多。二是地方财政部门缺乏对地方税务部门的制约权，税务部门与财政部门讨价还价，完成正常的税收任务都需要财政奖励，加大了税收成本。三是国税垂直管理与地方财政并不衔接，但国税征收的“两税”对地方预算有很大的影响。四是为了平衡国税地税机构的待遇，地税实行省级垂直管理，与地、县级财政产生新的“条块矛盾”，割裂了地方预算收支的统一性，地方财政处于从属地位。五是在企业户管分工上，除按过去的隶属关系。所在地原则进行划分外，又增加了按税种归属划分的标准，造成基层企业要应付多家税务部门的新问题（如辽宁铁岭县有八个税务部门在争税）。六是基层设地税机构成本过高，有些地方收的税还没有建设税务机构的投资多。
（五）地方税体系不健全，分税制难以贯彻落实。
受地方主体税种少与地方政府级次多、地方财源结构不均衡、地区间收入差别大等具体因素的制约，现行的分税制不规范、不统一、不稳定。主体税种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两项占地方收入的半数左右，无论划归哪一级政府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其它税种虽然较多，但税基小税源少且不稳定，都不足以作为主体税种。地方财政收入在地区问的收入结构也有很大不同，同一税种的收入量在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异。省际间的税源结构差别，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划分地方税种比较困难；省内地区间财政收入结构的差异，又决定了省级政府在辖区内明确划分税种也有一定的难度。省区内各地。县财力水平差异过大，而省级财政财力有限，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难以有较大的进展。
四、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深化、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首先要认清面临的障碍和困难，然后针对其性质和特点，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有的放矢。
（一）健全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须正确认识其长期性和复杂性，这需要采取一些根本性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1.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效益短期内不会很大的提高，因此根本措施之一就是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党的一五大再次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性和重要性。这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基础。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虽然成功实现了软着陆，通胀问题有所解决，但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粗放型、外延型为主，总体效益并不高，就业压力大，农业基础并不十分巩固，特别是国有企业将继续大幅收缩。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财政体制不可能实行象发达国家那样完备的体制和政策。此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不仅区域间、省际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育部分省内地区间的差距更大，区域、省际、省内地区间的财力状况。收入结构随之就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全国乃至在省内实行统一、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就面临着很大的障碍。因而，要全面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根本措施之一就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再扩大进而有所缩小，分税制才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2.鉴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初步确立阶段，根本措施之二就是要深化改革，逐步建立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不仅财政体制、税制在不断完善之中，计划、投资、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尚未完成，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刚刚开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和完善还需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省以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国外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因而根本措施之二就是，深化改革，逐步建立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没有其它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财政体制单兵突进是不可能搞好的，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3.当前财政收入能力尚无较大改观，国家财政困难状况并没有根本缓解，因而根本措施之三，就是尽快显著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全面改善国家财政状况。
实行分税制以来，全国财政收入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收支矛盾仍然非常突出， 1996年财政赤字为53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7％； 199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1.6％，虽然比前两年有所回升，但仍没有恢复到1993年的状况，全国财政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中央政府虽然在初次分配中集中了较多的财力，但新增财力大部分在二次分配中转移到了地方，中央财政紧张与困难状况并未改观，转移支付计划无法兑现。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特别是地方上划中央两税的增长速度逐年下滑，由1994年的19.1％降为1996年的13.9％，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的55.7%下降到1996年的49.4％，1997年再降至48.8％。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中央财政支出）由1994年的67％上升到1996年的91.4％。中央财政的宏观调能力虽然比分税制前有了较大提高，但近年来却是不断下降。
再加之前述的经济总体效益短期内难有根本改善，财源基础就难以雄厚起来，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的大幅收缩，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明显下降；非国有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目前仍享受一些优惠政策，税负难以明显提高；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但由于税法不健全。征管力度不够。公民纳税意识弱等，本应是财政收入中占相当份额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所征无几；而财政支出还将为深化改革继续支付改革成本。总之，国家财政将长期处于紧运行状态。因此，根本措施之三就是尽快显著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全面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改进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制度，增强政府支配能力，谋求社会均衡。只有这样，分税制才有相应的财力基础。国内财政状况好的省份分税制搞得比较规范，也证明了这一点。
4.经济外的因素，如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尚需时间，根本措施之四就是加快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机构的改革。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就政府行政运行机制来说，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架构高度一致，地方基层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就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来说，原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惯性很大，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现象仍很普遍，一方面，政府包揽事务过多，直接或变寸目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些地方政府还搞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封锁。分割市场，干扰统一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的现象还很严重，难以成为自主经营的实体。就政府间事权划分及事权与财权对应来说并不严格、规范，政府财权与事权并不统一；财政权威、地位下降；其它事业的立法与预算法出现了冲突，如教育、农业、科技、精神文明建设等都要求其支出增长幅度超过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财政体制的完善。所以，根本措施之四就是加快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机构的改革。党的十五大已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划分政府间事权方面，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范围、职能的分工与协作；其次是要严格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最后还要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二）近期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具体建议。
深化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从长期看要受以上诸多因素的制约，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观，但只要我们认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可采取相应的对策逐步加以克服和解决。近期在以下几方面可有所突破。
1.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缓解地方各级财政困难问题。
中央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当考虑到转移支付要有一定的规模和力度，才能充分体现其机制的调节功能和引导作用，否则，再科学、再规范、再合理，其作用也是不大的。至于省以下转移支付，应打破目前省对下体制补助、结算补助。专项补助及其它补助的界限，根据转移支付的资金总量和调控目标，按因素法统一核定各地的标准收入、标准支出及总补助数额。调整、缩减各类专款，专款的拨付要尽量作到公平、公正，最终也要纳入转移支付体系中。为切实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中央应考虑建立温饱型的地方财政发展战略，以保证各地区，各级政府财政能够同步、正常运转。为确保省级财政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省级可用财力应占全省可用财力的25％左右。
2.改进分税制，促进区域财政经济协调发展。
如前述，现行分税制下中央两税集中度的地区分布并不合理；中央财政新增财力大部分又按既定基数再分配给了地方；增量返还办法也不利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我们建议，在维持分税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应当按地区类型实行有所区别的政策，改变中央两税集中度地区分布不合理的局面，适当调整税收增量返还比例，扩大中央财政直接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切实支持和鼓励特殊地区的发展。关于地区分类，我们建议采用人均gdp、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等几项客观性和相关性较强的指标来综合考虑。对近几年来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第一产业偏高第三产业偏低的地区，以及营业税收入低于平均比重且增值税收入高于平均比重的地区，予以适当照顾。具体办法可进一步研究。
3.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统一财权，是缓解各级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1993年预算外资金收支范围调整以来，全国地方预算外资金仍在快速增长，相当于地方实现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35％提高到1996年的45％，相当于地方本级收入的比重由70％提高到80％，但其中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仅为8－10％。按理说，1993年以后的预算外资金都是政府资金，应当纳入财政统一管理、分配和使用，但目前却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即行政事业性收入脱离财政监督。虽然现在一下子全部统到财政部门不太现实，但在这方面扩大财力的空间无疑还是相当之大的。其中，中央各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入虽然在总量上只占预算外资金的15％左右，但这部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搞得好的话，将对地方行政事业性收入的管理起到很好的引导、示范作用。我们建议，首先中央政府应下大力气统一财权于财政部；其次用规范化的地方税代替现行的五花入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扩张预算内财力，大力缓解地方财政困难。
4.建立地方税体系。
建立地方税体系，首先要调整、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划分。现行国税与地税的划分办法，虽然也考虑到了税种自身的特点，但为了达到中央财政收入占五成到六成、地方财政收入占四成到五成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收入数量进行倒算帐。这就使得目前的国税与地税划分过渡性强而规范性弱。如营业税绝大部分作为地方税，一方面已在地区同造成受益不同苦乐不均的局面，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将有限的发展资金投向于房地产、宾馆饭店、豪华娱乐设施等提供营业税较多的行业或产业，这样，财政体制对产业政策将会产生误导作用。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作为地方税也是不合适的，将来适当的时候应调整为中央税。而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名为地方税，实际上中央分享了相当部分的收入，名不符实。
