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原理范文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1

作者是通过对经济犯罪学的系统论述来展开整个构架的，全书共五编二十六章，从学科的基本范畴、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国内及国外的研究状况，经济犯罪的表现、原因、类型等方面，向读者全面展示了经济犯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本书是目前法学界关于经济犯罪较为全面也较有卓见的文字。作者不拘泥于成见定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对于经济犯罪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和一定程度的突破。其论述之广、阐发之深，在国内同类研究中无疑处于前沿。《经济犯罪学》一书中包含了作者丰富的理论观点，笔者仅从其中若干问题作一简单评介。

第一，关于经济犯罪学的定义的问题。

关于经济犯罪学的定义，今日法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由于学科形成时期较短，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的程度也不尽相同。结果导致理论界在学科定义上就难以一致。定义的不统一，甚至不科学，直接影响着对经济犯罪学的深入研究与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本书的作者完成了一项正本清源的工作。作者在分析当今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三个问题进行了说明。

第一、经济犯罪表现的研究；

第二、经济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研究；

第三、经济犯罪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

这种剥茧抽丝式的剖析对于正确认识经济犯罪学的定义是极其有意义的。

最后，作者针对以上的论述，给经济犯罪学作了如下的定义：经济犯罪学是研究经济犯罪表现（包括经济犯罪的特征、活动特点和类型）与经济犯罪原因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经济犯罪人与被害人及其互动作用，经济犯罪预防和控制及其最终效果的一门犯罪对策学科。作者关于经济犯罪学的结论，也许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作为理性思考的结果，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犯罪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工作起到重大的借鉴作用。

第二，关于经济犯罪学科体系的问题。

于该学科的内容体系。作者针对当今存在的书的内容体系，类似于书的目录、编、章、节的文字介绍的情况，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理解一个学科的内容体系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完善、不科学的。并提出一个学科的内容体系，应该直接涉及到一个学科的理论构架、内容系列范围和其科学的要素结构。

针对经济犯罪学的内容体系，作者提出，必须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犯罪学的基础理论；

（2）经济犯罪表现；

（3）经济犯罪原因；

（4）经济犯罪学方法；

（5）经济犯罪控制。

循此思路，作者将经济犯罪学的内容体系设计为五大块。

一是济犯罪学绪论；二是经济犯罪表现论；三是经济犯罪原因论；四是经济犯罪类型论；五是经济犯罪防控论。

这一结论，较好的解决了作者思考的三个问题，契合经济犯罪学理论内容和结构需要，也有利于经济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理论日臻完善。对于进一步丰富我国经济犯罪理论体系，促进经济刑事立法与司法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作者不满足于经院型的教科书模式。力图在论述中把理论的分析与概括揉和在审判实务的具体操作中，达到两者的有机结合。作为一本拓荒性的理论著作。作品不但颇具理论见解，而且对很多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实施措施。以下试举例说明。

例一、 作者在第五编经济犯罪防控论中，不仅论述到经济犯罪防控的定义、内容和体系，而且对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性意见和方案。（1）对首要分子可按该集团或共同犯罪的全部犯罪罪行或数额进行处罚，至于是否直接参与或次要参与则有所不问；（2）对首要的犯罪分子以外的主犯可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罪行或数额处罚，那些确实没有参与或或组织、指挥的不计其数。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2

关键词经济犯罪 死刑 犯罪量刑

2009年12月18日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很多人流露出对吴英的同情，普遍认为判决过重。而相对于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被告人屡屡免于一死，使老百姓更多的觉得司法不公，贪污犯罪不会被判处死刑的错误认识。在“涉民”与“涉官”两类不同经济犯罪量刑上的差异，会使老百姓认为司法存在腐败，会降低法律的公信力和法律权威。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权，古代遵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今却是杀人赔钱、欠债抵命。一个年轻的生命唯有一死才能抵消她所犯下的错误吗?吴英的主观恶性真的达到唯独只有通过刑罚消灭一个年轻的生命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吗?从吴英的个案中能映射出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一些共性，会使我们再次思考经济犯罪是否应该适用死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废除死刑的行列中来，而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采取各种方式限制和减少死刑。印度刑法只有7个条文规定死刑，日本刑法死罪只有18种，韩国刑法典中死刑只有17种，美国的死刑罪名如果不重复计算，数量不过9种，我国涉及死刑的罪名有68个，遍及刑法分则10章中的9章之中，据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刑法中有83.6﹪的死刑被分配给了非生命犯罪，而只有16.4﹪的分配给了生命犯罪。

