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范文

财政补贴范文第1篇

本文将重点分析在财政补贴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状和隐秘。

上市公司调节器？

对于许多上市公司来说，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是其调节利润的重要工具。

7月1日，上市公司三安光电公告表示，公司2013年6月28日收到安溪县财政局《安溪县财政局关于拨付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蓝宝石衬底项目财政补贴的通知》。该项财政补贴资金5000万元。目前，该款项已收到。

公众广泛质疑，三安光电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短短几年内屡获补贴，并且每次数额巨大。据统计，三安从2009年到2012年4年间，累计进补16亿，占同期净利润的68%以上。历年中，三安光电获得补贴可谓名目繁多，2012年竟达24个。其中，设备补贴是大头。

据统计，两市从今年8月份以来，共有57家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补贴的公告公布。这57份公告中提及的补助、补贴款，累计总金额约为9.6亿元，而单笔补助、补贴款的数额，则从数千元到上亿元不等。

财政补贴的种类可谓五花八门：有税收优惠，也有减免银行利息、节能减排补贴，还有调整产品价格和设备购买、产品推广补贴等等。财政补贴对上市公司全年的业绩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濒临退市的公司可能因此起死回生，也有一部分公司借助财政资助扭亏为盈，避免暂停上市。

从财务层面来分析，总体来看，多数上市公司都表示，会将补贴款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2013年度损益，从而预计将对公司2013年度损益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此外也有少数公司表示，补贴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将其计入“递延收益”，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从地方经济层面来分析，财政补贴并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政府什么时候收到税收，就会把财政补贴发放到相关企业。上市公司总资产在地方经济有着重要地位，而且上市公司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地方知名度，从而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投资，所以地方政府往往都会帮助地方企业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因此，年底“突击”获得补贴是ST公司经常上演的戏码。

财政支出“两大漏斗”

今年6月份，审计署“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结果”公告，格兰仕、格力、美的、长虹、长岭冰箱等8家家电企业，骗取国家节能补贴9061.84万元；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也用非环保汽车，骗得节能补贴共计1725.6万元。

与此同时，实施近三年的“金太阳工程”屡屡曝出问题重重：项目停工、骗取补贴等等。

以上的案例，都反映出一个问题。过多过大过泛的农业补贴与新产业补贴，已经成为财政支出的重荷。日渐增多的“骗补”与日益严重的“补贴寻租”，正在使农业补贴与新产业补贴扩大为财政支出的“两大漏斗”。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研究，近10年农业补贴额累计约5.8万亿元，新产业补贴额累计约28.7万亿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业补贴与新产业补贴的过多过滥。

文宗瑜认为，累计十年的巨大农业补贴没有换来中国农产品质量与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累计十年对新产业天文般数字的补贴仍没有使中国步入科技创新时代。相反，这些领域中众多公司围着政府官员及政府要钱、要地、要户口指标、要优惠政策几乎成为常态，导致一些所谓科技创新的“明星公司”不得不靠财政补贴改善其财务指标。农业与新产业的巨大补贴额与两大产业的低质量低效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财政补贴“养”不出现代农业，财政补贴“养”不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如果不及时调整已有的农业与新产业补贴政策，不仅会严重拖累财政，而且会使财政收入增长放慢条件下的财政风险进一步放大。

政策究竟该怎么改进？文宗瑜认为，把农业与新产业补贴政策调整与通过深层次改革促进农业与新产业发展衔接起来。

首先，对农业与新产业补贴政策进行全面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定性评价，要着眼于：补贴效应是不是已经异化；如果不调整，继续沿袭该政策会不会拖累财政；如果要调整，调整的力度多大等。定量评价，要着眼于：补贴多少合适？财政可承受的补贴额度？年调整幅度及中长期调整的力度等。评价的过程，要尽量弱化行政色彩，降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多依赖外部的专业人才与专业机构。

其次，要尽快启动农业补贴与新产业补贴调整的工作并不断加大力度。补贴政策应放大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思路与大框架中去思考，应先从补贴方式入手，逐渐调整标准及规模。

第三，积极推进相应的深层次改革而弱化农业与新产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应以“农村居民市民化”创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条件，逐步调整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应吸取政府过多介入与介入过深的教训，还要求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改善上有更大的作为。

补贴“掮客”

政补贴存在的漏斗，也催生出一批补贴“掮客”。他们利用手中所谓的资源、关系、项目，在政府、企业、官员之间架起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

记得早在2010年，“金太阳工程”实施之初，一些补贴“掮客”纷纷进京，托各种关系，其中不乏鱼目混珠者。

一家曾经参与过的企业家介绍，“金太阳工程”是国家的项目，申报的时候需要先报到省里，再由省里上报国家，每一层在筛选项目的时候，都可能会被筛下去。“金太阳”的通过率一般在20%左右，报5个项目往往只有1个通过。

申报时需要提交的材料有上百页，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诸多方面，还要请有资质的单位，通常是设计院，来做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做到消息灵通，及早准备。

与此同时，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专门为企业申请补贴的第三方机构也纷纷成立。据浙江某机构的负责人介绍，补贴申请的难易程度，也与企业所属的行业有关。如果做的是高新技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软件、新能源等等这些，就比较容易申请到，但如果是做贸易，几乎不大可能拿到补贴。

一位地方财政局人士告诉记者，财政补贴之所以被一些人当作“唐僧肉”，需从程序上寻找原因。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最终获得财政补贴，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从地方审核到确定上报，都在地方政府的掌握之中。对于地方来说，项目获得财政补贴，本身就是一个政绩；而对于那些具体负责部门，有些地方补贴分成已经潜规则化，企业拿多少，部门分几成；事先有约定，事后忙兑现。而对于补贴发放部门来说，项目补贴资金是事先立项的，也存在“不花白不花，给谁不是花”的利益寻租。

财政补贴范文第2篇

一、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

（一）补贴厚此薄彼，重国企轻民企、重上市公司轻中小企业与国企、上市公司相比，民企、中小企业可享受财政补贴额度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甚微，补贴申请过程无比艰难曲折。2012年，财政补贴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占补贴总额33.13%，剔除其中2家民企，8家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达28.36%。LED行业“盛宴”中，财政补贴大多为大型LED企业所受益，而中小LED企业难以享受；节能补贴新政将小企业直接排除在外，引发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尽管国企担负“稳物价、保民生”之责；上市公司肩负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之任，其分享更多的财政补贴，可谓理所当然。但是，让国企、上市公司分享财政补贴的做法，特别是产能过剩严重、落后的公司，值得商榷。石油行业总体利润并不少，每年却还能获得数以百亿计的财政补贴令人难以信服。同时，财政补贴让国企、上市公司获得竞争优势，造成对民企、中小企业新的不公，违背补贴促进产业转型、支持技术创新的初衷。

（二）设租、寻租、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财政补贴更是催生一批“补贴掮客”，利用所谓的资源、关系、项目，在政府、企业、官员之间架起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企业为了获取财政补贴，不惜重金进行各种“公关活动”，补贴随即成为掮客揽财捷径。

二、财政“乱贴”带来的弊端

（一）诱发产能过剩屡禁不止，抑制产业结构调整在政策刺激、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减免、廉价工业用地等优惠政策下，加大了企业的投资冲动，争项目、争补贴，加快圈地和重复建设。同时，受不真实的“内需”影响，企业决策判断失误，蜂拥而上，造成产能过剩，最后只得以价格战收场。财政补贴甚至成为LED产业“夭折”的催化剂；终端的消费补贴变成为直接补贴生产企业。再将补贴注入产能过剩领域，由此形成的资源错配更是扭曲、掩盖价格关系，背离产业发展方向，不利于落后产能的淘汰。

