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故事范文
时间：2023-12-05 14:27:00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1
关键词：间接故意犯罪 犯罪未遂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出有意识地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的犯罪是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犯罪有无犯罪未遂？这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张。
一、间接故意犯罪与犯罪未遂的观点
1、外国法学家的观点
旧中国法学家曾介绍说，意大利刑法理论否认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而荷兰、挪威、德奥等国的法律解释则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日本刑法学者大场茂马、泉二新熊等以及旧中国法学家王觐等，也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苏联刑法理论基本上倾向于否定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其中，一些刑法教科书认为，受犯罪构成主观因素限制，间接故意犯罪逻辑上可能存在未遂，但在事实上很难确认，因此事实上只能对直接故意犯罪中的未遂加以惩罚。另一些专著专论则批评说，间接故意犯罪在实际上和逻辑上都不可能存在未遂。例如，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认为，在间接故意犯罪的场合，既然行为人不希望发生犯罪结果，那么“从逻辑上”看，他也就不可能去预备实施或企图实施犯罪。刑法学者库兹涅佐娃也曾明确指出，间接故意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不可能存在未遂。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看，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和现行的《苏俄刑法典》均以第15条第二款规定：“凡直接以犯罪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如果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进行到底，就是犯罪未遂。”这就从强调犯罪未遂必然存在犯罪目的的角度，否认了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苏联的司法解释更明确了这种观点，例如，1975年6月27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故意杀人案件审判实践的决议》中指出：“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第十五条的内容，杀人未遂只能存在于直接故意中。也就是说，当行为人的行为证明，也预见到会发生死亡，而且他也希望发生这种结果，只是由于不以犯罪人意志支配的原因，而没有产生致命结果时，才可能有杀人未遂。”
2、我国法律界的观点
我国刑法学在五十年代对此问题基本上未展开研讨。但当时也有个别刑法教科书曾提出了间接故意犯罪不可能存在犯罪未遂的观点并有所论证。《刑法》颁行以来，这个问题逐渐引起我国刑法理论界的关注。从发表的论著看，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见解，两种见解又都是从间接故意犯罪有无犯罪目的来论证它有无未遂的。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观点一般认为，间接故意并非一概有犯罪目的和未遂，在实施非违法犯罪的行为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间接故意犯罪无犯罪目的也无未遂；在实施某种违法犯罪行为而放任另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间接故意犯罪有犯罪目的的也有未遂，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所放任的结果，就是间接故意的犯罪目的，如果该目的未能实现，就是间接故意犯罪的未遂。例如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本来放任被害人的死亡，只是由于抢救及时才未死亡，就应认定行为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未遂。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即使实施合法行为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犯罪未遂。例如，开枪打兔子而放任旁边的小孩，一枪打去击中小孩但未中要害，小孩没死，这就应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不是伤害罪。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无未遂的观点认为，间接故意犯罪无犯罪目的因而也无未遂，因为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犯罪行为达到的危害结果，而间接故意是“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目的；由于某种原因间接故意对结果发生与否都无所谓，都在其放任的主观意思内，因此结果没发生时就不能说是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没有“得逞”，所以间接故意犯罪也就不存在未遂问题。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否定间接故意犯罪存在未遂的观点较占优势。
笔者也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没有未遂，但是认为从间接故意犯罪没有犯罪目的的来论证它没有未遂是不妥当的。间接故意犯罪之所以不存在未遂，是由其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的特点及犯罪未遂的主客观特征决定了的。
二、犯罪未遂的特征及其与间接故意犯罪的关系
1、犯罪未遂的特征
犯罪未遂主观特征的含义，是行为人造成特定的犯罪结果或完成特定犯罪行为的犯罪意志，因其意志以外原因的阻止而未能实现，这是未遂客观上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反映。间接故意犯罪主观要件的特点，并不表现为一定要造成特定犯罪结果的犯罪意志，即不是希望、追求特定结果的心理态度，而是表现为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放任”的心理态度，即听之任之，发生与否都可以的心理态度。这样，行为人所放任的危害结果未发生时，这种结局也就是行为人放任心理所包含的。放任心理由其所包含的客观结局的多样性和不固定性所决定，根本谈不上“得逞”与否；“得逞”与否只能与希望的心理相联，即只能与追求特定犯罪结果发生或特定犯罪行为完成的心理相联。可见，间接故意犯罪在主观上不符合犯罪未遂所具备的主观特征。
犯罪未遂的客观特征，就是着手实行犯罪后未齐备犯罪既遂的客观要件，具体看或为未造成特定的犯罪结果，或为未完成特定的犯罪行为，这是主观犯罪意图“未得逞”的客观表现。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观“放任”心理地的支配，而在客观方面不可能存在未齐备犯罪既遂客观要件的情况。以间接故意杀人为例，或死、或伤、或无任何实际危害结果，这些结局都是放任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在徒有行为而无任何实际危害结果的情况下，这种结局也符合其放任心理，因而不能把此结局视为故意杀人“未得逞”，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在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这种结局不是齐备了故意伤害罪的要件、而是未齐备故意杀人罪要件的未遂，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只能认定是齐备了故意伤害罪的要件而成立故意伤害罪；只有造成死亡时，才能够认定是齐备了故意杀人罪的要件而成立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
上述间接故意犯罪主客观特征的统一，决定了间接故意只能是造成了为刑法所惩罚的实际危害结果时，才能构成犯罪，危害结果符合什么罪的构成要件就成立什么罪。而不可能存在以不齐备特定犯罪客观要件为标志的“犯罪未遂”。
2、间接故意犯罪与犯罪未遂
对于理论上和实践中经常研讨的涉及间接故意犯罪有无未遂的案情，笔者认为，运用上述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都可以说明它们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其一，行为人为了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有意放任某种犯罪结果的发生。案例一：某甲持枪打猎，看到地上有只野鸡，但近处有一小孩在拔草，甲明知自己枪法不佳，若开枪有可能打死小孩，但他为了不放过这只野鸡，遂不顾小孩死活，开枪射击，结果未打中小孩或打伤了小孩。有的主张间接故意有未遂的论者，认为这时甲应负间接故意杀人罪未遂的责任。其二，行为人在实现某种犯罪意图时，放任了另一种犯罪结果的发生。案例二：财务人员某甲贪污了大量公款，他得知上级部门近期要来查账，遂决定放火烧毁财务室以灭迹。在预定放火的当夜，有一人睡在财务室里间值班。甲知道放火可能烧死值班人，但他因急于灭迹而对值班人的死活持放任态度，放火烧毁了财务室，值班人在火起时惊醒，跳窗逃了出来。有人主张，这种案件的行为人除应负贪污、放火的刑事责任外，还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其三，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伤害行为，而放任对方死亡结果的发生。案例三：被告人某丙在保外就医期间，身带尖刀外出游逛。在拦路抢走一顶军帽后，又遇见工人某丁。因丁看了他一眼，即喝令丁站住并斥问“看什么？”丁答：“我以为你在这儿住。”丙一面说：“谁在这儿住！”一面拔刀猛刺丁的腹部一刀，尔后扬长而去。丁身受重伤，被路人急送医院抢救无效，幸免于死。法院对丙以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处理。理论上也有造成对这类案件以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定性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上述三种案件里的行为人以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论罪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并不具有追求他人死亡这种唯一结果的心理态度，而是具有放任多种结局的心理态度。案例一和案例二里，行为人具有放任他人的死、伤、不死不伤三种结局的心理态度；案例三里，行为人具有放任他人死、伤两种结局的心理态度。从客观上看，在放任多种结果局的心理支配下的行为，不能笼统地讲就是杀害性质的行为，而要结果客观结局来确定其行为性质（例如案例一里，若根本未射中小孩，就不能讲开枪就是杀人行为）；而客观结果是未造成死亡，案例一和案例二里可能是也未造成任何伤害。如果认为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对上述案件以杀人未遂定罪，那就是无视行为人主观放任心理所包含内容的多样性结局，而人为地将之限制为单一的死亡结局，并以此种错误的主观要件来认定客观行为的性质，这样定性显然不符合间接故意案件的客观事实，有悖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要求。笔者认为，应该按实际危害结果解决上述案件的定罪问题。即在案例一里，造成死亡即定间接故意杀人；造成伤害即定间接故意伤害；未死未伤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案例二里，如果值班人未死未伤，行为人只对贪污、放火行为负刑事责任；如果造成值班人死亡或伤害，则同时又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或间接故意伤害，其放火行为构成的放火罪或毁坏财务罪与间接故意杀人或间接故意伤害是竞合关系，应从一重罪处断。在案例三里，仅造成伤害就定故意伤害罪；造成死亡就以间接故意杀人定罪。应当强调指出，我们主张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而按实际危害结果定罪，这决不是客观归罪，而恰恰是坚持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客观归罪是片面地甚至仅仅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而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罪过及有何罪过，因而它是主客观相脱离的；而在间接故意犯罪情况下，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对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都持放任态度，即都不违背其主观意愿，这样，客观上发生死亡结果就定故意杀人罪，发生伤害结果就定故意伤害罪，当然都是主客观相一致的。
三、司法实践中的理论运用
研究刑法理论问题必须注意到它与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密切关系。我国刑法理论界近几年才有人提出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出现与司法实践及有关立法紧密相联。具体讲，主要是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动辄行凶、捅一刀或打一棍遂扬长而去、不计后果的案件，其中有不少无法认定为希望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杀人，而确实是对死、伤结果抱着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客观上虽然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却造成了伤害甚至终生残废的严重后果，再考虑到犯罪动机、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手段等一系列情节，某社会危害性确实相当大而应予以严惩。但是如果结合行为人间接故意的心理和实际的伤害结果定罪，就只能定为故意伤害罪。按照刑法的规定，一般的故意伤害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有期徒刑，重伤害最高也只能判七年有期徒刑，这种刑罚幅度显然过轻，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这样，有些同志就试图通过把间接故意犯罪解释为有未遂的办法弥补立法以的这一缺陷，以便将上述危害很大的情况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适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幅度予以严惩，避免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时的量刑畸轻。应该承认，这种主张的着眼点，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刑罚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需要。但是，在发现立法不能适应司法实际需要时，不是科学地指出立法缺陷以促进法律的完善，而是背离我国刑法的基本原理，把间接故意犯罪解释为存在未遂以解决量刑的需要，这种态度和研究方法是不妥的。应该指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注意到了故意重伤害法定刑过低的缺陷，并在1983年9月2日颁行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决定》中对之作了必要的修改，提高了情节恶劣的故意重伤害的最高法定刑。这样，对情节恶劣的间接故意致人重伤案，认定为故意重伤害就完全可以解决罪刑相适应的需要。立法的这一重要修改，也使得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基本上失去了解决司法实际问题的实际价值。应当充分注意到立法修改对刑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由上可见，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不符合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和原理。进一步分析，这种主张的适用至少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两个弊端：首先是导致刑事责任不合理的扩大和加重。所谓扩大，是指会把本来不应为罪的未发生任何实际危害结果的间接故意认定为间接故意犯罪未遂而处以刑罚；所谓加重，是指会把本来应该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罚的间接故意犯罪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加重其刑罚。其次是会给司法实践中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人为地造成困难，并易于导致轻信口供。本来，没有造成任何法定危害后果的间接故意行为不为罪，造成伤害后果的间接故意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按照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前者要定为间接故意伤害未遂或杀人未遂，后者要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这样司法机关就难以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去证实行为人具有这种特定的犯罪故意及其行为具有这种特定犯罪的性质，就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根据被告人的口供定性，这样确定的案件就很难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
1、许鹏飞《比较刑法纲要》
2、王觐《中华刑法论》
3、（孟）孟德金《苏联法总论》
4、王觐《中华刑法论》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2
犯罪的主观要件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按照我国刑法第11、12和13条的规定，我国法律是不承认“客观归罪” 的。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即使给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其主观上没有罪过，即不具有故意或者过失，那就不能说他构成了犯罪。只有当一个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同时在其主观上又有罪过，才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我们认定犯罪的原则是：行为人危害社会的客观方面要件和主观方面要件的统一。因此，在办案中认真查清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十分重要的。
按照刑法规定租刑法理论，犯罪的主观要件包括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过失，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动机、还有刑法认识上的错误等。
现将犯罪的主观要件诸内容，分述于下：
一。犯罪的故意
刑法学上所说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在这种主观心理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就构成故意犯罪。依照法律规定故意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犯罪的故意，是讲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故意犯罪，是指在这种主观心理状态下实施的犯罪。犯罪故意和故意犯罪是有密切联系的两回事，不能混同。
根据我国刑法第11条的规定，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这两个特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故意犯罪。希望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是故意犯罪中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心理状态。在刑法理论上，称前者为直接故意，后者为间接故意。
（一）直接故意
犯罪的直接故意，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它有两个特征：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对这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抱着希望的态度。在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故意犯罪，都是由这种直接故意所构成。例如某甲与某乙有仇，一天甲乘乙不备，突然从背后对乙猛刺一刀，刺中心脏，造成乙死亡。就是直接故意构成的杀人罪。犯罪分子在犯罪时不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且还以自己的行为去追求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间接故意
犯罪的间接故意，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它也有两个特征：一是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对这种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所谓放任，就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例如，张某与李某打架吃了亏，决意报复，但张又明知自己打不过李，于是张想以烧毁李家一间草屋的方式“报仇”。一天晚上，张点燃了李家的这间草屋。张明知李母住在该草屋内，有可能会把李母烧死。但张置李母生死于不顾，将这间草屋烧毁，结果李母被烧死。张对李母的被烧死，就是犯了间接故意杀人罪。因为张某的目的在烧房报仇，并无杀害李母的犯罪意图，只是由于张报仇心切，对李母的可能被烧死，抱着一种放任态度：火起时她能逃出可免死，逃不出烧死就活该。总之，他的态度是听其自然，不顾李母的死活，虽无杀害的图谋，却对可能烧死人的结果不采取制止的措施。明知有害，放任不管这就是犯罪的间接故意。
在社会生活中，由间接故意构感的犯罪尽管为数不多，但是情节往往比较复杂。通常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
其一是，行为人在实施某种犯罪意图时，放任了另一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比如，前述张某放火报仇烧死李母的案例，就是这种情况。
其二是，行为人在实施某种非犯罪意图时，放任了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某知青农场有个青年不爱劳动，纪律性很差。一天，他受到同班知青批评后，就打起背包私自离场回家。没走多远，正好碰见本连连长。连长（系现役军人）问他背着背包到哪去。他答：“回家”。连长批评他“不能自由主义，擅自离场”。他说：“我有我的自由！你管不着！”便夺路而走。他在前边跑，连长在后边追。连长跑得慢，追不上。连长急了，命令他站住。他扬手说：“再见了！”连长喊道：“不站住，我开枪了！”他又回头说：“你敢，就打吧！”连长本欲鸣枪吓唬他一下，由于军人射击要对准目标的习惯动作，举手开枪，枪响人倒。待连长赶到跟前一看，该知青已被打死。该连长对其随便开枪可能造成打死人的危害结果，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造成该知青死亡的结果，是应当承担间接故意杀人的法律责任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对手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都有预见，但是两者之间都是有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预见的程度不同。
直接故意，行为人不仅可以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而且还可以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必然发生。比如，某甲用拳头猛击某乙的头部，他知道自己用力过猛有可能把某乙打死，但如某乙闪躲及时或反击有力，也可能打不死。这里某甲对其行为会造成某乙死亡的结果，只预见到它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某甲用匕首直刺某乙心脏，这时他对其行为会造成某乙死亡的结果，就不仅能预见到它的可能性，而且也可预见到它的必然性。因为任何人的心脏被刺穿都必然要死亡，某乙也决不会例外。这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预见的程度。
间接故意，行为人对其行为会危害社会的结果所能预见的程度，就与前述直接故意不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只能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而不能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必然发生。这就是说行为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对于其行为会造成的危害结果，究竟能否发生，还处在一种不肯定的状态中。只有可能性，没有必然性。因而间接故意，也称作可能故意。例如，甲、乙二人用汽枪在一所小学门前打麻雀。甲见一只小麻雀落在该小学大门坎上，瞄准欲打。乙阻止说：“不能打，别碰上了人”。甲答：“管他的，谁叫他这时出来！”随即扣机发射，正好这时有两个小学生追逐出门，其中一个小学生被甲打瞎了左眼。某甲对其射击行为会造成对他人伤害的结果，只是预见到它的可能发生，而不能预见其必然发生。因为这两个学生当时还未跑出来，甲不可能预见到这两个学生此时必然要出来，即使出来也不可能预见到必然会打瞎其眼。这在当时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2.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
直接故意，行为人希望其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常常抱着追求或积极争取的态度。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的犯罪，不仅主观恶性大，而且社会危害性也往往较大，在处刑上自然也要重一些。而间接故意，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只是抱着一种放任的态度，发生或者不发生，均漠不关心。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一般说来也相对的小些。在处刑上相对也要轻一些。当然，这里的大、小，轻、重要结合具体案件来分析。
二、犯罪的过失
刑法学上所说的犯罪的过失，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造成的犯罪，叫做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行
为人才负刑事责任。犯罪的过失与过失犯罪，也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的不同概念，不可混淆。
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的规定，依据行为人实施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犯罪的过失也分两种，即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或者叫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过失犯罪，有其前提和结果：前提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是应当预见也能够预见或者已经预见；结果是必须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无论哪一种过失犯罪，都必须具有上述前提和结果。缺乏上述前提或结果，便不能构成过失犯罪。
