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诉讼时效范文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1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三、小结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2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系统 建构

一、社会和谐与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社会和谐”已明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成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和谐”意味着安宁有序，是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普通百姓的最深层的内心诉求。和谐社会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是法治社会的升华。从字面上看，和谐社会似乎应当是没有纠纷的社会，但其实，纠纷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的形式与范围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认为纠纷就是对秩序的背离，这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辩证地看，纠纷也有它的积极一面，纠纷的解决是不断确认秩序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秩序的生成与法律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博弈”，绝对地排除纠纷就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消除。惟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既然现阶段纠纷的量产不可避免，那么，在纠纷产生之后，如何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通过纠纷的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一段时期内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民事纠纷的解决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相对于通过诉讼得到判决，处于这一最后阶段之前的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非诉讼”），即西方国家所谓ADR（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诉讼与非诉讼的共存与互补及相互间动态的运作调整机制构成了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和化解民事纠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应用，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当今众多社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而由于司法缺乏效率与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顺畅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不得不将大量的纠纷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及其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构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维度

（一）纠纷解决的形式与程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进化顺序应是从自力救济发展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但诉讼一经出现，就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适用性成为了社会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这是以其权威性、强制性为基础的，诉讼的严格程序性也能为其结果提供公正的保障。但这一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基于诉讼的固有弊端，非诉讼总在诉讼的笼罩下不绝如缕。在现代法院的案件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造成一般民众“接近司法”困难的形势下，能相对迅速、低廉、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趁机大势发展。并在弥补传统性非诉讼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较完备的现代型非诉讼系统。如在纠纷处理结果的效力上，传统型非诉讼多为无拘束力或非终局性的，但在现代，非诉讼的结果经过特定程序，如法院的确认或公证后，即可获得拘束力，这就形成了有拘束力或终局性的非诉讼；传统型非诉讼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其启动具有非强制性，现代强制性非诉讼则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非诉讼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但非诉讼的“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②。从总体上说，非诉讼在功能上与诉讼是分担而非前置、过滤的关系，当事人选择非诉讼往往是基于解决纠纷的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如果非诉讼过多地向诉讼转轨则意味着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选择非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诉讼的放弃。但从社会提供的制度选择来说，贯彻的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诉讼是纠纷解决的底线。诉讼与非诉讼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种方式其程序利益取向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从完全私力救济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是一个强制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强制效力等级不同的方式共同组成了现代纠纷解决体系。诉讼是最具效力、最具强制力的方式，仲裁、调解、和解等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强制性这一维度上依次显示出其顺序性。

（二）纠纷解决的依据与结果。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提供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法律标准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规范化救济，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利益或价值的平衡问题。审判以案件客观事实为审查对象，较少关注纠纷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及纠纷的环境因素。这与因不同欲求、不同价值认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的要求必然发生磨擦。而非诉讼则不以制定法为惟一依据，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纠纷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非诉讼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③，从而使处理纠纷的结果更能体现和包含当事人的合意，更利于保持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这一方面来看，选择非诉讼就意味着对制定法的背离，当事人可能在非诉讼中合作规避制定法。但即使是在法律规避中，法律实际上也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隐性发挥着作用，即通过民间法隐性存在④。如果说对诉讼制度的选择是对法律的选择的话，对非诉讼的选择却多少隐含着对使用法律的放弃。纠纷的类型不同，要求解决方案亦不同。法律解决纠纷是以社会设置的同一价值标准去纠正当事人背离法律的纠纷认识，由此会抹杀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念⑤，实际上并不总是利于个案的和谐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惟一规范，静态的制定法并不能总是理想地“将所有社会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法是一种“活法”。当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诉讼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暴露出其缺陷。作为解决纠纷的两种竞争性规范，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的冲突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现实，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解决纠纷还是从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⑥。笔者认为，现代我国民事纠纷大致可分为利益确认型和价值整合型，前者纠纷主体侧重应得利益的维护，以利益恢复为特征，宜于以“只问过去”的司法形式解决；后者纠纷主体侧重于改变既存利益状态，属“向前看”类型。由于该类纠纷追求的价值大多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当事人为了谋求这种“法外”价值获得承认，往往通过规避法律的多方交涉来解决，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过程往往能显示出纠纷的积极机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社会关系，并通过裁决形成新的关系，甚至生成新的权利。解决方案所形成的价值判决可以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制度大厦的作用⑦。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竞争性规范、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评价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决定人们法律态度的主要变量⑧，这个框架具有普适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的不同取向动态地说明了法律多元的结论。诉讼解决纠纷遵循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仲裁、调解、和解方式遵循的标准则离法律越来越远，纠纷解决结果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纠纷解决的形式强制性和结果自由度为纵横两维，得出一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诉讼和非诉讼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体系，展示出一个开放性的协调互洽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从纵向上看，越是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越容易生成，也越易得。国家对“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的原则性规制是自上而下的，最先是“准司法”性质的仲裁，然后是民间性的调解，最难以法制化的则应是纯自治性的自由放任的和解。在横向上，其他“竞争性规范”总从最远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地方逐渐侵蚀制定法的领地。为扩大自身机能，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后来者总存在着试图吸纳、包容前者的倾向，如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已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⑨，甚至最具强制力的诉讼也始终为庭外和解（撤诉制度）留下一线生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各自独特的“基因”，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两种“基因”的嫁接可能生成一种更适合特定需求的新品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即是西方法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是诉讼（审判）与调解嫁接而生的我国特色方式，日本的调停及近年产生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解兼辩论”的程序也都是为了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适应社会需求，创制一种过渡性纠纷解决机制而采取的积极策略。