（二）违背了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弱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尽管产业引导性补贴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保壳”、“不退市”补贴的加剧使得退市制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干扰了正常市场秩序。同时，财政补贴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再分配问题，无形中将企业分为受惠企业和非受惠企业。倘若二者存在竞争，补贴无疑使非受惠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直接威胁其生存。

（三）日渐增多的“骗补”、日益严重的“补贴寻租”等乱象使补贴绩效下降，成为财政重荷过多过滥农业、新产业补贴没有换来农产品质量与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也未能使我国迈入科技创新时代。相反，却成为寻租的对象。财政补贴“生”不出现代化农业，也“养”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应及时调整现有的农业、新产业等补贴策略，否则会严重拖累财政，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之下会进一步放大财政风险。农地流转“套补”，扭曲了政策本意，浪费了财政支出，挫伤了种粮热情。

三、探究财政“乱贴”背后的根源

（一）维持地方财政收入，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

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但享受补贴的企业在地方财政贡献中占据重要角色，且大多具有国资背景，确保纳税大户的利润维持在一定水平，才有充足的税源以满足政府各项基本开支。同时，享受补贴的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责任，扶持产能过剩、亏损的企业是维持就业率的一种手段，尤其在一些西部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也对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德国1980-1985年曾提供了大量的补贴以挽救钢铁行业危机。

（二）“唯GDP”论、政绩观作怪，缓解节能减排压力

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绩考核，加剧了各级政府的产值速度意识和攀比情绪，而财税政策一直被视作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万能钥匙”，不惜动用财政资金进行不必要的救助。何况，项目获得国家财政补贴本身也是一种政绩。对虚报土地流转面积以套取补贴的行为，地方政府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之合谋。同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是实现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16%，目前实际进度落后于目标。截止2013年末，单位GDP能耗降低累计仅为5.5%。钢铁业在社会能耗中的占比约为15%，自然成为节能减排改造的重点领域。

（三）阻止企业外流，维护地区形象

知名企业的存在是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竞争力强弱的一种象征，有利于形成良好经济发展环境。上市公司可以提升地方知名度，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投资。因此，不管出于保住再融资资源，还是出于维护地区形象，地方政府都会竭力保住上市公司的招牌“壳资源”。同时，受到企业迁移的威胁，为了留住纳税大户，也会竭力援助。

（四）不恰当的主观逻辑思维

财政补贴涉及金额巨大、无本之利，“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跑技术不如跑关系”的不良心态，加剧“谋利”冲动。同时，补贴发放过程中亦存在“不花白不花，给谁不是花”的错误思想。

（五）财政补贴程序漏洞多

1.补贴不规范，存在随意性、盲目性。财政补贴的法律依据零散，立法层次不高，效力不强。中央和地方均拥有相应的补贴支出管理权限，而地方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权决定补贴与否、补多补少，还可任意增加补贴项目、授予补贴，补贴款时常被挪用、滥用，造成难以从宏现上控制补贴的范围和数量，以及“饥饱”现象的屡见不鲜。

2.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缺乏弹性。补贴没有严格的标准，导致补贴范围过大过滥，直接影响到补贴支出的有效安排，多报、虚报、重复补贴成为常态。部分补贴项目有增无减，形成补贴的惯性、刚性化，违背补贴弹性原则，加重财政负担。同时，补贴一视同仁，均采用财政冲销的方式，政策性亏损补贴演变成经营性亏损补贴，实报实销，造成补贴的失控。

3.补贴透明程度不足。财政补贴项目种类繁多，且很多几乎无迹可寻，公众难以知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企业支持和利益输送，客观上也给“乱贴”以可乘之机。

4.监管机制不健全。财政补贴“重拨付，轻管理”，只表现为拨付，监督环节不能及时有效跟进，致使补贴中间环节遭遇层层“瘦身”，也为寻租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若财政补贴发放被质疑，往往也是由同级政府部门调查，利益捆绑和问责使得“同级自查”易“沦于形式”。同时，项目绩效评价不完善，造成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约束力。企业亏损补贴一直被视作财政收入的减项，无法保证财政补贴的严肃性，绕过了预算监督程序，直接进行退库，抵消财政补贴的行为。

5.违规惩罚力度不够。事后审计无法从源头上起到预防作用，即便挪用、侵占财政补贴行为被审计发现后，处理上也是草草了事，未得到严肃处理；加之一些腐败行为，更是增大惩处难度。比如，惩处主要集中在经销商骗取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的小案上；而对于知名企业的骗补行为，却只停留在退钱了事，违法乃至犯罪者免于重罚。

四、规范财政补贴管理，提高实施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一）总体思路

财政补贴锦上添花固然可喜，但更应充当雪中送炭的角色。补贴不应过度拘泥于资本主体和规模大小，也不可视关系亲疏而厚此薄彼，而应在于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同时，合理利用补贴的经济杠杆，让其落地有声，有效应、有反馈、有变化。着力加强财政补贴的顶层设计，协调多方力量，构筑防止“乱补”的“防火墙”，平衡补贴与收支的关系，将财政资金用到实处。财政补贴并非神丹妙药，从来都是一种应急性、辅手段，次优之选，无法起到根本性作用。企业若要占领市场还得靠技术创新、品牌和渠道建设，而政府则应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和经商环境。更何况，获得补贴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财政也越发难以负担规模庞大、没有效益只要补贴的企业。

（二）注重“三性”原则

1.注重财政补贴的适度性。财政补贴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运用不当则有损于公平和效率，易掉进补贴“陷阱”，引发“揠苗助长”的种种非议。补贴数额过大，势必影响财政收支平衡，挤占其他支出；补贴刚性过强，难以压缩，导致赤字增加；补贴范围过广，则会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掩盖经营性亏损的事实。

2.注重财政补贴的灵活性。结合行业发展特点，分阶段配置补贴资金，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补贴标准、规模和期限，保证财政补贴发挥最大的效用；在财力可控范围内，防止补贴刚性。价格补贴的非排他性使得富裕消费群体却成为价格补贴最大受益者，违背了财政补贴增进全社会福利的初衷。

3.注重财政补贴的时效性。财政补贴政策存在“效力递减规律”。短期内能起到鼓励和引导作用，有助于扶持企业、刺激消费；若长期使用，则会形成强力的路径依赖，扭曲产业结构，导致低效率、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三）具体举措

1.改革政绩的评价标准，树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打破“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制度，削弱不合理补贴的动机。避免将土地流转规模作为政绩考核标准，引导农地流转朝理性、务实方向发展。同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晰政府“为”与“不为”的边界，从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的角度，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时作为是否暂停上市的考核指标，来遏制违背市场规律的保壳行动。

2.完善财政补贴的申请标准和流程，取消不合理的补贴项目。细化财政补贴的流程，尽量避免政策设计环节上的漏洞，从根本上杜绝违规现象。做好事前调查，详实了解补贴对象，明确补贴方式；建立补贴标准的测算指标体系，使补贴更加公平合理。同时，坚持有保有压方针，尝试设立补贴基金制度，规范补贴范围，严控补贴规模，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整合现有“碎片化”式的农业财政补贴，加大财政惠农补贴力度，完善农业补贴体系；调整企业补贴政策，加大研发补贴，谨防混淆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以骗取超额补贴；完善民生补贴政策，统筹城乡居民，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

