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文
时间：2023-11-30 12:32:42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1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周期性波动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 %、17.48 %、21.05 %。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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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2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理论；特征；启示
一、 经济周期主要理论
凯恩斯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归结为《通论》中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人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降低，从而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短期中出现衰退。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模型。其乘数-加速原理的主要思想是投资数量的增长会通过乘数作用使收入和产量的增加，而收入和产量的增加以后，将引起消费的增加，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又会引起投资的再增加。而且这种投资增长的速度要比收入或供给增长的速度快，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增加，经济处于扩张期；反之，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减少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减少，社会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期。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1.投资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投资率的剧烈波动导致经济的一冷一热，经济周期即表现为短促的扩张期和较长的衰退期。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主要动力，粗放式投资大量增加，使得中国的投资率历年增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波动引起了经济的波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达到70477.4亿元，而2005年增至88773.6亿元，增速达26.0％，到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较高的投资增长拉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但高水平的投资不可一直持续，当其下降时即会导致GDP的剧烈波动。
2.物价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另一原因。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能够反映商品的供需状况，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人们会选择消费或不消费，这直接会冲击我国经济市场。
3.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日趋明显。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幅度直接关系到经济波动的程度。
4.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中国已加入WTO以后，融入了国际市场，世界经济的波动将会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启示
1.抑制投资增速过快。当前中国宏观的重要任务是抑制投资增长过快，近几年来，中国部分行业发展迅速，如中国房地产产业蓬勃发展，但是城市各处楼盘众多，而作为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来说，真正能买上一套房的人却不多。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防止其不健康发展。还有诸如采矿业、制造业的投资增长都有些过快。
2.稳定中国物价，恰当控制货币供给量。近段时间，除了猪肉涨价外，很多商品和服务在短时间都大幅度的上涨。随着物价的上扬，人们选择了把存款进行投资，尽管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有一些成效，但是股市资金的膨胀，市场上货币流量的增多，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应当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
3.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建立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经济结构优化为基点，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在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促进经济快速的、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实现速度、利益、结构三者协调发展，借助于宏观调控力量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4.重视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重视国际社会出现的经济波动，研究相应的对策措施，缓解国际经济的起落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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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3
关键词：经济周期；股市波动；传导机制；概念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20?09
一、研究背景
经济活动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往往会引起经济扩张与紧缩之间的更迭往复，并以国民总产出、总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变换外显出来，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特征。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波动现象可能会影响到宏观决策，进而影响国民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分别因为从经济增长、货币理论、理性预期等不同的角度展开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连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也是致力于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的。可见，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
从学界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经济周期虽然社会经济体制和行政决策等外生因素的扰动和制约，但经济周期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如果考虑到外生因素多是不可持续的，过度强调外生因素的作用，将不能把握经济周期的长周期逻辑，也不能反映周期的本质。我们试图通过回顾近年来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现状来发现推动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并构建起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概念模型。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历程
经济周期现象很早之前就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包括凯恩斯、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先后发展出了凯恩斯周期理论、货币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周期理论等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
（1）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包括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本质其实就是经济总量的交替性地上升和下降。这一时期的理论主要包括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熊彼特周期、马克思周期和凯恩斯周期等（见表1）。古典型周期隐含了市场机制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假设，但限于当时认识能力的不足，古典型周期未能够充分地研究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从而存在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直至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才得以弥补完善。
（2）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随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得到了改进和完善，逐渐由古典型周期转变为增长型周期，实现了向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跨越发展。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包括货币周期理论、理论预期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和新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它对经济周期内生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核心，转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在对经济周期的具体解释上，货币周期理论和凯恩斯主义者一致认为经济周期形成的主因是总需求的不稳定；而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经济周期的主因是货币供给量的扰动，这些扰动使得短期经济增长率偏离于长期增长率（Friedman和 Schwartz[1]；Lucas[2]）；与货币主义学派不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虽然也承认供给在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其更加强调的是实际经济因素的冲击，尤其是技术进步率所带来的冲击，而不是货币等名义因素（Kydland和 Prescott[3]）。按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我们将经济扩张归结为技术进步，那么，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也应当可以归结为技术退步，但这明显不符常理，难以让人接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周期做了新的研究，他们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思路：一是名义粘性学派以工资和价格总水平粘性为基础的学说，它主要以Mankiv等[5?6]为代表，认为经济周期的最基本原因实乃名义价格的刚性；二实际粘性学派以价格弹性不稳定为角度切入的学说，它主要以 Akerlof等人为代表，认为非自愿失业和经济波动与名义工资和价格总水平无关，由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存在，即使名义工资和价格总水品极具伸缩性，但在总需求变化时实际工资、相对价格和厂商的利润也会产生缓慢的、较小的变化（即实际粘性）。新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是目前发展相对最完善的理论，它兼收并蓄各个经济学流派理论精华，认为不稳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能够导致经济周期，实际冲击引起的自发私人支出的变动和货币因素都可能成为总需求不稳定的原因，是对经济周期波动成因更加贴近现实的解释。
总而言之，古典经济周期未能考虑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着重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的主导作用；而现代经济周期则是基于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强调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的影响，发展更为完善和深入，其中尤以新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为最。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周期本质就是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或长期趋势的偏离。在短期中，受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经济将围绕趋势波动；在长期中，受技术进步、劳动力结构、资本积累等供给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将沿着一种稳固的GDP增长趋势运行。本文的模型同样采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来判断经济周期。