一、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概述

经济犯罪既包括刑法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典型的经济犯罪，也包括第5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财产犯罪，还应当包括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性犯罪。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典型的经济秩序犯罪共有16个死刑罪名，这些罪名分别是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就经济犯罪而言，现在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大都认为不应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呼吁取消纯粹经济犯罪的死刑。现行刑法分则第三章设置了16个可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在其他国家是很少或几乎没有的。“我国现行刑法上规定的挂有死刑的犯罪范围客观说是比较宽泛的，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中也是极其鲜见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非暴力犯罪尤其是对经济犯罪等设置死刑，明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相冲突。因此，减少死刑适用的罪名数量是从立法层面减少死刑适用的最好的一个途径。在刑法所确定的68个死刑罪名中，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在经济类犯罪中废除死刑，经济犯罪在现阶段限制并废除死刑也是最具可行性的。废止经济犯罪中的死刑，也易为公众接受，不至于引起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二、经济犯罪不能适用死刑的原因分析

首先，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公正性。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经济犯罪的各个方面分析，怎么也够不上罪该致死。经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上都是基于贪利的动机，主观恶性明显低于暴力性犯罪;从行为的客观方面，主要是违反国家经济行政法规、金融法规，实施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或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以及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等行为，客观危害性也明显小于暴力性犯罪。著名刑法学者高铭暄老师认为:如果国家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为代价，将死刑适用于过多的犯罪，必然无形中诱导出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社会理念，这显然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愿意看到的。人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不具有对等性，国家无权要求仅损害了财产权的罪犯以死作为赎罪的方式或作为单纯的警戒他人的手段。

其次，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目的。经济犯罪的成因决定了对经济犯罪不应适用死刑。经济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犯罪人本身的贪利动机，但复杂的社会原因、管理体制、监管制度等方面的漏洞也是经济犯罪多发的原因，把这些社会原因起一部分作用导致的结果完全承受给犯罪人是不公平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管理机制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转嫁了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根据死刑的刑罚等价值观念及经济犯罪的具体危害程度，对经济犯罪适用无期徒刑能够基本体现罪行适应原则的话;如果实践已经证明，死刑对经济犯罪的作用甚微，而积极采取其他经济、政治、法律等措施更能遏制经济犯罪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死刑对经济犯罪来说便是一种毫无必要的刑罚了。”从实证的角度看，对经济犯罪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何等无效!死刑不能预防和抗制经济犯罪的发生。在预防经济型犯罪中最主要的还是完善各种社会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堵塞漏洞、清除腐败等，这才是治理经济犯罪的出路。我们不能拿死刑作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安抚手段，也更不能指望对犯罪人施以极刑的方式来预防和消灭财产犯罪，而是要通过社会的综合治理来将该种犯罪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水平。

第三，经济犯罪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远低于人的生命价值。我国刑法中关于对非生命犯罪规定死刑，不符合生命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的目标。如果说犯罪人因为剥夺他人生命而按照报应观念理论偿命还能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对大量非生命犯罪适用死刑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从现代意义上讲，刑罚的报应性主要包含了三层意思:即对什么样的人适用，所适用的刑罚应该多重，刑罚是否正当。其中，刑罚的正当性，不仅要求有罪必罚，罚当其罪，而且要求罪刑等价，讲究刑罚的效用。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他无论如何不能与经济犯罪的数额进行等价交换，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能做到罪刑相当，不符合以罪行等价为基础的现代报应观念，缺乏适用死刑的报应性正当根据。中国刑法中关于对非生命犯罪规定死刑不符合生命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的目标。

第四，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联合国的报告显示，目前有112个国家已从法律上和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只有83个国家仍然保留着死刑。在国际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重要原则。所谓死刑不引渡，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认为被请求引渡人在引渡后可能被处以死刑时，不予引渡。对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而言，死刑不引渡已成为其国内引渡立法及对外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中的一项刚性条款。在国内法中，对经济犯罪未废除死刑会阻碍我国对外引渡的合作。虽然可以通过外交照会，向对方承诺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但这一方面要看对方是否认可我方的承诺;另一方面，会造成我国经济犯罪量刑不一，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700多亿元人民币。大量经济犯罪分子携带巨款逃亡国外，按照我国法律，很多都应该被判处死刑。发达国家死刑不引渡成为他们的避难的首选场所，而且导致大量资金外流。在国内法中废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后，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犯罪的死刑障碍将会得以彻底解决，也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增加对方对我国的信任，必将有力推动引渡条约的缔结和引渡合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背了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刑罚轻缓化是国际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废除或大量限制死刑是刑罚轻缓化的显著标志。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而经济犯罪无论多么严重，并不属于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为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在1998年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明确倡导废除死刑，对于一些死刑保留的国家，《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所谓“最严重的罪行”，按照《关于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所规的标准是指“有致死或者其他极其严重之后果的故意犯罪”。对大量非生命犯罪规定适用死刑，违背了国际人权文件的精神。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中，只有中国，美国，日本等还保留死刑，但美国在受到欧洲人权言论的压力下，每年在执行死刑的数量上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而日本自从70年代以来，除了1988年，每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都在10人之内平均每年不到4.2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死刑仅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经济犯罪等不涉及暴力的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公约的一致立场。作为公约的缔约国，顺应国际社会的趋势，我国应尽早对经济犯罪废除适用死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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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经济学原理篇3

