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论文范文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预防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处于经济体制重大转型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进一步恶化，危害性逐年增大。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一一犯罪类型、犯罪年龄低龄化、弱势群体成员成为犯罪主体、青少年团伙犯罪呈增长趋势。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犯罪，不仅事关保护和促进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而且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预防和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关注的课题，更成为本人的研究方向。

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状态

从国外研究来看，就接触的诸多资料分析，针对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的理论较少，往往是用青少年犯罪来涵盖大学生犯罪。在成熟的青少年犯罪研究理论基础之上，国外研究认为大学生犯罪所产生的原因方面有：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精神病理学观点、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生物学观点、多元性犯罪原因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生物学观点和犯罪社会学理论。

1.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心理学观点认为大学生犯罪是因为打破了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平衡。弗洛伊德的个性论，将人的个性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他认为，本我是人最原始本能、欲望，和肉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以外部世界的需要为标准进行活动，调节外部世界与本我之间的冲突；超我是受家庭教育或者外界的其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他是对本我的欲望和本能起反抗作用的常态下。本我、自我、超我，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应，大学生犯罪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后的一种反应。

2.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社会学理论是国外大学生犯罪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他主要研究大学生犯罪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大学生犯罪密切相关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社会瓦解论与青少年犯罪、不同联系论与青少年犯罪、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多因素论与青少年犯罪、精神贫困与青少年犯罪等。瓦解论认为城市化倾向和社会变化，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使得社会控制力削弱、社会规范受到冲击，青少年个人自由或者个人诉求的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从而造成青少年犯罪。

3.杜会越轨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有着深刻社会结构根源的社会越轨现象。而在正统的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越轨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社会越轨能够走上理论舞台，主要是由于它的“反面角色”具有某种独特的反衬功能。自迪尔凯姆以来，“越轨”始终是被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研究。现代研究表明，尽管越轨行为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不适，多为社会所排斥，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社会越轨行为实际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就像疼痛对人的健康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青少年社会越轨行为向整个社会表征了青少年这一特定人群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为探索青少年犯罪之现状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起到了警示作用。

4.其他理论。不同联系论认为大学生犯罪从许多不同的因素中获得不良信息，进而产生犯罪意识并实行，与犯罪相联系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文化冲突论将大学生犯罪归因于不同标准的文化标准，各地方、各地区不同的文化氛围是导致其犯罪的主要原因，例如：某些地区的价值观、信仰、生活习惯等；多因素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别的因素并且与其他因素发生联系就会导致青少年道德问题犯罪问题等；精神贫困论认为青少年精神贫困缺乏有益的文娱活动和教育，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犯罪。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980年1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作为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机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对各部门、各学科之间在青少年问题研究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联系。在此基础上，1982年6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开始。经过几年的调整阶段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的正式出版，理论研究的科学之光终于出现。科研人员结合国内外情况，各抒己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论。中国现阶段国情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对照，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发展过程一样，都不可避免的要以犯罪增长为代价。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2.利益差异与冲突理论。为人类依其自身的利益，基于生存的目的，在可能性空间进行选择活动，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个体还不能够充分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致损害社会、他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吻合一致，没有利益的差异，也就不会产生违利益、危害社会、损害他人利益的犯罪行为。

3.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论。第一层解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同私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并指出，我国缺少对生产力因素的认识。第二层解释，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即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决定着其外部活动，从而提出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的理论。

4.本能异化论。采取回溯法与还原法，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即属系发生史，以及个人的成长过程，即从个人发生史来研究犯罪问题，并将犯罪行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生物性的衍生。从这样一种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论者提出人的本能异化的基本模式，即人的本能活动升华为创造性劳动，促成意识产生，创造一个社会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扼制自身的强大异己力量，对有待改造的非规范创造日益严密的规范体系。从而说明了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即为本能的异化，它存在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

5.就犯罪原因体系的“犯罪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系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的诸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狭义的犯罪原因（包括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与犯罪条件（犯罪场），合称为广义的犯罪原因。认为控制犯罪场与减少犯罪的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对控制犯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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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建.青少年犯罪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378-383.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2

面对这一两难问题，寻求理论上的出路，我认为：不是把资格主体与身份主体相区分，而是把主体与责任能力相剥离。这里的主体是行为主体，属于行为的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而这里的责任能力是与罪过相联系的，属于罪责，即刑事责任的范畴。责任是主观的，这里的主观，包括主观上的责任能力与这种责任能力支配下的主观心理态度。因此，责任能力与罪过是紧密相联的，是后者的前提，（注：意大利学者指出：根据一部分理论界的看法，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与罪过无关，而应属于犯罪人的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刑事责任能力是适用刑罚的个人条件。按照这种理解，刑事责任能力为存在的前提，而不是构成犯罪的条件。采用这种观点，意味着只能在严格的心理概念的意义上理解罪过的内容，因为只有将罪过视为纯粹的心理联系，才可能认为即使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主观上也可能有罪过。然而，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确也可能故意或过失地实施违法事实，但在认定刑事责任问题上，这种故意与过失的定义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故意与过失有根本的区别，事实上，离开刑事责任能力，就无罪过可言。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0页。）只有将责任能力与罪过相贯通，才能对行为人进行主观归责。

3.违法性是否属于犯罪构成要件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是一个承前——构成要件该当性——启后——有责性的排除要件。在违法性中，主要研究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此相似，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虽然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是合法辩护事由，在犯罪构成内加以论述。

在前苏联及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不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是作为犯罪的特征而确立的，至于违法阻却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构成的范围内，而是作为排除社会危害加以确立的，（注：前苏联学者指出：在犯罪构成学说的范围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个问题作详细的研究。参见［前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2页。）因而两者存在重大差别。

这里首先涉及对于违法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同时还涉及在犯罪构成中是否需要设置否定要件的问题。我们认为，违法性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是犯罪的特征。整个犯罪构成实际上是刑事违法的构成。因此，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具体要件，降低了违法性在刑法体系中的意义。而且，犯罪构成作为一种定罪模式，主要解决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违法阻却事由主要是解决什么行为不构成犯罪的问题。显然，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与什么行为不构成犯罪，这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是肯定要件（或是积极要件）而不是否定要件（或是消极要件）（注：我国学者提出了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的概念，认为犯罪构成论的体系性特征，是解决犯罪论的形式性的问题。对不同体系的犯罪构成论内容的理论来说，搞清形式性的特征，即了解其体系性特征，是了解内容实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对形式特征的了解，对实质内容的讨论就会出现偏差。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五）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

犯罪构成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建构方式而形成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总和。三大具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体系，其组合逻辑结构不同，因而呈现出各自的体系性特征。

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递进式结构，在对犯罪的认定上采取排除法。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各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这种递进式结构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须进行三次评价，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评价，为犯罪提供行为事实的基础；违法性是法律评价，排除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性是主观评价，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主观根据。以上三个要件，形成一个过滤机制，各构成要件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形成独特的定罪模式。

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双层次结构，本体要件与合法抗辩形成犯罪认定的两个层次，在犯罪构成中介入诉讼要件，是英美刑法中所特有的，由于合法抗辩的存在，这种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在认定犯罪的活动中，引入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积极性，利用这一民间资源使犯罪认定更注重个别正义的实现。（注：我国学者指出，英美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形式特色在于将一般与个别一分为二，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合法辩护能否成立，采用这种排除法表明司法活动更具主动性，例外情况随时可能被作为合法辩护理由而得到认可。从形式意义上比较，英美犯罪构成理论似乎更注意个别、例外情况，其结构形态为例外情况作非罪认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参见宗建文：《刑法立法思想及其运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页。）英美法系的这种犯罪构成体系的形成，与其实行判例法有着极大关系，合法辩护事由主要来自判例的总结与概括。由于这种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这种法系特征背景，成文法国家是难以效仿的。

前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耦合式结构，将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分而论之，然后加以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共存关系，即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只有四个要件全都具备了，才说得上是犯罪构成的要件。

以上三种犯罪构成体系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其体系性特征都十分明显。（注：我国学者对各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作了概括，指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是：（1）将行为的不同构成部分划分为各个构成要件。（2）体系内部各要件的相互依存性。（3）综合评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4）法定化的犯罪构成。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1）将行为整体的不同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2）多次评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3）体系内部的层次性与各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对独立性。（4）超法规的违法评价标准。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1）以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结合方式构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2）直接反映刑法总则体系的犯罪构成理论 体系。（3）构成要件的法定化与超法规合法辩护事由的存在。（4）保护客体的超构成要件。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以下。）如果从理论上对犯罪构成体系加以考察，以下问题值得研究：

1.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与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的关系

犯罪是人的一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犯罪行为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发展结构。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的演变过程，即首先存在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该人产生罪过心理，在这种罪过心理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然后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一个主观性外化为客观危害的过程。但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却恰恰相反，因为犯罪构成的目的是为司法机关提供定罪模式。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犯罪行为，因而确定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是定罪的逻辑。只有在对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作出肯定性判断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查明该行为是否在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状态下所实施，从而为定罪提供主观根据。因而，定罪是一个从客观行为到主观罪过的逻辑过程。上述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与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的区别，恰如马克思所说的思维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总之，犯罪构成作为定罪模式，其逻辑展开不是从主观要件到客观要件。（注：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列，我国刑法学界通常的排列顺序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我国个别学者认为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在实际犯罪中发生作用而决定犯罪成立的逻辑顺序却不是这样的，其实际逻辑顺序是：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即符合犯罪的条件的人，在其犯罪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危害一定的客体即社会主义的某种社会关系。可见，在决定实际犯罪逻辑顺序上，犯罪主体要件与其它要件相比，是处于第一位的，由此得出结论，犯罪主体要件是犯罪构成诸要件中的第一要件，它是犯罪构成其他要件乃至犯罪构成整体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的基础。参见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0页。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犯罪构成的主体性，认为：犯罪构成的主体性是指犯罪主体对犯罪构成的控制和决定作用。在犯罪构成的最高级层次中犯罪主体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要件，是整个犯罪活动过程的发动者、驾驭者和控制者。所有的犯罪构成，无一不打着犯罪主体的烙印，无一不是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的表现和实现。因此，主张将犯罪主体列为犯罪构成的第一要件。参见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上述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以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取代犯罪构成的逻辑结论，因而不足取。）而恰恰相反，应当是从客观要件到主观要件。

2.犯罪客观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的关系

犯罪具有其外在的客观方面特征，同时又具有内在的主观方面的特征。对此，各国犯罪构成理论都是一致认同的。但在两者关系上，存在不同的处理方法。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以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作为犯罪构成的本质要件，两者是一种并存关系。前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以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主观方面作为犯罪构成的两个基本要件，两者也是一种并存关系。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有责性，实际上相当于犯罪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是一种递进关系。在这种递进关系中，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并非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只有在具备有责性要件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一犯罪行为。我们认为，犯罪是一个整体，将犯罪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是一种理论上的需要。因而，犯罪客观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是对犯罪进行分析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犯罪的客观要件与犯罪的主观要件视为一种对合关系。在这种对合关系中，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映证，同时并存。

3.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关系

犯罪构成理论是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提供法律标准，因而其功能应当由积极要件来完成。但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本身又具有过滤机能。对于不具备这一要件的行为自然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在前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中，不存在专门性的消极要件。在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要件中，以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为原则，以消极要件（合法抗辩）为例外，在消极要件中，主要是免责条件，这种免责条件被认为与遗嘱、合同、结婚之类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心理条件之间具有类似之处。（注：参见［英］哈特：《惩罚与责任》，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尽管如此，在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是基本的，违法性基本上是以违法阻却为内容的，意在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消极要件。我们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是积极要件，而不应当包括消极要件。因此，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作为构成犯罪的例外，不应在犯罪构成体系中考虑，而应当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作为正当化事由专门加以研究。

根据上述论述，我认为犯罪构成应当采取二分体系，即罪体与罪责。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两者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三、犯罪构成的分类