（二）经济周期的验证和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周期的存在与否进行了验证。Lumsdaine和 Prasad[6]对17个 OECD国家14工业产出波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他们通过开发一个加权集合过程进行检验，并对共性因素进行估计，证明了世界性经济周期和欧洲经济周期的存在。Kose等[7]利用包括世界七大洲60个国家的贝叶斯动态潜在因子模型，同样发现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中国学者石柱鲜、李玉梅、黄红梅[8]也验证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性。Martin和Albrecht[9]验证了德国经济周期的存在，但认为不存在股票市场与经济发展的联动性。Rainer Metz[10]对此评论认为，需要用不同的经济周期的估算方法来判断经济波动和股市关联结果的稳健性。James[11]基于两种不同的模型，运用季度数据检验了澳大利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
与此同时，大量学者还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应研究。石柱鲜等[12]指出，在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之间，日本和韩国的是互为影响，而中国仅仅是经济周期单方面影响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中国和韩国的是互为影响，而日本则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单方面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在影响强度方面，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相对最大，日本和韩国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最大。Marianne和Michael[13]使用Learner方法来寻找影响经济周期的确定性变量，他们认为贸易强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属别，地理变量是影响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确定性因素；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和货币政策相似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无确定性相关关系。Stephanie和Martín[14]指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和投资间的相对价格也是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之一，认为创新对产出、消费和投资均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Huiyun和Yimin[15]通过非线性动力学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周期，研究表明，边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能正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高的边际消费意味着更稳定的经济发展，而当边际消费大于0.5时，中国经济发展会遇到稳定的周期波动。
鉴于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特殊性，众多学者也从中国国情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这主要包括：①特殊的体制机制导致的投资冲动；②金融体系的不完备，如表2。刘涛[16]指出，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缺乏“信贷约束”，却又提供过度的总量供给，这与承担宏观调控和银行风险的中央政府存在需求压缩之间的矛盾。
此外，卢建[27]将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归结为固定资产投资、前期国民收入增重等；将外生因素归结为政治事件、行政决策和社会经济体制变动等，并揭示出它们的传递机制。黄颐琳[22]构建包含政府部门的 RBC模型，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可由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解释70%，它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李勇[23]等建立了基于“风险规避”的混合模型，指出长期周期的主要因素源于技术冲击。殷剑峰[24]提出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周期。研究表明，经济周期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梁国超、刘金全[26]认为2003年之后，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驱动模式由总供给转向总需求、调控模式由紧缩性转向稳健性，使得中国经济周期呈现出波动性弱化和稳定性增强的特征。
本文的概念模型亦采用经济增长方式由总供给驱动向总需求驱动转变这一观点，中国潜在产出增长路径正面临着调整，非来源于技术进步刺激的投资拉动逻辑将不可持续，经济周期的内在逻辑亦会逐步趋近于成熟经济体。另外，以往的研究框架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因此导致针对不同研究样本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很大，从而使得对于研究结论的解释亦千变万化，为了把握经济周期的内生逻辑，我们将从消费或边际消费的角度进行切入。在我们的模型中（图1），由消费支出拉动的生产和服务继而带动资本性支出，进而拉动就业和影响平均收入的这一逻辑即恰好反映各个产业的层层推进，形成经济周期，当然，这其中既有放大经济周期波幅的变量，亦有可平抑波幅的因素。
（三）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经济周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协同现象。袁涌波和范方志[28]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周期将出现新的特征，这包括波动幅度的减小、周期的延长以及周期的趋同化。李翀[29]指出经济周期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在国家之间“传染”。宋玉华和吴聃[30]分析了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即“外部冲击—部门传导—国际传导”机制，指出经济周期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纽带在各国之间传导。Sandra[31]研究了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对德国宏观经济变化的传输渠道，指出，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股票市场、 FDI以及银行信贷与市场信心等成为了经济周期传递的新渠道。Fabio和Rasmus[33]考察了东亚十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十国经济的同步性在逐渐强化，尤其是在新型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而与消费和投资相比，出口的同步性最强。Jarko和Iikka[33]认为虽然亚洲新兴经济体和 OECD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程度较弱，但源自于 OECD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通过紧密的经贸关系也同样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产生了严重影响。Lu??s[34]等运用1962—2003年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内地各省份的经济周期与通胀周期具备较强的同步性，而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周期与通胀周期的同步性也在不断增强。Paul[35]等认为经济周期的传导可以分为某一国家的产业间和跨国家间，而新闻的冲击可以认为是经济周期在跨国家间传递的一种关键性因素。李晓峰[36]等采用带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的 VECM模型在多国经济框架下有效地识别和分析了从1991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周期的演化特征，认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主要依靠贸易渠道。Carlos[37]等的分析表明与OECD其他成员国相比，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更为明显，表明区域内紧密的融合关系将有效加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
本文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中国已不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影响，而是通过私人部门更快地渗透到中国经济，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不再把影响单独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是相信其应该迅速地反应在最终消费支出和净出口上。
（四）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的互动
经济周期对股市周期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如表3。而股市周期的运行情况也会对经济周期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Demirguc-Kunt与Levine[38]通过收集44个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发现，股票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途径如表3所示。
西方学者比较早的关注到经济周期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研究。如表4所示，大量的研究从整体样本和分区间的角度验证了二者的相关性及其强弱。
此外，认为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没有相关关系的国外文献如表5所示。
基于该部分的综述，在我们的模型中（图1），认为股市是经济周期的先行指标，并且发达经济体的股市比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更能预测经济走势。由于我们的模型是建立在成熟资本市场趋向基础上的，因此，这一模型的假设是适合中国经济体的发展方向的内在逻辑的。
同时，本文认为股市在牛市行情的时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财富增值，有研究显示，在股市赚钱后，人们更倾向于把盈利再投资于各种资本市场的投资品种中，这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但是这种消费是基于股市市值升高的，由于账面盈利再投资于股市，使得资金并不会大幅变现，此时拉动的消费大部分是以透支手头现金为代价的，因此在熊市来临之时，消费能力由于之前的透支而变得更加弱。基于消费拉动经济的逻辑，股市的波动实际上加大了周期每次波动的幅度。
（五）经济周期中不确定性冲击的研究
Nicholas Bloom[51]等指出不确定性的冲击是影响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公司更加谨慎，导致他们暂停雇佣员工和投资，减少资本的再分配和劳动力的调动，导致生产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大幅下降。最近的两篇文章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结果。Bachman和Bayer[52]利用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公有制和私有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创新的多样性对产量增长的影响明显。Berge和Vavara[53]则分别发现了生产率冲击（productivity shocks）和产品价格变动在经济衰退期时会变得更为分散。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关注随机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衰退的影响。Fernandez-Villaverde[54， 55]等关注汇率波动及政治的不确定性，Bachman和Bayerís 关注资本调整成本的微观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经济运行、股市波动更为复杂，也给科学分析经济周期和股市周期的关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周期和股市关系的重要性，这一变量也放到了我们的模型中。
