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范文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城中村” 社区治理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在“城中村”改造中，“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涉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对其进行“理念―体制―机制”多重视角的理论审视，需要对其进行“政府―市场―社会”多重逻辑的制度创新。

“城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要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准确把握“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特点。“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源于“城中村”社区本身的复杂性，体现在人员构成的“混杂性”、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及管理体制的“二重性”等方面。人员构成的“混杂性”是指“城中村”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而且往往暂住人口规模大幅超过原住居民的规模；同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各种人混杂在其中生活。社会形态的“过渡性”，是指“城中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已经基本城市化了，但由于“城中村”社区的相对封闭性，带有明显的“村落社区”特征，与“街道社区”或者“单位社区”都有较大的不同，仍然是以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互识社会。管理体制的“二重性”是指“城中村”社区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区，既是城市社区组成的一部分，在城市政府治理体制中运行，同时又属于农村社区，在社保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受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规范。因此，“城中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双重体制的交叉，其社区复杂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难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敏感性。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具有极大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于“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实质上成为了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的区域。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城中村”已成为“问题村”的代名词。社会问题形式多样，主要有居住环境恶劣、公共服务滞后、社会治安恶化、贿选现象盛行、村官违纪犯罪较多等。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在巨大的利益调整中极易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城中村”改造中，往往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村民上访不断乃至频现，可见，“城中村”改造中的社^治理极具敏感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探索性。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覆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诸多领域，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变革。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正是这种全面社会变迁的缩影。“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在秉承“乡政村治”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非正规性”特征。这种“非正规性”体现为治理理念的表意性、治理制度的临时性、治理措施的随意性。在治理理念层面，没有形成能够有效整合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在治理制度层面，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提供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在治理措施层面，既有的措施设计都无法解决“城中村”的拆迁补偿、企业改制、资产处置、村务管理中的利益之争。正是这种“非正规性”，给未来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制度多样化、机制多重化的探索提供了最丰富的沃土。

“城中村”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出现，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国情性矛盾、城市体制与农村体制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公共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利益性矛盾的必然产物。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理念阙如问题。针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目前存在四个方面的认识偏差。第一，将“城中村”改造简单理解成为“景观城市化”，采取简单的“推倒重建”，掉入了“见物不见人”窠臼，没有“综合治理”思维；第二，认为“城中村”改造就是“化乡为城”，坚持单线性发展道路，忽略了城乡双向互动共融，没有“统筹城乡”思维；第三，在“城中村”改造治理中，走“外延发展”发展道路，单纯以外在终结“城中村”为使命，没有“内涵发展”思维；第四，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突出所谓的“经济社会优先”，忽略居民的思想观念问题，没有“全面发展”的思维。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体制不适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社区治理中缺少专门性法律依据、地方政府管理进退两难、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等几个方面。在“城中村”改造中，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的规范“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和《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此项工作都仅仅提供原则上的指导，无法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提供清晰、系统、有力的法律支撑。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陷于“压力极大、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困境之中。“城中村”社区的面貌确实与城市环境不协调，极大地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同时在上级的政绩考核中，“城中村”改造往往是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城中村”社区居民对开展“城中村”改造有急迫的要求，地方政府被置于这样的压力下，也希望能够努力搞好“城中村”改造。但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又不足以应对村民的拆迁补偿与安置善后。在“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在社区自治中，“城中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三种力量往往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协商民主得不到很好落实，部分“城中村”社区还在依靠村落传统和家族纽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治理。这些问题导致“城中村”社区治理绩效走向衰微。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机制不畅问题。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调节、限制、疏导人们利益行为的一套机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社会治理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就“城中村”改造这一活动而言，涉及广泛的利益，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土地快速升值，土地具有较高的级差地租，“城中村”居民往往能够获取较高土地利益。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涉及到利益的重大调整。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有追求政绩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获得收益；开发商拥有雄厚资本，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尽可能牟取利益；村民也希望获得集体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成功的“城中村”改造需要平衡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城中村”社区治理要以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主线

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在“城中村”改造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潮流，要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充分认识问题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改善民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把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作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创新的三条主线。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善治”，保证社会治理质量，必须用法治的理念去统领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机制设计与行为实施，在社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基本环节积极转变，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品格。“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涉及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城市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人士，特别是“城中村”社区居民意见，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政府的治理行为、市场的投资行为、居民的参与行为。要加强执法，保障“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城中村”集体资产不受损害。同时通过公正司法，确保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合法。

