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18:28:29

犯罪心理论文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赖文.老年人犯罪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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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 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 ,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 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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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关键词: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刑事侦查 应用

1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1.1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兴起是侦查领域里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也许,自从有犯罪现象发生的一天起,心理学就一直被类侦查人员或侦查人员应用于他们所遇到的各种与刑事侦查有关的工作中。但无论如何,由于这类侦查手段未广泛应用,这还不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的刑事侦查技术的手段。但是,有人试图将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知识应用于司法方面得益于犯罪心理学、行为科学、犯罪学等这类学科的慢慢兴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也由此产生。

1.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定义。通俗的来讲,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人在犯罪现场所遗留的物质痕迹进行心理分析,是全面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依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并涉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而破案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有人将其定义为“建立在其所实施的犯罪分析基础之上的个人主要行为和人格特征”。这一定义不仅从犯罪心理画像的结果入手定义了犯罪心理画像,强调了犯罪心理画像的任务在于辨认犯罪人的行为和人格特征,而且还指出了犯罪分析――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基础。

1.3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中国的出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部门正式成立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州立联邦机构和执法机构大都设立了这样的心理画像的部门。北美洲加拿大,欧洲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的执法部门也设有专门的画像部门,有专门从事心理画像工作的工作人员。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们已经逐渐掌握了一套根据犯罪现场痕迹,来探究分析罪犯嫌疑人的心理,从而勾画处案犯外貌及形象的方法。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性格和行为特征之间关系数据库的逐渐成型,这门技术就会成为真正的刑事侦查科学技术。而随着中美两国执法机构交流的逐渐加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技术,在我国得到推广运用并极大促进了我国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

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

2.1 人们起初对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运用的看法。一种新的技术,一门新的科学,当它还不成熟时,人们对它难免产生各种疑虑。而且,犯罪刑事侦查领域对指纹、足迹等痕迹的检验测试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是必须用科技手段进行实证的,用于刑事侦查的技术手段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人们会这样怀疑,这种可以被称为艺术的方法是否能在刑事侦查的领域上派上用场呢?所以人们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尚在襁褓中的“轮廓描绘的艺术”的新生儿,当然不会达成共识。但随后的事实证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具有很大作为,并且很好地推动了刑事侦查手段的不断进步。

2.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的应用。顾名思义,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与犯罪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刑事侦查。可以这样说,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随着刑事侦查手段的发展而产生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并不是犯罪心理学家的主观臆断,而是犯罪心理学工作者在总结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它是科学的,客观的,不是凭空杜撰的。

二十世纪末,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搜索痕迹进行追踪,一直是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的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发展使刑事侦查又多了一种侦查手段。犯罪个性心理特征是犯罪分子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犯罪经历中渐渐形成的,与他的工作、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方面关系密切,这种心理特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并成为了一种行为定势。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这种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就会通过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从而留下心理痕迹。这构成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心理画像技术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将其进行了新的拓展。从思维过程上,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心理,反之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所处环境而达到从犯罪行为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

因此,对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加以分析,描绘出犯罪心理特征,对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犯罪心理画像对侦查而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研究并扩展刑事侦查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该技术采取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外部生活环境从而达到从犯罪行为来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心理画像技术改变了过去研究罪犯原因的侧重点心理痕迹因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影响和制约,利用倒置的犯罪心理学的原因论,只要我们正确运用心理痕迹理论与现场物质痕迹进行联系分析,再狡猾再顽固的犯罪分子也抹不去自己的心理痕迹,就能突破传统侦查手段的瓶颈,就能够非常传神地勾勒出罪犯的心理画像,提高打击犯罪的效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准确地认识与评价侦查中犯罪心理画像的应用价值非常重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不仅将使刑事侦查对犯罪嫌疑人的分析更趋于完整并科学化,也是刑事侦查可支配的一笔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1] 于文菲.犯罪心理画像中的行为分析对象及方法[J].[期刊论文]-金卡工程,2010

[2] 刘杰.论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4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心理分析;医疗系统;经济犯罪;职务犯罪

中图分类号:D91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6(C)-0152-01

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人多发生在30岁至60岁之间,按照心理学之原理,“这一时期多已成家立业,自我意识成熟,身心已趋稳定,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获得创造力,避免“自我专注”的重要时期,所以一般较难形成犯罪心理,其犯罪行为也大大减少。”[1]然而医疗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近年来却有增无减,本文针对此矛盾现象,拟探讨医疗系统职务犯罪个体以及群体的心理生成机制,寻求医疗系统职务犯罪人的深层次的犯罪心理,从而为职务犯罪防控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医疗卫生系统心理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传统犯罪观认为,犯罪行为仅用社会以及个人病理因素就能做出适当的解释,其中社会病理因素主要是贫困、住房破旧、缺乏有组织消遣、教育及家庭生活解体等;个人病理因素最初指各种生理异常,后又指智力低下、情感异常等因素。然而传统观点并不能对很多犯罪现象做出恰当的解释,例如以医疗卫生系统等在内的社会上层社会成员实施的违法犯罪等白领犯罪。白领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贫穷者的贫穷是没有太大关系,且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多是知识分子,通常不存在智力低下者。此外,医疗行业为社会体面之行业,如果行为人实施犯罪,则不仅违法,而且足以使其生存之依据遭受严重之威胁,实属得不偿失,故应为有理智之人所不为,然近年来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却呈增长态势,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医疗系统职务犯罪人之犯罪心理进行检讨,探究其犯罪心理形成和发展轨迹,真正找寻到此类犯罪的心理防控策略。

二、医疗系统职务犯罪的心理形成及原因分析。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心理分析主要是从心理角度审视犯罪人的心理成因,首先必须要研究犯罪人的人格。人格是一个人独特、稳定、具有整体风格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心理倾向包括人的兴趣、需要、观念、信念、信仰、态度等;心理特征则包括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等内容[2]。我们认为,人格包括犯罪人人格和非犯罪人人格。犯罪人之人格,即罪犯人格,指已实施犯罪者的人格,其心理一般包括犯罪心理因素和和正常心理因素。

三、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心理预防对策。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心理的防控对象不仅针对已经产生腐败犯罪心理尚未付诸行动的潜在犯罪者,也包括已然犯罪人犯罪后对其的心理治疗。为了更好的防控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必须积极开展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心理预测。职务犯罪心理预测的主要内容是医务人员在职务犯罪心理形成前后和实施职务犯罪前出现的一系列征兆,如人际关系反常、贪婪的物质欲望、对工作或学习产生假装热情、极力伪装自己等。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犯罪前的征兆,只能因人因事而异,虽存在一定的规律,但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是,只要运用科学的预测方法,注意观察、分析犯罪前征兆,就能为职务犯罪心理的预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3]但是要想更好地防控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关键还是对医务工作者的职务犯罪心理各种诱因进行干预,杜绝其职务犯罪心理的生成。

(一)针对各种犯罪诱因,从内外两方面预防职务犯罪心理之生成。1、注重制度建设,堵塞制度漏洞,减少犯罪诱因的产生。在医务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中,外在环境诱因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减少外在制度诱因,鼓励医务人员诚实劳动和适度消费,反对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对预防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2、增加超我的监控职能,塑造健全人格,提高廉洁自律能力。针对医务人员在受贿中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从众心理以及失衡心理等,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集体心理辅导,增强他们对心理的自我调节和控制,提高廉洁自律能力以及防腐拒变的能力。3、重视医务人员合理需要的解决,并加强其应对挫折感的教育。医务人员由于职业的不同会产生一些特殊形态的需要,但在本质上仍是人的一种需要。因此,我们既要通过一定方式了解到整个医疗行业的总体需要,又要通过当面访谈等方式掌握每个医务人员的具体需要,并注意通过动态分析把握医务人员和群体需要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的不同类型充分利用内容丰富、形式千变万化的需要激励方式,促进医务人员合理需要的解决。(二)开展多种心理治疗,探索已然犯罪人“重新适应社会”心理应对方法。医务人员的部分病因主要来自心理疾病,所以对罪犯也应实行心理治疗,可以采取支持疗法和森田疗法来进行治疗。对医疗行业职务犯罪的惩罚和防治,只能是整个社会科学参加的综合研究下所提出的综合措施。针对医疗系统职务犯罪案件频发的现状,从心理结构预防来讲,主要是从内部加强医务人员的高危人群的心理锻炼,增强其自控力,并从外部减少各种犯罪诱因。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心理的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光靠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个部门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理论上必须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多管齐下,在实践中走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加强对医务活动的管理和控制,防患于未然。

作者单位:湖南省衡阳县国家税务局

参考文献:

[1]罗大华.法制心理学词典[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37.

[2]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在犯罪防控体系中的价值[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5):102.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物质痕迹;心理痕迹;个性特征;无意识特征

犯罪现场存在的痕迹就存在状态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既有形的物质痕迹和无形的心理痕迹。物质痕迹具有广泛性、稳定性特点;心理痕迹具有客观性、可知性、抽象性、间接性、隐蔽性等特点。物质痕迹和心理痕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1]只有认请有形痕迹与心理痕迹的关系,从有形痕迹中认识人的心理痕迹,从心理痕迹中找出某种有形痕迹的形成原因,使两种痕迹相互印证,才能在确认犯罪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科学性。[2]

心理痕迹是相对于现场上的有形痕迹而言的,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定的、典型的心理特征。勘查人员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以及其他相关的学科知识,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将现场的心理痕迹和物质痕迹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得以正确地分析案情,刻画犯罪嫌疑人,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

依据心理学原理,犯罪现场上的心理痕迹正是罪犯行为人的主体状态在与特定现场情境相互作用下决定犯罪心理状态支配的犯罪行为活动的产物。生理和心理是个体行为的内在原因,社会环境是犯罪产生的外在因素。因此可以利用心理学、生理学的原理分析犯罪行为的个性特征、心理特点、心理变化;利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处于群体与社会环境中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及犯罪行为规律;利用刑事侦查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现场心理痕迹和物质痕迹的联系、成因和变化,从而完成对犯罪行为所对应的心理特征的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分析

我们研究犯罪心理痕迹,即是探讨在犯罪心理支配下的,犯罪现场构成的核心要素——犯罪行为,即是在探讨通过犯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案犯犯罪心理状态以及这种心理状态所表现出来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动机和目的的组合即是所谓的心理,心理是客观事物在脑中的反映,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性格、能力等的总称。犯罪心理痕迹则是指行为人形成犯罪决意,并支配犯罪行为实施的(包括犯罪实施过程中和犯罪实施前后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是案犯在一定的情境中和条件下,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的综合反映。它包括行为人的认识、情感、意志、需要、动机、兴趣、习惯、个性倾向和心理特征等。

