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理论范文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1篇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简要地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的理论依据，主要根源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支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挤表明，在经济紫缩或经济偏冷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线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以达到反周期的目的。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巳为补偿性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熨平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意愿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囿于保持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思斯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景气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建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糖幻是在经济收缩期(萧条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四：

一是准确的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

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体质虚弱”和内需不足之弊。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作出了经济不景气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般应注意如下几点：

——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

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朗财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朗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诸如城税政策特别是降低所谓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似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赂)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财政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经济扩张期，抑或在经济萧条期，都是同样必要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显得更为紧迫罢了。

——使扩大内需的即朗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相结合。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将是一种常态，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树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这种统筹考虑，既要顾及实现国家宏观经济i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又要顾及财政本身的承。受朗力，使二者双向协调、有机结合，处理好经济决定财政和跃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在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实践中，虽然没有可资模仿的“样板”(事实上，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异，也难以找到这样的模式)，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决不能陷入经济和财政双危机的泥潭。因为这样的双重危机，不仅格使经济景气的调节丧失财政政策这一重要手段，而且经济的进＝步恶化，又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基础性和灾感性的后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反周期时政政策运用的彻底失败，应立即改弦易辙了。

三是明显的政策效应。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调整经济景气或反周期的目的，因此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时滞期）之后，是否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评价这种财政政策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既付出了财政代价，甚至冒了一定的财政风险，而又未能达到刺激投资、消费需求和增强净出口的目的，没有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和带动效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四是适时的政策转换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2篇

一、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

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主要包括三点内容：

（一）战时财政地位论

财政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而战时财政作为非常时期的财政范畴，其地位更为重要。孔祥熙对此有着确切的说明：“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恃财政情形以为转移……至于战时财政，尤关重要。战时一切军需调度、物资接济、兵员补充、伤兵难民之救护，在在均需巨款，财政关系尤为重大。战事相持愈久，消耗财力愈多，故持久战亦可谓之财政战。”[3][3]

（二）战时财政要件论

孔祥熙认为战时财政必须具备三个“要件”：

一是“战时财政收入须迅速。”他论证说：“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前方之所以能战胜攻克者，要在后方之能源源供应不匮，故必财政有迅速支付之能力，方不致贻误时机。国内之潜藏力量，无论如何丰富，设不能迅速接济前方，其结果亦归失败。是以战争开始，首须动员财政，使全国财力能于最短期内集中，以应付战局。”

二是“战时财政收入须巨大。”他分析说：“现代战争完全为机械战，其消耗甚巨，非有巨额之收入，不足以资应付，是以其筹划之限度，不能以平时情形限制之。平时国家筹划，以社会收入为极大限度，过此限度，即为不良之财政……在战时，为争取民族之生存独立，当不惜竭尽全部力量以赴之，是以战时财政之所取，不但可以利用社会全部之所得，有时且征及人民之资本与财产，并以借贷方式征及未来之收益及后代之子孙。”

三是战时财政“须有安全持久之税收”。他解释说：“所谓安全持久之税收”，就是其“收入来源不易受战争之影响”，“且须富有弹性，其收入可随战费需要为比例增加”的税收；也就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在大战期间又加以充实的，以所得税、遗产税、战时利得税等直接税为主干的税收制度。 [4][1]

实际上，孔祥熙所说的战时财政的三个要件就是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这是其战时财政理论的独特之处。因为孔氏的同辈人——马寅初、章乃器等经济学家也曾提出各自的战时财政理论，可是，他们作为经济学家，虽然擅长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但在探讨战时财政问题时，只是在联系抗日战争实际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分析战时财政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政策或方法[5][2]，而未能像孔氏这样从宏观角度揭示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当然，与马、章等经济学家相比，孔氏之所以能够从宏观角度揭示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是和他身为财政部长所负有的领导全国财政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的。

（三）战时财政筹划论

孔祥熙曾在“综合过去世界各国之先例”的基础上发现：“筹划”战时财政虽然有借债、增税、发钞、募捐、动用备战储金、变卖产业、征发人民资财等七种方法，但以前四种方法为主。接着，他在详细分析这四种方法“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断言：“在短期小规模之战争，仅恃借债，即可独立支持，盖以战争时期短而规模小，增税固缓不济急，发钞又无此需要。但在大规模长期战争，则应以借债为填补战费之主干，以增税为支持借债之柱石，以发钞为发达产业融通资金及紧急之补充。”他还指出：“上次欧战为近代最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而就当时美、英、德、法等国的财政经验而言，“其战费之筹措，无不以增税与借债同时并进，但出自税收愈多者，其政策愈为健全，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以极谨慎之发钞流通产业金融为临时之补充”。[6][3]

显然，孔氏在理论上主张实行以借债为核心，以增税、发钞为补充的战时财政政策。而他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既是他在权衡借债、增税、发钞的利弊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又是他在借鉴西方国家战时财政的历史经验之后得出的认识。此外，他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还和下列因素有关：

一是他借鉴了亚当·斯密的战时财政理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给后世留下了两段关于战时财政的理论：“在（战争）危险临到的瞬间，就得负担一项马上就要的大费用；这费用是不能等待新税逐渐地慢慢地纳入国库来支付的。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战争一旦发生，要政府按照费用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收入，就不仅非其所愿，而且非其所能。他们之所以不愿，是因为突然增加如此巨额的税，恐伤害人民感情，使得他们嫌恶战争。它们之所以不能，因为战争所需费用不定，赋税应增加多少才够，没有把握。各国政府所碰到的这两层困难，如采行借债办法，就容易解决了。借债能使它们只要增税少许，就可逐年筹得战争所需的费用；并且，通过永久息债，它们可能以最轻微的增税，逐年筹得最大的款。”[7][4]其中心思想就是主张实行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这种思想显然对孔祥熙产生了理论上的影响。因为早年曾荣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8][5]的孔氏不可能不了解斯密的不朽名著《国富论》。而斯密留下的关于战时财政的两段理论就出自《国富论》。

二是他借鉴了马寅初等经济学家的战时财政观点。马寅初在抗战之前曾说：“我国非常时期之财政政策”之一是“有限制的膨胀通货”（即适度增发纸币或钞票）[9][6]1937年夏，他又和数十名经济学家在国民政府召开的“讨论战时财政问题”的“庐山谈话会”上一致指出： “增发纸币，亦为各国战时普遍采取之方法。稳健派采用有限制之增发（如英如美）……此种有限的增发，于理论上讲得通，于事实上为不可避免者。”这也是中国战时财政的“可采用办法”之一。[10][1]这种观点显然对身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被他吸纳到其战时财政理论之中。因为他在庐山谈话会之后才提出和马寅初等人相似的观点——战时财政政策应“以极谨慎之发钞”为补充；“发钞是国家在筹集战费上最便利而有效的一种方法，不过若发行过度，它的危险性也很大”[11][2]。

[1][1] 孔氏是民国史上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于1933年11月担任该职，直到1944年11月才辞职，掌控中国财政大权长达11年之久。

