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的方法范文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1

关键词： 经济分析法学 民法方法 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33-06

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①是20世纪60年代正式兴起的法学流派。作为一种法学方法，它被誉为法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因此，在法学研究中恰当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对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论意义认识不足，尤其对经济分析法学和民法方法之革新的关系尚待深入研究。

一、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理念

（一）从经济分析到经济分析法学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古皆有，而非经济分析法学首创。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边沁、斯密、马克思、瓦格纳，以及20世纪初美国制度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当然，真正将经济学与法学紧密结合并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新的可以与传统法学抗衡的法学流派，则非经济分析法学莫属。

从理论渊源上考证，经济分析法学的思想萌芽，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理论，②分析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等也都吸取过功利主义思想。经济分析法学缘何得以产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基础；政策选择的困境、效益与福利的争论，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学科间的渗透、法之宏观结果受到重视，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的法理基础。总之，“为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需要，经济学的研究在向法律制度（这个过去被认为当然的既定前提）发展，法学的研究在向整个经济后果（这个过去被忽略了的法律的宏观后果）发展。正是在这两种发展趋势的交叉点上，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③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及其强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有庞德先生的精辟总结为证：“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作为重点。”④

（二）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

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是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必要性以及合理制度的标志的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社会要想维持活力就应当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法学以效率为其核心概念，因为“效率”虽属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思想，但同样支配着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施行。“法律制度归根到底受效益原理支配，法律安排实质是以效益为轴心”。⑤因而，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纽带乃是客观存在的，运用经济学上的概念、方法与结论对法律或法律现象进行审视和研究亦有可行性。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以及法律制度本身，对人类的行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隐含成本，从而在事实上发挥着资源配置之功能。所以，法律之原则与制度在最终意义上都成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手段，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活动都围绕资源有效配置与利用而展开，从而，市场规律内在地演变为法律逻辑，并影响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各个法治环节。“良法”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法律信息、法律程序的有效安排，可以合理地降低法律规则对人类行为产生的隐含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并有益于人类。这就是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理由。

法律规范（制度）是而且应当是包含了经济逻辑的，法律权利应当分配给能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一方。⑥以价值得以极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说财富极大化，是法的宗旨。⑦可见，从分析路径上看，经济分析法学乃是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进行理论诠释，其所运用的理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其所采用的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投入产出法”，其分析的对象是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等。

既然经济分析法学是把效益放在法律价值序列之首位，那么我们评价经济分析法学的是非得失，毋宁说是检验这样一个命题是否成立：法律可不可以追求效益目标，可不可以把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⑧既然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那么法律在总体上应当以社会的主要目标为其主要追求。“法律价值的变化受制于生产力状况的发展”，“法律价值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开发性系统”。⑨随着法律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经济运行模式以及整个社会所追求目标的变化，法律的价值偏重也无法做到“从一而终”。“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把效益作为它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目标的时候，法律可以把效益作为它的首要价值，或者说，这时候法律应当追求效益目标”。⑩我国在经济生活领域已经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般原则，并开始全面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法律特别是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具有直接经济内容的法律部门（如民法），应当在不破坏社会最低限度的公平的前提下把“效益”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二、经济分析法学对法学方法的影响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用于研究的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正确，是决定研究活动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B11正是由于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法学领域，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法学流派中独树一帜，表现出某种理论优势和特色，正是得力于其研究方法的优势和特色”。B12“经济分析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对法学来说，经济分析方法的‘入侵’或‘加盟’意味着一种思想的革命，一种研究方法的革命”。B13经济分析法学已经而且还必将继续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使法学研究得到全面的改造，并因此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考察西方法理学之历史，人们曾经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法研究法律，但这些方法都未曾尝试定量分析。经济分析法学则首开以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法律之先河。所以波斯纳指出，30多年法律经济学的历史表明，它既是对现代法律分析本身固有思维弱点的一次无情冲击，又无疑是对传统经济思想核心的回归和重整。正是这场思想、理论和技术的革新，为法律实施、法律效果、法律效率、理论（包括政府行为控制，民主决策或制度选择）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B14由于经济学理性自利、理性选择的重要基本预设，与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研究的学问，必然探讨规范对人类行为产生效果的面向不谋而合，是以将经济学的分析理论运用在法律学上，就有了迥异于大陆法系释义学传统下以“涵摄”、“三段论法”等法体系研究路线的成果。B15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不仅仅或者并不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而是一种思维方式”。B16所以，经济学与法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法学研究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的全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学研究和法律规定真正找到了出发点和归宿，那就是从人本身出发——这里的人不是道德的人，而是社会和自然的人。由此，通过使激励而不是强制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从而引导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作出社会可欲的选择。B17