正如法律多元的普适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也是普遍存在于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只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纠纷解决提出独立的要求时，才给这种机能烙上时代的烙印。在“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们多强调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背景，甚至夸大了法律解决纠纷的强制，创造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的神话，这与纠纷的特质及其社会结构是不相符合的。和谐社会则基于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而更注重非诉讼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非诉讼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从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向法律调整过渡，法制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非诉讼的广泛运用更多地反映出和谐社会对片面法治观的一种修正：对自主、自律和多元化的重新评价和推崇，以及主体对权利实现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就如同产品供求关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作为法定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虽无法垄断纠纷的解决，但诉讼制度的设计却极大地牵动其他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同“国家定价”对“黑市”的冲击。要形成一个与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纠纷解决体系，国家的有意识的顺应形势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一体系命运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是功能闭合与对社会的认知开放的统一，强行规定各种方式的地位是以他组织的方式解决自组织的问题。

四、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既然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对社会纠纷总量施加影响，诉讼与非诉讼必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互补的态势中。现代社会，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在各国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案件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费用高昂。我国近年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症，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传统法制观念下漠视法院外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可喜的是，我国理论及司法界也开始对诉讼总量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建构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建构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从宏观入手，对纠纷解决机制系统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司法改革，认真清理我国司法组织及诉讼制度的弊端。但应注意的是诉讼制度的改革必须保持诉讼的基本特性，否则难免走向程序异化；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非诉讼的建设也即ADR的法制化，将ADR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原则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制，使其能与诉讼制度更好地协调互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与立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诉讼的司法功能障碍，要扩大纠纷解决渠道，非诉讼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系统中的角色扩张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当前，将那些本可通过调解机制处理的民间纠纷分流解决于司法机制之外，无论对缓冲和减轻当前法院案件承受之重，还是对维护和提升审判质量、司法权威乃至国家整个法治建设水平，都可谓至关重要。其实，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在自己周边设置一道道社会防线，通过激励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当事人将那些简单细小的争议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使调解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可以与诉讼形成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可以纠正诉讼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伴随着观念上的改变，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同推进中国的非诉讼实践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举措，力图将我国传统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其融入到世界性的ADR建设的潮流之中，使其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构筑以人民调解、仲裁解决为基础，以司法解决为保障的诉讼内外纠纷解决系统的工程已经拉开序幕。这必将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顺利解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注 释：

①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住几个着力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②③{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6、41、64

④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8、65

⑤⑦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2

⑧［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M］.强世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9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3

一、从经济法与经济法诉讼之关系分析

构建经济法诉讼必要性

“程序是实体之母”(程序法乃实体法之母)，“程序工具主义”，“程序法与实体法如同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对诉讼同时起作用”。这三种论述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学术界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实体法与程序法谁主谁从的看法不同，甚至会产生较大分歧，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一个共识—程序法与实体法两者之间存有必然的联系，是两个并不矛盾的话题，实体法需要程序法来保障，程序法需要实体法作为基础。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因此从经济法实法与程序法之间的普遍性来看，尽管两者不一定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实体法也需要经济法诉讼的完善，需要经济法诉讼为之提供一定保障。

当然，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必然有其特殊性，下面从经济法的特殊性来看其对经济法诉讼的客观需要。其主要体现为两点:①从经济法理论完善来看，需要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系统、完善。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整体性重构:第一次是发生在1992年之后，这次重构主要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第二次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经过这次重构进一步确立具有深厚法理基础、能够有效指导法制实践、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经济法理论。但经过这两次理论重构之后，经济法理论仍旧彰显不足，在学界仍存有对其存在性置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虽然经过了两次较大的理论重构，但是仍然没有给予经济法诉讼以足够的重视，从而呈现出了经济法理论的不完善性、不完备性。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经济法理论本身可以看做一个大系统，经济法实体法理论和经济法诉讼理论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两者在经济法理论中的作用就如同上面所述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一样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地在经济法理论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要使得经济法理论这个大系统得以完善，有必要对其子系统进行理论探讨，其中对经济法诉讼的探讨成为当前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②从经济法的运行系统来看，上面的论述主要是从静态或是说从理论角度阐明了经济法理论的完善需要经济法诉讼的补充。接着我们从经济法运行的动态角度来看实体法对程序法的需求，在法的运行系统中，经济法诉讼是法律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本身具有终局性。经济法要得到良好的运行，必然要求有经济法诉讼这道必备装置.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有程序法保障的实体法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而没有程序法保障的实体法则不能使其作用充分地发挥。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法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法的实践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经济法纠纷诉讼模式的完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从经济法本身的特殊性来看，都需要我们对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而王新红老师则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总结当前的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了新经济法诉讼模式。

二、新经济法诉讼模式的解读

在《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一书中，作者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出发，科学地提出了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的三项基本标准:一是必须能够涵盖对所有可诉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二是必须有利于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也就是说，在满足第一项条件的前提下要寻求最优的制度设计;三是必须与现有的诉讼形式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zj‘’3)。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几种经济法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了充足的论证，最终重新构建了我国的经济法诉讼模式。