犯罪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所遗留的能够反映某些稳定的心理特征,如气质、能力、性格、爱好等,体现的是犯罪行为人个性的独特性。个性特征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前已经存在,在犯罪行为实施中起着支配和推动作用的心理因素的有机而又相对稳定的组合。犯罪分子长期在社会实践、犯罪活动中会形成“习惯思维定式”。这种能够反映案犯个性特点的“习惯思维定式”在适宜的条件下,必然会自觉不自觉的、或多或少的“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中,“遗留”在被害人和知情人的记忆中。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分析犯罪行为人的气质和性格。个人气质类型不同,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不相同。气质类型常常影响到犯罪的类型。比如,胆汁质的易产生抢劫、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多血质的易选择盗窃、诈骗等犯罪方式,粘液质的多选择贪污、走私方式。即使是同类型的犯罪,不同气质的犯罪人也会采用不同的犯罪手段,胆汁质的倾向暴力、激情,而抑郁质的工于心计、暗下毒手等。

二是分析犯罪行为人的习惯。习惯是经过长期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行为技能和方式,是动力定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习惯是经过长期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行为技能和方式,是动力定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些惯犯由于经常进行同一类型的犯罪活动,往往在作案时间、作案对象、作案环境、出入路线、作案工具的选择、使用、作案的手段方法、对现场的破坏伪装等房门形成定型,留下相同或相似的痕迹特征,表现处作案的“习惯性”。

二、分析犯罪嫌疑人的技能和经历特征分析

通过对现场痕迹连贯性、整体性的研究,分析犯罪人的犯罪经历、职业特点以及作案时的心理状态。如入室盗窃罪案中,初犯往往由于技能的不熟练、心理的紧张恐惧,形成的现场痕迹紊乱,翻动较多且效果不佳,撬压动作手法单一,不熟练,常伴有多余动作等。而惯犯目标明确、手法老到、撬压动作干净利落,现场痕迹不乱、翻动较为彻底,没有多余的动作,两者反映出不同犯罪技能和经历。犯罪经历不同,对犯罪活动的实践不同,技能表现的水平也不同。

三、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心理状态分析

一是分析作案时的情绪紧张程度。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紧张的原因是由于恐惧、对作案环境的不适应等因素造成的,控制心理紧张的能力,体现了嫌疑人的作案能力。一般掌握有较强的作案技巧的、心理素质稳定的惯犯,在作案中就越沉着、镇静,现场留痕就少,反之现场留痕就多,还会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痕迹。因此,可以很据现场的遗留痕迹推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水平和状况。

二是分析作案人的意志水平。意志是通过克服困难而达到某种目的的心理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意志水平主要体现在犯罪行为的自觉性和完成犯罪目的的坚持性,以及克服干扰的自制力和处理问题的果断性等方面的表现。

三是其他心理状态。比如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有的犯罪嫌疑人有着特殊的兴趣、爱好,如有嗜烟好酒、吸毒的犯罪人在现场见到好酒、,会难以控制占有的欲望。有的爱好相机、照片,爱好集邮、纪念币,有的对古董、字画显示处一定的鉴赏技能和爱好等。这种长期生活中严惩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表现的相当顽固。另外,在一些特殊的现场,还会出现某些心理扭曲的心理状态;精神病的心理状态;变态人格的心理状态等等。

四、犯罪嫌疑人的无意识特征分析

人的意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时个体当前所能清楚地认识到的心理活动,而无意识则是行为过程中没有被行为人认识到的但对人的活动产生影响的心理活动,是整个心理活动的必要补充和辅助成分。无意识特征是指犯罪行为人在犯罪现场遗留的不受犯罪人意识控制的那些痕迹。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注意分配的均衡性和持久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有意识的行为中也会反映出大量的无意识行为,而且无意识的行为很难加以伪装和修饰,因此,无意识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痕迹往往更加真实、有效。

心理痕迹受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制约,再狡猾的犯罪人也无法彻底抹去自己的心理痕迹。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犯罪环境—犯罪心理—犯罪行为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彼此交互作用。现场心理痕迹与犯罪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物质痕迹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对应性的特点,认清物质痕迹与心理痕迹的相互关系,从物质痕迹中认识犯罪人的心理痕迹,从心理痕迹中找出某类物质痕迹的形成原因,使两种痕迹相互印证,是从现场物质痕迹分析犯罪嫌疑人心理痕迹的必然途径。

小结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对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技术(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行为画像”、“犯罪人格画像”、“犯罪心理画像”等)的研究与运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技术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刑事犯罪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大量疑难案件的最终查破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然而,我国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技术的开发、研究尚处在萌芽阶段,缺乏系统理论体系的指导,尤其是对其在侦查活动中的运用缺乏可操作的参照标准,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距。为应对新时期刑事犯罪发展的复杂形势,应当对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技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开发,并将其运用于侦查实践,从而增强公安机关查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强化对刑事犯罪的防范与控制。[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先进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犯罪手法也在不断的翻新,日趋现代化、技术化,犯罪行为的智能性、预谋性、隐蔽性更加明显,反侦查心理也更为强烈,心理痕迹的分析有利于明确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心理痕迹研究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方格:《浅析犯罪现场中的物质痕迹和心理痕迹》,《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2]李志锋;陈鸿伟;《犯罪心理痕迹与现场有形痕迹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S1期 。

[3]胡子龙:《论侦查视角下的犯罪心理痕迹分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8。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近代犯罪学;犯罪学史;犯罪学

【英文摘要】Likeothersubjects,inChina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odemcriminologyisbasedontranslationofandlearningfromwesterncriminologicalclassicalworks.Fortunately,modernpioneeringcriminologistsassumedarationalattitudetowardswesterncriminologyanddidnotignorecrimescommittedinChina.Incomparison,researchofcriminologyinmodernChinawasratherflourishing,whichlaidasolid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China’sCriminology.Unfortunately,inpresentcriminologystudy,muchoftheacademicfoundationlaidupbytheeffortshasbeenunderminedandthereappearmanymistakesinstudyingandassessingmoderncriminology,achangeofwhichisurgentlyneeded.

【英文关键词】moderncriminology;historyofcriminology;criminology

中国当代犯罪学的起步与发展几乎是与近代犯罪学完全断层的,并没有采纳近代犯罪学所开创的学术平台。这样的断层不仅表现为当代犯罪学很少吸收和借鉴近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1]更表现为对近代犯罪学普遍存在的基本误解和机械批判。本文旨在为消除当代中国犯罪学与近代犯罪学之间的断层现象作出努力。

正如其他学科一样,中国近代犯罪学也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诞生和逐步成长起来的。龙勃罗梭被誉为犯罪学之父,这一评价在中国仍是适用的,因为中国近代犯罪学的起步,亦是从译介龙勃罗梭的著作和学说开始的。

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麟生所译《朗伯罗梭[2]氏犯罪学》一书,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西方犯罪学理论著作。刘麟生并未对《朗伯罗梭氏犯罪学》一书的译本做详细说明,在常见版本的《朗伯罗梭氏犯罪学》一书版权页中也没有相关标注,这可能是造成当代中国犯罪学者大多将此书误认为是《犯罪人论》译本的重要原因。不过,观其内容,此书显然是龙勃罗梭《犯罪原因及其矫治》一书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在1929年纳入“万有文库”所出版的二册本《朗伯罗梭氏犯罪学》版权页中则明确以英文形式注明此书为龙勃罗梭Crime:ItsCausesandRemedies(即《犯罪原因及其防治》)一书的译本。《犯罪原因及其防治》是“龙勃罗梭最后的著作”,也是他“终生事业的总结”,该书出版于龙氏逝世两年后的1911年,据说是专为美国读者所作{1}。此书是龙勃罗梭犯罪学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龙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刘麟生在此书的译本导言中分“犯罪学之渊源与概论”、“郎伯罗梭氏之生平与著述”、“郎氏之犯罪学说及其批评”3部分,对犯罪学的起源、龙勃罗梭的生平、学说及对其评价均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刘麟生指出:“犯罪学之正宗,当推积极派之犯罪学,此派为意大利人郎伯罗梭所创立……此派犯罪学注重治本而不治标,故得称之为积极派之犯罪学。易言之,即以归纳法而为科学的研究是也。由此可知,古典派之犯罪学,不成其为科学的犯罪学。何以言之?古典派谓犯罪起于个人之自由意志,然意志自由非能有科学之定律,故惟积极派之犯罪学方可成为科学的犯罪学。”{2}在介绍许多学者对龙勃罗梭学说的批评观点之后,刘麟生指出:“郎氏之著作,诚多小疵,益以其文章奇崛,往往结论过速,因之多不满人意之处,特其调查之精博,用功之刻苦,持论之深切著名,则真前无古人,而令犯罪学始有科学之色彩。学者奉此中鼻祖,彼实当之无愧。”{2}10。刘麟生能够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评价龙氏学说及其地位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样一种观念,也延续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界对待龙勃罗梭学说的基本态度。刘麟生虽非犯罪学家,但其在译介西方犯罪学著作、推动中国近代犯罪学的诞生与发展中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929年,徐天一又将日文版《伦勃罗梭犯罪人论》一书转译为中文,由“立法院”编译处出版。《伦勃罗梭犯罪人论》一书为龙勃罗梭女儿琴娜(GinaLomlrosoFerrero)所著,1917年由日本著名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该书共分7章:第1章“绪论”;第2章“犯罪人各论”,包括生来性犯罪、癫痫性犯罪、偶犯性犯罪、感情性犯罪、政治的犯罪、女性犯罪等;第3章“犯罪的原因”,包括犯罪的隔世遗传及其他原因;第4章“犯罪的预防、治疗和防压”;第5章“犯罪者的调查”;第6章“刑事人类学的应用”,包括精神病者及其模仿者、刑事人类学的调查与嫌疑犯;第7章“余论”,包括对《犯罪人论》的批评和《犯罪人论》的影响。戴季陶在中译本序文中对此书在中国出版的作用,表达了两种期待:“第一,希望……对于一般人,在刑事政策上,普及一点新的观念、新的智识。把旧日中国人头脑里面充满了报仇主义、惩罚主义的思想洗一洗;使大家知道一般犯罪的原因,有的由于生理的缺憾,有的由于心理的缺憾,有的由于社会的缺憾,不必对于犯罪者的本身,怀过分的怨恨。……第二个希望:是在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得到一种进步。……可以使社会人心自自然然地超于宽大,更可以矫正浪漫风习和思想,尤其可以使一般误认为无限制的迫害是真革命的青年们,得到一种觉悟。”{3}显然,在政治家的眼中,龙勃罗梭已经开始被赋予了超出学者角色的期待,或许,这就是龙勃罗梭学说在中国未来命运的伏笔。