表1：1937—1944年法币增发额占国家银行借款的百分比[1][5]

财政年度

法币增发额（亿元）

国家银行借款（亿元）

前者占后者的百分比

1937－1938

3

12

25.0

1938下半年[2][6]

6

9

66.6

小 计

9

21

42.8

1939

20

23

86.9

1940

36

38

94.7

1941

72

94

76.6

1942

193

201

96.0

1943

410

409

100.2

1944

1141

1401

81.4

小 计

1872

2166

86.4

、结语

总的说来，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系统性；二是矛盾性。说它具有系统性，是因为它既在宏观上揭示了战时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基本要件，又在微观上指明了战时财政应当实行的政策；说它具有矛盾性，则是因为它所指明的战时财政政策在事实上难以推行，并和孔氏在抗战中后期实际推行的战时财政政策相冲突。

透过孔祥熙战时财政理论的系统性，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战时财政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思考。而对于孔氏本人来说，他作为财政部长，就必须对战时财政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否则，他就无法承担起主持中国抗战时期财政工作的重任。反过来说，正因为孔氏对战时财政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思考，所以他才能提出系统的战时财政理论，进而用这种理论去指导抗战时期的财政工作，使他有可能成功履行其作为财政部长的职责。

透过孔祥熙战时财政理论的矛盾性，我们可以发现他在理论上主张并一度付诸实施的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及其在抗战中后期实际推行的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对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和他自身都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效应。

一方面，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历史效应。对国民政府而言，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都为它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使它不会因缺乏经费保障而无法坚持抗战，进而走向崩溃。对中国人民而言，由于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经费保障，他们才得以避免因抗战失败而沦为亡国奴的厄运，并一扫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的耻辱，从此能够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孔祥熙而言，由于他通过实行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经费保障，所以他能够为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值得记载的一笔，也有利于后人为他写下一份公允的评语。

另一方面，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也产生了消极的历史效应。简言之，就是前者的失败导致了后者的出台，而后者又造成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对国民政府、中国人民乃至孔氏本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历史影响。对国民政府而言，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大后方的物价持续高涨、国民经济不断衰退，从而削弱了它坚持抗战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使得它在抗战胜利以后继续陷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淖难以自拔，直至最终崩溃。

对于由中、下阶层构成的广大人民而言，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其实际收入不断减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与此同时，少数奸商富豪、贪官污吏却利用恶性通货膨胀从事投机垄断和囤积居奇活动，大发横财。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造成了一种“阶级性的不公平”——“我们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1][1]而从根本上说，这种“阶级性的不公平”又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实行的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造成的，所以他理应对此负责，并应设法消除之。但是，他不但不设法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反倒乘着恶性通货膨胀的机会、贪污受贿，还大言不惭地以“吾人目前生活之艰苦，原系作战时期必有之现象”，亦是“维持民族生存之代价”为借口，片面要求人民“咬定牙根以忍受之”[2][2]。于是，他遭到了朝野上下和社会舆论的一再抨击，最终不得不于1944年11月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从此在仕途上一蹶不振。

凡此种种，固然都是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实行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历史效应，但归根结底是他未能成功实施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他未能成功实施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则要归咎于各种主客观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分析，这要归咎于以孔氏为首的财政当局在战时公债政策上所犯的三个错误：

一是将战时公债的利率定得偏低，偿还期定得太长。战争时期，物价高涨，一般利率也随之高涨，这时，如果公债的利率不升反降，人民就会觉得吃亏，而不愿认购公债；同时，在物价高涨的条件下，如果公债的偿还期太长，就意味着人民用来购买公债的货币急剧贬值，人民也会觉得吃亏，从而不愿购债。因此，要顺利发行战时公债，就必须提高利率，缩短偿还期。但是，孔氏等财政官员为了减轻国民政府的债务负担，在发行战时公债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公债的年均利率由战前的6.5厘降为5.3厘，使公债的平均偿还期比战前延长了11.2年，10年以上的长期公债占战时公债期限结构的比重较战前提高了47.3％。[3][3]这就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使得他们视购债为畏途。

二是放弃战前向银行界折扣发行公债的做法，将大部分战时公债照面额平价发售给民营银行和国家银行。但民营银行看到战时公债无折扣，感觉无利可图，都不愿承购。国家银行负有为政府服务的职责，自然要承购战时公债，但其承受能力终究有限。而以孔氏为首的财政当局为了加强国家银行的地位和打击民营银行的势力，又取消了战前银行界向社会抛售公债、赚取利润的债券市场，结果反而使国家银行失去了向社会抛售公债的合法场所，等于在公债发行上自寻死路。

三是在战时公债的发行方式上，因为过于相信民众的爱国激情而长期采取了以自愿购买为原则的劝募办法。但广大民众虽有爱国激情，可是缺少金钱购买战时公债；少数富人虽然有钱，却大多想着如何投机发财，而不愿购买油水不大的战时公债。所以，用劝募办法发行战时公债实际上难以奏效。要顺利发行战时公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摊派手段强迫富人购买。为此，马寅初先生早在抗战初期就向财政当局提出如下建议：战时“募集（公债）当然比平时稍难，惟有向内地殷富劝募。惟内地殷富平日与公债不发生密切关系，自由募集或难奏效，惟有实行摊派的办法。”“公债之推销，大抵以富人为主……吾意富人不愿购买时，政府不妨仍用摊派办法强制承受”。[4][4]可是，财政当局直到1942年才决定采用摊派办法强迫富人购买战时公债，显然为时已晚。而且，采用摊派办法以后，虽然发行战时公债的绩效一度有所好转，但由于对富人财产的调查统计极不科学，大小富豪又竭力隐瞒财产、逃避调查，加上经办官吏乘机层层盘剥、中饱 私囊，所以其最终绩效仍不理想。

其次，从客观上分析，这要归咎于三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以农立国，工业很不发达，人民收入低微，所以社会上缺乏消化巨额公债所必需的流动资金。二是战前国民政府主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富裕地区发行公债，但抗战爆发后，沿海富裕地区沦于敌手，使其发行公债的经济地理空间大大萎缩。三是许多百姓因为战火沦为难民，非但无钱购买公债，反倒需要政府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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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寅初：《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马寅初抨官僚资本》，第107页。

[2][2] 孔祥熙：《最近之财政金融》，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1944年5月印行。

[3][3] 根据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0－375页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3篇

1998年11月20日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经报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京联合举办了“改革和发展中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来自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部委，以及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院校的专家、学者、官员及在京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主要围绕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及影响、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国债的运用、税制的改革及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等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员提交了30篇论文，限于篇幅这里只就部分会议发言中的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认为，过去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很弱，1998年应是一个转折，财政必须对经济发展实施更加积极的调控。过去主要是基建规模的调控，是总量调控，所以银行起主导作用；现在经济出现的是结构性问题，金融手段有效性下降，财政必须起主导作用。政府在优化结构方面想干些什么，主要靠财政，要让银行保持独立性。不能让它代替财政执行职能。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52-06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及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学说是由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形成的经济理论，在1929年的“大萧条”危机后应运而生，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说以探讨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把分析“有效需求不足”作为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课题，其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及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要点