法律规则是一种按序排列的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高级规则控制着低级规则，“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着创造另一个规范的方式，而且在某种范围内还决定着后者的内容”，“法律就调整着它自己的创造”。B18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这一性质，因此对法律的分析首先是一种规则分析，是根据规则的含义而进行的解释和分析。B19但这又带来了法律的职业化特点——传统法学的研究重点集中于现行法的内容是否清楚、规则体系是否存在漏洞以及现行法内部是否存在妨碍法律作用有效发挥的矛盾。因此，规范的法学研究乃“法言法语”式的研究，无法脱离概念主义法学研究体系的范畴。法律体系完整的一个传统标准，就是最大限度排除非法律因素对法律的干扰，以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从而法律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逻辑体系，即就法论法当属法学研究的第一方法。而社会现实是否适应现行法的要求，即法律适用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法学研究的核心。

但是，法律的规则分析有其局限性；而且，“随着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日趋广泛，法律的合理性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从而研究法律的相关经济和社会因素就成为‘行动中的法’的逻辑要求”。B20因此，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主要内容是现行法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而非法律的逻辑结构一致性；法律经济分析的重点乃是合理性问题或者法律“为什么”的应然问题，而不是合法性问题或者法律“是什么”的实然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条主义”者将法律视为当然或自主的体系，在法律的弹性空间里主观地寻找“创造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玩弄“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可以说，正是因为不满正统法律家的“法条主义”作风，经济分析法学家才开始垂青经济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研究法律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将法律制度的结构和法律主要规则视为理所当然，把不同时代所决定的判例全部当作似乎是昨天决定的（而不是将旧的判例视为历史的结晶）” 。B21这就使法律失去了外在的视角，法律学术也就会流于一般化。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在分析方法上提供了一套传统法学所不具有的、分析人类行为的完整架构。在反对“法条主义”的旗帜下，法律经济分析开启了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法律的经济分析已成为了传统规则分析的有机补充，离开了经济分析，现代法律的规则分析是不完全的。法律的规范性经济分析和实证经济分析即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已经并将更大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因此，任何蔑视或蔑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都是十分幼稚和愚蠢的”。B22因此，我们不能把规则分析与经济分析两种方法对立起来。B23

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优势还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法律虽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但法律同样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机制。法律经济分析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通过事前分析新法制定或现行法修订之后果，以尽量预防或避免立法上的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经济分析法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已形成几个活跃的理论流派，成为一个开放、竞争的理论系统，必将为经济学和法学提供更多创造性的思想源泉。

我国当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B24为此，吸收经济分析法学中的合理成分，改造法律研究的方法，以效益目标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在我国似乎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当然，任何一种法学方法都有其缺陷，经济分析法学也不例外。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时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重视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又不能将其绝对化，更不能将其作为反对运用其他分析方法的理由。B25但无论如何，经济分析法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应受批判的只是那种“将这种方法视为法律之全部”的极端做法。

三、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方法革新的特殊意义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B26但民法是直接调整社会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法律，“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B27因此，民法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其“经济性”更为明显。而如前所述，经济分析法学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具体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所以经济分析最有用武之地的领域就是直接调整财产关系、具有直接经济内容、处于市场经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部门。加之“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法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交易成本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基于对产品利用能力的不同估计，以及对其自身利益的最大追求所进行的自由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换，正因如此，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民法规范，比起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调整带有隶属、指令性质的纵向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显得更加驾轻就熟。由于民法的经济性，使得民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从而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方法之革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对人的共同假定

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其根源在于法学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对人本身共有的关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而经济学只是更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同时由于法律规定以及法院的判决将会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以经济学对法律分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B28可以说，人是经济学与法学“联姻”并形成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介质。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的特殊意义，同样首先在于“人”。

民法与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现实活动，就是人的行为（特别是交易行为）。民法要调整人的交易行为，首先要认识和了解人的行为动机，并在民法制度设置中形成均衡状态。B29“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的方法”。B30经验证明，人的基本行为原则就是趋利弊害，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即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经济人”。B31因此，在经济学上，“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必须把每一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这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B32实际上，经济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人们的基本行为动机，即经济活动主体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或“理性人”。