（一）疏忽大意的过失
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失，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疏忽大意的过失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是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以致发生了这种结果。比如，某火车站一位扳道员，有一天在上班时间同一位退休老工人在值班房外聚精会神地下棋，忘记了及时扳道岔，致使两列火车相撞，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该扳道员就犯了疏忽大意的过失罪，应负刑事责任。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成立，是以行为人应当预见也能够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就构不成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例如，某一汽车司机开一辆长途客车通过一个峡谷时，正好碰上山崩滚石将汽车撞翻，造成了严重伤亡。由于司机根本不可能预见到山崩的发生，因此他对其驾车过谷行为引起的危害后果不负刑事责任。
（二）过于自信的过失，也称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
所谓过于自信的过失，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由于他过于自信或者说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过于自信的过失也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是由于他过于自信或者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这种结果。构成过于自信过失罪的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特点。就是说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已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只是由于他过于自信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结果的发生，以致造成了危害社会的严重结果。例如，某地有位老司机开一辆大轿车接各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开会，途经一个渡口，按渡口管理规定，车内乘客必须下车，然后人、车分渡。由于开会时间快到了，车上的人都想赶快过河，司机以其经验丰富，要求人与车一起渡。渡口管理人员坚持按制度办事。该司机自称他有经验，公社书记们也说“信得过”这位老司机。管理人员仍不同意，管区党委书记也在车上，他出面作保，说“要是出了事我负责”。当车由岸上下达渡船时，由于载重量过大，再加上汽车由岸下河的冲力，渡船当即发生倾斜。这位司机来了个急刹车，车上的人统统惊起，倒向车的前部。渡船失去平衡，人车一起滑进急流。该车只有中间一道门，里面人挤外面水压使得门打不开。除司机从驾驶门逃出得救外，全车乘客被淹死。这个司机就应负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行为人犯罪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等四种不同情况。可归纳如下：
1.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造成危害后果的，为直接故意；
2.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虽不希望其发生，却又放任其发生的，为间接故意；
3.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因而造成危害结果的，为疏忽大意的过失；
4.已预见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不希望其发生，由于轻信能够避免致使危害结果发生的，为过于自信的过失。
上述这四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构成刑事犯罪的主观要件，也是他们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原因，即所谓罪过。不具有这些罪过的行为，即使其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危害结果，行为人也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国刑法第13条作了明确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意外事件”
[ZW（）刑法理论中的意外事件，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或者不能抗拒的原因引起的损害。[ZW]].与意外事件有关的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例如，某市干部一天晚上用煤油灯照明开会，开会中间灯没油了，有位干部找来当天新买的煤油直接给灯加油。当煤油倒出接近明火时，突然爆发一大火球，窜到与会议室相通的另一间房屋里，把正在那里学习的两位女同志烧死了。经化验鉴定，新买煤油里在油脂公司时已掺有汽油了。这位添油的干部事前既不能预见新买煤油里掺有汽油，爆发火球时也无力抗拒。所以，他不应对这两位女干部被烧死负刑事责任。这是因为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不仅没有预见，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预见又不能抗拒，就是说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任何罪过。按照构成犯罪必须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意外事件”正缺少了这个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因而也就构不成犯罪，行为人当然就不承担刑事责任。
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作为犯罪主观方面重要因素之一的犯罪目的和动机，在某些犯罪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在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抱有希望其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必然具有某种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对于某些特定的犯罪来讲，法律还把某种目的规定为构成该种犯罪的必备条件。比如反革命罪，我国刑法便根据反革命罪的固有特点，规定了它必须有“以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无此目的的犯罪都不属反革命罪。
为了正确适用刑法，刑事审判机关在办案中不仅要查明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主观上是否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对于直接故意犯罪人还必须查明其犯罪目的和动机。
（一）犯罪的目的
所谓犯罪的目的，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所期望达到的危害结果。比如，反革命分子实施反革命行为的目的，是意图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杀人犯实施杀人行为的目的，是意图使受害人死亡；盗窃犯罪的目的，在于意图把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等。
犯罪的目的，一方面直接反映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另一方面也决定着犯罪的性质。例如，“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目的，便决定了犯罪行为的反革命性质。就是在一般刑事犯罪中，有些罪名的确定和这种罪与那种罪的划分，也往往以犯罪目的的不同为依据。比如，故意杀人未遂罪与故意伤害（致死）罪，如若只从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看，那就难免在定罪上发生混淆。这两种罪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故意的内容不同，表现在各自的目的上的不同。这是因为故意杀人罪的目的，是行为人意图使受害人死亡，即使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把受害人杀死，那也是故意杀人，只不过是未遂罢了，不以受害人未死而改变他的杀人罪性质。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意图使受害人身体健康蒙受损伤，即使由于行为人失手，致使受害人死亡，那也只能
是故意伤害致死；而不能以受害人死了，就改变它故意伤害罪的性质。
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不存在犯罪目的问题。这是因为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中的行为人，都不期望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刑法中有关犯罪目的的规定，一般都是在有外表相似行为存在的情况下，为了严格区别犯罪与不犯罪、这种罪与那种罪的界限，才特意标明的。如刑法第168条规定的罪，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否则，打打扑克，消遣消遣，就不能认为是犯罪。反之，如果“以营利为目的”，打扑克也可以构成罪。大多数直接故意犯罪，刑法条文并没有明确标出其目的性，只要符合构成直接故意犯罪的一般条件，就可以认定。但在剖析其构成要件时，明确其犯罪目的，对正确定罪量刑是有益处的。
（二）犯罪的动机
犯罪的动机，是指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这种内心起因，是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推动力。
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目的，既有着密切联系，也有着原则区别。比如说故意杀人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可能是贪财、仇恨或等，它的犯罪目的，则是为了使受害人死亡。再如财产犯罪的目的，都在于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其动机，则可能是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聚敛财富，也可能是经济困难、生活所迫而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由此可以看出，犯罪的目的比较集中，可以借以区分不同犯罪；犯罪动机则更为复杂，一般说可以在同种犯罪中区分其情节，分辨主观恶性，量刑时区别对待。
如果我们在分辨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时，发生了混淆，则势必要造成定罪定性上的错误，量刑出现偏差。比如说特务分子，向敌特机关提供情报，领取特务经费，那就不能把他的索钱动机，误当作犯罪目的，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来处理；否则，就会造成定性上的原则错误，轻纵敌人。所以，对于犯罪的目的和犯罪的动机，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分清楚，防止差误。
四、刑法上的错误
所谓刑法上的错误，实际上是指刑法认识上的错误，它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和事实情况的错误理解。因此，它也是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刑法上的错误，就其性质而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法律上的错误；二是事实上的错误。研究刑法上的错误，主要是解决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和事实情况发生误解时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法律上的错误
所谓法律上的错误，就是指行为人在其主观上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不正确的理解。
行为的违法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行为不触犯刑法，自然不能视为犯罪。所以，构成犯罪的行为，都必然违反刑事法律。“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衡量行为是不是违法以及违什么法，它既不能以行为人的认识为准，也不能以司法人员的感觉为断，归根到底一断于法。行为人对其行为在法律上的性质有不正确的理解，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1.某种行为在刑法上并不认为是犯罪，而行为人由于误解法律而认为是犯罪。比如一对男女发生通奸关系，事后怕被人告发受处罚，主动向政府自首。这种行为是应予批评教育或受纪律处分的，但它并未触犯刑法，也就不构成犯罪，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2.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但实际上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例如农村有的人传宗接代封建思想严重，生了女婴就溺死，说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别人管不着，不以为是犯罪。
3.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定罪的性质和受刑罚轻重上有误解。例如罪犯李某妇女时，被该妇女咬破了嘴唇，他怕败露罪迹，又杀人灭口。一审法院以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李某以“非事先预谋”，诡称属“过失杀人”为理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要求免他一死。李某杀人，虽无预谋，但在被咬破嘴唇留下犯罪痕迹后起意灭口，显然有了杀人的故意，不是过失杀人。
（二）事实上的错误
所谓事实上的错误，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事实情况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也有三种不同情况：
1.行为人对其行为目标的错误认识。就行为人对被害人或者被侵害物的错误认识。比如，甲同乙有仇，甲于夜间守候在乙的屋旁伺机报复。当乙的客人丙于夜半出外小便时，被甲误当作乙打死了。这里甲虽对杀死丙有认识上的错误，但甲的行为已经具备故意杀人的一切要件，因此甲应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2.行为人对其犯罪手段的错误认识。这是指犯罪分子采用了不能发生危害后果的手段去实施犯罪。比如，某甲把碱面误当作砒霜，拿去毒害他的仇人某乙二家，应以故意杀人未遂论处。
3.行为的差误。这是指行为人在故意针对某一特定目标实施犯罪行为时，因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发生了意志外的危害结果。例如，某武装民兵同其生产队长有仇，年终分配时以队长不公平为由，举枪便打。队长早有戒心，迅速滑躺桌下，子弹恰好打中站在后面的队长的妹妹。这里武装民兵对生产队长犯了故意杀人 （未遂）罪；如果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他应当预见到有射中队长妹妹的可能，而却未预见，则对打死队长妹妹的行为定过失杀人罪，应按
故意杀人（未遂）罪和过失杀人罪合并论处；如果已经预见到有可能射中队长妹妹而取放任态度，则应定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杀人罪（未遂）合并论处。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3
关键词：污染环境犯罪 故意 过失 严格责任 定罪量刑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影响到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些年来环境保护领域日益受到全世界法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各国纷纷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针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1970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即《公害法》），率先以特别法的形式规定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的内容。1975年《德国刑法》第28章规定了污染环境的犯罪。[1]奥地利在1974年修正了刑法，增设了公害类犯罪的惩处。[2]我国为改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趋势也突出了以刑罚手段惩治污染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97年刑法典设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规定了五个污染环境类犯罪：（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38条）；（2）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339条）；（3）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339条第2款）；（4）环境监管失职罪（408条）；（5）走私固体废物罪（155条第3项）。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在污染环境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因为多数环境污染犯罪的危害结果并非及时性的，而且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复杂情况，司法实务中认定和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十分困难。各国环境刑事立法采取的严格责任、过错推定过失等变通原则，虽缓解了实务认定的困难，却受到刑法理论界普遍的质疑。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轻重意义重大，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外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对污染环境犯罪，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故意和过失是构成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过错，行为人的行为便失去了非难的基础，让其承担不利的刑事法律后果是不恰当的。个别国家也采用严格责任理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不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具备一定的危害行为或危害结果，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这一理论是随着现代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高度危险性的行业引起环境公害的事件日益增多，广大社会成员的福利因少数的营利行为常常被侵害，而引起公害的企业的主观过错难以被侦查机关、法院和公众所知晓，而由一些学者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原因上的复杂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证明的困难性而提出的。
（一）大陆法系各国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刑法理论要求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确定行为人有罪过的存在。故意和过失不仅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前提要件。然而，这种理论适用于环境犯罪，特别是于过失环境犯罪适用上遇到多方位的阻力与挑战。大陆法系各国对于环境犯罪主观要件的要求不尽相同。德国、日本、奥地利、瑞典诸国环境刑法均规定，行为人构成环境犯罪主观上必须具备故意或过失的要件，仅有违法事实不能构成刑罚的适用，即不适用无过失责任。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则认为，过失系构成环境污染的必要条件，无必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故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客观责任（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如法国农业法第434-1条及434-4条有关水污染犯罪规定，就是以实质犯罪或客观实体侵害行为事实作为建立客观责任的基础。在此问题上，行政机关与立法上的见解不同，前者趋向与客观的污染事实，即应构成刑罚适用的对象。而后者认为，犯罪行为的构成虽然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或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时，才构成犯罪。其司法实务上的见解亦同，但于法律上有特别规定时，得以无过失责任的事实犯视之，法国的这一作法在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3]
（二）英美法系各国
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成立是否以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条件存在有不同认识。美国《水污染管制法》S。309（C）（1）（2）规定，犯罪行为除非行政官署证明为故意或过失，否则不得为该法制裁的对象。美国部分学者强调，企业管理人公害污染的行为，无须有犯罪故意，只要有轻度的错误，即足为制裁的对象。英国在审理Alpgacell诉Woodward（本案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一案中，就采取客观主义，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以主张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逸刑事责任。[4]
二、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
(一)严格刑事责任理论
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以及为弥补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威吓和惩罚此类犯罪，有学者提出在采用过失责任制的同时还应考虑严格责任制，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承担其应负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严格责任是在近代刑法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采用，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归则方式的重大突破，对于惩治某些犯罪可能有着积极意义，但将其适用于环境污染的犯罪，对主体主观上无过错的污染行为认定为犯罪，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首先，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内在生命，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刑法第16条关于行为人无过错不是犯罪的规定，与我国适用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悖谬。 其次，严格责任在污染环境的犯罪适用中，会有失公正，如果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共同排污的后果，亦没有义务注意共同排污的后果，且他们的行为大多是获得许可后的行为，单纯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有失公正。其三，严格责任适用的环境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一些国家的无过失或严格环境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一些处以罚金的轻微危害行为，而在把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才宣布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中国，对于这一类主观过错不明或无罪过，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环境损害的行为，则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领域。其四，刑罚应该具有谦抑性，宽容性。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控制时，才能运用刑决的方法，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而扩大刑法的干预是可避免而无必要之选择。
刑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刑罚的适用既应针对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也应受制于刑罚目的。对主体缺乏罪过而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施以刑罚，实不足取。
（二）过错刑事责任理论
任何犯罪都是行为人基于一定的被刑法所否定的心理态度而实施的，通过犯罪行为的“中介作用”，得以转化为客观现实。没有否定的心理态度的支配，行为人与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便丧失了因果联系，行为人即不应当承担被责难的后果。[5]同样，脱离了对行为人心理态度的分析，我们将无从认定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搞不清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认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包括故意或过失。
三、对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想
（一）澄清一个有关问题