（六）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周期也呈现出一定的新特征。樊纲、林毅夫等提出了“放一活”模型来描述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经济学界对“放—活”模型的总结是：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活—乱”循环。卢建[27]使用“剩余法”和“直接法”划分出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两种性质的中国经济周期，即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并论述了前者转化为后者的标志和过程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许光、袁恩桢[56]指出，从波动性质上看，经济周期开始转向“增长型”；从周期长度看，经济周期开始转向尤格拉中周期。Jin- ming[57]等运用两种不同的动态因子模型基于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销售收入和货币供应量 M1计算了中国1990年1月到2008年3月的宏观经济指数，并以此概括出该时期中国经济状况表现为长久的持续性的小幅震荡期。邓春玲和曲朋波[58]认为外部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主因，内部传导机制则致使我国经济周期深具内生性和持续性；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出一番新的特征，包括较弱的波动性和较强的增长性和稳定性。李勇[23]等指出我国的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周期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大起大落；在改革开放之后，则转变为增长型周期，峰位开始降低、谷位逐渐上升、波动幅度慢慢缩小。马士成和何友文[59]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朱格拉周期、政治经济周期和基钦周期三种类型的经济周期，其中朱格拉周期历时9.3年左右，政治经济周期历时4.8年左右，而基钦周期历时3.5年左右。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导致朱格拉周期的原因并非固定设备更新投资，而是净出口和外资等外部因素的周期性冲击，影响政治经济周期的则是政府官员换届效应。此外，城市化和科技资本存量的增速也有助于延长经济周期。
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本质，更有效地监控宏观经济运行，从而指导市场参与者的投资策略，同时给政策方向的调整提供参考，以确保我国经济长期快速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在我们的概念模型中，拟从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进行解释，发现其内生逻辑，因此，政策变化等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直接考虑在我们的逻辑模型中。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关系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单向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债务风险继续积聚，受美欧等国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缓解，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复杂多变且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经济形势，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经济周期与股市兴衰的关系。
有关经济周期、产业发展及股市波动的研究是集中在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框架大致把经济周期分为了前置、同步，滞后3类变量。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不确定性在经济周期、产业发展及股市波动中的扮演的角色，因此，在以上综述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该研究的整合概念模型。如图1。
这个模型通过描绘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指标之间的关联，较为详细的展示了经济周期、产业发展及股市波动的传导机制。从概念模型框架中可以看出，部分指标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有学者称之为非对称循环因果关系（asymmetrical circular causality），以实际消费支出为例，消费支出能带动公司利润的上升，进而影响到就业，但同时，就业的状况又能影响到消费支出的水平，虽然后者的影响相对前者而言是次要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实际消费支出实际上是一个前置指标（leading indicator），而就业则是一个滞后指标（lagging indicator），因此正确的预测经济的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学会真正的区分领先指标和滞后指标，进而科学合理的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模型尤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引入了不确定性对股市变动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宏观、公司和产业以及预测三个维度，可供度量的指标体系如表6所示。而对引入不确定性后对经济周期及股市波动的研究可能重点在围绕不确定性的反周期性，因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经济下行，股市下行，以及之后的反弹机制以及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而需要的刺激政策的选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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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4
关键词：经济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济过剩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呈周期性波动运行。经济紧缩或经济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方面。依据经济学对经济过剩的界定与我国目前市场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等经济表现，无疑，我国是处于经济过剩运行阶段。由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过剩阶段的政策措施，则成为目前经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
检阅现有的有关经济文献，绝大多数是套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目前我国有的经济文献称“买方市场”）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选用了刺激需求（重点是刺激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1）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不完善方面的原因；（2）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从完整意义上说，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经济活动的波动原因与治理，既要从市场机制上求解，又要从市场制度上探寻，应着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特征；（3）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推进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既为市场规律作用所决定，也为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所决定，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的成因与治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上所产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必须分析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决定作用；（4）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分析治理经济紧缩的政策，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积极地探索集治理经济紧缩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政策。
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从市场机制上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制度原因。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对于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本文侧重于理论角度，述评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从中得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治理的几点现实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过剩危机成因与治理的理论分析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其突出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根据他的解释，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不过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和流动偏好的加强，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对于经济危机的治理，凯恩斯以乘数原理为根据，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凯恩斯更主张通过增加投资（由于萧条时期，私人企业家因悲观预期而不愿增加投资，所以他主张以政府投资来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经济危机。根据他创立的乘数原理，投资的变动会引起收入和产出的倍数增长，所以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投资。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均衡出发，并从储蓄函数、投资函数的非线性特点入手，通过两条曲线的叠加把凯恩斯的两个静态模型改造为一个动态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循环性周期模型。② 依据他的经济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论要点：（1）当事前储蓄（即人们愿意储蓄的量）与事前投资出现差异时，必然要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波动：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就会引起经济扩张；相反，则会引起经济收缩。（2）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本身一些内在因素引起的，投资与储蓄的变动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动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经济周期性地变动。他强调，使经济向扩张变动的因素没有使经济向收缩变动的因素那样稳定。因此，长期萧条的危险大于长期繁荣的危险，如果让经济自己调节，则经济中的波动与萧条就难以避免。（3）经济周期的长短，其一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动反应的大小与快慢；其二取决于完成一次累积性趋势所需要的时间。（4）经济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曲线的形态。（5）政府抵制萧条的扩张性政策在萧条的较早和较迟阶段比极度萧条阶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
