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主要研究范文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1

【关键词】职业院校；财政学；微观分析；宏观分析

前言：

职业院校是为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而存在的应用型人才摇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的财政学实用人才，填补国家、企业财政部门的职位空缺，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方法受计划经济时代影响，采用宏观分析法对财政学进行教学研究，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受到制约，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一、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

（一）古典时期

从古典时期开始，财政学就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1776年亚达•私密在《富国论》中第一次以宏观分析法对国家经济职能进行解析，并规定了财政的具体范围。在密斯理论的影响下，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相继作出研究，将国家财政职能范围进一步缩小明确，主要以宏观分析法对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二）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财政学的主要成就是微观分析法的应用。受“边际革命”影响，马佐拉、马克尔等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经过林达尔、维克赛尔将其与税收相结合，开始了对公共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分析法的应用使财政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地位迅速提升。

（三）凯恩斯主义时期

凯恩斯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发表人，这篇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运用宏观分析法，从宏观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理念，是财政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宏观经济学随之诞生，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宏观财政学。

（四）当代财政学

最优税制理论、公共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借鉴私人物品的研究思路，用微观分析法对公共品理论进行研究，解决公共品的提供方、提供过程、提供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开启了运用微观分析法研究财政学的高峰时代。

二、我国财政学的宏观分析传统与市场经济不相适用

我国从建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研究使用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法，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微观分析法的运用，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政学研究的需要。宏观分析法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不合理、不利于税收工作的公平和高效。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的分析应向微观分析进行转变，首先，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要向微观分析的进行变革。

三、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一）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职业院校的财政学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通常是同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制度的体现，缺乏现实基础。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应从课程上开始做出调整，比如将政治经济学课程调整为财政学课程。另外，西方经济学是基础性科目，要注意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先开设西方经济学，再开设财政学，而不是将两门课程同步进行。

（二）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财政学的教学重点应该是财政支出和税收，而在宏观分析传统影响下，目前的财政学教学内容还包括财政政策。讲述财政收支时也是以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对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可以将财政政策部分分离出去，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解。讲授财政支出时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资源配置智能，把分析税收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归宿、税收效率等方面，以微观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财政解读。

（三）财政学教材的调整

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使用的国内教材都偏向于用宏观分析方法，短时间内这一情况难以得到改变。职业院校可以考虑选用一些国外教材和用作参考资料。在选用时要注意分析作者的财政理念和分析方法，选择适用于我国学生、有助于推行微观分析转变的教辅材料。

结束语：

通过对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不同时期要选择适合时代的不同方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也要向适合当下经济体制的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1]杜安国.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2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首先要加强合作研究。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中国财政法学界面对财政法学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拓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加强课题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开展横向交流，增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甚至国内外学者联合攻关。同时应发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的作用，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其建设成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一个战斗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还需要加大培养财政法人才的力度。目前，财政法学教育在法学院（系）的本科阶段课时较少，且讲授有限，只能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制度，在财经院校，则又不可能对法学的知识涉猎过多。在中国加入WTO后，随着法治国理念的深入和国家财政之重要，财政法和财政法学应有的地位与政治、经济、法律现实相差太远。我们建议有关院校在法学、财政学本科教育中增大财政法的课时量，在教学内容上强调侧重于通过对财政法理论的灌输，培养学生自觉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实务部门对真正财政法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人继续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财政法科研人员的培养主要还是通过研究生教育的形式，以硕士、博士、博士后的纵向梯次结构引导有志之才不断攀登，培养财政法学研究的后继人才，为财政法学在不久的将来之兴旺发达积聚力量和资源。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3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宪政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子基.比较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武彦民.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4]r.a.musgrave.fiscal systems[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5]武彦民.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j].财经问题研究，2001，(1).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7]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10]蒋洪.财政学教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4

关键词：财政社会学；当代财政学；发展策略

财政社会学与财政学不同。财政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系统间的关系与收支系统内部的联系。主流财政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割裂分开单独认识，其公共财产交易体制在内部中的视野也就消失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与此情况不同的是，财政社会学主要研究税收以及预算制度间的变革，极大程度上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学打破了瓶颈。作为一门内容相较复杂的独立学科，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并始终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财政社会学思想核心