有人认为行为人故意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也是认定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而确认为故意犯，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行为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可能是出于故意，但不能把这种故意与造成环境污染结果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混谈。在我国刑法规定及刑法理论中，犯罪主观方面是以刑法对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否定性评价为特征的，其实质在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某种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该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即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可见，刑法所关注的是行为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结果的属性进而也就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行为的结果予以充分的关注，以避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行为人对其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反映了行为人对其行为危害环境的心态，进而说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对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本身所持的心理态度不能反映行为人主观心理上对于危害环境的心态，所以不能认为故意违反规定就是故意犯。所以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而不包括对危害行为本身所持的心理态度。
（二）对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应一分为二
在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往往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危害结果，一个是环境被污染的结果，一个是环境被污染后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有人以环境受到污染不象有形物遭受损害那样可以肉眼明断，而需依赖于第二个危害结果的发生来判断，进而否认将其分为两个危害结果。该观点进从现行刑法典的实然角度出发，似乎缺少对该问题应然性的思考。
对污染环境犯罪中这两个结果行为人所持的心理态度是存在差异的。对前一个结果，即环境被污染的结果，行为人通常存在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首先从认识特征上行为人对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明知，在意志特征上，行为人表现出放任污染环境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虽不是希望，不是积极的追求，但却在明知行为可能发生污染环境结果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通常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仍然决议实施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设法阻止环境污染的发生而是听之认之。
对后一个结果的发生，即环境被污染后又导致的结果，表现为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犯罪主体所持的心理态度是不同于前者的，通常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过于自信的过失。一种可能为行为人对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参伤亡的结果根本没有预见，虽对结果发生持排斥态度，却因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其他事物多数情况下为经济利益的追求，以致对人身、财产损失的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了疏忽大意，既没有履行预见义务又没有履行避免义务。另一种可能为，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发生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危害结果，尽到了预见的义务。但由于过高估计了环境容量及自净能力等客观条件，以为可以避免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过低估计了自己污染环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发生的可能程度，正是这一高一低轻信估计心理，支配着行为人实施错误的行为而造成了危害结果。
（三）根据主观方面的不同分段定罪量刑
由上述分析可见，将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单纯认定为故意或过失似乎有粗疏之嫌。而在过错责任理论背景下，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关涉到该类犯罪的定罪和刑事责任的正确追究，因此应当设计更为科学且能满足司法需要的做法。国外一些国家，如德国在其刑法典中（324条-330条a）对各种具体的污染环境犯罪均先规定故意犯该罪处何刑，然同条异款规定过失犯本罪处何刑。[6]又如日本刑法修正草案第15章“关于公众健康罪”中规定了对于故意犯罪者，可判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罚金）；过失犯罪者，或判处1年以下惩役或者20万元以下罚金。[7]上述规定。明示“过失”字样以避免分歧，各个种犯罪均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且故意犯刑罚重于过失犯，这种做法有利于司法实践值得借鉴。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虽具体分析却未考虑全面。笔者建议对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应根据污染环境行为主观方面的不同分段定罪量刑，对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的环境被污染的结果因其持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行为人应被认定为间接故意犯；而对环境污染后导致的财产和人身伤亡的结果，因其持的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心理行为人应被认定为过失犯。犯罪人应分别对两个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且前一刑罚应重于后一个刑罚。
对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这一尝试性设计是基于现行刑法对污染环境犯罪的一些规定造成学界和司法界理解分歧的情况，为更加便于发挥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对定罪量刑的界限功能和规格作用，同时使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更加充实全面。这一尝试与传统刑法理论产生一定冲突，但任何理论都是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的。我国的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理论也不应囿于一隅，而应不断探索，以使其更具有科学性，满足司法的需要。在此抛砖引玉，请各位老师指正。
参考书目：
（1）《环境犯罪司法适用问题解析》 王秀梅 《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公害法原理》 邱聪智 辅仁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程 395页
（3）《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研究》 杜澎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3月北京第一版 91页
（4）《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王秀梅 杜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第1版
（5）《试论我国刑法中的罪过》 刘志金 刘晓南 淮阴师范学院校报 1999年第2期
（6）《中德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比较》 唐世月 贺志军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年第2期
（7）《比较环境法》 肖剑鸣 中国检查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1版
（8）《刑法学》（修订版） 苏惠通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9）《环境刑事责任构成要件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发展综述》常纪文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年8月第4期
（10）《新刑法法典释义与应用》 赵秉志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1）《新刑法通释》 严军兴等主编 光明时报出版社 1997年版
（12）《刑法的修改与适用》 周道鸾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年版
（13）《刑法疏议》 陈兴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4
如何查明心理事实：证明犯罪故意的困难性
作为心理事实的犯罪故意。依照传统观点，犯罪故意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也就是说，犯罪故意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其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意识产生与存在的机理仍是科学研究无法攻克的堡垒。犯罪故意作为一种心理事实不可能做到直接认知和查明，也不可能通过实验和观察等心理科学方法来进行调查和认定。
直接证据的难题。这一难题在证明犯罪故意时特别突出。被告人供述是证明犯罪故意存在的唯一直接证据，但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也不能认定被告人存在犯罪故意；在出现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很难断定哪一次供述是被告人的真实心理；如果被告人坚决否认自己存在犯罪故意，那就意味着全案没有一项关于犯罪故意的直接证据。
显然，犯罪故意不可能依靠直接证据来直接证明。在没有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为孤证而无法证明犯罪故意时，只能运用间接证据来进行间接证明。而间接证据的特点，在于其不能单独直观地证明案件事实，由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据链，必然存在一定的缝隙或空白。对于这些缝隙或空白，应当运用“推定”这一逻辑思考方法来加以填补，以“推定”为桥梁，连接事件的原因与结果、行为与动机、现象与本质。因此，在运用间接证据证明犯罪故意时，推定是不可缺少的。
基于客观事实的推定：认定犯罪故意的重要途径
推定的含义之辨。如前所述，间接证明必然需要运用推定，推定是间接证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间接证明与推定是具有密切联系而不同的两个概念，因为推定只是间接证明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间接证据通常先证明一项成立的基础事实才能够经由推定得出证明结论。推定在理论上可以分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法律推定实际上就是拟制，是一种实体法规则，其适用过程不含逻辑推理，具有强制性。而事实推定需要依靠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本文所说的推定如无特别说明，都是指事实推定。
推定犯罪故意的理论可能性。从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主观意识来源于客观事物，并反作用于客观事物。在犯罪故意反作用于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与外界产生的信息交换或多或少总会留下一定痕迹，可以作事后检验，并反向推定犯罪故意的存在。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犯罪故意对于被告人来说是一种主观意识活动，但对于公安司法人员来说，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并非刑法处罚的对象，在这种主观心理态度支配下实施的危害行为，才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行为人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不是停留在其大脑中的纯主观思维活动，它必然要支配行为人客观的犯罪活动，这样就必定会通过行为人犯罪及与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前、犯罪行为时以及犯罪行为实施后的一系列外在的客观活动表现出来。”①在故意犯罪中，犯罪行为与犯罪故意具有共生性与共时性，只要查明犯罪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客观事实，在理论上就有可能推定出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犯罪故意的存在。
实体法的解构：犯罪故意各要素的推定
明知的推定。犯罪故意的要件之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里的明知是指对行为和结果的明知。无论是知道或应当知道，都可以从一定基础事实与被告人主观认识的相关性来进行推定：第一，行为的时间、地点。被告人有意识地选择在不正常的时间和地点实施特定行为，往往表明其对犯罪对象和行为的违法性质有所认知，亦即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场所或者销售单位收购木材的，视为被告人明知其收购的是盗窃、滥伐的林木。此类司法解释实际上承认了通过行为的时间、地点来推定明知的做法，其中包含的规则并不仅仅适用于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的案件，而是提示司法人员在类似情况下均应积极运用推定方法，是一种注意规定。第二，特殊的行为方法。行为的方式方法是被告人达成犯罪目的的重要条件，被告人费尽心机地设计、运用特殊的方法来实施行为，表明其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对象、后果等要素均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例如，按照《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用特制的设备或者运输工具走私货物、物品的，提供虚假的合同、发票、证明等商业单证委托他人办理通关手续的，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出口的应缴税额委托他人进出口业务的，均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因为这些特殊的行为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逃避海关监管，正常的进出口贸易不会采用这些方法，根据常理，可以推定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走私行为。第三，被告人在案发前后的表现。被告人的主观明知往往也反映在案发前后的反常表现上。一些被告人在作案前会准备特定工具、创造实施行为的条件，这些犯罪预备行为反映了被告人对实施犯罪的认知、谋划，是推定被告人明知自己行为性质的重要基础事实。多数被告人在作案后会想方设法毁灭、伪造证据，或隐匿、转移赃物，或携带赃物、赃款潜逃，以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法律追究。例如，运输的案件，被告人在有关部门检查其运输工具时神情紧张、举止失常，或被发现后企图逃跑等客观情况，一般可推定被告人明知其运输的物品中含有。第四，被告人的背景、经历。根据被告人的某些特殊背景、经历，如专业知识、家庭背景、籍贯、职业、社会关系等，也可以推定出被告人对特定情况的明知。尤其是被告人的前科等违法犯罪纪录，一般可以推定被告人明知特定行为的违法性质。例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曾因同一种走私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
希望的推定。希望是强烈追求目的实现的一种意志，与“明知”这一认识因素相比，“希望”等意志因素的主观性更强，更难以把握。第一，犯罪目的与动机。希望总是与一定的目的密切关联。此类犯罪目的始终与被告人内心中的希望相伴随，通过间接证据推定特定犯罪目的的存在，通常可以同时认定希望的存在。动机是促使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深层心理诱因。犯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但可以成为认定犯罪故意重要的基础事实依据。犯罪动机是比犯罪目的更深层的心理动因，比犯罪目的更能证明“希望”这一要素的存在以及“希望”的内容。第二，行为的形态或特征。根据行为的形态或特征来推定被告人的意图或希望，是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的共同经验和普遍做法。英美刑法在认定谋杀罪的“恶意”时通常认为：“被告人实施或进一步实施暴力犯罪、企图抗拒合法拘捕或者从法律监管中逃跑时杀人，就推定其有致人死亡或重伤的恶意。”②日本札幌高等法院院长石井一正法官在其著作中也明确说到：“杀人意图的有无，一般可以通过审查犯罪行为的形态（凶器的种类、形状、用法，创伤的部位、程度），犯罪行为的背景、经过、动机，被告人在犯罪行为时或行为后的言行等间接证据来进行认定。”③这些做法在我国刑事审判实务中同样得到广泛运用。根据犯罪行为的形态或特征来推定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可以说是司法活动普遍规律的一种总结。
放任的推定。第一，从认识的程度上看，过于自信的过失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只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而间接故意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是一种较为具体、现实的认识。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决定着认识的程度，也就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结果发生的概率高低。要区分这两种认识的程度，一般应以社会普通人的认识能力为标准，同时结合被告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水平以及案发时的周边环境来判断。通常情况下，被告人认识能力较高的，可推定其对结果发生所持的主观意志因素为放任，属于间接故意。第二，从意志的程度上看，过于自信的过失不但不希望结果发生，而且排斥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虽然并不积极追求结果的发生，但也不反对结果的发生。这种心态上的差异会外化为相应的客观行为：持过于自信的过失心理的被告人，在结果发生前往往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结果发生后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补救、排除措施，持间接故意心理的被告人则不会采取任何预防、补救措施，其只追求其行为的实施与完成，对结果的发生与否持“无所谓”的态度，由此可以推定其意志因素为放任。（作者为安阳工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②[英]约翰・史密斯，布莱恩・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89页。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5
近年来，如何界定我国刑法分则定个罪的罪过形式，已成为理论难题而引起研究者的认真关注。除罪、丢失枪支不报罪与违规发放贷款罪之外，引发争议的犯罪还有不少。[1]这些犯罪有三个特点：一是都是法定犯；二是均以具体危害结果的出现作为犯罪成立的客观要件；三是无法套用传统的故意理论，否则便会不当地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
传统的故意理论包含两个关键内容，即意志本位与结果本位。意志因素被认为是认定故意的决定性因素。[2]在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时，行为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关键是看行为人是否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此外，犯罪故意的成立并非由对行为的故意决定，而是取决于对危害结果的意志态度。危害结果被认为在行为诸要素中居于主要地位，这也是相关理论被称为结果标准说之原因所在。[3]自然，此处所谓的结果，指的是与行为相对而由行为所造成的具体犯罪结果，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法益侵害后果。在结果本位的理论体系中，危害结果既然是意欲的对象，自然也是认识的对象，并且认识内容实际上需要以危害结果为核心。说到底，传统的故意理论是一种以结果为核心要素的意欲论。
在此前的论文中，笔者曾对当前的罪过认定难题做过分析，认为症结在于传统故意理论的结果本位导向与当前影响刑事立法的行为本位思想存在抵悟之处。[4]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本文，并且实际上构成本文论证的起点。它意味着，罪过认定难题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而与刑法体系在风险社会经历的转型紧密相关。相应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也将超越具体个罪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在方法论上给本文以重要启示：当前的罪过认定难题表面上只牵涉特定的具体犯罪，但绝不应该就事论事，孤立、个别地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没有过多关注那些零散表达的有关特定个罪的罪过如何认定的论述，而选择从旨在总体上解决罪过认定难题的一般理论入手，通过分析较具学术影响力的学说，来引出本文的主题。
一、评析当前的主要理论
对如何认定如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犯罪的罪过的问题，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可分为四类：一是主张这些犯罪既可由故意也可由过失构成；二是通过将相关要素有条件地从故意的认识内容中予以排除，得出成立故意犯的结论；三是通过先计算事实上的罪过个数再区分主要罪过与次要罪过的方法，认定此类犯罪是故意犯；四是改造传统的故意认定标准本身，抛弃容认说的立场去论证此类犯罪属故意犯。下面择其重要学说或观点分别述之。
（一）复合罪过理论
在有关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个罪的论述中，不少学者赞同这样的观点，此类犯罪既可由故意也可由过失构成。总体来看，学者在提出观点时缺乏系统论证，且大多就个罪论个罪，而没有将之与一般的故意理论相联系。只有复合罪过理论是例外，它称得上是第一类解决方案中最为系统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基于此，以下的评述主要围绕复合罪过理论展开。尽管如此，下文的分析结论同样适用于第一类解决方案中的其他观点。
复合罪过是指同一罪名的犯罪心态既有故意（限间接故意）也有过失的罪过形式。[5] 该理论试图通过取消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轻信过失）之间的界限，来解决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定问题。需要指出，尽管作者以复合罪过形式为名而展开论证，但其指称的其实是某一犯罪既可能成立故意犯也可能成立过失犯的特殊现象，而不是与故意、过失相并列的第三种罪过形式。只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作者时常忘记这一点，而将之当作同时包含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具体罪过形式来使用。
不难发现，相关犯罪的罪过认定难题实际上涉及两个具体问题：(1)是否要求行为人对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具体危害结果有认识；(2)是否要求行为人对该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对于后者，复合罪过理论的回答是否定的。既然倡导对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不予区分，言下之意自然是说其中的意志要素无关紧要。就前一问题而言，复合罪过理论的态度则不太明朗。
倘若认为复合罪过形式只覆盖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即相当于英美刑法中的轻率（recklessness）或大陆刑法中的中间类型，则说明论者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轻率（或者说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同样要求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实质风险具有认知，它与故意均属有认识的罪过形式。问题在于，在作者用复合罪过理论所希望解决的那些特定犯罪中，完全可能存在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形。对此，与主流学说一样，复合罪过理论并没有予以解答。反过来，如果主张复合罪过形式不仅实际包括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而且包括疏忽过失，[6]则在是否要求行为人对具体的危害结果有认识的问题上，作者给出的其实是否定回答。既然疏忽过失足以构成罪过，行为人主观上便无需对结果具有认识，只要该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可。这样一来，倒是解答了相关犯罪的罪过形式问题，得出此类犯罪既可由直接故意与轻率（即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复合）也可由疏忽过失构成的结论。直接故意与轻率是比疏忽过失更为严重的罪过形式；从逻辑上讲，既然疏忽过失都能满足此类犯罪的主观要件，直接故意与轻率自然更能满足犯罪成立条件。对复合罪过形式做如此宽泛的解释，显然有其致命的缺陷。
首先，将过失与（间接）故意不予区分，从根本上违反刑法的基本原理。在现代刑法中，过失犯罪（尤其是疏忽过失）始终作为例外来处理。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认为一个具体犯罪既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此外，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相同，也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7]这种做法也缺乏经验的支持。即使是将轻率视为独立罪过形式的英美刑法，也要求将（疏忽）过失区别于轻率与故意。主张将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统合为中间类型的大陆法学者，基于责任主义的考虑，更不可能认同这样的做法。
其次，将过失与（间接）故意不予区分，会使对罪过形式的认定变得混乱。尽管论者声明，复合罪过形式大多存在于法定犯中，且只存在于以法定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或危险的实际存在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中；但究竟哪些犯罪应当适用复合罪过理论而哪些犯罪不应适用，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复合罪过理论本身无法划定适用的边界。由于缺乏明确的适用标准，分则中众多的犯罪都可能被解释可同时由间接故意、轻信过失与疏忽过失构成。这就使得罪过形式的认定变得任意，以致通常被认为是过失犯罪的事故类犯罪，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与消防责任事故罪等，[8]皆被解释为复合罪过的犯罪；而一般认为属于故意犯的，如非法行医罪，[9]则被认为也可以由过失甚至是疏忽过失构成。