推M“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民主化。首先，要加强“城中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凝聚、整合社区的政治核心。“城中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教育、管理党员的功能，要努力组织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功能；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其次，要推动“城中村”社区的多元治理，使之成为解决“城中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思路。要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不能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以及自治机制，而应将“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致力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最后，要扩大“城中村”社区的基层民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全面加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民主品质。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化。为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绩效，需要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品位。在“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实施目标要由“静态标准”向“动态实施”转变，治理理念要由“空间上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变，治理模式要由“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向“自主推动型、企业实施型、政府主导型”多样化模式转变，治理策略要由“统一安排”向“一村一策”转变。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社会治理质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BZZ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学刊》，1998年第5期。

②卢俊秀：《从“乡政村治”到“双轨政治”：城中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陈郁：《治理理论与国家职能的辩证：英国观点》，《政治科学论丛》，2012年第3期。

④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2

一、村社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现状

（一）村社干部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1、法治思维的认知方面

第一，对法治思维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时，选择“法律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分别占55%、41.2%、，选择“民主和谐”、“ 权力制约”的分别占11.4%和4.6%。可见，多数村社干部认同法律是平等的，认同法律代表着公平正义。第二，对法治思维重点的把握比较到位。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重点是什么”时，63.2%的人认为“重公正”。可见，当前我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基层工作中的法治重点把握是准确的，有一定的认识。

2、法治思维的实践方面

第一，大多数村社干部具有一定的法治思维。在问到“你认为现在的村社干部有没有法治思维”时，76.8%的人认为有，认为基本有、基本没有和没有的分别是22%、1.1%、0.1%。第二，村社干部法治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问到“你认为大多数村社干部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是否运用法治的方式”，64.2%的人认为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社干部能够认识到决策和行为要合法，但是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3、法治思维的形成和培养途径方面

通过调查，对于如何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村社干部大都有明确的认识：在处理问题、做决策时着重运用合法非法思维方式；认为法治思维向法治方式转变需要注重法治依据，同时在法治精神、法治素养、崇尚法律等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村社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的最大突破口在于深化改革，完善机制。

（二）法治思维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对法治思维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调查中，当问到“你认为村社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至少列3种）”时，有92.7%的人选择了“公平正义”，90.4%的人选择了“合法性”，58.1%的人选择了“责任后果”，选择权利义务和法官治权的相对较少。这说明当前丰都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的精髓。

2、实践中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问到“你怎么评价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时，有66.8%的人认为“一般”，认为“很强”、“很弱”和“缺乏”的分别占25.3%、5.9%、2%。

3、村社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存在较大的困难。在问到“你认为从传统的非法治的思维向依法办事转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有55.7%的人认为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还存在法律让位于政策和上级指示情况，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二、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制约因素

（一）法治观念薄弱。法治作为人类的活动方式之一，必然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村社干部对法治认知出现偏差和实践中出现法律让位于情感、上级指示。首先，我国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在遇到纠纷和冲突时，不是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而更多的寻找“权力”的帮助；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伦理道德轻普遍规则”导致轻视法律的作用，对法律不存在敬畏之心；此外，“人治”陋习严重，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二）法律知识欠缺。很多村社干部年龄往往偏大，文化素质大多不高，法律知识欠缺。他们往往将有限的时间花在学习实用性较强的业务知识上，对如何正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则研究不多、思考不足。由于我国政治生活法治水平有限，在加上行政手段效率高，村社干部大都乐于选择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在客观上造成法治方式“被搁置”。

（三）普法内容肤浅。普法考试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偏重于村社干部掌握法律知识，法律学习停留在了解法律条文的层次，忽视法治精神和法治方法的把握。干部普法考试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死记硬背，远达不到把握条文蕴含的法治精神并提高法治思维能力的高度。法律知识要内化成人的法治思维，还需要很多因素一起产生合力。由于人治化权力恣肆的影响，村社干部把普法教育中掌握的法律知识转化成法治素养的成效就更加不容乐观。

（四）法治能力不足。部分村社干部认为法律仅仅是一种工具，是实现一定社会管理目标的手段，在想问题、做决策时依然习惯于传统的人治思维和方式，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尤其是在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不足就更加凸显，不能做到统筹兼顾，灵活处置，以致事态恶化。有的甚至把法律仅仅用来治理老百姓而不规范、约束自己。对法律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弃之一旁，持随心所欲的态度。

三、提高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崇法精神。首先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要牢记”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在工作生活中敬畏法律，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在处理与群众的矛盾和纠纷过程中要坚持这一点。其次，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维。法治思维强调人信仰的是法律规定中蕴藏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增强法治理念。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参与法律援助等法治实践活动、举办专题研讨班以及开通普法短信平台等方式增强村社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教育培训的重点要放在应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教育与传播上，使法治思维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最终形成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法治思维当先”的思维定式。

（三）强化法治实践。实践锻炼是培养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根本途径。村社干部要养成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并将法治思维外化为法治实践，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法治活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以加快推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四）改善法治环境。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引导全民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和有利于培育村社干部法治思维的良好环境。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3