在财政社会学领域内，较有影响力的是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学者瓦格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具体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三个系统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关研究学者提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因此财政上的需求是共同体上升为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使财政成为历史上各国家的核心议题。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好的出发点之一，特别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情况下[1]。因此，对财政问题展开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整个社会认识全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财政问题看作是单一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展开思考，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二、财政社会学研究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我国必须沿着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在财政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人民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产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畴，从而得出一些更有创建性的结论。从此方面来看，财政学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体上提升财务授予预算能力，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不断加强。依据实践理论，国家整体的权力划分与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财政社会学本身就十分看重对于国家本身的研究，现代国家产生和整体经济税收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社会学的介入。也就是说，财政社会学可将经济基础转变为政治结构，无论从哪一角度出发，财政都代表着我国的总体实力，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将决定国家的特点以及综合面貌[2]。从财政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来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家整体的经济收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整体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外国发达国家，针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财政社会学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发展方向。

三、财政社会学研究价值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财政上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各个方面带来的改观明显，整体上可拉动社会经济水平。许多财政制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重要转型阶段，经济财政体制上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不足，这些缺陷需要财政经济学的介入，从各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口，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拿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完善[3]。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不能跨越关键步骤，社会各个方面也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断改良整体财政情况。可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巨大，对我国全方面平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四、结语

我国当前正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财政社会学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对各方面均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财政关系到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现代学者专家学者应继续对此方面进行大力研究，寻求国家财政上的突破口。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将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当代财政学的进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关乎着国家的整体综合建设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炜光,任晓兰.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J].财政研究,2013(7).

[2]崔潮.现代财政理论演化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

[3]崔潮.现代财政理论的构架及启示[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1).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5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籴、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籴、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超级秘书网

四，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出版一批断代体裁的财政史新作。如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内容丰富，资料详细。其《引论》专论财政体制，叙述的财政收支项目较多，还以专章论述屯田、漕运、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等，力图展示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不过，该书仍如此前不少中国古代财政史教科书一样，对汉代的收入与支出按项目分别加以叙述，受这种论述框架的局限，便无法对汉代四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收支对应状况及其对策做出应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个缺陷。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论述西汉财政制度，内容以西汉为主，上及秦代，下及东汉，论述框架有特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国家预算的法制形态、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动、唐代财政收支的阶段性平衡状况为主要线索，力图从总体把握唐代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将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种财政现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预算体系中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构架了唐代财政史，论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实阐述等均有特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册，200余万字，空前详细地论述唐朝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研究对象空前广泛，实证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全书论述框架以财政机构及其职能演变为主体，唐前期以“支度国用”的度支司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三司体制的演变为主线，深入细致地阐述唐朝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其研究思路和谋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上下册，分三编十八章系统深入地阐述宋朝财政，资料详实，计量分析突出，对两宋财政发展史的动态把握以及对财政管理体制的论述尤有特色。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为第一部断代区域性财政史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孙吴财政的财源类型、财政特色，东晋财力的主要来源及其配置，宋齐梁陈财政制度的沿革、财政结构的变化等。同时也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六朝四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财政兴衰状况，分析了财政兴衰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的关联。此外，李斡《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论述元代财政，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洞冶课、盐茶酒醋课、常课和额外课、科差等，财政支出则有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和佛事支出等项目，同时论及财政官员的设置。总之，这些断代体裁的财政史专著或专篇的产生，大多具有专题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较好的断代史基础，它们既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专门史，与其他专门史一样，仍然必须十分重视断代史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研究，才可望进入“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历史学与财政学交叉的学科，其学科特色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反映尚不鲜明。现有的出自历史学界的不少成果，还不太注意运用财政学的概念或理论去阐述古代财政的史实；而出自财经学界的论著，则有不少在史料的挖掘与辨证上不够下力气，以致论证流于一般，阐述比较空泛，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有的缺乏断代史或者中国通史的必要基础。因此，如何从史论结合、学际交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强化中国古代财政史的交叉学科特色，是今后应该努力加强的事关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第二，与上述状况相关，教学活动与科研成果未能及时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学界与财经学界从事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或教学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够，也就是说，投入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人力、物力的整体优势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选题从时序上看存在较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大体来说，对汉、唐、宋、清代前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对春秋战国、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辽西夏金元、明等朝代财政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第四，研究的视角、思路尚须拓展，除传统的收支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以往关注很少的古代国家财政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古代财政需求与经济增长、古代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财政考虑、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财政的特征等问题，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史实论证，其实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6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西方财政学的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和经验研究成果给我国的财政研究以很大帮助。当代西方财政学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它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在我国朝着规范的市场经济方向前进的今天，这种研究范式下所得到的财政学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有重要借鉴意义。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7