（二）客观构成要素例外论
通过改变故意的认识范围，将相关要素从故意的认识内容中排除出去，从而得出仍然成立故意犯的结论，是第二类解决方案的特点。隶属此类方案的各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相关要素被认为是不同于一般客观构成要素的例外要素，因而不适用主观认识应受客观要件规制的原理。在为什么可以将之从故意的认识内容中排除的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根据论证理由的不同，这些观点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相关要素仍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只是例外地不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此类观点中，以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最具代表性。二是认为相关要素是外在于犯罪构成的客观因素，即它虽是影响犯罪成立的客观条件，但例外地不属于客观构成要件的范围。既然并非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自然不是行为人的认识内容。
1．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
对罪与丢失枪支不报罪之类的犯罪的罪过认定难题，张明楷教授提倡通过创设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来进行解决。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这样的现象，即某些属于犯罪构成内容的客观要件不需要存在与之相应的主观内容。它是论者受德日犯罪论中的客观处罚条件概念与主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启示，并结合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特点而自创的理论概念。就如何确定客观的超过要素而言，论者提供了具体的限定标准。[10]
在特定犯罪的成立是否要求对危害结果有认识的问题上，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给出的是清晰的否定回答。当然，所谓客观的超过要素其实并不全然客观，因为论者仍要求作为客观超过要素的结果要素具有预见可能性。这意味着，如果一般人处于行为人的位置可能预见到该危害结果，则构成犯罪；反之，倘若一般人也不可能预见，则将阻却犯罪的成立。由此而论，就该结果要素而言，论者其实是要求至少具有疏忽过失。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正式承认：在故意犯中，对某些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结果，行为人可以不必具有希望或放任的心态，甚至也不必具有明知，只要存在认识可能性即可。这种将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结果排除出认识内容的做法，已然背离传统故意理论的结果本位立场。
借助“原则一例外”的构建模式，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希望在维护以结果为核心的传统故意理论的基础上，有效解决当前某些犯罪所遭遇的罪过认定难题。只是，如何划定例外适用的标准与边界，始终困扰该理论问题。如学者所言，哪些结果需要行为人认识，哪些不需要认识，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甚至出现循环论证的局面。[11]从立法的表述来看，生产、销售劣药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等犯罪，与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作者以该理论来解决的那些犯罪完全相同，为什么这些犯罪被认为仍然应当适用传统的故意理论？此外，在以行为所造成的某种具体危险状态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即具体危险犯）中，比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是否也存在将具体危险解释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的余地？毕竟，危险状态也是一种具体的犯罪结果，就此而言，具体危险犯与以实际的侵害结果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并无本质区别。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行为人销售了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这些食品客观上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但行为人本人对此却缺乏认识，也不希望或放任这样的危险结果发生。
2.罪量要素说
基于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缺陷，陈兴良教授倡导“罪体一罪责一罪量”的犯罪构成体系。在其体系中，除讨论构成要件层面与责任层面的内容外，还需考虑罪量。罪量要件是数量条件，主要由数额和情节这两个因素构成，它具有限制犯罪成立范围的功能。在他看来，罪量是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而不是犯罪成立后的处罚问题。[12]换言之，在相关犯罪中，不具备罪量要素便不成立犯罪，而不是构成犯罪但不值得处罚。此类因素显然极为特殊，它们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客观构成要素，对其并不适用主观认识应受客观要件规制的原理。按陈教授的分析，丢失枪支不报罪和罪都是故意犯罪，两罪中所谓的“严重后果”与“重大损失”均系构成犯罪的情节，即罪量要素，而并非犯罪结果；对此情节，并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认识，或者持一种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只要是行为故意就可以。主观罪过不是根据罪量来确定，而是根据行为本身来确定。[13]
罪量要素说的作者并不满足将其理论仅适用于本文在引言处提及的特定犯罪，它被认为适用于任何以数额或情节上的量的程度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早在几年前，作者就明确主张，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罪与罪中的“重大损失”之类的要件是独立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和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而仅仅是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14]两相对照，可发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变化：(1)关于数额与情节等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位置。作者先前认为此类因素是独立于犯罪构成之外的客观要件，如今则主张应当将罪量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构成要件。(2)区别看待罪与罪中的“重大损失”。在罪中，“重大损失”被理解为罪量要素，而不是该罪的结果；在罪里则被解释为是一种结果。当然，与之前的观点相比，作者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即具体的危害结果被解释为罪量要素，它是成立犯罪的客观条件，但并非主观认识的内容。
在“罪体一罪责一罪量”体系里，罪量要素的地位实质上等同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客观处罚条件概念。一旦相关的要素被认为是罪量要素，便与主观认识内容无关；所以，既不要求对之具有明知或预见可能性，也不要求具备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只要行为人实施相关行为，即使他对作为罪量要素的情节或数额缺乏认识并且实际上也缺乏预见可能（即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此种理论所遭遇的最直接批评是，它与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并不相容。此外，将犯罪结果看作客观处罚条件，也被认为易引起非议：一是看轻了犯罪结果在确定违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在责任认定上存在漏洞。[15]
罪量要素说本质上使用的也是“原则一例外”模式，因而，与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一样，它也要面临类似的质疑。哪些结果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构成要素，而哪些则可以例外地被理解为罪量要素，缺乏确定的标准。究其根源，这样的质疑不仅牵涉到具体适用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也触及该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诚如黎宏教授所批评的，这种为了说明某些内容不是故意的认识对象而提倡客观处罚条件的做法，在方法论上存在一方面为了证明客观处罚条件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而将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另一方面又为了证明其不是构成要件内容而说其不是故意认识内容的循环论证的问题。[16]
（三）主要罪过说
主要罪过说由周光权教授提出。针对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定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先从“事实上”确定这些犯罪中的行为人究竟有多少个罪过；然后从“规范意义上”确定这些罪过中哪个是次要罪过，哪个是主要罪过，最终确定的主要罪过就是这些犯罪的罪过形式。在他看来，罪、丢失枪支不报罪、违规发放贷款罪等均属有数个罪过的犯罪，主要罪过是故意，次要罪过是过失，故可将其总体上定性为故意犯罪。[17]
主要罪过说承认一个犯罪可能存在两种罪过形式，但仍坚持一个犯罪只有一种罪过的基本立场。与传统的故意标准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再要求将故意的要求同时适用同一犯罪的所有客观构成要素，而是认为对其中的某些要素持非故意或非明知的心态不影响该罪的总体上的故意。就此而言，它与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与后者相比，主要罪过说更为大胆，它明确承认这种非故意（或非明知）的心态即是过失，由此而与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形成分野：主要罪过说承认存在双重罪过[18]的现象。
主要罪过说的作者显然并不认为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定难题可以单纯地通过限缩故意的认识范围而解决。相反，他坦承有必要调整传统的故意标准，而将矛头直接指向后者的结果本位的特点：对于犯罪故意的“知”（认识因素）和“欲”（意志因素）中的“欲”部分，不应当完全限定在对结果的发生上。[19]正是由于主要罪过说质疑的是传统故意标准本身，在适用范围的限定上，它也不同于前几种理论。除被论者用以解决特殊犯罪（包括本文引言处所提及的犯罪与交通肇事罪、重大环境污染罪等过失犯罪）的罪过认定之外，它还被用来解释结果加重犯与结合犯的罪过问题。
应当说，主要罪过说的作者对传统故意标准的结果本位的抨击是有节制的。他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主张意欲的对象应当由结果转向行为，而是要求根据个罪进行具体判断。自然，抨击的节制与否不代表相关主张与传统故意理论的背离程度大小。主要罪过说所颠覆的其实并不只是传统故意标准的一个角落，而是整个故意理论的根基。这一点或许为它的提出者所始料不及。表面看来，主要罪过说偏离的只是传统故意标准中的结果本位，而并未触及后者的意志本位的特性。在新近出版的教科书中，作者甚至还特别强调，在认识与意志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意志占主导地位，认识属辅助地位[20]但实际上，一旦结果本位的根基有所松动，意志因素在故意认定中的核心地位也必然受到影响。由司法的规律使然，行为人是否存在故意的判断，总是在其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并实现客观构成要件之后才进行。如果故意中意欲的内容被解释为行为决定或实现构成要件行为的决意，则在判断故意时，意欲的存在与否便成为无需考虑的问题。这样一来，认定故意的重心自然就完全落在了认识因素之上。所以，将意欲的对象由结果转向行为本身，将使意志要素在故意的认定中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最终也改变传统故意标准的意志本位特性。
（四）明知故犯论
与主要罪过说相同，第四类解决方案也试图通过改造故意标准去解决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定难题。只不过，前者的矛头对准的是传统故意标准中的结果本位，而后者批评的是传统故意标准中的意志本位，对容认说本身提出质疑。
容认说本质上属于意欲论的一种，它主要依赖意志因素来区分故意与过失。一旦故意的成立需要以对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具有预见并持希望或放任态度为条件，丢失枪支不报罪、罪等犯罪的罪过形式就会变得难以认定。此类犯罪中，“严重后果”或“重大损失”通常并非由行为人的行为直接造成，很难说行为人对其具有希望或放任的心态。为解决此间矛盾，黎宏教授对以意志要素为核心的容认说提出批评，主张以认识因素作为判断故意的标准。某种犯罪在主观上是要求故意还是过失，取决于行为人对行为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果是否具有认识和预见。在他看来，故意犯的本质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明知故犯；在过失犯的场合，则是行为人应当并且也能够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却没有预见到，属于不意误犯。[21]自然，在他的理论中，没有轻信过失的存在空间。
根据此种以认识因素为核心的故意论（可称之为明知故犯论），故意的成立，只要求行为人对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结果存在预见，而不要求行为人同时具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以丢失枪支不报罪为例，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不及时报告可能会造成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侵害，即使他并不追求或放任这样的侵害结果发生，也能满足本罪的故意要件。在明知故犯论的理论语境中，“严重后果”不是行为人的意志对象，但它也并非单纯限制本罪处罚范围的客观条件，而是“说明丢失枪支后不及时报告行为是否达到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程度，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标志”。[22]基于此，论者既不承认故意犯中存在外在于犯罪构成但属于犯罪成立条件的客观因素，也不承认有所谓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即属于客观构成要件但独立于行为人主观认识范围的客观要素。
明知故犯论坚守彻底的主客观相一致立场。在论者看来，这种一致性由行为人的认识而非意志因素来体现。故而，确定对相关要素是否存在明知，对于故意的成立至关重要。由于无需顾及对结果所持的意志态度，而只需考虑行为人对之是否具有明知，与传统的故意理论相比，明知故犯论易于对特定犯罪的罪过形式作出合乎自身逻辑的解释。就丢失枪支不报罪而言，本罪主体是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在丢失枪支后，一般说来难以认定行为人对枪落他人之手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任何认识。因而，明知故犯论能理所当然地得出该罪属于故意犯罪的结论。只要行为人对结果存在明知，即使他对结果的出现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也不影响故意的成立。相反，在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缺乏认识时，不管有无预见可能性，明知故犯论得出的一律是阻却故意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根据后者，只有证明行为人不仅对危害结果没有认识而且缺乏预见可能性，方阻却故意的成立；而依据明知故犯论，只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缺乏实际认知，便不能构成相应的故意犯罪。
二、故意认定标准的公式表达
前述四类解决方案均意在解决刑法定犯罪罪过形式的认定难题，采取的路径各有不同，但不乏共同之处。其一，它们共享一个不言而喻的设定，即对本文引言部分提及的相关犯罪，适用传统的故意理论将不当地限缩犯罪的成立范围。因此，几种主要理论都不约而同地坚持，成立这些犯罪不应要求行为人对具体的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其二，它们采取的进路迥异于传统的故意理论，易对整个故意理论乃至犯罪论体系构成冲击。其三，它们均具有使故意犯（或者说非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得以扩张的客观效果。
此部分中笔者将分析相关理论所主张的故意标准与传统标准之间的相异之处，探究这些理论对后者所造成的冲击及其预示的理论走向。就复合罪过理论而言，如果认为复合罪过是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复合，则表明作者试图放弃意志因素的要求，在故意标准上持的是与明知故犯论相类似的认识论立场。如果认为它同时也包含疏忽过失，且作者想要表达的只是某些犯罪既可由故意也可由过失构成的意见，则该理论其实绕开了罪过认定难题所包含的两个问题，并没有触及故意的认定标准。这意味着在后一种情形下，复合罪过理论并未对传统故意标准构成任何冲击；而只有在前种情形下，它才与此处论述的主题相关。基于前种情形的复合罪过理论在故意标准上的立场实际上与明知故犯论相同，故下文中笔者不再专门论述该理论，相应内容将直接被整合人对明知故犯论的分析之中。
无疑，要探究新的理论对传统故意理论造成怎样的冲击，首先应当明白地了解后者的特点与实质。在引言部分，笔者已对传统故意理论的意志本位与结果本位的特点做过论述。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传统故意理论所采纳的分析模式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
为便于分析，不妨将犯罪的客观构成要素分为三类：行为要素、情状要素与结果要素。其中，结果要素是指作为既遂条件或犯罪客观要件的具体危害结果；情状要素则是指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之外的其他客观构成要素，如行为对象、主体或时间、地点等其他法定事实。传统的故意理论采用的是整罪分析模式。具体来说，它主张对故意与过失作完整的理解，[23]所以同一犯罪不可能出现对行为出于故意而对结果出于过失的情况。根据整罪分析模式，故意犯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行为并存在相应的意志态度，在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况下，也要求其对之具有明知并持希望或放任的心态。此外，对行为与结果之外的其他情状要素，从理论逻辑来看，该分析模式也应当提出同样的要求。用公式表示便是：
公式1:[24]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故意＋对情状要素的故意[25]
根据公式1，成立犯罪故意，对行为、结果与情状要素都必须同时具备明知与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对任何客观要素一旦缺乏认识因素或意志因素二者之一，都将阻却故意的成立。不难发现，如果严格遵照公式1来完成对犯罪故意的认定，则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将极为狭窄。实际上，传统故意理论只坚持要求对行为与结果必须同时具备明知与相应的意志态度，对于附随因素则没有那么严格。故意的成立，并没有要求行为人既认识到情状要素的存在，又对它的存在持希望或放任心态。所以，公式1的情形其实并不常见，公式2才是传统上惯用的故意认定样式：
公式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故意＋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在公式2中，“对行为的故意”与“对结果的故意”的认定，仍要求同时具备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即明知与希望或放任的心态。对情状要素的存在，则只要求具备认识因素，即行为人只要具有明知即可。不过，一旦行为人对之缺乏明知，传统故意理论便会得出阻却故意的结论。所以，如何对“明知”做宽泛的界定，以设法扩张故意犯的成立范围，有时会成为理论与实务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程序技术，推定经常被用来达成这样的目的。
从类型学上看，明知一般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实际认识到事实的存在；二是正确地相信或认为相关事实存在。不过，在法律的语境中，有意地不去探知事实真相有时也被认定为具有明知。在英美刑法中，它被称为“有意的无视（willful blindness）”。行为人对某一事实缺乏实际的认知或正确的认识，但他有怀疑，为能够否定明知而蓄意地不去进行本来将导致其明知的询问，即构成有意的无视。[26]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仍可能被认定为具有明知。认定明知的方式通常是证明。显然，如果明知只能以证明的方式来认定，则由于对主观认识的证明困难，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尽管在实体上不会受到影响，但在具体适用中它会大受限制。既允许使用推定，则由于控方的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且被告人需承担部分证明责任，明知的认定变得相对容易。相应地，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在实践层面也将因此有所扩张。
通过调整明知的认定方式而设法拓宽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可谓最不伤筋动骨的保守疗法。但推定毕竟只是一种程序性技术，它无法在实体上影响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如果认为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在实体层面上过窄，则必定只能借助实体上的改变来达成目标。基于行为的自愿性原则的限制，对行为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并存要求，很难去触动。因为在没有认识或者缺乏意志的情形下所实施的行为，在刑法上通常被认为没有意义，甚至不被视为是行为人的行为。如此一来，便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向“对结果的故意”要求动刀，要么着手调整“对情状要素的明知”。如果选择修正“对结果的故意”，将其中的意志因素要求去掉，则作为传统惯用模式的公式2就会变形为：
公式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应该说，犯罪故意的认定不可能绝对地放弃意志因素。所以，许玉秀教授将认识论与意欲论之间的分歧，直接归纳为是主观意欲论与客观意欲论之间的对决。[27]这一点当属没有疑问，至少对行为要素而言是如此。倘若行为人只是认识到行为而没有相应的实施决意，便不可能存在刑法上有意义的客观行为，自然也不可能有成立故意犯的余地。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认识论，即不要求具备任何意志因素（包括行为决意）而纯粹依赖认识因素来判断故意的认识论。尽管认识论的支持者经常高调宣布放弃意志因素，但其所放弃的最多只是对结果或情状要素的意志要求，而无法放弃行为要素中的意志因素。[28]明知故犯论本质上属于认识论，自然也不可能彻底放弃意志因素。因而，包括它在内的认识论显然都应归入公式3的范围。
如前所述，“对行为的故意”部分中，无论是认识因素还是意志因素都很难去触动，有选择余地的只能是对结果要素与对情状要素。在“对结果的故意”与“对情状要素的故意”被修正为“对结果的明知”与“对情状要素的明知”之后，如果还想要进一步放松犯罪故意的成立要求，以便在实体上扩张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就只能针对其中的“明知”部分。通过放弃明知的要求，而降低为只要求预见可能性，公式3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公式4:
（1）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对情状要素的预见可能性
（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对情状要素的预见可能性
对公式1 、2 、3来说，每一次变形都只涉及一个变量，变化后自然只生成一种公式。公式3到公式4的变化中涉及两个变量，即“对结果的明知”与“对情状要素的明知”分别为“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与“对情状要素的预见可能性”所取代，相应地，变化后的公式经排列组合就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形式。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无疑属于公式4的范畴。预见可能性要求意味着，对相关要素行为人本来应当认识到，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究其实质，它代表的是（疏忽）过失的心态。据此，公式4可进一步改写为：
公式4-1：
(1）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过失＋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对情状要素的过失
(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过失＋对情状要素的过失
如此一来，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所适用的便是公式4-1。主要罪过说也应归入此类公式的范围。表面看来，主要罪过说中所谓的过失既包含轻信过失也包含疏忽过失，似乎难以用公式4—1来表示。考虑到疏忽过失在罪过程度上较轻信过失为轻，倘若疏忽过失便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罪过程度，轻信过失自然更能满足要求。这一推论遵循的是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它也适用于另一推论：就某一犯罪而言，如果对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出于过失仍可成立故意犯，则对相关要素持故意的心态当然更不可能不成立故意犯。与公式1—3所代表的故意样式相比，公式4系列所代表的变化不可谓不重大：犯罪故意的成立，不一定要求对相关的客观构成要素具有故意或明知，预见可能性或者说疏忽过失即足够。
倘若试图进一步放松故意成立的要求，便是允许对结果要素或对情状要素既不要求明知，也不要求具有疏忽过失。这意味着，在具备“对行为的故意”的同时，行为人对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不具有任何过错心理，也可能成立故意。如此一来，公式4-1系列中的三个公式便会演变成五个全新的公式。
公式5：
(1）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对情状要素的无过失
(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无过失＋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过失＋对情状要素的无过失
