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后果范文

金融危机的后果篇1

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离我们现实生活还非常遥远的话，如果说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重复上演了多次的金融危机还只是我们教科书中的案例的话，如果说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1个成员中有133个发生过的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还只是我们身边的事，但与己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在1997年始发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等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却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金融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实际上，尽管1997年，我国躲过了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产生的影响-筹资成本大幅度上升，引进外资明显感到困难，就业形势突显严峻……。在我们庆幸自己在东南亚危机时度过了一个平安年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的一系列金融事件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各种形形的金融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1993-1994年的高达20%左右的通货膨胀率造成人民币严重贬值；1995年2月，国债期货“327”品种严重违规，暴炒债券1400亿元，亏损达10亿元之巨，使风光一时的万国证券公司元气大伤；1998年7月，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公司，因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与国泰证券公司合并成立国泰君安证券公司；1998年下半年，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承包人卷款潜逃；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还有几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呆帐和逾期贷款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连串的金融事件，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问了：中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吗？如果可能发生，那么最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积累的金融风险引发，还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

其实，由于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使得经济生活中必然不断蕴藏和累积各种金融风险，这些金融风险的累积将积聚巨大的能量并潜伏下来，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则可能爆发，使金融资产泡沫形成、膨胀，然后破灭，从而产生金融危机。由于国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及时防范这些金融风险，那么也许金融危机就真的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运筹，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于未然，将金融风险切实有效地控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不断发生的国际金融动荡面前，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界最大教训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人们对这一危机的爆发毫无准备，以致于在应付这场危机时措手不及。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那么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防火墙逐渐消失，金融危机频率增加，程度加深，涉及范围扩大。

东南亚遭灾后，国际社会加紧探讨防范措施，并相继出台了一些金融体系稳定评估计划。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常常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恶化为先兆，因此，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能够根据一系列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那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因此，在东南亚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金融预警系统的研究。

例如东盟各国外长于2001年10月举行会议，决定由在雅加达的秘书处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收集东盟各国贸易、国际收支等重要的财经数据和资料，由金融专家对其进行分析，以预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2002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建立一个国际“论坛”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议达成共识。

实际上，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在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研究时就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在保罗·克鲁格曼之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租金的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并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

从我国金融体制来看，国家金融正处在大调整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几年，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约束力不强、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0，直接面临国外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竞争并可能直接面对国外金融游资的攻击，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立足于自防自救，其好处不仅在于防范金融危机，还在于能够及时减轻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失衡的程度。

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结构

1、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金融风险的大小可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来度量，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报警，需要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

预警的目的是防范风险，因此，最后还需根据风险状态采取各种措施化解风险。如我们把整个金融体系比喻为一棵“树”的话，那么金融安全就是树“根”，各种数学处理方法、模型和基本经济、金融统计分析就是树“干”，而与金融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体系就是树“叶”要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健康发展，就必须观“叶”、抓“干”、保“根”，做好金融预警分析。

2、指标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某几个经济、金融状态突出地先行失衡，进而引发其他金融指标失衡，从而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危机通常都是有先兆的，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通常能够有效地通过大幅度变化来预兆金融危机的金融指标包括：货币供应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手指差额/GDP、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贸易差额/外债总额、实际汇率及波动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外债、经常项目/GDO、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GDP、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良资产/银行总资产、银行资本充足率等。

不过，由于上述指标数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标也难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筛选：首先该指标应该可用于估计金融危机发射功能的概率；其次，各指标在危机发声前的行为可比性；第三，该指标语境危机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第四，该指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预警表现良好。

3、预警界限

预警界限指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一水平。从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金融指标在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预警界限标准。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定为8%；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最低标准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等。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的预警界限指标，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分析测定。

4、灯号显示

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统计经济监测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蓝灯、绿灯、黄灯、红灯信号来分别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毒风险警戒、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中，蓝灯状态正常（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小，但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绿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时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已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重警，即重度风险警戒，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事件，因此，当红灯出现时，决策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来临了。如果能够跟踪某个时期各项预警指标的数值变化，并有有关的信号描述，并制作相应的预警指标信号图，这样就可观测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来源及其变化，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状态，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金融预警应用实证

泰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发地，这里尽管是事后分析，但如果我们将其在1997年以前的金融、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仍可以看到预警指标分析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泰国GDP增长率、经常项目差额/GDP、外债总额/GDP、短期外债/外债总额等一直在逐年恶化。其实际GDP从1988年的近14%下降到1996年的6.7%，这说明泰国经济越来越乏力；外债总额占GDP比例从1989年的37%左右上升到1996年的50%多，短期外债/外债总额从1987年不到15%，上升到1996年的40%多，1995年甚至接近50%了，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25%，这说明泰国的外汇流动性风险逐年加大。实际上，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其实际经济和金融运行指标，包括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股指变动等，如果用前面所述的灯号显示的话，几乎是全线飘“红”，这些指标不仅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说1997年东南亚危机在泰国首先爆发并不是种偶然。

分析泰国金融危机前的一些金融指标可以看到，如果泰国当时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对各项金融指标进行监测，并采取适当措施化解相关风险，完全可以做到防微杜渐，而不至于在1997年，当国际金融投资基金为了达到自己盈利目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对泰国货币进行投机性攻击时，一触即溃，导致泰国金融危机，并波及整个东南亚国家。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曾经依据一系列金融指标变化预测出东南亚可能即将爆发金融危机，不过，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金融危机的后果篇2