倘若将经济刑法作为一门科学来加以研究，也必然有赖于一些基本范畴的支撑，经济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就是主体思维对经济刑法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经济刑法科学作为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刑法学与经济学相联接的一个边缘学科，其基本范畴应包括：经济、经济犯罪、经济刑法等。深入探讨和研究这些基本范畴及其相互联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经济刑法科学体系之网的重要纽结和主要经络。

一 、 经济

在研究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之前，不能不首先关注什么是“经济”，并弄清经济的内涵。这有助于界定和理解经济犯罪的范围。

“经济”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公元前430－355）所著《经济论》一书，它被用于概括奴隶主的家庭管理。其后，古希腊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学》也认为，“经济”是研究家务，即奴隶主经济问题。[1] 我国古汉语中的“经济”一词，通常是指“经邦济世”、“经国济民”，含有治理国家和国计民生之意。现代经济学上“经济”主要是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2]

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过程，即人类不断将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转变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过程。生产与再生产总是不断进行的，所以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3]

生产，是利用资源直接生产出产品与劳务的过程。就这一过程而言，国家法律所关注的问题可能涉及：生产者的资质合格性，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正常的生产秩序，生产者的劳动安全保护，作为生产成果的产品和劳务的质量，以及生产过程对环境状况的影响等。而刑法所关注的则主要是不合格产品对社会的危害，以及生产者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破坏。

分配，包括生产资源的分配和生产成果的分配。生产资源的分配是在生产开始前进行的，包括生产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和在不同产品或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生产成果的分配是生产后的分配，它是由生产资源的分配所决定的。不论是生产前的资源分配，还是生产后的成果分配，其根源都是由于社会财富的有限性-稀缺的存在。正因为生产资源和可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的稀缺，才产生分配问题。稀缺决定人们不能免费取用，而必须通过法律或者其他机制，尽可能实现资源成果的合理分配。[4] 因此，就分配过程而言，国家法律所关心的是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社会分配不公，既可能是一些犯罪的结果，更可能成为另一些犯罪的原因。所以，刑法最为关注的分配问题，则是禁止对生产资源和生产成果的非法占有和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交换，也包括生产前的生产资源交换和生产后的生产成果交换。这两种交换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满足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需要。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在交换过程中最朴素的表现形式。法律鼓励平等互利，保护诚实信用，禁止强迫交易与经济欺诈。那些严重违反法律的危害较大的各种非法交易行为，就可能受到刑法的制裁。

消费，在广义上同样包括对生产资源的消费和对生产成果的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5]

资源稀缺与消费需求的矛盾决定了消费的选择性。生产资源的消费水平影响着生产成果的消费水平，而人们对生产成果的消费选择反过来又制约着生产资源的消费选择。人类对物质文化方面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因此，法律必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自由，这对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经济学上的含义之外，“经济”一词 在社会生活中还被赋予广泛的不同层面上的含义。譬如，节省与精打细算；家庭和个人生活用度；用较少的人力、物力、时间获得较大的成果；国计民生；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部门和经济管理等。

“经济”所具有的如此宽泛的含义，使得刑法学界和犯罪学界很难对经济犯罪作出一个统一的和精确的定义。

二 、 经济犯罪

关于“经济犯罪”（Economic Crime）一词 的起源，在中外学界迄今尚无确切的考证。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认为，1872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预防与抗制犯罪的国际会议上，英国学者希尔（E.C.Hill）以“犯罪的资本家”（Criminal Capitalists）为题作演讲，首先道出经济犯罪的重要性。[6] 1939年美国犯罪社会学家苏瑟兰（H.E.Sutherland）在美国社会学会年会上作关于白领犯罪的讲演，并于次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inality）一文通常被认为是引起犯罪学界对经济犯罪问题给予重视的早期研究。[7] 苏瑟兰认为，“白领犯罪大体上可以定义为体面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8] 无论是“资本家犯罪”还是“白领犯罪”，虽然都涉及某些经济犯罪，但他们主要从特定犯罪主体的职业活动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并未直接引出“经济犯罪”的概念。“资本家犯罪”和“白领犯罪”的概念，与“经济犯罪”的概念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

1932年德国法学家林德曼（K.Lindeman）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针对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而违犯的可罚性的行为。[9] 这一般被认为是从犯罪客体的角度对经济犯罪所下的早期定义。