萨缪尔森与希克斯等人对哈罗德提出的原始形式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萨氏把时滞范畴引入周期分析，并修正了哈罗德经济周期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则经济活动就处于一种稳步增长的状态，而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他用实例说明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也会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即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表明经济的波动是必然的，稳定均衡的增长实际是难以存在的。其二，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外生变量只有通过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才能影响到经济波动。⑤ 希克斯把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推到了最高峰，他是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最后完成者。希克斯模型在五个主要假设条件下，利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过程，以及经济周期中各不同阶段转变的必然性。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把投资波动作为中心，从经济体系均衡的可能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探讨到经济周期各阶段长短决定因素的分析，对经济周期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分析，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5
经济周期（Business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古代经济几乎在一个水平上交替运动，比如Maddison估计1500—1820年间，西欧人均GDP增长率是0.15%，亚洲的人均GDP处于停滞，所以古典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而现代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古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如美国从1960年至20世纪初实际GDP平均每年约3.5%，而东亚“四小虎”每一个从1966—199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每年都增长7%以上，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更是平均超过9%，所以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二、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3.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2005）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4.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5.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King和Plosser（1984）认为，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符合于Friedman和Schwartz、Nelson和Plosser等提出的货币非中性是经济周期的关键所在。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6.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7.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8.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比如美国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及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共和党则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及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另外，选期对经济也有影响，临近选期时，领导人往往为了讨好公众赢得选票，往往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发展。
9.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三、结论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6
从2008年开始,结构主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长达20年的适用期;周期波动、结构演进和制度变革三位一体地构成了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是结构主义的两个研究主线,罗斯托的工业化理论和熊彼特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尝试中,我们较好地判断了繁荣的起点、疯狂的终结以及剧烈震荡的到来,近期也很好地指出了周期大拐点的到来。
在未来的20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边际递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依据总量进行投资的逻辑只可能是一个波段取胜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货币释放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继续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很低,可能无法对冲总需求的下降和生产率的下滑,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吸收和消化已经达到一个极值,长期流动性的拐点已经到来。在长波衰退之后的这个历史阶段,实体经济无法继续吸收流动性,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已经无法对货币的宽松和持续宽松做出理性的反应,因为这个阶段,不断下滑的总需求制约了微观主体的行为,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基本面和未来的预期,而对流动性宽松程度的反应已经事实下降。
资本市场研究逻辑
自2005年以来,我们就在使用结构主义的框架在分析经济和市场,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其效果,是在2007年长波进入剧烈的衰退期之后,我们对重要顶底的预测说明结构主义框架在显示其作用。惊人的巧合是,在上一次长波的衰退及萧条期(1966-1980),西方经济学对结构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而在此之后,由于长波进入了复苏期,结构主义的周期研究开始衰落,任何的理论框架都是应运而生,而不可能统治久远,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但重要的是,结构主义在长波的衰退和萧条期,即未来的20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适用期,这恰如在上个世纪70年论界对长波的研究如火如荼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在此时选择说明这个框架的适用性,是因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探讨经济增长原动力的经济学,所以经济波动和结构变动就是其两条基本线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我们相信问题的核心在于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我们还能把泡沫吹得更大,所以,按照康德拉基耶夫所揭示的人类行为规律,未来20年就是洗去过去30年繁荣中的过度需求成分,探索未来新的经济动力源,从而为下一次繁荣进行准备。因此,探索动力源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时代开始到来。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尤其将表现出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可能性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原因在于,结构变动本身就分为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欧美国家在未来的中周期中只存在经济周期的结构性变动,而中国作为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自2008进入了走向成熟阶段,这将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大级别变动期,通常所讨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即是一个大级别的变化。
所以,未来的机会更多的将存在于结构变动中,而不是总量的变化,这是一个投资逻辑的改变。按照对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1-2年内,市场对机会的认识和把握都不可能是前十年的重复,而是一个颠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部分理论,而不是结构主义经济学本身。根据我们2005年以来的实践,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研究经济增长和波动中的必然,而认为政策或者流动性都属于增长中的外生变量,这是一套探讨必然性的理论体系,自然只是说明了经济和资本市场运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没有一套理论体系能涵盖全部问题。(见图1)
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是两条主线
结构变化在周期中的实现
根据多年的探索,对于策略研究的两个核心即趋势和配置而言,结构主义就是以周期波动和结构变动两条逻辑的交汇来完成研究的,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而言,显然首先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2005年开始,我们首先运用罗斯托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探讨,但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发现,结构的变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结构的变化是靠经济周期的演变来实现的,最典型的是,长波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具有极强的约束作用,所以,只有将周期的波动和结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趋势和配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就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的理论体系开始成熟。
实际上,根据罗斯托理论,2000年到2008年的中国工业化起飞期,是以研究增长为主的理论阶段,而到2009年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之后,罗斯托理论的重点开始进入一个转换期,罗斯托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富有希望的选择期,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过渡阶段。因为进入走向成熟之后,增长问题的重要性降低,而全社会由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关注财富分配的阶段,这是工业化自身的宿命,是起飞期财富集中的结果。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结构主义框架下继续解释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潜力,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比以前十年(2000-2008)大得多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遭遇到不可避免的长波衰退以及随后的萧条,其对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抑制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的理论在2008年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见图2)
关于三周期嵌套
随着对周期波动的不断研究,事实证明了熊彼得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周期解释框架,熊彼特其创新经济学和三周期嵌套理论,是考察经济周期变动的主要分析工具。当长波、中波和短波周期力量的方向性是一致时,就很容易地感受到经济运行的特征,而当三个周期力量是冲突的,就需要辨别哪个力量是主导性的,而这个工作往往超出研究预期的能力,为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市场就会显得很迷茫、混沌。
在2007年底,我们曾经使用长波理论对全球经济即将步入长波衰退的剧烈阶段做出了预测,当时,应该是长波在经济周期中占主导的阶段,而在2009年以后,主要使用的是库存周期理论做出了中级反弹的顶底和热点的判断,时至今日,本轮库存周期已经运行在了其最后的二次去库存阶段。
今年下半年及未来1-2年,中周期的趋势将成为主导,探索中周期的启动机制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新的增长点问题,即新起点,但是,对于经济周期理论而言,新的增长点不等同于创新。结构变动本身即存在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同时存在。但是首要研究的该是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体现出了我们的框架的要义,即在周期波动中体现结构的机会。