龙勃罗梭著作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出版,发挥了启蒙中国犯罪学诞生与发展的作用。民国时期学者的近代犯罪学著作,几乎都有对龙勃罗梭学说的评述。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犯罪学因为对青少年犯罪的全国性关注而复生的时候,民国时期所翻译的这两部关于龙勃罗梭的著作,再一次发挥了启蒙的作用。许多人都是因为受到龙勃罗梭“深刻而片面”{4}学说的吸引而进入犯罪学界的。而在犯罪学复生时期,对于龙勃罗梭学说的介绍,亦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两本译作,尤其是《朗伯罗梭氏犯罪学》。2000年8月黄风所译《犯罪人论》出版以前,这两部著作一直是国内关于龙勃罗梭学说最全面和最直接的中文译作。

除了对龙勃罗梭著作的译介之外,近代中国所翻译的还有意大利菲利、美国齐林、日本寺田精一、胜水淳行等犯罪学家的作品。

1936年5月,许桂庭根据英文译本并参考日译本将菲利(EnricoFerri)[3]《实证派犯罪学》一书转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民国时期所翻译的西方犯罪学史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菲利名著《犯罪社会学》一书要点的概说,包括了菲利在那不勒斯大学[4]的3篇演讲稿:《实证派犯罪学之历史背景》、《实证派犯罪学之犯罪观》、《实证派犯罪学之犯罪对策》,附录为《阜利氏之生涯与著作》。通过《实证派犯罪学》一书的翻译,许桂庭将菲利这一被誉为“犯罪学三圣”之一的著名犯罪学家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精华介绍给了中国近代犯罪学界,这对于中国近代犯罪学在了解西方犯罪学精华基础之上的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937年3月,查良鉴将美国著名犯罪学家齐林(J.L.Gillin)的名著《犯罪学及刑罚学》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犯罪学及刑罚学》一书分为两卷,上卷为“犯罪学”,包括“犯罪与罪犯问题”、“犯罪的构成”两篇,对于犯罪的定义、分类、现状及犯罪的原因做了细致地探讨。下卷为“刑罚学”,包括“刑罚史”、“近代刑罚制度”、“司法上的工具”3篇。这样一种将犯罪学与刑罚、刑事司法结合起来的犯罪学研究模式,是美国犯罪学的特色,也对中国近代犯罪学有一定的启发,例如王克继所著《犯罪学》一书即专设“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关系”一章,这显然受到了美式犯罪学的影响。

除了欧美犯罪学著作外,日本犯罪学著作也是译介的重点。近代中国翻译了两部日本犯罪学著作,分别是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和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是近代中国较早翻译的西方犯罪学著作之一,由郑玑翻译成中文于1929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共包括11章,分别是第1章“犯罪研究的对象”、第2章“犯罪社会学的概念”、第3章“犯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第4章“社会生活及其目的”、第5章“犯罪的诸方面的观察”、第6章“犯罪的性质”、第7章“犯罪及其影响”、第8章“犯罪发生的条件”、第9章“犯罪的原因”、第10章“对于犯罪的反动上的刑罚”、第11章“犯罪的防遏”。此书属于早期犯罪社会学著作,正如胜水淳行本人所言,在问世前除了菲利的《犯罪社会学》之外,“还不曾听到欧美有犯罪社会学的发表”{5}。此书对于启发中国犯罪学与犯罪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近代中国犯罪学著作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西方犯罪学著作之一。另外,李剑华也曾翻译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胜水淳行还曾经为李译中文版写序。

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有两个中文译本。192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廷健的编译本,纳入王岫庐主编“百科小丛书”第124种。该编译本乃张廷健对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一书“爰译述精要,补以管见之所及,编撰成册”{6}而成。[5]该书共分12章,分别是犯罪心理学、犯罪的发生、自然犯罪与人为犯罪、犯罪人的种类、病理的犯罪者、偶发的犯罪者、感情的犯罪者、社会适应犯罪行为的过程、年龄与犯罪等。此书篇幅较小,仅译介了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精华,同时也加入了张廷健对犯罪心理学的诸多理解,例如译本的犯罪心理学结构,即与原著有较大的不同。1932年7月,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全本由吴景鸿翻译,由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1933年4月以丛书本形式再版)。该书共包括12章:第1章概述犯罪的发生;第2章分析人对于一定的刺激所起的先天的反应作用,以及社会适应性与环境;第3章为遗传;第4至7章讲述各种异常情况,包括智能、感情、意志、等异常;第8至11章讲述模仿与犯罪、多数人与犯罪、年龄与犯罪、气候与犯罪的关系;第12章介绍观察犯罪行为过程的经验。

除了上述著作外,民国时期还翻译了少量西方犯罪学论文。[6]主要有化一译《犯罪和社会组织》、藏六译《犯罪与精神病》、《佯病与精神病的关系》、《变质症与犯罪法的关系》、《犯罪人个性之注意》、王学文译《墨祖贾Megger动学的犯罪理论》、拂尘译《犯罪心理学之观察》、拙夫译《女性犯罪现象之统计的观察》等,所翻译发表的犯罪学论文侧重于译介西方犯罪心理学。

这些著作的译介,对近代中国犯罪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近代中国犯罪学就是以对西方犯罪学著作的译介为发展起点的。[7]例如,李剑华所撰写的中国第一本《犯罪学》,即是在翻译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做讲稿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而成{5}2。其他学者在进行本土犯罪学著作的撰写过程中,亦十分注重对西方犯罪学成果的参考与借鉴。对此,近代犯罪学者曾经明确肯定这是中国犯罪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王克继在其所著《犯罪学》自序中就曾经指出:“在我国各样的科学,无不落于人后,关于犯罪统计的材料,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不能不依据已有的各先进国犯罪学者研究的结果,作为我们的参考。”{7}一些早期犯罪学著作更是主要依据西方犯罪学资料而写就,例如,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中所用的犯罪统计数据,几乎都来自于日本学者的调查和统计;许鹏飞所著《犯罪学大纲》也主要是依据西方犯罪统计资料,穿插国内罕见的一些统计资料(基本上只有民国十九年司法统计中涉及犯罪的部分)作为论述的主要依据。正因为如此,后人在评价近代犯罪学时,的确容易产生“基本上是以介绍外国犯罪学为主,还谈不上有独立的犯罪学研究”{8}的印象。

不过,如果考虑到在20世纪20、30年代各国犯罪学亦大多处于发展阶段的背景,这些主要在20、30年代所翻译而且数量似乎亦不多[8]的西方犯罪学作品已经非常可贵地将犯罪学研究较为发达的意、日、美等国家较有代表性的犯罪学著作译介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犯罪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可以说已经为中国近代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起点。而且十分可贵的是,近代犯罪学学者在译介西方犯罪学著作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犯罪学的研究成果既没有过度推崇,也没有机械地否定,而是在总体上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态度,避免了一种两极化的评价方式。这样一种对待西方犯罪学的态度,即便是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此外,犯罪学的先驱们也十分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的犯罪学研究,在学习西方犯罪学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本土犯罪问题的特殊性。例如,许鹏飞在分析上海市社会局发表的《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上海盗窃统计表》所反映的犯罪与季节的关系时指出:盗窃罪多发于冬季,一年中以12月和1月最多,7、8两月最少,这是因为寒冷和中国年终大结帐的传统,导致盗窃犯罪增加{9}。再如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虽然深受美国犯罪学的影响,侧重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冲突理论等作为分析的工具,却十分深入地研究了颇具中国本土特性的犯罪问题,这显然并非“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更不可能“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10}了。

随着西方犯罪学著作的译介,在20世纪30年代,由我国学者所著的犯罪学著作也开始出现。这些著作的出现,既是受到西方犯罪学的影响,也是基于犯罪学教学的需要,这是近代中国犯罪学创建和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9]在20世纪20、30十年代,虽然近代中国本土性犯罪学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但犯罪学已经成为大学中开设的重要课程。早在1930年,李剑华就曾指出:“在我们中国各大学中,现在几乎都设的有犯罪学这门课程。”{5}91939年,孙雄亦指出,“我国近年来,法科大学已将是科列为必修科目。”{11}除了主要在法政院校开设犯罪学课程外,一些大学的社会学院系、心理学院系亦开设有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课程。许多学者在讲授犯罪学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资料、完善讲义,形成了近代中国首批本土犯罪学著作。

据笔者考证,李剑华于1930年完成、1931年出版的《犯罪学》[10]一书,是我国学者所撰写的第一本犯罪学著作。此书共分7章,其内容主要包括犯罪学的历史、任务、研究方法,犯罪的概念、分类、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救治犯罪的方法、措施等,附录为犯罪学家及其文献。1885年加洛法罗将其著作命名为《犯罪学》,这被视为犯罪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如果仿行这一标准,1931年李剑华《犯罪学》一书的出版,亦可谓标志着近代中国犯罪学的诞生。

李剑华于1921年赴日本留学,因而其犯罪学研究体例明显具有日本犯罪学的特点。又因其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原因,其关于犯罪学的基本观点,又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可谓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学者。由于有留学时期在东京日本大学进修社会学的知识背景,其犯罪学研究还具有侧重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思维的特征。在《犯罪学》一书中,李剑华主张,“犯罪是一个社会事实,没有社会关系即没有犯罪……在人们的行为中,一切被认为违害社会安宁秩序的行为,就叫做犯罪。”{5}3在《犯罪社会学》一书中,这样一种对犯罪的社会学解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李剑华主张,“犯罪学是经验科学之一,而且是富于应用的技术的色彩的科学。犯罪学的地位,在以刑事的正义之文化目的为根底,供给其目的所必要的经验的认识。其经验科学的认识,在其应用于刑事的目的,使刑事的行动合于目的的意义上,是应用的,也是技术的。这是普通把犯罪学当成刑事政策的由来。”{5}104作为与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剑华并没有在此书中掩饰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李剑华在抨击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共有财产制度才能控制犯罪。他对于制度变革对犯罪控制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更想于此等事业之外,扩张其势力范围,今后如果一切土地都变成公有,更进而使一切生产事业、商店、船舶等,也都变成公有,换句话说,一切一切的生产事业,都集中在国家的手头,由国家按照劳力的大小来分配,使人对于社会都有劳动的义务,社会对于人人都有生存的保障,如此,社会里面便无所谓贫穷,因贫穷而盗窃,而强盗,而杀人放火,而……的,不消说,是没有的了。”{18}在当时反动派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11]