在英美法系国家，经济犯罪通常被认为Business Crime或者 Commercial Crime，直译为“商业犯罪”。例如，在英联邦秘书部设有一个“英联邦商业犯罪处”（Commonwealth Commercial Crime Unit），该处是应英联邦法律部部长们的要求于1981年成立的。其宗旨是在英联邦成员国防治商业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的活动中起协调和帮助作用。同样是“商业犯罪”的意思，但Business Crime 似乎与Commercial Crime 仍有着细微的区别，前者的含义更复杂，范围也可能更广泛。就“Business” 一词而言，其法律含义是指“为获取财富或谋生而从事的职业、行业、专业或者商业的活动”。[10] 在美国，Business Crime可以包括税收诈欺、 取财诈欺、银行诈欺、保险诈欺、破产诈欺、侵害消费者利益、违反反垄断法的犯罪、侵害投资者利益、侵害雇员利益包括其健康与安全，以及危害公共卫生与安全的犯罪，包括非法污染环境的犯罪和食品药品方面的犯罪等。因此，有些学者主张把Business Crime 意译为“经济犯罪”。[11] 但是，经济犯罪的英文直译为“Economic Crime”，在美国也被广泛地使用。例如，美国有一个防治经济犯罪计划（The Economic Crime Project），简称ECP，它是由美国“全国地区检察官协会”与“贝托人类事务研究中心”于1973年联合创立的。ECP全国协调总部最初设于华盛顿特区，后移至芝加哥。各地方的“防治经济犯罪处”（简称ECU）设于县检察官办公室或大城市特区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调查某些经济罪案。ECU立案调查的标准通常是：（1）有关行为明显构成经济犯罪；（2）涉及较多被害人的经济罪案；（3）有关非法经济活动显露出在地方社区蔓延的倾向；（4）相当复杂和难度较大的经济罪案；（5）数额较大的经济罪案。这些经济罪案主要涉及商业、能源、医疗、卫生、福利、住宅项目、不动产、建筑业、土地等方面的诈欺犯罪。

究竟何谓经济犯罪，经济犯罪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经济犯罪包括哪些范围，中外法学家迄今均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前苏联刑法教科书认为：“使社会主义经济的任何一方面蒙受损失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苏维埃刑事立法中，就叫做经济上的犯罪。”[12] 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经济犯罪是指意图谋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交往与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滥用经济秩序赖以为存的诚实信用原则，违犯所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经济活动之有关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经济活动与干扰经济生活秩序，甚至于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13] 198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中德经济犯罪研讨会”上，德国刑法学者汉斯。施奈德教授认为，经济犯罪确定一个统一的概念是极其困难的。但明确经济犯罪的下列基本特征是很重要的：（1）该不法行为违反了某一经济刑法；（2）该犯罪行为侵犯或者威胁了整个经济秩序，或这种经济秩序的一个或几个部分；（3）经济犯罪主要的不是直接针对个人利益，而是针对一些经济部门或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即经济犯罪损害和威胁的主要是受法律保护的“超个人的利益”；（4）社会上大多数人对经济犯罪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5）经济犯罪可以造成物质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无形的危害；（6）对信任和权力的滥用。[14] 可以看出，施奈德教授的上述观点，是对林德曼关于经济犯罪之见解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法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重视对经济犯罪问题的研究。这是与我国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与此相伴随而来的经济犯罪现象的增多相适应的。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同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这可以被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犯罪问题研究的法律上、政策上的动因。虽然在上述《决定》中出现了“经济犯罪”一词，但迄今我国立法上对什么是经济犯罪，以及经济犯罪包括哪些具体罪名，仍未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经济犯罪”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还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它是学者们出于一定的研究目的，和为了研究便利，对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与经济有关的某些犯罪的一种类称。由于没有特定的法律定义的约束，学者们对于经济犯罪概念和范围的认识，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经济犯罪就是在经济领域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15]

（二）“一切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都是经济犯罪。”[16]

（三）“经济犯罪，乃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规定的经济活动的有关法规，足以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与干扰经济生活秩序的行为”。[17] 此观点与林山田教授的观点十分接近。

（四）“经济犯罪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在从事非法的商品经济活动中，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因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18]

（五）“凡是违反经济法规，破坏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对外贸易管理、市场管理和财政、税收、金融与经济秩序，侵犯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和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破坏国家机关、经济部门之正常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有关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都是经济犯罪。”[19] 此观点试图详细无遗地概述经济犯罪的内涵。

（六）“经济犯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经济、行政法规，危害国家经济秩序的一种犯罪”。[20]

（七）“经济犯罪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在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及其管理过程中，故意违反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21]

（八）“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22]

（九）“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违犯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23]

（十）“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运行领域中或者职务活动中，为谋取不法经济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24]

可以说，在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研究领域，似乎从来还没有哪一个概念，像经济犯罪的概念一样，有着如此众多的不同见解。这种众说纷纭的学术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对经济犯罪问题作为新时期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正进入一个趋于繁荣的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经济刑法学的研究尚未进入成熟期。经济犯罪的概念作为经济刑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迄今缺乏一个统一的科学定义。这必然影响到形成统一的完整的经济刑法学的科学体系。此外，“经济”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而广泛的含义，也是导致对“经济犯罪”产生众多不同见解的原因。

虽然学者们对经济犯罪的概念存在许多不同认识，但当我们对这些不同观念作比较和归纳之后，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对于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下列某些特征都有着较为趋同的认识：