这种“经济人”和民法视野中的人并无二致。民法是利益机制的成文化和制度化，因此“民法人”也通常被称为“经济人”或“理性人”。在民法典中基本上隐含了个人主义的两个根本假设：一是社会唯名论（Nominalism）立场，鼓励人消解传统的价值规则，实现个人独立的自我设计；二是个人对社会价值的优先性。B33“民法人”就是“经济人”，这源于民法的基本属性。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而在市民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了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B34所以，民法应当也只能以人性恶为其逻辑基础。“立法者并不着眼于通常情况的人，而是最坏情况下的人；人如此自私，以至于假使对他没有限制，他就不会关心任何他人的利益，而且如此聪明，以至于他可能立刻会认识到这种限制的每一漏洞”。B35“雷锋式的人物在民法中是不能被普泛化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诚如伯尔曼说，法律不能创造爱，只是为爱培育土壤”。B36拿最著名的《德国民法典》来说，其理想人格“是这样一种人，即人们能够指望他们具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契约自由、营业自由、竞争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市民盈利团体，理智的活动并避免损失”。B37

民法学和经济学都是在由这样的“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中寻求减少冲突、促进交易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路径。民法就是“经济人”的“人法”，正如徐国栋教授所说，“在亲属法中，贯穿着弱度的经济人假说，人们并没有爱得不可开交，而是经常地进行着利害的计算；而在民法的财产法部分，贯穿着强度的经济人假说，尽管强弱不同，两者是可以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B38

（二）对交易的共同关注

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社会就是市民社会，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B39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奔波的平等主体，因此交易构成了这一社会的基本运作形式，“市民社会是市民交往的总和”。B40作为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民法规范的重要使命在于提供交易规则，维持交易秩序及确保交易安全。尽管民法的调整范围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大领域，但仍可以说民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财产交易法，“交易”是民法这一伟大篇章中的关键词。就经济学而言，制度经济学把研究重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方面）转移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交易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代表人物康芒斯指出，使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单位就是交易。所谓“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因此，交易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所理解的交易就是关于财产权利的互动行为，这一互动行为就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

（三）对效率的共同追求

效率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当今时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以效率为其基本价值追求的程度，因此，效率作为民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也不成问题。我国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法律效率价值的探讨，究其原因，一是效率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价值，二是我国的法价值论产生的背景是在一个缺乏效益的时代。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异常紧密，民法的眼中不能没有效率观念。正如谢鸿飞所言，现代民法是以自由和效率为目的的。换言之，民法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以权利—义务关系模式，将市民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可以计算的关系（甚至民法上的亲属关系也是以权利—义务来表达的），人被归结为一种数字操作，他“把别人看做是工具，也把自己降为工具（马克思语）”。B41

在论及民法的价值目标时，理论界往往会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而且一般认为效率是与公平、正义相悖的价值取向。但这一命题似乎并不成立。对民法进行经济分析，实质上就是要揭示民法所反映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律即经济规律，而规律作为一种符合事物本质的法则，它类似于大陆法理论中的“自然法”和英美法理论中的“正义法”，从而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研究而揭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民法制度，较之于通过传统法学方法研究而揭示的国家的民法，前者能更好地体现法的公平、正义本质。所以，从本质上讲，效率并不一定违背公平、正义。此外，公正的实现是要付出成本的，以牺牲效率来追求绝对的“公正”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导致共同贫穷的“公正”。因此，真正的与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并不排斥效率。“仅以公正作为法律规范的唯一价值评估标准难以揭示法律的真谛，只有建立在效率基础之上的公正，才真正昭示了法律之精神”。B42法律效率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正的目标。公正的获取是在具备有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没有效率这块“蛋糕”，也就无法对“蛋糕”进行分割，公正也就无法实现。公正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意识形态性，效率具有恒定性、长久性、绝对性。因此，法律应当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

On the 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novation of Civil Law Methodology

HOU Guo-yue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s of 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take the maximum of resources efficiency as the aim of law. The 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as a mentality states that the fundamentals and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can be applied in jurisprudence，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 methodology revolution of jurisprudence. The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renovation of civil law methodology results from the unity of civil law and economic law， specifically， including the common assumption of humans， the common concern of transactions and common pursuit of efficiency.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2