许鹏飞所著《犯罪学大纲》,堪称近代中国犯罪学的代表作。和李剑华不同,许鹏飞早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刑事学研究院,还取得法国底雄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和上海法学院教授。许鹏飞的犯罪学说体系完整、思辨性强,带有明显的欧陆犯罪学的特点,其犯罪学基本观点和对欧陆犯罪学学说的介绍,即便在今天看来仍颇有参考价值。在《犯罪学大纲》一书中,许鹏飞将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分为:概论、原因论、影响论、救治论,这一犯罪学体系在民国时期犯罪学著作中颇具代表性。许鹏飞指出,单纯从法律(刑法)的角度观察犯罪,会带来诸多弊端:(1)对于已发的犯罪虽有依刑罚去防遏的方法,然对于未发的犯罪就无法预防。因为法律是只问犯罪的客观的事实,而不追求犯罪的原因,这是“不求其本而问其末”;(2)不能完全顾及社会所受的影响;(3)同时又没有完全顾及实害的程度;(4)不能得着正确的犯罪观念{9}6—8。许鹏飞进而指出,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犯罪现象和刑事司法的一切机构两种,强调刑事司法是犯罪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尽管对于刑事司法机构的研究有的已经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如法医学、刑事采证学、监狱学等)。目前,困扰当代中国犯罪学发展的一个瓶颈性问题是,在现行法学学科体系下,犯罪学应用性的缺失和“学格”的缺失。许鹏飞承认犯罪学的功用是指导刑事司法走向合理化,同时又明确提出犯罪学研究应当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其关于犯罪学任务的论述,[12]或许可以给当代犯罪学学者和刑法学学者以启迪:{9}20—21

无论哪种科学的任务,都很简单,他是在对于研究的对象获得正确的认识,犯罪学是科学之一,自然不会例外,也是在于它的对象——犯罪——获得认识。

这种认识的功用是在于使刑事司法得基于它而走上合理化的道路,于是有人说犯罪学是富于应用的和技术的色彩的科学,因为犯罪学是供给其认识以为刑事司法应用的基础,所以是应用的科学,又因为它的认识可以使刑事司法为合理的活动,所以它也是技术的,这种话固然不错,不过万不可因此就忽略了犯罪学始终是一种科学,不是刑事政策,它的任务,没有别的,是仅在于获得对于犯罪的认识。[13]

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困难,许氏早有认识:(1)犯罪学是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每件都可以搬到实验室去分析;(2)犯罪构成的成份复杂,而且不是固定的;(3)事实真相根本不易明了;(4)明白犯罪人个性的困难;(5)统计材料的困难。对于犯罪统计的困难,许鹏飞予以了着重强调,他认为犯罪统计是研究犯罪学的极重要的材料,但在破碎的旧中国,哪有统计呢?少数的统计材料,如“司法行政部”的“司法统计”又属于秘密材料,普通人无法参考,“这是中国特有的困难”{9}20—21

作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严景耀先生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严景耀身体力行,试图将英美国家注重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风格引进近代中国,这与多依据国外犯罪统计资料,穿插少数官方司法统计材料研究犯罪学和中国犯罪问题的近代“主流”犯罪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犯罪学研究关注近代中国本土犯罪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27年,当严景耀尚为燕京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利用暑假时间在北京京师第一监狱作一名志愿“犯人”,根据实证性调查写出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等论文。1928—1930年,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严景耀又率领学生对当时中国的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了各种犯罪类型个案300多件,并从12个省的监狱纪录中抄编了一些统计资料{12}。正是在这些扎实的实证调查基础之上,严景耀于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用英文撰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4]可以说,严景耀先生是近代中国犯罪学实证研究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今天从方法论的革新人手,打破犯罪学研究的沉闷提供了启迪,这可谓是严景耀先生对近代中国犯罪学发展最杰出的贡献。《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将对中国犯罪问题的探讨,放在社会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下,是综合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犯罪学说,如文化冲突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等分析近代中国犯罪问题的代表作。

毕业于湖南公立法律学校的孙雄,可谓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犯罪学家的代表。孙雄的犯罪学代表作是《犯罪学研究》[15]。该书在旁征博引国外犯罪学说时,又侧重与中国古代、近代犯罪学思想进行比较,因而体现出明显的比较犯罪学的特色。由于长期在湖南长沙监狱、宁远监狱、江苏青浦监狱以及江苏第一、第三、第四监狱和上海第二特区监狱等犯罪矫正部门工作,因而相对其他早期犯罪学者而言,孙雄的犯罪学研究更为关注中国本土的犯罪问题。又因亦官亦学的身份,其《犯罪学研究》常常引用孙中山观点作为论证的依据,因而孙雄的犯罪学说又颇具“三民主义犯罪学”的特点。

任教于国立贵州大学的刘仰之教授所著《犯罪学大纲》[16],也是在多年讲授犯罪学的讲稿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著作。尽管作者自称是犯罪学的入门书,但此书的一大特点是较为翔实的收集了当时中国的犯罪统计资料作为分析犯罪问题的基础,这是相对于其他犯罪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刘仰之本人对此亦十分得意:“以往的著作,对于我国的犯罪实情,都很少论及,本书却作了相当详尽的分析。”{13}此外,王克继的《犯罪学》[17]在体例上有所创新,按照王氏自己的话说,“本著的组织,是以另一新样式出现于读者之前的,一扫过去那种绪论结论的陈套,篇首以犯罪一章开始,结尾以犯罪学一章为殿,独出心裁,自成起结,第二章犯罪的原因针对着第六章犯罪的救治,而于中间的几章说明犯罪现象的一切社会联系,精密完备。”{7}

除上述著述之外,民国时期的重要犯罪学著作还有陈文藻著《犯罪学》、韦端民著《犯罪浅说》、鲍如为著《犯罪学概论》、谭友谷著《经济与犯罪》、宪兵学校编《犯罪学教程(学员修习本)》和《犯罪学教程(军士教本)》、心灵科学书局编《犯罪心理讲义》、赵琛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等。此外,民国时期尚发表有犯罪学论文约百篇,[18]这些论文侧重于犯罪原因与对策的研究,就犯罪类型而言则比较注重女性犯罪、少年犯罪、犯罪、性犯罪的研究。非常可贵的是,除了严景耀的作品外,还有多篇论文侧重实证研究,如《北平罪及妇女子经济罪杀人犯罪之社会调查》[19]、《北平妇女性犯罪与妇女问题》[20]、《甘肃犯罪状况的研究》[21]等。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曾经对近代中国犯罪学做过这样的评价: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介绍到中国的大学里发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黄金建设时期,即1927年到1937年。在这个时期,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的一些犯罪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人自己写的一些犯罪学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以及犯罪学相当兴旺发达。这在非西方国家以外是罕见的{14}。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弗里德曼关于中国近代犯罪学诞生与成长时期界定的观点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对于近代犯罪学“相当兴旺发达”的判断则很少有学者赞同。主流观点认为:“解放前,我国有少量犯罪学译著和著作出版,基本上是以介绍外国犯罪学为主,还谈不上有独立的犯罪学研究。”{8}

国内犯罪学学者更愿意主张当代中国犯罪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央号召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基础上起步和发展起来的,更愿意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才有独立的犯罪学研究,而并不承认当代犯罪学与近代犯罪学之间存在着学术传承关系,这可能是一个“错误”但却“客观”的事实。直到今天,犯罪学界仍然缺乏对于近代犯罪学的认真研究。以流行的犯罪学教科书(或教科书体例著作)为例,其对于近代犯罪学作品普遍缺乏基本的考证和直接引用,大都存在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这些基础性错误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是对版本的误解。如有的学者认为“刘麟生曾将龙勃罗梭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于1932年出版”{14但该译本应是1922年10月首次出版。有的学者认为1923年许鹏飞出版了《犯罪学大纲》[22],实际上该书出版的时间是1934年11月。有的学者认为李剑华的《犯罪学》出版于1932年[23],但准确的说该书是由上海法学编译社于1931年2月初版,1932年6月出第3版,1937年4月出第7版。

二是对作者、译者名的误解。如将“鲍如为”误作“鲍如百”{15},将“许桂廷”误作“许楼廷”[24],将“张廷健”误作“张廷键”[25],将“查良鉴”误作“查良”[26],将“胜水淳行”误作“胜水行”{16},将“李剑华”误作“李建华”{17}等。

三是对翻译作品原著的误解。最典型的是将1922年刘麟生所译《郎勃罗梭氏犯罪学》误认为是龙勃罗梭《犯罪人论》的译本。该书实际上是对《犯罪及其原因和矫治》而非《犯罪人论》的翻译。这一误解流传甚广,成为国内主要犯罪学教科书、著作甚至犯罪学词典的普遍错误。[27]

四是对作品著述形式的误解,如将个人专著误解为主编。典型的是将许鹏飞所著《犯罪学大纲》、李剑华所著《犯罪学》、鲍如为所著《犯罪学概论》,均误解为“主编”作品{15}84。

五是由于缺乏对近代犯罪学者背景知识的了解而导致对其观点的误读。例如,有学者对近代犯罪学评价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学者开始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比较进步的观点来研究犯罪,揭露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例如,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指出:‘我国外有强敌侵略,内则农村崩溃,国计民生,日趋危殆……。’它不仅反映了解放前的中国犯罪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宣告了行刑的失败。”{18}作为高官,并在1949年随去台,并最后客死台湾的赵琛怎么可能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犯罪或者宣告行刑的失败呢?至少,他本人是不会同意对其著作做这样的理解的。

在笔者所阅读的涉及对民国犯罪学研究状况介评的著作中,基本上都存在诸如上述的基本错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犯罪学界对于近代犯罪学尚缺乏认真和系统的研究。从这些普遍存在的基本误解去审视当代犯罪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犯罪学的评价,其客观性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了。

的确,就数量而言,近代中国犯罪学的成果并不多,著作不过十余部,论文不过百余篇,而且不少作品具有较厚重的学习西方犯罪学的色彩。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已经奠定了近代中国犯罪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首先,犯罪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已经确立。近代犯罪学著作大多首先从犯罪概念的解析人手,分析犯罪概念界定的各种视角,然后指出仅仅从法律角度研究犯罪的诸种不足,以此确立犯罪学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指出犯罪学是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性地研究犯罪,并进而指出犯罪学是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的科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许鹏飞著《犯罪学大纲》(1934年),此书提出:“所谓犯罪学自然也不外是对复杂底犯罪现象,研究其所以构成和救治的方法的原理原则,换句话说,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的原因,性质,影响,进而至于寻求救治的方法的一种科学。或者,简单底说,犯罪学是对于犯罪现象的认识”{9}。许鹏飞对于犯罪学的界定,与我国当代犯罪学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犯罪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总的来看,近代犯罪学被归入法学的一部分,这可以有以下例证:(1)犯罪学研究者,主要为法学学者;(2)犯罪学主要在法政院校开设;(3)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法学文献索引[28]将犯罪学作为刑法学下的单独篇目。