（一）金融危机与企业融资金融危机主要从供给端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下降以及经营绩效降低，都促使其通过储存流动性，减少贷款规模的方式来降低经营风险。为了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开始选择其他融资方式来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现金储备、公司债券融资和贸易融资三个方面。Campello等人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1050家公司的CFOS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计划削减自身的研发、薪酬和资本支出，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现金储备。具体来说，为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局面，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通过加速提取银行信贷余额和降低股利分配比例等方式储存流动性，提升企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等风险的能力，未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则没有上述行为。Kahle和Stulz将企业按照与银行有无关联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各种融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危机第一年，各类企业的债券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张，2008年9月之后，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均大幅降低，而与银行关联较多的企业的现金储备则在整个危机期间显著上升。金融危机主要对银行信贷供给端产生影响，这会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了满足企业必要的资金需求，债券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选择之一。

Polak等人认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将注意力从盈利水平转移到企业现金储备和流动性上，公司债券在企业融资方式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发行债券成为维持公司流动性、控制公司风险的战略选择。Dick－Nielsen等人以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为例，指出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债券对企业融资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信用评级较高的公司的债券流动性更好，AAA评级债券需求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借贷规模缩减所造成的系统流动性不足。此外，Dick－Nielsen等人进一步对比了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发现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明显缺乏流动性。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另外一种替代选择，其重要性日益体现。Garcia－Appendini和Montoriol－Garriga在银行信贷紧缩和非金融机构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非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提供资金的重要性。将企业按外部融资的依赖水平进行分组，发现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贸易融资上升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其在银行借款方面的不足，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应该采取政策规范贸易融资。与前者的研究相类似，Coulibaly等人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研究了贸易融资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利用亚洲六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的宏观数据探求企业销售额下降的原因，发现拥有较多贸易融资的企业销售额下降较少，贸易融资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进一步地，Coulibaly等人将企业分成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两类，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贸易融资较少，其销售收入下滑幅度相应也较大。

（二）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谨慎性动机，银行会选择降低贷款比例，提高资产流动性，企业相对较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在此背景下，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下降趋势，现金储备、债务融资和信用额度等因素与其投资的关系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Campello等人采用调查问卷法证实，近90％受到融资约束企业的首席财务官（CFO）声称企业的投资计划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超过半数的企业强制取消了既定投资项目。Duchin等人则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进行细分，讨论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现金储备与投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控制行业和时间变量后，公司投资在金融危机开始时的下降幅度达到了6.4％。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较少现金储备和高额净短期负债的企业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在进一步研究中，Duchin等人又将样本研究区间扩展到2009年3月31日，发现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需求端的影响开始显现，公司投资依然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此时现金储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随着投资需求的下降，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开始下降。Almeida等人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的机会，研究信贷紧缩背景下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按照债务的期限结构将企业分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进行再融资和没有再融资两组，发现相较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再融资的企业来说，需要在金融危机期间再融资企业的投资多下降了2.5%，而债务期限结构以短期借款为主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的幅度更大。

Anand等人解释了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危机造成了市场流动性不足，这种流动性紧缩局面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于买方投资者承担了更大的流动性风险，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销大部分风险投资，这一经营策略延续到了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控制长期市场秩序失衡的能力较难迅速恢复。Campello等人则将关注焦点放到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如何管理流动性这一问题上，通过将公司内部流动性、外部资金和公司决策三者相结合，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对没有出现现金流短缺的企业来说，较高的信贷额度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谨慎权衡储蓄和投资行为，信贷额度的存在有利于弱化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与前述研究类似，Campello等人又以欧洲地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公司信贷额度并没有枯竭，银行信贷可以为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提供流动性，进而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Chen等人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几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几乎消失，这一现象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存在，而研发费用和现金储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因此，他们指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不是度量融资约束的合理变量，未来研究中对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消失这一现象的解释将有利于深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除了企业的现金储备、债务融资、信用额度等因素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变化相关以外，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会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则企业就更有潜力提升自身债务融资能力，提高投资水平。Watts和Zuo实证检验了美国2983家非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会计稳健性主要通过改善企业借贷能力和制约投资机会两个渠道来提升公司价值，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金融危机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消极影响就越小，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银行贷款以扩大投资。

二、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未来研究展望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讨论为中国开展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结合，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国外的研究结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国进民退”等现象，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机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不仅有利于扩展国内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对国外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建议。

（一）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研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法律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水平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尤其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地依靠管理者的个人权威，这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差，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对企业日常经营的监督不足。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因此，研究特殊事件冲击对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盈余管理。金融危机导致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管理层是否会借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在金融危机期间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是什么，这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方面。（2）管理层激励。企业“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是否会通过管理层激励来摆脱经营困境，对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方式和效果的研究应该成为探讨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研究话题。