凯恩斯经济学说包含紧密相连的两部分内容，一是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的需求理论，二是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一整套政策主张。其“有效需求理论”的基本思路是：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说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正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凯恩斯尤其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的积极作用，主张通过大量举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来克服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并提出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减税和增加政府公共投资。

凯恩斯经济学说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意是要通过“反周期”宏观调控适当“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两大基本手段，两者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一般来说，经济高峰期财政要实行紧缩性政策，中央银行要紧缩银根，以抑制总需求；相反，经济低谷期财政要实行扩张性政策，中央银行应放松银根，以刺激总需求。不过，现实操作远非理论分析那样简单直接，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或“双紧”的操作未必可行，或者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往往只能采取“一松一紧”的搭配，形成总体上松或紧的导向，并配之以其他政策意图。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一些新的阐释、补充和修正，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也进一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l在继承凯恩斯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财政政策的运作应是“补偿政策”。

为了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增长，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和阿瑟・奥肯(Athur Oku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企图使人们注意到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充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他们认为，只要实际的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经济产量，哪怕是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詹姆斯・托宾和阿瑟・奥肯的充分就业政策观点修改了主张只在经济萧条时期才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凯恩斯的政策观点，从而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一大转变和发展，因而这种观点被称为“新经济学”。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停滞膨胀”局面的时候。“新经济学”陷入了困境，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走向分化，促成了供给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等相关财政政策理论的兴起。供给学派是从总供给、长期增长的角度提出新的财政政策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则从内生的、长期增长的角度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理论。

二、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践

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在政府行为层面，以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标志，政治家开始了运用政府力量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的实践。美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措施来调节国家经济的实践，很具有代表性，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践圈

1.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失衡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的经济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先河。罗斯福新政中包含多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是通过各种法令，扩大财政支出用于福利救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二是1935年美国政府成立专职机构“工程兴办署”，有组织、有重点地兴办公共工程，安置失业人员，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对企业生产给予扶持和管理，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并对其生产和销售进行指导和管理；成立农业调整署，对农产品实行各种扶持补贴政策。

“新政”总体上获得成功，有效启动了国内需求。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这就从实践上印证了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以拯救经济大危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有效性。但同时，赤字财政政策不仅在当期联邦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了29亿美元的缺口，而且形成了财政赤字长期化的开端。为日后新的经济问题埋下了伏笔。

2.二战后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财政政策。

杜鲁门政府采纳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建议，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试图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求得长期预算平衡。首先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引起了1949年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从3.8％上升到5.9％。随后杜鲁门政府实行了同军事相关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方面的措施，扩大财政支出。同时实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一度刺激了经济增长，使美国出现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针对1957～1958年经济衰退，再度采取以军费开支为中心、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美国在1958年财政年度出现了10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1959年财政赤字更是高达120亿美元，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推到了新

的高峰。

3.肯尼迪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和约翰逊的减税政策。

为了缓和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萧条，肯尼迪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实行“增长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连续不断的刺激性减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失业率从1963年的5.7％下降到两年后的4.5％，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也是温和的，仅为1.5％左右，国民经济年增长率达到5.6％，克服了经济停滞。

约翰逊总统时期基本上承袭肯尼迪时期的政策。侵越战争逐步升级，大规模的军事开支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国会又通过了减税计划。此外，约翰逊政府扩大联邦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这些财政政策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些政策也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收支缺口，引起连年赤字。同时，短期财政支出扩张政策逐渐转变成经常性的财政支出扩张政策，趋向于长期扩张，福利主义倾向带来经济实力与活力下降，经济繁荣开始显现“滞胀”阴影。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继任以后，也都先后多次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更加膨胀，在整个70年代，美国赤字总额创下了3044亿美元的惊人纪录，同时美国经济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膨胀”的困境。这使凯恩斯主义框架面对扩张与收缩的“两难”而束手无策，于是“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革命”辉煌时代的终结。

4.里根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里根执政以后，面临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滞胀”局面，里根经济学的导向是新保守主义的减少国家干预。里根政府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和适度支出扩张。里根的经济政策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然而。里根的减税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翻了几番，在1981～1985年之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了5392亿美元，超过了历届政府的赤字总和4484亿美元。

5.克林顿时期的结构性财政政策。

克林顿政府改为实行一种“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即对政府支出做到既有减又有增，既强调削减财政赤字，又重视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和增加长期公共投资，可谓“双管齐下”。这一特征体现在克林顿政府展开的以减少财政赤字为核心的振兴经济计划中。实践证明，克林顿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增加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公共投资。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成绩斐然，带来了历史上最长的扩展期和一段“低通胀、低失业、持续增长”的宏观态势。同时，克林顿政府削减赤字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美国联邦赤字连续大幅度下降，1997年已经降至23年的最低点，为220亿美元，并于1998年出现29年来的首次联邦财政赢余，大约630亿美元。

(二)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历史，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应对经济萧条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是举债扩大支出和实行减税。举债扩大支出主要是应对经济萧条和衰退，减税既可以用来克服短期经济萧条，也可用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第三，美国的历史表明，在短期内，政府采取安排赤字预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确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但从长期来看，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问题。

总之，美国政策实践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总供给过剩的问题，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确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代价是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乃至滞胀。根据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来看，要促进经济增长，应关注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尤其是往往被忽视的总供给方面。政府应采取减税和刺激供给的政策，依靠税收的增减、税制结构的改革，以及支出扩张中的结构导向，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适当结合起来，以达到“反周期”目的。

三、我国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实践

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以财政政策积极调控宏观经济起步较晚。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宏观调控也势必要加快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工具，逐渐发挥重大作用。1993年中国加强宏观调控以克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3年左右时间内，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其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功不可没。随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则是我们在扩张导向下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并且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和要点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一季度过后，对我国的巨大影响已相当明显；金融危机的影响叠加到我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上述一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1998年二季度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即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等。具体来讲，其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江河治理、农田水利、铁路与公路、电网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建设、国家储备粮粮库建设等。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作出调整：(1)在原定500亿元的数量基础上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为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3)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进一步提高

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策层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主要内容是：继续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发行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适当改善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继续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2002年，总体上延续了2001年的政策框架，并使国债资金的到位时间有所提前。

2003年，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之下，成功地应对了“非典”的冲击，国民经济在三季度之后摆脱阴影。全年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

(二)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我国1998年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8个百分点。2002～2004年，也在1.5～2个百分点的水平。7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9100亿元，截至2004年年末，7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国债投资成果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后累计发行的近万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2万余亿元。

2.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比如，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工程；明显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3.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

4.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5.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建成一批河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形成新的污水处理能力，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进展。

6.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农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村用电量显著增加。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如国债资金管理、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施工质量保证等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和需要，特别是在运行层面对经济总供需状态的调节，怎样与中长期解决深层矛盾制约的体制创新、结构调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等问题上，应当更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提高水准。