关于犯罪学在刑事法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学、行刑法学等学科之关系,近代犯罪学者多有论述,其中王去非的阐述最为精辟:

“犯罪学为刑事法学主干部类,以探讨犯罪之因素,并讲求防遏手段为鹄的之科学也。凡一国刑法、刑诉法及行刑法之立法基础,胥范畴于此,是故不有刑法,无以成科罚之具,不有刑诉法,无以资刑法运用之方,不有行刑法,尤无以收刑罚惩治防卫之效,乃不易之理也。……犯罪学者,刑事法学之主干部类,亦即刑法、刑诉法及行刑法之立法基础也。欧洲自罗马式微后,刑事立法,日新月异,丕变不已,窥厥因缘,莫非拜赐于意儒龙布罗梭氏,缅怀往哲,向往曷胜。”{11}

在20世纪30年代,犯罪学不但已经成为法科大学普设的必修课,甚至被写入法律中明确为办理特定案件司法人员所应掌握的知识之一。例如,1935年所颁布的《审理少年案件应行注意事项》第14条规定:办理少年案件的司法人员应选择对于“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有深刻之研究者充任”。

再次,犯罪学的体系已基本确立。从近代犯罪学著作看,犯罪学的体系大体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犯罪概论(包括犯罪的概念、犯罪学的历史、犯罪学学派、犯罪学研究方法等)、犯罪的分类、犯罪原因、犯罪的影响、犯罪的预防与救治等几个部分,其中犯罪原因与控制是犯罪学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一学科体系虽然与当代犯罪学有一些差别,例如没有专论部分,但总的来看与当代中国犯罪学大体是一致的。从犯罪学分支学科的构成来看,近代犯罪学著作一般都认为犯罪学包括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人类学等。

第四,近代犯罪学已经开始向科学犯罪学阶段发展。孔德曾经提出,每一个知识部门,都相继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19}。在犯罪学研究中,大体可以把没有跳出意识形态争论的教条主义研究阶段称为神学阶段,把以思辨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阶段称为形而上学阶段,把以实证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阶段称为科学阶段。就近代犯罪学而言,尽管以孙雄为代表的“三民主义犯罪学”和以李剑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均较为重视犯罪学的意识形态分析,但是近代犯罪学在总体上跨越了神学阶段,没有落入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窠臼。虽然大部分早期犯罪学者主要以思辨为重要研究方法,但是以严景耀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却身体力行的倡导和开展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并且完成了《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实证研究代表之作。此外,王克继、刘仰之等学者也较为注重犯罪学的实证研究。也就是说,近代犯罪学已经在向科学犯罪学演变。

第五,犯罪学的研究视域已经开始向经济犯罪、性犯罪、女性犯罪、少年犯罪等当代犯罪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拓展。虽然由于诸种原因,这种拓展未及展开即夭折,不过仍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成果。

上述犯罪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当代犯罪学基本上是一致的。笔者在阅读近代犯罪学作品时,并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是几十年前的犯罪学作品。事实上,时至今日,其中不少作品仍然是犯罪学的精辟教科书和著作。尤其令笔者感慨的是,近代犯罪学者的作品中,蕴涵了一种新兴学科发展的蓬勃潜力,甚至“开中国犯罪学者之独立学派”{7}的豪情,这的确令还在为能在“科层式”学科体系下求得一席之地的当代犯罪学学者所汗颜。

当然,近代犯罪学虽然已经诞生,但总体上仍处于成长的早期阶段。例如,不少近代犯罪学著作的确带有较为明显的移植西方犯罪学的特点;主要成果尚没有完成从教科书阶段向深层次犯罪学理论著作的转变,更没有提出经典的本土犯罪学理论,也没有完成开近代中国犯罪学之独立学派的宏伟志愿。不过,如果对照当代中国犯罪学的发展状况,在未对近代犯罪学予以充分的了解、考证后即予以机械地指责、批判与否定,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在教科书甚至词典中存在有关近代犯罪学的基础性错误更是应当予以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考虑到当时大多数国家的犯罪学亦处于起步阶段,[29]那么弗里德曼关于当时中国的“犯罪学相当兴旺发达”的论断亦是恰当的。

本文无意以古非今,只是试图连接近代犯罪学与当代犯罪学之间断裂的学术脉络,给当代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如果犯罪学的研究能够保持连续性,今日犯罪学必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岂会出现仍在为犯罪学的生存拼杀的尴尬。如果20世纪70年代末犯罪学重建时能够重视和吸收近代犯罪学研究成果,当代犯罪学研究想必已经更上一个台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近代犯罪学仍未能得到认真地对待。当然,本文对近代犯罪学的理解与把握仍是十分有限的,对近代犯罪学文本的收集与阅读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不过,笔者期望本文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认真对待近代犯罪学。

【注释】

[1]赵国铃教授所著《20世纪之中国犯罪学》一文,可能是国内迄今为止惟一一篇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犯罪学的论文。(赵国玲.刑事法学三论(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5—14.)

[2]民国时期还有伦勃罗梭等多种译名,今译龙勃罗梭。

[3]许桂庭译为“阜利”,民国时期还有其他译名,例如斐里等。

[4]许桂庭译为“纳普而大学”

[5]《民国时期总书目》称吴景鸿译本是“据日本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一书译述,内容与原著有很大不同”(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法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45.),这显然是将此译本与张廷健编译本混淆所导致的错误。

[6]参见:(1)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5年1月31日出版《期刊索引·法学论文索引专号》;(2)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四卷·刑事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民国时期刑法论文篇名索引”。

[7]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途径,也与近代中国主要犯罪学者大都留学日本、欧美有关。例如,严景耀、许鹏飞、李剑华等早期犯罪学家均具有有留学西方的背景。

[8]近代中国所翻译的犯罪学作品并不多,著作类仅十种左右,译文类亦仅十余篇。

[9]新中国成立后,犯罪学的复生仍然遵循了这样的发展路径。1981年华东政法学院所编印的新中国第一部《犯罪学》(陆伦章著)也是对课堂讲义的编撰,其后所出现的犯罪学著作,也大多是讲义形式的作品。按照常理,一门学科应当是在发育较为成熟后才会成为大学课程或专业,但是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中国,都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学科诞生与成长的路径是耐人寻味,也是值得深思的。

[10]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2月初版,1932年6月3版,1933年丛书本版,1937年4月7版。

[11]不过,许鹏飞曾经引用孙中山的话(“共产主义为三民主义之目的,三民主义为共产主义之方法”)及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蔡元培的话(“社会所以不安宁,由于私有财产制度”)为李剑华辩解,认为李剑华仍是“与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者所主张的一样”。(许鹏飞.犯罪学大纲(M).上海:大学书店,1934:250—251.)

[12]实为对李剑华关于一般把犯罪学当作刑事政策观点的回应。

[13]许鹏飞对于犯罪学刑事政策化可能使犯罪学迷失的警惕,在数十年后得到了以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犯罪学的海外学者曹立群先生的认同。我估计曹立群先生并没有读过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中国犯罪学的发展,与中国溶入国际社会的意愿紧密联系。犯罪学被看成是促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工具。犯罪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需要根据国际上认可的标准维护社会秩序。犯罪学在中国和台湾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对不断出现的城市社会问题的一种自然反应。结果,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犯罪学研究在台湾和大陆都很繁荣,而以行为取向的研究却普遍缺乏。在这种政策取向的风气之上,海峡两岸的民族主义情绪妨碍了对犯罪行为的认真研究,进一部模糊了犯罪行为的本质。”(曹立群.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犯罪学(J).吴宗宪,译.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28.

[14]遗憾的是,直到1986年,《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才经吴桢先生翻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5]中华书局(昆明)1939年8月初版。

[16]大东书局(上海)1944年初版,1946年11月再版,1947年11月3版。

[17]群益书局(浙江武康)1936年12月初版。

[18]这些论文的篇目,可查阅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四卷·刑事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民国时期刑法论文篇目索引”和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5年1月31日出版《期刊索引·法学论文索引专号》及其续编。

[19]何贞懿等著,载《监狱杂志》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

[20]周叔昭著,载《东方杂志》第3l卷第7期(1934年4月1日)。

[21]陈文藻著,载《大学》第2卷第3期(1934年4月1日)。

[22]例如储槐植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宋浩波著《犯罪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康树华主编《犯罪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82页.等。

[23]例如储槐植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莫洪宪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6页,等。

[24]例如《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2页;魏平雄等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宋浩波著《犯罪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储槐植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商小平、王学才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等。

[25]例如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82页;储槐植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宋浩波著《犯罪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康树华著《犯罪学——历史、现状与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商小平、王学才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莫洪宪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6页,等。

[26]例如储槐植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康树华著《犯罪学——历史、现状与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商小平、王学才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莫洪宪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6页,等。

[27]例如《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2页;魏平雄等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康树华著《犯罪学——历史、现状与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商小平、王学才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储槐植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莫洪宪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6页等。笔者仅见吴宗宪教授指出此书为《犯罪原因及其矫治》的译本。(参见吴宗宪为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所作序言《龙勃罗梭及其犯罪学研究》第37页。)

[28]如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5年1月31日出版的《期刊索引·法学论文索引专号》。

[29]即便是在犯罪学最为发达的美国,“犯罪学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学科”也是“自1970年代以后形成的趋势”。(曹立群,周素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1.)