其次在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上，省、地、县各级应各有侧重，形成一定的层次性。省级应以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较大比例分享部分、固定资产调节税等调控程度强、税源稳定适量的税种为主体税种。地县以城市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与市镇建设密切联系的税种，以及房产税、车船使用税、遗产赠与税等财产税类为主体税种。
5.关于地方税主要税种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如何划分的具体、初步建议。
基本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主体税种的确定，从质的规定性上讲，要考虑税种的特点，并与地方政府的事权相对应；从量上讲，要考虑税种当前的收入数量及潜在能力。既不能完全从税种特点出发，也不能单搞数量匹配。在划分基准上，应打破按企业经济成份、隶属关系、行业性质、企业规模划分收入的作法，尽可能按税种属性和属地原则划分各级收入。在政府间财力配置上，省级财政应占较大的比重，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调控能力。结算办法要简便，以免给实际运行造成障碍。同一辖区内的体制要尽量统一，以免给以后的规范化造成隐患。
关于增值税与营业税。这两个主要税种完全划给哪一级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划作省级收入，则不利于调动基层培植财源和积极性；划作地县收入，则省级政府的调控能力受影响，且会造成地区间的苦乐不均。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实行比例分成制；既要体现共享，又要体现省级政府的客观调控功能。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开征此税旨在贯彻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控制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因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功能的税种，最起码也应作为省级收入，适当的时候再划为国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目前从便于征管来说，划为地县收入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其调节性强、流动性高等特点来说应由省地县共享收入逐步过渡到省级收入，以实现在较大的范围内居民收入均衡分配、防止避税和流失等目的，也更能体现取之于全体居民用之于全体居民的原则。
关于资源税。因为税源很不均匀，涉及到利益共享、资源的综合开发、再生利用，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大头应当归省，对税源地予以适当补偿。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3
一、 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情况
笔者搜集了20xx-20xx年全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统计资料如下：
表一： 20xx-20xx年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gdp
亿元
41.2
12.9
46.84
14.8
55.32
16.1
67.36
16.3
80.44
16.8
93.96
14.5
110.86
15.0
财政总收入
亿元
1.29
8.8
1.62
15.7
1.96
20.8
2.19
12.2
2.55
16.3
3.2
25.5
4.07
27.2
税收总收入
万元
11525
7.87
14404
24.9
16005
11.1
19761
23.5
21980
11.23
26682
21.4
34588
30.0
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
3.1
3.5
3.5
3.3
3.2
3.4
3.68
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
2.79
3.08
2.89
2.93
2.73
2.84
3.1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89.34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0
注：税收总收入等于地方税收收入与上缴中央的国税收入之和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呈平稳均衡的变化态势。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而税收的增长出现曲线型回落现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上，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财力支撑。
表二：20xx-20xx年南昌市各县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县区
20xx
20xx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东湖区
8.76
169.9
5.16
10.72
200.0
5.36
西湖区
10.2
173.2
5.89
12.44
203.47
6.11
青云谱区
5.22
100.8
5.18
7.06
110.56
6.39
湾里区
2.01
15.1
13.31
2.58
18.03
14.3
青山湖区
11.35
165.5
6.87
13.56
187.5
7.23
南昌县
10.2
153.1
6.66
13.64
184.3
7.4
新建县
5.0
95 /5.22
6.39
115.02
5.56
县
3.2
93.96
3.40
4.07
110.86
3.68
安义县
1.57
28.4
5.53
2.0
34.44
5.81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收入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全市比较，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仍居全市四县五区之尾。06、07年我县gdp的总量与新建县、青云谱区接近，而新建县的财政总收入06、07年分别高于县1.8亿、2.32亿元；青云谱区06、07年财政总收入分别高于2.02亿、2.98亿元。我县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呈现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不相匹配。
表三：20xx-20xx年全省、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全
省
年份
指标名称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税收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
79.8
80.8
79.8
80.7
81.3
83.7
财政总收入
占gdp比重
9.57
10.09
10.03
10.49
11.1
12.1
进
贤
税收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
财政总收入
占gdp比重
3.5
3.5
3.3
3.2
3.4
3.68
上述数据表明，我县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xx年以来，分别高于全省9.11、0.85、10.43、5.49、2.08、1.2个百分点，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02-07年分别低于6.07、6.59、6.73、7.29、7.7、8.42个百分点，比重呈下降趋势。
二、gdp与财政收入两者关系的剖析
gdp（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反映和评价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貌的核心指标。财政收入指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结构优劣的一个主要参数，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从概念功能看，都是众多指标中的龙头指标，都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总实力的具体体现。不论一个地方年终对经济发展的盘点、总结，还是外地客商来该地方考察、走访、评价，首先关注的是这两个指标。
第二、从构成要素看，二者都是依赖于主导产业、重点行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我县20xx年gdp总量为110.43亿元，其中二、三产业分别为56.7亿元、32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51.17%、28.9%，总量占gdp比重80.07%，全县工商税收收入1.5199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473亿元的61.45%，两者相差18.62个百分点。尽管gdp中的二、三产业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的工商税收口径不完全相同，但各自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80.07%、61.45%，这也充分说明两者都是以二、三产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为支撑的。
第三、从相互关系看，两者呈同向比例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凡是gdp蛋糕做得大的地方，财政总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额就相对多，反之则相对少。从我县20xx-20xx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看，均在3.1-3.6之间波动，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与全省、全市比，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不够匹配。
第四、从基本性质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质和量的关系。gdp和财政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gdp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貌。这些经济活动运行质量、效益如何、“含金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高，反映运行质量良好；比重偏低则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偏低。其产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有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也有税征漏管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经济运行质量的原因。财政收入是一级政府支配的财力，是办大事和加大投入促发展的基础。因此，提高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显得十分重要。
三、对增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几点思考
（一）原因分析
尽管我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定上升，税收占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但由于影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因素甚多，在现行的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增加我县税收收入，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优化财政收入质量，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是决定税收收入的首要因素。20xx-20xx年，我县的税收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增长的后劲仍然不足，综合经济实力不强，企业经济效益、支付税收能力水平不一，影响了税收的质量。
2、税收政策变化给税收带来双面影响。国家的税收政策会直接推动税收收入的变化，例如我县铜业的退税政策、个人所得税征额上调等明显减缓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3、税收征管水平是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税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经济现象，涉及各方利益，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纳税观念、税征人员素质等都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征管，制约税收收入的增长。
4、税收结构优化是影响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我县主要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20xx年，这三大税种分别为13675、11172、2460万元，占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34.3%、28.1%、6.2%，。增值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企业，营业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服务业，而企业所得税主要来自于非农业企业。因此，我县税收结构仍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布局，主体税源在第二产业。由些可见，要实现税收收入持续增长，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就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保证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可用财力源源不断。
（二）思考与建议
发展经济是增加税收的根本途径。如何利用我县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可用财力，笔者认为应切实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发展经济，广开财源。
首先要加强工业经济建设，构建工业强县。一是要服务重点大项目强财源。要继续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产业的帮扶力度，加强对酒业、烟花、医疗器械、钢构网架等主要行业的跟踪服务，对有色金属加工、医药化工等重点新增税源产业予以财力支持，提升服务水平，向服务要效益，向企业增产增效要税收；二是要扶助中小企业扩财源。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方针，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资金、技术等方面问题，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发展环境，在支持中小企业经济加快发展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