(4）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十对结果的无过失＋对情状要素的过失
(5）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无过失十对情状要素的无过失
根据罪量要素说，罪量因素是完全超出主观内容的客观条件。它与犯罪故意的成立无关，行为人既不需要主观上对之有认识，也不要求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根据其理论逻辑，至少是在罪量因素上，刑法被认为对行为人施加了严格责任。所以，罪量要素说无疑应当归人公式5所代表的故意样式。如果罪量因素涉及数额或情节，则适用公式5的第（1）子公式；若它涉及某种结果，则属于第（2）种情形。
三、犯罪故意谱系表及其说明
前述列举的六组公式，旨在涵盖犯罪故意认定中存在的所有可能情形。为使相关情形的内容显得清晰，同时也为便于对彼此间的差异及其意义展开说明，有必要制作一份包含所有公式的犯罪故意谱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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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罪过特性│成立范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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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 │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十对结果的故意十对 │单一罪过│1 │
│ │情状要素的故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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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 │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故意＋对 │单一罪过│2 │
│ │情状要素的明知 │ │ │
├────┼──────────────────────┼────┼──────┤
│公式3 │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对 │单一罪过│3 │
│ │情状要素的明知 │ │ │
├────┼──────────────────────┼────┼──────┤
│公式4 │(1）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预见可 │双重罪过│4 │
│ │能性十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 │ │
│ │(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 │ │ │
│ │对情状要素的预见可能性 │ │ │
│ │(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预见可 │ │ │
│ │能性＋对情状要素的预见可能性 │ │ │
├────┼──────────────────────┼────┼──────┤
│公式4-1 │(1）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过失＋ │双重罪过│4 │
│ │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 │ │
│ │(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 │ │ │
│ │对情状要素的过失 │ │ │
│ │(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十对结果的过失+ │ │ │
│ │对情状要素的过失 │ │ │
────┴──────────────────────┴────┴──────
───┬──────────────────────┬────┬─
│公式5 │(1）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明知+ │双重罪过│5 │
│ │对情状要素的无过失 │ │ │
│ │(2）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十对结果的无过失 │ │ │
│ │＋对情状要素的明知 │ │ │
│ │(3）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过失＋ │ │ │
│ │对情状要素的无过失 │ │ │
│ │(4）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十对结果的无过失 │ │ │
│ │＋对情状要素的过失 │ │ │
│ │(5）犯罪故意＝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无过失 │ │ │
│ │＋对情状要素的无过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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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表格中的相关术语做一下交待。所谓的“罪过特性”乃是根据故意犯中所涉及的罪过形式（或心理状态类型）的个数来确定。其中，单一罪过指的是故意犯的成立只涉及故意这一罪过形式；双重罪过则说明故意犯的成立同时包含数种罪过形式，即对同一故意犯的不同客观要素分别适用不同的犯意要求，对有些要素要求必须出于故意，对有些则只要求具备过失。[29]“成立范围指数”则指的是在适用相关公式时故意犯的成立范围。该项之下的数字只是表示不同公式之下故意犯成立范围的大小，并不具体指涉彼此之间的比例或倍数。数字越大，代表故意犯在实体层面的成立范围越大；数字越小，则意味着相反的事实。
从上述图表，可得出几个结论：(1)在判断故意是否成立时，行为的故意属于其中的恒量。成立故意犯，需以对行为具备故意为必要条件。如果对行为本身没有故意，无论是欠缺认识因素还是意志因素，都将使故意犯的成立变得不可能。这一点为所有的故意理论所坚持。（2）对行为之外的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的主观内容属于变量。对这些客观构成要素，主观内容根据过错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四级：故意（明知十希望／放任）、明知、疏忽过失（或预见可能性）与无过失。对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持非故意的心态，不一定影响故意犯的成立。(3)随着对行为之外的其他客观构成要素的过错程度要求的逐渐降低，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呈不断扩张的态势。（4）公式1与公式5代表犯罪故意认定标准中的两个极端，公式1代表的标准最为严格，而公式5代表的标准则最为宽松。（5）对认定标准的公式选择与故意犯成立范围的大小紧密相关。选择采用何种公式，直接决定故意犯在实体意义上的成立范围。反过来，对故意犯成立范围指数的合理性判断，也将影响认定标准的公式的选择。比如，如果认为某个故意犯罪的成立范围指数应该是大于等于4，则必定只能选择公式4或公式5作为故意的认定标准，而不可能选择公式1-3
以下，笔者将分析，与代表传统故意认定样式的公式2相比，其他公式的内容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实质。
（一）公式1公式2
在以结果为核心的传统故意理论中，公式1与公式2之间的差别并未引起关注。在认定故意时，只要行为人对情状要素具有明知，人们并不关注行为人对它的意志态度。比如在中，行为对象（即不满14周岁的）属于情状要素。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对方是或可能是，则不管其是否希望对方是，都不影响（）罪的成立。与公式2相比，公式1所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的整罪分析特性最为典型。在故意犯的认定中，整罪分析模式要求将作为罪过表现形式的故意同时适用于所有的客观构成要素，从整体上去贯彻故意要求。由于“明知”在我国刑法中不构成独立的罪过形式，就公式2而言，应该说它同样具有整罪分析的特性，只是不那么典型。
（二）公式2、公式3
从公式2到公式3，变动部分涉及的是对结果要素的主观心理。确切地说，是在保留认识因素的基础上取消对结果的意志要求。这一变动改变的是整个故意的判断标准，即从意欲论转向认识论。一旦转向认识论的立场，认定故意的关键便不在于行为人对结果的意志态度，而在于其是否对结果具有认识。不过。这样一来，如何与交通肇事之类的过失犯相区别，成为包含明知故犯论在内的认识论需着重解决的难题。在交通肇事罪中，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通常是有意的，行为人对结果的出现也可能有预见，但为什么该罪被认为是过失犯，明知故犯论必须解答这一问题。所以，与公式2的支持者有时会尽力拓宽“明知”的外延不同，公式3的倡导者一般都要求对“明知”作限制性解释，以有效地限定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常用的技术是将对结果的概括的、抽象的认识区别于对结果的具体认识。有德国学者这样主张，只有当行为人不仅将客观事实的存在或发生作为抽象的危险加以考虑，还认为这是一种超过了允许的危险的现实可能，那么才具有了为故意所必不可少的认识。[30]
与公式2代表的传统故意理论相同，公式3的倡导者坚持单一的故意标准，不赞成任何“原则一例外”式的处理方式，否认除公式3外还存在其他故意标准。此外，从表面看来，公式3所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仍具有整罪分析的特性，即同样主张对故意作完整的理解。在认识论的理论语境中，“明知”乃是故意犯的专有用词，它被适用于同一犯罪的所有客观构成要素。不过，考虑到公式3中对行为要素要求的是明知＋希望／放任，而对结果要素与情状要素要求的都只是明知，与公式2相比，公式3所具有的整罪分析色彩实际上要更淡一些。
（三）公式2公式4与4-1
相对于公式2所代表的传统模式，公式4系列的修正之处在于同时放弃对结果要素的明知与意志要求，而只要求具有预见可能性或者说（疏忽）过失。这样的修正无疑构成质的变化，它开始在传统的故意认定标准之外引入新的故意标准，并且逐渐失去整罪分析的特性。下面，以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为例，分析公式4系列所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对传统故意理论所形成的重大冲击。
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作者在提出相关概念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持谨慎的保留态度。比如，不赞成扩张该概念的适用范围，也不承认存在对行为出于故意而对结果出于过失的现象。不过，提出这个概念就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作者的预期。
其一，它促成对危害结果的抽象化理解，导致在判断故意成立的问题上出现双重标准。
刑事立法中的行为本位与对危害结果的抽象化理解之间无疑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行为本位的采纳，必然促成对危害结果的抽象化理解；反过来，危害结果的抽象化，为行为本位思想对既有理论进行和平演变提供了契机，也是后者不断渗透导致的结果。论者在提出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同时，希望尽量不触动传统的故意理论，这就迫使其不得不借用所谓的“双重危害结果”概念，得出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仅适用于存在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主张。顾名思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是指同时存在具体危害结果与抽象危害结果的犯罪。具体危害结果以构成要件结果的面目出现，而抽象危害结果则往往被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法益侵害。
很显然，只有将对危害结果的认识要求转换为是对抽象的危害结果的认识，才能守住传统故意理论的结果本位的表象。如此一来，危害结果概念就不得不抽象化，而越来越多地在法益侵害的意义上被运用。与此相应，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具体危害结果，则无可避免地遭受贬抑。然而，危害结果概念的抽象化已经被证明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式的举措，它在表面上维持以结果作为认识内容核心的立场的同时，也为行为本位思想对既有刑法理论的渗透扫除了主要障碍。既然故意的成立只要求对抽象的危害结果即法益侵害具有明知而无需认识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具体危害结果，则故意的认识内容自然也不应该再以具体结果为核心，而是需以行为为核心。这无疑已改变以结果本位的传统故意标准，而改采以行为为核心，无怪乎有学者将之称为“行为故意说”[31]。
由于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作者希望维持传统故意标准，同时又将“行为故意说”视为例外适用于特定的犯罪，这就使得在故意的判断上开始出现双重标准。在一般的结果犯（包括以具体的危害结果作为既遂条件的犯罪与以具体危害结果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中，故意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行为人对具体的构成要件结果是否明知并持希望或放任心态；而在某些特定的犯罪（主要限于以具体危害结果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中则依赖于行为人对行为的认识与意志态度。由此，故意的成立与否便需要根据犯罪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认定标准。严格说来，双重的故意标准并非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原创，因为行为犯中故意成立与否的判断一直是由对行为的故意来认定的。不过，必须承认，早先的行为本位标准只适用于行为犯，而恰恰是客观的超过要说理论将这种标准推广适用至某些结果犯。这样的推广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在故意理论中，结果要素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至少在某些结果犯中是如此。这就为行为本位思想对既有故意理论的渗透扫除了基本障碍。
其二，它标志着对要素分析模式的承认。
传统的故意理论适用的是整罪分析的模式，所以故意犯中，不可能出现对这一客观构成要素出于故意而对另一客观构成要素只要求过失的双重罪过现象。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作者无疑也试图坚守这一立场，因而，尽管认为此类要素并不全然超过主观，但作者只是以具有预见可能性进行限定，而不愿直接主张行为人只需对该要素存在过失。预见可能性本质上表明的便是行为人对该要素所持的疏忽过失心态；就此而言，论者恐怕很难否认，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提出，本身便是承认双重罪过现象的结果。有批评者认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违反责任主义，违反主客观相一致原则。[32]此类批评意见其实是对客观的超过要素的概念进行直观解读的结果。如果该理论的作者坦率承认双重罪过现象，径直要求对相关要素须具有过失，而不是冠之以容易引人误解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完全可以避免此类批评。因为只要承认行为人对相关要素必须至少具有过失，就不可能违反责任主义。
需要指出，以双重罪过概念来命名这种对同一犯罪中不同客观构成要素适用不同的犯意要求的现象并不确切。任何具体的犯罪，要么是故意犯要么是过失犯，不可能存在既是故意犯又是过失犯的情形。即使适用公式4-1所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也不能说明这是一个双重罪过的犯罪。事实上，它仍然要么是故意犯要么是过失犯。只不过，在故意犯的情形中，刑法可能要求对某个客观要素只具备过失便可成立犯罪；而在过失犯中，刑法要求对某个客观要素必须具备故意。当然，双重罪过主要指的是前一种情形。或许，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以何种概念来命名这样的现象，而是此种现象所蕴含的意义应当如何看待，以及它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在笔者看来，整个公式4系列所代表的新的故意认定样式，意味着传统故意理论一贯适用的整罪分析模式已经被突破，一种以要素分析为特征的犯罪分析模式正横空出世。这种要素分析模式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要求对犯罪故意做完整的理解，而是要求针对不同的客观构成要素做各自的犯意分析。它正式承认，对同一故意犯中不同的客观构成要素，可能需要适用不同的罪过形式，即对行为要素要求是故意而对结果要素或其他情状要素则可能只要求具有过失。
一旦故意的成立公式经历上述变化，而过失认定上仍适用旧有标准，可能将引发混乱。传统的故意标准要求行为人必须对危害结果具有明知并持希望或放任心态才能成立故意犯。言下之意是，如果对危害结果缺乏明知或虽有明知但缺乏希望或放任的心态，即使对行为具有故意，也只能成立过失犯。这意味着，只要没有全面否定传统故意标准的适用，在符合公式4-1的情况下，行为人既可能构成过失犯罪，也可能成立故意犯罪。这样一来，对相关犯罪的总体罪过形式的认定，便需依赖进一步的判断：在具体个罪中，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二者中何者更为重要，立法者更为关注的究竟是行为还是结果。
（四）公式2公式5
与公式2相比，公式5的变动体现在对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既不要求故意或明知，也不要求具有疏忽过失。考虑到疏忽过失是现有刑法体系中最低层级的罪过要求，倘若对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甚至不要求具有此种罪过程度，则其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其实是：相关因素是完全超过主观的客观要素，对之不要求具备任何过错。
相对于公式4系列对传统故意认定样式的冲击，公式5代表的主张对后者的冲击更为巨大。两相对照，公式5所形成的冲击与前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共同之处表现在：(1)公式5同样促成双重故意标准的产生。包括罪量要素说在内的公式5的支持者，一样是在坚持公式2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之外，引人新的以行为为核心的认定标准，并将之适用于结果犯。(2）公式5采纳的也是要素分析模式。它同样承认不需要将故意或明知的要求贯彻至所有的客观构成要素，对行为之外的某些客观要素持非故意或不明知的心态，不影响故意犯的成立。不同之处则在于：公式4系列所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要求，故意犯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对每个客观构成要素具有过错为前提。这种过错可能是故意（明知＋希望／放任），也可能是明知或疏忽过失，但不可能是连过失都没有的主观心态。公式5代表的故意认定样式则承认，故意犯的成立无需以对每个客观构成要素具有过错为条件；对某些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即使连代表最低过错程度的疏忽过失心态都没有，也不影响故意犯的成立。这意味着，尽管公式4系列与公式5都主张引人新的故意标准，但两种新标准的内容无疑大相径庭，后者的故意成立要求较前者更为宽松。
此外，具体就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与罪量要素说而言，二者对新标准的适用范围的意见也有所不同。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作者只愿意将新标准适用于某些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特定犯罪，以解决对这些犯罪的罪过认定难题。罪量要素说的倡导者则不仅希望在此类特定的犯罪上适用新标准，还试图将之推广适用至所有以情节或数额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
（五）综合分析
综上可知，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罪量要素说、主要罪过说与明知故犯论所主张的故意标准均相异于传统的故意认定模式。它们都偏离了以整罪分析为特征的故意犯的传统分析模式。其中，明知故犯论代表的是从整罪分析模式向要素分析模式过渡的中间形态，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与罪量要素说则已经具有典型的要素分析的特性，而主要罪过说则完全以要素分析作为理论成立的逻辑前提。如果明知被界定为独立的罪过形式，就像在美国模范刑法典中那样，[33]则明知故犯论所主张的故意认定样式同样应归人要素分析模式的范畴。
表面看来，四种理论涉及对采用何种故意标准的争执，仅与刑法解释的方法与技术相关。究其根本，这样的争执乃是由不同学者对相关犯罪的成立范围的不同判断所决定。拿罪来说，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完全可以利用传统故意理论而认为该罪是故意犯：只有在行为人明知且希望或放任“严重损失”出现时，才成立犯罪；如果行为人对之不具有明知或缺乏相应的意志态度，则阻却犯罪的成立。不难发现，只要接受对罪成立范围的这种限定，便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困境需要面对，自然也不必大费周折去探究新的故意成立标准。没有采取这样的解释结论，显然不是因为传统的故意标准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认为不应将罪的成立范围限定得如此之窄。所以，故意标准之争说到底是对刑法的处罚范围的观念之争。传统的故意标准无法满足人们对相关犯罪的合理成立范围的判断所提出的要求，才引发这场故意标准的理论争议。
这意味着，此间涉及的问题与刑法解释的方法与技术无涉，而与主体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它本质上是对相关犯罪的刑法处罚范围如何设定才算合理的判断问题。苏力的研究早就表明，司法中所谓的“解释”，就其根本来看不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断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34]之所以不接受根据传统故意标准对相关犯罪的成立范围的限定，必定是人们经过判断认为，这样的处罚范围不可接受。就此而言，仅从刑法解释的技术层面去评论哪种理论更好或更为合理，何者方合乎立法本意，恐怕难有定论。
四、要素分析模式与它的适用
如前所述，迥异于传统整罪分析模式的要素分析模式的出现，需要与犯罪成立范围或者说刑法处罚范围的价值判断相联系才能予以解释。以下笔者将在论述要素分析模式的出现背景与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整罪分析模式的固有缺陷，来分析新模式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并重点探讨它的适用前景，考察其是否可能为我国刑法中的某些理论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一）要素分析模式的出现背景与原因
就特定犯罪而言，当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根据传统故意标准所划定的刑法处罚范围过于狭窄时，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强有力的现实因素影响乃至支配了其判断。严格而言，结果要素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性的下降，乃至行为本位思想在刑事立法中的蔓延，本身都只是所造成的后果而并非原因。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张与风险社会中刑法对危害预防与危险控制的强调紧密相关。当代社会风险的日常化，在驱使刑法任务观重新定位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控制方式与技术。这种影响在法定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自然犯相比，法定犯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为紧密，相应地，对刑法任务观与控制技术方面的变化也表现得更为敏感。在刑法体系中，法定犯才是表征社会气候变化的晴雨表。不赞成在特定犯罪中适用传统的故意标准而另辟蹊径，以致偏离以整罪分析为特征的故意认定模式，说到底是因为其认定，如此地限定刑法的处罚范围不利于危害预防与风险控制。这意味着，既有理论在解释力上的不足，是刑法任务观的转换与相应的控制方式及技术的变化而导致的结果。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对特定犯罪而言，只要认为适用传统故意标准不当地限制了其成立范围，便不得不借助要素分析模式来达成目的。不可能在希望扩张刑法处罚范围的同时，仍然完全坚持传统的整罪分析模式。这不是说，要素分析模式比整罪分析模式更为优越，而只是说明它比后者更符合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功利需要。要素分析模式的出现，是刑法适应积极干预主义的治理模式的结果。所以，无论是美国的模范刑法典，还是英国的刑法典草案，采用的都是要素分析模式。[35]这一点从模范刑法典第2.02(2)条[36]与英国刑法典草案第18条[37]对罪过术语的定义中得到清晰反映。它们在罪过框架方面都承认一个基本原则：对同一犯罪的不同构成要素可能要求不同程度的罪过。一般而言，在严重犯罪中，对其中的核心要素要求具有故意或轻率，但对客观要件中的某些附带因素疏忽过失有时即足够。[38]
英美刑法中的责任类型针对的都是具体的客观构成要素，而不是整个犯罪的性质。倘若将它们与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罪过形式等同看待，以为它们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轻信过失与疏忽过失大体相对应，则大谬不然。在我国刑法中，四种责任类型代表的是四类不同性质的犯罪的整体罪过，并非针对行为要素、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而言。在这一点上，德日刑法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与中国相同。不过，从客观处罚条件的理论发展来看，由于德日刑法界日益有要求对之至少具有过失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其罪过领域的整罪分析模式无疑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多少暗示着要素分析模式的萌芽。
要素分析模式面临的可能质疑是，它违背责任主义原则。根据规范责任论，故意与过失并非罪过本身，而只是责任评价的对象，责任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可谴责性。应该说，责任主义的确蕴含故意和过失必须及于所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意思，[39]但它显然只是要求行为人对每一个客观构成要素都必须或具有过错，而并没有设定对不同的客观构成要素的罪过必须是相同的。所以，充其量，责任主义反对的只是对某一或某些客观构成要素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而并不反对要素分析模式本身。
（二）要素分析模式的适用前景
整罪分析模式要求对故意犯罪的主观要件作同质性的理解，认为为某一犯罪所要求的罪过能够通过单一的罪过层级来表明。然而，它只有在相同的罪过层级偶然地属于某一犯罪的每个构成要素的适当形式时，才准确地描述了该犯罪的罪过要素；而在不同的罪过层级适合于不同客观构成要素的场合，整罪分析所支持的定义只是掩盖而并没有消除混乱。[40]除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定问题，刑法中不少理论难题的出现都与此种分析模式有莫大关联。比如，构建独立的错误理论来解决认识错误问题，对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却无法对此提供合理的解释。再如，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明知，疏忽过失即足够，但在为什么故意或明知的要求不适用于加重结果，对加重结果的过失为什么不影响整体故意犯的成立等问题上语焉不详。还有，国内学者不约而同地将严格责任犯罪概念理解为是主观上不要求具有罪过的犯罪，等等。