【参考文献】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内处遇方式,在我国正逐步兴起,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犯罪学、刑罚学、心理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国外先进做法为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的设计和运用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拟构建一套由五项配套性措施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形成的矫正措施体系。

关键词 犯罪 社区矫正 措施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机关和团体监督并帮助其矫正犯罪心理和恶习,改善更生、重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类犯罪人。社区的广泛自由度与监狱的紧闭环境相比,有利于罪犯加强与亲属、社会的联系,能够起到良好的教育改善效果。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全新的社会内处遇框架也为具体矫正措施的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宽阔的空间。

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的设计应围绕以下原则进行:1.减少刑罚、重视对罪犯的教育;2.实行罪犯分类管理;3.运用现代科学成果综合矫正;4.增加罪犯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综合犯罪学、刑罚学、心理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犯罪防控的理论贡献,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我设计的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一、分类处遇制度

将罪犯按照犯罪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环境条件等考量因素分为不同类别和等级,以合理配备矫正资源。对高危险性的罪犯实行高频处遇和实时监控,其行动空间狭窄,并接受全方位的行为矫正治疗。通过分类对每一个罪犯设计符合自身情况的矫正计划,既能够实现分级危险控制,又有利于罪犯正当利益的保护,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良策。分类处遇制度灵活机动,根据罪犯的奖惩表现,各人的处遇等级可升可降。

二、心理矫正制度

犯罪心理的生成是罪犯实施行为的内心惹起因素。定期由心理医生或心理学专业志愿者对罪犯进行心理治疗,能够改变其犯罪心理结构,消除某些变态心理、社会适应障碍、品行障碍及其他心理问题,使其恢复心理健康人格。具体来说,可以开展罪犯心理测试与诊断、再犯罪心理预测、矫正质量评估、心理关怀等诊治活动,逐步减轻罪犯内心与社会的心理对立。此外,对信教的罪犯可以组织修行,请宗教人士以说教的方式对其施以感化。

三、行为矫正制度

对罪犯的行为矫正借助公益劳动、技能学习、思想通联三项活动完成。根据罪犯的特长、爱好、甚至犯罪原因,就近安排罪犯从事固定时限的公益劳动,能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强化心理矫正效果;为罪犯提供就业咨询和技能学习的机会,则有助于他们提高职业技能,在回归社会后能自食其力;每月学习政策法规,提交思想汇报,与矫正工作人员接触、交流思想,有利于监督人员掌握罪犯思想动态,为其定制或调整矫正计划。这三项活动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社区矫正惩戒、教育、服务的功能,增加了社会对矫正对象的容纳性。

四、量化测评制度

通过建立科学的量化评分标准和测评内容,对罪犯在社区的实际表现情况实行加减分值记录,督促罪犯自律和加强改造,并将测评结果作为罪犯行为评价、分类转化、给予奖惩的客观依据。如,对矫正期间有重大发明、发现的罪犯加3-5分,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论文者加1分,社区劳动旷工者减2分。每月根据测评成绩施以奖惩措施,以此引导罪犯积极表现,自觉纠正不端行为。

五、点名考勤制度

社会矫正的罪犯与监狱在押人员相比拥有更多的自由,为了预防危险,必须加强对罪犯的行动控制,实行每日点名和考勤制度,对其心理施加严密的监督压力。罪犯每日早中晚三次在固定地点集合由社区督察点名,行动不便或其他特殊情况者可实行电话点名或由督察步巡喊话点名。此外,督察对罪犯个人的请销假、社区劳动到位情况、矫正活动出勤情况予以详细记录,作为量化测评管理的考察内容。

社区矫正的配套性措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为开放型改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体系。

分类处遇制度是实施所有配套性措施的基础和首要,矫正机关通过罪犯分类,拟定个人矫正计划和处遇等级,有针对性地施行心理矫正措施和行为矫正措施,并以罪犯的配合程度、矫正效果为依据对其现实表现进行量化测评,最后将测评结果反馈至分类基础再作新的分类调整,制定新的心理、行为矫正措施,如此循环往复以至矫正目的的达成。这一过程中以点名考勤制度作为危险防控的措施,切实保障社会矫正机制的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包雯,李玉华.21世纪刑罚价值取向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人物;性格;畸形;社会

随着小小羔羊声声令人心悸的惨叫,人们在颤栗中开始接受并喜欢上托马斯•哈里斯的《沉默的羔羊》系列。这是一部具有复杂的情节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系列作品,那种精神上的对抗、那种“天使和魔鬼”的鲜明对比、那种建立在较缓慢节奏上的内在哲理性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正如警察为了捉一名杀人狂魔而不得不求助于另一名杀人狂魔,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荒诞与讽刺意味,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畸形性格特征的人物群象,深刻揭示出美国现代社会病态的社会现实。

一、灵魂失衡的天才和吃人狂

汉尼拔从小就受到了贵族式的教育,有较高的艺术造诣。父亲是一位男爵,一个庄园主,母亲出身意大利子爵家庭。1944年,父母死于二战炮火,农庄被毁,他和妹妹米沙被一群操持着各种语言、没有组织性的溃兵关了起来。这群饥饿的溃兵在吃完所有能够找到的食物之后靠吃儿童等到了战争结束,其间米沙不幸遇难。幼时惨痛的经历在汉尼拔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心理障碍由此而生并折磨他一生。

这也是汉尼拔吃人及研究生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动因,他幻想时间的倒流和米沙的复活。汉尼拔在自己内心里构造了一个庞大的殿堂,把他由惊人记忆力收集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收藏。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尔德、米勒等的“挫邸―攻击说”认为,人遇挫折后必继之于攻击反应。

汉尼拔在艺术和心理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艺术上的造诣使他轻易获得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卡波尼博物馆的馆长一职,他心理学上的造诣使他能在狱中指导心理学的学生,帮助心理学专家,他可以利用心理暗示使他的病人自杀、自残。他对一切都充满了诡异的魅力。犯罪对于汉尼拔来说简直就是一门艺术。从受挫的孤儿到犯罪的天才,其实汉尼拔走过的是所有犯罪人都会经历的心路历程。人是社会的人,犯罪人也是如此。他的心理和行为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于主体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外部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而产生的。他们都会因为某种原因(就汉尼拔来说是妹妹被同类吃掉)而产生心理失衡,但是解决心理失衡的方式是不同的,或者说心理反映机制是不同的。犯罪行为是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而犯罪行为是在犯罪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因而犯罪心理同样是有害于社会的。犯罪心理不仅是危害社会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心理危害。犯罪人在形成犯罪心理,及其形成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往往在较长时间内,心理都是处于紧张、焦虑、剧烈的冲突,严重的挫折感、恐惧、自责等消极情绪状态中,这是有害于其身心健康的,不少犯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变态,说明其犯罪心理的形成所带来的心理危害是较为严重的。汉尼拔幼年的悲惨遭遇在其内心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隐性的犯罪心理,他一直在紧张、焦虑、恐惧中深受身、心两方面的危害。犯罪心理在一个人身上形成以后,必然会以思想、态度、行为等表现出来。这帮助我们理解了汉尼拔怪异的犯罪行为。

有人说艺术家都是疯子,更有人说精神病学家都是精神病,而汉尼拔兼二者而有之的身份造成他更深的偏执性格。他仇视社会,漠视权贵而又钟爱美食,同情弱小女性,他视人的生命如草芥却又幻想着所爱的人能复活。汉尼拔从史达琳的身上看到了妹妹米沙的影子,都是从小失去了父母,无助地面对杀戮,这激发了他没能给予米沙的兄长之爱。他无论是在囚笼之中还是在自由之时都在关注着史达琳,他一直对史达琳进行心理治疗,帮助史达琳解开了一直深深困扰着她的心理障碍。他使史达琳明白了法律的无意义,使她再也不用假借执法人员的身份去保护脆弱的心理。

尽管对于这个社会制度来说汉尼拔是一个恶魔和疯子,但他给读者的印象却比代表法律和权利的克伦德勒[3]、帕齐[4]和梅森[5]更正义甚至可爱。他游离于法律和国家制度之外却可以做出二者不能做到的事情,他的存在简直是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莫大嘲讽。

二、从惨叫到沉默的羔羊

作为一部描写变态心理犯罪的作品,再加上一些令人恐怖的故事情节,《沉默的羔羊》非常巧妙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小说中的“羔羊”――史达琳[1]那双机灵而又忧郁的大眼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史达琳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荒僻的小镇,父亲是镇里的一名守夜人,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史达琳8岁的时候,父亲巡夜时被两个夜盗杀害,两年后母亲把她送到史达琳的表姨家生活。这一经历使史达琳在10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之爱和家庭的温暖,她的生活也进入了无助、孤独和阴郁。年幼失父的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这是她潜意识里恋父情结的根源。

在蒙大拿表姨家,史达琳对于生命之脆弱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个农场里,大量她亲手喂养的牲畜被屠宰。史达琳更忍受不了尤其是马匹被杀后拿去做狗食,羔羊被杀前的惨叫从此留在了她的梦里。

史达琳幼年的经历形成了她的心理模式,这是一种处在无助环境中寻求解脱、寻求依靠的模式。史达琳幼年无助的经历促使她寻求自我保护的方式,她认识事物一直停留在8岁,她认为父亲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警察,拥有真正警察的装备就不会遇难,这也是她为何要加入FBI的主要原因。

史达琳的经历使她更容易关注与她相似处境的人或动物。这也说明了她为何要解救她的马――汉娜和野牛比尔的最后一个受害人――凯瑟琳。凯瑟琳和汉娜的获救可以淡化她幼年无助的经历带来的伤痛。

史达琳追捕汉尼拔[2]的过程不如说是她寻找自我的过程。史达琳在和汉尼拔交往之初,对汉尼拔的一些刺激性的挑衅非常反感。但通过汉尼拔博士给予史达琳一些有益的帮助和指导。史达琳渐渐地和汉尼拔产生了移情,缺陷的东西总需要被满足。在某种意义上,史达琳在和汉尼拔之间出现了亲密的关系,这一潜在的亲密性被作为心理治疗专家的汉尼拔所感受到,他认为这一女孩出现了需要帮助的情感。于是,在这里,史达琳内心问题开始浮现了。当我们在童年丧失我们的亲人时,我们和所亲密的客体的过早分离会产生力比多的未完全释放。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内心有可能反映出她内心有问题需要被关注。史达琳对于那件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案件的执著其实投射了她内心那没有完成的情结。那只羔羊其实象征那些被“野牛比尔”所威胁生命的女孩子。因为这正是沉默的羔羊的象征。许多年前,史达琳在农场曾经想拯救的那只羔羊的失败直接导致她现在要解救现在的羔羊――那一个可能被害的女孩。这一冲动直接出现在她的行动中,这完全是无意识的冲动。当然她最后完成了这件事,而从心理和感受两方面成功地释放了自己力比多的固着。从而使被害人获救以及自己获得痊愈。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上我们可以看见另一种象征意义,她可能和《圣经〉亚伯拉罕为了感谢上帝而试图将自己的儿子杀死以供献给上帝有关。那个孩子据说最后由于上帝的慈爱而获得没有被杀死的幸运结果。要使羔羊不再惨叫,只有让它脱离无助的环境,史达琳做到了这一点,羔羊终于沉默了。