王利明先生从法治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法治使人们自由、有尊严地生活,法治社会使人们具有安全感,法治能够给社会带来公平正义等方面阐述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法治。[4]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目标追求,这种目标已被我国宪法所确认。当前,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开展,党中央又审时度势地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战略举措,法治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关系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不但是法治理论的延伸,也是社会管理创新实际的需要。党的十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法治成为保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重大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创新,因此,管理社会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应该是法治,而不是其他。tl]

二、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毫无疑问,法治国家建设是我国写人宪法的目标追求,任何阶段性的经济社会建设都要服从并服务于法治国家建设大的背景。按照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治国家应该是有限政府、公民社会、社会自治、依法为治等要素的综合体。在法治国家不存在单一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而是社会各种管理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相互制约、相互协作的过程,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秩序应该是治理的结果。因此,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凸显治理的理念:第一,管理是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下,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人民是被管理的对象,而这种管理模式是我们要打破和修正的。第二,我国本是以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并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打破这种旧的管理模式。第三,在社会管理的表达中,需进一步厘清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重视对政府和权力的限制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第四,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表达中,应凸显法治作为社会最大共识的基础作用。总之,创新社会管理贵在“新”字,但这个“新”是符合法治精神和客观实际的创造,是能够真正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利益的创新举措。在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更应该强调依法创新,使社会管理创新不致偏离法治的轨道。

三、社会管理创新一限权还是治民

从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角度看,限制政府权力、制止行政权力扩张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但社会管理创新也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使限权变为扩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自然要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对原有机制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应对,创新社会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以法治为基础,形成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是一场涉及管理主体、客体、内容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管理,一般是指“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⑴管理主体是社会管理的实施者,同志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加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同志的讲话,明确指出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客体是存在于主体外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与主体相对应的客观存在。在社会管理关系中,客体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关系,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管理的内容纷繁复杂,内容形式多样,它主要表现为各管理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过程,是社会管理主体工作的具体展开。总之,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看,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为行政权的扩张造势,而是要在限制政府权力、增加政府服务功能、培育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会权力一培育与规制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与服务中的作用,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当前,我国社会组织众多,但自治能力低、服务功能差,培育并发展社会组织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数量多但普遍发育不良,发展社会组织的瓶颈仍然存在,特别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偏差。与社会组织成立相伴而生的是社会权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对社会权力的认识与定位是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按照组织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权力的出现,而社会权力对政府的行政权力会形成某种掣肘,甚至有时会危及政府的统治,这是历朝历代政府对社会组织抱有深深芥蒂的重要原因。所以,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并不仅仅是建立组织这样简单,其实质是如何对待社会权力的问题。社会权力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既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全球。它们不仅与一定的共同体或组织相联系,也与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规范或现实利益相联系”。[1]社会权力存在的理论预设是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理论,但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权力的表现也具有多样性,“它有时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有时与国家权力形成对抗,有时又处于国家权力之外”。[2]社会权力不但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经济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甚至司法权力(所谓民间法)。所以,对社会组织、社会权力不但有一个培育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规范社会组织、制约社会权力的问题。综观中国历史,在如何对待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力的问题上一直以来都是以打压、提防为主,社会的治乱兴衰也与社会组织及其权力的扩张与收缩有密切关系。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力存在的土壤是什么?这是我们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必须要明确的问题。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我们认为,只有在法治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力的存在才是可预的,所以“社会权力的存立基础或载体是法治社会”[1]。同时,法治社会是社会权力的载体也蕴含着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力的存在不是无序的,社会权力也应受到相应的约束,只不过这种约束与制约是在法治背景下的行为。

五、社会管理创新中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的培养

在当下的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到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以及制度建设与法制的完善上,而忽略了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人的关注。经典作家曾说过,社会的任何问题实际上都是人的问题,在物质条件不可能完全充裕和满足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切科学总是或多或少地和人性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社会建设中社会保障、制度法规建设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人的素质特别是公民意识如果缺失,社会保障建设往往会演化为各方利益的逐利场,制度与法规也会成为逐利的工具而逐渐形式化,在缺少宽容与理解的情况下,社会建设的成果不但会被解构,而且也会成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新的源头。我们之所以在社会建设特别是创新社会管理中提出人的素质问题,是基于以下考量:第一,物质条件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人的极大满足,新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所导致的不平衡感和压迫感丝毫不亚于生存的压力。第二,人的理性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矛盾。法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公民的道德素质、公民的责任意识和权利观念是解决社会问题、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社会建设、法制建设与法制运行,都需要人去推动,离开了人,所有的制度、法律都是一纸空文,这也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原因。所以,人的素质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能只见“建设”不见“人”。培养具有法治意识的公民,是创新社会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第四,公民性是人性的最大公约数,培育公民意识就是在培养社会秩序的底线和基础。人是有多重属性的社会存在,除公民性外,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是构成人性的重要元素,千差万别的自然性和文化性只有在法治社会中才能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人的公民属性。所以,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不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不仅要注重对人的自然属性(如物质欲望)以及文化属性(如民族性、地域性)的调动与培育,还要注重对人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4