3.优化财政补贴方式，注重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力和内生活力。根据项目的特点，择优选择补贴方式，减轻对市场规律的影响。将对生产经营项目的无偿补助改为政府的短期股权投资，避免扭曲市场竞争行为。税收优惠比直接补贴对企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具有更高效率的诱导作用。同时，补贴并非维持贫穷的机制，而是改善生活的阶梯。应将有限财力更多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医疗、教育、扶贫等领域，增强保障对象自身发展内生动力，谨防跌入“均衡的补贴陷阱”。

4.实现财政补贴操作的阳光化，压缩寻租空间。严格限定范围的财政补贴公开，难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财政资金作为公共财产，补贴的标准、额度、条件以及申请机制和流程应予以公开，让公众能够理性地监督和评判。打破“封闭式审核”传统，挤掉项目中的水分，减少暗箱操作，约束设租寻租行为。同时，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全过程的网络公开披露相关图表、注释、审计报告等信息，确保财政补贴专款专用，实现其导向作用和乘数效应。

5.加强财政补贴的立法，加大惩处力度。强化财政补贴的立法，逐渐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实现财政补贴的规范化、公平化、透明化。依法规范补贴项目的检查、绩效考核、补贴资金使用，明确规定补贴条件、补贴金额、补贴程序等，确保补贴使用的合理性，解决决策者的随意性。同时，依法严惩骗补等行为，适时对不合理补贴项目启动事后问责机制，确保补贴分配的公平，抑制权力寻租的冲动。

6.切实加强监管，科学评估补贴效果。结合财政绩效评价的实践经验，严格跟踪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采用定性、定量方式评估补贴的效果，及其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及时纠偏补正，提高补贴效率。定性评价应着眼于：补贴效应是否已发生异化；若不调整，是否会拖累财政；若调整，力度如何等。定量评价则应着眼于：补贴适合的额度；财政可承受范围；年调整幅度及中长期调整的力度等。评价过程应更多依赖外部专业人才、机构。同时，建立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制度，提供监督举报程序。

财政补贴范文第3篇

于是,除了公益产品成本是否合理以外,又一个问题自然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政府对公益企业的财政补贴是否合理?财政补贴落到了谁的口袋里?

财政补贴到了股东的口袋里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财力有限时,吸引民间资本、外国资本,或通过上市筹集公益企业投资资金。这些投资者不同于政府,往往有着较高的回报要求。上海市宝山区内有一家英国独资水厂。这家成立于1997年,自有资本金2190万美元、贷款510万美元的水厂,其投资者要求的年回报达15%,公益企业充其量只是微利企业,而这个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水厂10%的平均回报率。

这两年,这家水厂每年的项目利息473万美元,年投资回报192万美元,两者相加达投资额的24.6%。如此高的回报从哪里来?厂家的做法是,在水价上做文章,其与自来水公司的结算价高达1.5元1吨,而自来水公司民用水的售价只有0.6元1吨。同样在上海,有两家上市的水厂,凌桥股份与原水股份。原水股份自1992年9月成立以来,共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11.392亿元。原水股份为获得配股资格,使每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10%以上。

同时,为向股东分配1.14亿元的股利,就连年提高水价,与自来水公司的结算价从1993年0.32元1吨,到近年变成0.738元1吨。凌桥股份自成立以来,与自来水公司的结算价一直保持在1.3元左右1吨。两家上市公司的水价都高于自来水公司的零售水价。由此造成水厂赚钱,自来水公司亏损。而水厂赚的钱,全都进了股东的腰包。换个角度说,政府给自来水公司的亏损补贴,实际上部分给了属于少数人的股东。

财政补贴沉淀在公益企业

不管是自来水厂,还是煤气厂,大多由政府投资,项目完成后,以行政划拨方式交给企业。企业的财务制度规定,从营业收入中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为以后的设备改造筹集资金。

总投资12亿元、1997年建成的上海石洞口煤气厂,一年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1亿元。这家以重油、轻油为生产原料的煤气厂,生产1立方米煤气的原料成本为0.66元,完全成本为1元左右,而上海民用煤气的销售价为0.9元1立方米。本身是亏损性生产,也就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持折旧费。如此,其折旧费实际由财政补贴承担。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1996年至1998年,上海市煤气公司共提取折旧费7亿余元。照理,这笔费用应用于企业改造。但实际运作中,企业改造费用仍靠国家投资,造成财政补贴的折旧费未被真正利用,而是沉淀在公益企业里。既然如此,公益企业就没必要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财政更不应变相支付公益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这两年财政对上海煤气行业的补贴为每年4亿元左右,若煤气公司将沉淀的7亿元折旧拿出来使用,就可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不需财政补贴。那么,折旧费沉淀在企业里又作如何处置的呢?据了解,一些企业将折旧费挪作他用,自谋福利,甚至借给他人使用,造成其流失。

财政补贴被重复投资

在上海,煤气已严重过剩,日供气能力达1000余万立方米,而日均需求量仅500余万平方米,即使春节最高峰时也仅800余万立方米。因此,前文提到的石洞口煤气厂,设计生产能力每日210万立方米,而1997年投产后,生产任务每日仅40万立方米,连设计能力的1/5都不到。

与石洞口煤气厂几乎同时建设的东海平湖油气田,去年12月每日供应天然气80万立方米,而需求量不足25万立方米。于是,有关方面就将天然气掺混为人工煤气。如此,使掺混煤气的制造成本大幅度提高,据浦东煤气制造公司成本情况显示,掺混煤气的生产成本高出一般煤气生产成本49%。显然,严重供大于求加剧了企业生产成本,也就进一步加剧煤气生产企业的亏损。

近年,煤气企业是上海公益行业中的亏损大户,以前每年财政补贴为4亿元,而政府给建委系统的财政补贴每年也不过4亿元。显然,若在石洞煤气厂与东海平湖油气田之间只上一个项目,上海的煤气就不会严重过剩,煤气行业的亏损就不会如此严重,财政补贴也就不需那么多。财政补贴的改革范例还是在上海,不同的财政补贴方式制造了不同的景象。

1996年前,上海人抱怨最大的公益企业是公交,政府最头疼的公益企业也是公交。老百姓对乘车难怨声载道,政府对每年拿出10亿多财政填公交亏损窟窿也感难以承受。从这一年起,上海对公交实施财政补贴方式的改革,同时打破公交垄断局面,提供适度竞争。在财政补贴中,政府将“填窟窿”改为“修路”。取消对公交企业亏损的补贴,切断企业躺在政府身上吃饭的依赖思想,在推动企业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的同时,给予车辆更新的低息贷款,减免营业税、养路费等数项财税优惠政策,以此抵冲公交企业的政策性亏损。

如今,在上海的街头放眼望去,公交车多为豪华的双层车、漂亮的流线型空调车、方方正正的单接车,上海的公交线路已发展到1080多条,为改革前的3倍。方便、快捷、舒适是上海人对公交车的最新评价。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上海前3年的公交改革中,公交企业累计添置新车8300多辆,占全部营运车辆的55.33%,在更新车辆的20多亿元投资中,只有10%的资金由政府拨款。此外,政府通过减免税费6亿元左右,填平了公交企业的政策性亏损。上面的事实告诉人们两个概念。

其一,政府对公益企业亏损的财政补贴,钱是到了公益企业的账上,实际上是贴给老百姓的,但种种原因,老百姓并没有完全享受到财政补贴;其二,财政补贴也有一个效益问题,若每一笔财政补贴都贴在刀口上,贴得合理,就不需要那么多财政补贴,政府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所以,政府对公益企业的财政补贴方式需要改革。当然,这要与公益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齐头并进,就像上海公交改革一样。