（二）基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观察企业理财行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的理财行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产权性质存在国有和民营的差别，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经营目标、财务决策等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理财行为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结构。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是否会选择其他的替代融资方式来满足资金要求，实证检验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变化，能为观察特殊事件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提供经验借鉴。（2）投资效率。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此为背景，讨论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效率是衡量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3）多元化与并购。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海外并购成为公司理财行为的一个热点，中国企业相对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充沛的现金储备，为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战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企业并购与经营多元化将会成为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转轨经济特殊发展阶段和传统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营造各类外部联系，以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将企业的外部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的研究应着重观察以下两点：（1）政治联系。中国的制度、法律环境尚不完善，政治联系的存在会为企业提权保护、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将政治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研究中，观察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融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关系，是对现有政治联系相关研究的重要扩展。（2）银企联系。银企联系也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形式，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银行信贷额度的快速上升，观察银企联系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理财行为和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评价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公司财务行为，如何评价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理财行为和公司治理，成为衡量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话题。未来研究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财务绩效。企业海外并购、盈余管理和管理层激励等行为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分析，能为我们衡量公司财务行为的经济后果提供翔实的证据支持。（2）市场反应。市场反应是投资者对于公司财务行为的认可程度，观察金融危机期间公司财务行为的市场反应也是我们评价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方面。

金融危机的后果篇3

关键词： 基金家族绩效；基金家族风险；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2-0034-06

一、引言

作为一种现资方式，基金具备集合投资、分散风险以及专业理财等功能。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基金对社会大众和经济组织的投资与风险管理，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对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等都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中，基金通常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从属于某个基金家族。所谓基金家族（Fund Family）是指同属于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秉承同样的经营宗旨，坚持同样的经营理念，至少2只基金构成的集合。随着基金业的快速发展，基金家族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了基金市场重要的竞争主体。截至2012年2月底，中国共有68个基金家族，总计1485只基金。基金家族内部的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单只基金作为基金家族的一个成员，其业绩表现以及风险状况等必然会受其所在家族的影响，所以孤立地对单只基金进行研究必然会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下，中国基金业一改连续增长的态势，2008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历史性倒退，直到全球经济开始逐步回暖，基金业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受此番金融危机影响，在行业规模、竞争格局、基金投资以及基金投资者行为等诸多方面，基金产业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禀性与特征。本文基于基金家族视角，系统性、综合性地考察金融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基金家族的绩效表现、风险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投资者了解基金家族相关情况，选择投资于合适的基金家族，做到谨慎、理性地投资，另一方面有利于基金家族顺应基金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恰当的投资策略，秉承“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二、文献综述

关于单只基金绩效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资金流入量、投资策略、基金经理特征、规模、基金市场特性以及基金管理特征等。如Chevalier和Zllisort，Massa和Patgiri，Khorana和Servaes，Pollet和Wilson，Ferreira和Keswani以及曾德明等分别进行了相应地探讨。

关于基金风险的研究主要涉及单只基金风险度量以及风险影响因子等，例如，文献[7-10]分别运用不同的样本展开了。

关于基于单只基金层面上绩效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两者负相关；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两者显著正相关；还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关系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13]。不难看出，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基金家族的层面，考察绩效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目前，大部分文献都侧重研究单只基金，这与基金从属于某个基金家族的事实不符，故以单只基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已不能很好地解释基金业诸多现状。本文拟从实证分析的层面，全面而系统地考察金融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家族风险的关系，旨在理清金融危机给基金产业带来的深远影响，继而为投资者深刻认识不同经济形势下基金家族的实力和潜力并有针对性地投资于合适的基金家族提供相关决策参考。

三、研究假设

金融危机对基金业产生深远影响，使整个基金业进行了重新整合，基金家族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的关系产生了相应的调整。另外，由传统金融理论如有效市场假定、期望效用等可知，基金家族风险和家族收益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样看来，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的关系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情况：若市场状况比较乐观且家族要求的风险溢价得到了补偿，基金家族绩效得以提升；若市场氛围偏冷且家族要求的风险溢价无法得到补偿，则这种追求风险的投资行为非但不能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反而带来较大的损失，最终使得家族绩效状况恶化；当市场有效性不足且基金家族套利行为受限时，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由上述分析可知，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之间的关系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鉴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的。

基于股票惯性假说，股票惯性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金家族绩效持续性的存在。另外，由基金经理才能假说可知，基金家族具备一定的择时择股能力，能够按照既有的投资风格，持续、稳定地操作，使得基金家族具有良好的业绩延续性，即家族未来绩效很大程度上受过去绩效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基金家族绩效呈现持续性。

单一的“打造明星基金”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中投资策略”。采取单一的“打造明星基金”策略会使家族旗下各基金绩效两极分化较严重，且无法有效地分散系统性风险，这样一来，家族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而且无法实现家族资源的优化配置，严重制约家族整体绩效的提升。鉴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假设3：基金家族绩效受家族投资策略影响，且对采取单一的“打造明星基金”策略的家族而言，其绩效明显逊于策略多样化的家族。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06年6月23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颁布，这时开放式基金也已初步形成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保本基金及QDII基金的总体框架。因此，2006年是中国基金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鉴于此，本文选取成立于2006年前的基金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要求它们拥有至少2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而且收益记录在2006～2011年间是连续的。最终，来自32家基金管理公司的103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满足上述要求，被选作研究样本。

选取2006年1月～2007年7月、2007年8月～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2011年12月三个样本区间，并分别定义为金融危机之前、金融期间和金融危机之后。

样本基金的收益率、收益率的标准差、Sharp指数以及资产净值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 6.0。

从表3的参数估计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在金融危机期间，基金家族前一期的绩效（Preperfft）和基金家族风险（Riskft）都是基金家族关键影响因素，但是家族内各基金收益率的组间标准差（Devf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也就是说投资策略无法显著影响基金家族绩效。