第二、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过程中，金融保险业、咨询、规划设计、科技、旅游、法律、广告、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推动日益增加。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小、资源约束小、劳动容量大，见效快等特点，所提供的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无疑构成地方财源的主要方面和壮大地方财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县第三产业提供的税收逐年提高，但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仍很小。因此，充分发挥我县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继续打造好军山湖生态经济圈，加快旅游业的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突出特色，按照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的要求逐步构建开放式、多层次、多元化的现代流通格局，扩大的税源基础。
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单一主导型结构向多元主导型结构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思维转变，重视技术的引进，注重技术创新，通过企改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使技术型产业加快发展，成为税赋的主要贡献产业。
第四、规范执法、强化征管、堵塞漏洞。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4
论文关键词：财力事权财政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
一、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是现行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
多年来，人们在研究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中，都是运用完善分税制体制这样一个提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却提出了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新概念，这是为什么，经过学习和研究，我认为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否定，更不是要建立一个与分税制体制不同的新的体制模式，而是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存在的诸多矛盾认识的深化，是完善我国财税体制理念的创新，抓住了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为我们指明了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的关键和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的条件下，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解决任何事物，如果存在多种矛盾，就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十分成功的，既克服了旧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包死了国家财政，这一主要矛盾，又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1994年前我国实行的财政大包干体制，虽然有利于巩固扩大地方和企业自的成果，但这种体制既包死了国家财政，带来了我国财政宏观规模不正常的持续下滑的弊端，从1978年的31．2％下滑到1993年的12．6％，又包死了中央财政，导致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至1993年已下降至22％。致使国家财政的收支矛盾日趋尖锐，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建财政问题。为此于1994年，实施了以提高“两个比重”为目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抓住了财政大包干体制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主要着眼点，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自1994年改革之后“两个比重”得到迅速的改善，不仅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从改革前的22％提升到了55．7％，而且建立起了财政收入宏观规模快速、持续增长的良好机制，从1993年的12．6％上升至2006年的20％。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受当时改革的客观条件所限，使分税制改革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略，致使分税制体制改革的某些基本方面没有完全到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刚刚确立，政府职能转变尚未起步，财政职能转换还处于理论探索之中，因此，当时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具备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条件，从而也不具备用科学的标准核定各级政府行使事权所必要财力的环境，只好采用承认已有事实的变通办法，即以1993年中央与地方各自行使事权的实绩来确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边界，以1993年收支实绩来确定地方政府可能取得的收入和行使事权所需要的支出数额的办法。这种办法人们称之为基数法，虽然从静态来看，即从改革的时点来看，不失为一种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边界和各自支出责任的好办法。但是从动态上看，它却既不能完全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分工，又不能达到事权与财力之间相匹配的目标。因为，从动态来看，政府事权的行使，是存在稳定的和可变的两类，稳定的是指政府在各个年度内行使的规模和力度基本不变的事权，可变的是指在各个年度内不一定都有要发生，或虽然都有所发生，但所需要的行使力度和范围会有所不同的事权。由于事权行使上存在这样的不同，使用基数法核定给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就会发生错位。加之多年实施的放权让利改革，各个地方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既得利益，对这些既得利益一时还难以触动，为了改革的顺利实施，又采取了保护既得利益，即改增量不动存量的变通方略。以上这些体制构造上的变通方略，虽然使1994年分税制改革，顺利地实现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高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比重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分税制体制构造上的先天不足，留下了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的严重弊端，富裕地区可支配的财力大大多于行使事权的基本需要，而欠发达地区可支配财力大大低于行使事权的基本需要，这样，不仅未能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巨大差距，反而引发了地区间财力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矛盾，造成了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导致大面积的地方财政陷入严重困难局面，严重地制约了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中央财政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收支矛盾，不得不在财政体制外，不断地增加专项(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果不仅造成转移支付结构上的矛盾，一般转移支付过少，专项性转移支付过大的不合理局面，更造成中央财政负担不断加重，至200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已达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50％，使中央财政陷入了在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大好形势下依然要打赤字的困境。
总之，我国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困难，都是与1994年分税制体制构造上没有建立起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关系直接相关的，所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就是在完善分税制体制基础上，要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体制构造方略的抉择，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解决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需要，方能成功。
二、构造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税体制方略的抉择
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当选取什么样的体制构造方略，才能达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目标，基于1994年财政体制建设的经验，基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需要，看来做以下几项方略的创新是必要的。
(一)把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放在体制构建的首位，从传统的承认事实的划分事权方法，转向以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为依据的划分事权的方法上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必须确保国家政令的统一，中央政府承担着对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的职责。因此，行政管理体制安排的原则，始终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
统一领导是为了保障政令的统一和畅通，分级管理为的是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确保政府的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及人民享受政府服务的方便，从而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就天然成为单一制国家，政府事权划分的基本准则。所谓受益原则，是指政府事权划分要按政府各项服务所覆盖的居民范围，来确定某项服务归哪级政府承担的办法，不同类别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的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全体居民受益，则应划归中央负责，有的只覆盖一定区域，则应划归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在通常情况下，按受益范围划分事权，也是服务效率最高和最为便民的，就是说受益、效率与便民三个原则通常是统一的。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不统一的矛盾。从实践经验来看，这种特定情况主要的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政府服务事项受益范围涉及若干行政区的情况；二是受益范围虽然是覆盖全国或几个行政区，但从效率和便民来看，交给基层政府或一个行政区的政府去办，会更为有效率和更为便民的情况。在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碰到这两种情况时，当如何处理为佳，基于单一制国家在行政管理上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方针的需要，看来依然要首先依受益原则来划分事权，如果是发生前边的第一种特殊情况，则要采取使受益范围内各行政区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挑选出一个区域具体承担主办责任的补充措施以提高效率。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要在依受益原则划定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再由责任主体依效率和便民原则委托给合适的行政层级去具体承办。用这种方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既可以在体制构造中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又可以做到各级政府在行使事权上的权责利统一，确保体制有效地顺畅运行。
(二)转换收支额度测定与划分的思路，从追求
全国使用同一标准，转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思路上来。从理论上说，在财政体制建设中的收支划分与测定上，采取全国同一标准，乃是最为公平的办法。但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特别是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的完善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来说，继续采用同一标准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不仅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均等，并且财政收人实际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在收支测算与划分上适用同一标准，就意味着对现存差距的固定，这样既不公平，也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不符。相反，从各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给予区别对待，才能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当然，区别对待并不是不要标准，而是说要依地区不同状况，分类设置标准来测定与划分。为此可做如下设想：
1．在财政支出基本需要测定方面，采取首先用统一的因素法测定出标准支出需要，然后以各类不同地区实际的公共服务水平，与预期要达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水平之差为依据，设定一个系数，对标准支出需要给予调整的办法。这种办法，既可保障测算上的规范统一，又可达到区别对待照顾欠发达地区的目的，满足缩小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2．在收人划分方面，可以设想在实行共享税为主的分税制办法的基础上，对共享税按地区分类采用差别比例分成法。这种办法从实践来看，乃是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略，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在分税制构建办法上，追求全面实行税种专享式模式，并采用统一的比例划分收人，是与我国国情不相协调的。