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对各级政法部门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央要求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必须适应现阶段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辩证角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各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政法机关日益迫切的一项任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观存在，都提醒我们，政法机关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日益增强，对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日，中央政法委举办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集中研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问题。这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批示，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举措。

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对各级政法部门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央要求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必须适应现阶段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辩证角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各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政法机关日益迫切的一项任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观存在，都提醒我们，政法机关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日益增强，对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日，中央政法委举办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集中研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问题。这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批示，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举措。

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对各级政法部门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央要求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必须适应现阶段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辩证角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 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各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政法机关日益迫切的一项任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观存在，都提醒我们，政法机关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日益增强，对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政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政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地狠抓队伍建设，政法队伍的总体素质不断提高，政法干警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

多年来，同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执法实践中，有的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

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政法队伍中，有的人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人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和人权意识淡漠等。这些同样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容的。

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对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用正确的法治理念统一干警的执法思想，牢牢掌握政法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政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政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地狠抓队伍建设，政法队伍的总体素质不断提高，政法干警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

多年来，同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执法实践中，有的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

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政法队伍中，有的人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人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和人权意识淡漠等。这些同样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容的。

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对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用正确的法治理念统一干警的执法思想，牢牢掌握政法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政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政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地狠抓队伍建设，政法队伍的总体素质不断提高，政法干警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

多年来，同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执法实践中，有的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

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政法队伍中，有的人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人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和人权意识淡漠等。这些同样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容的。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5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体制也在进行相应的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的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随着各种外界复杂因素的出现，中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中学生政治社会化健康的发展，本文进行了一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中学生 政治社会化 问题与对策

政治社会化相对于中学生而言，就是让他们通过政治角色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不断适应社会的政治规范，让自己最后成为合格的公民，从而完成政治化过程的转化。

1.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接受教育的所有阶段，中学时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也非常重要，关系着青少年以后能够持久稳固的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当前，尽管我国的中学生政治社会化整体上是在健康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外界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中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中学生的政治认知正处于零阶段，他们对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都会相应的出现逆反心理，有些中学生对学校里组织的一些有关政治方面的学习活动还会产生抵触厌倦的情绪，所谓的政治理论课程学习也只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应付学校而考试。

其次，在心理层面上，中学生的政治情感不稳定，往往会出现政治思想动摇的情况。另外一些现实的因素和矛盾也会影响着中学生的政治信念，使他们的政治信念不会持久稳定。

最后，在政治参与层面上，有些中学生在政治方面的兴趣不高，鉴别能力不强，方向也很盲目。经研究表明很多的中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并不关心政治问题，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政治概念，好像和他们一定关系也没有。另外外界环境的一些不良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情感，让他们对政治方面的内容产生冷淡的态度，根本不会积极的参与其中。

2.影响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因素

2.1中学生自身方面的因素

在中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中，使得中学生们的德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他们严重缺乏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的锻炼，这就造成了中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基础相当脆弱，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中学生的超前思维。中学生经常是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而这些幻想也被他们当成了成为现实的可能，极大的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

其次，中学生的理想化思维。中学生常常把社会政治问题开得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使得他们与社会的距离感很低，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承受力也很低；

最后，中学生的两极性思维。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常常是非此即彼，缺乏一定的辩证观点，总是陷入极端的思考当中。

2.2家庭的因素

家庭对中学生个人性格影响最深刻的因素。目前，我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被家庭因素影响存在的问题有：家庭的观念老旧和传统，家长们对待孩子的教育过分依赖于经济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上的教育相对缺乏或者严重不足；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妥，有时候家长对孩子在事情上的引导和鼓励相对不当，而只是一味的溺爱和训斥孩子，这两种方法都是极其极端的教育方式；教育目的相对错位，家长过分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从而忽视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培养。

2.3学校的教育因素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上，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重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对思想政治教育额重视程度相当不足；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相对滞后，严重的与现实脱节，这样就抑制了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不能真正的对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起到促进的作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相对落后，教育形式很呆板，教师一味的以我讲你听的灌输方式进行教育，这样很难让中学生真正的形成思想政治理念，形成鉴定的信念和精神支柱。

2.4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换将的影响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消极甚至腐朽的思想思潮却在不断的影响和侵蚀中学生的思想。主要表现：一是新兴传媒对中学生感官的强烈刺激严重妨碍了中学生的思考能力的发展，感性、刺激、游戏和放纵的空间取代了中学生理性、逻辑、反省和记忆的时间；二是网络时代传播管理制度的缺位和管理手段的相对落后，使一些不良黄色文化和灰色文化滋生泛滥，这就造成了中学生的政治认同上有一定的危机。