这个问题从行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工业化理论及其结构的演进,来分析经济体系中产业链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为市场提供“结构性”机会。各个行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弹性是不一样的,为此行业演进的次序和程度是有区别的,我希望通过结构变迁这个中观视角来剖析市场机会。但同时,在周期的运动中,各个行业的变迁又有其特定的规律,这一点对于配置更有短期意义,所以,要厘清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特征发展中的结构变动的不同意义,这对于配置极为重要。(见图3)
结构和制度刚性是深层因素
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制度性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是多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结构主义最终的一个归宿就是制度。这既是结构主义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优势。缺陷在于它无法获得总量分析框架下的定量结论,优势在于它可以获得总量分析框架下难以企及的方向性。对于投资而言,这个方向性很多时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拉美结构主义的代表普雷维什说“经济进程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于社会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这就是结构主义的必然理论归宿,所以,“民主化趋向于将这些成果作为社会性的扩散”,结构主义最终问题的解决是制度问题,而在这方面,罗斯托对走向成熟这一工业化阶段中对分配制度的关注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归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奥尔森是从社会调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打破制度刚性的改良理论,他的公共选择理论诠释了如何打破制度刚性。
当经济增长趋缓,财富分配重要性就凸现,这种局面的产生从技术层面上看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与人口红利减少的结果;从制度层面上看,由于分利集团的膨胀对创新的抑制,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变革。
结构主义在投资策略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的试探:罗斯托工业化理论的实践
早在2005年底,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就以罗斯托工业化理论中的工业化转型期的投资路径出发,研究中国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认为2005年以来的中周期投资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较长历史阶段无法逾越的,中国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工业化起飞及其城市化是当时经济周期起飞的原动力,产业多样化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将会沿着市场化的线索展开,城市深化过程汇总的房地产、金融、基础设施、流通、零售业态等将不断创新,日益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2005-2006年正好处在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阶段,工业化深化阶段的实体经济将会对虚拟经济产生支撑作用,从一个相对较长的视野来看,虚拟经济大繁荣将超越周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一些临界条件的发生,虚拟经济将走向大繁荣,而且时间将比较长。随后,市场从2005年开始启动,直到2007年,实际上也是一种超越经济周期的趋势。
周期波动与结构演进的首次结合:周期内核
2007年的市场演绎疯狂行情中,观察到全球市场的疲态之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从资源约束、信用膨胀和美元币值为要素的周期内核分析中指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长波衰退中的通胀阶段,而这个阶段,信用的膨胀和以资源、资产爆发式上涨扮演了经济增长的“掘墓人”,全球经济注定进入一个大衰退阶段。2007年底,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就根据长波的演进得出,全球经济将在2008年陷入一个衰退的巨大转折中。
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是美国的上游,为此经济将紧紧受到美国经济的制约,陷入一个国际化博弈中,中国经济的走势和中国市场的表现将取决于国际化博弈的结果。但是,在国际化博弈中,中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被动方,并没有主动性,为此,中国可能被迫进入一个衰退的进程中。而且,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到达一个工业化起飞结束的阶段,“工业化萧条”作为一种常态,也将降临。对于市场策略而言,转攻为守的时刻已经到来。
周期波动与结构演进的二次结合:结构内核
美国次贷危机以其意外性和巨大冲击性,极大地摧毁了市场的信心和经济增长的动能。危机的酝酿、爆发和深化标志着长波周期大拐点的到来,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方式演绎了结构主义对长波周期演进的判断,这个冲击的猛烈程度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期。全球经济在2008年秋季之后,开始进入一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国经济在国际化博弈中被动陷入一个大衰退中,这也是改革开放及工业化开启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当然,这个衰退是以外部冲击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按照我们的研究逻辑,即工业化理论,中国工业化起飞完成之后的起飞萧条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同时,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认为2008年底的衰退程度将是一个最剧烈的阶段,其后的经济将在工业化的主导下进入一个向成熟阶段的过渡,经济将逐步复苏,市场也将开始一个基于估值修复和复苏预期的中级反弹。
经济结构转型:周期的大拐点
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消费的双低点模式,实际上收入滞后调整导致的消费回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政府投资的潜力和深度伴随着去政策化的过程和财政收入的约束,经济逐步回落是更为可能的大概率事件。特别是,通货膨胀预期的显性化,市场将逐步转向未来通胀和去政策化,这都将影响市场信心,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将达到一个关键的选择时点,中期反弹的顶部已经构筑,2009年下半年的主旋律将是调整,市场将开始演绎结构转型的特征。此后,市场和经济也演绎了一个下滑的过程。
在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逻辑中,当市场大幅下跌之后,市场开始处在一种混沌状态,看多和看空的力量僵持不下。而根据经济周期的此起彼伏,我们判断2010年第二季度是库存周期的大拐点,也是长波周期的一个阶段性拐点,其后经济将进入一个大拐点之后的景象,即过渡和萧条的特征。为此,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趋势已经确立,在新动力尚未建立之前,经济和市场将是一个趋势性下行的过程。2010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和市场再次演绎我们的策略逻辑。
结构主义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对全球而言,结构主义要研究的是一个周期运动的问题,而结构的问题是次要的,因为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短期内不存在升级式的大级别结构变动,而且,由于长波处于衰退后期,其拐点特征十分明显,是一个总量增长向结构增长的过渡阶段,而同时又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虚实分离的特点,所以,这是一个虚拟财富的下降阶段,需要解决2010年第二季度周期大拐点之后,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景象是如何的,长波统治下,短波和中波的力量能否带来结构性的上升机会。特别是,在面临主要发达经济体去杠杆的过程,不同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将会如何演进,即全球经济再平衡对总需求及其结构变化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在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未来经济波动中的市场的底部和顶部是由中周期的运行所决定的。在全球经济长波遭遇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短周期、中周期与全球经济长波周期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周期嵌套中的主导性选择问题,也是一个周期运动的问题。
第二,发展模式转化和经济结构演进中的结构性机会或成长的线索。是继续走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还是转向以内需为主、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即是中国工业化演进的结构性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要素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之间的关联及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即所谓的前向和后向效应的考察。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积累问题,各个行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将决定了未来经济的结构。从这个路径出发,我们需要寻找到弹性不同的各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带来的成长线索,或投资机会。这实际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与发达国家不一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结构变迁,即大结构,而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第三,是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到达工业化起飞完成阶段,社会矛盾就十分明显,社会利益集团分立,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高点,经济效率开始明显下降,分配等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即中国是否存在制度红利问题,制度红利能否对冲其他风险。
当然,不管是全球经济、美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对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指导我们的投资。而在我们周期和结构两个研究主线中,我们也是在寻找成长的线索,用以指导投资的逻辑,一方面避免在周期的力量中陷入起伏的无序性,另一方面又能掌握好周期起伏的波段和结构变化中的机会。
(作者供职于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7
关键词：经济周期 就业 GDP增长率
经济周期与就业变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
按照“谷—谷”法划分，将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至2012年的经济波动周期进行划分，结果表1所示。
从周期长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平均每6.4 年发生一次，前三个周期时间较短，此后的周期长度逐渐拉长。从波动位势看，第二个周期波动位势最大，近两个周期的波动位势都在10%以上，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明显提高。从波动幅度看，第三个周期的波动幅度最大，其他周期变化不大，最近三次周期的波动幅度逐渐变小。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较大，但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整体上呈收敛态势。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1.就业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增长率（%）如图1所示。
2.GDP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如图2所示。