财政补贴范文第4篇

笔者从政府采访到企业，又采访到农民，对财政补贴这个名词，每个阶层的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感触。平心而论，好坏五五开。

但采访到财政补贴的主要执行者，即财政人群体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对这个词讳莫如深。甚至有财政人对笔者说，财政补贴这东西，不在其位，不敢评论啊。

好在最后终于有一个老财政人同意说说这些东西。按他的话来说，事多钱杂，真要说起来，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说完。其实财政人不敢说也不愿意说的，无非就是这些事之间的利益纠葛。

以下为该老财政人的叙述。涉及部分地名、人名已做处理。

问题一：谁决定补给谁？

谈财政补贴之前，我想先确立一个定义：财政的钱，不是财政的钱。

听起来很奇怪，但事实如此。财政的钱，从定义上来说，是百姓的钱；从投入主体上来说，是政府的钱；从法律上来说，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说，财政是掌柜，财政不是东家。有人说财政领导要作为政府的CFO，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实际上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财政就是政府的运钞车司机，让你给谁你就给谁，给不好，你的错。给不到，你的错。不给，自己留下了，当然还是你的错。

但是接下来就不讲道理了：我给完钱了，他们不按照既定的方式花，也是我的错吗？我给钱了，他们嫌少，也是我的错吗？我明知道这个人不应该给钱，我拒绝支付，也是我的错吗？对，就是你的错。听起来很无理，但这就是财政部门面临了这么多年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来说财政补贴。首先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导式的定义，财政并没有决定补贴给谁的权力，政策制定不是财政，事前研究也不是财政，补多少，补给谁，都是当地政府，甚至是上级政府确定的。所以如果我来定义的话，应当叫做政府补贴。

所以我们才说，财政是掌柜，而不是东家。说回到实例，我国的政策都不能分割开来看，很多政策，你只看现在这一个阶段，都感觉很没有道理。比如农业补贴。为什么有全体农民性质的农业补贴？要往前倒多少年，农业还有农业税的时候，有三提五统的时候，甚至有交租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农民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所享受的社会福利，都是低于社会平均福利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要保持农民福利不能过低于一条假设的红线。所以我们逐渐取消了农业税，逐渐有了一点点的补贴，而且这些补贴都有明文规定的，每年都要以一个比例上调，这个比例，发展较快的地区要高于发展较慢的地区。

所以这笔钱存在的意义如果说是改善农民生活，不如说更大的意义在于保持农民阶级的稳定，也就是维稳。一些专家学者说要取消这种补贴，要农业产业化等等，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站在更高的层面讲，取消这种补贴才是真正的短视。所以财政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的保证这些钱按时足量的拨付到位，这才叫以财辅政。

也有人说了，农业补贴实际上是一种政策性补贴，我们理解，那么补给企业的那些补贴呢？这里面是不是财政要有一些作为，减少寻租空间呢？那好，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这些钱，是谁补给谁的。

问题二：谁补给了谁？

我们来探讨一下企业接受财政补贴的原理。这里面主要问题在于，为什么我要给他补贴？多数情况下，财政对于企业的补贴，实质上是对于产业的补贴。它并不以定点补贴的方式存在，比如我省有四家新能源汽车企业，上面下通知一定是《关于某某年度新能源汽车产业财政补贴的通知》而非单独针对某家企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某些垄断性行业，能源行业，就这一家那没办法，但是写的时候，也要写产业，不能写企业，为了不落下话柄，说政策有偏向。

那为什么给他补贴？有几种原因。第一，纳税大户，我们要保证它的利润在一定水平，利润高了，税收才有保证。因此如果它利润有所下降，我们就要给一定的补助做技术研发，另外也有一些地方收了实质性的过头税，也要以这种方式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退还给企业。第二，小微企业，但它的利润很高，属于潜在税源，这样的补助非常多，但分配到每个企业上就不多，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给贷款贴息，不会直接给钱。因为财政也就两只眼睛，没办法看着所有的企业。万一赶上一个皮包公司卷钱破产跑了，后面的累赘全部都要财政负担。第三，产业园区刺激性补贴。现在每个城市都在建产业园区，一个比一个优惠，给地给贷款给厂房，当然也就有给资金的。由于僧多肉少，一些产业园本身建设就不科学，当地政府又着急要政绩，就也有直接给钱的。当然也有那种给了钱了，企业也落地了，特别大一个厂子一年下来产值就几百万，为什么？人家总部在北京，在上海。那这个时候财政就要吃哑巴亏了，你总不能让人家迁走。而政府反正有政绩了，年终报告上一写，全球五百强企业落户我市，他才不管财政赔了多少。

还有一种完全不计后果的财政补贴，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城市改造补贴。地方主官好大喜功的居多，比如一个城市原来有一个垃圾场，其实填埋清理可能仅仅需要三个亿，但多数地方肯定不那么做，一定会请德国的设计师，美国的设备，欧洲的工程队，用日本的技术打造成一个中国一流的大园林，然后完全免费开放。这种工程的补贴其实是最坑财政的，不仅一分钱都回不来，之后即使请了物业公司，整个的维护开销肯定还是全部财政买单。

问题三：为什么不敢说？

说了这么多，从舆论方面，对于农业、社保、医疗这些基础方向的补贴都是一边倒的要增加，这和当前的财政政策都是相符的。多数问题都出在这些产业补贴和工程补贴上，一些专家提出预算公开，他们不服的地方并不在于给这些企业补贴，而在于补贴了也没告诉他们。在下面走访的时候，有将近一半的企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申请财政补贴，就更不用说人大代表了。而财政不敢太过于张扬这些政策的原因，有节省政府资金的原因，也有工作量的考虑。

财政补贴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补贴；福利；家庭；企业

财政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各种财政政策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而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也最常接触的，要数财政补贴了，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财政补贴有哪些，但是它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福利，下面我将详细介绍一下财政补贴的组成部分以及带来的福利。

一、财政补贴对家庭和个人的福利

1.财政补贴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深深地感受到财政补贴带给我们的好处与福利。首先是在家庭的方面，我家虽然坐落在一个小城镇，但是大家的生活并不富裕。有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收入，只能依靠在外地打工等方式生存，尤其是一些有老人的家庭，更为困难。2010年开始，国家开始给那些早年公司解散的老人们补办社保，虽然会一次性补交社保费用几万元，但是之后就能够每个月有相应的生活费，尽管不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水平。其次是在学校方面，不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学校都会给予贫困学生相应的补助，其中国家助学金是最为丰厚的补助，这些能让贫困生完成教育。除此之外，在大学中，学校会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食堂，我们虽然是为自己的那一份付了钱，但国家的补贴为我们承担了更多的部分。国家以这种暗补的形式为培养人才提供了支持。最后是校内的各种奖学金，在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中，奖金最多的两个奖学金就是国家奖学金和励志奖学金，这是很大的一笔开销，但也能够鼓励同学们更加努力的学习。总之财政补贴在方方面面给人们福利，让人们的生活更舒适。

2.财政补贴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财政补贴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关于房价上涨的直接补贴。房价上涨直接导致了人民住房难的现象，财政中有一项“住房改革支出”，包括提租补贴和购房补贴，除此之外，财政也以其他方法给予了补助。近几年，塌陷区以及棚户区的补助越来越丰厚，虽然网络上不断有钉子户等的相关新闻，但是随着国家对于住房补贴的增多以及相关问题解决方法的不断合理化，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塌陷区和棚户区以房换房的情况也为人们所接受，人们渐渐感受到财政补贴带来的福利。