其构建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的整体框架是:①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犯罪行为、违宪行为，分别在刑事诉讼、宪法诉讼(违宪审查)中处理，不视为经济法诉讼，也不纳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②对于经济调节机关以管理者身份与被调节管理主体发生的经济法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③对于经济调节机关以市场主体身份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纠纷、被调节主体相互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其他受国家调节影响的人之间的纠纷，在民事诉讼中解决;④对于现有诉讼制度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诉讼，在检控和受理机构、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创设一些新的诉讼制度闭“8)。

这种整体框架是在中国现有经济法纠纷解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抛弃了传统的经济法与实体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同时也否认了不建立经济法诉讼解决机制的观点。因此，作者既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其他实体法之间的普遍性，同时也注重了经济法本身的独特性。针对经济法的普遍性，作者认为需要把经济法纠纷通过其他诉讼来解决;针对经济法诉讼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应当建立个别的特殊制度来解决经济法纠纷。

三、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1.现有经济法诉讼模式的不足对新经济法诉讼的需求

关于经济法诉讼的模式，从我国的经济法诉讼模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主要有四种学说:综合经济法诉讼说、独立经济法诉讼说、经济公益诉讼说、“大民事诉讼说”。然而.这四种学说却因为它们本身的缺陷而使得创门在解决我国现有经济法纠纷时存在不足。如:综合经济诉讼说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在观念上和制度上给我们设定的界限，其结果是对部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贴上经济法诉讼的标签，并没有为经济法诉讼问题解决做出实质性理论贡献。独立经济法诉讼说体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这种学说是基于程序法与实体法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提出和发展的，其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形式。而从当前我国的诉讼资源、诉讼效率等各个角度来看，这种学说的可行性令人置疑。经济公益诉讼学说把握住了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一核心，同时也抓住了经济法本身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学说与整个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的经济法纠纷相比较来看，其调解范围过窄，其主体存在不明确性，以及这种学说中的核心—公共利盎也难以确定，所以说该种解决方式不能担当其解决经济法诉讼的重任。“大民事”诉讼说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之上的，意味着要对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做彻底的调整，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就如同独立经济法诉讼说一样，该种学说过于理想化.是不可行的。所以，为了使经济法纠纷能够得到解决，必然要产生一种新型的经济法纠纷解决模式。一种新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的出现，既要能够同我国当前的经济法理论衔接，能够起到对其的补充、保障作用，从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同时，又要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解决我国面临的各种经济法纠纷.新经济法诉讼模式通过从我国经济法纠纷的可诉性等角度分析，从而能够正确地为经济法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2.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该诉讼模式的理论依据

在新的综合经济法诉讼中，作者果断地提出了三种标准。在第二项标准中，作者认为，在保证纠纷得到公正处理的前提下，主要有两点:一是是否简便易行;二是是否制度成本低廉。关于制度成本是否低廉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否低廉;二是诉讼成本是否低廉。怎样体现这个诉讼成本，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可以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进一步分析。

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分析，因其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和具有实际运用价值(尤其是其提出的理性人思维)，从而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在法学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法律经济分析主要包括三个紧密相关的部分: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闭。所以，在设计我国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过程中，我们也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经济分析中的理性人思维、成本、效益、效用最大化等这些经济分析工具。在法律进程的整个活动中，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本身也需要支付费用，大到宪法的出台，小到一项法律规范的改进和经济法纠纷的依法审理，都会给社会特别是相关法律主体造成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成本耗费.若单位法律的交易成本过高，就会使公众对该法律的需求消失，法律即便制定出来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且同时浪费大量国家的法律资源。节约交易成本由此成为法律设计的评价标准和效益性质川。所以我们在设计(构建)一种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时，一方面要注意节约其本身制定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节约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权利受害者愿意且能够通过司法来最终解决法律纠纷。

在当前，对经济法诉讼模式的构建更应该注重我国在司法解决中已经存在的诉讼资源，并且使当前的诉讼资源(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资源、行政诉讼相关的法律资源)达到其效用最大化。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我国当前的经济法诉讼模式设计中的诉讼效率，我们设计以下公式使其明确化。我们将诉讼中的总成本表示为c总，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C民诉=C民特+以用，行政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殊诉一C行特+C共用，经济法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哒诉二q济法诉论十味用，同时.我们将它们在法律纠纷解决中共用的法律成本表示为味用。则有:

C总=C民诉+C行诉+殊诉(工)或C总一C民特+味用+殊特+C共用+味济法诉讼+C共用(n)公式(n)C总~C民特+殊特+C。济法欣+C共用+C共用+C共用(m)通过公式(皿)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现有的诉讼资源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再制定一部完整的经济法程序法，则是对我国诉讼资源中共用部分的一种浪费，从而使得这种设计得到的是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故我们在设计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要考虑当前的诉讼资源.从而防止资源的重叠.