通过比较图1和图2可以看出，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变化并不一致，整体上就业周期要滞后于经济周期，这是由于劳动要素从产出波动到就业的传导会经历一定的时滞。处于萧条时期的失业者虽然能很快实现再就业，但这种再就业很不稳定，很容易陷入再次失业，而使真正找到工作的时间延后，这中间的时间差造成了就业的时滞。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确实有部分就业者抱有骑驴找马的心态，一旦有了更好的工作立即更换，这样其实加剧了就业的波动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波动对就业波动的传导能力会发生变化，在每一轮周期中就业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也就不是一一对应的。
经济周期与就业增长机制分析
（一）影响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教育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1.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变化幅度较大，相比之下就业的增长率波动不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顺周期关系。这种顺周期关系也意味着两者共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加大了。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依靠必要的经济增长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无疑是经济工作中的重点之一。理论上，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但经济体、历史时期、政策的不同也会使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效应产生差别。这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体制转轨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速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扩张效应要受到经济系统之外的很多因素制约，这便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就业的影响。
2.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技术进步会从一个部门率先开始，该部门应用新的技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带动经济发展。这个主导部门会影响与其相关的其他部门，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主导部门不断更替。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证明了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经济进步的不竭动力。社会分工的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数量的增长都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技术进步通过带动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就业的作用。此外，技术进步还改变了就业模式，互联网与电脑的广泛应用使就业时间与就业空间发生了巨大转变，越来越灵活的就业模式被应用于更多领域，购物、缴费都可以足不出户的完成，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3.教育与就业增长。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体力劳动，社会对脑力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样的时代背景给劳动者指明了新的方向，即提高劳动素质才能找到价值更大的工作。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教育和培训，只有当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在数量结构和质量结构上与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基本吻合时，就业才能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对教育的投入可以缓解高技术劳动者供不应求、低技能劳动者供大于求的结构性失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帮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职业观。因此，应调整教育结构以适应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以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的关系
经济周期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可以通过总量关系和产业结构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总量关系。经典理论将失业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我国人口基数大，新增待业人口多，就业总量一直处在供大于求的状况。摩擦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的人数和范围无法解释我国严重的失业情况。王诚（2000）认为，我国的失业特征是总量性失业，亦即“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非充分就业均衡所引发的失业”。总量性失业是一种长期失业，劳动力人口增加后不会在短期内减少，总量性失业也是一种非自愿失业，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雇佣者会优先录用有资格、有经验、高技能的劳动者，激烈的竞争造就了一部分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但找不到工作的劳动力，还有不愿意接受更低工资水平的待业者。我国目前的失业情况是由于总量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一种长期现象，这类失业在不同经济周期中一直存在。
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总量中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第一产业中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制造业能够吸纳大量就业人口。而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太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扩大第三产业的就业，可以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从长期看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共同的变动趋势。经济增长是社会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的体现，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之一，就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富余劳动力转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又使部分富余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吸纳了大批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产业间的收入差异、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对就业人员有着不同吸引力，从而产生不同的就业导向，形成不同的就业结构。因此，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是促进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国经济周期中的就业政策演变
由于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存在滞后现象，我国的就业政策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按照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经济状况，我国就业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就业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劳动就业制度与其他经济体制一起，开始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改革开放初期，就业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到安置带来的待业人口，然后由外到内地促进创新，逐渐形成多元化的就业模式，对新增劳资关系实行双向选择，全面促使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最终做到剥离企业富余人员。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就业方针以解决就业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自此，劳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就业政策与劳动制度同步，企业雇佣行为逐步市场化。
（二）市场经济初期的就业政策
1994到1999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政府在就业工作上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下岗职工和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登记失业率达到改革以来的第三次高峰，下岗职工的数量迅速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40%，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和失业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且隐性失业率极高。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就业，包括“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三条保障线”的建立，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等。这些政策多是临时性的，用以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
（三）现阶段的就业政策
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就业政策目标逐渐清晰。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把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的就业政策正式出台，主要包括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扶持政策、合理匹配劳动力与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减少失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就业带来冲击，中央提出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我国自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采取的具体办法，主要包括职业培训、岗位创造、中小企业扶持、创业扶持、创业培训、资金扶持、开展创业援助、开发公益性就业机会、改善创业环境、残疾人就业保障、积极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农民工就业问题等。近几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导致我国的就业形势依旧不乐观，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仍是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途径。
结论
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受经济增长、技术变革、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很大。本文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和就业问题进行了理论和机制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总体上看，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大致对应的，但就业周期有滞后性。我国的就业形势面临诸多压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扩大就业的根本举措，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应对失业问题的长期解决之道。把握我国所处的经济周期对就业政策的制定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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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篇8