关于肉价的间接补贴。除了财政直接给予的补贴外，财政在其他方面的补贴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财政的政策性补贴支出，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对平抑物价和肉食品价格的补贴。而对于我们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2007年五一之后猪肉价格暴涨之事，5月前20天，36个大中城市每公斤猪肉平均批发价格达到14.5元，比2006年同期上涨了4.4元。我们购买的猪肉价格更是暴涨到16，17元一斤，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二十几元一斤，此时市场已经不能控制猪肉价格的上涨了，更多的便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扩大货主的放养量，用国家的储备肉，以及给予商贩相应的补贴来降低猪肉的价格。财政补贴能够相对较快的控制猪肉价格的上涨，不会让市场失去控制，充分发挥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二、财政补贴对企业的福利

当然，企业也是财政补贴的一大受益者，国家会对一些客观原因造成亏损的国有企业给予相应的补贴。虽然之前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是现在的我们即将面临就业问题，据我了解，现在大多数人比较偏爱于国有企业，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国家的保护，相对来说更加安全。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风险回避型的人，所以面对这种选择时，我会更加偏向于国企，所以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给过企业保护，让很多人受益。

三、人们对财政补贴福利的感受

虽然我国的财政补贴占财政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比例，并在很多方面都给予补贴如：价格补贴，政策性补贴，亏损补贴等等。但是在过去，由于我国主要采用暗补的形式，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年人不知道财政到底给大家补贴到哪里去了，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会抱怨自己交了税却没有感受到国家给我们的好处。在那段凭票购买的日子，财政对粮棉油价的补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时候粮商收米的价格都比售价高，但人们仍然能够买到很便宜的米，就是因为财政给予了补贴，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财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暗补的缺点。而在近几年，财政补贴逐渐转为明补，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把钱拿到手里支配，随之也渐渐地了解到了财政补贴带给我们的福利。据我了解，在在很多退休的老人都有很好的退休工资，有的时候在家里跟老人们聊天，他们会说政府好，赶上好时候了，这充分的说明，人们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财政补贴的福利。

但是在某些时候，财政补贴能够弥补拥挤性公共品所造成的问题，2010年11月分由于亚运会在广州举行，广州市实行“亚运会民项目”，其中一项即为地铁免费，但是在实行的第一周，公交地铁的日客流量高达1754万人次，大大超出地铁运输能力，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挤，而后广州市政府取消了本项政策，改为向有需求的人每人每月发放50月补贴，这样既实行了亚运惠民政策，人们得到了补助，又能够自由的选择交通工具，解决了交通拥挤问题，是人们能够及时的上下班。所以财政补贴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解决拥挤性公共品造成的问题，带给人们更多的福利。

财政补贴范文第6篇

(一)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目标

公交企业最理想的财务目标应该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以及为企业带去最大化的经济效益。社会价值最大化即是指企业为社会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成长。公交企业应该做好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互相促进、共同增长。公交企业既然是企业，就必须有经济效益的考量，但公交企业也不能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众所周知，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最基本的品质，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有效的途径就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作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企业必须首先满足社会价值的实现。在此前提下，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完美统一。因此，公交企业必须把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作为其财政补贴下的最基本的财务管理目标，为此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价值，即为公交企业的最大目标成本，此目标成本约束下，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寻求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最终，产生的难以弥补的差异，成为寻求财政支持的依据。

(二)加强公交企业的资金管理

公交企业要解决财务管理问题，就必须加强对企业资金的管理。公交企业有财政补贴的拨付，为企业运营解决了后顾之忧，而财政补贴一般结算到当年年底，拨付在下一年度，甚至到下一年年底，企业应加强预算管理，保证资金均衡运转，在财政资金到位前，要善于筹划利用应收、预付等财务手段，稳定运营；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到位之后，要善于理财，体现资金集中的货币价值。另外，随着公交IC卡的普及，城市公交预收款项、租用押金资金量保持着增长，且日趋稳定，IC卡余额的资金管理，也是公交系统新的效益增长点。

(三)重视公交企业的资产管理

由于有着财政补贴的大力支持，公交企业的运营车船大多数是财政购买或财政担保下的贷款或融资性租赁取得，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公交出行的延伸，公交企业规模在增长，用于营运的固定资产也快速增长并不断更新换代，固定资产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总量都越来越大。因此，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应该与资产管理部门携手合作，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要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技术管理，通过改进和完善公交车船的调度、使用、保养、维护等管理制度，延缓公交车船的使用性能的下降；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等手段提高基层操作人员的素质，促进固定资产的保值；通过制度设计，加强固定资产的采购、报废、转让管理，避免资产闲置与浪费；还可以利用GPS卫星定位系统和智能调度系统等现代的科学手段取代传统的人工调度运营车船的方式，从而达到提高公交车船使用率提高运营效率的目的。总之，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要建立一套创新、科学的资产管理模式，以应对企业发展的需要。

(四)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随着财政预算公开透明的进程，人大代表对巨额财政补贴支出，享受补贴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质疑声层出不穷。公交企业作为享有财政补贴的企业，不能“等”“靠”“要”，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两个方面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首先要开源，公交是城市的主动脉，大量的隐性资产、隐性收入，如公交车船的冠名、广告等等要做好管理和服务；配合调研部门，在一些公交场站开展增值服务项目，并加强现金管理和财务监督。

(五)然后要节流，就是要加强企业的成本控制

公交作为典型的服务性企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大，部分公交企业人工成本达到了60%以上甚至70%，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工成本上涨压力更大，由此造成的近年来，因工资性价比偏低人员流失严重、人员不稳定技术水平下降、操作不熟练相关设备维护成本上升、人员培训成本增加、新招工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已然成为企业效益增长的阻力。因此，财务管理要密切关注人力资源成本，与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协调配合，积极制定人员稳定计划、激励政策，并合理控制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与一线操作员工的比例，以降低的人工成本和管理支出。燃油管理是公交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也是公交企业最传统财务管理实施途径，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措施是企业要继续坚持的。另外，公交企业拥有大量的运营资产，运营车船等的维护、保养、维修费用也是成本控制的关键，财务管理要不断探索，用数据说话，加强成本控制。

二、公交企业财政补贴下的财务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公交企业财务管理要迎接财政补贴逐步降低的挑战

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各地方政府为促经济、缓解城市拥堵，支持公交建设，在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公交企业或多或少有了一定依赖思想，只要多关注社会效益，哪怕违反经济学的规律，企业也可以靠财政补贴生存。效率低下的资源配置必然引起公众的质疑声，因此，公交企业要从思想和技术上做好准备，破解财政补贴逐步降低财务管理的难题。

(二)借鉴香港成功的公交经营管理模式

香港政府强调市场运作的优势，公交服务全部由私营或公营机构经营，政府不直接介入，不提供补贴等直接资助，但在站场土地使用、首期登记费、牌照费和燃油税等方面给与公交公司间接补贴。政府通过划拨或短期租借土地给公交公司建设公交保养场；政府建设公交首末站和中途停靠站并无偿提供给公交公司使用；通过减免公交车辆的首期登记费、牌照费和燃油税来提供间接补贴。政府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公交服务提交给市场经营，例如通过批出专营权给地铁公司、专利巴士公司和渡轮公司；发出牌照给非专利巴士和的士；通过法规批出经营权给九广铁路和轻轨。政府主要履行宏观管理职能。政府最重要的宏观管理是对公交工具实行总量控制与价格监管。政府通过对巴士运营线路、渡轮航线实施经营专利权许可，对巴士车辆的更新，对公共小巴、出租车牌照实行定额拍卖发放，有效控制各类公交工具发展总量。政府统一确定出租车等运营价格，审批巴士公司调价方案，通过官股代表对拥有自主定价权的地铁、九铁公司的定价决策实施实质影响，确保各类公交工具收费合理，保障市民根本利益。基于上述成功的香港公交管理模式，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要站在战略管理的层面研究对策、迎接挑战。