在现实中犯罪现象是多种多样、表现各异的。与之相适应，法律对其规定的犯罪构成也各不相同。根据各种犯罪构成的不同性质、特点，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标准，大致可以把犯罪构成作以下几种分类：

（一）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

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不同形态，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注：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把未遂犯和共犯当作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来对待，指出：关于未遂犯和共犯，一般都当作犯罪的“现象形式”或“态样”来对待的，但是，与其说是“现象形式”或“态样”，倒不如首先承认他们都是“特殊的”构成要件，未遂犯和共犯都是这一前提下的被修正了的“现象形式”或“态样”。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同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这一分类。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88页。但我国也有个别学者否定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的分类，认为这种犯罪构成的分类必然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例如，故意杀人罪这一罪名包括了未遂、中止、预备、既遂等不同形态。而根据上述分类，死亡结果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中是构成要件，而在未遂等场合则不是构成要件。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我认为，基本构成与修正构成是一种科学的分类，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两种构成形式的关系：前者是犯罪构成的常态，后者是犯罪构成的变态。基本构成与修正构成在内容上是存在差别的，承认这种差别并不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恰恰相反，否认这种差别才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由于刑法分则条文都是以单个人犯既遂罪为标本规定某一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的，因此，单独犯的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即属于基本的犯罪构成。以此为前提，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以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则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由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的内容都在刑法总则部分规定，因此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以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

（二）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

普通的犯罪构成，又称独立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派生的犯罪构 成，是指以普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因为具有较轻或较重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从普通的犯罪构成中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它包括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两种情况。（注：加重构成又可分为各种形态，通常具有以下形态：结果加重、情节加重、数额加重、身份加重、对象加重、时间加重等。减轻构成一般是情节减轻。）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是相对而言的，有的具体犯罪，既有普通的犯罪构成，又有加重的犯罪构成或减轻的犯罪构成；有的具体犯罪，则只有普通的犯罪构成而没有派生的犯罪构成。

（三）简单的犯罪构成与复杂的犯罪构成

简单的犯罪构成，即单纯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均属于单一的犯罪构成。具体来说，是指出于一种罪过实施一个行为的犯罪构成。复杂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诸要件具有选择或者复合的性质。它包括：（1）选择的犯罪构成（注：我国学者认为，选择的犯罪构成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同质的选择构成与不同质的选择构成、单层次的选择构成与多层次的选择构成等。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92页。），即法律规定有供选择的要件的犯罪构成，包括手段可供选择，对象可供选择，主体可供选择，目的可供选择，时间可供选择，地点可供选择等。（2）复合的犯罪构成包括行为复合、罪过复合等。

（四）叙述的犯罪构成与空白的犯罪构成

叙述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构成的要件进行了详细叙述的犯罪构成。在采取叙明罪状的情况下，刑法分则条文对于犯罪构成的一切特征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从而为认定犯罪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根据。

空白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构成要件没有明白地规定的犯罪构成。（注：我国学者认为，空白罪状具有以下意义：（1）稳定性，使用空白罪状的规范的范围可以随其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扩大或缩小，但规范本身却无需修改与补充。（2）包容性，指使用空白罪状的刑法规范可以包容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3）超前性，指使用空白罪状的刑法规范既可以适用于已经产生的犯罪，也可以适用于将来可能出现的犯罪。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1页。上述空白罪状的意义同样适用于空白犯罪构成。）在采取空白罪状的情况下，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是由刑法直接规定的，而是需要通过参照法律、法规才能得以明确。

（五）封闭的犯罪构成与开放的犯罪构成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人格刑法；人格责任；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20-02

刑法理论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客观归罪、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行为刑法与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这几个阶段。事实上，人格刑法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之间关于刑法理论的分歧。旧派构建的刑法理论以犯罪行为为中心，强调外在的行为，认为犯罪人的外部行为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主张刑罚的量定应与客观行为及其实害相适应。新派主张犯罪人的客观危害行为只是外在表象，性才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刑罚的对象是内在危险性格，量刑要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相适应。

经过长期论战，两派理论均做出让步，逐渐形成一种综合刑法理论：刑罚既要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相适应也要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既要有报应功效也要达到预防功效。两派都承认刑罚的目的是二元的，这使包含再犯危险性的人身危险性进入犯罪之中。伴随着理论的发展深入，人身危险性理论逐步表现出其不足之处。近年一些令人震惊的案件时有发生，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挥刀弑母、药家鑫撞人杀人案等，这些犯罪分子的人格心理都存有一定程度的障碍。介于正常人格与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可能导致极端行为的出现，但犯罪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或许并不大。

人格刑法理论的重点在于，不仅考虑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行为人行为背后的人格。倡导在刑法学领域导入人格因素，是注重人文主义关怀的表现。

一、人格与人格刑法理论的含义

人格刑法学是既抛弃新旧两派各自的缺陷，又吸收了两派的合理因素， 因而它在各国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刑法人格主义思想，是基于对人身危险性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发展而来。人身危险性的思想源起于刑事人类学派始祖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的思想。1957年团腾重光先生基于客观主义立场正式提出了折中的人格责任论，之后其弟子大■仁教授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了著名的人格刑法理论，将人格引入到了犯罪论与刑罚论中来。自此，“人格”概念在刑法学中日益受到重视。

人格的具体内涵应为：“人格是个体在遗传基因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1]6

不同的学科中人格含义也不同，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因此刑法中人格的概念须有助于认定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利于刑罚的裁量。在刑法中引入心理学上的人格概念，对刑法的发展和完善影响深远。心理学上的人格指一种心身组织，即能力、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整合。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上述心理特征都可以通过测量的方法而被认识，人格因此也就具有可测性，从而也获取了作为刑法中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的可能性。

我们所倡导的人格刑法学，是指顺应刑法发展，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予以结合与发展。结合表现在，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人格这一主观性质的事物为补充，形成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主观的犯罪人格这样一种二元的定罪量刑机制，对犯罪人格的考虑并非仅为从理论上改变犯罪处罚的根据，或仅主张犯罪人格之于量刑的意义，而在于突破现行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定罪机制，将犯罪人格由以往的量刑阶段推进到定罪阶段。在量刑阶段，仍然保持现行的以行为及人格为考察点的二元机制。这种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刑法观，我们称之为人格刑法学，以区分于单一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和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2]67。

二、人格刑法理论存在的必要性

社会防卫运动的创始人格拉马蒂卡便提出，依据客观的要素、心理的要素、法的要素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人格，要求在进行社会防卫处分时，需要根据人格调查的结果来确定。

强调犯罪人生物性特征，容易忽视其自身主观能动性，导致天生犯罪人观，不利于犯罪人在后天环境下改过自新。而只强调犯罪人的社会性，容易忽视犯罪人自身生理缺陷，导致对刑罚的惩戒、公正性重视不够。因而，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犯罪人犯罪事实上的直接原因。人格犯罪人观念的提出，恰是两者间的一种平衡表现。

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是摆脱现在刑法所面临的危机所必需的。是刑法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既重视行为人的行为又关注其背后的犯罪人人格能有效克服两者各自缺陷。将人格刑法引入我国是刑法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应根据我国国情，将人格刑法理论进行合理的改造，以使我国刑法更加人道化、轻缓化、个别化。

我国刑法人格主义发展时间不长，加之刑法客观主义影响甚深，其受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即便如此，这项理论仍缓慢逐步发展着，日渐得到一些国内知名学者的支持，并由此推动着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加上国外关于刑法人格主义的理论较我国发展时间长，制度也相对完善全面、成熟，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借鉴国外考虑人格因素是极其必要的且可行的。

三、引入人格刑法理论的现实环境

刑罚方法的发展整体是沿着轻缓化的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报应刑罚论正逐步地让出它的领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犯罪现象不是犯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怎样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减少犯罪才是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犯罪人的成长除了自身素质的原因，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要承担一定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责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犯罪现象将会持有更理智的态度，人格刑法学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我国实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行刑法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特征，刑法中很多犯罪又都以情节的严重程度或恶劣程度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在认定的时候，也应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在我国现实环境中，引入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人格刑法学理论仍有诸多的阻碍，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仍遭遇了一些困难。因此要实行人格刑法理论，必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实证调查问题

人格刑法的实证调查面临一个难题，即断定被测试的监狱中的犯罪人的犯罪危险性人格是在入狱前还是在入狱后形成的。只有确定在入狱前形成的，人格刑法的实证调查才显得有意义。

目前我国没有明文规定犯罪人格调查制度，而国外早有类似的制度，如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就是通过考察人身危险性确定最适合的刑罚方式。

一般认为犯罪人格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影响。影响犯罪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文化冲突与社会化程度等。未成年人人格尚未完全形成，受外界影响大，可塑性强，人身危险性相比较小。犯罪人格调查可以全面考察他们的人格特点，发现他们的人格缺陷，通过人格矫正通盘分析犯罪原因，有助于预防犯罪。我国第一次尝试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确立、首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使用人格调查制度，人格主义的思想已客观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二）犯罪人格测量问题

大■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犯罪人有没有犯罪人格，什么是犯罪人格，这个比较难以界定。相对于客观行为，犯罪人格更为隐蔽，也更难测量。在目前的科学条件下，完全准确地测量出犯罪人格有很大难度。到目前为止，能完成信度和效度条件的人格测量技术屈指可数，人格量表就是一个。同时，测量要有精确性，才能作为一个法律评价的标准，作为定罪、量刑、行刑的根据。

犯罪人格测量关注的是心理能力和人格特点，事实上是一种心理测量。测量建立在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方法对个体赋值，用数字差异揭示出个体差异。犯罪心理通过自陈式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法等测量方式，犯罪人格通过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卡特尔人格问卷等测量工具予以测量。尽管人格测量受限于现代技术水平，准确性有待提高，但毕竟具有了可测量性。人身危险性则不然。

在刑法学中，虽然人格与人身危险性概念存有区别，但二者所承担的功能却无二致，即都是用来预测犯罪人将来再犯的可能性。人格概念较过于抽象的人身危险性概念能更好地反映犯罪人的人身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犯罪危险性人格可以通过日趋完善的心理学等科技手段加以测量。

四、人格刑法理论的引入方式

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人格刑法实践操作上遇到的困难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引入人格刑法理论应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引入到定罪、量刑及行刑的过程当中去，贯穿于整个刑事法律始终，这就叫作刑事法人格化，或者说叫作人格刑法。这就意味着，引入人格刑法理论，需要在定罪与量刑及行刑方面引入。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定罪中并不考虑人格因素，这一矛盾提升了人格导入定罪研究的重要性。在定罪方面，实行二元定罪机制。所谓的二元定罪机制指要认定行为人是否有罪，不仅要查明有无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同时要鉴定行为人的人格是否属于犯罪人格。实行二元定罪机制，注重犯罪人人格在量刑中的作用，要考虑到如何鉴定犯罪人。犯罪人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具有行为倾向的犯罪危险性人格，即犯罪人内在的一种特定身心组织。

犯罪人（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两大要件，事实判断要素（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包括行为、主体和罪过等）以及价值判断要素（行为人犯罪危险性人格）。事实的判断阶段是基础，价值判断阶段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3]227-228。犯罪的认定不但要考虑行为本身，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人格。

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除了判定他有犯罪的事实行为外，还要具有犯罪人格。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的行为类型，又具有犯罪人格，那就是犯罪人，就要定罪、判刑。只符合法定的行为构成没有犯罪人格也不行。只有当他有了犯罪人格，才是犯罪人，才能定罪判刑。而只有具备了事实这一前提判断要素，才需要测量他有无犯罪人格。

在犯罪与犯罪人这两个要素当中，二元定罪机制侧重于犯罪人的价值取向，把人格与行为并列作为犯罪人成立的独立要件，但由于犯罪危险性人格的认定是在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的认定之后，因此犯罪人格在客观上实际上只有出罪功能。