四、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及其贯彻执行的要领

(一)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濒临破产，拉开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序幕，其后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愈演愈烈，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欧等国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的局面，危机向实体经济延伸的趋势日趋严峻，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救措施来拯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复苏经济。在此背景下，为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及时调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还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多项措施。

(二)启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简要评述

我国近期的宏观政策转型十分及时、果断。彰显了决策层力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启动，其内在逻辑与1998年相似，都是在我们主动向下调整的“软着陆”过程中。突遇外部大冲击的叠加而导致经济过快下滑，使得财政政策有必要转为扩张来应对，但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相比，现在我们的经验更丰富，综合国力更强，市场也更成熟，相信财政扩张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当然财政政策在具体内容上，将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就目前情况来讲，第一，通过政府此次出台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看出政府此轮扩张的着力点重在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中央明确在2010年底前投入约4万亿元实施十项政策，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手笔。“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16个字，生动而充分地体现了政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从财政收入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的增值税转型会给财政带来减收影响，同时，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与财政支出上升压力并存，所以，虽然大规模的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上升不可避免，但政府要综合考虑，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客观地分析，我国尚有足够的安全空间支持此项政策扩张。

第三，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如何在财政扩张中更有效调动市场机制的力量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特别是债券融资中企业债发展不理想。政府可以尝试在新一轮财政扩张中从机制上适当考虑发展企业债，另外也可借机考虑试点地方的市政债，指导地方通过规定程序，透明规范地发展地方政府“阳光融资”的制度，这些都有利于更有效地调动市场机制力量和更好地发挥政策“乘数”效应，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第四，与10年前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多变，但我们的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大大增强，基于上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并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注重将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公共投资相互配合，注重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望实现各种政策措施的适度把握，促成低通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宏观态势。

(三)本轮积极财政政策贯彻执行的要领

一是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有必要较有力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赤字规模――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从名义指标来看。还是从实际公共部门负债的综合考量来看，都还具有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2007年赤字率低于1，实为0；目前广义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比重在低于30％的区间)。政府“反周期扩张”可以在带来市场主体跟进、形成回暖的运行拐点之后，再“功成身退”。

二是运用支出政策积极优化结构，区别对待，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增加有效供给。现阶段，我们应借机加大与“三农”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支撑改进基本民生的各类事项投入，加大交通与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以及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支持加大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项目和投入。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在我国需要长期注重，但在政策扩张期可以多办些想办尚未办、或力度可以加大的事。

三是抓住时机，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这方面的代表性事项首推增值税转型。它可以更好地使企业积极承担市场投资主体角色，提升经济景气，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加快技改升级。与增值税改革配套推行的，可考虑资源税的重大调整，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虽然这会使初级产品价位上升，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并且更积极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和技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目前PPI已掉头向下，可以减少一些关于资源税调整的顾虑，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还可以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5篇