三、结束语

我国的公交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大力扶持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付出了较大的成本代价，政府主导无法提高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也就无法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出行服务。改变思路，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向市场要效益将成为今后公交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大方向。

财政补贴范文第7篇

回顾近年情况，财政补贴乱象并非止于上市公司一隅，国家大力保障的民生补贴、产业补贴、节能补贴在局部地区被异化，财政补贴俨然成了财政“乱贴”。

财政补贴“补”了谁

财政补贴，被称为“从财政牙缝中挤出的钱”，多是为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向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一种经济补偿。但这些有着特殊用途的资金，却时常曝出未用在刀刃上，骗补、截留、腐败现象频出，该补贴的未补到，却养肥了一窝“蛀虫”和“硕鼠”。

——产业补贴成“救命皇粮”

2013年年末，上市公司迎来了新一轮财政补贴的“输血”高峰，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第四季度上市公司收到财政补贴近百亿元，环比增长近50%。

设立股市的目的，就是借助市场规律，淘汰业绩不佳的公司。然而，在一些地方，凭借财政的“救命皇粮”，化工、钢铁、LED等产能过剩领域的上市公司频频得以“续命”，催生了“年年亏损年年补”的财政补贴依赖症。

*ST南化2013年年底收到经营性财政补贴2.9亿元，成为了年度资本市场补贴金额最大的企业之一。这一剂“补药”，显然能够弥补公司约1.96亿元的亏损，也使公司免于面临退市，但这已经是该公司经历的第二轮危机。此前几年，南化股份连续两年发生亏损，2010年得到财政补贴款3.3亿元。但好景不长，近两年南化股份再度亏损。

——民生补贴成民生“乱贴”

审计署2013年公布的报告显示，由于相关部门资料审核把关不严，致使近十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规领取租赁补贴1.53亿元，重复领取租赁补贴2100多万元。

旨在保护粮农利益的补贴也被一些企业盯上，在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流入不法分子的口袋。2013年7月，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李长轩以受贿1407.9万元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在判决书中，揭开了粮食差价补贴的黑洞。该公司一些基层粮库与粮商或面粉生产企业串通，陈粮在库中原地未动，账目上却显示大进大出，许多企业纷纷向李长轩“公关”，骗取了近亿元原本属于农民的国家补贴。

——节能补贴成“唐僧肉”

节能减排补贴资金也大量被企业骗取。TCL、美的、格兰仕、长虹等在内的8家知名家电企业，在高效节能空调推广项目中，通过虚报节能空调销售安装数量，套取中央财政高效节能空调推广补贴资金超过9000万元。云南省昆明金利马热力设备有限公司一节能热泵热水机组产业化项目，则通过不实申报材料，违规获得中央财政节能重点工程投资补助资金1000万元。

“掮客”出入提成 补贴层层“瘦身”

由于有些财政资金的决策和资金使用并不公开透明，财政资金的管理者可自由裁量，“跑技术不如跑关系”成了一些企业的心态。为了获取补贴，不惜花重金打通关节，甚至求助于“补贴掮客”，财政“红利”转眼变成了权钱交易的“黑金”。

财政部一处长陈某，因被控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受贿2454.4万元，近日被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检方共指控其9项罪行，主要是在陈某担任处长期间，利用掌握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多次为企业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提供帮助，其中“冶金独立矿山专项资金”上“帮忙”的好处费就达700多万元。此案中的一些“补贴掮客”，最高索取补贴金额40%的好处费。

审计署2013年调查发现，国家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补贴中，在相关政府部门的眼皮底下，102个项目单位编造虚假申报材料，套取、骗取“三款科目”资金5.56亿元。“去企业稍作核实了解，就能看出真面目，为什么还让造假企业得逞？”一些未获补贴的企业质疑。

“真材料不管用，假材料能蒙混过关，根子在于领导一支笔，动辄数千万甚至过亿元的补贴就批出去了！”广东光伏产业企业家王伟如此形容部分产业的补贴。

领导自由裁量权越大，其间隐藏的猫腻就可能越多。“每年数亿LED专项资金，发给了谁，为什么发，公众难以知晓，财政补贴信息不透明，一些补贴资金几乎无迹可寻。”王伟说。

一家获得过国家财政补贴的奶粉企业，把补贴资金的七成用于“公关”，竟然表示还划算，“毕竟进入了未来财政补贴视线”。记者调查了解到，财政补贴资金重拨付轻管理，发放过程缺乏监督，使用状况评估压力不大，导致一些正常的财政补贴中间环节雁过拔毛，补贴遭遇层层“瘦身”。

重庆检方曾查出的一个农技站“分肥”规矩：一张常用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2角5分。农技推广站人员将补贴款骗领到手后，站里先提1角8分，站长再拿3分，剩下的留给合谋企业。山东某县一村庄，种植一亩小麦，国家规定给粮农补贴金额是125元，由于被截留抵扣，到了农民手里只剩下五六十元。

资金花在“刀刃上” “补贴账”需晒透晒细

目前，我国对财政资金的关注还是在收支上，而对支出后的实际成本很少考核，这会使得资金的使用缺乏约束，需要加快机制的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国家从2006年出台了以保底价收购粮食的政策，差价由国家财政按收储数量补贴到中储粮公司。而上述中储粮李长轩一案中，公司工作人员与粮商串通，玩起“空转粮”交易，粮食原地“转圈”就能为关联企业带来补贴，直接导致国家政策效果落空，人民利益受损。

不合理的财政补贴补了商家的碗，肥了官家的口，却伤了纳税人的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指出，财政资金是公共财产，每一分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财政资金的运用应该是公开公平公正，应对财政补贴错误决策负有主要责任的政府官员进行追责。

部分财政补贴的顶层设计也应该更加科学化，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让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专家表示，以光伏产业为例，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国家多个部委都有针对光伏产业的补贴，对于光伏电站有的补贴电站建设资金，有的按照发电量补贴电费。结果却发现，很多依靠补贴建成的光伏电站根本无法发电，财政资金被浪费，财政补贴刺激光伏产业发电的目标终究难以达到。

财政补贴范文第8篇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3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创业投资发展初期，财政补贴是重要的政策扶持手段，本文认为在具体执行财政补贴政策的实务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下三个问题：首先，重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加大创业企业的认定资格审查，把财政补贴分配给最需要资金的、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特别要避免某些企业伪装创业企业套取政策优惠，进而提高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其次，注意采取恰当的财政补贴方式对创业企业进行激励。与定额补贴相比，与产量等市场绩效指标挂钩的比例补贴可能激励效果会更明显，尤其是这个补贴比例是累进的。最后，建议进行定期的补贴效果审计以考核财政补贴绩效，并及时抽撤不良项目的补贴资金并转移到其他更有优势的投资项目上。从本质上看，财政补贴政策是针对创业投资市场资本供给不足的非市场化纠正手段，正如Keuschnigg&Nielsen（2002）指出的，由于创业投资企业中的道德风险与成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并无法促进创业资本的有效配置，因为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尽管如此，财政补贴仍是创业投资发展初期在创业投资市场制度还不完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这有利于直接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创业投资的发展不断规范和成熟，财政补贴等政策扶持将逐渐淡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也会转向创业投资的制度供给。