第一，我国的税制结构与实行完全的税种专享制不相适应。1994年分税制改革，我们曾经尽最大努力使分税形式向税种专享式靠拢，将当时的23种税中的22个全部划归地方专享税，仅仅是由于增值税收人占税收总量过半，划归哪一级政府专享，都没法将分税制实施下去，不得不采取了共享办法。这样，虽然从税种上看，1994年改革的分税模式基本实现了税种专享化，但从税收总量上看，专享税的全部税收仅占全国税收的40％，共享税却占60％，总体上看依然是共享税模式。然而改革后在体制运行上，并没有达到理论预想那样，可以不断地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财力配置上的不均衡，相反，随着体制运行却呈现出不断拉大地区差距的不良后果。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收支不平衡，中央财政为弥补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弥补其赤字，不得不在体制外，不断地增加财力性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的负担日趋沉重。中央财政为了能从富裕地区多收取一些财力，以弥补中央财力之不足，中央财政又不得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关系，即对分税制体制进行调整，相继多次把地方专享税种改为共享税种，以达到增加中央财力的目的。截止到2003年共享税已从1994年改革时的一种税，扩大到9个税种，剩下的地方专享税都是一些零散小税，全部地方专享税收人只占全国税收收人的3．3％，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1994年实施的专享税式的分税制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已回归到分税种的比例分成体制。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我国税制结构并不适合实施专享式分税制模式。有人可能说专享式分税制最为优越，我们可以优化税制结构，扩大地方税种来满足分税制需要，应当开征的地方税是要开征，但专门为了适应一种分税模式，看来大可不必，因为综观世界各国的财政体制中的分税方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优模式。各国采取的模式是多样的，比如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从理论上说，似乎采用税收专享式分税制为最佳，然而德国依自己的国情，却采取了税种共享式的分成体制；日本是单一制国家，却实行了全面的专享式分税制。
第二，税收分成实行统一比例与我国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相适应。实践表明，采用按地区发展程度分类适用不同比例办法却优越得多。采用不同比例划分收人，既可以使无论贫困地区或是富裕地区，都能得到比较稳定的满足政府行使事权所需要的基本财力，又可减轻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负担，既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又利于在财政体制上构造起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
最后，与上述的财政收支测定与划分方式的改革相配套，还要彻底废弃保护既得利益的作法，取消税收返还制度。因为保护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制，是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的，是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的。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条件下，税收返还办法真正得益者是经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所得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配置的差距，反而成为扩大差距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到位的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已齐备，资本出于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动机，常常是把生产地设在近资源、近劳动成本低的地区，把销售总部、研发中心等设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就发生了税源发生地与税收收入地分离的情况，我国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这种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中西部地区的税源向东部地区流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税收返还制，更是不利于推动地区间财力配置均衡化发展，不利于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取消税收返还制，不仅是实现地区问公平分配之必需，更是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税体制应有之义。
(三)转换转移支付实施的思路，创新转移支付机制。应当肯定，近些年不断加大的，财力性专项转移支付的成就是显著的，1994年改革前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和35％，近些年来经过中央不断加大的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有明显的提高，至2005年已提高到42％和48％。但是多年的实践也表明，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有很大的缺欠，已不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形势要求。对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的缺欠，专家学者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看法是：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缺少一个总体的法律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少，临时性专项转移支付多等等。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看来还有三项基本缺欠：一是没有建立起稳定的长效机制；二是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方式采取的是逐级传递式的支付办法，即中央财政先拨给省，然后再由省逐级下拨的办法，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处理的优点，但也有发生转移支付资金在途中被截留的危险，并且也不利于中央财政在各级政府间，作全国一盘棋式的统筹安排。此外，这种办法也造成资金转拨时间过长，不利于及时满足需要，大量资金积压在途中，不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三是缺少横向转移支付功能，不利于调节东中西部地区间税源与税收分离所带来的不公，特别是在我国的宏观战略上，为了促进资源开发和消费的节约，在资源性产品定价策略上，实行生产环节定低价，在消费环节定高价策略，在这种策略下，资源开发的利益也如同税收一样，呈现出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失的问题，这也需要利用横向转移支付加以解决。故在我国转移支付体系中增加横向转移支付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分析，看来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以下几方面改革是必要的。
第一，加强转移支付的立法工作，在近期不能实现财政基本法立法的条件下，尽快颁布《财政转移支付法规》是十分必要的，在法规中，把我国转移支付模式的各个要素尽可能地做出明确规定，以便于实现转移支付的全面规范化和强化对转移支付的监督。
第二，实施直接到位的转移支付方式，即无论是一般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都由承担转移支付责任主体通过国库直接拨给接受转移支付的主体的办法。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再实行逐级传递方式，以消除这种方式的弊端。
第三，实施纵横结合的转移支付模式。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设想：横向转移支付，只承担解决税源与税收分离，及政策定价等带来的地区间分配不公，纵向转移支付依然全面承担促进各级政府财政平衡任务。其所以要这样分工，是因为税源与税收分离，及政策定价所带来的地区间分配不公平，由中央财政从纵向实施转移支付是很难操作的，而由地方之间横向交流，却不仅能比较准确地发现应转移的数额，而且由地区友好协商解决，也利于增加先富带后富，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积极性。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5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间税收竞争行为不断加剧，甚至进入混乱的“战国时期”，给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本文借鉴一些国家在区域税收竞争上的规范性作法，提出一些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设想。
2005年3月513，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呢?我认为其中之一是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区域税收竞争行为。我国从上个世纪8O年代财政体制改革后，各地区之间为争取有利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地位，提升地区经济水平，在要素资源、产业项目、产品贸易、政策环境、区域形象，特别是税收领域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角逐、争夺，造成了盲目进行税收竞争的局面。探讨如何规范区域间税收竞争对于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协调发展，特别是实现总理“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出现及现状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财政“分灶吃饭”、“拨改贷”和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各地除了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国家投资以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已不再来自中央财政预算，地区发展把注意力更多地瞄准外商或外地的直接投资，从而引发了地区间的竞争。作为目前区域竞争中重要的鼓励性措施——税收减免，近年在各地越演越烈，整个税收竞争出现三个特点。
1．1税收竞争无序化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争取更多的税源，各地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各行其是。如一个地区实行“两免三减半”(企业获利前两年免征所得税，三年减按50％征收)．另一地区则实行“三免两减半”，甚至“五免”(即获利前5年免缴地方所得税)。还有的将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按分税制，当地征收的增值税分给地方25％)部份或全部返还企业(先征后返)。在税收工具的运用上存在地方越权减免等违规现象，可以说在税收竞争白热化的同时，伴随着税收竞争的无序化。
1．2税收优惠手段越来越隐蔽按照我国现行税法，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减免之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土政策”。而现实情况是：为了吸引外资，除了以上的变本加厉的税收优惠外，还采取了一些更加隐蔽的做法。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税收竞争的形式可归纳为以下8种：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开设自立经济园区或各类市场并对区内企业和个人制定整套税费优惠政策。
激烈的税收竞争引发了税收的大量流失据一些研究报告估计，仅税法中规定的对外资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税收收入流失就达l300亿元(1996年数据，包括企业所得税和关税)。1997年关税流失约11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5％一2％。若将各地自行制定的税收优惠减免，如“先征后返”、“税收奖励”、“财政补贴”等造成的税收收入流失包括在内，这一数字将更大。
2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
我国区域税收竞争是在地方分权改革后，地区权益得以确立、谋求加快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既带来增强地区活力等积极效应，也产生了资源低效配置等负面问题。
关于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益问题，最早提出税收竞争理论的蒂布Tiebout在他1956年的论文《地方支出纯理论》中指出：在假定存在数量众多的提供不同政府收支组合(即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个人如果对某一地的政府收支组合不满意，他可以选择离开，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辖区，通过“用脚投票”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这种情况下，地区间税收竞争是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引入税收竞争，就会现奥茨Oates指出的税收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即：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特别是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区域税收竞争可以概括为“让利竞争”模式，即：地区间竞相出让好处或利益给投资商的竞争方式。
这种竞争与企业的削价竞争相似，是一种初级的、低层次的竞争模式，虽然可以使地区短期内获得外资、就业增长、少量地方税收等好处，但毋庸讳言，这种低层次的无序竞争也带来了问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税收竞争的正面效应。概括而言，恶性税收竞争的负面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2．1税法的刚性被削弱国内税收竞争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违反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属制度外税收竞争。这种以违背国家税法为前提的竞争不仅严重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与统一性，而且会破坏国家宏观经济计划的整体性，影响统一的宏观产业政策及地区均衡发展政策的贯彻，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2．2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国内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的利益驱动来进行的，对于在较高税负地区内又不愿或无法迁移的纳税人来说客观上比积极迁移的纳税人承担更高的税负，在某种意义上为有逃避税倾向的纳税人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税负对于富人的压力远大于穷人，富人比穷人更具有迁移倾向，富人迁往低税负区域，以求负担更少的税赋，进一步促成“马太效应”，违背了“量能课征”原则。
2-3违背了税收效率的原则征税本身就会给资源配置带来扭曲，进一步的税收竞争相应地会使得资本和要素的流动发生双重扭曲，从而干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与直接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相比，不规范的税收竞争如财政返还等手段引发的结果还要更糟。原因在于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行为仅仅取决于行政决策，失去了税法的约束和监督，效率可能更低。