（一）为谋取不法利益。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人通常都具有谋取不法利益的目的。经济犯罪所具有的这一似乎无可争议的基本特征，其实有两个问题仍值得研究。其一，该不法利益是否都是经济利益？在通常情况下，经济犯罪的行为人所追求的利益都是金钱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即经济利益。但可能也有例外的情况。譬如，我国学者都认为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犯罪之列。贿赂犯罪包括行贿与受贿。受贿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自然属谋取不法经济利益，但行贿人所追求的不一定是经济利益，例如为官职而行贿，或者为逃避法律制裁而贿赂司法官员等，就不能说是在谋求经济利益。其二，经济犯罪是否都是故意犯罪？一般来说，既然经济犯罪的行为人具有谋取不法利益的目的，那么，其只能是一种故意犯罪，而不能由过失构成。但是，根据现行立法例看，也可能存在例外情况。譬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公认为属于典型的一类经济犯罪，尚未见学者指出过例外的情况。但是，该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规定的“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以及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都可由过失构成。

（二）违反经济法规（或称经济管理法规、经济行政法规）。一般情况下，任何一种经济犯罪都会相应地违犯有关的经济法规。例如，走私违反海关法，偷税违反税收征管法，金融犯罪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等。这一特征可将经济犯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的犯罪区别开来。例如，盗窃、诈骗，抢劫，抢夺，敲诈勒索，贩卖淫秽物品，等犯罪，就不存在违反经济法规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协调上和难易程度上等原因而造成有关经济犯罪的规定先于某种相关的经济法规出台的情况也曾有之。譬如，1997年在《证券法》草案尚未成熟，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而在新刑法中先行规定“内幕交易罪”、“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方面的犯罪，即为实例。同样，在期货交易法尚未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先行通过《刑法修正案》，增加有关期货犯罪的规定，以应司法急需，也是迫不得已。但这种立法脱节现象毕竟是暂时性 的，它将随着法制的逐步建全而消失。

（三）侵害经济关系。何谓经济关系？恩格斯曾说过：“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5] 可见，经济关系主要是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26] 交换关系则是指人们在产品的买卖与互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应当指出的是，经济关系还应当包括消费关系。在过去计划经济或垄断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生产者主权”，使得某些行业和部门在市场短缺的情况下，可以左右产品供求和价格的形成。缺乏选择权的消费者的权益易被轻视，反映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消费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消费是社会经济即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消费领域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资源和生产成果的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源的消费本身就是生产活动，而产品的消费则与收入水平、利息率、金融资产、价格水平、产品质量、市场的发展变化、经济政策导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消费关系是经济关系中的应有之义。经济关系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任何经济犯罪，都是严重侵害一定的经济关系的行为。

（四）破坏经济秩序。秩序，即为条理、不混乱的状态。经济秩序包括生产秩序、分配秩序、交换秩序和消费秩序。经济秩序的维系，有赖于法律的规范、制度的调节和国家经济部门的管理活动。因此，经济秩序也常被称为经济管理秩序。一定的经济犯罪，均会造成对一定经济管理秩序的破坏。例如，公司、企业的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金融犯罪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涉税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等等。另外，从经济作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角度来看，生产伪劣产品等犯罪破坏了生产秩序。贪污、侵占、金融诈骗、偷税、骗税等犯罪，将属于国家、单位或者他人的财产非法占为已有，破坏了分配秩序。强迫交易等犯罪是对交换秩序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行贿受贿是以公共权力与金钱财物作私下交换，这种非法的肮脏交易也可以认为是对正常交换秩序的一种破坏。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既是对交换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消费秩序的破坏。

（五）发生在经济领域或者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犯罪总是发生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切犯罪都是经济犯罪。只有将上述诸项基本特征作为有机的统一体来认识，才能比较准确地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

我们认为，对于经济犯罪这样一个并非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作出一个精确的定义，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从刑法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一切破坏经济秩序，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经济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经济犯罪。如果综合上述各项特征更详细地描述经济犯罪的概念，那么，经济犯罪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经济法规，侵害社会经济关系，破坏经济秩序，危害较大，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定义在经济犯罪的个罪研究时，可能会出现极个别的例外情况，但它仍不失为准确地概括了经济犯罪的基本属性。

由于对经济犯罪的概念认识不一致，我国学界对于经济犯罪的范围，即包括哪些种类的犯罪，迄今亦无定论。各种观点归纳而言，大致有广狭二义和折衷之说。

（一）广义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经济犯罪应包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的规定）；侵犯财产的犯罪（刑法分则第五章的规定）；刑法规定的其他破坏经济的犯罪（如渎职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厂矿企业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各种经济行政法规中有关经济犯罪的规定。[27]

（二）狭义说。该观点认为，“经济犯罪的范围仅限于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8]