量刑，即刑罚裁量，指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相适应，也应与其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罚的轻重还须与犯罪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在量刑中，应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人格的形成是后天的，社会的原因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个人成为罪犯，与社会是脱不了关系的。以社会危害性作为主要依据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是实现刑罚公平正义的关键。刑罚的适用并不只为达到报应的目的，而应以人为本，力图矫正犯罪人的人格缺陷，使之能够早日复归社会。若在刑罚裁量时不考虑人格因素，刑罚就只是单纯被动的适用。量刑时不仅要考虑犯罪人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人格因素，这样较符合现代刑罚理念。我们倡导的刑罚个别化原则便是指审判机关在量刑时要根据犯罪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大小，以法定刑为基础或在相应的法定刑范围内，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是在量刑时对犯罪人人格因素予以考量的体现。在遵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要注重对犯罪人改造，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即刑罚个别化原则，犯罪人人格就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犯罪人人格反映了犯罪人性的大小，同样显示出犯罪人改造的难易程度，人格刑罚的目的在于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矫正过来，回复到正常的人格，最终回归社会。因此，犯罪人人格在量刑中起到对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补充作用，为实现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提供了依据。

尽管刑法上的人格概念建立在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基础上，但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只保留了人格分析中对定罪量刑有意义的差异层面，而扬弃了人格分析中与此无关的人类本性的层面。刑罚的定量应以犯罪人行为对法益的危害程度及行为人人格为基础。

当然还有行刑。刑罚应以矫正犯罪人人格为直接目的。行刑不是简单地将犯人关押在监狱，更重要的是等犯人刑满释放。所以应该实行矫正刑这样一个刑罚制度，加紧完善我国的罪犯人格调查及分类制度，加强犯罪心理预防和心理矫治工作。

虽然现在引入刑法人格理论在我国现实条件尚有所欠缺，但人格刑法学仍有光明的未来，将人格制度引入到定罪、量刑与行刑机制上来，真正实现刑法人格化，是刑法制度未来的设想及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郑雪.人格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张文.人格刑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4

关键词：犯罪学 范畴 基本范畴 犯罪 刑法学

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犯罪学是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的科学 .在我国，犯罪学是运用法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基本方法，研究我国犯罪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导致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和控制防治犯罪的对策的学科。研究犯罪学，应该在最深层次上进行理论概括和抽象，即应该建立起犯罪学的基本范畴。

对于基本范畴，张文显教授有过论述，他说：“任何一种理论要想自成体系或形成学派，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一定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学派）区别于其它理论体系（学派）的标记。”1这里所说的基石范畴，即为基本范畴。因此，犯罪学要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

一。范畴在犯罪学中的地位

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如同叠梁架屋。而范畴即为这屋子的骨架。“范畴”一词出自希腊文，原意是指指示、证明。汉语系取自《尚书洪范》中九畴之意。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范畴作了系统的研究，把它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康德也曾对范畴进行解释，他认为，范畴是一些先天性的原则或概念。而黑格尔则认为，范畴是先于自然界和人而客观存在的绝对观念的发展过程的环节。马克思主义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各门具体学科中都有各自特有的范畴。范畴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概括起来的科研成果，转过来成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方法。范畴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一定范畴标志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定阶段。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不是简单、机械地反映过程，而是形成概念、范畴和规律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认为，范畴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概念，从范畴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角度看，范畴与现实世界之间是能动的、相互联系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能在范畴得到反映。但值得一提的是，范畴所反映的仅仅是事物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个别方面。2可以说，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是各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志的话，那么，当一个学科出现核心范畴，就意味着这一学科在某一阶段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张文显教授对范畴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范畴是人类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概念，范畴既是人类以往认识成果的结晶，又是认识进一步向前推移的支点，任何一门学科，从理论形态上说，都是由范畴构建起来的理论大厦，没有范畴就意味着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论活动和理论表现。从范畴的这种功能意义上考虑，法学急需在总结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提练、重铸自己的范畴，构建起相对独立的、比较完善的范畴体系。”3核心范畴，即本文所指的基本范畴，就如同屋子建构的核心部分。是犯罪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二。犯罪学学科的基本范畴之推洐

了解了范畴，特别是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就要推导犯罪学的基本范畴为何物。因为厘清这个问题，是犯罪学与其他边沿学科分野的关键。犯罪学必须建立与其他学科，如刑法学、监狱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的分水岭。王牧教授认为，范畴及其体系是一个学科能否独立存在的前提，直接影响学科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学科成熟程度。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应当有足够的支撑并表明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组合，形成有序的科学范畴体系。从理论形态上看，如果一个学科没有或者缺少范畴，意味着在这个学科中没有或缺少应有的独立的思维和理论表现，表明它的研究还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和水平上，还不能称其为合格的独立学科，或者意味这个学科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4我认为，犯罪学的终极基本范畴应为“犯罪”这一范畴。下级基本范畴应为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预防。这样，就建立起了犯罪学的“大屋”。

为什么将犯罪学的基本范畴最先定位于犯罪这个概念呢？犯罪一词，它同时也是刑法学的基本范畴，但在犯罪学上，犯罪与刑法学所指的犯罪不同，犯罪学所指的犯罪，指向的是把犯罪看作群体社会现象，犯罪根源于社会，又危害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主要措施也存在于社会，预防犯罪的重点在社会。在外延上把犯罪定义为社会现象，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同时，也科学地反映了犯罪的来源。而在刑法学中，犯罪被定义为个体行为。但从本质属性上看，犯罪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现象。犯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出现，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评定的。犯罪是一种评价事实。社会关系是评价犯罪行为的标准。犯罪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出现，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评定的。犯罪是一种评价事实。社会关系是评价犯罪行为的标准。犯罪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施和受到评定的。如果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任何行为都无法评定为是否为犯罪。不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参照系，对行为性质就无法作出任何评价；改变社会关系，对行为就可能做出另外的评价。这充分说明在犯罪学中所研究的犯罪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更不是生物现象。要科学地认识犯罪学中的犯罪，必须把犯罪放到社会背景下，研究犯罪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揭示出犯罪的本质，以及犯罪与社会的本来关系。因此，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群体犯罪现象”是犯罪学的最基本的范畴。5但笔者认为，群体犯罪现象仍不足以为犯罪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即基石范畴，因为犯罪学中的犯罪这个概念仍是群体犯罪现象的上位概念，群体犯罪现象只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而不能为犯罪学的基石范畴。

三。犯罪这理论框架的初步界定

理论框架目前的犯罪学理论框架通常表现为如下的建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控制（有的在此基础上增加犯罪类型作为分论），这是一种线性思路。面对犯罪现象，追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构建不利于解释有关问题：犯罪现象实际上是研究一定时空中犯罪的表征、状述，它通过犯罪统计来表述，所以有的将犯罪统计列入犯罪现象；又由于犯罪本质既不属于犯罪原因，也不属于犯罪控制，且本质与现象属于一对范畴，因此犯罪本质也被归入犯罪现象。然而，事实是，犯罪现象难以包容犯罪统计、犯罪本质。尽管犯罪现象依靠犯罪统计手段揭示，但是它们在概念上并非属种关系。至于犯罪本质，尽管其与犯罪现象属于现象与本质的一对范畴，但是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理论层次，研究方法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犯罪本质是深层的分析，注重思辨演绎；犯罪现象是表层的综合，强调经验调查。这正如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实际上也是一对范畴（犯罪原因是引起犯罪现象的现象，而犯罪现象是由犯罪原因所引起的结果）一样，但是在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构建中犯罪原因并不归属于犯罪现象。当然，犯罪原因也包容不了犯罪本质。那么，在这种犯罪学理论框架中，犯罪统计、犯罪本质究竟应置于何处？此外，除了犯罪统计之外还有诸如典型个案调查，如何确定它的理论地位？这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本文中，作者仍坚持传统观点的建构模式，即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本质，呈三足鼎立之势。

1 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1页

2 参见《论法学的核心范畴》，陈金钊，法学评论，2000年第二期。

3 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1页。

4 王牧：《学科建设与犯罪学的完善》，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犯罪人分类标准，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犯罪人格

犯罪人分类是依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将犯罪人归属不同范畴的过程和结果。在犯罪学史中，犯罪人分类对犯罪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以来，犯罪学家们在研究犯罪人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分类。发展至今，犯罪人的类型已经极为丰富，并随着犯罪学的研究而不断深化。但遗憾的是，在犯罪人分类的理论中始终缺乏一条可以贯穿于始终的主线，犯罪人的类型过于繁杂，难免令人无所适从，从而影响了犯罪人分类的实际功效。本文以人格主义为立场，希望能够对犯罪人作出相对统一的分类，以促进对犯罪人分类的实践意义。

一、犯罪人分类标准之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相类似，纵观犯罪人分类的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

客观主义的分类法是以古典犯罪学派为代表，注重以犯罪人的客观行为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如依照犯罪人的行为把犯罪人分为暴力型犯罪人、窃取型犯罪人、欺骗型犯罪人；按照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将其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人、侵犯生命健康权的犯罪人、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人。客观主义的立论基础在于，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通过检验和观察等方法来把握的。对于犯罪人的研究只能以客观行为的逻辑法则为准则，犯罪人的内心是不可知的，即便是可知的，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如日本学者久礼田益喜认为：“由于有自由意志的精神状态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犯罪的轻重大小以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大小轻重而定，刑罚亦应适应之科处。” [1] （42）在我国，监狱管理机关对犯罪人进行分类主要是依照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在1991年印发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工作的实施意见》来进行的，这一分类是以犯罪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将犯罪人分为财产型、性欲型、暴力型和其他等四大类，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我国还有学者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将犯罪人分为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和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在后者中又划分出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和一般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又可再细分为职务犯罪和累犯。[2]

与客观主义相对应，主观主义的分类法是以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为基础，由龙布罗梭、加罗法洛等人加以发展。主观主义的立论基础则是，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客观行为必然是在主观意志的支配下产生的，客观行为可能有着固定的模式，可隐藏于客观行为背后的主观意志却千差万别。犯罪学研究的不应只是客观行为，不能用单纯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犯罪现象，而应用解释、说明的方法来进行研究。1876年，受孔德的实证哲学启发，龙布罗梭在《犯罪人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生来犯罪人”的概念，并将犯罪人分为：（1）生来犯罪人；（2）激情犯罪人；（3）精神病犯罪人。[3]（12）从而使人们研究的重点从犯罪的客观行为引向了犯罪人。但龙布罗梭过分地强调了犯罪人的生物学因素，因而受到了猛烈抨击。加罗法洛则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犯罪人进行划分，他将犯罪人分为：（1）谋杀犯；（2）暴力犯；（3）缺乏正直感的罪犯；（4）色情犯。[4]（110）1894年，德国学者艾温德·奥尔利克发表了《论犯罪人的分类》一文，根据犯罪人的意志力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之后的学者多从犯罪心理学、精神病学等角度对犯罪人进行分类。[5]（470）如德国精神病学家格鲁莱依犯罪心理将犯罪人划分为（1）倾向性犯罪人；（2）薄弱性犯罪人；（3）激情性犯罪人；（4）确信性犯罪人；（5）贫穷的犯罪人。[5]（474）

除此以外，有些学者在对犯罪人进行分类时，采用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相混合的分类方法。如奥地利犯罪学家恩斯特·泽利在《对犯罪人的划分》一文中，采混和标准将犯罪人分为九类：（1）职业性犯罪人；（2）财产犯罪人；（3）攻击性犯罪人；（4）性犯罪人；（5）危机性犯罪人；（6）情绪性犯罪人；（7）原始反应性犯罪人；（8）确性犯罪人；（9）临床—精神病学犯罪人。[5]（824—825）

不难看出，客观主义的分类法只关注犯罪人的客观行为及行为后果，对犯罪人之所以犯罪的原因却不予涉及，他们所做的分类只不过是对犯罪的分类，还谈不上是对犯罪人真正的分类。客观主义分类法的意义也仅仅只能是去追寻对不同的犯罪人如何来施用刑罚罢了，却无法开展对犯罪人实行犯罪预防的机制，所以现在很少被采用。