1．1学生现有的知识体系不能满足教学内容的要求

经济法涵盖的知识点非常多，需要学生要具有丰富的知识理论体系，但是高职院校对经济法的开设一般是在学生入学之后的第二年，学生对法学的前期基础知识几乎空白。因此学生只是熟读了课本，却不能吃透该法律的内涵。导致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谈不上灵活运用相关法律来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出现的实际问题了。

1．2传统应试教育制约教学手段创新

教师重理论知识教学、轻实践能力培养；重考试成绩提高、轻创新思维拓展。具体到实践中就是教师采取应试的教育模式，结果导致教学手段被限制，例如基于课时的限制，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得不得采取讲授的方法，而不能应用多种教学策略的方法，结果忽视了向学生阐述相关立法的原则与初衷。学生学到的知识永远离不开课本，离不开教材，一旦走向社会就会力不从心，不能将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1．3教材混乱，教师不精

教材是支撑整个教学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因此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质量，但是结合当前高职院校经济法教材的现状发现，目前存在教育体系中经济法教材种类比较多，截止到目前为止有十几种版本的教材，过多的教材版本会给教育教学带来系列的问题：一是过多版本的教材，导致高职院校在选择教材时缺乏针对性，使得教育目的不明确。二是教材内容的繁琐，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以我院校使用的教材为例，我院应用的教材多则500多页，大量的内容依靠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通过自学进行，而由于经济法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学生的自学又很难得到应有的效果。三是教材的内容比较落后。近些年我国相关法律在不断更新，但是教材的内容却没有及时更新，结果导致学生学到知识具有滞后性。经济法教学内容丰富、抽象，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要求教师知识全面。然而，教经济法的教师主要是从相关院校毕业之后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他们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因此该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也会忽视实践教学。

2将案例教学融入到经济法教学中的意义

2．1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积极性的调动

经济法教学中艰深晦涩的法律条文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抵触的心理，典型案例则具有生动性、真实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两者的有机结合能让课堂变得活跃、愉快，激发学生深入钻研的求知欲望和自觉思索、主动创新的热情。而兴趣是学习的第一老师，能够由内而外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让学习变成一件主动的事情，实现从“让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成绩。

2．2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经济法教学区别于其它课程的一个重要表现。选择恰当的案例，让学生自行组织信息，运用已学的知识再现真实的情景，优选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和对案例的印象。这样经济法理论知识才真正转化为动手操作能力，才真正体现出其课程设置的意义所在。

3经济法教学应采取的措施

基于高职院校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教学工作经验以及参考相关文献，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3．1创新教学方法

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学，因此在进行经济法教学的过程中除了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创新教学模式，建立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教学策略，并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进行概念教学时需要教师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即重点进行讲解式，而在进行相关立法方面的知识时，需要教师采取案例教学法，通过真实的案例将相应的知识融入进去，以此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力。

3．2选取合适的案例

案例可以是来自教师的司法实践活动，也可以来自查阅资料。在选取案例的时候，应遵循的原则：一是典型性原则。典型就是要求教师选择的案例要具有时代代表性，能够体现出经济法的核心内容。教师选择典型案例需要教师要多关心社会中发生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引入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提升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二是针对性原则。案例的选择必须要具有服务教学任务的性质，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考虑如何通过案例引入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以此达到教学的目标。三是启发性和疑难性原则。启发性是案例引入的最终目的，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调通过案例引入让学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并不是案例教学的真实目的，而是要求通过案例引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质疑能力，提升他们独立分析案例的能力。

4实施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4．1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要讲好经济法这门课程，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1）构建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实施案例教学除了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之外，还要求教师要更多的掌握其他专业知识，尤其是要具有将多种学科综合应用的能力。例如基于高职经济法教学需要，很多金融知识、会计知识以及文学知识等都会应用其中，因此需要教师要具有全面的综合素质。总之经济法包含的知识点比较多，如果教师的综合素质不够其势必会影响教学的效果，最终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对经济法有联系的其他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知识的渗透力不足，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愿望，打开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2）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及时的教学反思能力。教师在实施案例教学时，首先应当明确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方式、方法和过程，才能灵活、熟练地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4．2明确的教学理念