关键词：财政学课程；案例教学法；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何晴（1978-），女，山东日照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北京 100041）

基金项目：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年教改立项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5-0125-02

财政学是研究政府收支活动的经济学分支，财政学从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发，阐述了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与其他经济类课程相比，财政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设计也应根据课程自身的特点而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以更好地达到教学的目标。其中，在财政学课程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在以往文献基础上，以案例教学法在非财政专业本科生财政学教学中的引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非财政专业本科生财政学教学的教学目的、对案例教学法的需求、案例教学法的具体运用和初步的教学效果展开经验研究，以期得到有益的研究结论。

一、文献综述

由于财政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及其与相关学科的渗透性的多重特征，决定了本科阶段该课程的教学目的。一方面要传授财政学中关于财政的职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家预算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财政学基本概念和原理解释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教学目的决定了财政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不能仅体现理论内容，还应该同时兼顾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李新等（2005）、焦耘（2008）、莫亚琳（2012）、兰相洁（2012）等研究都强调了财政学课程教学中理论知识的传递与培养学生分析现实问题能力相结合的重要性。[1-4]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财政学课程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课程，不仅是财税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课，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也同时开设该门课程。针对不同专业的教学对象，财政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显然应该有所区分，在教学过程中，不应该对不同专业学生按照同一标准传授同一内容，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缺位”和“越位”。[3]由于财政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和抽象性，其知识框架所包含的内容覆盖面广且多层次，因此对于非财政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如果对课程内容没有学习兴趣和主动需求，则很难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有研究认为，如果在课堂原理讲授的基础上，运用案例教学，引导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将原理进一步具体化，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有所帮助。[5]而且，教师在选择财政学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出各专业的特点和差别，针对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定讲授的内容，也会提升非财政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3]

至于案例教学法如何具体运用到财政学教学中，李新等（2005）和兰相洁（2012）提出的具体应用方法仅针对教师的课堂授课，提出应包括案例设计、导入案例、分析和讨论案例和总结案例四个阶段。[1，4]但至于案例教学法如何具体运用到非财政专业财政学课程的教学中，以往文献并未展开太多讨论。从以往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没有提供更加详细的经验证据，但是，无论是考查案例教学法的实际效果，还是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均需要对案例教学法的需求、运用和效果展开经验研究，获取经验证据以得到有益结论，本文的研究目的正在于此。

二、研究目标和设计

概括来说，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搜集数据，以期在以下三个方面获得经验证据：

1.对非财政学专业财政学教学的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学习需求的调查

对于非财政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财政学知识与其专业知识之间一般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不并意味着财政学知识的掌握对于学生的意义不大。恰恰相反，财政学知识主要讨论政府的收支活动，而经管类的不同专业在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问题时，不可能完全回避政府与私人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非财政学专业学生而言，财政学教学更应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非财政学专业的本科生对于财政学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兴趣的情况，这也是财政学课程对案例教学法引入的需求的根源。

2.对案例教学法引入非财政学专业财政学教学具体手段的调查

在笔者进行的针对非财政专业本科生财政学教学的改革实践中，案例教学法的引入主要采取三种具体形式：第一步，将案例分析引入课堂教学，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利用现实社会经济中的热点财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将案例分析穿插在财政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讲解过程中，通过对案例的讲解和分析加深学生对财政学基本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第二步，要求学生自主进行案例搜集和分析工作，这一阶段以学生的自发、独立探索为主，要求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搜集近年来国内外与财政相关的某具体案例，运用课堂上学习到的财政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去分析现实问题，并通过分析得到结论。第三步，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学习小组，由笔者提供具有一定复杂性的、源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财政学案例，引导学生们灵活运用知识进行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形成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的更好结合，实现掌握知识点和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双重教学目的。

3.对案例教学法引入非财政学专业财政学教学的教学效果的调查

如前所述，案例教学法以不同形式引入财政学教学中，实际上是通过教师为主、学生独立和小组合作这三种不同的案例分析方式，这不仅能够加大教学中的信息含量，更是将传统的单向传递知识转化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挖掘知识的过程。本研究将对不同层次的案例教学法实践的效果进行调查，看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

本研究问卷调查的目的主要在于获得描述性结论，调查对象是会计专业和法学专业本科生，问卷发放和收回采取电子邮件方式。据统计，共发放问卷309份，收回270份，回收率87%。回收问卷中有效问卷220份，对回收较早的20份问卷与回收较晚的20份问卷中认知型变量进行无回复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回收时间不同的问卷没有显著差异。问卷中设计的问题均以Likert五分量表来度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三、研究结论