2，4诱发了大量偷逃避税行为的发生“盲目引资、滥用优惠”的现象诱导大量企业利用政策的不完善和法制的不严密进行偷逃避税。使税收征管面临更加复杂的局而，增加了反逃避税的难度，提高了征税成本。
2．5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参与竞争的政府普遍认为尽管税收优惠给当地财政带来一些损失，但只要吸引来投资，就可以给当地财政多少带来些收入，还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实际上，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越希望通过税收竞争吸引到投资，越是采取最优惠的政策，也就越是降低了招商引资的效果。同时，为了吸引资本，各地竞相参与减税竞争，对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只能征到很少的税。如果不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原因造成的财政损失的话，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发展，只能转向流动性弱或不可流动的要素上增加税负，如土地、劳动、消费。而其直接结果是减少就业，降低消费，进一步减少了地方可支配财力，加剧当地财政的窘迫。
3世界各国在规范区域税收竞争行为方面的一些做法
地区间的差异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地区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世界各国在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对税收竞争采取的方法可以粗略地归纳如下：
3．1地区间规范统一，尽量减少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西方国家各种税收竞争的安排都被限制在一个相对有序的范围中，这个特点在联邦制的国家尤其明显，多数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其做出了有关限定。如欧盟就在统一的前提下，先规定不能违反统一的规范，然后又对个别地区注明特别的政策。
3．2以公共财政制度。约束不规范的税收竞争所谓的公共财政，就是面向公众的、体现公众利益的财政体制，也就是民主财政制度。辖区的居民根据政府的事权确定其支权、根据支出权确定收入权，以支定。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多采用此种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是公开的，纳税人可以随时查询，监督并提m质问。
3_3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和发债权。中央和全国性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同时适当放权，将一些小税种的立法权下放，或由中央确定一些地方主要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幅度。并允许地方政府举借公债筹资，从而减少通过税收竞争来争取财源的行为。如德国的市镇可以自行确定地方营业税和土地税的加征税率。
3．4实行“因素法”分税制，依靠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财力，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德国通过共享税分配使财政弱州达到各州平均财力的92％；通过税款转移使穷州人均财政收入达到全国人均的95％；把财政支m的20％用于补贴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美国联邦政府通常把财政支出的1O％左右用于补助州和地方政府，其中大部分拨给落后地区。日本政府直接用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来提高落后地区的财政能力。1989年高收入的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为1．527，低收入的四国地区为O．25。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后。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仍为1．527，四国地区则提高到1．032，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倍，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
3．5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意大利政府5O年代至70年代中期，规定对到南方投资办厂者除实行贷款和利率优惠外，还实行税收照顾和经济资助，包括免征所得税1O年，厂房建设经费由政府补贴25％，机器设备购置由政府补贴l0％；国家参与制企业须将其工业投资总额的40％和新建企业投资的60％投向南方。巴西政府为鼓励到落后地区投资，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瑙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规定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lO年内免缴所得税，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美国利用私人融资手段，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鼓励私人资本流向中西部地。
4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几点设想
在我国要达到地区间均衡发展的目标，应该按照杨志勇所分析的那样，对待我国的税收竞争应以疏导为主，将税收竞争纳入正轨，消除无序的、恶性的税收竞争，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严格限制区域问恶性税收竞争行为，特别是制度外的税收竞争这种对国家整体税收法制具有破坏性的恶性竞争。对现有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税收竞争措施进行清理，以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第二，完善现有的财政体制。首先，应继续推行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建：公共财政，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建立合理规范的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二是合理划分税权，把严格的分税制财政关系写入宪法或财政基本法。适当放权，让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三是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发债权。在我国，尽管目前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有的地方已经尝试通过负债融资来加速发展本地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如上海的“市政建设债券”，厦门的“高集海峡大桥债券”。
第三，改革官员考绩制度。理论上讲，区域税收竞争不等同于辖区政府问竞争或地方政府竞争，但是在我国税收竞争的始作俑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税收竞争，原因与中国现行的地方政治格局有关。我国官员的选录、考绩、升迁是由上级说了算，“招商引资”是一条重要的考核因素。因此，才会出现不顾一切，牺牲各种利益去吸引投资的税收竞争。要使税收竞争趋于理性化，必须对税收竞争行为加强监督，在地方推行有限政治体制改革，使官员的选录、考绩、升迁由地方人民决定，使地方政府的财税选择行为真正体现地方公民的偏好。
第四，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在经济特区的实际负担为5％，沿海开发区为9％，内陆经济开发区为15％；西部地区的政策是三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边境开放城市的普通企业减按24％征收。二十年来通过执行这样的政策，虽然实现了东部的繁荣，也拉大了东西部的差距，阻碍了资金短缺的西部地区的发展。要加快西部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日标，就应对全国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对西部实行更优惠的税率，或制定专门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改善西部资金稀缺的现象。二是采取措施鼓励投资向西部倾斜。除了统一的优惠政策，还可以采取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定向补贴等各种方式，支持西部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三是为保证转移支付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应把解决地区差距的区域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6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间税收竞争行为不断加剧，甚至进入混乱的“战国时期”，给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本文借鉴一些国家在区域税收竞争上的规范性作法，提出一些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设想。
2005年3月513，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呢?我认为其中之一是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区域税收竞争行为。我国从上个世纪8O年代财政体制改革后，各地区之间为争取有利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地位，提升地区经济水平，在要素资源、产业项目、产品贸易、政策环境、区域形象，特别是税收领域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角逐、争夺，造成了盲目进行税收竞争的局面。探讨如何规范区域间税收竞争对于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协调发展，特别是实现总理“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出现及现状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财政“分灶吃饭”、“拨改贷”和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各地除了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国家投资以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已不再来自中央财政预算，地区发展把注意力更多地瞄准外商或外地的直接投资，从而引发了地区间的竞争。作为目前区域竞争中重要的鼓励性措施——税收减免，近年在各地越演越烈，整个税收竞争出现三个特点。
1．1税收竞争无序化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争取更多的税源，各地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各行其是。如一个地区实行“两免三减半”(企业获利前两年免征所得税，三年减按50％征收)．另一地区则实行“三免两减半”，甚至“五免”(即获利前5年免缴地方所得税)。还有的将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按分税制，当地征收的增值税分给地方25％)部份或全部返还企业(先征后返)。在税收工具的运用上存在地方越权减免等违规现象，可以说在税收竞争白热化的同时，伴随着税收竞争的无序化。
1．2税收优惠手段越来越隐蔽按照我国现行税法，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减免之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土政策”。而现实情况是：为了吸引外资，除了以上的变本加厉的税收优惠外，还采取了一些更加隐蔽的做法。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税收竞争的形式可归纳为以下8种：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开设自立经济园区或各类市场并对区内企业和个人制定整套税费优惠政策。
激烈的税收竞争引发了税收的大量流失据一些研究报告估计，仅税法中规定的对外资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税收收入流失就达l300亿元(1996年数据，包括企业所得税和关税)。1997年关税流失约11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5％一2％。若将各地自行制定的税收优惠减免，如“先征后返”、“税收奖励”、“财政补贴”等造成的税收收入流失包括在内，这一数字将更大。
2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
我国区域税收竞争是在地方分权改革后，地区权益得以确立、谋求加快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既带来增强地区活力等积极效应，也产生了资源低效配置等负面问题。
关于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益问题，最早提出税收竞争理论的蒂布Tiebout在他1956年的论文《地方支出纯理论》中指出：在假定存在数量众多的提供不同政府收支组合(即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个人如果对某一地的政府收支组合不满意，他可以选择离开，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辖区，通过“用脚投票”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这种情况下，地区间税收竞争是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引入税收竞争，就会现奥茨Oates指出的税收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即：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特别是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区域税收竞争可以概括为“让利竞争”模式，即：地区间竞相出让好处或利益给投资商的竞争方式。
这种竞争与企业的削价竞争相似，是一种初级的、低层次的竞争模式，虽然可以使地区短期内获得外资、就业增长、少量地方税收等好处，但毋庸讳言，这种低层次的无序竞争也带来了问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税收竞争的正面效应。概括而言，恶性税收竞争的负面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2．1税法的刚性被削弱国内税收竞争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违反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属制度外税收竞争。这种以违背国家税法为前提的竞争不仅严重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与统一性，而且会破坏国家宏观经济计划的整体性，影响统一的宏观产业政策及地区均衡发展政策的贯彻，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2．2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国内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的利益驱动来进行的，对于在较高税负地区内又不愿或无法迁移的纳税人来说客观上比积极迁移的纳税人承担更高的税负，在某种意义上为有逃避税倾向的纳税人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税负对于富人的压力远大于穷人，富人比穷人更具有迁移倾向，富人迁往低税负区域，以求负担更少的税赋，进一步促成“马太效应”，违背了“量能课征”原则。