财政补贴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1）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2）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如粮食补贴中，山东省每亩补贴的工作成本为1元。河北省在今年粮食直补工作中，县、乡、村三级共抽调2万多人，每人用了近60个工作日。一般一个乡镇的直接支出费用为2万～3万元（不含人工），直补工作成本约占直补资金的10%.一些省粮食风险基金按季均衡拨付和分两次发放直补款，既不方便农民，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另一方面，一些省按照当年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在核实面积时需要三次张榜公布核实，工作量很大。另外，有些地方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时，多数农户已备足种子，给良种推广带来一定难度。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1）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3）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也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4）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使财政、信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临较大难题。由于财政和银行信贷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补贴中占用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三、完善我国财政农业补贴应遵循的原则

农业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完善中应把握好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

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四、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目标选择

1.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目标不是体现在地区、部门、企业利益上，而是体现在农民利益上。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就是通过财政的补贴资金让农民直接或间接受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2.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粮食等特殊农产品购销政策的畅通。结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特点，财政对农产品市场补贴的重点目标宜放在收购环节上。对这一环节的补贴，不是再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而是对粮食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正常损耗的补贴。因为现行的国有粮食企业购销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并实现了粮食的顺价销售，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出现新的经营亏损。

3.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但直接以撒胡椒式的给予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是授之于鱼，不能够长久；又由于受我国的财政实力的不足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像欧美等国那样的大量的财政补贴也是不现实的。如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农场主3.5万美元的年均收入中，补贴约占三分之一。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自主增收能力是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应有之义。

4.保护农业环境，改善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补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也就不能促进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农村生态的良好，全国生态就难以达到良好。

五、当前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改进措施

（一）改善农业补贴管理，保护农民利益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等，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补贴数量，把对农业的支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美国把支持农业的资金投入公众化、固定化并写入农业法中的做法对我国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对农业的投资数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建立农业补贴综合管理体制。应强化农业部的职能，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部级单位或部级的监管部门，整合财政补贴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集中、高效、协调财政农业补贴，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

3.成立全国农作物专业协会，保护农民的补贴利益。国外经验表明，成立专业性农民协会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借鉴国际成功做法，建立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全国性农民专业协会，加强行业服务，规范交易行为，调解或仲裁有关贸易纠纷，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保护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

（二）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1.切实改变过去财政补贴过多直接投入生产建设领域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出资，市场运作”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加快将财政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史多地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奖励、保险、物资援助、风险补偿、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把钱用到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通过财政补贴，建立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对目前的财政补贴资金扶持对象、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政策进行清理，减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体制，通过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规费减免等方式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凡是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都可以平等享受财政资金的扶持，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丰富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式。

3.积极推行财政对农户直接补贴公示制度。对补贴农户的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对种粮农户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进行全方位公示，发挥了广大农民直接监督的作用，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4.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如安徽省今年在农村及农村教育的财政体制上将明确三点：对面向农民的补助及支持，通过计算机存档管理、银行卡发放等方式，保证中间不会出现截流、挪用；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变过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补助为直接对农民学生家长补助，建立一套规范的投入机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起消化农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调查债务状况、规模及成因，逐步帮助解决农村债务这一难题。

5.保护价政策和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同时应用。保护价政策和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并不是相悖的，按照WTO协议，我国的“黄箱政策”的实施余地还很大。当然，保护价政策的实施要结合市场行情，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对不足的差价部分给予补贴；相反，则不予补贴。市场价由中央政府在粮食收获季节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根据主产区批发市场行情检测结果予以公布，保护价粮食可由多家有资质的大型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按市场价收购，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部分政府按照不超过合同规定的实际销售量给予补贴。由农民依据产销合同和法定的销售单据到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网点、乡财政所或税务所领取现金。

（三）在补贴对象上实现从全面补贴向重点选择的转变

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力，在总体上不可能采用美国模式，在现阶段期望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进而实行全面补贴是不现实的。理性合理的选择是突出重点、顺序推进，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补贴到关键区域和重点品种上，以强化其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1.重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缓解农产品的过剩问题。国家实行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加，而国家对粮食的消化和转化又很有限，这就必然造成过剩局面。对过剩粮食的处理办法目前只有两种：扩大仓容，增加出口。扩大仓储容量是当前解决粮食过剩的主要办法。要建设容量为500亿公斤的粮食储备库，依靠地方财政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中央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力量。在扩大仓容的同时，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是非常必要的，按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至少在今后5年内也是可行的。增加出口，不仅能有效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问题，而且有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周转，减轻仓储压力，减少保管费用和损失。目前，国内粮食仓储的保管费用为每公斤每年0.11元，占用资金5000多亿元。如果将保管费用用于补贴出口，即使用两年的保管费，即每公斤0.22元，也是合算的，能有效地减轻粮食过剩的压力。

2.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农业保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风险大且难以控制，赔付率高，经营保险业务普遍存在亏损问题，以至许多商业保险企业限制开办或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首先，需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支出少得多。不仅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地减轻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3.重视农业生态补贴。改革粮食流通补贴制度，将一部分粮食流通补贴转用于对粮农的直接补贴。逐步扩大退耕范围，加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水等投入，改善生态环境，所以退耕还林资金要大幅度增加。同时，中韩、中日、中越渔业协定实施后，我国渔民要撤出传统作业区域，为了减少实施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给地方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施渔船报废制度与渔民转产转业。要启用农业结构调整补贴措施，按照农业规划和资源条件，逐步按区域化、专业化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不适合当地优势的应进行结构调整，如北方地区减少和停止水稻生产等，可给予结构调整补助。

财政补贴范文第10篇

(一)财政效率及农业财政补贴效率理论财政效率是指公共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农业财政补贴效率表现为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给予支持的财政资金配置与产出和效果间的对比情况，基本内涵涵盖了两个层次:一是指在同期农业产出总额中，财政对农业进行支持的资金额所占比例符合财政资金有效配置的客观比例性要求，即资金配置的合理性;二是指既定的支农资金与其他财政支持项目间的分配符合效率性原则，使既定的支农资金带来最大的效益和产出，即资金运用的有效性(辽宁省财政厅和东北大学联合课题组，2004;郭忠孝，2008［16］)。从理论上说财政补贴效率至少应包括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和谐发展的效率，即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王谦等，2008)［17］。因此，本文认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主要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二)财政补贴效率评价指标体系1．财政补贴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财政支农支出经济效率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郭忠孝，2008)。(1)农业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财政的规模效率是从总量上考量财政效率，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总量要能够满足政府履行支农职能的要求。(2)农业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这主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本地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合理的前提下，支农支出内部各构成要素占财政补贴总量的比例合理且符合社会共同需要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指政府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在各方面的投入比例，使政府的财政支农结构符合合理性原则。(3)农业财政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这体现为在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一定的情况下，每笔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原则要求财政资金的使用与私人资金的使用一样，按照成本—效益原则选择项目和实施方案，使有限的资金有更多的产出，发挥更大的效益。2．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宏观层次上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表现为政府通过运用财政工具，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提高的目标，而微观层次上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表现为政府对社会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以及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效应。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直接减少农民的保费支出，间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选用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这一层次上的补贴效率。3．财政补贴效率值计算。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分别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效率进行分析。经济效率指标包括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并分别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占当地财政补贴总额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用财政补贴占当地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占保费收入的比例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用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消费额来表示，分别依据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指标值大小处理成5级得分形式的定序变量。由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出最直接体现出的是对要素资源的配置，实现财政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即带来经济效率，一方面减少了农民的保费支出;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财政提供的要素资源(补贴资金)对特定农作物进行保险，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社会效率，因此经济效率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直接体现，作用程度较大，应赋予其较高权重，而其评价指标内部构成中的各指标作用程度应相当。相应来说，社会效率作用程度应略小，其评价指标构成中农业生产总值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衡量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而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则是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衡量社会效率的，因此赋予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社会效率评价指标相同的权重;考虑到同一层次内部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应相同，因此根据各指标的作用程度赋予其相应的权重，并根据各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加总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综合效率值。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模拟