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和危机中相关关系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基金家族风险（Riskft）的估计系数由危机前的-0.182变为了-0.4162，这说明金融危机使基金家族风险对绩效表现的负面效应放大。

3. 金融危机之后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金融危机后，相关关系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4。

表4混合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4中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基金家族风险（Riskft）的系数不显著，换言之，金融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风险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基金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加上不乐观的宏观环境，金融危机后基金业绩效状况仍不够理想，依旧处于低谷，因此在此阶段基金家族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风险而是家族的投资策略等其它因素。

如表4所示，基金家族前一期的绩效（Preperfft）和家族内各基金收益率的组间标准差（Devft）的系数均显著。其中，基金家族前一期的绩效（Preperfft）的估计系数为正数，证实金融危机后家族绩效也呈现持续性。家族内各基金收益率的组间标准差（Devft）的系数是正数，表明金融危机后家族若采取“打造明星基金”的策略，不均衡地分配内部资源，有意识地偏袒“明星基金”，则可改善家族整体绩效状况。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在三个时间段内，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金融危机前和危机中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金融危机后两者关系不显著，这也就有力地验证了研究假设1。金融危机前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呈负相关，说明基金家族投资风险未得到补偿，可能的原因：在市场状况较好时，基金家族呈现偏好风险的投资倾向，这种不理性的投资行为非但不能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反而带来较大的损失。金融危机期间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呈负相关，可以用行为金融的“风险-收益悖论”来解释，这说明整体市场形势不容乐观，基金家族投资风险未得到溢价补偿。另外，金融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关系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危机期间各基金家族受创严重，危机过后急于弥补损失，基金家族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但是此时宏观环境并不乐观，市场秩序还未完全恢复，这样一来，市场有效性不足，基金家族的套利行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2.无论是金融危机前、危机中还是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其前一期的绩效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说明基金家族绩效具有明显的持续性，这与研究假设2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整体上看，在一段时间内基金家族秉持一定的投资策略和投资风格，一方面股票惯性因子效应凸显，另一方面投资策略以及管理层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3.金融危机前以及危机中，基金家族绩效与家族内各基金收益率的组间标准差的关系均不显著，而危机后两者显著正相关。这就说明：危机前和危机期间，投资策略对基金家族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危机后，对采取单一的“打造明星基金”策略的家族而言，其绩效表现更优良。危机前和危机期间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投资策略的关系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前，基金家族管理层人员流动频繁，没有保证投资策略有效、持续地执行；危机期间经济氛围偏冷加上基金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凸显，整个基金业陷入困境，基金家族难以通过调整投资策略改变其绩效状况。在金融危机后，单一的“打造明星基金”策略对基金家族绩效产生了正面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经过此番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基金家族管理层更专业、更稳定，能够有效、持续地实施投资策略，故投资策略能够显著影响家族绩效；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基金家族通过在家族内部不均衡地分配资源，采取“打造明星基金”的策略，能使家族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家族整体业绩得以提升。由此可见，基金家族绩效与家族投资策略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基金家族投资策略对家族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明显有悖于研究假设3。

六、结论

本文采用来自32家基金管理公司103只基金的数据，选取金融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三个时间区间，分别建立了混合效应、固定变截距及混合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探析了金融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基金家族风险的关系，实证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

1.由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金融危机后基金家族平均绩效状况持续恶化，陷入低谷，可能是由于危机中各基金家族受损严重，且危机后基金产业竞争日益激烈；金融危机后家族面临的风险水平降低，可能的原因是，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各基金家族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且整个行业经历了重新整合。另外，危机期间的监管措施发生了效果；危机中家族内各基金收益率的组间标准差最大而危机前最小，说明金融危机加剧了基金绩效两极分化。

2.从三个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金融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风险的关系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基金家族在危机中遭受重创并经历了重新整合的过程，因此在不同时期基金产业的特征变化显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危机的确给基金业带来深远影响，是基金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点。

3.金融危机后基金家族绩效与家族内各基金收益率的组间标准差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对采取“打造明星基金”策略的家族而言，其整体绩效表现优良。其原因可能是，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显著影响家族旗下其它基金的资金流入量，继而提升了整个家族的整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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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后果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学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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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后果篇5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

我国已经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也明确了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问题。如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对存款人或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贪污、侵占以及的刑事责任，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违法违规的纪律处分与刑事责任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情节对直接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警告、罚款、取消或限制其任职资格等惩罚措施，也明确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时，监管机构可以对该金融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金融业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并且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还会受到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惩罚制度看似完备，但却很难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模糊性

1．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惩罚制度。我国现有惩罚制度大多是针对金融监管过程和金融业务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员工、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没有考虑金融危机救助的特殊性，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也就使得制度适用上产生模糊。

2．现行惩罚制度对具体的惩罚措施常常只做原则性规定。如当商业银行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这一规范虽然表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分不同情形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任职资格进行限制或禁止，但是未明确“一定期限”，显然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3．危机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不当救助或违法救助是否有任职的限制比较模糊。虽然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可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缺乏银行业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滥用救助权力后任职资格限制的规定，因而现有制度还是很模糊的。