大萧条以来,财政政策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但20世纪70年生的滞胀,却使这一政策的有效性遭受多方面的置疑。经济学界有关财政政策的作用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萨缪尔森指出,财政政策是指制定税收和公共开支的过程,其目的是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维持增长的高度就业的经济。从定义中可知,财政政策是为了减小经济波动而制定的。那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看法,就成为财政政策问题分歧的根源。 一、财政政策无效论 (一)经济和谐运转,不存在经济危机,勿需财政政策。 1、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对宏观经济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经济仅仅会在短期内偏离充分就业,因而不可能存在长期的衰退。合格的劳工在现行的市场工资下,能够迅速地找到工作。第二,总需求政策会影响价格水平,但不会对产量和就业产生持久的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古典学派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职能仅限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治安以及举办某些公共工程。在财政问题上,古典学派主张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和举债,反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亚当•斯密就反对举借公债。他认为,公债侵蚀了资本。“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①”在他看来,公债豢养了食利阶层,并且使人民在战时的重负无限期拖延下去。 2、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赞成萨伊定理,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的倾向,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适应供求状况上下调整,劳动力市场可以出清。在新古典主义者那里,价格机制的精致与完美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因此,他们认为,任何随机的或非系统的总需求政策,都只会增加经济在自然水平附近的波动,财政政策也不例外。 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政府深受新古典学派的影响。即使在大萧条前期,英国政府仍然坚持着所谓的“财政部观点”,即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是完全的。“财政部观点”强调,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出售债券来筹资,诸如进行道路建设、公共房屋建设等政府支出项目,只不过是把资金从私人部门的投资中转移出来而已。而且,试图通过投资公共支出项目增加就业,作用也不大,因为即便公共支出项目更多地安排了劳动密集型活动,也会被公共部门更为低下的运作效率抵消效应。 (二)承认经济会陷入萧条,但认为财政政策无效。 1、货币周期论:应采用单一货币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几乎重新恢复了传统货币数量论(费雪方程:MV=PQ),即货币供应是外生的。他认为,从长期均衡趋势看,经济将处于“自然失业率”状态,政府过多的干预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弗里德曼看来,财政政策不仅具有挤出效应,而且政策时滞常常使政策实施后果与经济运行的需求背道而驰。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而主张采用“单一货币规则”。 弗里德曼还提出了永久性收入理论,即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与消费者的永久性收入有关,只有较小部分与现期收入有关。这么一来,政府支出的变动就是无效的,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动不会对永久性收入产生影响。对于居民而言,临时性的额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作为实际消费,其余都转化为储蓄,因而财政支出并没有达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2、理性预期学说:公众的理性预期使财政政策失效。 卢卡斯用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自然率假说,采用了比货币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说法:即使在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是劳动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调整工作与闲暇的跨时替代;经济波动的原因是货币供给冲击,波动的传导机制源于经济行为人对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1976年,卢卡斯提出了对传统政策评价方法的批评。他认为,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来预测不同经济政策的后果,因为在新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主体会调整他们的预期和行为,这些模型的参数就可能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存在理性预期、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条件下,被人们预期到的政府政策无法影响实际的产出或失业。只有政府随机地改变财政政策、公众未预料到时,才会影响实际产出和失业,但代价是造成产出的剧烈波动。 3、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波动本身就是自然和有效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不满意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这两种理论同样信奉新古典信条,其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影响总需求的名义变量———货币冲击,后者则认为是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变量———技术和生产率冲击。 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这就意味着,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因为稳定政策达不到期望的政策目标。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使产量和就业偏离了市场决定的最优数量,那么政策就将造成很大的危害。一般而言,减轻经济的不稳定性会减少福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因为这一理论,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政策执行的扭曲导致财政政策无效。 #p#分页标题#e#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的假定引入政府研究领域,认为由于政府内部成员的自利行为,政府积极运用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治家们具有只花费而不向选民征税的自然倾向,理想化的凯恩斯政策体系———萧条时期实施财政赤字,繁荣时期实现财政盈余———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被证实是难以贯彻的。 布坎南认为,20世纪60—80年代如果美国政府不在财政上大肆挥霍,该国的资本储备会比现在高得多。他批评说,美国政府在预算赤字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发行公债,是为了满足公共或政府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公共或政府的投资。政府既没有做到“量入为出”,也没有将借来的钱用于生产,这样就双倍地违背了财政节约的传统原则。 (四)经济环境的制约致使财政政策失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普雷姆詹德在《预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赤字财政政策缺乏可行性。 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发达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通过赤字政策增加需求,减少失业。这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可以带动原本没有被利用的资源,如资本、设备和管理技术。而在发展中国家,闲置资源有限,若刺激购买力,产生的效果是增加进口,抬高物价,而不会增加本国的生产力。其次,赤字的弥补也是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不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筹资数量通常是有限的。财政赤字对货币供应产生影响,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 再次,一项政策的实施,在经济组织比较完备,市场机制完善而灵活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并且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知。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统计资料也不透明,不仅政策的实施会遇到障碍,政策的制定也缺乏必要的信息。 费景汉也曾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衰退时期,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是由推进经济增长的使命感所驱使,而且受到支出权力情绪的起伏所支配。这就是说,财政政策的运用,在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财政政策有效论 (一)有效需求不足说:财政政策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消费不足理论是周期性不稳定的最古老解释之一②”,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以及后来的凯恩斯都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危机的起因。霍布森曾分析消费不足、“过度储蓄”的根源:一是消费的保守主义性质,即人民的消费习惯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突然有大量的增长;二是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储蓄之所以过度,不是由于储蓄者的愚蠢,而是由于收入分配中工人所占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份额太多。 其后,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提出: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并且低于充分就业的萧条状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凯恩斯看来,这种不稳定性主要是总需求波动的结果: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化引起投资急剧下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就带来严重的非自愿失业问题。如果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就能使这种不稳定性得到纠正,并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为了反驳当时的“财政部观点”,凯恩斯强调,以公共支出取代私人支出,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只有在资源已经充分利用时,挤出才是完全的。他提出两个鲜明的观点:第一,现有储蓄并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第二,公共部门的支出会节约现有储蓄,甚至会创造额外的储蓄,这就是凯恩斯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乘数概念。乘数概念表明,给定的公共支出规模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增量,继而形成储蓄的增量。只要存在失业工人和闲置的工厂设备,乘数效应就会发生作用。乘数概念为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所采用,并加以精炼。哈维莫———盖尔廷平衡预算乘数定理就论证了,即使初始支出与税收完全相等,公共工程的就业效应仍然为正。 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保罗•克鲁格曼又举起凯恩斯的大旗,他指出,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克鲁格曼看来,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③”他认为,教条地坚持自由市场原则,只会使政府丧失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 (二)经济增长停滞说: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 1938年,汉森提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理论。汉森接纳了凯恩斯关于投资需求不足的观点,认为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推广应用,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投资需求的增长不能够自动实现潜在产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充分就业水平,结果从长期看,经济将趋于停滞状态。 而为了实现GDP实际产出水平和潜在产出水平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关键在于使新增的投资达到足够的水平,防止储蓄大于投资。汉森主张,为促进投资水平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必须实行持续和稳定的政府干预政策。 汉森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证明这一观点:实际总产出对时间求全微分:汉森认为,从长期看,支出乘数将趋于下降。同时,经济进入成熟资本主义阶段后,自然资源的开发速度是递减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也将逐步减慢;另外,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的速度也会下降。这样,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其实际总产出将低于潜在总产出。 汉森认为,一个经济是否出现实际产出的下降,最终依赖于政府公共部门支出的增长。如果政府支出足够大,政府支出增长率足够高,就可以抵消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力量。 汉森的理论把经济增长与公共部门支出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有效需求,增加就业量;而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则减少财政支出,实现预算平衡或结余,以降低有效需求,控制通货膨胀。这样,预算就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了平衡。#p#分页标题#e# (三)财政阻力说:实施增长性财政政策。 20世纪60年代,赫勒与托宾提出增长性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长期赤字政策。托宾主张,只要实际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产量,哪怕是经济上升时期也应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这被称为“新经济政策”。赫勒曾担任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强调,美国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的原因在于,潜在生产能力与实际生产能力之间已形成越来越宽的“鸿沟”,而这是长期奉行补偿性财政政策的恶果。因为这种政策要求在危机之后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来弥补反危机产生的赤字,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财政阻力”。在他看来,政府必须实行以1.5%的经济增长率和4%以下失业率为目标的长期赤字财政。 事实证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采用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使美国走出了经济的低谷,并出现了二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扩张,被称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赫勒与托宾之前,勒纳提出的功能财政论与增长性财政政策不谋而合。勒纳认为,财政的首要功能是稳定经济,而平衡预算———无论是年度的,还是周期的,都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他把功能财政解释为“其核心思想在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与税收,政府的债务收入与债务清偿,政府的新货币发行与货币紧缩等政策运用,都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对经济产生的后果,而不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是否遵循了既定的传统学说,顾虑这些传统学说是否好听。⑤”勒纳强调,扩大政府支出是保持繁荣的常用方法,当失业问题严重时,政府大可增加支出,而不必担忧过大的国债数量。 (四)新凯恩斯主义: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微观基础。 新凯恩斯学派与原凯恩斯主义学派一样,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向。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补充了微观理论基础。他们指出,工资、价格具有粘性,还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两方面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从而在结合微观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思想。 新凯恩斯主义者中,格雷戈里•曼丘、劳伦斯•鲍尔和大卫•罗默等人侧重从有成本的价格调整(菜单成本)、价格与工资交错调整等形成的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等人则侧重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风险等形成的实际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两方面有所会通,实际粘性会强化名义粘性,导致货币非中性、非自愿失业、信贷配给等市场非均衡现象,加强或延长宏观经济偏离自然率的波动。 他们认为,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价格在遭受到总供求的冲击后,从一个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回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均衡的恢复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缓慢调整,因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过程。因此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总供求,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新凯恩斯主义与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把经济周期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新凯恩斯主义也赞成新古典综合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但更倾向于一种较为温和的表述方法,即: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抑制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上,以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从而稳定经济,增进社会福利。 三、小结 其实,经济学家们在争论不休的同时,政治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财政政策的运用。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第204条中的记录,早在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严重饥荒,当时管辖这一带的范仲淹就采取了纵民竞渡,令佛寺主持大兴土木、翻修公家粮仓和官吏住房等措施,来扩大就业,度过灾荒。这些工程“日役千夫”,从而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沈括认为,“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范仲淹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总需求。这说明,早在近100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家就已经在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了。 至于西方国家,自大萧条以来,政治家更是财政政策的积极奉行者。以美国为例,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政府的减税潮,从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到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无一不是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调控。1998年至2003年,中国政府也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成功地启动经济,拉动经济增长。这些都证明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可见,理论家们的争论,一点也没有妨碍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应用。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6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4.财政政策作用领域的公共性。首先在总体框架上保证公共性，在此基础上，在防止进入竞争领域，确保竞争领域的竞争性、市场完备性；在保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包括帮助竞争性企业抵御不可抗拒的冲击、化解金融风险等公共性事务；不仅包括传统的公共领域，而且注重新出现的公共性明显、对经济增长推动力强的公共领域，如有的国家将运用网络等列为公共领域，通过政府补贴降低服务价格，提高社会公众的对服务的可获得性。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财政政策;旅游业;公共物品;外部性