在经济管理学院给学生讲法律应立足管理、结合管理讲法律，这又不同于给法学专业的学生讲法律。课堂内容的组织要结合教材，紧贴企业管理实践，多讲企业经营中法律误区和盲点，以往企业所犯错误和付出的代价。这就要求案例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多选择失败型、教训型案例，对学生有举一反三作用。

4．3课堂讲授中加强互动，并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

教师要善于与学生沟通交流，在交流中可以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反哺教学。这个过程是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讨论，相互碰撞，可以相互促进。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既懂专业、又懂管理，既有经济头脑、又有法律素养的21世纪的综合人才。实施案例教学，还可以与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改变了传统经济法教学的弊端，能够切实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是融合实际生活与教材案例的良好教学方法。虽然案例教学在经济法教学中体现了充分的优势所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案例教学还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互联网等网络教学的对抗，因此必须要大胆探索、创新思路，多多采用模拟法庭、开展辩论会、网络授课、论坛讨论等策略，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经济法教学改革创新之路，任重道远！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3

1 行政部门财务经济分析的作用

行政部门财务经济分析以财务报告为依据，利用科学的方法，结合一定的标准体系，全面综合评估财务管理情况及生产运营情况，提出相关改进措施及其建议，同时预测相关行政部门未来的发展前景，优化资源配置，维持其经济效益的稳定发展与信息提供。财务经济分析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财务经济分析方法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单位的发展，为行政部门财务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手段。但是由于每种分析方法的使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明确的了解每一种财务经济分析方法的内容，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财务经济分析方法，并进行适当改进，最终提高其经济效益与利润成本。

2 行政部门财务经济分析内涵

自从中国加入WPO以来，行政部门财务经济也全面润入到世界经济浪潮之中，这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面临着非常剧烈的挑战。因此，加强行政部门财务经济分析，提高行政部门财务经济管理活动水平，是财务经济活动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实际出发，抓住财务经济的核心并进行主体与目的的高度总结，同时对财务经济分析进行重新构架，确定其发展的框架结构，这就是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内涵。要使财务分析具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必须具有确定的财务分析框架结构。对行政部门而言，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方面的管理，投资者分析财务投资，债券人分析其贷款，以及其他主体为自己的目标进行分析，虽然如此，但是任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分析框架。三、财务经济分析的理论结构

2.1 财务经济分析目标

财务经济分析主体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目标。即财务经济分析主体通过对会计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进行再加工，从而为财务经济分析主体的经济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从契约角度出发，Freeman于1990年将行政部门理解成一系列多边契约的组合，契约的参与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财务经济分析的主体，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一是投资者财务经济分析的目标，是指投资者对财务经济的信息分析，最为关注的是部门的盈利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析财务经济的盈利能力及处理财务关系的能力，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二是债权人财务经济分析的目标，主要关注的是财务经济的债券偿还能力以及声誉，从而做出正确的债券配置。三是行政经营管理者对财务经济的基本目标，一般较为关注的是财务经济的最终成果，以及财务经济活动的过程，从而了解到行政部门内部的一些问题，进行全面优化。

2.2 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

财务经经济上的假设主要分为信息真实性假设与有限理性假设两种，财务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对财务报表以及初级信息进行资源上的整合，将这些信息在分析过程中演化成高级信息，再由企业监管与运行的管理部门将这些信息整合成报表，上交给企业的管理层。而企业中的行政部门就是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原材料进行收集的一个资源整合部门，如果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对资源进行收集整理时，没有做到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保障上的要求，那么这些财务信息汇聚成的数据就会失去原有的准确性，也就失去了其肩负的参考价值。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会计在对财务报表上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时，必须保证这些信息的客观性以及真实性进行保障，只有这样，加工出来的高级信息才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导向意义。行政部门在对这些初级信息进行收集时，也要对其真实性进行保证，因为这些信息在企业事物执行的参考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会让企业出现决策上的错误。

其次，财务管理部门在对行政部门提供上来的经济活动报表做信息上的分析整理时，也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的经济业务表现为主要的参考依据，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限理性假设。建立出一个较为完善的模型，这个模型在建立过程中要根据企业实际的运行发展体现有针对性的开展。问题得到分析以后，可能会出现结果理性或是程序理性两种结果，如果出现的理性指标是结果理性的，则说明这个分析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企业所制定的发展目标。而出现的是程序理性结果时，则说明企业现有的经济活动正在按照相应的规范开展。企业正属于一个保守的运行姿态开展各项活动，对于经济目标上的制定与实现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3 行政部门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方法