四、小结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4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协调配合

基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创造性，知识产权纠纷已经演变为一种常见的专业性纠纷类型。如何快速、有效、低成本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既能切实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又能有效促进科技推广和先进文化传播，是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实践与反思。传统的知识产权纠纷主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然而诉讼不可能包揽所有的知识产权纠纷：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的客体无形性、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地域性、易逝性以及市场关联性的特征，完全依靠诉讼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显然无法满足所有权利人的不同需求。诉讼程序自身也存在着明显不足：费用高昂、程序过于拖延、公开审判中商业隐私泄露、诉讼双方交恶等。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权利冲突和利益失衡，通常情况下诉讼可以解决纠纷和平衡利益，但现代民事诉讼理念和目的早已由“单纯实现个人权利或维护实体司法体系而转为合理解决纠纷，法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关系的常态”①。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时，传统诉讼解决方式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特征使得权利冲突的解决更加注重对某一方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社会利益和双方利益协调，造成知识资源的空置和浪费。“以诉为主”的模式化侵权处理方式也使得当事人无法成为权利冲突的解决主体，程序选择权作为基本权利无法得以落实，当事人自治与合意解决的效力无从发挥。

因此以诉讼为主要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和权利冲突显然并非最合理和最经济的选择，有必要引入多元化的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20世纪以来，为解决诉讼案件急剧增多、司法诉讼已不能满足解决社会矛盾的实际需求，各国纷纷在改革诉讼程序的同时探索诉讼途径之外的其他解决机制即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美国是最早运用ADR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国家，在美国90%的民事案件通过ADR机制得以解决。其通过ADR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明确了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规定知识产权仲裁的范围和条件；在英国、法国、日本等一些国家，ADR制度也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相比，ADR制度更具优势：第一，程序非正式、简易灵活。在ADR程序中，不必拘泥于严格和冗长的诉讼程序，有权选择关系到自身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己推动纠纷解决的程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最终反应在解决成果中，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当事人的自主意识。第二，合意解决纠纷。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不必教条化的适用法律条文，纠纷解决更加强调当事人的“合意”，使解决结果具有互利性、平和性和非对抗性。第三，程序形式的多样化、民间化、社会化。多渠道的ADR制度使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能最大程度得到体现，保障了解决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价值分析

从正义、效益的视角。考夫曼认为，正义可以分为客观正义和主观正义。前者作为规范秩序、社会制度和体系正当化之最高原则，后者则是为一持久的意愿，使人各得其权利。知识产权制度的正义原则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以及权利义务的分配符合正义原则，即在公平和正义范围内，可以使多元化的知识产权利益的结构实现有序化，使得利益主体各得其所，使利益的分配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当出现权利纠纷时，诉讼制度的设计追求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确认结果的有效性，“客观正义”的要求得以满足。而诉讼外解决机制则更加关注当事人的意愿和诉求，追求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纠纷解决结果。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程序，出于理性的计算和妥协最终达成一种双赢的纠纷解决方案，不同的权利人和社会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获得最符合其要求或向往的利益，也即达到一种“主观正义”。

效益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也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知识产权制度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应的纠纷解决制度也要突出效益的价值取向。从效益角度看，知识产权主体之间的纠纷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不同利益主体虽然可能出现利益冲突，但归根结底他们追求的利益具有同类性，并且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够趋向于与他人利益形成一种互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鼓励当事人着眼于未来对于知识产品的发展和应用，形成合作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富有建设性的纠纷解决协议，并促成当事人达成更多的商业化协议，以代替冷冰冰的、非黑即白的绝对化的法院判决或裁定。

当事人风险—收益和利益平衡视角。知识产权纠纷实质上是当事人基于利益诉求而进行的一场博弈行为，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各自采取策略令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基于知识产权无形性、可复制性、时间性等特殊性质，相对于其他有形物的财产纠纷，当事人更愿意采用温和谈判的方式实现利益，而非通过严厉的强制的诉讼判决方式。此间知识产权权利人在权利解决方式的选择出发点上和一般的理性经济人并无二致：如果纠纷解决成本高于或等于知识产权价值，这时解决方式是理性的。如果纠纷解决效果能够给权利人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纠纷解决时间成本和难易程度都在可接受范围内，此种解决方式是最佳选择。同样，对于侵权人而言，对“风险—收益”的判断也有不同的考虑与选择。因此将纠纷解决的途径不限于诉讼这一单一模式，而是设计多种解决方式，以便实现当事人在不同情形下基于不同的考虑以不同方式解决纠纷以实现成本收益的最佳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需要。

诉讼和非诉讼程序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利益相互冲突，一方胜诉同时一方败诉。侵权者得到的也即权利人失去的。而在非诉讼解决程序中要求双方建设性地“向前看”，并不强调当事人的对错与胜负，更多关注于寻找一个符合当事人自身利益的有效解决方法。因此非诉讼解决方式是在双赢理念下的更为经济的纠纷解决模式，其结果使得双方都获得更大经济利益，或者使一方变得更好而另一方不至于变得更坏。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利益平衡，“其实质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上权利和义务的总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等多重利益的平衡”②。当法律维护的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从而出现知识产权纠纷时，涉及到对相关各个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重新划分和协调。虽然通过诉讼方式能够强力保障利益各得其所但过于僵化，无法考虑到具体情境下当事人的具体诉求，而且依赖裁判者自由裁量的利益平衡也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利益要求。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出现加强了当事人处理纠纷的自治性和自主性，通过博弈后的行为选择在具体情境中实现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架构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可采用调解、协商、仲裁、行政裁决、诉讼等多样化多途径互补的纠纷解决途径，此种机制依次根据纠纷双方的协商性及非对抗性的降低而不断推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是整个机制的最后一个环节。