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如香港、新家坡在发展本地旅游业时都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他们对旅游促销、旅游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特点的旅游环节持明确的支持态度,且通过实际的财政政策的形式贯彻实施。在世界各著名旅游目的地都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促进本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时候,就财政政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理论依据进行详细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财政政策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财政政策做过分析研究和界定认为: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以达到一定财政目标的经济政策。主流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都需运用财政支出、税收等政策工具,通过财政收支活动来得到实施。

本文研究的财政政策主要指促进旅游业的财政政策,主要从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促进特定旅游业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包括2个方面:(1)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支出政策,主要表现在财政投资 ,用于对旅游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人力资本等的投资,重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2)调整旅游行业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行为的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补贴。

其次,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财政收入政策主要侧重鼓励旅游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行为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的实质是通过税收体系进行的一种间接的财政支出,它主要包括税收减免、优惠税率、退税等。

二、公共物品理论视角的分析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又是一个关联度极高的行业,能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会面临由于旅游产品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性而造成的困境。旅游产品的公共物品及外部性特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传和建设; (2)旅游产品相关链接领域的文化塑造;(3)旅游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培育;(4)旅游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保的支出。

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传和建设及旅游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保的支出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是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物品,如果通过市场机制自身来提供公共物品将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和资源的非合理配置。这是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多数人都希望由他人来承担公共物品的成本,下页图1-1用无差异曲线表示了这一效率损失和非合理配置的情况。

AB为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它表明这个社会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所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组合,Ⅰ和Ⅱ是两条表示不同社会福利水平的无差异曲线。E点是无差异曲线Ⅱ与生产可能性曲线AB的切点,该点所代表的产品组合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但是由于存在着搭便车问题,消费者会将自己的收入全部或基本上用于私人产品的消费,因此市场机制无法引导资源配置逼近E点,公共产品的提供量非常有限,就像C点所表现的那样,从而造成效率损失,损失的量表现为无差异曲线Ⅰ和Ⅱ之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差额。

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这一特性给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旅游目的地形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旅游企业的营销首先是目的地营销,而旅游目的地营销即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推广建设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性质,其收益是由该区域所有旅游企业共同获得。在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情况下,每个旅游企业都会希望别人出资进行目的地营销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旦别人进行了这样的投资,他就可以从中获益且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样就产生了“搭便车”的现象。

因此,市场机制在提供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推广和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就失效了,显然依靠市场机制本身的供求调节必然使得市场所提供的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量将远远小于产业最优的数量。如图1-1点C所示(C点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供给量远远小于E点),这就会极大地损害了整体旅游产业的运行效率,限制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我们需要政府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利用包括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公共物品引发的旅游市场失灵的问题。

三、外部性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部分主要探讨由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传和建设,旅游企业的旅游产品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如何纠正由于正外部性所引发旅游市场配置的无效率的问题,为政府对旅游企业产品创新及积极参与目的地营销的企业和行为进行财政支持提供理论依据。

主流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认为:只要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行动影响了另一个人或企业,而后者没有为此付费或收费,外部性就会出现。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提供正外部性活动的个体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提供负外部性活动个体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其结果是存在负外部性的产品会过度生产,在正外部性的产品会供给不足。

庇古(Pigovian)提出可以通过政府的补贴使得提供正外部性的个体的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使得外部性活动的供给水平达到社会的最优水平。假设某企业进行某种经济行为所得到私人利益为Bp,而行动产生的社会利益为Bs。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Bs>Bp,如果该企业这一经济行为所导致的私人成本Cp大于私人利益Bp小于社会利益Bs,那么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就会停止行动,其停止行动的那一点就是Cp=Bp的那一点。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收益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继续进行该经济活动对全社会有利。假设该企业继续这一经济行动,它所受到的损失部分为Cp-Bp,与此同时,社会上其他受益者由此得到的好处为Bs-Bp,由于Bs-Bp>Cp- Bp,因此可以从正外部效应溢出的部分拿出一些来弥补企业的损失,从而使社会福利得到改进。

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则演化成为对一些正外部性的制造者提供支持,如对创新的研究活动给予补贴等。曼昆称这种补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社会效率的激励,与任何税不同,它关注受到影响者的福利,存在正外部性时的正确激励,从而使资源配置接近于社会最优。

就旅游业的发展而言,旅游新型业态和产品的开发是一个国家及地区旅游业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且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特征。企业的旅游创新活动不仅使得个体获利,促进旅游产品的更新和结构的改善,有助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市场机制本身对创新产品的激励不足,使得企业获得的创新旅游产品的个人边际收益远远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如由于在开发创新型旅游产品或线路时投入较大,且产品开发成果容易被复制,旅行社行业出现严重的产品雷同现象,继而引发无序的价格战及全行业的微利甚至亏损的状态。这就需要政府对旅游创新开发活动进行补贴,针对外部性较强活动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提供合意的财政激励,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使得旅游新型业态和产品达到适宜的供给量。

事实上,我们也要明确以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目的地营销为代表的旅游公共物品也具有外部性特征。政府应当对参与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目的地整体宣传促销的单体旅游企业给与一定的财政补贴,对地区旅游业发展有益的活动给予支持和奖励。虽然这种补贴措施并不能完全弥补个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补贴或奖励提供了一定的合意的激励水平来鼓励企业的这种正外部性的行为。

四、研究结论

政府依据旅游市场运行的客观规律,运用财政支出、税收等工具可以帮助解决旅游经济中由于公共物品、外部性引发的市场失灵;帮助改善旅游业作为幼稚产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力求达到资源在旅游行业的最优配置。

首先,政府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财政直接投入旅游业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由于公共物品问题引发的旅游经济的市场失灵;解决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供给问题;解决单体旅游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目的地的整体宣传促销问题,为单体旅游企业和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市场促销创造坚实的基础。

其次,由于旅游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特征,这些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单体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然而,市场机制本身对创新产品开发激励不足,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政策,纠正由于正外部性引发的市场配置无效率问题,提供有效的激励,促使企业积极参与旅游产品的创新和开发活动,帮助解决具有正外部性旅游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

总之,财政政策作为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府激励制度之一,能够使得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优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整体效率。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国际著名旅游目的成功经验都证明政府对旅游业公共投资和财政补贴的多少,对旅游企业提供多少税收优惠,都会对本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公共部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83

[2]曼昆.经济学原理[M](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8～220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8篇

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理论，通常以保罗・罗默在1986年所发表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以及卢卡斯在1988年所发表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其产生的标志。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

而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包括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阿尔文・杨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