行政部门在对财政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采取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根据生产经营业绩指标总体完成情况，对公司的运行发展制定相应的目标。在考核过程中主要针对财政预算上的指标以及绩效考核等工作的开展，把握企业运行上的节奏。第二点，是根据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动情况对企业财政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主要的方法是对产品的服务进行衡量，看产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是否满足了市场需求上的标准。第三点，是营业成本增减的变动情况分析，工作人员在对这部分工作内容进行信息整理收集时，要对项目变动的成本进行细节上的计算，需要让这些资金投入可以被控制在企业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并通过这些财政上的变动来对企业所承受的风险能力进行明确。

结束语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4

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 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 还讨论了市埸结构，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 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 所谓规模经济， 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 所谓市埸结构， 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 而技术选择， 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 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 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 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 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 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 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 也就是说， 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 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 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 二者既有一致之处， 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资源的结果， 那么， 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 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 说明的问题相同， 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 对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 那么， 在传统经济学中， 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 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 但对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 其分析是残缺的， 与此相适应， 在实践中， 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 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 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 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 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5

[关键词]　WTO　民商法　改革

（一）WTO对我国民商法挑战

1.WTO基本精神对中国民商法理念的挑战。实行市场经济，是WTO成员国的基础性条件。WTO的宗旨在于通过制定国际多边规则，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行为，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用市场来配置各国资源，以达到运用世界资源的最优化，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的自由化，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下的WTO始终将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贯彻在其众多的规则、原则中[1]，如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国际大市场寻找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理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恰是与现代民商法理念相吻合的。现代民商法理念是对现代民法一种理性基础最根本和最全面的认知和把握，既是现代的，又是对传统的扬弃和发展，或者说是根植于传统民商法文化的民法理念在现代文明下的积淀与合理整合，具体说来，就是自由与正义、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但由于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加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的民商法理念缺乏适于生长的社会土壤，导致现代民商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严重缺失。如何培育、传播进步的民商法理念，对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WTO的基本精神保持同向性，已成为当代民商法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巨大问题。

2.WTO对中国民商法制度的挑战。WTO旨在努力促使资源跨越国家和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流动，建立起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销售和分配，从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因而WTO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WTO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为其成员国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满足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加入WTO后，必将履行相应的承诺，整理、修改现行法律制度，采用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保持立法与WTO规则的和谐统一。民商法作为私法，是配置市场资源、调整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在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主体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民商法律制度。然而，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民商法规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民商法规范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表现在民商法立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法律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空白点甚多；立法内容落后于社会实践；一些民法规范缺少其他部门法的配套支持而无法实施[2].因此，直面WTO对我国民商法的挑战，检视有关民商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游戏规则”，加强民商立法的数量与质量，是当前我国民商法领域的当务之急。

（二）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

尽管WTO与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存在众多的不和谐，但这种龃龉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是传统法制观念与现代法制文明相碰撞所导致的畸形变异。通过进一步研析，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WTO与民商法同样属于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产物，两者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WTO所遵循的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亦是民商法特别是现代民商法制度所追求的理念[3].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抓住“入世”带来的良好机遇，借助WTO的外力助推，实现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中国“入世”后，从表面上看，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方面，其实，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法律的所有领域。在WTO诸多法律文件中，《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文件》“附件一”中的《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协定）及其附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制度，大大拓宽了原GATT体制下的国际法律合作的广度。而更为重要的是，WTO法作为驾驭和协调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法律，充分发挥其在国际民商事务领域中的独有作用，有助于推动成员国国内民商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入世”后，我国应如何采取适当措施，协调国内民商法与WTO相关规则的不一致，切实履行我们的承诺，以确保并真正实现“入世”所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彻底修改国内民商法，保持与WTO法的完全一致；还是另辟蹊径，实行渐变的“改良”，整理并逐步修改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这是涉及到迎接WTO挑战、改革我国民商法指导思想的大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商法律法规，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系列单行法并存，诸多法规与司法解释互为补充的立法格局。但总体来说，我国民商法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先天不足，与WTO所确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众多不一致的情形，迫切需要适当的修改，以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首先，民商基本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原则化，“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使得许多财产关系无法可依，同时也造成了法律解释的