1.关于非财政专业财政学课程的学习目标和需求调查

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于学习财政学课程的不同目的进行评价，问卷结果显示，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掌握政府收支活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与“提高判断和分析现实财政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两个学习目的，且重要程度相当，其次是“对在本专业领域未来的实际工作或研究工作中有所帮助”。由此可见，从学生角度对学习目标的评价与教学目的是相吻合的：既要求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又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知识点解决现实问题，而调查对象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两个学习目标正是这两项目标。

表1 财政学课程的学习目标

财政学课程的学习目标 得分

掌握政府收支活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4.32

提高判断和分析现实财政问题的能力 4.32

了解政府收支活动的现状 3.93

对在本专业领域未来的实际工作或研究工作中有所帮助 4.04

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3.9

2.对非财政学专业财政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的调查

问卷调查对象对四种不同的财政学课程教学模式的评价排序显示，学生对传授财政学专业知识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结合模式的认同度较高，尤其对案例教学的认同度更高，但对用案例教学取代知识传统的教学模式认同度很低。这与前文对财政学课程特点的分析是相吻合的，财政学课程知识点层次多且覆盖面广，彻底抛弃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是不现实的做法。

3.对非财政学专业财政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的效果调查

从表3的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在财政学课程中的诸项收获都给予了肯定的态度。其中，在“自主搜集资料和数据的能力”上的收获所获评价最高，说明学生独立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让学生感受到明显的能力提升。其次，“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财政学的理论知识”方面的收获所得到的评价也较高，这与教学改革设计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相一致。

表3 财政学课程引入案例教学的收获感评价

学习财政学课程中的收获 得分

财政学的理论知识 4.12

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4.19

批判性思维能力 3.95

自学能力 3.87

自主搜集资料和数据的能力 4.2

从表4来看，调查对象认为，各种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在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锻炼分析问题、交流沟通和合作能力”上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有利于拓展知识面”，“互动性强”和“教学方式形象生动”所获得的评价偏低。

表4 财政学课程引入案例教学的效果评价

采用课堂案例讨论、案例作业、小组讨论案例等方式的效果 得分

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4.34

有利于拓展知识面 4.15

互动性强，可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3.93

锻炼分析问题、交流沟通和合作能力 4.27

教学方式形象生动，记忆深刻 3.83

综上所述，本研究是在非财政专业财政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目的在于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关于案例教学法引入的必要性、学生对案例教学法各种形式的需求、案例教学法的各种形式的实际教学效果和预期教学效果等问题的实际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结论：非财政专业本科生在学习财政学课程时，对于以各种形式引入案例教学法是具有现实需求的，而且对于案例教学法的各种形式都表达了肯定的态度，也确实从案例教学法中有显著的收获。这些有益结论对于指导案例教学法引入非财政专业财政学教学的计划和安排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并且也初步检验了引入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学效果的提升也具有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新，梁萍，余萍.浅论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运用[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5，（1）.

[2]焦耘.认知过程的特征及财政学教学改革浅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3]莫亚琳.关于高校财政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经济师，

2012，（2）.

[4]兰相洁.财政学课程案例教学运用之探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2）.

财政学主要研究篇8

（1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科技创新是国家、地区谋求发展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更是湖北省实现弯道超越的突破口。然而，科研成果的外部性和信息时代的快捷性都助推着搭车心理的泛化，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湖北省应该根据省情调整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的财政科技投入比例，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并充分利用其反拨作用是实现科技兴省目标的关键。

关键词 ：财政科技投入；科技创新；绩效评价；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1．001

*基金项目：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软科学研究专项项目“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编号：2012GDA00904）

作者简介：黄晓玲（1969－），男，湖北经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经济学、跨文化交际；揭建群（1970-），女，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工程师， 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吴新文（1964－），男，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科技管理。

收稿日期：2014－11－07

在科技迅猛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语境下，如何在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同时提高科技产出的质量和效率是当前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之一。当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国家”的国家战略正进一步凸显着如何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水平这一课题。

1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的进程

自“国富论”指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来，如何通过经济投入促进科技进步的研究便展开了。在世界各国加大科技投入，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财政科技投入的理论基础、实践经验、效率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1．1 财政科技投入必要性研究