一是多元化解决机制内的各要素配置。第一，民间调解。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变迁，新型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在此类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是将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引入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条可行之路。虽然知识产权纠纷多涉及文学、艺术、科学领域，专业性程度较高，纠纷较为复杂，但仍可适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一些争议较小、涉及金额较少的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或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基于知识产权强烈的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应由相关技术领域专家、知识产权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或退休法官及具有较高社会声望之人担任。条件成熟时，调解机构也可包括民间自律形式的行业协会等协调机构。民间调解是纠纷双方同意由第三方居中协调力图在双方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因而私密性较强，应注意保密。

第二，仲裁解决。仲裁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独特优势：程序简化，一裁终局；仲裁员多具备专业技术能力，专业权威性使仲裁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仲裁程序的不公开审理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仲裁结果有利于克服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地方保护主义，更加有利于承认和执行。从权利属性上看，知识产权是私权，权利主体可自行选择用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仲裁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形成的仲裁合意。

知识产权纠纷按照纠纷性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包括转让合同和许可合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侵权纠纷；知识产权确权纠纷，通常是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主体及权利是否有效的纠纷。我国目前还未建立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处理制度，但知识产权私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其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当务之急是先建立起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体制，再对可仲裁性、裁决程序及执行程序等问题进行逐步完善。

第三，行政机关解决。我国目前知识产权领域实行“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为辅”的保护模式，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立法者当初期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迅速建立起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在全社会迅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观念。”③但行政机关以公权力处理私权纠纷应受合理限制：行政机关有权管辖的主要是权属纠纷、申请权纠纷以及侵权纠纷等与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相关的纠纷。因此较多使用在专利、商标纠纷案件中，较少涉及著作权纠纷。行政机关的介入并非最终救济手段，只是救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不服，可向法院。另外，一些私权性质较为明显的民事纠纷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纠纷，在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请求下，采取行政解决方式化解纠纷固然可行，但其解决结果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赔偿关系及赔偿数额的确定，行政机关只能居中调解。

第四，诉讼解决。我国在知识产权纠纷审判中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但是“边审边调”的诉讼调解背离了调解的中立性本质，既不符合纠纷解决规律，操作性也较差。而在纠纷被提交至法院后至庭审前的时间是一个调解的高效时机。可以在法院附设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来运行纠纷的调解程序，将相关技术领域专家、知识产权法专家、专利人及具有相当审判经验的专职调解员组成专家库，由委员会提供给当事人进行选择。法院附设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在庭审之前的调解程序，使当事人明晰专家对其纠纷的利益分析，向其提供慎思后选择非诉解决方式的机会。通过审前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强制力，与法院审判中达成的调解或判决具有相同法律效力。“但此类审前调解应当只适用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对于上诉审与再审案件，由于引发二审程序的原因是一审判决的错误或瑕疵，因此不适用审前调解”。④

二是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与其他非诉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协调。第一，处理好诉讼与非诉的辩证关系。知识产权不同的纠纷需要能够满足纠纷解决个性化需求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其中，诉讼是最典型的解决方式，但未必是最能够满足解决需求的方式。法院应以妥善解决纠纷为出发点，为当事人适用其他非诉解决方式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向当事人传递纠纷可以通过非诉方式公正解决的信息，发挥法院对非诉机制解决社会纠纷功能的促进和保障功能。但同时，诉讼又是非诉解决纠纷手段的最终保障。非诉机制并不能取代司法的最终解决，当事人对非诉手段解决的结果不满意，可以诉诸司法。

第二，诉讼与非诉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协调。首先，应处理好诉讼和民间调解之间的关系。司法应支持民间调解并调动民间调解力量参与法院的诉讼调解。同时司法应对民间调解进行审查，侧重于审查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了实体上的强制性规范或当事人的意志等，并进而对调解书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其次，协调好诉讼和行政处理之间的关系。法院对行政决定具有审查及监督的权力。司法审查时，法院主要审理行政调解协议和处理决定的合法性，而不重新审理原纠纷。最后，协调好诉讼和仲裁之间的关系。仲裁的发展离不开司法支持，在知识产权仲裁中，尤其需要重视法院对仲裁庭作出的有关临时命令、决定、裁决以及仲裁协议效力的支持。如果仲裁裁决需要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法院有权对仲裁裁决进行效力、程序、行为规范、证据的出示和质证等方面进行审查。

三是知识产权纠纷各类非诉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与互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要发挥整体功效，除了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与融合之外，各类非诉方式之间的协调也很重要。各个非诉解决机制之间互相独立，并行不悖，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自行选择适用。一些纠纷解决手段可以成为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共用因素，如调解和和解可同时用于仲裁与诉讼。同时，各类非诉解决机制之间相互衔接，充分利用各个独立解决模式的特点，使得单独的局部效应能够聚合，形成功能上互补模式的合力。在纠纷解决整个过程中，对解决模式和方法的选择应贯彻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综合衡量各个解决方式的优劣后行使程序选择权，每种解决方式的程序和法律效果必须明确规定，在多种非诉解决方式之间形成多层次的立体解决路径。最后，在条件可行的前提下，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形成综合性的调解平台，对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的大量调解方式建立统一的调解体系，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防止浪费和滥用。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注释