此外，整罪分析模式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它要么根本没有为司法者留下解释空间，要么赋予后者本该由立法者享有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下，故意犯的认定需遵循严格而没有任何弹性的准则。一旦认定某个犯罪是故意犯，故意要求便须贯彻至每一个客观构成要素。这样一来，不仅故意犯的成立范围严格受到限制，而且不可能在罪过问题上为人们留下解释的空间，比如，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要求对特定的客观构成要素的具体罪过做出不同于总体罪过的解释。反之，倘若刑法立法没有明确该罪到底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则司法者又被赋予决定其罪过形式的巨大权力，从而使得原本应由立法者享有的犯罪定义权为司法者所享有。
那么，整罪分析模式所具有的缺陷以及造成的混乱，是否有可能通过引人要素分析模式而予以解决？如果后者能够解决现有理论无法圆满回答的一些难题，或者提供一种新的解释选择，则恐怕有必要正视它的存在与意义。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对一项新的规则的最稳妥的检验标准不在于其是否满足一组逻辑规定，而在于它是否在真实世界中有效地运行。”[41]笔者将具体探讨要素分析模式的适用，以考察它所具有的功能。
首先，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可通过引入要素分析模式得到妥善的解决。
受整罪分析的思维影响，国内刑法学者大多认为，故意犯中不可能存在对某一或某些客观构成要素持过失心态的现象。即使在传统的故意标准之外另设标准，并在事实上使用要素分析模式时，人们仍不情愿坦承这一点。比如，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本身是论者秉承务实立场，基于问题解决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论者显然己多少注意到刑事立法受行为本位思想影响的现实，但他宁愿让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名不副实而招来批评，也不愿直接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对结果持过失心态不影响故意犯的成立。实际上，只要承认故意犯的成立不要求将故意要求适用于每个客观构成要素，对某些结果要素或情状要素具有明知或疏忽过失即足够，则特定犯罪的罪过认定便不成为问题，不可能引发究竟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的争论。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也是同样，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过失的心态，不影响作为整体罪过的故意的成立。
其次，要素分析模式可为司法者考虑公共政策提供解释空间。
我国刑法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如果分则中立法者没有明确规定某一具体犯罪的罪过，则应当推定为必须具有故意。当然，这不是说只有当刑法条文中出现过失、疏忽、失火等明确指示过失犯罪的用语，才属“法律有规定”，而是应理解为根据具体条文的文理，能够合理认为法律规定了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时，就属于“法律有规定”。[42]据此，不能将确定具体犯罪的总体罪过的权力授予司法者，否则将违背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有些犯罪中，在确定总体罪过是故意的同时，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将故意的要求同时适用于所有的客观构成要素，将不当地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违背公共政策的要求。在整罪分析模式下，司法者即使想要考虑公共政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要素分析模式则不同，它为司法者考虑公共政策的需要提供弹性的解释空间。它不要求将故意的要求贯彻至每一个客观构成要素，故在立法没有明文规定对某一要素的罪过要求时，司法者可以根据公共政策的需要来进行解释。
2003年最高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罪问题的批复》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根本上就在于该司法解释是严格遵循整罪分析要求的产物，完全无视保护的公共政策需要。苏力所批评的也正是这一点。[43]
受整罪分析思维的影响，当时的刑法学者大多借助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得出奸淫要求对具有明知的结论。不难看出，此种立场并没有考虑保护的公共政策，没有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衡。即使刑法学者从原则的角度证明奸淫中要求对具有明知是过错责任的应有之义，也并没有苏力从公共政策立场所做的法理分析和对司法解释的批评。一则，苏力从未质疑过错责任是刑事责任基本形式的理论前提；二则，他也并不否认在一般的意义上对行为人进行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他只是主张，在奸淫的问题上，保护的公共政策需要超越了责任主义的要求。在此，除男人的权利之外，还隐含着其他同样值得保护和尊重的更为重大和浓厚的社会利益。[44]说到底，苏力与刑法学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对年龄是应当具有明知还是实施严格责任的问题，而在于解释具体犯罪的罪过要求时是否应当考虑公共政策的问题。
若答案是肯定的，要素分析模式在其中就会颇有用武之地。保护的公共政策要求摆脱传统故意认定标准的限制，设法扩张（）罪的成立范围。只要承认故意犯罪中对不同的客观构成要素可能需要适用不同程度的罪过要求，便可以考虑将对年龄的罪过要求从明知降低为疏忽过失，甚至降低为不要求具有任何过失，即运用前面提及的公式4或公式5来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当然，在的年龄问题上实施严格责任，可能难以为现有的刑法理论体系接受。相对而言，将对年龄的罪过要求确定为至少具有疏忽过失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它既考虑了公共政策的需要，又顾及了责任主义的要求。疏忽过失意味着，即使行为人对的年龄缺乏明知，但只要具有预见可能性，或者说理性人处于行为人的位置将认识到的年龄，便足以满足在该要素上的罪过要求。
尽管尚无学者明确主张在年龄上持疏忽过失的心态即足够，但实际上，不少学者借助推定明知的概念来达到偷梁换柱的效果。比如，有学者认为，只要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得知对方是，就可推定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45]不难发现，此种观点的实质在于承认，只要一般的理性人存在明知，即可认定行为人具有明知。在此，关注的焦点无疑已经从行为人本人是否对年龄具有认识的主观问题，转移为一般人处于行为人的位置是否将认识到这一点的客观问题上。这意味着，与适用主观标准的“明知”相比，所谓的“推定明知”其实适用的是客观标准。就此而言，这种“推定明知”与“应该知道”其实并无区别，而后者明显代表的是疏忽过失的心态。
第三，要素分析模式有助于正确理解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犯罪概念。
受整罪分析模式的影响，严格责任犯罪概念经常被理解为是主观上不要求具有罪过，或者说不必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犯罪心理即可成立的犯罪。[46]这样的理解可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实际上，在晚近的英美刑法教科书中，对严格责任犯罪一般是这样定义的：对客观要件中的某个或多个客观要素不要求具有犯意（或者说不要求故意、明知、轻率甚至疏忽过失）的犯罪。[47]它被区别于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后者实行的才是不要求具有任何主观罪过的结果责任或者说客观责任。在严格责任犯罪中，对其中一个或数个客观要素不要求犯意，绝不能得出对该罪的其他客观要素也不需要具备犯意的结论。所以，即使某一犯罪被认定为严格责任犯罪，也绝非不要求任何主观罪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性质就必须具有认知，并需具有相应的行为决意。相应地，对于此类犯罪，同样存在从主观罪过的角度展开抗辩的余地，比如对行为性质的合理认识错误，还有精神病等。英国早期的regina v. prince案是确立严格责任规则的标志性案件。[48]在该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拐带犯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被告人对未满16周岁具有明知，但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对处于其父的监护之下具有明知。而此前几年的hibbert案，被控同一罪名的被告人被撤销指控，便是因为其不知道所拐带的女孩处于他人的监护之下。[49]由此可见，就拐带的犯罪而言，对年龄的客观要素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而在处于他人监护之下的问题上则要求具有犯意。如果被告人在实施拐带行为时，合理地误认为已经取得监护人的许可，或者根本不知道处于他人监护之下，即可阻却犯罪的成立。
对严格责任犯罪概念的误解，归根到底是由于犯罪分析模式的不同所致：英美刑法采纳的是要素分析模式，而支配我国刑法理论的则是整罪分析的思维。一旦适用要素分析模式，便可轻而易举地消除此类误解，也能防止这样的现象出现：学者一边坚决反对在刑法中适用严格责任，一边又将不少的罪名解释为严格责任犯罪。当罪量要素说的作者借鉴客观的处罚条件理论，将作为客观构成要素的情节（包括某些结果）或数额因素视为完全超过主观的客观要素，即既不要求故意也不要求过失时，他无疑是认为对此类要素即使不具有任何犯意，也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从英美刑法对严格责任犯罪的定义可知，他其实是在主张将相应犯罪当作严格责任犯罪来处理。
第四，要素分析模式可对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在处理规则上的不同给出合理解释，并为某些事实错误案件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将认识错误放在罪过理论之外，而不得不借助独立的错误理论或法律规则进行处理，是整罪分析模式带来的又一问题。通过构建独立的规则来处理认识错误的做法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犯意概念在逻辑上就包含了错误概念，错误的出现彰显的往往就是所要求的犯意的缺乏。基于此，有学者明确指出，从技术上而言，规定认识错误处理规则的法律条款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只是确认在他处已经表明的内容，即任何人都不允许被指控犯罪，除非该罪的每个构成要素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如果被告人的不知法或错误使得证明所要求的具有可谴责性的构成要素变得不可能，控方必将无法完成对犯罪的证明。[50]
将罪过要求与错误问题硬生生地割裂，是整罪分析思维的必然产物。根据整罪分析模式，故意犯中明知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客观构成要素，包括行为、结果、行为对象与其他法定事实。其中，对行为的认识又包括对其自然意义的认识与社会意义的认识，因而，行为的违法性也是需要认识的内容。在此种模式下，人们无法将认识错误放在罪过的范畴内进行解决。因为倘若认为认识错误与罪过直接有关，则既然行为的违法性与其他客观要素都是认识的内容（即都要求具有明知），对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就必须适用相同的处理规则。然而，实际上各国刑法对事实错误与对法律错误采取的是不同的处理规则：对事实的认识错误，无论合理与否均阻却故意，而对法律的认识错误，则只有合理的认识错误才可能阻却故意。这种“合理一不合理”（或“可避免一不可避免”）的两分法，自然不可能为罪过理论所整合，而人们也无法对这种区别对待的处理规则做出合理的解释。
通过采取将违法性认识界定为责任要素的责任说，德日刑法理论也只是回避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学者大?V仁指出，责任说把违法性的意识乃至其可能性直接解释为责任要素，在这一点上尚存在根本的疑问。在这一立场中，一般是想仅仅用事实性故意来划分故意犯的范畴，但是，仅仅从事实性故意的存在中，还不能充分地看出作为故意犯的本质的违反法规范的行为人的积极的人格态度。故意犯和过失犯的区别，最终仍然必须根据责任故意的存否来决定。[51]据此，即使认定违法性认识是责任要素，在出现不合理的法律错误时，从理论的逻辑来看，仍将阻却故意的成立而至多成立过失犯。将行为的违法性从认识范围中予以排除，只能肯定构成要件故意的存在。在行为人陷入不合理的法律错误时，就责任层面而言他具有的心态是过失，即责任过失。构成要件故意加上责任过失，充其量只能成立过失犯，而非如正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仍然构成故意犯。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假想防卫与防卫过当均被认为只成立过失犯罪而不是故意犯罪。
与整罪分析不同，要素分析模式具有将认识错误还原为罪过或犯意问题的功能。它不仅能表明表面看来独立的认识错误规则其实与对具体客观要素的罪过要求有关，而且能解释为什么需要对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通常所谓的事实错误，涉及的要素并不是行为要素或结果要素，而是除此之外的情状要素。对于这些情状要素，刑法要求的犯意一般是明知。因而，即使是不合理的认识错误，也表明行为人对该要素所涉及的事实缺乏明知，由此而能阻却故意。相反，法律错误涉及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疏忽过失即满足其犯意要求。如果认识错误本身不合理或可以避免，便表明行为人具有疏忽过失，当然无法阻却整个故意犯的成立；而只有合理的或不可避免认识错误，才能表明行为人没有过失，所以能阻却故意。简言之，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处理规则上的不同，是因为对事实错误所涉及的客观要素，其犯意要求至少是明知，而法律错误所涉及的行为的违法性，犯意要求只是疏忽过失。由此可见，认识错误本质上涉及对罪过或者说犯意的认定问题。无怪乎罗宾逊教授明确主张，错误类辩护条款没有必要存在，犯罪的罪过要件单独就足以准确地决定成立抗辩事由的认识错误。[52]
此外，要素分析模式还可能为争议性的事实错误案件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在某些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而进行分类的犯罪中，一旦行为人对行为对象产生认识错误，运用具有整罪分析特性的正统刑法理论可能无法得出妥当的结论。比如，a误以为是金融票据而对他人实施诈骗并骗得相应财物，但实际上其所持的是金融票证。此案中，a所犯的认识错误显然属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跨越了不同的犯罪构成（票据诈骗罪与金融凭证诈骗罪）。根据处于通说地位的法定符合说，此类错误原则上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或仅成立故意犯罪未遂，因为其中的明知要求同样适用于行为对象。由于诈骗类犯罪不能由过失构成，在本案中，对a就只能以票据诈骗未遂来进行判处。这样的分析结论显然让人无法接受。如果适用要素分析模式，认为在此类犯罪中对行为对象不要求具有明知，疏忽过失即足够，便能顺利成章地得成a构成金融票证诈骗（既遂）罪的结论。两相对照，后一种结论无疑更容易让人接受。
第五，要素分析模式能为区别对待某些客观构成要素与其他客观构成要素的做法提供依据。
我国刑法规定，一些犯罪以“数额较大”或“多次”作为犯罪成立的客观条件。比如，只有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才构成犯罪。按照整罪分析的模式，此类要素既然属于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范畴，自然应当同样适用故意的犯意要求，行为人必须对财物数额较大或盗窃次数具有明知。倘若行为人对所盗财物数额较大或盗窃次数不具有认识，便会得出无罪的结论。2003年发生在北京的盗窃“天价葡萄”案，便是如此处理的。只是，这样的结论与国民的常识判断相偏离，且易产生对财产法益保护不力的弊端。为防止此类弊病，有学者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客观的处罚条件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对于此类要素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认识。[53]但正如批评意见所言，在现行犯罪论体系下，不应将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区分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与客观处罚条件，这会导致对我国刑法基本原理的致命性打击。[54]如果适用要素分析的模式，便能轻易地调和其间的矛盾，即在承认数额较大或多次是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素的同时，在犯意要求上对它们与其他客观构成要素区别对待。当然，究竟是认为对此类要素不需要有明知而只要持疏忽过失的心态即可，还是认为对之根本不应要求犯意，最终取决于论者对盗窃罪成立范围的合理性判断，取决于其对严格责任犯罪所持的立场。结语
尽管多次提及整罪分析模式的缺陷，但本文的主旨不是要对整罪分析模式与要素分析模式进行谁优谁劣的比较。说到底，优劣是相对的，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而与刑法的时代语境相关。本文想表达的只是这样一个判断：随着公共政策的考虑越来越多地影响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在故意犯的认定中，要素分析模式的出现是必然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它的存在，而是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规范它的适用。这也是为什么本文的论述基调主要是分析性的而不是评价性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引入要素分析的模式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刑法中的不少理论难题。然而，在立法者没有也无法对同一犯罪的不同客观构成要素所对应的犯意要求做出明文规定而司法解释技术又欠发达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相关要素各自的主观心态（即究竟是故意、明知、疏忽过失还是严格责任），必定是个困扰司法者与研究者的问题。就此而言，要推行要素分析模式，可谓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如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故意延误邮件投递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逃避动植物检疫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与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以及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等。
[2]参见高铭暄等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3]参见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4]参见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5]参见储槐植等：“复合罪过形式探析”，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3-54页。
[6]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4页。
[7]参见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注9，第23页。
[8]参见储槐植等：同注5，第53—54页。
[9]储槐植等：“再论复合罪过形式”，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
[10]参见张明楷：同注7，第28—31页。
[11] 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8页。
[12]参见陈兴良：《口授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 -236页。
[13]参见陈兴良：同注12，第240—241、第790页。
[14]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 97页。
[15]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16]黎宏：同注15，第183页。
[17]参见周光权：“论主要罪过”，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18]本文暂且仍使用该概念来指称此种现象。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样的做法提出批评。
[19]周光权：同注17，第38页。
[20]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21]黎宏：同注15，第255页。
[22]黎宏：同注15，第194页。
[23]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24]等式左边的犯罪故意是指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的规范意义上的故意。所谓的故意犯，即在此种意义上使用。等式右边的故意则是事实意义上的故意，只表示要求具备的心理因素，即故意二明知+希望／放任。
[25]在有些犯罪中，公式1可能还需要加上一项主观的超过要素。此处关注的主要是客观要件与主观认识之间的 关系，所以在公式中不予注明。
[26]参见［英］里查德·卡德：《刑法学》( see richard card, card, cross ＆jones criminal law, 17th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7.）
[27]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春风煦日论坛—刑事法丛书系列1997年版，第121—122页。
[28]从德国间接故意理论的发展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故意中意欲的内容解释为行为决定或实现构成要 件行为的决意。参见［德〕洛克幸：《刑法总论》(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 aufl. ,2006, s. 455-467.）
[29]严格而言，公式5并不具有双重罪过的特性。因为犯罪故意的成立只要求对行为存在故意，对结果或情状要素则不要求具有过错，所以，实际上只存在一种罪过形式。不过，考虑到该公式同样要求具有两种主观心理类型，即故意与无过失，所以，暂时仍将其归人双重罪过的概念之下。
[30][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31]参见陈兴良、周光权：同注11，第707页。
[32]参见黎宏：同注15，第194-195页；王安艺等：“我国刑法中的复杂罪过研究”，《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第26页。
[33] model penal code,§ 2.02(2)（b)
[34]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35][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王桂萍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46 -47页。
[36] model penal code2.02 (2)．该条规定责任的类型有四种： (a)蓄意。在下列情况下，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蓄意：(i)若该要素涉及其行为或由此导致的结果的性质，实施具有该种性质的行为或引起该结果是行为人有意识的目标；(ii)若该要素涉及附随情状（at-tendant circumstance)，他认识到这样的情状存在或他相信或希望其存在。(b)明知。在下列情况下，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明知：(i)若该要素涉及行为或附随情状的性质，他认识到其行为是具有该种性质的行为或认识到这些附随情状存在；(ii)若该要素涉及其行为的结果，他认识到其行为引起这样的结果具有实际的确定性。（c）轻率。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轻率，当他有意地无视该实体要素存在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或者有意地无视将由其行为导致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该风险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与程度，即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目的与为其所明知的情状考虑，这种对风险的无视大大偏离了守法公民处于行为人的位置将会遵守的行为标准。(d)疏忽过失。行为人对犯罪的某一实体要素具有疏忽过失，当他应该意识到该实体要素存在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或将由其行为导致的实质的、不正当的风险。该风险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与程度，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目的与为其所明知的情状考虑，行为人对该风险缺乏认知，大大偏离了理性人处于行为人的位置将会遵守的注意标准。
[37] law commission, the draft criminal code bill．该条规定：(a)行为人对某一情状要素具有“明知”，不仅在他意识到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时，而且在他避免采取可以使其确认对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的认识的措施时；(b)行为人对（i）某一情状要素具有“故意”，当行为人希望或明知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时；(ii)对结果具有明知，当他为引起该结果发生或意识到它在事件发生的通常过程中将出现而实施行为时；(c)行为人对（i)某一情状要素具有“轻率”，当他意识到该要素存在或将存在的风险时；(ii)对结果具有“轻率”，当他意识到该结果将会出现的风险，并且从为其所知的情状来考虑冒此风险是不合理的时候。
[38]参见［英]戴维·欧梅罗德：《刑法学》（see david ormerod, smith＆hogan criminal law, 11th edition, oxford: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09，131.）
[39]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40][美]保罗·h·罗宾逊、琼·a·格雷尔：《刑事责任界定中的要素分析》[paul h. robinson & jane a. grall, el-ement analysis in defining criminal liability: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 in 35 stanford law review（1983)，p.689.］
[41] r v. g, [2003]4 all er 765.