主观主义的分类法相对于客观主义而言有着显著的进步，使犯罪学的研究进入了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时代。至此，人们开始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犯罪人的内心世界，去探求人之所以犯罪的主观因素。正是基于主观主义的的这种研究，对犯罪人进行事前预防才成为可能，为减少和消除犯罪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主观主义过分强调意志的决定性，认为任何犯罪都只不过是内心起因的产物，忽略了与外部客观世界的联系，因而所作出的分类是不科学的。因为单纯的情绪不可能引起犯罪，犯罪必然是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如果承认光凭内心的情感、情绪就能产生犯罪，无异于承认了思想犯罪，有违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主观主义另一个缺陷就是将那些尚未实施犯罪而认为有犯罪倾向的人列为了犯罪人，从而为刑罚过早地介入个人生活、侵犯私人权利提供了口实。依主观主义，只要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者情绪上有犯罪的倾向，那么他就被贴上了“犯罪人”的标签，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对他进行监控和制裁，这样就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残害人民提供了主观擅断的依据。

混合分类法看似结合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二者的优点，其实不然。社会学家宋林飞在谈及社会学中分类问题时曾说：“建立概念分类框架时，必须遵循两条原则：第一，穷尽性原则，即对总体中所有分子都能归类。第二，是排他性原则，即对象总体中任何一个分子都不能同时归属于两个或者更多的类别。”[6]（127）以恩斯特·泽利的分类为例， 攻击性犯罪人可能与情绪性犯罪人发生重合，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基于情绪而攻击他人的事例。确性犯罪人也可能与职业性犯罪人发生重合，因为职业犯罪人多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常常形成了内心的确信力，并决意实施犯罪。结果混合分类法由于没有遵循科学的分类方法，没有对犯罪人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并造成了分类上的混乱。

看来，对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面，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就会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将会出现绝望性，即不可能存在一种统一的标准对犯罪人进行划分，这对犯罪学的研究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客观地”观察行动者的行为和思想状态，同时依靠研究者的“主观”直觉和理解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意义作出判断。[7]（3）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着手寻找主客观之间的折衷概念。

那么，存不存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第三种概念呢？或者说，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能否通过另一种概念进行折衷呢？在综合比较之后，我们认为“人格”理论能够担此任务。

二、人格主义的泛起

“人格”一词曾被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伴随着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人格”一词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弗洛依德建立了以感性主义为中心的人格理论，马斯洛和弗洛姆则分别以个人需求和个人意识为立场阐述了人格的内涵。美国心理学家Jerry M·Burger则从心理学角度将“人格”定义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8]（3）人际过程就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指的是发生在人们内部的，影响着人们怎么行动、怎么感觉的所有那些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在交叉学科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了“模糊概念期”，即某一领域的概念往往被跨领域或超领域地使用，人格概念的内涵因此极为丰富。

在刑事法领域，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创始人李斯特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危险性格。刑罚的处罚中心应归结为犯罪人，特别是犯罪人的性格或心理状况，应当以犯罪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为评判标准，个别地量定刑罚。李斯特的这一思想在刑事法学上有着重要意义，被认为是人格主义的滥觞。日本学者牧野英一深受李斯特的影响，创立了“犯罪征表说”，认为犯罪不是对法益的侵犯，而是犯罪人主观恶性的表现。德国刑法学家毕克迈耶在李斯特的基础上发展了“人格责任论”，这一理论后由日本学者团腾重光加以系统化。人格责任论主张在刑法中所认为的行为是作为行为者人格主体的现实化的身体的动静，责任非难不能仅论行为，而必须论及在行为背后的人格环境。[1]（339）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塞尔亦主张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不能仅依据客观犯罪行为作为标准，还应考虑犯罪人的人格。

三、人格的犯罪学内涵

最早将“人格”的概念引入犯罪学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塞缪尔·约克尔森和斯塔顿·萨姆诺，他们认为精神病人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特别容易从事反社会行为，由此揭开了利用人格概念进行犯罪学研究的新篇章。[9]（253）

在实证犯罪学派之前的古典犯罪学派并不注重对犯罪人格的研究，而将研究的重点只局限于犯罪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菲利对此批评到：“古典学派把犯罪看成法律问题，集中注意犯罪的名称、定义以及进行法律分析，把罪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人格抛在一边。”[10]（26）以龙布罗梭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将对犯罪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犯罪人，对犯罪人格进行理论研究才成为可能，而弗洛依德的心理冲突论、人格结构分析理论则为犯罪人格的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

那么，什么是“犯罪人格”？对此，学者观点尚不一致。我国有学者将犯罪人格定义为：“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群所持有的稳定而独特的反社会心理特征的总称，它是一种反社会人格。”或“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内在的相对问题的反社会行为倾向的特定身心组织。”[11]也有学者将人格定义为：“犯罪人格是指直接导致犯罪行为生成的严重反社会且为刑事法律所否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12]

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犯罪人格的内涵，应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

首先，犯罪人格应该是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这是犯罪人格最主要的本质。犯罪人的性格首先应该表现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社会秩序的蔑视。意大利刑法学家、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认为犯罪人的反社会性包括了客观的要素、心理的要素和法的要素。客观的要素指的是客观行为，心理的要素指的是反社会的能力和意思，法的要素指的是违法性。[1]（350）

其次，犯罪人格不是犯罪人一时的心理冲动，也不是对某一项事物的情绪，而应该是犯罪人在较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一种明显的行为倾向。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本《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说明了社会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也认为人的行为说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所决定的。日本学者团腾重光认为：“对先天素质中的部分因素进行抑制，对另一部分因素进行助长，始形成人格。”[1]（383）他进而将这种在人格形成中发挥作用的“环境”称为“人格环境”，犯罪行为就是在这种人格环境和行为环境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我们在论及犯罪人格时，断不能将犯罪的社会原因排除在外，而应该考虑犯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其他社会因素。

最后，犯罪人格在关注犯罪的社会原因时，不能排除犯罪人的生物学因素。龙勃罗梭的生来犯罪人理论过份夸大了生物学因素的作用，自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他对于犯罪原因的实验论证，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以年龄和精神状态来确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本身就带有人类学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染色体异常者能否被确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对刑法学和犯罪学提出了挑战。法国学者安塞尔认为，人格调查不仅要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包括被告人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问题。团腾重光也认为：“人格并非单纯的精神的要素，而是精神以及身体的统一体。因此，行为不仅在身体动静这一点上直接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同时，在人格背景方面，亦具有生物学的基础。” [1]（383）我国学者曲新久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犯罪人的人类学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犯罪人的内在原因系统中剔除，否则，‘犯罪人’就成为缺乏生物学内容的纯社会学概念。” “在人类学因素对犯罪人的人格和自我心理形成与发展有着明显影响的情况下，在罪犯的处遇过程中，应当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人类学因素。”[13]（201、 206）可见，如果我们把犯罪人的人类学因素抛弃在一边，全然不顾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必然会造成刑罚适用上的不公平，同时也无法找到预防犯罪的正确途径。因此对那些有先天缺陷的犯罪人就不能按照正常人那样剥夺其自由甚至生命，而应当把他们当作生了病的人那样，给予治疗和隔离。

至此，我们可以将犯罪人格定义为：“犯罪人格是犯罪人基于较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理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社会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倾向。”这样，犯罪人格就能够将主客观方面统一起来对犯罪人进行评价，能够成为划分犯罪人类型的较为科学的标准。正如李斯特所主张：刑罚轻重不能仅仅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而应以犯罪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或危险性的强弱为标准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并据此实行刑罚的个别化，以期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1]（213）

四、   基于人格的犯罪人分类

我们认为，如果以犯罪人格为标准，可以将犯罪人划分为以下四类：

（1）纯正的犯罪人：包括了多次故意实施犯罪的犯罪人、暴力侵害性犯罪人、累犯和惯犯。这类犯罪人在人格上表现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往往具有持久性，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实施犯罪。同时这类犯罪人往往深受犯罪文化和亚文化的影响，不像常人那样对犯罪有耻辱感和畏惧感，他们甚至认为通过犯罪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不具有常人的正直感和怜悯心，所侵犯的多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这类犯罪人的反社会倾向根深蒂固，不易消除。比如累犯犯罪人，他们曾经体会过刑罚带来的痛苦，对犯罪的危害后果也有预见，但他们往往会再次选择犯罪，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反社会性格。又如惯犯，多涉及到、盗窃、抢劫这类的财产犯罪，绝大多数惯犯并非穷困到非犯罪不可的地步。他们犯罪多是因为怕苦怕累，加之在初次犯罪后往往没有被发觉，增强了他们犯罪的侥幸心理，所以条件成就时，他们就自动选择犯罪，从而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犯罪人格。因此，对纯正的犯罪人，应采取加重处罚的原则，在刑罚的实施方式上，则应采取剥夺犯罪人再犯罪能力的方法，比如长期监禁甚至执行死刑。

（2）不纯正的犯罪人：这类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并不强烈，他们犯罪并不侵害其他人的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利，而往往基于个人的欲望或者个人信仰而违背了公认的社会秩序，因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这类犯罪人包括了无被害人案件的犯罪人、政治犯、宗教犯、以及有伤道德情感的犯罪人。如在中世纪的欧洲自杀是被认为是犯罪，因为按神学的观点，生命是“神”赋予的，个人没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事实上，自杀并没有侵害他人，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完全是出于宗教偏见。又比如在认为吸毒是犯罪的国家，单纯的吸食毒品除了对本人造成伤害外，并不会对国家和其他人带来伤害。但是吸食毒品却极易诱发其他犯罪，故国家利用刑法对其加以禁止。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为民主而斗争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犯罪，原因是统治者认为这样会对他们的统治秩序带来危害，而这些争取民主的人往往很可能被人民视为英雄，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也许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这类犯罪人的人格本质并不是去反社会，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不符和统治者的价值要求或者是道德标准，而被统治者贴上了犯罪的标签。故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这类犯罪人，单纯适用刑罚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应该辅之于教育，注重对犯罪人在思想上进行引导。

（3）偶然犯罪人：包括过失犯罪人、防卫过当者、避险过当者。这类犯罪人在人格上并不具有危害社会的倾向，危害社会的结果也不在他们的意志范围内，从内心上来看，他们是反对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他们犯罪是因为偶然因素而没有尽到其应尽的注意义务，故将他们称为“偶然犯罪人”。有学者认为此类人由于不具有反社会性，所以不能称其为犯罪人。[11]（400）我们认为，既然刑法已经对过失犯罪进行了评价，并对过失犯罪规定了刑罚，那么实施了这类犯罪的人就应该是犯罪人。如果不承认这类人是犯罪人，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刑法对过失犯罪进行处罚的依据。因为依罪刑法定的原则，无犯罪则无刑罚，一个种行为不被刑法评价为犯罪，刑罚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同理，一个人不是犯罪人，那么就不应该对他进行处罚。所以，如果将过失犯罪人排除在犯罪人的范畴之外，将有违现实情况。当然对这类犯罪人，由于并不具有反社会人格，而是存在一般人格的缺陷，对他们应当减轻处罚，在刑罚施用方式上可采用缓刑、假释、罚金等方法减轻刑罚所带来的痛苦。

（4）弱性人格犯罪人：这类犯罪人是基于生理原因而导致人格发育不完整或者不健全，包括了青少年犯罪人和病理性精神障碍犯罪人。青少年犯罪人由于社会阅历的限制，加上青少年的身心还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往往表现为较弱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人格上就有一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因为心理冲动极易诱发犯罪，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如果进行正确引导又能够及时矫正其犯罪倾向。所以对于青少年犯罪人不宜采用集中关押的方法，以防止交叉感染。同时，对青少年犯罪人也不宜采用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方法，而应当多采用劳动教育、保安处分的方法，并尽量减少青少年的过错行为对其人生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病理性精神障碍犯罪人，由于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程度不同，所以要给予不同的处遇。对那些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障碍的人自然不必视其为犯罪人，而对那些存在一般精神障碍并具有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犯罪人，可以给予一定的刑罚，但要与常人有所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对待这类犯罪人要给予及时的医疗。