3.促进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良性发展的对策

3.1提高对加强中学生政治社会意义的认识。政治社会化在我国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历史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2帮助中学生明确其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和内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结合社会政治实际，根据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实基础，帮助中学生选择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明确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落实到实处，有得放失。

3.3加强对中学生的宪法教育。无论是培养中学生优良的政治人格还是培养中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都是离不开宪法的教育。

3.4突出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点。当前，中学生中存在着许多诸如学习松散、集体观念不强和缺乏奉献精神等问题，这些都是社会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3.5提升家庭政治教育的质量。中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绝大多数都是在非正规的形式中进行的。家庭教育的质量好坏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政治教育意识。中国式的传统家庭教育就是让孩子离不开父母的呵护，这样就影响了孩子树立积极的政治观和政治倾向。

4.总结

综上所述：孩子是未来祖国发展的希望，良好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会为他们营造一个正确的政治观和政治倾向，培养他们以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晓霞.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析[J].教育探索，2011（9）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政治学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3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思我们30年来的发展道路，结合现实的实际形势，我们不难看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斯诺命题”与跨学科整合研究的缺乏

斯诺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小说家，他提出“两种文化”，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新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如陈振明教授所言，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诺斯命题”的超越。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还固守着传统的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信条，对于如何吸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及较少。这既与当前一些政治学者传统文本和经验崇拜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片面强调专业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忽视基础型教育;重视课堂基础理论，忽视方法论教学;重视理论灌输，忽视社会实践环节。认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些提法就是金科玉律，学科界限是严格划清的。认为政治学是一门纯净的高尚的科学，决不可引入其他的一些杂质进来。甚至认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会使政治学逐渐丧失独立性的地位。

2.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不足

科学性的研究是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统一。规范性研究侧重于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经验性研究侧重于发现和提出现实中的一些迫切的问题，运用理论加以阐释和分析;对策性研究则是利用理论和经验寻求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来说，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王浦劬教授认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孙关宏教授则认为现阶段政治学研究在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都存在不足之处，对策性研究缺少了理论和事实的支撑。这三种研究的不足，一步一步传导到现实政治学研究中，使得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偏离了科学的发展轨道。

3.“西洋化”和“本土化”的取舍问题

自从维新变法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场新“西学东渐”的热潮。经过近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到了一个该重新思考未来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从理论上来说，要确定自己的核心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现实来看，西方的政治学说不是“普适性真理”，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时要注意与本国国情相符，要防止“水土不服”。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凡是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都是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这既与个别学者盲目崇拜国外的心理有关，也与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体系不够完善，理论创新不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有关。

4.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对传统政治学将理论与现实割裂开来的一种回应。它主张“关联和行动”，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现实。理论与现实的理想状态是两者在源源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实现和谐发展。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沉醉于对经典的研读和注释，埋首故纸堆，对于现实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却充耳不闻。这虽然体现出了学者刻苦钻研的执着和对真理的敬慕之情，但是脱离现实问题而只谈主义，最终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而被束之高阁。理论如果得不到实践的检验，也谈不上科学，难以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5.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为割裂

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情感态度等价值性因素，注重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精神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 求个体要遵循客观规律。政治学本身是一门人文色彩很浓厚的学问，如果片面割裂人文关怀，片面的追求科学精神，只会陷入“工具理性”的怪圈无法自拔。中国政治学界目前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无法实现统一。

6.传承与创新的内在困境

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沉淀下来，后人不断地汲取前人的优秀成分，并结合自己的现状，不断地创新。这样使得人类的文明越积越多，越来越发达。中国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其中很多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恩泽后世，很多被其他国家吸收。然而当前政治学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还存在谬误，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将其神圣化和教条化，要么是将传统文化看的一文不值，对其贬低和蔑视。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面的发展的看问题的要求，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这种传承与创新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成为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障碍。

对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展望和具体建议

正如学者王绍光所谈到的，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长期的“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之后，应该大胆地进行本土化研究。中国未来的政治学研究要注意结合现实国情，大胆地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加强本土化研究，增强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现实性，更多的关注民生，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破解“斯诺命题”，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

当前中国政治学界要想打破“斯诺命题”的束缚，不要固守本学科的界限，要加强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引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可以全程跟踪被调查者的行为，从而能够把握政治活动者活动的规律;引入经济学模型和假设，可以了解到政治活动者更加真实的行为动机;引入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可以控制研究对象的行为，从而确定哪些因素具体影响政治活动者的行为。正如行为主义者所倡导的“实质性的模糊优于没有意义的精确”，过分强调学科的精细化，只会使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窄。