[42]参见张明楷：“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0-101页。
[43]参见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63页。
[44]苏力：同注43，第127页。
[45]杜晓君：《“明知”的推定》，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6]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刘仁文：“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第46页。
[47]参见［美］乔苏·德莱斯勒：《理解刑法》(see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30 edition, 2001，new york : lexis publishing, p. 143)；戴维·欧梅罗德，同前注28，第137页；里查德·卡德，同前注26，第154页。
[48]（1875) lr 2 ccr 154, ccr.
[49]里查德·卡德，同注26，第155页。
[50]保罗·h·罗宾逊、琼·a·格雷尔，同前注40，第726页。
[51]［日]大?V仁：《刑法总论概说》，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52]保罗·h·罗宾逊、琼·a·格雷尔，同前注40，第732页。
[53]参见周光权：“偷窃‘天价’科研试验品行为的定性”，载《法学》2004年第9期，第47页；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 - 97页。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6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目前,法学界对本罪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本文试就本罪的构成要件、本罪与相似犯罪的界限等作一些探讨。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338之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为了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的构成要件。(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侵害客体,在研究中歧见纷呈。有人主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和国家为保护环境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公私财产权、人身权。有人认为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还有人认为是国家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秩序。以上观点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归纳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的特征,既有合理之处,也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污染环境犯罪,本罪的客体除国家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以外,主要侵害的客体为国家对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国家为了保护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条例》等法律、法规。违反这些环境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行为,即是对国家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的侵犯。除此之外,笔者以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严重侵犯了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虽然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但在《宪法》第26条关于环境方面的规定和《环境保护法》第1、第6条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实质内容与环境权是一致的,而且举国上下正实实在在的享受着由一整套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所保障着的环境权益,一旦有犯罪分子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也就侵犯了公民实际拥有的环境权。因此,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益都是重大污染环境罪所侵害的客体。(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而行为对象、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某些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则囊括了以上三项内容。1.危害行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并未存在于《刑法》本身中,而是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的决定或命令里。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禁止向水体排放或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排放含病原体的污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后方能排放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严格限制向大气排放含有毒物质的废气和粉尘,确需排放应经过净化处理,不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向大气排放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和气溶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性防护的规定,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等。又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处置的活动;禁止混合处置属于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等等。行为人违反上述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就是本罪的危害行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具体行为方式为排放、倾倒和处置。所谓排放是指把各种危险废物直接排入土地、水体、大气的行为,包括溢、泄、漏、跑等;所谓倾倒是指通过车、船、航空器或者其他运载工具,向土地、水体、大气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所谓处置是指以焚烧、填埋或者其他改变其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2.行为对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对象是危险废物,具体包括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所谓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性的废物。放射性的废物是指放射性元素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是指含有传染病病菌的污水、污物、粪便等废物的统称;有毒物质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为生物摄入后能导致生物或其后代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死亡的物质;其他危险废物则是指上述列举之外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一般废物不能成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如行为人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是一般废物,则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危害结果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为结果犯罪,构成本罪客观上要具备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加以认定,如该行为造成重大环境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构成本罪;如该行为仅造成一般环境污染事故则不构成犯罪,应依照环境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根据刑法第338条规定,可将“严重后果”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如何认定“严重后果”,其标准刑法未予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未作出司法解释前,可根据司法实践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国家环境保护局1987年颁布的《报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作判定,该办法按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危害程序,分为一般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较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特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等四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1)由于污染与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2)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可能导致伤残后果;(3)人群发生中毒症状;(4)因环境污染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5)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犯罪 主体是指依照刑事法律规定,能够对自己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人,所以本罪的犯罪主体即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另外,根据《刑法》第346条之规定,单位可构成本罪,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亦包括非法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刑法》将单位作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对构成犯罪的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单位的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自然人犯罪论处,这对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打击单位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刑法》第30条规定,可以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那么此5种单位是否都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呢?笔者认为,除国家机关外都可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国家机关“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队、警察、监狱等。”它是依法从事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工作职能的单位,这些单位或其代表人并不直接从事开发利用环境和生产经营的活动,因而不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环境污染事故,都是伴随着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所以,本罪的绝大多数犯罪主体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够产生危险废物并足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那些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直接相关的人员。(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包括了故意与过失两种形态,两者合称罪过。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法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构成本罪必须是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而仍然实施,过失不构成本罪。二是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三是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否则不能以本罪论。笔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的,行为人对这种事故及严重后果本应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 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至于行为人对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危险废物这一行为本身,主观上既可能出于过失,也可能出于故意,但这并不影响本罪的过失犯罪性质。在刑法理论上,犯罪的类型可分为结果犯与危险犯。结果犯是以出现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其主观方面主要依据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来确定。而危险犯是以实施危害行为并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该罪并不要求出现某种危害结果,所以其主观方面主要看行为人对于实施特定行为的心理状态即可。从《刑法》第338条之规定可看出,本罪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所以本罪属结果犯,其主观方面应根据行为人对某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来确定,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是某些学者混淆了结果犯与危险犯对主观要件的不同要求而得出的错误结论。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相似犯罪的界限(一)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界限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侵犯的是同一类客体,客观上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行为,犯罪行为对象仅限于进口的固体废物;而本罪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属于危险犯,即构成该罪无须危害结果的发生,只需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将使环境受到威胁的危险状态就已足够;而本罪则为结果犯,必须有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发生。第二,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违反国家规定,并可能污染环境而故意为之;而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二)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均为过失犯罪,客观上都造成重大事故且后果严重。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厂矿等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的生产安全;而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和公民的环境权。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各种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第三,犯罪的主体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人员;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三)与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界限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危险物品肇事罪均为过失犯罪,所造成的重大事故都与危险物品有关,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危险物品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行为对象是特定的,即能够引起重大事故的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物品,包括爆炸性、易燃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品;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其犯罪行为对象是危险废物。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危险物品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危险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第三,犯罪的主体不同。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是从事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物品的职工,而不能是单位;而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与投毒罪的界限 因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导致的重大环境污染罪与因向河流、水源等投放毒物导致的投毒罪于客观上的危害结果或危险状态极为相似,但两者在构成要件方面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投毒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 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不同。投毒罪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向河流、水源等投放毒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罪则表现为向水体等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投毒罪是危险犯,其成立并不需要出现不特定多数人的中毒或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毁损的实际结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物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构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为结果的加重犯。而本罪并不处罚危险犯,只有出现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以犯罪论。第三,投毒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单位;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第四,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投毒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而本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7
摘要: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自然人主体，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交通肇事犯罪人在主观上是过失心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处罚情形，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遗弃被害人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三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关键词: 交通肇事犯罪人；刑事责任；刑事政策
交通肇事罪在我国属于多发性犯罪，随着道路交通的日益发展，交通肇事犯罪在数量上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加强对交通肇事罪的理论研究，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的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等加重情节方面，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本文称为交通肇事犯罪人）却较少涉及，有些文章虽然涉及到交通肇事犯罪人问题，但也仅限于研究其中某一方面的特点，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缺乏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成立交通肇事犯罪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不仅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1]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的概念
从理论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交通肇事犯罪人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www.133229.coM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2]也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犯罪定义为“交通犯罪”，认为交通犯罪包括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次。[3]从这个角度理解，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狭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以交通工具为手段或对象的刑法上的犯罪人；第二，广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除狭义的犯罪人之外，还包括各种违反交通取缔法规的犯罪人；第三，最广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所有违反与交通有关的罚则规定的犯罪人。
我国修改前后的刑法典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规定也反映出不同的特点。我国1979年刑法第113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非交通运输人员实施同样行为的，也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可见，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交通肇事犯罪人被归纳为“交通运输人员”与“非交通运输人员”两种类型。但是，我国1997年刑法第133条却并没有对交通肇事犯罪人进行明确限定，只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特点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是一般自然人主体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应为一般主体，凡已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4]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特殊主体，具体是指除航空人员、铁路人员以外的一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5]笔者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将交通肇事犯罪人限定为“交通运输人员”与“非交通运输人员”两种类型，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交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机动车已经不仅仅是从事运输的工具，还具有自用、商务等多种功能。因此，我国修改后的刑法取消了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限制性规定，将交通肇事的犯罪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即只要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能成为交通肇事犯罪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应属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因此，航空人员违章造成重大飞行事故的，应当成立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职工违章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应当成立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不再成立交通肇事罪。
对于单位能否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有学者认为，根据现有法律关于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考虑主体要件），单位完全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理由是：其一，单位能成为道路交通违章行为的主体。其二，单位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主体，并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者。其三，单位的交通违章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公私财产严重损失的重大、特大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将其犯罪化有利于对这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打击。[6]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单位犯罪，是由于某些犯罪可以由单位实施，且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交通肇事罪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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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这种规定无疑是合理的。首先，从主观要件来看，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犯罪人的主观过错较轻。虽然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中也存在过失犯罪的情形，但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都是故意犯罪，相比较而言，主观故意的犯罪人具有比主观过失的犯罪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次，从犯罪的发生频率来看，刑法将单位规定为某类犯罪的主体必须基于单位经常实施此类犯罪这一前提条件。但从本罪来看，绝大多数交通肇事罪都是由自然人造成的，虽然单位可能成为道路交通违章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主体，但实践中单位实施此类犯罪的机率很低。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发生了单位的交通违章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公私财产严重损失的重大、特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也完全可以追究单位主管责任人员和机动车驾驶员的刑事责任。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交通肇事犯罪是现代型犯罪的一种，[7]是随着现代科学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型反社会现象，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与其他传统型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传统的故意犯罪中，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特征通常比较明显，犯罪人往往是基于比较严重的社会危险性格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如传统犯罪中的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等。但对于交通肇事犯罪人而言，其往往并不是出于危险性格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原则上并不属于近代学派所认为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人，因此，其在性格上往往不具有传统故意犯罪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社会性特征。另外，与传统的过失犯罪人相比较，交通肇事犯罪人也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交通肇事犯罪人多半是由社会的市民阶层所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具有一定经济与政治地位的白领阶层，这部分群体往往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良好的人格和修养，这与一般过失犯罪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交通肇事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主观上通常是过失，刑法理论界对此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是，交通肇事犯罪人是否可以是故意心态？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主观上只能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8]第二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失的罪过，既可以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但交通肇事犯罪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9]第三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不仅仅属于过失犯罪（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且还表现为故意犯罪，这里的故意犯罪不仅包括间接故意犯罪，还包括直接故意犯罪。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从我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三个档次的立法规定来看，前两种情形下交通肇事犯罪人的主观心态只能是过失，这没有疑问，对于第三档次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而言，笔者认为，犯罪人的罪过形式也应当是过失（具体分析见下文）。
三、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档次的法定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进一步规定了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在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逃逸—加重处罚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犯罪人在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犯罪人逃逸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于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要成立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第二档法定刑，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行为人逃逸之前的肇事行为必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交通肇事行为但尚未达到犯罪标准的，即使逃逸，亦不属于《解释》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其次，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对于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驾车离开的，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果行为人逃逸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追究，也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行为人的车上坐着即将临产的妻子，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急于将妻子送去医院而驾车离去的情形。再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中的“逃逸”应理解为未出现因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即行为人逃逸后并未发生本罪第三档法定刑所要求的结果。[10]
第二，因逃逸致人死亡。“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内容，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如何评价和理解，刑法学界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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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肇事者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还是包括故意？二是“致人死亡”中的“人”到底是指第一次交通肇事中的受害人，还是指肇事者在逃逸过程中重新发生交通肇事所引起的第二次交通肇事的受害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5条对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被害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因此，对于第二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争议，但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解释》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明确规定，因此，争议仍然存在。通说认为，行为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态只能是过失。[11]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行为人在逃逸之际，对于被害人可能死亡的结果，可以有认识，也可以没有认识。无论有无认识，都只能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12]
笔者认为，虽然从犯罪的实证角度看，“因逃逸致人死亡”一词所能包含的内容，既可以有过失，也可以有故意。但是，要正确把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应当充分考虑的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与故意杀人罪的最高法定刑—死刑相去甚远。因此，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考察，该规定应理解为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另外，“因逃逸致人死亡”涉及的是行为人对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认识和态度，致人死亡既非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的结果，亦非情节加重犯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交通肇事罪整体的过失性质。[13]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特殊处罚
在交通肇事犯罪中，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指使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况并不少见。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规定，学者之间看法不一。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25条的规定以及刑法学的通说，过失犯罪是不可能具有共同犯罪形态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解释》的这一规定不仅在逻辑上十分混乱，而且也违背了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不应给予肯定。[14]
持肯定看法的学者认为，如果撇开现行刑法的内容，仅仅分析《解释》规定的内容，上述规定也并不是完全说不通。因为在《解释》看来，“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量刑情节，特定情况下，它还是定罪情节。尽管先前的致人重伤的肇事结果是由驾车者的行为引起的，但此时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在行为人还具有逃逸且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因此，“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教唆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场合，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逃逸行为和逃逸故意，完全具备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可以成立共同犯罪。[15]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从刑事立法来看，《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共犯的特殊规定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原则是不相符合的；从共同犯罪理论分析，上述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对《解释》的理解也有失偏颇。如有学者认为，“尽管先前的致人重伤的肇事结果是由驾车者的行为所引起，但是，此时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在行为人还具有逃逸而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16]笔者认为，如果驾车者的先前行为只造成了一人重伤且无其他加重情节（如酒后驾车、无证驾驶、严重超载）时，驾车者的先前行为的确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如果驾车者的先前行为造成了三人以上重伤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结果，或者虽然驾车者只造成了一人重伤但具有酒后驾车、严重超载等加重情节时，驾车者的先前行为就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能再与教唆逃逸者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笔者认为，《解释》之所以对“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他人交通肇事后，教唆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作出特别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交通肇事后教唆他人逃逸的行为情节十分恶劣，完全有处罚的必要，但是单纯教唆他人逃逸的行为无法构成我国目前刑法所规定的窝藏、包庇犯罪，因此，《解释》对这种情形作出了特殊规定，对其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来追究刑事责任。
（三）交通肇事后遗弃被害人—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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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严重残疾的”，分别依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显然，这是《解释》对交通肇事转化犯的特殊规定。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的行为人要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时间因素，即行为人的遗弃或隐藏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肇事之后；其次是主观条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且具有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的故意；最后是行为条件，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必须实施了积极遗弃或隐藏被害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虽然有致被害人伤害或死亡的故意，但并没有实施遗弃或隐藏行为，只是单纯地逃逸，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
四、对策和建议