总而言之，在对犯罪人实施刑罚时应该充分考虑其人格因素，对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应当给予不同的处遇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发挥刑罚的功能，为使犯罪人早日走上复归社会的道路，从而为预防犯罪和消灭犯罪指明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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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林飞。 当代西方社会学[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6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研究领域——“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传统犯罪学理论以纯实证的态度和方法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制度犯罪学则是科学与权力或科学知识与权力知识之间的结盟，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再加上政策学、政治学的眼光，研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制度犯罪学坚持认为，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基于这一认识，制度犯罪学关注以下具体问题：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作为如何？在解决犯罪问题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should to do)、能够做什么(can do)、打算或不打算做什么(choose to do or choose not to do)、已经做什么(have done)。制度犯罪学研究使犯罪学由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走向一门具有政治献策功能的决策科学。

本文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理研究领域——“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并把它视为可以与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比肩而立的犯罪学“第四支柱”。传统犯罪学理论以所谓纯实证的态度和方法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制度犯罪学则是科学与权力或科学知识与权力知识之间联盟的结晶，它把犯罪问题视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辅以政策学或政治学的眼光，研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由于本文只是对制度犯罪学研究的“破题”之作，故称“初论”。

一、什么是制度犯罪学

(一)制度犯罪学的关注焦点和研究内容

所谓制度犯罪学，就是对公共政策的犯罪学分析，准确说，就是对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是制度犯罪学关注的基本对象。

制度(institutions)即规则，是由演化或者设计而来的行为规则或行动准则。由设计而来的规则叫做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是一些政治人(如选举产生的立法人员、国家行政官员等)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或立法程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在人类经验中逐渐演化而来的规则叫做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①习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等，是由演化而来的非正式规则；政府(包括执政党、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是基于政府权威设计而来的正式规则。本文所称“制度”，特指正式制度。制度犯罪学研究的是正式制度及其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基本上不涉及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关于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犯罪社会学的任务。犯罪社会学关于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或可能算作“潜制度犯罪学”。当然，在讨论文化政策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难免会论及诸如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问题，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对非正式制度的犯罪学评价。

正式制度可以分为社会基本制度(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在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制度即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②广义制度犯罪学的研究内容涵盖社会基本制度和所有的公共政策。但是，本文所称的制度犯罪学，仅指对公共政策及其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换言之，制度犯罪学研究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它所研究的仅仅是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这里所说的“既定社会条件”，不仅是指既定的社会基本制度，还指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类型。

这种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研究的制度犯罪学，不就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犯罪学评价，不讨论社会性质(姓“资”姓“社”)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不讨论罪的社会起源或者根源问题，也不讨论社会急剧动荡时期的犯罪问题(例如战争以及战争政策与犯罪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当属“元制度犯罪学”研究。“元制度犯罪学”或可称作“犯罪政治学”或“犯罪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元制度犯罪学”，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研究的制度犯罪学属于“具体制度犯罪学”，或可称“犯罪政策学”。

“具体制度犯罪学”只就既定社会制度下的具体公共政策(如产权制度、人口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等)以及政策过程进行犯罪学评价，它只关注具体公共政策的性质及其变化对犯罪状态的影响，即对犯罪现象量的增减、类型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之所以要做如此限定，一是为了给制度犯罪学研究确定一个基本的研究前提，避免制度犯罪学研究陷于单纯的意识形态论战；二是考虑到只有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和在社会常规性运动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活跃性及其对犯罪问题影响的重要性才能够凸显出来，因而在既定基本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展开研究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制度犯罪学或具体制度犯罪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作为如何？在解决犯罪问题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should to do)、能够做什么(can do)、打算或不打算做什么(choose to do or choose not to do)、已经做什么(have done)等问题。

为此，制度犯罪学或“具体制度犯罪学”主要研究以下具体内容：

——公共政策的好坏(如是否公平、是否决策失误)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政策时机(如政策出台时条件是否成熟、社会心理承受力如何)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政策执行(如是否违法行政)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变动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如对法定犯罪圈的划定的影响)；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解决或克服犯罪问题；

——公共政策在防治犯罪方面的机会成本；等等。

社会管理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不应当被视为“元制度犯罪学”问题，而应当视为“具体制度犯罪学”问题纳入制度犯罪学的研究范围之中。

(二)制度犯罪学的基本命题与核心观点

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犯罪问题，应当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政策来解决，而不应当过分依赖于刑事政策或刑罚压制来解决。这是制度犯罪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

围绕上述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制度犯罪学坚持如下具体观点：

1.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影响犯罪状况的最为活跃的因素或变量。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实际起着引领和调控作用的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公共政策有助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坏的公共政策则会导致或者助长犯罪问题的发生。

2.犯罪问题对于公共政策具有反作用。从犯罪经济学角度看，一定规模的犯罪现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产业”，也是社会资本的巨大损耗。一国的犯罪情况是该国基本国情的一部分。国家和政府进行公共决策时不能无视犯罪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考虑公共政策的社会治安方面的成本和收益。

3.应当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对策。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重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减少社会问题出现的公共政策是好的公共政策，与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专门对策协调配套的公共政策是好的公共政策。

4.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社会的一个公共物品(public goods)。③犯罪问题的有效控制和适当解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全部委之以公众。好的公共政策需要有好的体制和好的政府作保证。公共政策的好与坏，取决于体制的好坏以及政府(以及执政党)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

5.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是政府的一种“治道”，它追求的是对犯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文化(伦理)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文化(伦理)解决，关键在于政治上的良治、文化(伦理)上的纯美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本质上说，犯罪问题的解决过程是一个社会设计和人性管理过程。完善的社会、纯美的文化(伦理)加上全面发展的人，是有效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条件。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政治构想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伦理)思想的内在要求。

(三)制度犯罪学的研究工具：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

政策分析是科学家与决策合作中产生的一个“混血儿”(hybrid)[1]102。在制度犯罪学中，政策分析是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一个适当途径，也是制度犯罪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和最基本研究的工具。

所谓政策分析，就是对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政策分析是一种个案研究方法。政策分析不仅要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而且允许进行政治和伦理方面的价值评判。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对公共政策加以解释而非描述；探究公共政策的原因和结果；尝试发出现适用于各种政策领域的一般性理论[2]41。政策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甄别好的公共政策与坏的公共政策，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policy advocacy)。

在制度犯罪学研究中，政策分析的重点是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治安效果加以分析、评估，即对某一项公共政策对社会治安的影响程度以及该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大小进行分析、评估，最终据以提出合理化的公共政策建议。

制度犯罪学中的政策分析，核心是要查明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具体分析方法，既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解释性的；④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⑤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寻求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统计学因果联系或概率性因果联系，是查明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在无因果联系或高度相关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公共政策是影响犯罪状况的“有形之手”

制度或公共政策是一只影响犯罪状况的有力的“有形之手”，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变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或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的取向及质量。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制度有其必要性。制度以及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团结的“黏合剂”，也是社会发展和个人行为取向的“指引器”。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和政策学把公共政策的功能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导向功能，即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而在行动和观念上引导公众，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这种导向作用，在社会变革期或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管制功能，即公共政策旨在避免不利因素出现而对目标群体产生的约束和管制的功能。可以分为积极管制(激励)和消极管制(惩罚)两种。三是调控功能，即公共政策对利益冲突的调节和控制功能。四是分配功能，即公共政生对社会利益和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功能。其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2][3]。

也许正是由于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具有上述功能，这只组织和调整社会的“有形之手”，也就同时成为了影响犯罪状况与动态的“有形之手”。政治学和政策学所概括出来的公共政策的上述每一种功能是否发挥，都与社会稳定与否以及社会犯罪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有着难以克服的“双面性”或“双重性”。一方面，它起着组织社会、引导社会、压制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给社会及人类带来伤害和副作用。从终极意义上讲，当国家以及由其生产的正式制度无比强大时，会极大地压制社会，不仅使人类付出自由代价和经济代价，还会产生专权、官僚主义以及种种政治罪恶。从现实来看，国家政治权威以及由此而生的正式制度(公共政策)的存在，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政府可能违法行政和侵犯人权，权力可以被用来“寻租”并产生腐败，法律和公共决策可能“自摆乌龙”而引发种种违法犯罪。“规则是个好东西”，⑥但规则(制度、政策)也自有规则(制度、政策)之弊。从犯罪学角度说，正式制度以及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不仅调整着社会，而且影响着社会的犯罪状况。任何国家中的犯罪现象，总是以一定的制度(政策)为背景而存在和变动。

现代社会的每一步变迁和每一次转型，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政策的推动。一次社会转型，就意味着一次制度设计和公共选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现象的明显变化——通常表现为犯罪的增长。因此，影响犯罪变化的那只有形的制度或政策“推手”往往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异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犯罪现象变化，是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例证。

“中国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国家中是独具特色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文明[4]。这种独特的制度文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影响着中国的犯罪状况和变动趋势。因此，考察中国社会，研究包括犯罪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结合这种独特的制度文明来进行。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始终是在强大的中央政权把握和调控之下推进的。中国的犯罪状况一直与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国家制定的刑事政策往往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政府组织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方式往往与政治运动相交织，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犯罪现象及其变动的一大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严打”斗争以外，中国政府已经不再针对犯罪问题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运动式打击；即使是“严打”斗争也逐渐向常规化发展。但是，政治或政府对犯罪状况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褪祛，只是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政府是直接以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控制犯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则主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间接地影响犯罪。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与之配套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项具体政策的调整，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犯罪现象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影响犯罪状况的做法，较之此前的强力控制的做法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常态，因而也就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总而言之，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以后，在中国犯罪现象变动的背后，总是能发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政府就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体制选择以及各项具体公共决策，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犯罪的状况及走向。

如果不注意到中国犯罪现象的这一制度背景或政策背景，将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犯罪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由此推及一般，如果不注意到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动的制度(政策)背景，所有的犯罪学理论都将无法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犯罪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三、传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

自19世纪末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西方犯罪学家们提出了种种理论和观点，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犯罪生物学理论(biological criminology)、犯罪心理学理论(psychological criminology)和犯罪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criminology)等犯罪学理论“三大支柱”。它们或坚持个体主义立场，用个体生理或心理因素解释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坚持社会结构主义立场，用社会解组、社会失范、文化冲突等因素来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犯罪现象变动的原因。用社会解组、社会失范、文化冲突等因素来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犯罪现象变动原因的理论，可以统称之为犯罪的现代化理论，是传统犯罪学理论中的主流。受西方犯罪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我国犯罪学者曾经用“代价论”、“同步论”、“正比论”、“反比论”、“远正近负效应论”等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犯罪现象变动和增多的原因。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西方犯罪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这些理论对于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的犯罪变动，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但它们有一个重大遗漏，即遗漏了对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相关性的研究。它们都没能深入到制度或政策层面去考察犯罪，没能发现影响犯罪变动的制度(或政策)“推手”。传统犯罪学研究着重于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性描述和分析，而没能进一步挖掘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换言之，传统犯罪学理论只关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只关注在社会“自然秩序”下犯罪现象的“自然发展史”，而忽视了犯罪现象在制度或公共政策这只“有形之手”推动下的“人为变化”。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谈到我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时曾清醒地指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5]这话用来评价上述中外犯罪学理论也颇为适当，其中所说的“机制与逻辑”，实指制度或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