2.加强规范性、经验性和对策性研究及其相互联系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强调学术规范性和科学化标准。经验性研究要注意假设前提的准确和逻辑推演过程的科学，要注意问题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对策性研究要着眼于现实社会关注的焦点，注意对策建议的具体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者构成“理论—问题—对策”的闭合的循环回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分清研究路径，规范性研究要严格遵循逻辑推演步骤，主要运用思辨方式，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经验性研究要遵循科学调查程序，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强调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对策性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主要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强调对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加强本土化的研究

现阶段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的理论时，要注意其适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与国内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从历史中找到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出理论适用性分析和改进意见，以此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本土化的研究关键是不要脱离社会现实，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加强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权利保护、国家和安全、国家与社会等方面研究，不能因为这些方面政治敏感性强、改革难度大就避而不谈，中国政治学者要勇敢地站出来，敢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为当前的改革探索新路。

4.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加强对现实的关注

当代政治学者要走出书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心存经世治国的博怀。政治学者作为靠近国家权力中心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他们必须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当代政治学者要深入农村和基层，多做些田野调查，找出一些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事关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的突出问题，写成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资料详实、对策明确的调研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这样就把基层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以一种最有力方式表达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5.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

当代政治学者要加大对人文的关怀，不要把政治学仅仅看做冷冰冰的统治工具。要增加人文关怀就要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心系群众，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自己的研究中，除了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加大对人的关注，注重社会价值判断。在自己的理论、政府的政策性报告和提案中突出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在群众利益受损时敢于秉笔直书和仗义直言，体现出一位当代政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在考虑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涉及少数群体利益时，要多关注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整个政治学界要自觉抵制一些歪风邪气，形成士气高昂、思维活跃、思想进步、心系百姓的进步思潮。

6.在传承中超越，在超越中传承

中国政治学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是无数政治学者薪火相传的结果，我们在传承中不断超越。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服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近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迅速，特别是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对于国内一些先进的文化特别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研究相比还是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政治学界要加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注释，结合现实国情民情，形成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体现时代背景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研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新时代的政治学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这也是历来政治学者们的夙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各方面人们的共同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体系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7

关键词：法治；人治；理性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①，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故我们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此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②。在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下，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识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二、法治并不带来传统人文精神的必然丧失

法治作为制度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制度观念、制度文化、规则体系、组织体制等综合体。法治显然不是力求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它并不排斥其他治国手段的综合运用。依法治国与保持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资源并不矛盾，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本身就涵盖了社会自然生成的东西，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共同生活规则，构成了法治原则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法治推进蕴含了现实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法治至少给予了社会最基本的安全、平等、公理、人权。人类在经历了多种社会制度后，才趋同于这一模式，就足以说明问题。法治进程尊重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并对法文化传统保持清醒的批判，比抱残守缺，更能促进自身文化的优化。

三、政府推进法治与权力制约的冲突

（一）法治化途径

当法治推进成为现实时，我们首先必须解答法治途径的问题。应当说，权力推进在中国是一个既成事实。自晚清变法以后，频繁的政治动荡似乎没有抑制法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执政者大多对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的设计表现出了热情，权力推进法制现代化也有一定效果。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法治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法意识仍然相当薄弱。这不能不让人们深思个中其由。我国法治实践发端于近代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由社会内生出完整的法治模式不过是奢想，因此法制现代化一直由政治力量推进。清末变法到民国法律改良无不是国家行为，由于政治利益是执政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法制在为权力服务时，抛弃了法制的民权基础，以法制现代化为标志的"法治"，只是一种政治权力的新潮装饰而己。建国之初，虽然制定了一些基本法律，但法律在国家生活中只是一种工具，但改革开改变了封闭社会结构后，长期的法治理论缺失，着实让我们在建立与社会发展配套的民主与法律制度时，显得漏洞百出。迄今为止，法在规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还难有作为。在面对现有社会条件，寻求推进法治途径时，我们发现自己仍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就目前而言，推进法治的现实方案无外三种：第一，强调国家在法治建构中的主导地位，法治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制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与思考，取决于国家从整体上设计出立足于中国国情条件的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第二，以政府进行法制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推进。第三，把法治视为渐进过程，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俗、传统。显然以上方案都明确了权力推进法治的必要形式。在第三种说法中虽然没有对权力的直接确认，但本土资源最重要的也是政治资源，即对政府推进法治予以肯定。故政府推进法治仍然是现实答案。

（二）法治主体

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在法治进程中民众与权威都有彼此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果在国家管理领域法治形式不能完全替代人治，不管这种人治是否基于善良的理由，法始终是治民的，人们对法运作的切身体验与无法时代就没有什么不同。进而只要权力至上的生活经验没有改变，人落门对法治就不会有信心，法也就永远不会被社会接受。