三、畸境滋生的“野牛比尔”和梅森•韦尔热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主观能动的反映。一个人之所以形成犯罪心理,首先是因为客观现实中存在着某些消极因素。“野牛比尔”――连环杀人狂,真名詹姆•甘伯。甘伯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童年,他10岁以前生活在一家养护中心,后来祖父母退休后领回他,两年后因杀死祖父母被监禁于精神病院。甘伯童年的经历造成了他的畸形心理,他自认为是一个性倒错者,先后与几名男子同居并杀害了其中一人,但变性中心因为他的犯罪记录和性格测试否决了他的变性申请。于是甘伯决定自己实现变性,他杀害女性剥取皮肤制造衣服穿着以达到目的。

甘伯智商不低,善于制造圈套诱使受害人上当,可见他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疯子,他只是被禁锢于变性这一心理障碍不能自拔才先后杀害数名女性。正是这些消极因素导致了甘伯的变态心理。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不是被动、机械的反映,而是积极能动的反映,也就是人对客观现实进行反映时,总是带着自己的主观色彩,与自己的经历、个性、文化、兴趣等有着密切关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有的人形成了犯罪心理,有的人却没有,是因为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有所选择的结果。甘伯选择了犯罪,尽管如此,这个社会对他仍然应负很大责任,社会对于孤儿的养护不应仅限于吃饱、穿暖和受教育,更要对他们受到创伤的幼小心灵进行治疗,只有解开儿童心理的死结,才能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可以说,正是社会造就了“野牛比尔”这样的人。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像梅森•韦尔热一类典型的罪犯人物,进一步揭露了美国社会中人们的信仰危机、拜金主义以及追求享乐的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代表。梅森•韦尔热属于美国典型的“被宠坏的一代”,梅森出身资本家家庭,从小就被宠坏了,到了青少年时代更是凭借家中的地位横行不法。由于犯了法,被法院命令到汉尼拔处进行精神治疗。汉尼拔因为梅森伙同朋友对妹妹玛戈进行待,就运用药物和心理暗示诱使梅森割下脸上的肉喂了狗,还吃掉了自己的鼻子。梅森家庞大的财力救了他的性命,被严重毁容的梅森对汉尼拔恨之入骨,打算训练野猪吃掉汉尼拔。梅森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教给的只是金钱万能和尔虞我诈,即使他遇到的精神治疗师不是汉尼拔,他的家庭教育也会把任何正面教育消弭于无形。对于梅森来说,金钱就意味着一切:女人,权力,收买打手追杀仇人……甚至还包括折磨儿童以喝到混有儿童眼泪的酒。梅森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金钱至上、权力至上思想的产物,让他在痛苦中不遂愿地死去正符合读者的心愿,作者托马斯•哈里斯借汉尼拔之手实现了读者的愿望。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哈里斯.沉默的羔羊[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

[2] [美]托马斯•哈里斯.汉尼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 奥兹本.弗洛伊德和马克思[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6.

[4] [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 张伯源,陈仲庚.变态心理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7] 徐光兴.临床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8] [印]S•K曼格尔.变态人格心理分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9篇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设计图———教学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培养目标的根本体现。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学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①为例,探讨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并结合大陆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分析两者之异同,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完善对策。

一、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目的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成立于1957年,设有行政警察学系、刑事警察学系、公安安全学系、犯罪防治学系、消防安全学系、交通学系、外事警察学系、行政管理学系、法律系等系部,是培养台湾地区警察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其中,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刑事警察学系,与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系相类似,现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是培养台湾地区刑事侦查人才的地方。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下列专业能力与素养:刑事侦查能力,刑事鉴识能力,刑事法学素养,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治安对策分析能力。

二、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

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为例,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分为侦查原理、侦查科技、侦查法学、现场侦查四大领域,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学术内涵。

(一)侦查原理侦查原理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犯罪侦查学、犯罪模式分析、犯罪剖绘、犯罪侦查案例研究、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性犯罪侦查、谈判与危机处理、刑事警察业务、刑事警察勤务、行为科学、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侦讯实务与笔录制作等课程。台湾警察大学设置侦查原理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通过全面分析台湾社会面临的多种犯罪类型,运用比较全面、系统的犯罪数据库,分析各类犯罪模式及犯案手法,并寻求最佳的侦查对策;2.深化特殊重大刑案侦查管理的探讨,强化侦查原理研究;3.研发人力、知识、装备、侦查思维之间的转化,提升刑事业务与侦查勤务的统合规划,以推动犯罪侦查与防范机制。

(二)侦查科技侦查科技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计算机犯罪侦查、通讯犯罪侦查、治安信息系统概论、网络通讯概论、科技犯罪侦查、计算机化鉴识、电子电路设计、法医学、验枪学、指纹学、刑事化学、文书鉴定、微量物证分析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设置侦查科技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科学侦查及数字侦查人才;2.研究网络、通讯分析、数据库应用及鉴识科技等知识,强化侦查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侦查能力。

(三)侦查法学侦查法学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比较刑法专题研究、特种刑事法令、信息法、警察法规、侦查科技法专题研究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设置侦查法学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加强学生研究并掌握侦办各类刑事案件的法律基础及法定规范;2.培育兼含法律知识与侦查科技的刑事侦查人员,在提升侦查人员技术层面的同时,降低这些未来侦查人员误触法网(执法违法)的可能性。

(四)现场侦查现场侦查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刑事摄影学、刑案现场处理、现场重建、科学办案实作、侦查实务、刑事昆虫学及犯罪侦查案例研讨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开设现场侦查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刑案现场搜证与证据处理的专门人才;2.培养学生运用新科学器材与基础科学原理、研发新应用技术、强化刑事鉴识鉴定证物的能力,以达“现场重建”、“科学办案”的目的。

三、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之比较

(一)大陆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大陆地区警察院校本科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有:专业必修课,包括刑事侦查学总论、现场勘查、侦查措施、案件侦查;专业选修课,包括侦查讯问、国内安全保卫学、经济犯罪侦查、痕迹学、刑法、刑诉法、犯罪学、公安应用文写作等。

(二)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之异同因课程较多,本文采用图表的形式表明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之异同②(见113页图表)。

四、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一)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和多元性首先,台湾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内容包含侦查过程中所涉及法律层面的基本程序问题(其中以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为主)。其次,包含侦查过程所涉及的各项侦办技巧与侦查管理等内容,其中以侦查原理、刑案现场处理、各类犯罪模式、侦查科技与侦查组织管理为主。再次,涉及为讲究证据力所涉及的刑事鉴识的层面(如物理鉴识、化学鉴识与生物鉴识等)的内容。综合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可以看出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多元性,学生所必须修读的科目涵盖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范畴,专业性强且十分广泛。

(二)课程内容设置比较细化从大陆和台湾地区课程对比表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侦查学专业课程,大陆警察大学侦查专业绝大多数也开设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课程内容,台湾地区可能是专门的、独立的一门课,在大陆警察院校则属于一门课程内的一部分教学内容。如台湾警察大学分别开设的“性犯罪侦查”、“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计算机犯罪侦查”等几门课程,在大陆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则统属于一门课程“刑事案件侦查”。也就是说,大陆警察大学需要在“刑事案件侦查”这一门课程中既讲授“性犯罪侦查”,又讲授“组织犯罪侦查”、“盗窃犯罪侦查”、“计算机犯罪侦查”,而且要讲授如“抢劫犯罪侦查”、“绑架人质犯罪侦查”等内容。因此,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大陆地区课程相对课时较少,教学过程中只能相对较为粗略、相对笼统地介绍,而台湾地区因为分属不同的课程,课时充裕,讲授的课程内容相对比较系统、全面、细化,教与学相对比较充分。

(三)比较强调心理学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台湾地区侦查学课程开设了“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中,“刑事心理学”是以刑事办案的角度来教授普通心理学,对各种办案时可能碰见的问题以心理学的观点解析。例如,面对被害人,在采用其证人证言时的真实性,以及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技巧引导被害人重建现场等。“犯罪心理学”课程,是运用心理学较专门的领域知识加上犯罪学知识来剖析犯罪者的心理,对犯罪者的罪行、现场、犯罪过程、犯罪动机作评估及推测,帮助重建现场及确定罪嫌。“变态心理学”课程,是通过了解犯罪者的心理,为何及如何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让准刑警的学生可以模拟变态犯罪者的心理,去推估其犯罪动机及犯罪模式。“侦讯与社会心理学”课程,是以心理学的角度,了解社会脉动和现今社会大部分犯罪者的心理,以及社会的诱发犯罪因子,将这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在实务侦查上,以犯罪者的心理作假想,在侦查时增加破案的几率。大陆地区侦查学课程,则没有专门的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中相关的内容也只是散落在犯罪学、侦查学的一些课程中。由此可见,台湾地区课程比较强调心理学研究成果在侦查领域的广泛应用。#p#分页标题#e#

(四)注重最新科学技术发展在侦查中的应用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课程中“通讯犯罪侦查”、“计算机化鉴识”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警察大学特别提出,近年来随着侦查技术的发展,除现场勘查、跟踪等传统侦查技术之外,几乎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涉及电话单分析、通讯监察技术、电脑犯罪侦查等技术,而且因其效果明显,越来越成为警方办案的首要利器。因此,台湾警察大学迅速地将研究成果引用并推及侦查学专业的教学中,使学生走上社会能够迅速适应当前侦查形势的发展。

(五)强调“犯罪模式分析”与“犯罪剖绘”“犯罪剖绘”的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和心理学来协助确定侦查方向,类似于大陆地区的“犯罪心理画像”。“犯罪模式分析”主要是讲授犯罪特征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犯罪剖绘”、“犯罪模式分析”在欧美国家刑事警察侦查实践中非常流行并效果明显。台湾警察大学亦属于较早开设这两门课程的学校。

(六)注重侦查执法的合法性以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侦查科技法专题研究”为例,该课程专门讲授侦查办案中侦查人员在借用各种科技的办案技巧过程中,如监听票的申请、通联(手机等通讯信息)的追踪等,都有可能侵害个人隐私权等法律问题。因此,该课程重点讲授各个侦查案例中的各种可能状况,教授学生在将来办案中如何使用侦查科技而不触法。此外,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还有专门的“警察法规”课程,专门教授与警察有关之法令的内容,使学生了解未来执勤执法时的法规,以及警察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依据此法规行使警察的权限等。