由于传统犯罪学的上述遗漏，使得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至今还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甚至对抗状态。“乍一看，传统犯罪学所关注的东西，与那些制定和执行与犯罪问题相关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regarding crime)的人所关注的东西是相吻合的。实际并非如此。大多数犯罪学教科书在其索引中都没有列出‘公共政策’这一词条。在政策的制定者中，有人对科学犯罪学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对科学犯罪学持敌视态度”。[1]⑦犯罪学理论经常被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视为脱离实际，政策制定者们处心积虑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包括刑事政策)则往往被犯罪学家们批评为经验主义或长官意志。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归结起来有两点具体表现。一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两张皮”，即犯罪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实践(公共决策和及其执行)相脱离。这种脱离，既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也是知识与权力(政治)的脱离。⑧犯罪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实践相脱离的具体表现就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实践互不沟通、互不“买账”。犯罪学家很少对某项具体的公共政策进行犯罪学评估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因而犯罪学理论很少能够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则很少听取犯罪学家们的意见，更谈不上主动问策于犯罪学家，他们往往凭主观意志或者经验“拍脑袋”来进行决策，至于这种决策的社会治安成本如何，全然不予考虑。因此，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之间，对于某些政策取向的评价往往相左。二是理论之间的“两张皮”，即犯罪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相分离。犯罪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术业各有专攻，学术界限严格，不越雷池半步。其结果是，犯罪学家在解释犯罪时，很少追寻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背后的制度逻辑，很少注意到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背后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则很少考虑某一项公共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可能付出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收益。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导向性的提法。对于这个提法对社会公平以及我国犯罪状况的深层影响，或者说对因此而可能付出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代价，决策者显然有欠考虑，现在看来颇为值得反思。

四、犯罪学由纯粹的实证科学走向决策科学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状态，可能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是使犯罪学成为在价值中立原则下走“纯实证”、“纯科学”的路子，不关心政治，不问社会改革，不考虑犯罪学理论研究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哪些有用而可行的建议或启示，因而严重妨碍犯罪学理论的发展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二是由于轻视科学知识并且逐渐形成轻视科学知识的习惯，公共决策和公共行政将无法成为一种“知识性治理”，⑨而只能是一种单纯凭借国家权力而对社会进行的强力管制。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犯罪现象的变化，使得科学与政治(权力)相结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让犯罪学由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变成一门决策科学，从而获得一种政治献策功能，既是现实要求，也是理论上的需要。

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政府越来越注意运用公共政策对经济以及社会进行组织和管理，政府公权力扩张似有增速趋势。有人说，20世纪是政府行政权不断膨胀和扩张的世纪。国家和政府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纳入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调控范围之内，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取代非正式的社会制度成为调节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基本方式，而社会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规则则被国家权力和公共政策所抑制或者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在一起。[6]“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今天它已经高度成熟，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已经成为牵动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类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7]总之，在现代社会，一切都在政治笼罩之下，一切都在政府公权力这只“有形之手”的掌控和调节之下。犯罪现象也莫能例外。现代犯罪学研究，必须在原有的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犯罪生物学)的眼光之外，再增加一幅敏锐的政治学、政策学(制度犯罪学或犯罪政治学)眼光。用上述眼光武装起来的犯罪学就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而形成的“制度犯罪学”。借助政治学、政策学眼光，制度犯罪学获致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献策功能而成为一门决策科学，并成为与传统犯罪学理论“三大支柱”[8]比肩而立的犯罪学“第四支柱”。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的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实现这种结合是有不小困难的。⑩这就需要犯罪学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去促成这种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具体方式就是犯罪学家主动地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具体点说，犯罪学应当把公共政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犯罪学家应当积极主动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为公共决策建言献策。犯罪学家应当主动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政治家也应具有一定的犯罪学思维。

注释：

①有学者把由设计而来的制度称作“外在制度”，把由演化而来的制度称作“内在制度”。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不：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35-37.

②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即政府就一些具体公共事务做出的公共选择。政府选择做什么或者选择不做什么，都是公共政策，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等都属于公共政策。(转引自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原文出自(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上册)[M].美国培生公司，1975：1.)相对于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交往关系等，公共政策属于正式制度，相对于社会基本制度，公共政策则属于具体制度、次级制度。“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其对公众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既包括行为的引导也包括观念的引导，它告诉人们要以什么为标准，应该做哪些事和不该做哪些事”。(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1-92.)。

③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与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相对。在公共政策理论中，公共物品是指那些能够被所有人得到的物品或服务；私人物品是指那些通过市场选择而被个人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面向所有人，不具有排他性；私人物品则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例如，“让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句话中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改革开放政策所产生的公共物品，它应当为我国所有公民所共享。需要注意，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这种两分法具有相对性。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清晰。但是，说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物品，可能不会有多大争议。

④描述性研究，是指运用统计、调查等方面的资料来陈述、反映事物的现实状况，它主要回答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了何种事情。解释性研究，是指对所描述的事实的原因进行解释，回答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

⑤定性研究，是指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事物，而不进行数量测量和分析。参与性观察就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数据测量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对事物进行研究。

⑥《规则是个好东西》，sina.com.cn，2008年11月12日03：36，舜网—济南日报。该文说：“事实上，规则乃是我们所掌握的一种手段，用以应对我们对特定行动之结果的无知；再者，我们赋予这些规则的重要性，不仅是以它们致力于防阻的那些可能会产生的危害的量为判断基础的，而且也是以(在规则被无视的情况下)危害产生的可能性程度为判断基础的。这两个事实表明，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长期遵循的时候，它们的作用才会得到发挥”。“倾力关注可见的短期结果，会一步一步地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可操纵的组织。与此同理，如果我们只埋头于即时性的直接结果，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牺牲的就肯定是自由。因此，一个由‘法律支配’的社会(nomocratic society)，必须把强制完全用来实施那些有助益于一种长远秩序的规则”。

⑦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age ix

⑧有人说“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可以被看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按此说法，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是一种知识(科学)与权力(政治)的关系、犯罪学与公共政策实践的脱离，则是知识(科学)与权力(政治)的脱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3.

⑨关于“知识性治理”的提法，参见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该书中的提法是“知识性统治形式”。

⑩西方犯罪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认为，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区别是科学(知识)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有学者认为，科学(社会科学、犯罪学)与政策(公共政策)之间在基本目标上互不相同，这给二者的结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科学追寻的是真理和事实真相，政治和权力追寻的则是具体政治目标或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学者指出，作为科学知识的犯罪学追求对事物(犯罪现象)的多因性解释(力图穷尽事物发生的所有原因)，作为政治或权力知识的公共政策则追求问题的实际解决，或者说追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社会科学家(包括犯罪学家)通常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采取的问题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征：从特定视角对问题进行理论表述；强调知识性(knowledge)，而不是强调有用性或实用性(utility)；通过对标准研究方法的严格使用而消除冲突性解释；研究过程具有周延性。政治家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采取的问题解决方案则通常具有以下特点：把问题限定在能够解决的范围内或者任期内可解决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是第一目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比知识性更重要；无力、也没兴趣追寻问题的根本原因。参见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 4-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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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景鹏.权力政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16.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7

（1。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44;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200135）

摘要：近年来，我国集群犯罪频发，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试图挖掘集群犯罪成因间内部联动关系，借鉴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之理论观点，探索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构建集群犯罪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将集群犯罪的成因分为“带菌集群”、“致罪因素”与“突发因素”三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分述集群犯罪爆发过程中各犯罪成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力。

关键词 ：集群犯罪；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犯罪成因；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2-0107-11

收稿日期：2014 -12 -16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 cnki．net) 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赵辉（1978 -），男，湖北十堰人，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江帆（1987 -），男，上海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①。其中，犯罪学意义上的集群犯罪也是屡见不鲜。集群犯罪的激增引起了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政策制定者们普遍的关注。然而，实践中集群犯罪的发生非但屡禁不止，反呈愈演愈烈之势。追根溯源，我们以为，问题的本质在于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均混淆了集群犯罪与群体性事件的区别，对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进而导致理论对策于社会实践不具有指导意义。

（一）理论研究的误区

我国关于集群犯罪形成机制的研究还相当不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偏差。不少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等同于“集群犯罪”，将群体性事件直接定义为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其一，集群犯罪已被法律进行了否定性评价，而群体性事件属于中性词，系政策用语，而非犯罪学概念。集群犯罪则是指参与人数众多、违反社会规范、由众多人的狂热行为而导致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已造成对社会生活、生产秩序的破坏，系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其二，群体性事件系集群犯罪的上位概念。“事件”一词所包涵的行为即可为违法，亦可为适法。“群体性事件”的外延类似于西方社会心理学中“广义的集群行为”的概念。根据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广义的集群行为包括适法的集群行为与集群犯罪两类，群体性事件也可分为符合法律规定的集会、游行、示威行为与聚众打、砸、抢、烧闹事行为。两者可以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这便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群体性事件非集群犯罪。群体性事件包涵了集群犯罪的可能性，但并不能在群体性事件与集群犯罪之间画等号，在犯罪学理论研究中将群体性事件纳入研究对象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是方法错误。我国在集群犯罪研究方法论上仍然沿用“多因素论”——从实证的角度，简单地罗列犯罪成因，并得出某种犯罪的原因是一些因素的简单叠加，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背后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例如，有学者将集群犯罪的原因简单地分解为：法不责众心理、报复社会心理、隔岸观火心理、浑水摸鱼心理、自我表现心理、从众心理、追求刺激与好奇心理‘2]。似乎就是在这些心理的简单支配下，集群犯罪就会爆发。事实上，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此果亦他因，在无限循环的因果链中若不分析犯罪成因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将其切断，又怎能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呢？

从实证角度出发，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应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而只有集群犯罪才能进入犯罪学的视野，而群体性事件至多是社会学命题。此外，为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集群犯罪的研究须构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模型，以此准确地预测、防范集群犯罪的爆发。故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集群犯罪，重点挖掘集群犯罪的发展规律，并解构其形成机制。

（二）实践的现实窘境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乃至集群犯罪频发。据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发生在中国境内、规模在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就达到了871起，而2010、2011、2012、2013年则分别有163、172、209、86起①。这其中激化、恶化为集群犯罪的不在少数——例如2004年10月发生于重庆的万州事件、2008年6月发生于贵州的瓮安事件、2008年11月发生于甘肃的陇南事件、2012年9月发生于西安的打、砸、抢、烧日系车辆事件等等——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与巨大的财产损失，更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若干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方法往往过于简单、粗暴，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群体性事件一律予以打压。一些原本符合法律规定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动用国家权力予以干涉，进而激起民愤，最终恶变为集群犯罪，这无疑是“邪恶的戏剧化”在当代的重演③，也存在“权力剥夺权利”的嫌疑。例如，2012年7月2日的“什邡事件”，起初仅是当地民众为抗议钼铜项目的建设而自发上街游行，以期政府项目停建，而当地政府却片面、僵化地追求维稳，急躁处置，最终将集会行为推向集群犯罪的深渊。

面临集群犯罪频发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的全面应对。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的制定需要明确、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撑。而围绕集群犯罪的相关理论研究，其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与分析无疑应当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集群犯罪形成机制的内涵

所谓集群犯罪形成机制，其本质是“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的一种理论展开，即强调在研究犯罪成因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犯罪的动态过程，将犯罪结果视为一系列前因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性地理解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之间的能动关系。

（一）理论基础

1．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

一般认为，“因素理论”与“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是犯罪原因论的两种认识途径。前者主要侧重对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与条件的研究，探讨引起犯罪的因素与犯罪产生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犯罪是各种引起犯罪的因素影响的结果，至于这些因素是犯罪产生的原因还是条件，以及它们与犯罪联系的性质则不予区分（其又可分为“单因素理论”与“多因素理论”）。后者则指出，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犯罪原因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用力性质和程度各异，互相影响和作用的，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体。各种犯罪成因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且相互间的作用力也是有强弱之分。因而，前者只是对犯罪原因的简单罗列和叠加；而后者在系统性地综合研究犯罪原因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揭示犯罪的深层原因。就集群犯罪而言，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揭示了集群犯罪的形成过程不是静态的成因叠加，而是多种犯罪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2．传染病学理论