科技进步发端于人们的需要，必须通过资源、财富的投入才能得以实现。2001年美国聘请10位顶级科学家和10位顶级的科幻小说家对10年后的科学发展及应用情况进行预言的实验表明，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去构想所期望的科技发明和生活方式比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展望未来更可靠。同时，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经济增长对于科技进步这一外生因素的依赖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指明了通过科技投入增加科技产出，进而促成经济的规模递增效应的路径。事实上，科技成果就是资本累积的产品之一，是投资的产出， 是人们追求经济中潜在利润的结果。只有根据现实发展需要进行投资，才能有效地推动科技进步。

然而，投资的主体应该是谁呢？科技爱好者的热情和汗水注定只能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企业主在潜在利润的诱惑下会进行投资，不过大量的专利成果在导入期就被成功地模仿的事实使他们对周期长、耗资大的项目望而却步。于是，投入主体的问题成了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人们对科技成果的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搭车心理、市场失灵、科研过程的复杂性和科技产出的不确定性等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研究，并上升到政府、国家科研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的必要性，为科技活动领域“有形的手”夯实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1．2 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研究

科研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奠定了财政科技投入的合法地位，又对该投入的效率提出了挑战。公共财政理论本以《国富论》中的“守夜人”为定格的依据，却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驱动下按凯恩斯的理论开始发挥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职能。然而，市场调节的主导地位很快将公共财政限定在了市场失灵的界限内，剥夺了其盈利性主体的资格，强化了其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地位。于是，如何评价该项公共支出的效率便成为一个突出的难题。

评价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就是对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目标上的实现程度进行考量。早在20世纪中期，以OECD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就展开了对财政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产业化等与R＆D效率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和评估，包括财政R＆D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评估，财政R＆D支出对企业科技投入的引致作用评估，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功效评估和财政R＆D支出的综合绩效评估。中国学者从构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基础，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评价指标和构建原则以及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实证检验三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做了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1．3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研究

科技进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基于公共财政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激励机制理论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研究与地域特性经济活动的联系也就越发紧密。学者们对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引导本地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加速本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如何通过增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促进当地共性技术研发、赢得竞争资源、提升当地的核心竞争力等正是地方政府关注的热点。

不过，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城市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等还没能在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使用效率等方面给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提供完善的理论框架，无法及时、有效、系统地解决地方财政科技投入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在选取投入重点上的差异以及人们对政府投入公平性、有效性的质疑都进一步弱化了市场的引导作用。

2 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的困惑

创新思维与管理方面的研究表明，当前发达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在制造业中的比例高达98％，而中国只有43％。湖北省拥有2所985高校，7所211高校，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列第4位。可是其专利授权量却排在全国第10位，其基础研究费用在R＆D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更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科技产出效率的05－08 DEA均值在全国仅列第16位，而05－08 SFA均值更是排到了第24位。

2．1 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思路不够开阔

目前，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主要通过各类科技计划进行直接拨款，科技税收优惠和各种财政补贴等间接拨款形式还不够成熟，具体表现为如下三大特点：①总量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年均增长速度仍然低于全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平均水平。②投入规模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增长极不稳定，并有负增长的现象出现。③整体上财政科技支出规模与全省财政总支出和GDP规模都呈现较强的增长趋势，但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增长与全省财政总支出规模和GDP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强，增长弹性较差。这种落后的财政科技投入思路导致了湖北省高科技术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与其教育大省的称号极不匹配（见表1）。

2．2 投入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湖北省在拟定科研计划时还是体现了一些注重基础研究的取向。不过，真正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费用却总是被挤占，财政科技总投入的50％流向了成果应用开发和生产性活动。这种项目安排与资金投入的结构性矛盾必然挫伤基础研究方面专家和社会投入者的积极性，导致基础研究被边缘化。湖北省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其科研的主要着力点正好是基础研究。如此语境下僧多粥少的激烈竞争就导致了基础研究项目的小型化和分散化，无法满足基础研究协作化、规模化的现实要求。

2．3 社会引导作用严重不足

湖北省的地、市、州、县以及高校、科研院所、部分企业也积极制定了科研经费配套政策以激励科研创新。不过，由于财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政策主要是在申报项目、赢得竞争资源时发挥作用。审批立项完成后，上级部门的经费往往能够到位，但是配套经费却很难兑现。这就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很难发挥引导作用，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也受到严重影响，其纯技术效率值曾长期位于全国省市排名的20名之外（见表2）。