(二)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不适用性

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对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股东与高管的惩罚方面。对于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股东而言，其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金融机构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这种有限责任制下，一旦金融机构遭遇风险破产，其破产带来的损失将会转移到债权人甚至社会，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秩序，可能就会动用社会公共资源去进行救助。而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则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将会无视经营风险，因为由此带来的损失也只由金融机构承担。另外，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措施往往只针对金融机构，较少针对金融机构背后的股东，使得股东愈发倾向高风险性投资。为此，金融危机救助中对于股东的惩罚措施明显不到位，即股东虽引发了风险，但却免受惩罚，这是不合理的。对于被救助金融机构的高管而言，由于其受托管理金融机构的财产，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一般由金融机构承担，因而在高管不谨慎的经营行为后导致经营失败的风险亦由金融机构承担。然而现行对于高管所设定的诸如罚款、纪律处分、任职限制等惩罚措施并不足以威慑高管，无法有效促使高管尽到审慎义务。这种权责的不匹配，即高管所受到的处罚比起其获得的利益要轻微得多，致使许多高管无视这些惩罚。

(三)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滞后性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危机救助主体越来越多样，危机救助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原始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而不断扩大到实体经济在内的全面救助，不仅传统的商业银行可以得到救助，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亦可获得救助。然而，对于危机救助中的金融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的监管惩罚措施却没有及时跟进，仍在沿用旧有的法律制度与惩罚措施。旧有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的侧重点不同，导致金融危机救助惩罚制度缺乏协调性及可操作性。如目前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包括各国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等［1］。可见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或政府资金成为金融危机救助主体之一，然而关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出现救助不力、不履行职责或义务等问题，却无明确的针对性规定。因此，金融危机救助的多样性，使得金融危机救助的惩罚措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二、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缺憾的影响

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微观方面的影响

1．对债权人的影响。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最为直接影响的对象就是债权人。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资产严重恶化，呆账、坏账比例扩大，金融机构丧失了偿债能力。作为金融机构的相对方，债权人首当其冲，其债权便得不到保障，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快便转嫁到债权人身上。以储户为例，储户是银行最重要的债权人之一，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中，其利益必受影响。但是，相应的惩罚制度的缺憾，便无法保障危机救助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从而储户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2．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对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建设也有不良的影响。若无惩罚制度的约束，金融机构就没有谨慎经营投资的压力，也没有加强改革自身机构制度的动力，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必将会被逐步淘汰。同样危机救助实际上使金融是处于政府保护下，金融机构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市场的压力，金融机构就不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改革经营机制。一旦救助政策撤离，则金融机构将面对更大的危机。

(二)宏观方面的影响

1．对社会公共财政的影响。金融危机救助时，政府部门不可避免要动用社会公共资源为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由此不谨慎经营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担就转移到社会公共资源上，由社会公共买单。这使得金融机构更加大胆地选择高风险的投资和业务，如此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社会公共财政资源极大的浪费。2．缺少相应的救助惩罚措施，使得危机制造者、危机救助者都没有受到约束。这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危机的制造者，在引发危机的情况下，本应承担责任，但中央银行、政府部门从公益性角度却仍需要对其提供救助，意味着社会公共财政资源向少部分对象倾斜，对于全体社会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而危机制造者并未受到过多的惩罚。在危机过后，危机制造者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仍会选择高风险的业务，因为其利润是巨大的，而风险亦有人承担，从而有可能使金融机构再次置于困境之中。更糟糕的是，惩罚制度的缺憾，可能导致原先谨慎经营的经营者亦向高风险业务倾斜，因为其合理的谨慎经营相对与冒险经营而言并未获得鼓励，而冒险经营也未受到惩罚，为追求最大利润，在今后的经营中必然选择高风险经营。长此以往，金融市场秩序必将陷入混乱，金融市场也愈发更加脆弱。3．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会使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难有奏效。金融危机下，市场自我调节失灵，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之手”进行调控，而危机救助自然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没有相应的惩罚制度约束，金融机构缺乏动力进行自我调整，单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的短期刺激，是难以规范金融市场，宏观调控的目的自然也无法实现。此外，由于没有针对救助主体的责任，救助主体可能会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救助不力、滥用权力等问题，则不能保证救助的及时性与有效性，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也就难以奏效。总之，缺乏了救助中惩罚制度的规范，权责不匹配，必将难保宏观调控政策、危机救助政策落到实处。

三、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构建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主要包括惩罚对象、惩罚事由以及惩罚措施3大要素。

(一)惩罚对象

1．救助对象。惩罚对象之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中接受救助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且随着金融危机救助对象的扩展，可能涵盖所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金融机构。同时，作为上述被救助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如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等，在被救助金融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或因上述相关人员的行为导致该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上述直接负责的相关人员也都应当受到处罚。2．救助主体。金融危机救助中，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都参与到危机救助的过程中，如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成为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之一，而政府部门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或资金支持亦为救助主体等。在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这些救助主体可能存在救助不及时、滥用救助权力等，这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必须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为此，作为救助主体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亦可以作为惩罚对象。此外，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的有关工作人员也可能会在救助中、贪污受贿等，进而影响危机的救助效果，也应受到处罚。