2-3违背了税收效率的原则征税本身就会给资源配置带来扭曲，进一步的税收竞争相应地会使得资本和要素的流动发生双重扭曲，从而干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与直接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相比，不规范的税收竞争如财政返还等手段引发的结果还要更糟。原因在于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行为仅仅取决于行政决策，失去了税法的约束和监督，效率可能更低。
2，4诱发了大量偷逃避税行为的发生“盲目引资、滥用优惠”的现象诱导大量企业利用政策的不完善和法制的不严密进行偷逃避税。使税收征管面临更加复杂的局而，增加了反逃避税的难度，提高了征税成本。
2．5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参与竞争的政府普遍认为尽管税收优惠给当地财政带来一些损失，但只要吸引来投资，就可以给当地财政多少带来些收入，还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实际上，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越希望通过税收竞争吸引到投资，越是采取最优惠的政策，也就越是降低了招商引资的效果。同时，为了吸引资本，各地竞相参与减税竞争，对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只能征到很少的税。如果不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原因造成的财政损失的话，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发展，只能转向流动性弱或不可流动的要素上增加税负，如土地、劳动、消费。而其直接结果是减少就业，降低消费，进一步减少了地方可支配财力，加剧当地财政的窘迫。
3世界各国在规范区域税收竞争行为方面的一些做法
地区间的差异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地区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世界各国在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对税收竞争采取的方法可以粗略地归纳如下：
3．1地区间规范统一，尽量减少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西方国家各种税收竞争的安排都被限制在一个相对有序的范围中，这个特点在联邦制的国家尤其明显，多数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其做出了有关限定。如欧盟就在统一的前提下，先规定不能违反统一的规范，然后又对个别地区注明特别的政策。
3．2以公共财政制度。约束不规范的税收竞争所谓的公共财政，就是面向公众的、体现公众利益的财政体制，也就是民主财政制度。辖区的居民根据政府的事权确定其支权、根据支出权确定收入权，以支定。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多采用此种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是公开的，纳税人可以随时查询，监督并提m质问。
3_3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和发债权。中央和全国性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同时适当放权，将一些小税种的立法权下放，或由中央确定一些地方主要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幅度。并允许地方政府举借公债筹资，从而减少通过税收竞争来争取财源的行为。如德国的市镇可以自行确定地方营业税和土地税的加征税率。
3．4实行“因素法”分税制，依靠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财力，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德国通过共享税分配使财政弱州达到各州平均财力的92％；通过税款转移使穷州人均财政收入达到全国人均的95％；把财政支m的20％用于补贴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美国联邦政府通常把财政支出的1O％左右用于补助州和地方政府，其中大部分拨给落后地区。日本政府直接用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来提高落后地区的财政能力。1989年高收入的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为1．527，低收入的四国地区为O．25。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后。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仍为1．527，四国地区则提高到1．032，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倍，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
3．5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意大利政府5O年代至70年代中期，规定对到南方投资办厂者除实行贷款和利率优惠外，还实行税收照顾和经济资助，包括免征所得税1O年，厂房建设经费由政府补贴25％，机器设备购置由政府补贴l0％；国家参与制企业须将其工业投资总额的40％和新建企业投资的60％投向南方。巴西政府为鼓励到落后地区投资，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瑙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规定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lO年内免缴所得税，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美国利用私人融资手段，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鼓励私人资本流向中西部地。
4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几点设想
在我国要达到地区间均衡发展的目标，应该按照杨志勇所分析的那样，对待我国的税收竞争应以疏导为主，将税收竞争纳入正轨，消除无序的、恶性的税收竞争，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严格限制区域问恶性税收竞争行为，特别是制度外的税收竞争这种对国家整体税收法制具有破坏性的恶性竞争。对现有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税收竞争措施进行清理，以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第二，完善现有的财政体制。首先，应继续推行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建：公共财政，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建立合理规范的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二是合理划分税权，把严格的分税制财政关系写入宪法或财政基本法。适当放权，让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三是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发债权。在我国，尽管目前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有的地方已经尝试通过负债融资来加速发展本地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如上海的“市政建设债券”，厦门的“高集海峡大桥债券”。
第三，改革官员考绩制度。理论上讲，区域税收竞争不等同于辖区政府问竞争或地方政府竞争，但是在我国税收竞争的始作俑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税收竞争，原因与中国现行的地方政治格局有关。我国官员的选录、考绩、升迁是由上级说了算，“招商引资”是一条重要的考核因素。因此，才会出现不顾一切，牺牲各种利益去吸引投资的税收竞争。要使税收竞争趋于理性化，必须对税收竞争行为加强监督，在地方推行有限政治体制改革，使官员的选录、考绩、升迁由地方人民决定，使地方政府的财税选择行为真正体现地方公民的偏好。
第四，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在经济特区的实际负担为5％，沿海开发区为9％，内陆经济开发区为15％；西部地区的政策是三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边境开放城市的普通企业减按24％征收。二十年来通过执行这样的政策，虽然实现了东部的繁荣，也拉大了东西部的差距，阻碍了资金短缺的西部地区的发展。要加快西部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日标，就应对全国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对西部实行更优惠的税率，或制定专门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改善西部资金稀缺的现象。二是采取措施鼓励投资向西部倾斜。除了统一的优惠政策，还可以采取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定向补贴等各种方式，支持西部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三是为保证转移支付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应把解决地区差距的区域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7
【关键词】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竞争；冲突；协调
【正文】
一九九四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功效不容否定。但同样不容否定的是,现行财政体制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财力不足,预算外资金过多,管理不规范;政府采购制度与国际惯例相差较大;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不科学;财政法制化程度不高,缺乏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1]针对如上缺陷,近几年学术界就如何完善财政体制进行了认真探讨:既有从宏观层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总思路如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和任务等进行勾勒的,也有从微观层面就单项财税制度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得税制度等进行具体而微设计的;既有对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进行研究,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借鉴经验的;也有从国际惯例、从“入世”角度对我国财政体制的完善提出具体对策的。本文拟从竞争法的角度对财政体制的缺陷作一反思与检讨,并以此为基础,就如何完善现行财政体制提出一管之见。
一
竞争法是调整竞争关系与竞争管理关系的法律部门。竞争关系,即市场主体间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而竞争管理关系则指国家职能部门在依照职权监督、管理市场竞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财政体制是一国财政制度的总称,它由各项具体法制制度如税收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及转移支付制度等构成。从法律层面考察,这些制度属于财政法范畴。财政法属于宏观调控法,与作为市场规制法的竞争法没有必然联系。
但将财政法与竞争法置放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历史背景考量,我们发现,两者间的联系客观存在。系统论认为,“什么事情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有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之中存在着相互作用”。“处理一个问题,必须把这个问题有关的部分联系起来考虑”。[2]竞争法与财政法虽属于两个不同法律部门,但它们同属于经济法,同属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竞争法以排除、限制、禁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所必需的公平竞争秩序不被任何强力破坏为己任,而财政法则以规范国家财政收入、支出及财政管理活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分配功能、宏观调控功能、监督功能的实现为己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服务。但比较而言,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更具有基础法地位,这是由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才能实现。如果竞争机制不完善,那么,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优势也就无以发挥。竞争法的基础法地位,要求其他法律制度特别是保障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法如金融法、财政法、产业法等不得含有严重违犯竞争法原则的内容。
二 根据竞争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公平竞争原则,对现行财政法律制度的内容予以考察,不难发现,许多内容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要求。
第一,差别税率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要求。差别税率,即国家对同类纳税义务人设定不同的税率。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差别税率大致有四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税率;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差别税;不同地区企业的差别税率;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的差别税率。第一种差别税率在1994税制改革以前较普遍,税制改革后,随着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统一,已基本消除。当前税制中的税率差别主要是后三种,其中又以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率差别和不同地区间企业的税率差别较常见。《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许多税收优惠,如减半征收所得税、“二免三减”、再投资优惠等。这是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税率差别的主要例证。不同地区企业的税率差别,可从《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00)中略见一斑。该《通知》规定,设在西部地区的企业可享受下列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税率差别有某些合理性,如给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可低成本、低风险吸引外资;对设在西部地区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可吸引投资者到西部投资,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给予税收优惠,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能力等等。然而差别税率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公平竞争原则要求一切市场竞争主体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税收是企业承担的最主要义务,按公平竞争的要求,所有企业担负的纳税义务应该是平等的。体现在税率上,就是税率的统一。如果税率不统一,就违犯了公平竞争原则。