(一)模型构建和样本分析关于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是否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学者们的观点并未统一(赵书新和王稳，2012;陈晓安和叶成徽，2012)。而关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额度及其最适规模的问题，学者们研究的则较少。由于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及其较大的补贴力度，一方面直接降低农民个人的保费支出比例，减轻农民的缴费负担，且能够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另一方面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无疑增加了财政负担。而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①，增加农业保险财政资金投入量起初会使该要素的边际产量增加，增加到一定量后，再增加投入量就会使边际产量递减。因此，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应把握度的问题。根据上述的相关理论分析，本文可得到如下假说。假说1:由于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并不长，政府对其补贴的总量相对不足，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近几年财政投入资金的边际产出应是递增的，即政府财政补贴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假说2:随着中国农业保险的不断发展，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及补贴年份的增多，财政资金投入量不断积累，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终会使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值，此时的财政补贴额度即为最适规模，补贴效率最大，之后增加财政补贴则会使边际产出递减，补贴效率下降。因此，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存在一个最适规模，此时的补贴效率最大。假说3:农民的保费支出越多，一方面会减少农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其生活质量，减少财政补贴社会效率;另一方面较高的保费支出体现出农民的保险意识和参保意愿越强，得到的补贴力度越大，在损失发生时越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对农业的保障水平，增强其对农民的保障效果，同时增加财政补贴经济和社会效率。因此，农民的保险意识越强、保费支出额越高是否越有利于提高或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值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影响效应的大小，有待进一步验证。根据上文的理论界定分析，本文能够得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进一步，政府财政补贴是否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以及对补贴最适规模的探讨是本文的另一研究目标。本文假定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反映政府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影响;二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反映政府财政的支持能力;三是农民的自身情况，包括家庭保费支出额、人均纯收入水平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因此，以计算出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Y为因变量，以政府财政补贴额X1表示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以各地区的生产总值X2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农民的保费支出额X3、家庭人均纯收入X4和农作物播种面积X5表示农民的自身情况，设定回归模型为其中，Y为农业生产总值;X1为农业生产的资本存量，用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表示;X2为农村劳动力数量，用农村人口数来表示;X3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量，用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额来表示;X4为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量，用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总额来表示;ε为随机误差项;得出的系数βi(i=1，2，3，4)即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31个省份的年度横截面相关数据;依据各指标数值的大小，进行相应赋值，并采用5级打分法的形式处理成定序变量，反映数值大小程度的得分取值是由5～1依次递减的。各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农业保险补贴效率越高。根据统计结果，本文对财政补贴支出占当地财政补贴总额的比例大于3‰的赋值5分，1．5‰～3‰(不含下限含上限，下同)的赋值4分，0．8‰～1．5‰的赋值3分，0．5‰～0．8‰的赋值2分，小于0．5‰的则赋值1分;财政补贴占当地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比例大于3%的赋值5分，2%～3%的赋值4分，1%～2%的赋值3分，0．5%～1%的赋值2分，小于0．5%的则赋值1分;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占当地保费收入的比例大于70%的赋值5分，60%～70%的赋值4分，50%～60%的赋值3分，40%～50%的赋值2分，小于40%的则赋值1分;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14%的赋值5分，11．5%～14%的赋值4分，8%～11．5%的赋值3分，6%～8%的赋值2分，小于6%的则赋值1分;人均家庭纯收入在14000元以上的赋值5分，11000～14000元的赋值为4分，8000～11000元的赋值为3分，5000～8000元的赋值为2分，5000元以下则赋值为1分;人均家庭消费额在8000元以上的赋值5分，5200～8000元的赋值为4分，4600～5200元的赋值为3分，4300～4600元的赋值为2分，4300元以下则赋值为1分(表1)。

(二)数据模拟与结果分析在确定了各指标的得分值以后，还需要根据各指标影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程度的大小赋予其相应的权重，赋予作用显著的指标较大的权重，否则赋予的权重应较小。为了保证权重设计的客观性，本文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指标权重设计采用的是传统的德尔菲法①和层次分析法②(农业保险综合效率评价各分项指标及相应权重如表2所示)。根据各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加总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综合效率得分，进一步将综合效率得分处理成100分的数值形式，并以此作为因变量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Y的取值。本文进而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模型的回归效果不显著，X3、Χ5不能通过t检验。因此，剔除不显著的变量X3、Χ5对其重新进行回归，并进行异方差性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进一步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2)进行回归，发现回归方程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改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2)进行回归(表4)。在式(3)中，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可见每一变量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模型最终结果看，模型的回归效果一般，政府财政补贴额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财政补贴效率值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地区生产总值对财政补贴效率值则具有抑制作用;而农民的保费支出额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或影响效果极小。从模型的最终结果还可看出，近几年政府财政补贴额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影响的力度较大，其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的边际倾向为0．0268，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政府财政补贴额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将平均增加0．0268个单位。政府财政补贴额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具有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补贴力度较大，能直接增加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经济效率。进一步，较高的财政补贴额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农民的保费支出，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加了消费和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参保意愿，吸引农民积极参保，从而有效缓解了受灾地区农民的损失程度，解决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增强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也验证了假说1。而农民的保费支出额对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给予了农业保险较大比例的保费补贴，农民的保费支出占总保费的比例较小;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保费支出两方面影响效应的大小相当，其作用效果相互抵消，总体上对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实现了对假说3的验证。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原则可知，由于财政每提供一单位公共服务都必须使用一单位社会资源，即财政补贴的边际成本为1，因此，理论上决定最优财政补贴规模的条件为MPG=1，即一单位财政投入恰能得到一单位的农业产出。该条件表明当财政补贴增加1单位同时使农业产出增加1单位，此时的财政补贴规模是最优的，补贴效率最大;若农业产出的增加大于l单位(MPG＞l)，则表明财政补贴不足;反之，产出的增加若小于1单位(MPG＜1)，则表明补贴过度。

从(4)式中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产出弹性为0．0825，表明财政补贴对农业产出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补贴每增加1%，农业产出平均增加0．0825%。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产出弹性。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造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指标来评价和衡量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效率，并对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模拟分析;并进一步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产出弹性。基于实证模拟的结果及分析表明，农民的保费支出以及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对农业保险效率值没有显著的影响，而政府财政补贴额是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重要因素;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产出弹性为0．0825，即各地区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额占当地农业产出的比率为8．25%时，财政补贴效率最大。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相关细节，增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使补贴规模达到地区农业生产总值的8．25%，具体可在国家规定比例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经济与农业发展，结合不同险种及保费支出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同时，应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实际，加强农业保险保障效果，如适当考虑地理特点以及历史灾害发生频率，提供适合本地区特色和农业发展现状的补贴，从而防范农业灾害发生对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产生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