（三）折衷说。此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包括侵犯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构成的经济犯罪。具体分类为：1、营利型经济犯罪。指通过非法工商活动牟取暴利的犯罪。2、欺诈型经济犯罪。指不同于普通诈骗罪的经济诈骗犯罪（如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3、职务型经济犯罪。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4、伪造型经济犯罪。采取伪造、假冒手段而构成的经济犯罪，如伪造货币、有价证券、假冒商标等犯罪。5、破坏型经济犯罪。主要是指破坏自然资源之犯罪。[29]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4

［关 键 词］ 经济犯罪；死刑；不合理性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分析

目前，学界对经济犯罪的概念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大体分为三种不同观点：一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应当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和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其他犯罪三大类。二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主要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两大类。三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以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而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仅指刑法第三章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所以经济犯罪仅指刑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此外均不认为是经济犯罪。

二、我国现行刑法中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条文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颁布于1979年，并于1997年修订。刑法分则共350个条文，共设422个罪名，其中设置死刑的罪名76个，占总罪名数的18%。从经济犯罪来看，第三章共有92个条文，共设97个罪名，其中设置死刑的罪名高达16个，占经济犯罪罪名总数的近17%，占整个刑法可适用死刑罪名的21%，这两个比例与刑法分则的其他章节中所规定的死刑条款相比，应该是比较高的。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三、经济犯罪中死刑适用的不合理性分析

1.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轻重相适应，“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是该原则的内容之一。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来讲，“罪”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行为对社会经济造成损害，破坏经济秩序，“刑”即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是否仅仅由于经济犯罪分子实行了对经济利益侵害的“罪”，就可以对其判处剥夺生命之“刑”，二者之间是否是相当的，换句话说，人的生命是否可以等同于财产。笔者拟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角度，对“生命—财产”关系范畴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生存极大地依赖于个人仅有的极其有限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侵犯他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他人的生存条件。因此，在当时的“生命—财产”关系范畴中，财产居主导地位，财产的相对价值较大，而人的生命的相对价值较小，为维护他人的生存条件，就有必要对侵犯他人财产犯罪者处以剥夺生命的刑罚。所以，对财产或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

在近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因经济犯罪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害以致断人活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用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创造财富的能动作用日益增大，人的价值不断提高。各国普遍推行的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特征的自由经济，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促进了人的价值的全面增长，于是近现代“生命—财产”关系范畴表现为人的生命、人格尊严的相对价值越来越大，财产的相对价值越来越小。

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说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在历史上一段时期曾存在合理性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这种死刑的适用已经不符合社会的现实，因为现如今“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毛泽东语），人的生命早已不能和财产相等同。既然如此，对经济犯罪分子就不应当适用死刑，否则就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能得到人们所期望的效益，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一方面，经济犯罪的产生有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容易导致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商品经济条件下，私有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不惜冒着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危险而触犯刑法。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这种心理是产生经济犯罪的驱动力和内在原因。其次，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产生许多管理体制上的真空和漏洞，使经济领域中呈现暂时的失范、无序状态，这就在客观上为某些经济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某些人“浑水摸鱼”的犯罪心理。再次，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观念的变化，新的观念有可能与个人原有的观念产生冲突，并由此产生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是经济犯罪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动因，一旦具备犯罪其他相关条件，就会导致经济犯罪的产生。另一方面，经济犯罪分子普遍具有贪利性和侥幸心理。尽管经济犯罪分子对死刑也会有所忌惮，但他们出于对私人利益的贪欲，会理智地计算犯罪的利益得失。与传统犯罪的犯罪分子大都是低文化层次者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犯罪分子，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往往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工商经验，在犯罪前一般会作周密、详慎的计划，寻找最合适的机会着手犯罪。他们自信手段高明，犯罪后不会被发觉，因而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当这种贪利性和侥幸心理主导行为走向时，死刑的威慑效应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统计数据也表明，近年来，尽管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加大了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依法严惩了一批重大经济犯罪分子，但经济犯罪特别是重大经济犯罪的发案率始终居高不下。

3.经济犯罪的相对性决定了经济犯罪不宜适用死刑。经济犯罪的发生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随现代经济生活形态、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和非犯罪化。

所谓犯罪化是指立法者认为法律原来没有规定的犯罪现在却危害或将会危害社会，从而将该种行为纳入到刑法规范之中，使之非法化，置于由刑罚予以处理的地位。所谓非犯罪化是指立法者认为法律原来规定的犯罪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从而将该行为从刑法规范中排除出去，使之合法化或降为由行政措施予以处理的地位。因此，一种行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可以在经济犯罪与非犯罪之间变动的。另外，经济犯罪是一种法定犯罪，是完全依禁止性规范界定的，它不像故意杀人等自然犯罪一样依据社会一般道德伦理观念即可界定，这也决定了经济犯罪不具有自然犯罪的那种恒定性，而是易变的。法律，尤其是刑法应当具有稳定性，当客观条件决定经济犯罪必然缺乏稳定性，具有易变性，缺乏社会一般道德伦理评价的恒定性基础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就缺乏可靠性，就不应当适用死刑。