① 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②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7期，第18页。

③刘友华：“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解决的现状及评析”，《知识产权》，2010年第1期，第54页。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5

关键词：群体性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 群体诉讼

一、群体性纠纷的界定及特点

近年来，诸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医疗事故、小股东权益维护等涉众纠纷屡见不鲜，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纠纷的新型纠纷（群体性纠纷）得以产生和发展，相应的，我们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纠纷处理机制，使新型纠纷的矛盾得以化解。群体性纠纷是社会纠纷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不同于传统纠纷，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传统纠纷往往体现为纠纷主体人数单一或相对固定，纠纷的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清晰，主要涉及的是私益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群体性纠纷则是对传统纠纷的突破，具有以下特点：1、纠纷主体的聚众性。2、纠纷内容的多样性。3、纠纷的潜在危害性较大。4、纠纷涉及的利益不仅限于私益，扩展到一定社会公益性，使得纠纷的性质逐渐社会化。、

二、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人们评价某一社会法治水平或社会秩序的状况，其基本依据并不在于该社会冲突发生的频度和烈度，而在于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全程度及其对现实社会冲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群体性纠纷的利益纷争表现的十分突出，其中形式上表现为民众之间的纠纷、民众与集体（包括企业、医院等单位）之间的纠纷，民众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纠纷等，因此，群体性纠纷涉及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和法律性因素，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时应根据不同种类纠纷的实际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来讲，所有的群体性纠纷未必要通过法院去寻求司法救济和解决途径，应根据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建立一个以司法救济为主并辅之以诉讼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使矛盾和纠纷能得到快速、恰当的处理，从而避免事态的恶化。

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应该是包括群体诉讼和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综合性网络体系。换言之，在解决群体性纠纷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借鉴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成果，即通过诸如行政处置、居间调解、人民调解、仲裁等多种救济方式来分担现有资源条件下司法救济的压力。针对新型的群体性纠纷，无论是司法救济还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都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类型的纠纷。因此，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需要建立综合各种解决机制的立体网络，创制联动机制，使它们彼此间能相互整合、衔接。具体来讲，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一方面对处理突发矛盾有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能使纠纷在相对缓和的氛围下得到解决，同时在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减轻了法院的压力。当然，对于那些无法通过诉讼外机制完全消除矛盾又寻求司法救济的案件，至少之前的诉讼外机制可以减缓矛盾的恶化，平息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为司法审判的正常进行创造的有利条件。

三、我国现行群体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数众多的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这样的规定无疑在立法上为代表人诉讼的良性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限制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登记的受害者直接参与群体诉讼的机会，如果他们也没有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提讼，那就意味着他们也不能间接的从已进行的诉讼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时他们如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只能通过另行的方式，但这样的结果与群体诉讼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功能相违背，司法资源也会被重复性的浪费。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登记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性，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存在“搭便车”心理的受害者来讲，他们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诉讼，只等其他受害者胜诉后通过判决的间接扩张力获得利益，但当这样的心理成为普遍存在时，那代表人诉讼的提起就会成为一大难题。

（二）代表人权限存在的问题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基础既有诉讼担当又有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这就意味着代表人的权限仅为一般，给代表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带来诸多困难。由于群体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当事人人数中众多，加之有的案件当事人在全国各地，处分实体权利要征得全体当事人的同意，则要造成诉讼暂时的停止，代表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去争得被代表人的同意，一旦大家的意见达不成一致，代表人将无法行使代表权，代表人诉讼也会搁置不前，这样的规定显然又与群体诉讼的设计初衷不符。

（三）赔偿额计算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计算赔偿总额时往往通过确定下来的人来计算，这样的做法是从保护私益的角度出发，但却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不利于体现预防违法行为重复出现的功能。群体诉讼本来就是“小额多数”的诉讼，每个受害者的个人损失一般很难与侵权者的违法所得抗衡，如果按照我国司法实践的计算方法，侵权者最后的作出的赔偿应该不足以使其得到深刻教训，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类似的事件有可能会重复性的出现，给社会公共利益及更多的民众带来伤害。

（四）代表人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当时立法时无疑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相比单一诉讼具体制度设计的严密性，代表人诉讼在具体制度上则显得有些苍白。由于群体诉讼的特殊性，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仍然适用单一诉讼的一些规定，那操作起来将很不现实，例如举证责任、诉讼费用、上诉主体等问题都缺乏有针对性的具体规定。

四、完善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具体途径

（一）改革登记制度，广泛扩张判决的效力

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违法者的的惩罚力度不够，对社会公益的维护不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的威慑力和权威性，无法实现群体诉讼的公益性质，因此，应引入美国集团诉讼的规定，即采取声明退出制来取代我们现在采取的声明参加制，使判决产生广泛的扩张效力。这样一来，既能保障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对于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一种肯定，现在存在的“搭便车”的现象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对违法者的制裁程度加大后，群体诉讼的程序安定性和一次性解决纠纷性都能得到实现，社会的秩序也能得到保障。不可否认的是，声明退出制的引入也有学者提出了如下担忧：这种机制依赖于强有力的集团成员信息沟通机制作为保障，如第三人未得到有效的集团诉讼同志，因而无法明确表示脱离集团诉讼时，集团诉讼的发起和法院判决的效力于不经意间约束到了不知情的第三人，违反了正当程序原理。