法治并不否认权力的存在，只是给予权力合适的存在方式。尤其在中国现有社会条件下，确定政府在推进法治中的重要作用是必要的。所以法律首先确认权力，分配权力，而后才有制约权力之说。权与法的关系在于："权力启动时悟守法律界限，遇阻时寻求法律保障，其另解是，权力在无法律根据时不得推定，有根据时不得越限，遇障碍时不得放弃"③。而要做到这一点，社会还得通过法律形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但正象人们所看到的，在现实中，与政府决策的自由度相比，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力是相当薄弱的。这就是人们在分析两者关系时，更强调法对权力制约的原因。

客观地说，国家政权整体运作中的法治因素增长（不单指法制的表象）有无可能，要取决于促使这种因素增长的综合条件，我们很难预测改变现有法与权的实质关系需要多长时间，但权力至上毕竟不是中国社会的终极存在。法治国家既然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政治动荡，抑制权力腐败，保障社会安全，应当说是时势所趋。

四、民众法治观念与社会推进法治的矛盾

强调社会推进法治时，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整体法意识与其承担法治推进的责任不相适应。正是社会主导的良好愿望似乎不能替代现实，人们提出了政府推进法治的主张。对此笔者从客观理性角度所得到的观点是：第一，民众法意识的启蒙，是在其参与法治进程中才能完成的；第二，民众法意识滞后于其使命，是权力社会长期运作的结果。第三，民众法意识的淡薄还包括了政府官员的法观念不足。迄今为止，传统法律意识的转换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观念的更新不仅是老百姓的事，还包括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前两点强调，要改变普通人法意识，得同步改善法治环境。

在中国法治的实践不过百年，与数千年的人治传统相比，它只是起步，因此传统法意识对法治推进仍然构成了现实的阻碍。即使是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一精神历程仍没有划上句号。

第一，世代相传的法律虚无意识，使得从前对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治的重大进程，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冷眼观望的态度，法治进程也因缺乏民众参与而受阻。

第二，在新的社会规范一时难以发挥作用，整个社会机体又失去了权力约束时，民众缺乏尊重自然规则的意识，又极易演生出人欲横流，这是法治缺乏守法基础的另一表现。它使法治在权力推进与社会自治之间陷入了两难困境。

第三，传统的法生活经验，导致民众畏法心理极深，在中国以平等为特征的私法体系还不为社会所普遍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避法如避灾祸，他们情愿民间解决纠纷，不愿涉讼。今天当法律体系出现多元化发展，法律的保护作用日益被立法者所强调时，人们对涉法还是讳莫如深，这一方面是潜在法意识作崇，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民众对法律机制现实运作的种种疑虑。

第四，人情对法的侵蚀，使民众的规范意识淡薄。在传统社会中维系人伦情感，显然比遵守法的规范更重要。必要的时候可以屈法顺情，舍法用情，用人伦情感去支配司法活动。至于法顺人情，导致执法的随意性，破坏司法公正的现象，更是使社会深受其苦。

五、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任何法治建设的"速成论"与"悲观论"都是不正确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的法治化已不可逆转，只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法治化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把体制改革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把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与严格执行和公正司法结合起来；把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与社会培养专门法律人才，发挥法律专家的作用结合起来。对此，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只重经济不重视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诚然，经济对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但经济的发展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政治、法治都对经济有重要的反作用。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对体制动大手术。在法治建设中重视体制问题是必要的，但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不利于法治建设的体制深入改革。而不能把问题全部归于体制，因为离开了对国情的综合考量，不切实际地去对体制动手术，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是不明智的④。

（三）中国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又要注重挖掘本土资源⑤

法治有一系列原则、制度和程序。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以之为价值取向。西方发达国家有久远的法治传统，有数百年的法治实践，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的法治经验。

（四）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人治现象还会存在，但必须加以限制

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制约，中国在短期内不可建成完备的法治。因此，国家的治理模式必然表现为一种混合的样式，即法治在发展，人治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应当承认，法治在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值得庆幸的。人治现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但是，由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选择了民主政治和法治，我们就必须逐步地缩小人治的空间，对仍然存在的人治现象进行法的规范。人治可能还有存在的理由，但这绝不构成放纵人治的理由。法治正是在与人治的斗争中成长的。因此，用法治来规制人治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66-167页。

②杜宴林：《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一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③ 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徐显明序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④雷振杨《中国法治制约因素分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

⑤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8

关键词:生态危机;水资源危机;人水和谐;生态政治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70-02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剧增导致用水量剧增,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水浪费和水污染,造成水资源日益短缺,全球水危机正加速向我们走来。“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在警告,末来几十年水资源短缺将成为人类最大的危机之一。”[1]水资源危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水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从生态政治的视野研究人水和谐问题,处理好两者关系,促进人水和谐与生态政治文明,有利于缓解水危机。