笔者认为，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等几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一）进一步完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立法
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规定，既对一般情节的交通肇事行为进行了规制，又规定了肇事后逃逸及因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等加重情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还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及交通肇事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间的界定进行了特别规定。但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缺乏科学性，给司法实践中认定和惩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带来诸多不便。为弥补这种缺陷，应当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刑法条文中独立犯罪化，制定交通肇事逃逸罪。[17]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及其严重后果—“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都纳入到一个独立的新罪名定罪处罚。在刑法上设立新罪名，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18]第二种观点是设立不救助罪。[19]
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立法模式，借鉴我国学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独立犯罪化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犯罪性特征，且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刑法上将其独立犯罪化的建议是合理的，建议立法机关未来修订刑法时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与一般交通肇事行为区分开来，单独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至于有学者提出应在我国设立“不救助罪”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如果设立该罪，将赋予普通民众更大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刑法的适用对象，不利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现。另外，为进一步完善交通肇事发生前后的刑事立法，有效减少交通肇事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机率，应当仿效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立法的规定，在刑法中设立危险驾驶罪，或称为交通危险罪。[20]将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酒类后，不具有安全驾驶交通工具的能力而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纳入刑法的规制对象，单独对危险驾驶的行为人定罪处罚。
（二）积极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也是一种多发性犯罪。交通肇事犯罪人多半不具有传统犯罪人反社会的性格特征，其造成的损害有时也很轻微，倘若一律对交通肇事犯罪人适用刑罚，不但可能造成许多行为人被贴上“前科”的标签，而且也会使司法机关面临较大的负担。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对于轻微交通肇事的处罚呈现出非刑罚化的趋势。[2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伴随着高速度的特性，机动车辆对于人身或财产具有侵害的高度风险，对于主观恶性较大且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情形，有必要强化刑事处罚的规制。[22]因此，关于道路交通犯罪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于轻微违法行为有采取非刑罚化和行政处分化手段的倾向；另一方面，对主观恶性较大且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采取重刑化的路线，可以说是宽严并重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交通肇事犯罪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些交通肇事犯罪人出于疏忽或其他客观原因构成交通肇事罪，如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或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有些犯罪人在造成交通事故后积极抢救被害人，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有些犯罪人在事故发生后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其谅解。对此类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采取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比如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比较温和的强制措施、扩大相对不起诉的范围、积极适用缓刑、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等，以利于交通肇事犯罪人改过自新，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二，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具有酒后驾车、无证驾驶等情节，或者在犯罪后拒不认罪、逃避公安机关侦查的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采取从严处罚的刑事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三）加强对新型交通类犯罪的研究，积极开展犯罪预防
首先，要加强对新型交通类犯罪的分析和研究。近几年在我国屡屡发生的“碰瓷”和飙车等行为，就属于新型交通犯罪的典型案例。以前，对“碰瓷”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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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敲诈勒索，对飙车按普通交通肇事，对遗洒和撞击市政设施也都是按照交通肇事来处理。但从近几年的效果来看，按照交通肇事来处理这几种新型的交通违法，力度偏弱，很难切实起到打击和震慑作用，类似的违法犯罪数量越来越多。[23]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对这些新型交通类犯罪的特点、实施手段和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认真探索此类犯罪的预防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这些犯罪的打击和惩处。
其次，要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的预防。在一般预防方面，要在全社会加强道路安全交通法规的宣传，通过各种手段的宣传和教育，尽可能将潜在的交通肇事犯罪消除在萌芽状态，将交通事故的发生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在特殊预防方面，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对有交通肇事犯罪前科的行为人，要耐心教导、重点监督，引导其不再犯罪。对于正在服刑的交通肇事犯罪人，要努力改造，促使其将来不再危害社会。
【注释】
[1]我国的交通肇事罪包括道路交通肇事行为和水上交通肇事行为，由于道路交通肇事的普遍性和多发性，本文仅以道路交通肇事犯罪人为研究对象。
[2]参见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三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3]参见[日]大谷实：《刑事政策讲义》，弘文堂1996年版，第417页。
[4]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页。
[5]参见齐文远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6]参见刘东根：《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37页。
[7]参见〔日〕板仓宏：《现代型犯罪和刑法的论点》，字阳书房1990年版，第8页。
[8]参见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9]参见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10]参见喻贵英：《交通肇事罪中四种“逃逸”行为之认定》，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第68页。
[11]参见前引[3]，第377页。
[12]参见黎宏：《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第126页。
[13]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2页。
[14]参见林亚刚：《论“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第81页。
[15]参见前引[12]，第125页。
[16]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17]参见李朝晖：《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独立犯罪化刍议》，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第95页。
[18]参见欧居尚：《交通肇事逃逸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9]参见刘淑莲：《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作为性质》，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20]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下册），作者自版2002年修订版，第277页。
[21]参见金光旭：《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刑罚》，载《法学教室》第249期（2001年6月），第33页。
[22]参见前引[3]，第421页。
[23]参见安然：《北京严惩新型交通违法犯罪飙车可能最低判三年》，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 chinacouit. ong/html/arbide/200807/31/314892. shtml，时间：2008年7月31日。
犯罪心理学故事篇8
内容提要: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自然人主体，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交通肇事犯罪人在主观上是过失心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处罚情形，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遗弃被害人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三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交通肇事罪在我国属于多发性犯罪，随着道路交通的日益发展，交通肇事犯罪在数量上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加强对交通肇事罪的理论研究，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的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等加重情节方面，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本文称为交通肇事犯罪人）却较少涉及，有些文章虽然涉及到交通肇事犯罪人问题，但也仅限于研究其中某一方面的特点，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缺乏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成立交通肇事犯罪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不仅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1]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的概念
从理论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交通肇事犯罪人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2]也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犯罪定义为“交通犯罪”，认为交通犯罪包括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次。[3]从这个角度理解，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狭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以交通工具为手段或对象的刑法上的犯罪人；第二，广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除狭义的犯罪人之外，还包括各种违反交通取缔法规的犯罪人；第三，最广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所有违反与交通有关的罚则规定的犯罪人。
我国修改前后的刑法典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规定也反映出不同的特点。我国1979年刑法第113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非交通运输人员实施同样行为的，也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可见，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交通肇事犯罪人被归纳为“交通运输人员”与“非交通运输人员”两种类型。但是，我国1997年刑法第133条却并没有对交通肇事犯罪人进行明确限定，只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特点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是一般自然人主体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应为一般主体，凡已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4]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特殊主体，具体是指除航空人员、铁路人员以外的一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5]笔者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将交通肇事犯罪人限定为“交通运输人员”与“非交通运输人员”两种类型，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交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机动车已经不仅仅是从事运输的工具，还具有自用、商务等多种功能。因此，我国修改后的刑法取消了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限制性规定，将交通肇事的犯罪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即只要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能成为交通肇事犯罪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应属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因此，航空人员违章造成重大飞行事故的，应当成立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职工违章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应当成立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不再成立交通肇事罪。
对于单位能否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有学者认为，根据现有法律关于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考虑主体要件），单位完全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理由是：其一，单位能成为道路交通违章行为的主体。其二，单位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主体，并能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者。其三，单位的交通违章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公私财产严重损失的重大、特大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将其犯罪化有利于对这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打击。[6]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单位犯罪，是由于某些犯罪可以由单位实施，且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交通肇事罪而言，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这种规定无疑是合理的。首先，从主观要件来看，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犯罪人的主观过错较轻。虽然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中也存在过失犯罪的情形，但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都是故意犯罪，相比较而言，主观故意的犯罪人具有比主观过失的犯罪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次，从犯罪的发生频率来看，刑法将单位规定为某类犯罪的主体必须基于单位经常实施此类犯罪这一前提条件。但从本罪来看，绝大多数交通肇事罪都是由自然人造成的，虽然单位可能成为道路交通违章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主体，但实践中单位实施此类犯罪的机率很低。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发生了单位的交通违章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公私财产严重损失的重大、特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也完全可以追究单位主管责任人员和机动车驾驶员的刑事责任。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交通肇事犯罪是现代型犯罪的一种，[7]是随着现代科学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型反社会现象，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与其他传统型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传统的故意犯罪中，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特征通常比较明显，犯罪人往往是基于比较严重的社会危险性格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如传统犯罪中的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等。但对于交通肇事犯罪人而言，其往往并不是出于危险性格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原则上并不属于近代学派所认为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人，因此，其在性格上往往不具有传统故意犯罪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社会性特征。另外，与传统的过失犯罪人相比较，交通肇事犯罪人也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交通肇事犯罪人多半是由社会的市民阶层所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具有一定经济与政治地位的白领阶层，这部分群体往往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良好的人格和修养，这与一般过失犯罪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交通肇事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主观上通常是过失，刑法理论界对此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是，交通肇事犯罪人是否可以是故意心态？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主观上只能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8]第二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失的罪过，既可以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但交通肇事犯罪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9]第三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不仅仅属于过失犯罪（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且还表现为故意犯罪，这里的故意犯罪不仅包括间接故意犯罪，还包括直接故意犯罪。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从我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三个档次的立法规定来看，前两种情形下交通肇事犯罪人的主观心态只能是过失，这没有疑问，对于第三档次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而言，笔者认为，犯罪人的罪过形式也应当是过失（具体分析见下文）。
三、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档次的法定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进一步规定了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在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逃逸—加重处罚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犯罪人在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犯罪人逃逸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于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要成立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第二档法定刑，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行为人逃逸之前的肇事行为必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交通肇事行为但尚未达到犯罪标准的，即使逃逸，亦不属于《解释》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其次，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对于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驾车离开的，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果行为人逃逸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追究，也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行为人的车上坐着即将临产的妻子，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急于将妻子送去医院而驾车离去的情形。再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中的“逃逸”应理解为未出现因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即行为人逃逸后并未发生本罪第三档法定刑所要求的结果。[10]
第二，因逃逸致人死亡。“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内容，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如何评价和理解，刑法学界一直众说纷纭。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肇事者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还是包括故意？二是“致人死亡”中的“人”到底是指第一次交通肇事中的受害人，还是指肇事者在逃逸过程中重新发生交通肇事所引起的第二次交通肇事的受害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5条对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被害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因此，对于第二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争议，但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解释》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明确规定，因此，争议仍然存在。通说认为，行为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态只能是过失。[11]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行为人在逃逸之际，对于被害人可能死亡的结果，可以有认识，也可以没有认识。无论有无认识，都只能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12]
笔者认为，虽然从犯罪的实证角度看，“因逃逸致人死亡”一词所能包含的内容，既可以有过失，也可以有故意。但是，要正确把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应当充分考虑的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与故意杀人罪的最高法定刑—死刑相去甚远。因此，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考察，该规定应理解为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另外，“因逃逸致人死亡”涉及的是行为人对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认识和态度，致人死亡既非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的结果，亦非情节加重犯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交通肇事罪整体的过失性质。[13]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特殊处罚
在交通肇事犯罪中，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指使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况并不少见。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规定，学者之间看法不一。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25条的规定以及刑法学的通说，过失犯罪是不可能具有共同犯罪形态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解释》的这一规定不仅在逻辑上十分混乱，而且也违背了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不应给予肯定。[14]
持肯定看法的学者认为，如果撇开现行刑法的内容，仅仅分析《解释》规定的内容，上述规定也并不是完全说不通。因为在《解释》看来，“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量刑情节，特定情况下，它还是定罪情节。尽管先前的致人重伤的肇事结果是由驾车者的行为引起的，但此时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在行为人还具有逃逸且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因此，“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教唆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场合，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逃逸行为和逃逸故意，完全具备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可以成立共同犯罪。[15]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从刑事立法来看，《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共犯的特殊规定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原则是不相符合的；从共同犯罪理论分析，上述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对《解释》的理解也有失偏颇。如有学者认为，“尽管先前的致人重伤的肇事结果是由驾车者的行为所引起，但是，此时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在行为人还具有逃逸而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16]笔者认为，如果驾车者的先前行为只造成了一人重伤且无其他加重情节（如酒后驾车、无证驾驶、严重超载）时，驾车者的先前行为的确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如果驾车者的先前行为造成了三人以上重伤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结果，或者虽然驾车者只造成了一人重伤但具有酒后驾车、严重超载等加重情节时，驾车者的先前行为就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能再与教唆逃逸者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笔者认为，《解释》之所以对“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在他人交通肇事后，教唆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作出特别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交通肇事后教唆他人逃逸的行为情节十分恶劣，完全有处罚的必要，但是单纯教唆他人逃逸的行为无法构成我国目前刑法所规定的窝藏、包庇犯罪，因此，《解释》对这种情形作出了特殊规定，对其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来追究刑事责任。
（三）交通肇事后遗弃被害人—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分别依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显然，这是《解释》对交通肇事转化犯的特殊规定。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的行为人要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时间因素，即行为人的遗弃或隐藏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肇事之后；其次是主观条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且具有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的故意；最后是行为条件，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必须实施了积极遗弃或隐藏被害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虽然有致被害人伤害或死亡的故意，但并没有实施遗弃或隐藏行为，只是单纯地逃逸，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
四、对策和建议
笔者认为，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等几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一）进一步完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立法
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规定，既对一般情节的交通肇事行为进行了规制，又规定了肇事后逃逸及因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等加重情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还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及交通肇事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间的界定进行了特别规定。但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缺乏科学性，给司法实践中认定和惩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带来诸多不便。为弥补这种缺陷，应当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刑法条文中独立犯罪化，制定交通肇事逃逸罪。[17]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及其严重后果—“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都纳入到一个独立的新罪名定罪处罚。在刑法上设立新罪名，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18]第二种观点是设立不救助罪。[19]
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立法模式，借鉴我国学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独立犯罪化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犯罪性特征，且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刑法上将其独立犯罪化的建议是合理的，建议立法机关未来修订刑法时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与一般交通肇事行为区分开来，单独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至于有学者提出应在我国设立“不救助罪”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如果设立该罪，将赋予普通民众更大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刑法的适用对象，不利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现。另外，为进一步完善交通肇事发生前后的刑事立法，有效减少交通肇事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机率，应当仿效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立法的规定，在刑法中设立危险驾驶罪，或称为交通危险罪。[20]将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酒类后，不具有安全驾驶交通工具的能力而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纳入刑法的规制对象，单独对危险驾驶的行为人定罪处罚。
（二）积极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也是一种多发性犯罪。交通肇事犯罪人多半不具有传统犯罪人反社会的性格特征，其造成的损害有时也很轻微，倘若一律对交通肇事犯罪人适用刑罚，不但可能造成许多行为人被贴上“前科”的标签，而且也会使司法机关面临较大的负担。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对于轻微交通肇事的处罚呈现出非刑罚化的趋势。[2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伴随着高速度的特性，机动车辆对于人身或财产具有侵害的高度风险，对于主观恶性较大且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情形，有必要强化刑事处罚的规制。[22]因此，关于道路交通犯罪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于轻微违法行为有采取非刑罚化和行政处分化手段的倾向；另一方面，对主观恶性较大且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采取重刑化的路线，可以说是宽严并重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交通肇事犯罪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些交通肇事犯罪人出于疏忽或其他客观原因构成交通肇事罪，如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或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有些犯罪人在造成交通事故后积极抢救被害人，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有些犯罪人在事故发生后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其谅解。对此类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采取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比如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比较温和的强制措施、扩大相对不起诉的范围、积极适用缓刑、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等，以利于交通肇事犯罪人改过自新，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二，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具有酒后驾车、无证驾驶等情节，或者在犯罪后拒不认罪、逃避公安机关侦查的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采取从严处罚的刑事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三）加强对新型交通类犯罪的研究，积极开展犯罪预防
首先，要加强对新型交通类犯罪的分析和研究。近几年在我国屡屡发生的“碰瓷”和飙车等行为，就属于新型交通犯罪的典型案例。以前，对“碰瓷”一般是按照敲诈勒索，对飙车按普通交通肇事，对遗洒和撞击市政设施也都是按照交通肇事来处理。但从近几年的效果来看，按照交通肇事来处理这几种新型的交通违法，力度偏弱，很难切实起到打击和震慑作用，类似的违法犯罪数量越来越多。[23]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对这些新型交通类犯罪的特点、实施手段和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认真探索此类犯罪的预防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这些犯罪的打击和惩处。
其次，要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的预防。在一般预防方面，要在全社会加强道路安全交通法规的宣传，通过各种手段的宣传和教育，尽可能将潜在的交通肇事犯罪消除在萌芽状态，将交通事故的发生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在特殊预防方面，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对有交通肇事犯罪前科的行为人，要耐心教导、重点监督，引导其不再犯罪。对于正在服刑的交通肇事犯罪人，要努力改造，促使其将来不再危害社会。
【注释】
[1]我国的交通肇事罪包括道路交通肇事行为和水上交通肇事行为，由于道路交通肇事的普遍性和多发性，本文仅以道路交通肇事犯罪人为研究对象。
[2]参见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三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3]参见[日]大谷实：《刑事政策讲义》，弘文堂1996年版，第417页。
[4]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页。
[5]参见齐文远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6]参见刘东根：《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37页。
[7]参见〔日〕板仓宏：《现代型犯罪和刑法的论点》，字阳书房1990年版，第8页。
[8]参见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9]参见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10]参见喻贵英：《交通肇事罪中四种“逃逸”行为之认定》，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第68页。
[11]参见前引[3]，第377页。
[12]参见黎宏：《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第126页。
[13]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2页。
[14]参见林亚刚：《论“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第81页。
[15]参见前引[12]，第125页。
[16]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17]参见李朝晖：《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独立犯罪化刍议》，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第95页。
[18]参见欧居尚：《交通肇事逃逸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9]参见刘淑莲：《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作为性质》，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20]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下册），作者自版2002年修订版，第277页。
[21]参见金光旭：《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刑罚》，载《法学教室》第249期（2001年6月），第33页。
[22]参见前引[3]，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