简单来说，传染病学研究的是某种病原体如何在人体内产生、发展与扩散。传染病如果要达到流行的程度，那么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及人群易感性。古斯塔夫·勒庞是最早运用传染病学原理解释群体心理形成机制的心理学家，其所创建的感染理论（有称“催眠理论”）认为群体行为的产生是出于一种无目的性的狂热追随，其中的个体被剥夺了理性，并且这种被剥夺理性的状态不断在群体内部得到扩散，最终导致整个群体失去了判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暗示、模仿、传染因素层层推进，将反社会性暗示从个体扩散到整体，形成统一的群体行动。传染病学理论对个体在群体行为过程中如何逐渐被群体“感染”，个体心理如何逐步被群体心理所取代，个体的个性如何逐渐被去除等进行了解释。

3．价值累加理论

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被誉为集群行为研究领域半个世纪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其基本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价值累加理论将集群行为的形成过程解释为一个不断追加的过程，即在集群行为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不断添加其中，而作为结果的集群犯罪如同生产线中的最终成品，在一次次的价值追加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定型。同时，斯梅尔塞认为集群行为的形成过程存在一种固定模式，特别是在集群犯罪形成的最后阶段中“突发因素”的出现，点燃了群体心理，最终爆发集群行为，甚至恶化为集群犯罪。价值累加理论指出集群犯罪的爆发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是各种犯罪成因一步步叠加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最终在“突发因素”的刺激下完成价值累进。

考察上述三种理论，我们以为，单纯地运用其中任意一种理论显然是无法科学、全面地揭示犯罪（包括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的，其各自还存有不足之处。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虽然指出犯罪成因系动态过程，是各种犯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并未具体表明是怎样的一种动态过程。传染病学理论表明集群犯罪的形成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过程，特别是其揭示了暗示、模仿、传染对形成集群犯罪的重要意义；但却未能准确描述出三者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整合出集群犯罪特有的心理。价值累加理论指出群体行为（包括集群犯罪）的形成是各种形成因素追加、递进的过程，即遵循“a+b=c+d=e+f=g+……”的规律，而非“1+1+1+1+……=……”，较好地解释了导致群体行为的形成因素间的作用规律；然而事实上，价值累加理论仍未回答导致集群犯罪的犯罪成因间的累进追加过程究竟是如何递进的，即后一因素如何追加前一因素。

由此可见，若要构建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必须综合上述理论，将其揉捏为一个整体，取长补短，全面地反映集群犯罪的形成规律。

（二）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

如上所述，集群犯罪形成机制的研究应综合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传染病学理论、价值累加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其犯罪生成模型，从而直观地揭示集群犯罪的规律。对此，我们认为，汪明亮教授于《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犯罪生成的一种可能模式》一文中所提出的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值得借鉴[7]。该理论较完善地涵盖了前述各种理论之精髓，并完整地构建了犯罪成因理论模型，系统地阐释了犯罪各成因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结果”，正如牛顿之于贝卡利亚，达尔文之于龙勃罗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们可以有共通之处，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结合了化学反应方程式与传染病学理论，用价值累加的方法，从“生物化学”角度分析犯罪行为生成模式的一种“可能性”，汪教授将其表述为：

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指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失范行为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等式，即使具备了犯罪的所有成因，犯罪行为也未必必然发生，只能说具有高度盖然性。在犯罪成因与犯罪结果之间，还存在着中介因素——催化剂。犯罪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l +1 =2的简单结构，或者说即使具备所有的潜在犯罪成因，犯罪结果也并非必然发生，其中必须借助催化剂的作用才能使得犯罪结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反之，破坏犯罪生成的等式结构，使得犯罪结果的发生缺乏必要的“反应条件”，即可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我们以为，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基于“系统论的犯罪原因论”的立场，系统、动态、开放地揭示了犯罪发生的过程以及预防的方法，对于集群犯罪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颇具借鉴与指导意义。

三、集群犯罪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作为犯罪生成的一般模式，指出了犯罪成因与犯罪结果之间的有机联系，我们认为，在集群犯罪形成机制的研究中亦可借用。在作相应变通后可表述为①：

突发因素

带菌集群+致罪因素集群犯罪

根据集群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表述，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包含三类犯罪成因，并分为两层犯罪生成步骤。三类犯罪成因分别为带菌集群、致罪因素与突发因素；两层犯罪生成步骤即带菌集群与致罪因素的结合过程与突发因素的催化过程。此外，在集群犯罪中，突发因素起着点火器的作用，刺激、诱使集群犯罪的爆发，缺少突发因素集群犯罪未必不会爆发，但出现突发因素，集群犯罪则一触即发。是故，集群犯罪中的突发因素类似于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的催化剂，在集群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可将其代换。

（一）带菌集群

西方社会心理学将群体行为描述为一种整体行为，即集群行为的内部心理特征并不等于其中个体心理的简单叠加。故在集群犯罪中，带菌集群有其独立且特殊的犯罪人格①。那么一个“健康的集群”怎样才会病变为“带菌集群”呢？

首先，反社会性暗示是集群带菌的诱发机制。暗示是指在理想状态下，对于某种信息的传播人们予以无条件、不加任何批判地接受的过程。集群行为原本就具有易受暗示性的特点，“这种暗示既可以是语言暗示，也可以是面部表情暗示或手势动作暗示。”暗示所提供的信息一旦具有反社会性，对于缺乏理智、易冲动的群体而言无异于埋下了犯罪的种子。

其次，模仿是集群带菌的传递机制。模仿是人的一种本能，人类行为的起源都来自于模仿。在带菌集群病变的过程中，模仿这一天性为反社会性暗示的扩大提供了传递的可能。在塔尔德的《模仿律》一书中提到模仿的三条定律：第一，下降率，即下层阶级具有“模仿上层阶级的倾向”；第二，几何级数律，即在理想状态下，模仿行为的规模将以几何倍数骤增；第三，先内后外律，即群体内的个体倾向于选择模仿与其所处环境相似的文化，而后才会选择外域文化进行模仿。根据《模仿律》第一、第二定律可知，群体成员会不自觉地向暗示源靠近，同时这种靠近的速度及规模将呈几何级数倍增。

最后，传染是集群带菌的扩大机制。单纯的暗示与模仿并不能导致个体间心理的趋同并实施一致性的犯罪行为，必须有一种机制借助模仿的天性将最初的暗示弥漫至整个群体，正如癌细胞在肌体内扩散一样，而这个机制就是“传染”。传染的本质是一种情绪的交流与传递，例如，公共汽车上一小偷行窃不料被群众发现，正当大家准备缉拿归案时，人群中突然迸出一句：小心！他有刀！人群顿时因畏惧而不敢作为。这就是一种恐惧心理在群体内迅速扩散的现象。

在传染的作用下，个体的个性不断被抹平（即“去个性化”的过程），并逐渐“将自我意识溶解在群体意识和群体行动中……”，群体意识不断深入到个体意识中，并逐渐取代个体意识。通过传染的作用，个体心理的不断融合为群体心理。而在群体心理形成后，群体会开始剔除“异己”，从而将群体整合为高效的行动统一体。

传染的本质在于对感性的、情绪化的、冲动的暗示具有极强的扩散效应，而对于冷静、思辨、理智的讯息则难以发挥功效。因而在集群内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动情绪极容易被传染，进而将整个群体病变为蠢蠢欲动的犯罪群体。稍不加以控制，在突发因素的刺激下集群犯罪一触即发。

（二）致罪因素

所谓集群犯罪的“致罪因素”指的是刺激、促进“带菌集群”形成犯罪动机，坚定犯罪信心，由潜在犯罪集群向危险犯罪集群转化的因素。如果说带菌集群是导致集群犯罪的内因，那么致罪因素就是致使集群犯罪的外因。在内外因的结合作用下，带菌集群的犯罪人格渐渐转化为犯罪动机，距离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又进了一步。一般而言，集群犯罪的致罪因素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经济、政治决策失误。首先就经济层面的决策而言，目前关于集群犯罪的根本原因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改革的深化、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无时不刻考验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一项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如失业、贫困以及各种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此外，集群犯罪的爆发不是某一次利益协调不当而导致，而是由于长期的利益分配不平衡使然。以“瓮安事件”为例，其直接导火索虽然是对死者李树芬死因的争议，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当地政府在移民安置、矿产资源开发、建筑拆迁等工作中，政府屡屡侵占百姓权益①。其次，就政治层面的决策而言，基于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中国政府在外交中的表现也足以影响人们的情绪。例如，针对日本野田内阁国有化钓鱼岛的闹剧，中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态度的软硬可以说直接影响到民众情绪的波动。试想，若此次中国政府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隐忍态度，也许此次打、砸、烧、毁事件的发生地就不止西安这一个城市了。

2．价值多元化与人民日益增强的进步思想对冲。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思想也不断“现代化”，特别是公平、公正、民主这些进步思想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一些有违进步思想的行为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借助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比如足球比赛中的黑哨、高考加分丑闻、慈善组织的黑幕等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集群犯罪在起初都有着好听的名声——保护环境、严惩罪犯、声讨公道、维护国家主权等等。

3．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由此淤积的社会负面情绪。市场经济体制在给我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挑战。其一就是竞争的压力，而且是不断激烈的竞争、不断积蓄的压力、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集群是一个情绪的复合体，它所需要做的就是将内心的积郁发泄出来。因而在有些打、砸、抢、烧的集群犯罪案例中，根本看不出参与者是基于怎样的理由实施犯罪，只是因为在犯罪的过程中内心得到了一丝破坏的满足。而这种长期的竞争压力或者是挫败感与集群犯罪之间的关系“或许”②可以从“挫折一侵犯假说”③的角度来理解。长期的挫败感等负面情绪的积聚渐渐使人萌生攻击他人、报复社会的动机乃至于行动。

（三）突发因素

单纯的带菌集群与致罪因素的结合并不会催生集群犯罪的爆发。集群犯罪往往呈现出一触即发的特点，犹如一个炸药桶只要施以足够的热能就会爆炸，其中突发因素正是起到了点火的作用，激活带菌集群与致罪因素间的“化学反应”。从集群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可以看出，突发因素是促使集群行为转向集群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即使集群已具备实施犯罪的所有条件，但如果没有突发因素作为反应条件，那么集群犯罪很可能“在沉默中灭亡”。这便给集群犯罪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课题，即集中力量从突发因素人手进行防控，因为这样做最直接，也最有效。

虽然从集群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结构中可以明晰地看出突发因素的关键作用，并且其表现形式较之于带菌集群与致罪因素也更为直观。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突发因素多种多样，很难一一列举。突发因素往往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比如足球比赛中球员的一个乌龙球而引发球迷的不满，城市管理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的一个推搡动作而导致群众的情绪爆发等等。从突发因素的种类人手并加以列举是不现实的，也不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对集群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最为关键的突发因素的研究就只能浅尝辄止了吗？事实上，只需转换研究的维度，突发因素的相关理论研究便可进一步开展。研究突发因素的目的在于防止突发因素的迸发，因此那些可能导致突发因素产生的“潜因素”（或称“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这些“潜因素”的归纳总结却是现实可行的。大致说来，这些“潜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1．“领袖”因素。几乎在所有的集群犯罪的案例中都有“领袖”的出现，例如，发生于西安街头针对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而导致的打、砸、烧、毁日系车辆的事件，正是被一撮金发纹身的极端分子所利用。群体中“领袖”的意志会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群体的意志，“领袖”的一个眼神、动作会成为群体成员疯狂追逐并行动的航标。因而，当群体行为已然产生时，“领、袖”一旦受到外部刺激并做出过激的反应后，将借助群体的力量将内心的意志外化为群体的一致性行动。虽然自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开启了群众心理研究的先河，并且提出“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然而，对于“领袖”的理论探讨仅仅停留在“认识到”的层面，并未对其做分类解读以及对领袖所扮演的角色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在犯罪学领域，尽管认识到“领袖”因素在集群犯罪中的重要性，刑法中亦将首要分子作为聚众犯罪的处罚对象，但却由于未能充分理解“领袖”的产生过程（哪些人将可能发展成为集群犯罪的“领袖”）而无法发挥刑法的预防目的。