4.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九十个国家仍保留死刑，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即使规定死刑，也从来不适用或极少适用，即使适用，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对经济犯罪分子如此频繁地适用死刑。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罪名之多、频率之高，我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看，限制或废除死刑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还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均持否定态度。但国际社会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承认是否废除死刑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某些国际公约仍然承认死刑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但强调只有对“最严重的犯罪”，刑法才能规定死刑。根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即《保证面临死刑者的保护的保障措施》所界定的标准，“最严重的犯罪”实际上指的是最严重的暴力犯罪。由此理解，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等不涉及暴力的犯罪就不能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这也是世界各国和国家公约较为一致的看法。既然如此，我国对经济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就有悖于国际公约，为国际社会所不认可。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二）。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5

改革开放3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我国开始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先是由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过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5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刑法是保障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改革开放3年来,我国的刑事法律处于一个不断制定、修改和完善的发展过程。由79年刑法到一系列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再到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及其后的刑法修订案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79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区区的15条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政策。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也出现了。我国的刑事立法者审时度势,开始陆陆续续通过对刑法的补充修改,颁布了一些针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单行法规。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之时,这些单行法规已达1多个。[1]97年刑法修订,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修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条文从原来的15条增加到92条,并将涉及的有关市场经济犯罪的12个补充规定,几乎全部纳入到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97年刑法修订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制定了数个刑法修正案及5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6等刑法法律规范,许多内容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犯罪。意识支配行动,在刑事立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的外表下,潜藏着刑法观念的内在变革。刑法观念是人们对刑法的性质、功能、犯罪、刑罚、罪刑关系、刑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称。[2](P54)经济刑法观念则是人们关于经济犯罪、经济刑法的性质、功能、刑罚、罪刑关系、经济刑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刑法观的形成、变更和发展,最终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从刑法观的角度,改革开放3年来,既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3年,也是经济刑法观念得以确立、发展和不断深化的3年。

转变一:从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关键词:经济刑法

长期以来,对于刑法的功能,人们较为注重刑法的政治功能。政治功能观是刑事立法把打击重点或调整重心放在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犯罪上,偏重于对上层建筑的保护,强调司法机关的功能。[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大量的经济犯罪的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人们在注重刑法政治功能是同时开始注重刑法的经济功能,形成了刑法的经济功能观。所谓刑法的经济功能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刑事立法要突出对各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把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刑法的首要功能;二是司法机关要增强刑事执法工作中的经济意识,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作为刑事司法工作的中心任务。[2](P55)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单纯通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严重经济违法行为的蔓延及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时,适用经济刑法,借助刑罚特有的威慑力和强制性,既可以有效地恢复被各种经济违法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秩序,并维护通过法律手段所形成的新的市场经济秩序。[4]由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经济刑法观念形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刑法兴起及经济刑法学的出现。经济刑法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一个新的刑法分支。经济刑法,是指我国刑事法律根据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共财产所有权、加强廉正建设的需要,规定的什么行为是经济犯罪和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刑罚规范的总和。[5]经济犯罪就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犯国家经济法规,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6]经济刑法学是国内公认的刑法学的分支学科。目前,经济刑法学方面,国内已有多部著述问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兴良教授主编的5经济刑法学6、赵长青教授主编的5经济刑法学6等。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顾肖荣研究员主编的5经济刑法6是我国第一本以经济犯罪与刑法为研究对象的论丛。一些法学核心期刊如5政治与法律6等开设了经济刑法专栏,刊登经济刑法方面的研究文章。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刑法的健全和完善,以及刑法经济功能观的形成与发展。

转变二:从过度介入到适度调整,关键词:刑法谦抑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其处罚的范围与处罚的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刑法谦抑性原则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严厉性决定的。一方面,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由此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另一方面,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7](P132)我国传统法律是泛刑法化,本属于民事领域的许多社会关系,历史上也大都通过刑法的手段加以调整,刑民不分,严织刑事法网。[8]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以刑法手段过度介入了许多不应该用刑法调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违法行为。其实,刑法并不是万能的,它是一柄利弊兼有的双刃剑,正确运用刑法参与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能够通过惩治危害市场经济的犯罪活动,有力地保障良好公正的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反之滥用刑罚利器,将造成对正常经济活功的不当干预,压抑竞争自由和市场活力,妨碍科技进步,桎梏社会经济秩序正常有序的发展。[9]因此,刑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整必须适度;对具体犯罪的处刑,必须适度。刑法必须有限制、谨慎地使用,它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违法行为与违法者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1]