1.“人水和谐”的源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来自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生态主义杂志编辑的《为了生存的蓝图》两个报告明确提出了环境危机不再是个局部枝节问题,而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危机,并对传统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两报告敲响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警钟,使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了世界政治的视野。

为了应对生态危机,从1972―1992年,联合国先后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宣言》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三大宣言。三大宣言旨在为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采取行动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指导原则,规定一般义务,反映了世界各国携手保护人类环境的共同愿望。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重要性认识的日益加深,国际社会在关注一般环境问题的同时,开始高度关注水资源问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水污染、用水量的迅速增加以及水浪费,使水资源进一步短缺,水环境越来越恶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水危机正向我们走来。为了世界水安全,1993年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行动议程》中提出的建议,通过了第193号决议,确定自1993年起,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用以增强国际社会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人水和谐问题提到了世界议事日程。

中国属于缺水国家,据专家估计,中国“2010年总需求水量比20世纪末还要增加20%,如无重要变化,农田、城市缺水量将分别达到700亿和200亿立方米。”[2]中国水资源短缺,除了水资源不丰富,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增长过快原因外,还有三个人为原因:一是浪费很大,二是水源污染严重,三是过量开采地下水。由此加快了水危机向我们走来的步伐。为了缓解人水矛盾,唤起公众的水意识,建立一种科学利用水资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同年,水利部即确定每年的7月1日至7日为“中国水周”, “人水和谐”行动开始在全国展开,构建人水和谐开始成为社会共识。

2.“人水和谐”的哲学根源

“人水和谐”有其深厚的哲学根源,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派的对立。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人类活动的价值标准,认为人是活动的目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人类中心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但也存在着忽视自然,过分放大自身的主体性,无视自然的存在和价值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强调人与其他生物及实体都是平等的,应坚持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平等原则,尊重非人存在物的权利。自然中心主义过分强调非人存物的权利,会使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出现不可克服的矛盾,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在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一文中有详细地分析[3]。

“天人合一”的思想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缺陷,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其不遭到破坏;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它是可以被认识、被人类利用的。人水和谐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在人与水环境问题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人水和谐的辩证法。

从以上人水和谐的源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生态危机使环境问题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由此导致一个有别于传统政治理论的新的政治理论形态――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

关于生态政治,2003年肖显静在《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一文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生态政治主要是研究和处理政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看做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探讨认为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是环境问题的日益政治化。”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4]。从生态政治的角度解决环境问题当然也包括解决水环境问题,目标就是形成人水和谐的良好局面。人水和谐与生态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存在着一种互动的态势。

1.生态政治促进人水和谐

从生态政治看人水和谐,就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把人水和谐拿入政治议题,通过政治的力量,采取多方面措施解决人水不和谐问题,最终达到人水和谐的目标。政治为什么在人水和谐中会有大作用呢?因为在人和水资源的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的活动对水资源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要调节人的活动政治起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活动,而政治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管理活动,在这种管理活动中社会组织、政党和政府都会发挥个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并对个人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从生态政治的角度看,把人与水资源关系纳入政治议题,必然对人水和谐产生深远影响。如,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组织提出关注水危机,提倡人水和谐,对世界各国处理好人与水资源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又如欧洲的绿党,把生态安全包括了水安全直接纳入政治目标,对传统的政治观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必然对人与生态关系包括水资源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相比,政府对人水关系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政府具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强制性与合法性,它可以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人与水环境关系进行直接干预,由于水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与外部性,人与水环境的不和谐靠市场化来解决非常困难,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所以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保会议提出“环保靠政府”的建议是非常中肯的。

事实也是这样,如我国加大了人水和谐的宣传力度,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治水管水政策、法律和法规,有效促进了人水和谐。同时全国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管水、治水措施,如: 江苏治水追求生态效益[5];广东依法治水、管水[6];湖北荆州开展人水和谐促科学发展活动,等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缓解了人水矛盾,使人水和谐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共识。可见,生态政治促进了人水和谐。

2.人水和谐促进生态政治文明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人水不和谐是造成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水资源危机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冲突和战争,并由此造成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这就使得水资源危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自从上世纪伴随着生态危机爆发而爆发的水危机以来,从国际组织到民间组织、从政党到政府越来越把人水和谐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议题,人水和谐对政治产生了越来越直接而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促进生态政治文明。具体表现在:

人水和谐问题促使国际政治组织协调各国关注水环境安全,有利于化解由此引发的危机,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推进了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和谐。

人水和谐问题越来越引起民间环保组织加强对水安全的监督,这种监督有利于推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人水和谐问题越来越唤醒公民水意识,促进公民转变用水观念,并积极参与节约保护水资源活动,这样有利于增进公民的参与意识,推动社会生活民主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