（二）增加代表人的权限

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权限相当于一般人的权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的代表人诉讼实施权。在完善群体诉讼体系时应适当增加诉讼代表人的权利，赋予他们在法官监督管理下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当然，如果被代表的当事人认为这样的决策违背法律的规定，可以通过要求变更代表人的方式来对诉讼加以控制。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又不至于损害众多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充实支持原则，明确团体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了支持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支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关系的公法关系，是国家干预原则的补充，对于不能通过自身力量维护权益的受害者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一原则有利于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支持的主体一般是限于对受害者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但由于支持的主体在诉讼中只能以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原告，并且我国支持制度缺乏具体程序的设计，因此在实践中其作用的发挥有很大局限性。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群体诉讼体系，充分保护当事人私益和社会公益，笔者认为应当引入德国的团体诉讼充实和完善我国的支持原则，即允许对当事人选择对其负有保护责任的团体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作为诉讼担当人提讼。由此一来，既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又缩减了群体纠纷双方的实力悬殊程度。而且团体成员一般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在诉讼中能弥补制定法对于新型纠纷规定的滞后性，有利于实现一次性解决纠纷的诉讼功能。

（四）完善、协调民事诉讼法相关具体制度

（1）举证责任倒置

由于群体诉讼的被告一方往往占有极大的优势地位，因此，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方进行倾斜，实行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倒置形式。

（2）诉讼费用风险负担与法律援助结合制度

巨额诉讼费用的缴纳是制约群体诉讼提起的一个重要问题，“小额多数”的群体诉讼的受害者单个的损害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让能力有限的诉讼代表人和的当事人承担巨额的诉讼为用，显然会使他们难以承受，并且相比那些“搭便车”的受损者只分享利益不承担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难以达到平衡。因此，我国群体诉讼在诉讼费用的设计上宜采取美国“风险诉讼”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制度。

（3）上诉制度的合理设计

虽然群体诉讼的功能之一是一次性解决纠纷，但这与审级制度的规定并不冲突，在完善我国群体诉讼体系时，应增加上诉制度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应该享有上诉的权利。由于群体诉讼人数众多，因此，在涉及上诉程序的具体规定时应该进行细化。具体来讲，代表人为多数时，部分代表人上诉，部分放弃上诉的，则上诉行为应对全体成员发生效力，上诉法院要及时通知放弃诉讼的其他诉讼代表人参加上诉审理，如其仍不愿参加并不影响上诉案件的审理，二审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全体；另外，一审判决中的全体诉讼代表人放弃上诉的权利，而群体中部分当事人不服原判，部分当事人无上诉权。

5、强化法院的监督管理职能

群体诉讼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广，且程序复杂，法官的监督管理职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程序的进行。在施行当事人主义的美国集团诉讼中法院一概以往消极被动的身份，主动对诉讼的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而在实行超职权主义的我国，反而法官的监督作用到未得到发挥。因此，在我国群体诉讼体系完善过程中，诉讼性质的审查、代表人的选任、代表人的变更与追加、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诉讼费用的承担、赔偿金的分配等各个环节都应由法官进行监督与管理。这样，既能防范群体诉讼程序的滥用，又能使程序合法有序的进行，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对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的研究不仅是法学理论层面的剖析，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符合司法实践要求的、科学、可行的体系，但这个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并非是易行之事，需要诸多法学者持之以恒地进行理论更新、实践考量、缜密思考以及合理设计。

参考文献

[1] 《人民时评：为构建和谐社会大展宏图》，人民网----观点2006年10月07日15：37 。

[2]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肖建国：《群体性利益的保护与公益诉讼》，载2007年《和谐？创新？发展——首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

[4] 高文盛、钟和燕：《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转引自宋宇阳：《试论我国证券集团民事诉讼的改革与完善》[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6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本文通过对经济纠纷的认识与分析，查阅大量和经济纠纷有关的研究，提出了对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意见。当然，针对当前社会急迫的需求，要想通过一个统一的意识、理念以及完善的制度来构建一个一步到位的多元化经济纠纷解决机制是存在较大的难度的，但是在经过不断地探索、逐渐地完善后，我国的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定能越来越接近目标。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7

内容提要: 环境纠纷多发，案件复杂，为建设和谐社会需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当前，无论是环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还是非诉讼解决机制都存有明显的缺陷，宜有针对性地对它们进行完善。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 (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 (2006-12-12)[2009-11-10]. http： //mep. gov. 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 htm.

[2]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8， (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 2005， (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 2008， (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

[11] [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5. 76.

[12]石佑启，王成明.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 2004， (春季).