第二,建立在基数法基础上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利于异地间企业的公平竞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用于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其主要功能是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发展差距。从本质上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公平竞争原则并不相悖,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实现之功能。尽管这种功能并非由制度创制者刻意设计,但它客观存在。因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欠发达地区交通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从而使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能享有与发达地区的企业基本相同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生产经营条件,使自然条件、历史条件等客观因素引致的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不平等的现状得以改变。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基数法为基础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这种制度非但没有促进地区之间的发展平衡,反而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原因在于:(1)税收返还的依据是以1993年度地区财政收入为基数,而不是采用世界各国通用的因素法(即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等因素确定),形成“富者多返还、贫者少返还,一省一率,一省一额”,加大了地区差距。(2)实施分税制后,消费税、增值税增量的大部分上缴中央,增量的30%留给地方,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要逐步增强中央财力,同时也鼓励地方开辟税源财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财政支出增长部分是否有相应潜在收入增长做依托。由于发达地区过去征税存在“藏富于地方”的普遍作法,其潜力之大自不成问题,而落后贫困地区则相反,其财政自给能力较低、财政缺口较大。在中央拿走增值税增量大头后,地方财政更是捉襟见肘。与原有包干制相比,地区自有财力相对下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财政对不同地区在财力上的倾斜和照顾呈递减趋势。[3]这使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地区差距的拉大,导致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资金在地区间不均衡的流动,即导致人才和资金大量流向财政净受益较高的地区。这种情势将使不同地区的企业的产品在技术含量与生产成本等方面产生较大差异,使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在与发达地区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
第三,事权划分不清及按所有制性质与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办法,导致财政直接投资于民间产品或行业,违犯了公平竞争原则。明确的事权划分是健全财政体制的基础。根据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一般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其事权范围应严格限于“市场失灵”领域,即限于提供公共物品、保护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方面,而不得投资于竞争性行业或产业,与民夺利。中国情况比较特殊,国家事权范围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要宽些。根据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1)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2)搞好基础设施建设;(3)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4)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5)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6)控制人口增长;(7)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8)管理国有资产或监督国有资产经营。显然,投资于竞争性行业或产业,也不应是中国政府的职能。但因现行财政体制事权划分不清,结果该管的事情没有管理好,不该管的事情又管了很多。同时,当下实行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办法,这更加刺激了地方财政资金投资于竞争性行业或产业的积极性。政府投资于竞争性行业或产业与公平竞争原则是不相容的,因为在竞争性活动中,政府只能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竞争活动的裁判员,它是不能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如果裁判员又充当运动员,就违反了游戏规则。
三
财政制度严重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必然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从经验层面考察,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不断做强做大,内资企业严重亏损、甚至破产;二是导致地区封锁。
因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税负差别显著,因此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很难与外商投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两者竞争必须会产生如下结果: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做强做大,在许多行业如化妆品、通讯器材、电脑等占据优势,甚至形成独占地位。而内资企业要么通过“寻租”渠道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要么接受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走上破产或被兼并的道路。地区间差别税率的存在,使异地间企业不能展开公平竞争。以基数法为基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导致地区差距扩大,恶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吸引力,这些因素反过来进一步降低了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能力。按所有制性质和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收入加强了地方财政投资于竞争性行业的激励。为了阻止本地资金、资源流向外地市场,为了阻止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与本地企业竞争,确保本地财政收入,各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种使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手段———实行地区封锁。
现行财政制度之所以存在诸多与公平竞争相冲突的内容,并导致一些原初不曾希望发生的后果,原因有多方面。最关键的原因是财政制度的创制者缺乏公平竞争理念。前文已然指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完善的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赖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不能违反这一基本原则。虽然不能强求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不得越“雷池”一步,虽然本文也承认国家出于履行优化产业结构、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职能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制定一些与公平竞争相冲突的财政政策或制度。但笔者仍坚持以下主张:即使是为了优化产业结构或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需要,财政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不能将公平竞争原则完全置之不理。相反,立法机关在制订产业政策或区域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些政策对公平竞争所造成的危害,充分考虑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收益及这些收益能否弥补因公平竞争受损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唯有如此,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
基于对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基础地位的认知,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整体上应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各项具体财政制度的创建与完善,应有利于促进市场主体间包括政府间及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首先,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公平原则是各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包括社会公平与经济公平两方面,社会公平原指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即税额绝对公平。现代意义的社会公平指税负的相对公平,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两个层面。横向公平指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不应相同。经济公平的内容也包括两个层面:首先,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从事经营活动的纳税人,要一视同仁,同等同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对于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者说大体公平的客观竞争环境。[4]通过对税收公平原则内容的剖析,我们了解到,公平竞争不仅是竞争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税收法律制度固有的原则。坚持公平竞争,不仅仅是竞争法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税收法律制度自身不断走向完善的内在需要。
其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意识,这正是财政体制改革所期望出现的。因为竞争可促使地方政府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投资环境,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因自然条件、历史条件殊异,不同地区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因此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差异,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也有差异。这两方面的差异使异地间企业的竞争条件天生就不平等。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是,通过一般转移支付与特殊转移支付手段,使地区间财政能力均等化,促进各地经济均衡发展,并最终达到社会公平。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不担负维护竞争秩序之任务,但这种制度实施的结果客观上可以改变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竞争条件。如果我们在建立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时,也将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竞争环境,提升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作为一项目标考虑,则可使原本作为“输血”机制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造血”功能,并反过来促使转移支付之目标更容易实现。
最后,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体现公平竞争原则。政府采购是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等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形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对于政府采购行为,本来应由专门的政府采购法来调整,而不由竞争法调整。但现代社会政府采购数量大,具有“买方垄断”性。因此,各国或在政府采购中规定政府采购必须遵循公平竞争原则,或直接将政府采购纳入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如德国就把政府采购作为《反限制竞争法》(1998)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政府采购已具有相当规模,而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却极不完善且十分零散。鉴于政府采购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建议尽快制定政府采购法,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对此,应予充分肯定。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政府采购,必须贯彻公平竞争原则,因此,在政府采购立法时,要将公平竞争原则作为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写入政府采购法。
【注释】
[1]王健.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政策取向[j].经济研究参考,2001,(19).
[2]吴世宦.法治系统工程学[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3.