河北省“八五至十一五”20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由896.33亿元增长为20 394.26亿元，翻了22.75倍(未剔除物价指数影响);综合货运周转量由1 520.75亿吨/公里增长为8 070.69亿吨/公里，翻了5.31倍;综合客运周转量由357.88亿人/公里增长为1 172.86亿人/公里，翻了3.23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完成投资6 431亿元，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容量将进一步扩展，同时又面临不同运输方式间的竞争加剧，各种运输方式竞争发展激烈，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显现。本文采用河北省1990—2009年交通运输与经济统计数据，分析河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期为制定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战略与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异地贸易呈蓬勃之势，各种运输方式的业务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年来，综合运输体系越来越完善，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作用日益增强，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综合运输体系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1]罗斯托认为交通运输是随着商业的兴起而发展的，运输网的扩大可引起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随之扩大。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豪伊尔提出运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在《交通运输与世界发展》(1987年)一书中，用37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定量分析认为，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奥地利经济学家E·萨克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对运输业进行了研究，奠定了运输经济学的基础。1996年世界银行在《可持续运输：政策变革的关键》一书中指出，运输是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为工作、健康、教育和其他令人舒适的环境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生活质量就会变差等[2]。国内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另一种是从交通运输学视角进行研究。两种研究利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一致。主要论述两者关系之间作用关系、投资效应。
总的说来，现行研究中存在以下缺陷：(1)多数研究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省份约三十多年的数据，这些宏观统计数据资料未能深入到交通运输结构，使分析的内容和结果均受到一定局限。(2)我国相关研究的成果分为两类：一是交通运输业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方法或现代方法中使用传统指标体系，对自然环境指标考虑多，经济指标考虑少;二是经济学专业相关学者大多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宏观统计总量数据，关于交通运输数据多数采用了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等，未考虑公路、铁路、航空网络密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经济计量分析特点，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思想，结合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基于VAR和VEC模型的交通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考虑经济指标、交通总量指标，还将微观网络密度指标统筹考虑，利用换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以河北省交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借此来反应交通运输发展规模，该指标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获取，本文首先把区域内的铁路、公路、内河通航里程加总得到综合运输里程，再根据网络密度定义，得出1990—2009年河北省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①。换算周转量②，是指将旅客周转量按一定比例换算为货物周转量，然后与货物周转量相加成为一个包括客货运输的换算周转量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在报告期实际完成的旅客和货物的总周转量，是考核运输业的综合性的产量指标。本文选取1990—2009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并将客运周转量进行调整得到换算周转量代表综合周转量，借此来反应综合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见表1)。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分析
本文将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3]，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0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得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得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网络密度时间序列、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1，相关数据资料中没有异常值和缺失值。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说明
(一)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动态关系
利用上述数据，设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为{yt}，网络密度时间序列为{xt}，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为{Zt}。并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检验水平下原序列{yt}、{xt}与{Zt}均不平稳，且含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对原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得lnyt～I(1)，lnxt～I(1)，lnZt～I(1)。传统的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需要经过差分，得到平稳序列再建立VAR模型，但这样通常会损失水平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将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变量的协整关系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根据AIC准则与SC准则最小建立VAR模型的滞后期(见表3)。
根据表3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并对lnyt、lnxt、lnZt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根据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种检验方法表明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尽管经济增长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扰动，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这导致了变量常常会在短期偏离其均衡路径。基于此，我们建立VEC模型来分析其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影响。本文估计得到关系式为：
其中误差修正项反应了变量偏离长期均衡路径的反应程度。在长期均衡中经济增长变化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与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影响。由于现在的区域经济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系统，因此河北省区域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劳动、资本、信息的交换。在这些要素流动中，交通运输发挥着导向和制约的作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交通的可达性和运输能力的扩大性能够促进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塑造城市形态;从短期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动分为四部分：(1)受上一年度的综合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影响较大，表明由于运输业产出的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流通壁垒，使得市场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2)受上年交通网络密度增长波动的影响，在河北省的区域范围内网络密度主要受交通的里程长度影响。(3)受上年度的自身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惯性，使得经济发展受自身影响很大。因此研究经济系统内部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4)来自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当经济增长发生短期偏离，系统将以0.06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变动反向调整到均衡状态。因此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过这种稳定性能够调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短期波动主要受上一期的综合周转量的增长波动以及经济增长波动变化影响，当经济增长波动扩大对网络密度的增长变化影响反而变小。网络密度的短期偏离，系统能以0.07的速度反向调整。短期内上一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变化并不能增加交通建设规模的引致需求。经济增长的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促进作用减少，交通运输的建设主要是以需求为导向，受自身的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运输需求的认识体现出浓厚的供给主导观念。这种观念在实践中延伸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供给条件去对应一定的需求或在一定的供给条件下去研究需求。从运输业，特别是道路运输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一方面交通运输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需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非常严峻的运力过剩的现象，产生了严峻的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可见一味地增加各种交通的里程、规模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大幅增长，因此应该对交通线路的节点进行优化、科学管理，使得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增加。只有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工业产值也平稳增加，交通运输的建设才会平稳推进，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促进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先决条件。