经济纠纷诉讼时效篇8

论文关键词　示范诉讼　群体性纠纷　代表人诉讼　诉讼经济

一、示范诉讼概述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

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全体当事人均受该裁决约束的诉讼制度。”

（二）示范诉讼的特征

1．采用个案审理的方式

示范诉讼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其采用常用的一对一诉讼模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共通性事实和法律问题，很好的避免了对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事实性问题的重复审理，既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2．示范案件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在示范诉讼中，案件的个性问题通过个案审理解决，所有案件均具有的共同争议，通过对典型性及代表性的示范案件的审理进行解决，实现了司法的统一与诉讼经济。

3．示范诉讼进行的程序性

示范诉讼的程序可概括为两步:第一步，审理示范案件，其他的案件暂时停止进行；第二步，示范案件审理完结，若原告胜诉，被告与其他原告间无需就自己的责任进行争辩，其应按裁判结果对其他原告应进行相应的赔偿。若原告败诉，判决生效后，其他原告就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wWw.133229.Com

4．示范裁判效力上的扩张性

在法院示范案件进行审理期间，其他案件暂时停止诉讼程序。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胜诉，对其他诉讼原告诉请的审理将产生积极效应——被告不得在后诉中作出相反陈述，但其在前诉中未作出有利陈述由正当理由支持的除外。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败诉，对于后续诉讼原告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预警作用，有助于他们作出是否起诉的正确判断。

二、示范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促进民众接近正义

示范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以费用分摊的形式承担诉讼成本，且当事人均可适用示范判决的结果，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民众真正体会到正义的存在。

（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示范诉讼以审理个案的程序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多个诉讼请求，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应当说，群体性纷规模越大，示范诉讼实现诉讼经济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示范诉讼有助于避免同类纷争在法院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维护司法的权威。

（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司法政策中，以社会稳定作为群体诉讼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已经取得了法院的普遍认同。示范诉讼的个案先行审理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在发生中的群体纠纷和解，使尚未走上诉讼途径的群体纠纷自然消灭，既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又避免了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当下中国，由同一起或同一类事件引起涉及大批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多发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谚有云：“有救济才有权利”，出于保护民众权益以及维护良好秩序的需要，我国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亦需要实现多元化。联系我国现状，代表人诉讼是解决群体纠纷的法定方式，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仅达不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要求，而且造成了民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利用我国现有的基础构建示范诉讼制度，为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实现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

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示范诉讼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众多同类案件中剥离出典型的个案，回归到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审理中，由此诉讼结果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这就使得示范诉讼在程序启动上较代表人诉讼更为容易，仅对少数个案的示范审理，也可使得程序因规模获得轻减而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由于示范诉讼在程序规则上与传统诉讼模式差异不大，使其更方便操作，易于为法院接受。

其次，示范诉讼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人难产”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诉讼需要选出2-5名代表人。一般来说，人数确定的群体性纠纷人数较少而且相互熟悉，信任感相对较强，因此当事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选出代表人。而人数不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因人数极多且大家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存在利益博弈，常常会出现当事人不愿意担任代表人、难以就选举代表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事宜，大大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代表人难产”？因为代表人具有双重地位，其诉讼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对其所代表的其他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加之当事人如对选定的代表人有异议，则有权亲自参加诉讼，造成了代表人可有可无，代表人诉讼的价值也就无法发挥。示范诉讼中，法院兼顾大多数原告的意见以及赔偿标的的大小依职权确定的示范案件原告，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并且赋予非示范案件当事人以听审权、异议权保障其权益，避免了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代表人难产”的弊端。

再次，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就是未参加诉讼的受害人可在他人胜诉后通过一纸裁定适用生效判决，促使许多受害当事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不愿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性诉讼中多数人一方在败诉时需要负担所有诉讼成本，即便是胜诉，也不代表不需承担任何费用，按照现行规定，聘请律师、调查取证等产生的费用是无权向对方主张。诉讼费用既是诉讼成本又是潜在的诉讼风险承载体，受害人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谁行使权利谁负担费用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平原则的损害。示范诉讼当中，诉讼费用的规定则更为合理，其规定第一审诉讼费用，由全体当事人按其占案件标的的比例共担。抗告费用由抗告人和参加抗告人分担，并且关于证人、鉴定人费用预纳的规定，在示范诉讼中亦不适用，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示范诉讼的吸引力，而且还减少了受害人的诉讼风险。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可行性

（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开始探索适用类似示范诉讼的审判方式

尽管我国缺乏示范性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但法院在处理群体纠纷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类似国外示范诉讼的做法。此种纠纷处理模式在环境纠纷、拆迁纠纷、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等群体性纠纷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在审理此类纠纷时，通常做法是，法院会选取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率先进行开庭审理，具有类似情况的潜在诉讼当事人或者已经起诉的类似案件当事人都会到庭旁听庭审，在他们对案件胜负已经有相当预期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协调（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法律观点的释明），案件的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二）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示范诉讼价值的条件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做支撑，否则无异于“平地起高楼”，示范诉讼在我国的构建亦是如此，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其打好“地基”，方才能站得稳、站得久。具体来说，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施示范诉讼制度价值的现实条件体现在：

1．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管辖制度有利于示范诉讼的运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立法要求以及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又分别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中《民事诉讼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纠纷在人数上具有众多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集合性，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一旦其负面效应波及开来，影响重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大面积失衡和倾斜，后果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其符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适用示范诉讼的群体性纠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标准。

2．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民事诉讼法》有关审结期限的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促使示范诉讼的受案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鉴于某些民事案件(例如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结困难，《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可以适当延长时限，并为此规定了批准延期的权限和程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同时又使《民事诉讼法》对结案期限的规定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审理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群体性纠纷。

3．一定程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助于避免示范诉讼“马拉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