3 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

湖北在教育大省、农业大省、中国天元、汉阳造历史、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机遇、中部塌陷的残酷现实等方面的积淀、机遇和挑战对其科教兴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本省财政科技投入政策的体现者和风向标，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必然与产业结构现状和科技战略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多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在其反拨作用的帮助下有效地为提高本省的科研实力服务。

3．1 根据不同的研究类型确定投资主体和评价方式

科学研究所包括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与产业的结合度上有本质的区别。基础研究不以专门或具体的应用和使用为目的，投资大、耗时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难、民间资本投入可能性小，却又是国家的科技创新的基石，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应用研究旨在探究达到具体目的或目标的具体知识，是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中间地带，是财政和有实力的民间资本都可能重点关注的对象。试验发展与生产环节联系最紧密，是企业量产的前奏，属于民间资本广泛关注的领域。

同时，用数学方法，靠数据说话的定量评价与根据表现和状态进行评判的定性评价在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过程中应该有不同的妙用。基础研究不太好量化，因此其绩效评价在近期、中期均不适合用定量评价方式，只能适用定性评价，后期才能部分适用定量评价。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则主要以定量评价方式进行（见表3）。

3．2 凝炼符合本省实际情况的评价策略

湖北省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评价应该与本省的产业规模与结构、科教资源、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等结合起来，统筹兼顾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使用效率。

3．2．1 注重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分析旨在确定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最优规模，其结论是确定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的重要依据，也是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绩效水平的前提保障。正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指出的那样，科技创新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资本的规模直接影响到科技产品的质和量。因此，R＆D经费总量的持续增长是实现科技兴省战略的基本条件。根据内生根据湖北科技统计年鉴，本省R＆D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农、林、牧、渔业等六大领域（见表4）。从2010－2012这三年的数据来看，年度起伏和行业差异都非常明显。在这种财政科技投入总体不足的语境下，规模效率无疑是对其进行绩效评价的首选指标。

3．2．2 提升结构效率

财政资金投向各个研究领域的比例结构体现了科技战略的导向和管理部门的决策水平。通过结构效率分析找出最优投资比例是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关键环节。目前，湖北省财政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其在试验发展领域提供的资金量（见表5），这就与科技投入的发展趋势有些失配（见表3）。同时，财政科技投入资金量大的年份，企业投入就少；政府投入少的年份，企业投入量加大，形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现象。因此，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价必须为优化资金投入结构为突破口，为切实提高本省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水平提供实现路径。

3．2．3 强化使用效率

在欠发达的大语境下，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经费的作用是切实提高本省科技产出水平的现实选择。对财政科技投入资金进行使用效率评价，最大限度地提高经费的投入产出比，是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率最直接、最简明的方式，也是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最终落脚点。通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产出比，从而为提高结构效率和规模效率，即整个科研系统的效率提供保障是当前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必须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3．3 建构适合湖北发展需要的绩效评价框架

科学研究活动的成效取决于实验设施的先进程度、科研经费的满足程度，更取决于科研人才的规格及其积极性的发挥程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既体现着政策走向，又通过其反拨作用促进科研活动更有效地开展。只有建构起与湖北适配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价框架，才能从整体上激活本省科研活动场，从而调动科研人才的积极性，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评价促进规模、优化结构、强化使用，将汽车、激光、通讯等方面的优势项目、重点项目和基础研究项目凸显出来，以便牢牢地吸引住优秀人才，进而促成重大成果的持续推出。同时，根据本省可持续科技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有潜力项目的发掘和培育，促使有潜力的科研人才都能积极参与科研活动，以便逐渐推出新的重点项目和优势项目，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根据咨询估算，建议本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框架建构如下（见表6）。

4 结语

湖北省人文底蕴深厚，教育资源丰富，科研基础比较扎实，在科教兴国的大语境下，正是科教兴省，大展宏图的好时节。当然本省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些不足之处，需要通过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在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使用效率等方面提供一些补足措施。本文主要从内生增长理论、公共财政等理论等视角对湖北省的财政科技投入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基于地域语境的建议。由于作者时间及经历上的局限，对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的认识可能还有不够精准的地方，相关论述也难免存在被忽略之处。在此，笔者真诚地希望以此抛砖之文吸引专家们对该领域更多地关注，为加速湖北省的腾飞做出些许贡献。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2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29）

3 Romer 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

4 North， D． C．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37）

5 Mansfield Edwin Schwartz Mark， Wanger Samuel． Imitaiton costs and patents： an empirical stuffy． Economic Journal， 91，1981， 911

6 苗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评价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3

7 祝云，毕正操． 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0）

8 王卫． 城市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