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处理集群犯罪时积累的一些经验也充分证明了研究“领袖”因素的重要性。一线公安在处理案件时就特别强调要控制集群犯罪中的重点人物，对其予以重点监视与控制①。这些重点人物可散播反社会性暗示并最大程度地将这种负面暗示传播开来，改变整个群体的行为性质，点燃群体“冲动易怒”的情绪。因此，某种程度来说，控制住了这些“重点人物”，突发因素产生的概率将大大降低，集群犯罪爆发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小。然而，在纷繁复杂、一触即发的集群犯罪中，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辨认上述重点人物才真正具有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性地将可能发展为“领袖”的人物进行了分类研究。

第一，社会计量明星。巴兹摩尔曾指出“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地区暴力行为的原因和结果”[13]，拥有较强社会关系的人其在暴力行为中的影响力也较强。因此，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发掘集群犯罪中潜在的“领导者”。而在寻找集群犯罪中“领导者”的努力中，雅各布·莫里诺是最为成功的。雅各布，莫里诺通过社会测量学技术，构建了“莫里诺社网图”[14]，清晰地表明了群体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及疏密程度（图1所示）。

图l中双箭头连线表示群体成员间的相互选择，而单箭头连线表示群体成员的单向选择。莫里诺社网图折射出在群体交往内部是否存在利益团体，以及团体间的疏密程度。上图显然有两个小集团，即ABCD与GHI，相对主群体ABCD而言，GHI即次群体。其次双箭头连线最多的、处于社网图中心位置的是B，也就是“社会计量明星”。“社会计量明星”由于与群体内部成员交际最为广泛、信息在群体内传播最为扩散①，因而其意志也最容易发展为群体意志。

第二，“导火索事件”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一些集群行为的起因是由于个人与执法者或利益集团间矛盾的激化，并在该个人的情绪感染下逐步发展为集群犯罪。例如，2008年6月“瓮安事件”的起因系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而瓮安县公安局进行调查后，对女学生的死因做出鉴定，排除了谋杀的可能。但死者家属不肯接受鉴定结论。此后事态由家属的愤怒情绪弥散至当地群众，最后演变为恶性蓄意打砸抢烧政府机关事件②。从宏观上，政府在公共领域开展活动的确应当注意与当地民众的协调以及处事的方式方法，而从微观上则应特别注重与“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事件”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做好充分的沟通与调停。因为这些利害关系人将直面导火索事件的处理结果，一旦被激怒将极容易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报复社会。

第三，言行极端者。“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的确，近年来我国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集群犯罪都有黑恶势力的参与，但并不是必须要有黑恶势力的参与才会激发“突发因素”，才会导致一般的集群行为向危害社会的集群犯罪发展。集群犯罪在发展的初期一定需要一种反社会性暗示对群体进行刺激，黑恶势力的参与固然能直接提供该种刺激，但群体中性格最为不稳定的极端者也容易发展为“打响集群行为走向集群犯罪的第一枪”。这类人不但容易将集群感染为“带菌集群”，同时也容易创造出“突发因素”的环境。

2．时间与地理因素。根据意大利学者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论，时间与地理因素也是犯罪不可忽视的成因。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时间条件会导致犯罪的数量、种类、性质也随之出现不同。对于集群犯罪的成因而言，同样存在犯罪的时间与地理因素。

从时间因素上看，如前述表1内容所示，我国群体性事件（包括集群犯罪）多发生于公历年的上半年，且主要发生在夏季。一些国家的研究表明，性犯罪受季节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暴力犯罪，并认为由于夏季气温高，人的情绪容易激动，人与人的户外接触机会增多，因而纠纷增多；夏季花钱寻欢、饮酒机会增多，因而侵犯人身的犯罪概率较高。集群犯罪多数是典型的暴力犯罪，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时间恰巧印证了其与时间因素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些“突发因素”似乎更容易被炎炎夏日所引爆。

从地理因素上看，我国群体性事件（包括集群犯罪）多发生在大陆内地与沿海人口流动性较大且混杂的地区。“社会结构瓦解论”（又称“社会解体论”或“生态学论”）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该理论认为：由于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其中特别是城市化倾向发展迅速，引起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来到新生活环境的人们难以适应传统的正常的有秩序、有组织的生活，失去了共同的规范、意识、目标和价值，以致个人和群体的正常作用不能正常发挥，社会控制力减弱，社会正常生活和发展失衡，社会结构瓦解。而社会结构瓦解又导致个人结构瓦解，进而导致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相对于北京、上海这些社会控制力较强的城市，其他内陆及沿海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一旦弱化了社会控制，则无异于给突发因素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根据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统计，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发生在中国境内、规模在百人以上的871起群体性事件中，华南地区319起，华东地区189起，西南地区118起；广东居全国之首，占30.7%，四川紧随其后，占6.2010①。

3．被害人因素。1941年亨迪格在《论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一书中曾指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互相影响，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犯罪人和犯罪是被害人造成的。对于集群犯罪而言，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互换瞬息万变，这尤其体现在因城管暴力执法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是集群犯罪中。城管队员的野蛮执法往往最终将自身置于人群的包围中，不仅将自己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形中也助长了集群犯罪。

集群犯罪中的被害人因素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诱发性的被害要因。即导致犯罪人犯罪的诱因来自于被害人方面的，引起犯罪人实施攻击行为。诱发性的被害要因并非形成犯罪的必然原因，只是在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中，诱发性的被害要因有加速、刺激、促进犯罪动机形成或固定的作用。第二，易感性的被害要因。即存在于被害人自身的、无意识的易于引起犯罪人对其进行攻击的一种刺激因素。易感性的被害要因作用原理主要是“激励”犯罪人犯罪的信心和渴望。在集群犯罪中，易感性的被害要因的典型表现主要有执法者的疏忽大意、不设防备、草率等。

结语

集群犯罪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将集群犯罪的成因分门别类地归入“带菌集群”与“致罪因素”两个序列，并充分地揭示了两者间的能动关系；而“突发因素”的导入，则更是动态地展示了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针对我国集群犯罪频发的现状，以破坏集群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等式结构为视角，将犯罪预防的重点落在“突发因素”的形成上，切断犯罪成因与犯罪结果之间的联系，即可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这显然能够为刑事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体、明确且有针对性的理论参考。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8

关键词：龙勃罗梭；天生犯罪人；实证主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86-02

一、龙勃罗梭其人

龙勃罗梭生于1835年11月6日，意大利维罗纳的一个犹太家庭。是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从犯罪学史来看，龙勃罗梭是现代犯罪学最重要的开拓性研究者之一，被许多犯罪学家称为“犯罪学之父”、“现代犯罪学之父”、“生物实证主义学派的创建之父”、“意大利学派之父”等。美国现代犯罪学家伦纳德 萨维茨也指出：“他是一个思想和学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分别被称为意大利学派、人类学派、现代学派，最广泛使用的名称是实证主义学派”。他所创立的实证派刑事法学开创了将自然科学引进社会科学的先例，开辟了研究犯罪学的新途径，他采用实证主义的犯罪研究方法，从而结束了对犯罪进行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的时代，转而向严格的科学数据中寻找犯罪的本质，将自己的研究结论不是建立在逻辑与推理的基础之上，而是从大量数据与表格之中得到。使犯罪学从古典学派走向了实证学派。龙勃罗梭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直到现在也是西方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不能不归功于龙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龙勃罗梭也与其两位得意弟子，同时也是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的菲利和加罗法洛并称“犯罪学三杰”。

二、天生犯罪人理论

在龙勃罗梭以前，古典学派主要关注犯罪行为，同时也把对犯罪行为的研究局限在法律层面，而没有关注到犯罪人本身在犯罪过程当中的作用，而且主要采用理性思辨的的研究方法，使犯罪学研究落入了空洞无物的哲学范畴而不能自拔。而龙氏所生活的年代（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正是自然科学飞速发展时期，牛顿的力学与数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都被龙勃罗梭吸收进了他的犯罪学研究之中，龙氏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犯罪学也使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从犯罪行为转到了罪犯，从行为转到了行为人。因为龙氏认为犯罪是人的行为，要想揭示犯罪的本质就要从犯罪人这个犯罪行为的发起者开始，而不是仅仅研究犯罪行为本身。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学说，是其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他通过对博物馆383 名意大利犯罪人的头盖骨和身体各部位进行长期细致的测定，认为许多罪犯的体态、生理和心理的反应，都属于在人类进化中那些落后的、原始野蛮的一类人的反应。尤其是在对当时意大利的一个大盗维莱拉的大脑进行解剖时，发现了其大脑具有类人猿的特征。龙勃罗梭据此提出了他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他主张犯罪人是人类隔世遗传的产物，是倒退到人类发展的原始野蛮阶段的返祖现象。由此可见，犯罪人就是一出生就带有犯罪性的人，他们犯罪的原因是由其生物特征决定的，天生犯罪人就是生来就会犯罪的人。

龙勃罗梭认为天生犯罪人一般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1.身体特征

2.感觉和功能特征

3.感情特征

4.道德感

5.心理特征

6.其他智慧表现

在犯罪原因方面，龙氏的天生犯罪人理论经过了一个不断完善和修正的过程，从早期的认为隔世遗传到承认退化，再到其渐渐认识到在犯罪人的犯罪过程中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在其晚年对《犯罪人》进行再版时花了较大篇幅论述犯罪形成的社会原因。

三、西方犯罪学界对该理论的评价

自龙勃罗梭提出该理论的那一天起，就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对其进行批评指责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英国犯罪学家格林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否定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类学观点，通过对犯罪人的解剖研究得出了与龙氏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批判他仅仅因为身体与外表而不经过法律就判定一个人是犯罪人的观点。再者，格林认为即使犯罪人与非犯罪人之间确有差异，也不能就得到犯罪人就有异常的结论。

而一些学者的批评就带有了非学术性的目的，甚至带有政治性的目的。如法国人类学家托皮纳德的批评“当我看到龙勃罗梭手机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犯罪画像时，就像看到了龙勃罗梭的朋友们的肖像”。而政治性评价则是认为他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为纳粹对犹太人血腥大屠杀找到了理论注脚。

四、结语

龙勃罗梭对近代犯罪学的贡献无疑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他为我们开创了一个研究犯罪问题的全新视角，用一种不同于以前的角度来看待犯罪问题，他将当时的一般性科学方法和理论基础引入犯罪和犯罪人的研究当中，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伟大”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以为一切犯罪问题都可以通过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得以解释，那等于是将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人都要受制于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提出亘古不变的“真理”。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龙勃罗梭本人对其天生犯罪人理论也在不断的进行修正与补充，在其早期的学说中，龙勃罗梭几乎将所有的犯罪人都归入天生犯罪人之中（60%-70%）后来，由于龙勃罗梭对隔世遗传以外的其他犯罪原因的认识和重视，天生犯罪人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50％-60％）。在《犯罪人论》第五版第二卷中，龙勃罗梭认为，天生犯罪人所占比例为40％。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犯罪及其原因与矫治》中，龙勃罗梭将这个比例降为30％。由此可见，一些学者对龙勃罗梭的批评是极其不公正的，他早期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已经在后期得到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改变了他早期把犯罪原因单纯归结为遗传的简单化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龙勃罗梭不愧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无论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有什么样的缺点和不足，都不可否认的是龙勃罗梭在犯罪学研究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在犯罪学史上，能与龙勃罗梭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也许他的同胞和前辈贝卡利亚勉强享有这样的资格，其他人都难以与龙勃罗梭相媲美。

最后笔者引用陈兴良教授在《刑法的启蒙》中的一段话作为笔者对龙勃罗梭天生犯罪人理论的认识：“深刻的片面突破平庸的全面，因而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叛逆，是反动。 但正是这种片面所引起的深刻，瓦解了人类的思维定势，促成了思想的成长。 而思想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片面的深刻必然否定片面本身，无数个深刻的片面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全面”。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基因的奴隶―――龙布罗梭论[J].比较法研究，1994，（1）.

[2][意]吉娜•龙勃罗梭―费雷罗著.吴宗宪译.犯罪人：切萨雷•龙勃罗梭[A].犯罪学精义[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陈兴良.遗传与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