综合货物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受经济增长波动与交通建设规模增长波动的正向影响。当经济加速增长会促进货物周转量速度增长幅度。当交通建设规模加速发展时也会使得货物周转的速度提高。这与河北省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作为工业大省，在现有交通运输规模的条件限制下价值量的增加必然通过提高运输能力或者增加平均运距来提升货物周转量。运输业本身创造着巨大的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通过运输业的发展推进生产布局优化，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可大大提高资源效用，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日趋鲜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运输则是这一发展规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运输手段的衔接，就不可能出现产地与销地的空间分离，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离，只能就产就销。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经济增长推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条件[4]。
(二)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分析
利用Eviews6.0对VAR(2)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大于1，则VAR(2)为平稳系统。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lnyt、lnxt与lnzt现期及未来各期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1990—2009年间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见图2)。
由图2的第一行三个图可知，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给lnyt变量当期一个标准扰动之后，通过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对当期以后的各变量将会产生连锁变动效应，经济增长对自身的扰动脉冲响应为正，且维持在0.07左右，第七期之后趋于平稳。给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一个正向冲击，经济增长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出现负向波动，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当综合货运周转量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第一、二期响应也为零，第三期后逐渐有个小幅的正向反应，第九期趋于平稳。可见短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冲击时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综合运输周转量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拉升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只有在中长期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才明显;由图2的第二行三个图可知，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在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前五期有负的影响，之后却有正的影响，第九期趋于平稳。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对自身扰动项的响应首先为正，之后开始回落，第三期为负的影响，第五期后趋于平稳。当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受到正的冲击时，网络密度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为正的响应，第八期趋于平稳;由图2的第三行三个图可知，当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的冲击，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前二期为微小负的响应，第三期开始有正的响应。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影响时，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对其的响应为负向变化，直到第六期平稳。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对自身扰动的冲击响应为正，随着时间逐步减小，第八期趋于平稳。
在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受到正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冲击的响应为正，由于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时滞性特点，直到中期网络密度为正向反应，只有经济的长期增长才能促进交通运输建设规模的增长。而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的增加只在中期对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正向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分析
本文继续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其做法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作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如图3所示对VAR(2)进行方差分解示意图。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首先，对河北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其自身发展速度，自身方差贡献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这意味着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网络密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在26%左右，说明交通运输建设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较小，在4%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稳定趋势。即既要依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并且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利用能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
(2)各变量对交通网络密度的贡献率。交通网络密度受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短期内随着时间减小，中长期在30%左右。在短期、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率在15%左右平稳波动，但在长期贡献率达到24%左右。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加速度对网络密度的方差贡献率近似“倒U型”，在中期影响最大。短期来看交通运输的建设要靠自身的增长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对交通建设规模的直接需求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通过对货物周转量增加的引致需求在中期效果最为明显。
(3)各变量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率。货物周转量的增长波动变化主要受自身波动变化的影响，但是该影响效应随着时间逐步减小，在第十期降到38%左右。在短期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中长期逐步上升，增加到40%左右。短期内网络密度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长期达到20%左右。在短期来看，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受自身影响最大，它与货物重量与平均运距有关，在短期由于平均运距变化较小，交通建设规模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而货物运载重量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达到一定水平时，即交通运输能力达到饱和时，其对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不变。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速度带动了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路况的改善使得综合货物交通运输增长速度大幅提高。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际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业的引致需求作用不如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规模、合理布局、运输能力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主要受其自身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大，有一个正的拉动作用。网络密度、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远远小于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河北省为30%左右。因此提升交通运输利用能力，增大货物周转速度可以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具有调节作用。但是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进程。经济的增长对交通发展的引致需求作用并不明显，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冲击后会在中期对交通运输业有个正的影响，短期为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经济增长波动性为正时，短期内对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作用，但在中期对其有个正的引致需求，这种运输需求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滞后性相符。经济的增长主要受之前的自身影响较大，因为微观个体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已经盈利的经营模式，但是依据企业生存周期理论，在中长期个体会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因此会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新产品的大量出现，新的区域经济间联系增加，新的需求出现必然要求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提升和结构改变。
(二)对策建议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向供需平衡靠近，但综合运输结构过度竞争矛盾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如何演变、调控不仅是河北省，也是全国及其他一些省份所面临的问题。根据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超前也不滞后，需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规模，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综合利用能力。目前河北省及其他一些省份提出适度超前发展的规划，在适度超前问题上应认真研究和严格控制，充分考虑综合交通运输投资后其效益的滞后问题，以避免过度投资及土地资源浪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很小，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我国有17个省份(包括河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超过50%，这些省份产业结构普遍偏重，特别是河北省为钢铁大省，产量高附加值低，各省出台系列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货运周转量处于峰值区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货运量将减少，运距将增加，客运周转量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时也要注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统筹客运、货运特点及走势，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改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与节点和线路的匹配问题，使综合运输系统内部各种运输方式互补共存、紧密协作，“在运输方式的选择上，不能简单地以占用土地的多少来衡量，关键要看是否更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是否更有利于整体路网布局的完善和效率效益的提高”[5];科学规划，对综合交通系统优化升级，提高交通系统的利用能力。铁路、公路、航空建设密切配合，以防各自为政而导致过度竞争。既要考虑传统上的交通可达性、便捷性、时间效率，更要考虑产业结构变化走势和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运输系统的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