(二)惩罚事由

1．救助对象的惩罚事由。(1)未尽到审慎经营义务。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审慎经营和管理，避免金融冒险行为和不谨慎经营。但只要存在金融危机救助，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即使从事高风险业务，也无需承担高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有危机救助为其高风险的业务提供了担保。也正因此使得市场参与者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业务，由此也影响了之前谨慎的市场参与者，促使其也倾向于高风险的业务和交易。同时，金融机构的股东由于受有限责任的保护，使股东无需为不谨慎决策或者错误决策负责，导致股东在决策时更愿意冒险。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管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关系，使得这些人更大胆地选择高风险的交易，且在一次选择失误后，因没有任职的限制，其还可能在下一次的经营中继续选择高风险的业务与交易。因此，在构建金融危机救助制度时，应当对于未谨慎经营的行为进行规制，并对救助对象利用危机救助的“保护伞”故意选择高风险交易的不谨慎行为予以相应的惩罚。(2)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弄虚作假以获得救助。主要包括2种:1)金融机构实际上并未存在困境的可能，经营者为了转嫁高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在不存在救助的情况下，可能会故意制造虚假文件，大胆虚构其处于需要救助的困境，从而骗得救助主体对其提供救助，不仅浪费了社会公共财政，也存在欺骗扰乱金融市场等违法行为;2)金融机构确实陷入不能清偿债务、资产负债、经营困难的困境中，但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或摆脱困境，也可能会提供虚假文件夸大其受损的事实，向救助主体申请救助，以期将其经营不慎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转嫁到社会。因此，对危机中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不仅在政府担保下转移了风险成本，还额外获得了的利益，更进一步扰乱了危机的治理或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必须加以严惩。(3)扩大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救助对象还是救助主体，都应积极应对危机，将危机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若救助对象在危机发生后隐瞒不报、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报告，导致无法及时采取救助措施，致使危机的损害进一步蔓延，扩大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应对导致危机损害扩大的机构或相关的责任人追究责任。同时，救助对象的内部监管体制不完善，出现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察觉，致使未及时有效地报告危机的异常情况，或者在危机初期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等，均对金融危机救助极为不利，使金融危机的损害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则相关金融机构及直接责任人也应受到惩罚。此外，救助对象拒绝调查、没有提供真实的重要的报告、不配合救助主体的救助措施落实等，也均应追究相应的责任。2．救助主体的惩罚事由。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不排除救助主体可能出现违规行为，即一方面，救助主体可能会产生怠于履行救助的职责，延误救助的时机，使得损失扩大;另一方面，救助主体也可能会在救助过程中滥用权力，收取不当利益，影响危机治理。(1)救助不力。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1)救助不及时性。在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对危机形势的判断有误，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救助措施，丧失了危机救助的最好时机，而拖延、缓慢的救助措施会使危机进一步加剧，付出惨重的代价。2)救助措施的选择错误。救助措施的选择关系着金融危机救助是否能够成功，因此，全面、系统的救助措施才能保证金融危机救助的有效性。救助主体对于金融危机的形式判断错误，没有认清金融危机的本质，选择错误、片面、单一的救助措施，这也是救助不力的表现。3)救助政策的不连续性。金融危机的救助非一朝一夕，连贯的救助政策才能真正产生救助效应，如若救助主体在早期积极实施救助措施投入救助，后期在救与不救、救谁不救谁之间犹豫，使得救助措施无法形成连续性，则救助效果会大打折扣，因而救助政策的不连续性也是救助不力的表现。(2)滥用权力。若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存在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行为的，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要进行相应的行政处分。除此之外，金融危机救助还有其特殊之处，金融危机救助主要依靠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以及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而货币政策以及资金支持应向需要救助的对象提供，以达到救助的目的。救助主体应当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若存在救助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向不需要救助的对象提供贷款，致使亟需救助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应当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三)惩罚措施

．救助对象的惩罚措施。(1)征收惩罚性利率。惩罚性利率意味着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并非免费地接受救助的资金，该贴现资金要高于市场的利率水平。对救助对象征收惩罚性利率一方面可以促使金融机构在经营交易过程中会尽到审慎的义务，不再热衷于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对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经营者和股东起到惩罚作用，因其对机构陷入困境负有直接的责任，要对此付出比谨慎投资、交易的金融机构更高的成本。(2)承担救助成本。为了使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不贸然地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则应当由救助对象来承担救助成本，以作为对其陷入危机的惩罚。1)救助主体可以直接向救助对象征收救助费用。但要注意的是，救助费用的收取应在在救助后，而非在救助前，即待救助对象逐步恢复正常，通过经营后获得经济效益，再向救助主体缴纳相应的救助费用。2)让救助对象参与到危机救助的过程当中，使其承担一定的救助成本。救助对象参与到救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对过错的弥补，从而付出一定的救助成本，承担部分损失。3)由救助对象承担救助成本，而无需全体纳税人为个别金融机构的错误负责，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对于进行有效风险管理、审慎经营的机构来说亦是一种鼓励。(3)任职的限制。救助对象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则应对其担任一定职务进行限制。限制包括2个方面:1)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即意味着原先担任董事、高级管理职位的人员不再担任原职位，撤换其职位，取消任职资格通常有一定的期限，也可能是终身的，视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情形而定。2)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从事金融业工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在危机救助中存在上述违法情况的，可禁止其一定期限或终身再从事金融业工作。至于取消或禁止的“一定期限”，可以参考英国《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关于“法院裁定剥夺董事资格的期间最少为2年，最长为15年”的规定［2］。(4)股权的限制。股权可以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自益权是指股东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股份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转让权等为满足股东个人利益的相关权利。共益权就是为满足全体利益而给予股东的权利，主要包括表决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累积投票权、知情权等与公司经营决策有关的权利［3］。危机救助中限制股东权利的目的在于对股东实施惩罚，使其承当经营的损失。因此，应该是对股东自身权益的限制，即对自益权的限制，也就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或剥夺股东自由行使股份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4］。(5)突破有限责任。突破有限责任制度，加重银行控股股东法律责任是我国可行的选择之一。所谓突破有限责任制度，是指银行在经营或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以致丧失偿付能力时，授权金融监管机构有权强制银行控股股东承担资本协助的义务［5］。这也就意味着在股东不谨慎经营或热衷于高风险投资而导致金融机构经营业务或财务状况严重恶化，进而不能支付债务而被救助时，股东有义务提供额外的资金或财产协助被救助金融机构恢复正常营运。(6)其他的民事、刑事责任。金融危机救助中，可能还涉及其他的民事、刑事责任。如果救助对象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的惩罚措施，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如果救助对象在救助中出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也应当追究罚金等刑事责任。2．救助主体的惩罚措施。(1)民事惩罚措施。金融危机救助的民事惩罚措施是对救助主体侵犯包括救助对象在内的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的，应当依照民事法律规定，依法承担民法上不利益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同时也辅助民事制裁措施。(2)行政惩罚措施。行政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作为危机救助主体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对上述人员在救助不力或滥用救助职权但又不构成犯罪时所实施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罚。(3)刑事惩罚措施。刑事惩罚措施是金融危机救助惩罚措施中最严重的制裁，只要救助主体违反刑事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即当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在救助中存在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就要对其采取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当然还可以辅以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对于金融危机救助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可以提高危机救助的有效性与及时性，更可以优化金融市场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更应针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性，构建完善的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