五、启示

目前,大陆地区警察院校正面临改制问题,其中一个突出而迫切的问题就是课程的设置问题。大陆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培养既有较强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又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侦查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实践中从事刑事侦查工作以及在相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复合型人才。随着大陆地区侦查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大陆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课程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条件及教学方法、手段上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也越来越科学、完善。考察台湾地区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认为,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从大陆和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情况来看,两者大多数课程内容相同,主要区别在课时设置上。如台湾地区分别为几门课程的内容,在大陆则属于一门课程内容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专业课时量少,讲授中无法充分、具体。考虑当前警察院校改制特别强调课程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建议在压缩公共基础课的同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

(二)引进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随着网络的普及,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刑事案件中使用电子信息侦查破案的情况越来越多。基层侦查部门也不断探索出许多应用通讯(手机)信息、智能卡信息、图像监控设施、计算机网络信息等侦查破案的经验和模式。大陆地区警察院校应及时开设“电子信息侦查”课程,专门讲授电子信息的分类、电子信息的分布情况、电子信息的搜集、电子信息的分析、电子信息的运用,以及个案中电子信息应用的重点。这既是侦查实践的需要,又是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完善的必然要求。

(三)引进国外先进侦查技术“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犯罪地理画像”技术、“犯罪情报分析”技术等技术在国外近年发展迅猛,其应用领域及应用效果也有目共睹。大陆地区虽对这些成果亦有引进,但主要局限于部分论文、书籍的翻译和情况介绍上,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为此,大陆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设置课程时应及时引进这些先进的侦查技术,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开设适合大陆地区警情的专门技术课程,而不仅仅是一种零星的、蜻蜓点水式的介绍。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人格刑法; 犯罪人格 ;缺陷人格; 人格; 危险

人格心理学中的人格概念

目前在心理学界对人格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和广泛,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为所有心理学工作者共同接受的人格定义,但从众多的人格定义中可以看出共同的倾向:第一,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价值观、气质和体质等各方面整合的心理组织,人格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研究者认为人格是内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人格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及倾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即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具有连贯性或者说是风格或性质的相似性。正是这一稳定性使得可以通过个体的人格预测人的思想和行为。第三,黄希庭认为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各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独一无二整体的心身组织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共同性。正是人格的稳定性使得人格得以测量,正是人格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预测性使得有了人格测量的必要。目前,人格心理学已经发展一套完备的方法对人格进行测量。刑法中人格测量与评估恰恰是为了对犯罪人的再次犯罪可能性进行预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再次危害。

刑法中的人格概念

刑法中的人格和人身危险性的关系。“人身危险性”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然而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判断运用到定罪、量刑、行刑的过程中却不多见。目前,在司法过程中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经验判断与规范刑法学的要求不相符,所以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瓶颈就是如何科学评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人身危险性的理论难于付诸实践,于是有学者提出将人格概念纳入刑法视野②。人身危险性这一提法始于刑事人类学派,最早主张定罪量刑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的学者是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危险性这个概念,但他认为由生物学因素导致的生理上的异常进而产生的犯罪倾向是人的危险性所在。相反,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以道德情感缺乏为主要标志的心理异常是构成其危险性的主要原因。危险状态一词最早是由加罗法洛在《危险状态的标准》一书中提出的,将其定义为“某些人变化无常的、内心所固有的犯罪倾向”③。菲利则认为犯罪人的生理因素、自然因素及社会因素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构成主体的“危险性”④。李斯特作为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强调社会的危险性还强调个人的危险性⑤。作为李斯特的学生牧野英一认为犯罪行为是“恶性的征表”,应当重视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⑥。曾经人身危险性的理论被法西斯恶意利用致使侵犯人权,最终使人身危险性理论一度成了禁忌性的话题,引起了学者的批判和反思。而后,作为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提出社会防卫更重要、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的人,主张用“性”概念来代替“犯罪”概念,摒弃犯罪和刑罚⑦。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理论重新审视并提出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的犯罪行为,还要根据与人格相关的主要因素。安赛尔认为行刑过程是为了让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人格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人格调查不仅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诸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被告人的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等问题展开调查⑧。总之,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没有完全否定,他认为人身危险性与道义责任论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在“行为人格”上统一,两者都是人格的表现,与行为紧密相连,二者可以共同作为刑罚的依据,安赛尔发展了人身危险性理论。随着刑法观不断演进,出现了以团藤重光为代表的人格行为论者,他认为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行为人的主体性态度所实施的。团藤重光强调责任的基础不仅仅是具体行动,而且是行为者内在的人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格责任论的观点⑨。在团藤重光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大塚仁采纳了人格责任论,并受人格责任论的启发,将这一理论发展深化构建了人格刑法学。作为一种新的刑法学说,其中的人格责任是人格刑法学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⑩。通过对行为人刑法到人格刑法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人身危险性这一概念和人格的关系密切,由最初的危险状态、危险性到个人的危险性、恶性逐步演化为性、主观危险性,最后提出人格的概念。由此可见,刑法中人格的概念是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使用人格概念来诠释人身危险性既有理论基础又切实可行。刑法中人格的内涵。刑法学界人格一词的涵义是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当前关于人身危险性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对社会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统一构成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的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再犯罪的可能性。刑法中人格的内涵与人身危险性的涵义一脉相承,故刑法中的人格内涵不同于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内涵,心理学中的人格比刑法中的人格外延广泛。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它关注整体的人,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研究人:“第一,人类本性的层面;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第三,个人唯一性的层面。”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刑法所关注的只是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刑法作为部门法,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性、高度统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刑法中的人格不关注个体的唯一性、独特性。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着重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和异同点及某一群体成员的共同人格特征和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差异性,这一层面的研究能够满足刑法的需要。根据人格刑法观,在定罪量刑阶段就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在行为人做出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后综合行为人的人格做出行为人是否是犯罪人的判定活动。因此,刑法中的人格强调的是有社会危险性、倾向于再犯的一种人格类型。早期在系统的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将这种人格类型界定为犯罪人格。

犯罪人格概念的提出与争论

犯罪人格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心和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包括有无“犯罪人格”和“犯罪人格”的本质特征。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犯罪人格确实存在的。张文、孙昌军、顾婷、李玫瑾等分别为犯罪人格下了定义,对上述几个定义进行分析发现性是犯罪人格的典型特征,即使在没有出现一词的定义中也均强调行为人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的无视与反抗。顾婷和李玫瑾二人在对犯罪人格定义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认为犯罪人格是社会化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化失败的结果。不同意“犯罪人格”存在说的研究者事实上是不同意“犯罪人格”这一提法,并非真正反对这一群体人格特征的存在。反对者更多地从刑法学这一规范学科的特点出发认为犯罪人格这一用词容易造成歧义,对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用犯罪人格来形容其自身的心理特征会产生标签效应,有侵犯人权之嫌。梅传强用“缺陷人格”代替“犯罪人格”,缺陷人格这一称谓同样强调社会化的作用,是行为人社会化失败的结果。然而,缺陷人格这一提法忽略了性这一本质的特征,在健康心理学的视角下谈缺陷人格更贴切。李玫瑾认为“犯罪人格即人在后天早年的社会化缺陷下造成的个人长期与违法生存方式相伴,或因违法犯罪而长期与监所为伍,在一种近犯罪化而非正常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犯罪倾向和犯罪个性特征”,这一定义尤其强调犯罪人格的动态形成过程,主要从家庭抚养状况、早年经历、生活方式、违法犯罪史等方面来定义犯罪人格的,是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人格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对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评估时需要考虑犯罪人动态成长过程、重大生活事件等,因此,本文沿用动态的犯罪人格的定义。

刑法中关于人格的界定

沿用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同样存在局限性,犯罪人格的群体范围变得狭小了,仍有一些具有特质且再犯可能性高的人群被忽略了,如人格障碍者—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犯罪心理学中将其称为人格。人格不同于犯罪人格之处在于人格对他人或社会的扰乱或破坏行为是没有理由的,是从小就显现的,不是因为后天的家庭变故或生活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情感淡漠,不具有被情感牵制或被感化的现象,类似于龙勃罗梭提出的“天生犯罪人”。在犯罪人群中也不缺乏一些有健全的家庭和生活环境的人,他们缺乏是非观念、自我为中心,缺乏生存能力,好逸恶劳,他们同样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择手段,无视社会的法律,从而做出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将这种人格称为缺陷人格。缺陷人格和犯罪人格的共同点是均是后天社会化失败的结果。李玫瑾将这三种人格统称为危险人格,有先天禀赋为主的危险人格,即人格,还有后天养成为主的危险人格,包括犯罪人格和缺陷人格。研究表明:“这三种类型的犯罪人占总犯罪人群的少数,再犯率高,是重点防控的对象。”因此,刑法定罪量刑中人格评估的对象应该是危险人格,而不仅仅是犯罪人格。余论在系统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研究者认为:“犯罪危险性人格就是一些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人格障碍。”因此在对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的过程中运用了人格障碍的量表作为量化工具。事实上,人格障碍和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不对等的,分别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个术语—人格障碍属于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从社会适应、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及统计学的角度下的定义。犯罪危险人格是犯罪心理学的术语,更多从个体能否遵守社会规范或法律制度的视角来谈的。另外,人格障碍的内涵不能揭示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格障碍都是的。只有人格障碍最突出的特征是性,所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而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与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进一步说,如果人格障碍者所表现出的人格特征能够代表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特征,那么人格刑法中的“人格”测量与评估将不再是一个瓶颈,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争论和分歧。目前关于人格障碍的测试方法,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已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系统的测试方法。明确了人格刑法中的人格应界定为危险人格后,需要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程序和方法完成危险人格的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编制。静态化的量表可以对目标群体中的成员重复使用或对某一群体成员同时测量,可以极大程度地简化司法人员的工作量,减少司法人员的主观性。然而,使用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也会忽略犯罪人的大量的个性化的信息,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在使用静态危险人格测量工具的同时还需要辅以个性化的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性别、犯罪史、结婚状态、居住状况、家庭关系等,将静态量表和动态因素协调统一起来实现对危险人格的精确评估。

作者:张丽欣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注释】

①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②翟中东:《刑法中的人格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③[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④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⑤翁腾环:《世界刑法保安处分比较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2~49页。

⑥⑧⑨宋伟卫:“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3页,第323页,第382页。

⑦鲜铁可:“格拉马蒂卡及其《社会防卫原理》”,《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第106~112页。

⑩[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540页。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郭永玉:《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胡东平:“人格导入定罪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页。北京大学法学院编:《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第156页。

孙昌军,凌辉:“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5~9页。

顾婷,孙永新,汪明亮:“犯罪人格略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74~78页。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0页,第60页,第99页,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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