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各不相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模型，但是各个增长模型所包含的共同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这些模型都试图说明企业是如何积累知识的；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来扶持研究与开发、创新、人力资本形成和某些关键性的产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

国内的学者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舒元和徐现祥(2002)运用琼斯实证检验内生增长理论的方法，实证分析了1 952-1 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得出了“技术进步不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的结论：王小鲁(2000)的研究指出“1 979-1 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何东(2000)指出“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经济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一个现实问题”：包金花(1998)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依靠快速的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

可见，我国以前并没有将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上去，没有认识到知识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说明我国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研究和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我国完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概述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1986)是沿着早期阿罗的思路，来分析研究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在他的模型里面。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他阐述了生产四要素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因为他认为：第一，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效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而他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四要素则是：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这四个要素就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源。除此之外，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它们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罗默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则提出，在知识经济中，人们利用知识创造财富。而知识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正是收益递增，才会激起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兴趣。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

罗默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将知识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加入了增长模型中。他认为知识有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之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专业化知识则可以带来要素的递增收益。这两种效益的结合，不仅能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也能使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声卡斯(1 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这和罗默思想稍有不同。他认为两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各自生产商品时所投入人力资本的大小不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所以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又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其增量与存量成正比，这也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也限制了落后国家物质资本的流入和经济增长。机遇上述的原因，卢卡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经济开放，通过引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间接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其他相关模型

巴罗(1 990)与他们的研究不同，他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巴罗在分析政府活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时，主要提出了两个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它们分别适用于政府活动的某些方面。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 991)的模型，假定经济中存在研究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研究部门研制关于新型消费品的设计，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带来了两种外部性：新设计所体现的知识积累使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高：消费多样化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当知识积累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在这一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体现为消费品品种的不断增加。

与其他模型都假设经济中存在众多部门，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提高单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不同的是，阿格亨――豪伊特模型(1 992)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形。较好地体现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周期于经济增长是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创新的结果，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不同侧面。

三、对内生增长理论的评价

虽然内生增长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借鉴意义

第一，在现代的经济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同时，为了获得新知识，也需要经济当事人不断向知识生产进行投资。因此，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能保持技术上的优势。那就意味着他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较强。

第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

释一些经济增长现象。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由于经济政策的不同而使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生产要素能在各国自由流动，那么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由竞争并不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路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如罗默等人建议政府应通过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以鼓励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巴罗认为政府应直接向基础设施投资和向私人投资提权保护以促进经济增长，巴罗和撒拉建议政府应对比较重大的创新提供更多的专利保护。

(二)理论缺陷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想其他的理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其他的理论以及模型一样，内生增长模型也都采用了一些过于苛刻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生增长模型的普遍使用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

第二。内生增长模型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是忽略了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少数模型之外，大多数内生增长模型都隐含地假定经济制度是给定的。而诺斯的研究表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这一思想无疑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是辅助手段。但是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在生产函数构建和分析方法上有过分数学化倾向，致使这些模型所蕴含的最需要加以说明的经济含义往往被忽视。

四、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认为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但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这样就造成了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

(一)知识溢出效应与财政政策

在罗默的模型里，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同时由于知识具有正的外溢效应，从而导致了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的边际产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竞争性厂商不会选择取得社会最优量的知识积累，结果是分散化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低于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他认为政府的任何消除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边际产量的差异的政策，有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公共资本与财政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以前认为政府支出的非生产性的看法，认为公共生产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如阿罗和库兹就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了生产函数里加以考虑，而巴罗则把公共资本流量加入了生产函数里，巴罗和撒拉认为，政府活动和私人投资一样，具有生产性，他们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关系。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政策

声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会伴随着资本深化的过程，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不能给人力资本拥有者带来收益，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分配时，不会考虑对生产率的影响，只有政府进行干预，才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研究与开发投资与财政政策

罗默指出，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进行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提供补贴，以及降低利率和补贴教育，这将导致研究和开发部门资本收益增加，从而就促使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向研究开发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带来的资本扭曲，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五、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探寻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加强教育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财政在加强教育，促进教育投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的绝对额虽然在增加，但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多少，只占2.8％左右，这与世界平均水平7％还有一定的差距，更不要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增加和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教育的更快更好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加大财政对于教育的整体投入，发挥财政在教育投八方面的主导作用：二是完善教育税收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三是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政策。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由地方政府提供，促使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国内学者娄洪(2004)的研究揭示了公共资本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指出：当公共资本只能提供拥挤性基础设施时，尽管不能形成内生经济增长，但能减缓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当公共投资能提供纯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恒定的内生经济增长和阻止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提高，即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

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是很好，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就要使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变快。政府应转变职能，国家公共投资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促进和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三)完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是一种具有明显“外溢效应”的经济活动，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不完全对称的。

而我国目前对于R＆D的投资现状是：投入长期缺乏，效率不高；企业的科研不足：产学研结合步伐缓慢：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比较慢。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减缓或消除企业人力资本、R＆D投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完全对称性。鼓励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主要的做法有：首先，进一步加大税制中的激励和优惠政策措施。如对进行基本创新和改进性创新的科技企业，可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依靠自己科研力量所形成的资产进行投资时，所取得的收益在一定时期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修改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因投资高新技术项目所发生的亏损延长弥补期限。其次，建立和完善财政担保机制。就是以政府信用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提供担保，承诺承担投资活动失败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利于减轻财政支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最后，可以采取财政资助机制，包括直接提供设备与服务的资助，以缩短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周期。并提高其成功率；间接资助，即以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等。

六、结束语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平均利润；生产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经济结构

一、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概述

（一）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

马克思在论证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时首先假定“劳动剥削程度，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劳动所分成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一样大，一样高。”即假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一个统一的剩余价值率。

在这个假设前提下，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利润率不同。这是因为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的不同，它们的可变资本部分就不同，从而等量资本推动的活劳动量就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和工作日长度相同的情况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利润量也就不同，故而利润率就会出现差别。此外，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周转时间的差别，使在相同的时间内产生不等量的利润，从而利润率也就出现差异。马克思通过论证得出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

等量资本由于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利润率，这是根据价值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却是等量资本要求带来等量利润。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只要假定商品仍然按照价值出卖，这个矛盾就不可避免。

（二）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与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

能不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这个事实，成了一个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成立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没能科学的说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他主要的错误是在研究价值规定问题时就假定了平均利润率的存在，跳过了一般利润率如何形成这个中间环节，直接用商品的价值规定来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个经济现象，结果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动摇了他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没有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而是首先研究了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变资本全部转移到商品的价值中的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撇开周转时间不说，在剩余价值率相同时具有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如果把不同的生产部门看成是一个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虽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不同，但在资本家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占有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社会权利，从而每一定量的资本都应带来相同的回报。于是就很容易理解一般利润率=∑m∑（c+v）×100%。事实上，不同生产部门的差别利润率是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