金融危机的后果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体系结构；制度因素

一、引言

企业的资金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获得，一个是内部融资，也就是企业的自有资金；另一种就是外部融资，一般是通过证券市场或者金融中介，比如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不同的融资方式会形成不同的融资结构，这个融资结构实际上就是金融体系结构。目前金融体系结构又可以分为以金融中介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结构，另一种就是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结构。这两种结构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会产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来源往往基于金融体系监管制度因素，导致金融体系结构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前后金融体系结构产生的变化以及制度上的因素，进而为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金融危机前后的金融体系结构变化分析

（一）金融体系结构的短期逆转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反应在股票市场会产生负向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所以这种影响又称为短期逆转。一般而言金融危机在爆发之后的两年到三年之间，这一短期逆转的趋势就会减弱，逐步会回归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状态，在金融危机发生的五年左右的时间，股票市场的影响将会显著提升，而影响程度也会比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影响程度还会更深。这表明了金融危机在爆发后的三到五年的时间里，股票市场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开始呈现正向相关性兼容，并在五年左右时间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一般工业结构已经相对集中，上市公司的规模更大，数量较少，在这个背景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经济损失所造成的影响，对银行部门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所以导致了在五年左右时间才能够逐步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二）股票市场变化和银行部门之间的互动更为显著

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以金融市场为基础的国家，股票市场的变化和银行部门之间的互动会变得更加显著。金融危机爆发前，反应股票市场的相关指标系数都为正数，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指标就转变成了负向指标，也就是说不够显著。但是在金融危机的第四年之后，这个指标又会渐渐转向正向指标，且具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如果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结构国家，这个短期逆转的时间会更长，一般要在第五年之后，才会逐渐转变成正向影响。一般而言大部分新兴的经济体国家，股票市场的发展并不是很发达，而以金融市场为基础的国家一般则拥有更好的金融部门，所以说，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金融体系发展相对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将融资在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转换，因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因此金融体系结构相对平衡的国家，当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更容易迅速恢复。而那些新兴的经济体国家则会因为受到经济衰退以及金融体系被破坏，而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成本，经济恢复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三）宏观因素和金融改革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的经济环境以及迫切需要的金融改革，也会对金融体系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GDP和CPI等反应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指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其负面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金融改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二年到三年的时间内，对银行信贷规模产生负向影响，虽然不够显著，但是在其他时间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反映了国家在推进金融改革时，会对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外，当国家开始积极参与治理之后，金融体系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期间内，所发生的短期逆转也没有明显变化，股票市场在金融危机的不同时间段内具有明显的统计显著特征。国家的反腐政策以及积极治理政策，以及加强监管金融制度的建设，对于金融体系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影响的程度也更强。这反映了国家监管制度的完善和法治水平的提升，对于国家从金融危机制度中恢复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既有助于国家抵御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结构毁坏性影响，同时有助于恢复金融体系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迅速恢复。

三、总结

根据以上因素的综合分析，当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的经济体国家会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金融体系结构的破坏程度要比那些发达的国家，并拥有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家要深得多，金融体系恢复起来也要漫长的多，所花费的成本也会高很多。但是如果国家积极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加强政府引导和管理，促进金融制度的改革，这对于促进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金融体系结构的恢复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不会随着金融危机的改革和创新而彻底杜绝，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性的问题。所以对于国家而言，注重防范金融危机风险，完善并健全监管制度和金融体系结构极为关键，这才是正确的金融改革之道，既能有效防止一切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也是使经济水平得以提高的有效保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参考文献

[1]董青马，卢满生.金融开放度与发展程度差异对银行危机生成机制影响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10（06）

[2]陈雨露，马勇.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危机[J]. 金融评论. 2009（01）