[3]郝春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区域发展政策[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7,(5).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8
一、财源建设的现状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按照财源建设三年规划的要求，牢牢抓住招商引资一号工作不放松，聚力猛促大项目建设，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月份，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万元，同比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万元，占预算的％，同比增长％，其中工商税收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长％；国、地税分别实现万元、万元，同比分别增长、。全区财源建设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⒈工业税收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立区”发展战略和招商引资一号工作的推动下，工业经济实现的税收有了很大提高。调查统计，前个月，全区工业企业缴纳税金万元，同比增长，占税收总额的。部分乡镇工业税收占其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如××、××、××、××等乡镇分别为、、和。
⒉重点企业发挥了主要作用。从区级财政看，××商城、大河热电、煤田地质机械厂、华塑建材、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等重点企业成为财政的重要支柱，前个月，家企业实交税金万元，同比增长，占区直征收企业上交税金总额的；从乡镇财政收入情况看，重点骨干企业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集团、××矿业和宝源实业，实交税金分别达万元、万元和万元，分别占三个乡镇税收总额的、和。
⒊民营经济成为重要支柱。近年来，随着全区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民营经济由弱变强逐年壮大，民营经济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增速明显高于财政平均增幅。截止月底，全区个体私营业户达到户；注册资金亿元，同比增长；民营经济缴纳税金亿元，同比增长％。
⒋招商引资拉动了财政增长。近年来，各级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把招商引资作为拉动财政增长的重中之重，以项目的大推进拉动财源经济的大发展。调查统计，计划总投资近百亿元的个项目正在建设之中，预计××年、××年可分别实现税收亿元和亿元以上。同时，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税收，有利地增加了财源总量。如新矿热电、临汶石膏项目、光彩大市场，缴纳税金已分别达到万元、万元和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⒈财力不足，结构不合理。按目前乡镇实际执行工资水平和基本办公等费用计算，年人均财力达到万元才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如果国家必保工资政策全部执行到位，人均财力必须达到万元以上。但是我区××年人均财力只有元，远远达不到保运转标准。截止××年底，乡镇债务高达亿元，是当年乡级财力的倍，已经成为乡镇财源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乡镇经费缺口较大，有的存在拖欠人员工资现象，入不敷出的问题较为突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区乡两级特别是乡镇收入大幅减少，财政捉襟见肘。全区有个乡镇的农业两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以上，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过大，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骤然显现，取消农业税后，新的财政增长点发展缓慢，财力不足的状况将更加严重。
⒉支撑财力增长的骨干企业少。在农业产业上，农业税收即将全部取消，但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农业龙头企业尚未形成财源“气候”，农业财源极为薄弱。在工业产业上，企业总量小，骨干税源少。截止××年底我区税收过千万元的企业只有个，过万元的企业仅有个。有的乡镇纳税万元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有的仅局限在一两个企业上。在第三产业上，如果没有新的重点项目上马，三产税收将是财源建设工作中的主要薄弱环节。
⒊财源建设的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近两年来，全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为，今年－月份，同比增长％；而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前两年平均增幅为％，今年前个月，增幅为％。财政收入增幅较投资增幅分别低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财源建设投入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许多招商引资项目和园区内企业尚在建设期和生产初期，实现的税收很少，即便有一些税收，相当部分还要兑现优惠政策予以减免或奖补。
⒋乡镇财源建设速度不平衡。从今年前个月乡镇地方财政收入完成情况看，个乡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进度预算，而有个乡镇未能完成，少的仅完成年度预算的，其中有个乡镇同比呈现负增长，其原因既有税费政策调整、兑现优惠政策和新建项目尚未产生税收等客观因素，也有财源建设工作力度不大、措施不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⒌征管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一是理财观念不强，业务素质低，制止“偷、逃”税费问题、监管企业的工作及措施不够有力，仍然存在“跑、冒、滴、漏”等税收流失现象和假外资、假福利企业。调查了解到，有些企业存在异地纳税现象，不少企业存有 财务管理混乱问题，有的不设帐本，逃避稽查；有的核算不实，隐瞒经营成果；个别企业甚至是规模企业，不交税或交税寥寥。二是个别单位和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有的还非常突出，企业反映非常强烈，影响了税源的涵养。
三、强化财源建设的几点建议
⒈突出工业经济，提升基础和骨干财源。大力发展工业是增强区乡经济发展后劲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关键所在。要把加快工业化进程作为财源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是抓好现有企业的规范、提高，提升现有财源。目前我区国有、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已基本结束，工作重点应放在引导改制和新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来，明确和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指导机制，强化对企业的监管和服务，督促和引导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确保税收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二是快速推进工业经济的扩规增量。要立足我区优势，着眼于实现结构升级和做大做强工业企业，搞好项目的论证、筛选、立项，精心策划包装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以此为抓手，强力招商，引进大企业、大财团和战略投资者，努力培育强劲的骨干和支柱财源，尽快扭转我区工业企业单体规模小、总量少、效益低、税源薄的不利局面。三是继续坚定不移地力促新上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通过严格落实项目包保责任制、强化督导、调度和考核，努力突破土地、规划、资金等“瓶颈”，确保税源项目早建成、快见效。
⒉强抓招商引资，培植新兴和后续财源。实践证明，发展区域经济，不抓项目就是没有抓住关键，不抓招商就是不得要领。要树立“引进资金、项目就是引进新财源”的观念，紧紧抓住国际和国内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良好机遇，突出欧美、日韩、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城市群，强力推进，快速膨胀规模。一是发挥好资源优势。着力引进大型石膏、岩盐开采、加工企业，整合现有同类企业，带动相关产业，迅速形成生产规模，拉长产业链条，使与石膏、岩盐相关的采矿业和化工业真正成为我区的产业龙头和财源支柱。二是着力提高招商引资项目质量。要把引进“大、高、外、名、特”项目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引进工业和外资项目。继续坚持对污染环境、科技含量低、市场前景差、对财政贡献小又不能安置大量劳动力的项目，一个不引、一个不上。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努力解决项目迟迟不能开工、“圈而不建”、提供税收太少和以虚假投资骗取政策优惠的问题，力争培植更多更强的区域经济支撑点和财政增长点。三是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品牌效应、××文化遗址和××丰厚的人文、自然资源及以天平湖乐园、青春开发区、石膏工业园、新城区为依托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是我们发展旅游业独特的优势。应组织相关部门、聘请专业人才，组成专门的班子，下大气力，对现有资源进行全方位规划设计、包装整合，对外专题招商，让能够带来人气、带动物流、信息流、拉动诸多产业的旅游业成为我区新兴的、延绵不断的后续财源。
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农业这一基础财源建设面临严峻考验，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区，必须加快农业财源建设工作的转型步伐。一是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要按照“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统筹规划，强化措施，着力培植壮大农产品深加工等龙头企业，使其像丝绸公司那样，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能力与综合效益同步增长。二是健全完善农业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单就市场而言，要按照“多层次、强辐射、专业化”的要求，在引导各级大力发展各具特色专业批发市场的同时，对现有的较大型市场，进一步统筹规划，采取措施，引入培植市场经纪和组织人才，使之与国际国内市场相联系，使其像蔬菜批发和钢材大市场那样，真正做大做强，做成品牌，千方百计开辟更多的财源阵地。三是继续加快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着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等高产值、高收入经济作物，继续发展桑蚕、特色林果和苗木花卉种植，力保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四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要按照“突出地方特色、规划适度超前、基础设施领先、功能配套完善”的要求，加快小城镇开发建设。同时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想方设法吸引农民入镇进园经商办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乡村经济努力增加财税收入。
⒋强化征管，努力提升财税收入总量。一是落实监控促收制。面对年区乡工资拉平的工作目标，各级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健全制度，强化力量，像抓招商引资工作那样，常年不断地狠抓财税收入工作。要针对我区税收点多面广、流动性强、难管易漏等特点，继续实行政府管税、专业治税、群众护税、部门协税的社会化办税机制。特别是区直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乡镇、深入企业，宣传政策、强化监督，帮助乡镇解决束手无策、无力解决的问题；督导企业加强管理，解决企业财务管理混乱、帐务不全的问题。并努力探讨推引“一家查帐，资源共享”的企业检查制度；要进一步加大依法征管和稽查力度，规范税收秩序，严格依率计征，做到依法征管；要严格福利企业、“三废“企业和税收减免优惠的审批，坚决打击偷、漏、逃、骗税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加强对民营企业“饮水思源”、积极纳税、回报社会的教育，尽快改变企业“生产红红火火，纳税低落寥寥”的不正常现象。同时，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严格审查和随时审定，及时改进不合时宜的“税收定额”征收办法，确保财税收入的稳步增长。二是加大增收节支的监管力度。要树立节约也是增收的观念，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刚性支出的前提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要严格定编定岗制度和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特别是要积极探索和建立机构编制、人员与财政预算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要 整顿各级财务管理，健全推行“一个帐户存钱、一本帐管理、一个理财小组审批”的财务零户统管办法，大力压缩非生产支出。三是进一步优化财政管理体制。要按照省、市加强县乡财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推行“乡财乡用县管”和“村财村用乡管”的管理体制。当前，首要的是在严格现行区乡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认真解决好“财政收入的足额上缴与财政调度款项有机结合”的问题。对乡镇因基金会、股金会的清理、整顿等形成的历年欠帐，综合考虑乡镇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实行分期、分批的偿还办法，以保护其组织收入和偿还欠款的积极性。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对各单位预算外收入的来源、项目、数额、流向、用途及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彻底清除游离于财务监管之外的“小金库”，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