转变三:从重点保护到平等保护,关键词:非公经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性质企业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待遇迥然不同,即公有制经济受到重点保护,先保护国家、公共财产,然后保护集体财产,最后保护个人财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制定和适用刑法时,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平等的法治环境。[8](P133)改革开放以来,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逐步回归了科学理性的态度。1988年我国修改宪法,非公经济首次被认为是公有经济的补充。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修改宪法,非公经济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24年修改宪法,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刑法在保护其经济利益方面,不能因所有制经济不同而区别对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现行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利益的保护力度与对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还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两者的保护力度还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都需要予以逐步修订和完善。首先,在刑事立法的理念上,现行刑法在任务侧重上仍将公有制财产作为保护的重点。例如将大量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放在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这表明对这些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立法评价还仅仅局限于财产权范围之内,忽视了这些企业的市场属性,从而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规定不符。其次,在罪名的设置上,现行刑法也侧重于保护公有制经济。因侵犯的客体所有制不同,类似的行为被人为地划分为罪与非罪。如对非公有制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巨额利益的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而根据现行刑法第165条的规定,这些行为若发生在国有公司、企业就会规定为犯罪。此外,现行刑法中还规定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罪,造成破产、亏损罪,以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等犯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董事、经理等相关人员,而非国有公司、企业,如集体、私营企业中的经理等相关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按刑法的规定则不构成犯罪,依法不能受到应有的刑事追究。这种规定反映出立法片面强调对国有资产的突出保护,凸显了国有财产与非国有财产的不平等地位。再次,对侵犯公私财产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也存在着差别。纵观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利用职务便利进行侵占、挪用企业财产等犯罪行为的刑法处理方面,明显存在着重视保护公有制企业权益,而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轻视的状况。如以职务侵犯罪与贪污罪相比较,前者法定刑最高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后者法定刑最高为1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相比,前者法定刑最高刑为3年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法定最高刑是1年以上过无期徒刑。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公司企业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与行贿罪等。

转变四:从罪刑心定到罪刑法定,关键词:97刑法典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为了保护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便与那些法无明文规定的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79年刑法设立了投机倒把罪,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79年刑法还规定了类推制度,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了对生产流通、经济、金融等领域的犯罪作出明确的规定,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宽松的经济环境,对市场经济行为或打击或保护,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有力地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运行和健康地发展,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97年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和投机倒把罪,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我们称之为罪刑心定(也有称为罪刑擅断主义)。所谓罪刑心定,是指在97年刑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之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作法是,一个经济案件事实发生后,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时首先考虑的是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法律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再行考虑该行为刑法是否有明文规定,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或者归入投机倒把等口袋罪,或者实行类推处理。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至关重要。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能对之定罪处罚。因而我们称之为罪刑心定。罪刑法定原则确立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对于正确区分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时,要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法有明文规定但规定不明确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时不能机械地、仅仅从形式上去理解和适用刑法的罪刑规范,而应在形式合理性的范围内尽量从实质上去理解罪刑规范,以寻求实质的合理。[13]

转变五:从刀把子到人权保障,关键词:有利于被告原则

长期以来,国人在刑法的价值取向上,形象地将刑法称之为刀把子,即将刑法被当成了实行阶级、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刑法的手段在于刑罚;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维护统治秩序。[8](P131)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就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共同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12]实际上,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法并行不悖的两大任务。刑法第1条规定,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法第2条规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刑法的人权保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打击犯罪,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和司法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的权利,进而实现对一般人的权利保障。强化人权保障是社会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现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人权保障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3]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从经济上说,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调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是一种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正是人权观念立足的基础。[14]刑法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利于被告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原指刑事程序法中的疑罪从无,即证据不足时,应该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裁定和判决。在侦查阶段,应该及时撤销案件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改变强制措施等;在审查阶段,证据不足时,检察机关应该作出存疑不;在审判阶段,证据不足时,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判决,而不能疑罪从挂,更不能疑罪从有。实体刑法视野中的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适用刑法时,当出现刑法对某一情况无明文规定、规定模糊不清或规定相冲突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15]97年刑法典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中就包含人权保障的内容。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的理解,有两点论和一点论之争。两点论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包含两点:一是法律如果有明文规定的,就按照法律规定定罪或处罚;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定罪,不能处罚。一点论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只包含后面一点,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角度提出并发展的。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和给予处罚,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即使行为危害很大,也不能认定犯罪和给予处罚。[16]但不管是两点论还是一点论,罪刑法定原则都包含着人权保障的内容。实际上,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整个刑法典何尝不是如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打击犯罪的角度确,刑法是打击犯罪的依据和工具,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刑法又是人权保障宣言书。过去我们较多地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作用,而相对忽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应有的关注。

转变六:从重刑主义到宽严适度,关键词:宽严相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6

关键词：经济犯罪　资格刑　犯罪预防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www.133229.CoM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万国海．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7

    论文摘要经济犯罪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对经济犯罪完善配置资格刑不失为一剂良药。在我国资格刑对经济犯罪的适用极少,只有性质严重的贪污罪、受贿罪在判处死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8

论文摘要经济犯罪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对经济犯罪完善配置资格刑不失为一剂良药。在我国资格刑对经济犯罪的适用极少，只有性质严重的贪污罪、在判处死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