金融危机的后果篇7

【关键词】大学生；金融危机；压力；信心；心理健康；心理委员

2008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是非常严峻的，一些国内企业大幅缩减用人计划。与此同时，200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总数将超过600万。人们普遍担忧，金融危机对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重大压力，学习压力会加重。然而事实上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如何呢？大学生在学习和发展计划上受到怎样的影响？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专业信心态度会有怎样的变化？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我们学校是非重点高校，又是地处海岛的农林类高校，对本校实际问题的调查将会为学校心理教育工作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有利于针对性地对学校心理委员进行心理危机防范培训，在全校开展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应对金融危机压力的能力。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浙江海洋学院249 名大学生，其中男158人，女91人；大一87人，大二89人，大三73人。平均年龄21.3岁。

1.2方法

在心理中心老师的指导下，自编大学生金融危机压力与信心问题调查表，内容包括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在学习压力和计划影响程度、金融危机前后的专业信心态度，就业影响情况。采用分层取样的方法， 从浙江海洋学院12个二级学院中抽取了263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由各班心理委员组织被调查同学以团体方式进行。剔除无效答卷后，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249 人。统计用以百分比形式进行，按照不同性别、不同年级进行比较。

2结 果

2.1关于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学习压力的影响

从不同影响强度进行考查，大多数学生认为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学习压力有影响，其中50%左右的学生认为影响比较大。其中女生感到受影响的多于男生，但是感到影响度比较强的还是男生为多。年级方面考查显示，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压力影响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呈递增趋势。

2.2金融危机对学习发展计划的影响

调查中有近40%的学生认为金融危机对学习发展计划有明显影响。性别方面，大一、大二年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大三年级感到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人数比例较高，其中有11%的大三学生学习计划改变很大，是大一大二的4—5倍，反映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严重。

2.3金融危机前后，大学生对本专业信心变化情况

在金融危机前，大多数学生对自己本专业比较有信心，表示乐观和比较乐观的同学超过70%，持比较悲观和非常悲观的同学占三分之一以下。金融危机来临以后，大学生对自己专业的信心明显下降，表示乐观与比较乐观的为45%，比较悲观和非常悲观的同学上升到45.7%。总体上女生信心比男生低。随着年级的升高，信心度随之降低。

2.4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几乎一半的大学生认为在金融危机下就业难度增大，其中女生以及大三学生比例普遍偏高，都超过60%。预计单位用人要求会变高的同学，大约在20%左右。预计求职中专业难以对口的，男生与大一学生人数比例较高。

3 讨 论

大学生普遍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感到受影响的男生女生都超过了86.0%。其中女生受影响更大（94.5%），女生对自己的专业信心在金融危机前后都比男生要低。这与以前车丽萍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男生比较开朗、自信，而女生则比较谦虚，常常低估自己的能力。金融危机后女生比男生信心降得的多的现象，可能与女生比较敏感有关，通常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压力事件的影响，金融危机来临则更容易受社会负性信息和情绪的影响。男生一般充满自信，面对困难时，能保持沉着冷静的态度因而影响会小些。

年级之间的差异明显，随着年级的升高，压力影响呈递增趋势。与此同时专业信心方面，无论是金融危机前或后，总体都是随年级增高信心下降。大一新生由于对大学充满新鲜感，充满期待，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还比较远，影响相对小。也因为大一同学刚进入大学，对大学里的每件事都充满信心。大三同学对社会的认知度、熟悉度远远超过低年级同学，已感受到就业这个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压力，感到自己原有的就业期望值偏高。这反映出大三处于“主体我”与“社会我”矛盾时期，理想与现实冲突增多，这些都会使大三同学对自己的专业发展信心下降。他们即将步入大四，面临就业，在金融危机来临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毕业生增多，就职岗位减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些更促使大三同学压力加大，使他们信心降低。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加剧了同学们学习上、就业上等各方面的压力，使同学们的专业信心、学习计划职业规划都受到严重影响，金融危机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已经扩散到低年级同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针对本次金融危机给各年级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加强大学生应对金融危机信心的工作。需要加强对心理委员心理危机防范培训，指导全校基层班级开展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各年级同学应对金融危机压力的能力。班级心理委员需积极组织同学开展自我能力提升的相关活动，同时要特别关注班内心理素质不佳的或压力过大的同学。对大三同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就业与学习压力增大，专业信心降低，影响已经扩散到低年级同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加强大学生应对金融危机信心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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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霞， 陶沙. 压力和应对策略在女性大学生负性情绪产生中的作用. 心理学报，2005，37 （5） ： 637～649

[3]李虹， 梅锦荣. 大学校园压力的类型和特点. 心理学报，2002，5 （4）： 398-401

[4]车丽萍. 大学生自信发展特点的研究. 心理学科，2003，第26卷04期： 661-666

[5]殷雷. 当代大学生就业的不良心理状态. 心理科学，2004，27 （4） ： 993 - 996

[6]张弛， 刘鹂. 择业期间大学生焦虑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第26卷 11期： 779-780，767

[7]兰伟平， 邓春生. 金融危机形势下大学生就业何题的对策探析. 法制与社会，2009，2：220，243

金融危机的后果篇8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 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在对冲基金发动攻击的最后阶段，没有资本管制，泰铢一泻千里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对冲基金的考虑是，泰国金融体系由于不良债权而早已不堪重负，泰国政府必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方式来打击投机以维持汇率的稳定。于是，富可敌国的西方机构投资者开始向泰铢发起了攻击。对冲基金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它们也赚得盆满钵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