一般利润率的存在是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前提，“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在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同时，价值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价格。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看，在剩余价值转化的第一阶段上，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成本价格，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即c+（v）+（m）转化成（c+v）+m=k+p。在第二阶段上，首先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即p转化为kp'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即k+p转化为k+kp'。马克思科学的阐明的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转化、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并第一次揭示出：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转化中，利润的起源和性质被掩盖了，价值规定的基础也被掩盖了。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产生之后，不论资本推动多少活劳动，产生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价格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剩余价值，商品也就按生产价格出售。这解释了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经济事实。那么它是否违背了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这不仅没有违背价值规律，相反它们是以价值规律为客观依据的，受价值规律的调节。这是因为：首先，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不过是比例于投入资本所取得的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只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并不改变剩余价值的量。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成本价格总和加上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总和，因而也就是商品总量中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新追加劳动总量的货币表现。所以，归根到底，生产价格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其次，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的高低由不同生产部门的有机构成和社会总资本在这些生产部门的分配决定的，其实际上以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为前提，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受到价值规律的调节。因此，一般利润率是从价值规定中引申出来的；再次，在不同资本构成的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具有高构成的资本的生产部门，其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其价值。反之，其商品的生产价格就低于其价值。只有那些具有平均构成的资本的生产部门，其生产价格才等于价值。可见，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很普遍的。但是，各种偏离会相互抵消，高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部分会被低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部分抵消。其结果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生产价格和商品价值总是完全相等；最后，生产价格的变动，或者是由于一般利润率发生了不以该部门为转移的变化，或者是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或者两者同时发生变化。但无论何种变化，归根到底是以商品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的变化为前提。以上表明：价值是生产价格的内在基础，价值规定调节着生产价格，是总劳动和总剩余劳动的变化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化。

于是，在剩余价值和价值的转化形式中，在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中，马克思使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三）利润率平均化的竞争机制

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只是作为竞争的结果出现的。平均化是怎样通过竞争这个经济杠杆来实现的呢？

马克思首先从对商品按照价值交换的分析开始的。在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阶段，劳动者所关心的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利润率的高低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这里劳动者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和占有剩余产品，并没有出现凭借资本获利的经济基础。商品按价值出售，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先于按生产价格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哦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的多。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上述按价值交换是指按市场价值交换，而非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个别价值。这个市场价值是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实现的，是马克思对价值这个范畴进一步具体化的规定。马克思指出，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相近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使同类商品的无数个别价值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平均化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第二，社会需要的量与供给的量平衡。但在现实经济中，供求很难平衡，或者说偶然平衡，供求不平衡才是普遍的现象。为此，马克思在论述了供求平衡时市场价值的确定之后又详尽的分析了需求与供给，他科学得的揭示出了了竞争、供求、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即市场价值影响供求，供求关系影响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程度。

上述可知：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价值。若商品都按市场价值出售，则会由于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形成不同的利润率。投在不同生产部门并具有不同构成的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要求比例于垫付的资本从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这样部门之间必然展开竞争，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具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

总之，马克思为了说明生产价格，区分了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的竞争，这是建立科学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极为重要的环节。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实现，它使同类商品的无数个别价值平均化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格，造成了不同部门的利润率。部门之间的竞争再使不同的部门利润率平均化，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二、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指导意义

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我国经济学界过去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理论界存在的共识是：在以分工与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存在着利润率的差别、存在着竞争，这就必然产生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对我国制定财政政策仍然发挥指导作用。

（一）运用财政政策打破垄断鼓励竞争

根据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在资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劳动力能够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平均化会进行的更为迅速。可是，资本为了取得垄断利润，往往具有通过资本的积累和积集聚获得垄断地位的趋势。这便会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有转移，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竞争机制来优胜劣汰、提高资源的运用效率。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之一，应该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打破垄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家财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支持中国联通公司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电信业务拆分重组的有关工作，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多家企业集团共同竞争的局面，打破了电信市场独家垄断的格局，提高了基本电信服务的市场效率。

（二）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供求关系的时候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也就是说需求是由收入分配制度和偏好选择决定的。可是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大确是不争的事实，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称：2011年的城乡收入比系数为3.13。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而且也潜藏着危机的可能性，商品的出售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制，而是受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就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首先，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个税的免征额，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严格规范各种隐性收入，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形成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其次，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财政专项扶贫基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次，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构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托底机制。

（三）运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

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总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对资本家来说作为利润实现时，才引起资本家的关心。”这样，资本家就会把资本从低利润率部门抽走，投向高利润率部门，从而形成了平均利润。但是资本家的投资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当某生产部门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时，社会的一部分劳动时间就浪费掉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营资本也同样存在着同样的局限性，这就使我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也就是说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政策鼓励引导对那些利润率低但国家社会需要的生产部门的投资，从而使各部门经济协调发展。

1.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过渡的同质化和单调化、产品同质、产业同构、园区同形、城市建设缺乏特点，必然是低附加值的；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认为安排的版块特征，缺乏有机体的活性适应能力。”为此，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对于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国家应该更多的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影响产业的利润率水平来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例如，采用差别化的税率和税收减免和延期纳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限制那些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的企业的发展，促使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调整消费结构，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此，要积极采取财政扶持政策，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具购机补贴，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要。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3.所有制结构调整方面，一则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财税制度环境，支持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完善国有企业市场推出机制，财政支持重要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增强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和控制力。（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马健行，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306-307.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67.

[7] 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12.

[8] 于光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述摘录和论点索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8.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第10篇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简要地说，在 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的理论依据，主要根源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支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挤表明，在经济紫缩或经济偏冷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线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以达到反周期的目的。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的 发展 历史 表明，自由资本主义 时代 占统治地位的机械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巳为补偿性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 规律 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 科技 进步 影响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熨平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意愿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囿于保持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 分析 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思斯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景气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建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糖幻是在经济收缩期(萧条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四：

一是准确的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

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体质虚弱”和内需不足之弊。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作出了经济不景气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 影响 经济 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般应注意如下几点：

——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

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 发展 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朗财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朗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诸如城税政策特别是降低所谓税税率的做法，提高 社会 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 现代 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 研究 与开发经费，增加 教育 投入，似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赂)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财政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经济扩张期，抑或在经济萧条期，都是同样必要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显得更为紧迫罢了。

——使扩大内需的即朗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相结合。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将是一种常态，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树经济 问题 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 分析 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这种统筹考虑，既要顾及实现国家宏观经济i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又要顾及财政本身的承。受朗力，使二者双向协调、有机结合，处理好经济决定财政和跃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在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实践中，虽然没有可资模仿的“样板”(事实上，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异，也难以找到这样的模式)，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决不能陷入经济和财政双危机的泥潭。因为这样的双重危机，不仅格使经济景气的调节丧失财政政策这一重要手段，而且经济的进＝步恶化，又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基础性和灾感性的后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反周期时政政策运用的彻底失败，应立即改弦易辙了。

三是明显的政策效应。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调整经济景气或反周期的目的，因此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时滞期）之后，是否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评价这种财政政策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既付出了财政代价，甚至冒了一定的财政风险，而又未能达到刺激投资、消费需求和增强净出口的目的，没有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和带动效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四是适时的政策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