过度膨胀。其次，由于立法者特有的守成性格，不大重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甚至忽视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致使相当部分的民商法律法规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立法的标准和示范，加上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许多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程序混乱、技术粗糙，导致某些领域的法规、规章杂乱无章，互相重叠、互相冲突，造成法规、规章内容频繁变动，朝令夕改。这不仅给外商的生产、经营带来许多不便和干扰，而且也使国内企业无所适从。”[4]为此，我们应在认真研究WTO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更新立法观念，清理、整合现有民商法律体系，适时废、改、立，强化统一立法，保证立法的开放性及适度的前瞻性。 在将WTO基本规则内国化、加强国内民商法与WTO法趋同性的同时，我们更应强化防范意识，注意巧妙运用WTO法，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的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涉及到我国民商法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产生的WTO规则体系，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其所推动的国际贸易体制很难顾及各方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牺牲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使得WTO现有规则体系很难达到实质公平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改革民商法律制度时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与国际规则保持高度一致，毕其功于一役；不应简单照搬WTO规则，而应以其原则为基本参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WTO进行创造性移植，同时充分利用WTO各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待遇，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于我国民商法中没有规定而在WTO法中有规定且符合我国利益的，我们应适时吸收并加以规制；对于国内民商法的某些规定于我国不利而WTO法的相关规定符合现代民商法立法趋势的，我们应尽快加以修改；而对于与我国民商法相冲突的且可能是不公正的WTO的原则、规则及制度，我们不必匆忙地加以修改，而是争取机会改变这类不合理的规范。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

1.健全市场主体制度。“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市场化首先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待遇的平等化。这种平等化是WTO的非歧视性原则的要求。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突出地体现了对待不同市场主体所需要的平等精神”[5]，所以WTO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是：不分内国与外国、个人与企业，所有市场主体均享有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都实行一体化的保护。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以调整、规范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为其主要内容，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是民商法最本质的特征。而我国现行市场主体制度还保留了部分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成分，身份上不平等，内容上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根据WTO规则的要求，不断健全市场主体制度。一方面，改变对内国与外国企业分别立法、区别对待的做法。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应给予内外资企业以同等待遇，废除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同时摈弃现行的对外资企业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破除对待市场主体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现行的民商法制度中存在着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划分企业类型，实行差别待遇的情形。这种企业立法形式的，传统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我们应参照WTO规则和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按组织形式进行分类来分别立法，而不依出资人身份的不同即所有制形式、经济性质的不同而区别立法，以真正体现市场主体的平等，与国际接轨。

2.建立现代化的物权法律制度。我国目前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商法体系，最大的不足在于对物权法律规范的欠缺。过去我国一直怠于对产权归属及私权保护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这一做法势必影响中国市场主体在WTO规则体系下的国际竞争。“只有健全物权制度，中国现行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才能巩固与发展。”[6]在逐步完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和确立农村土地经营的合法地位。只有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赋予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并同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地解决国企困境。而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农村的小康和现代化，必须通过物权法律制度来确立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切实保障土地经营者的权益。“入世”后我国将逐步开放相应的农产品市场，以满足WTO相关协议的要求。相对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技术而言，物权制度对土地权益的保护的缺乏问题更显突出，它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农业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7]

3.完善债权法律制度。债法规范财产交易规则，保障交易安全，并提供财产和人身权益保护的救济措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合同法与侵权法。合同法律制度是规制交易关系的基本法，是与国际经贸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我国于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参照了国际上通行的交易制度、规则，吸取了两大法系的合同立法的先进成果，是一部颇具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特质的合同法。我国“入世”后，应加强与国际规则的进一步接轨。新合同法尽管处处表现出意思自治、平等自由、诚实信用，但仍有部分条款还带有计划的痕迹，主要反映在无效合同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对合同行为监督管理的规定上，这与WTO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我国已核准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合同自由原则是相悖的；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渐放开，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制度也是合同法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法中只承认直接和外贸中的间接；在委托合同的规定中，虽吸收借鉴了英美法上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但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对国际经济交往中大量涌现的旅游、医疗、咨询、出版、雇佣、演出等合同缺乏专门的合同类型的规范，而这些合同类型皆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

热点。另外，侵权责任理念和制度在国际上已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而我国国内法却很少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如“即发侵权接济制度”、“专家责任制度”等均是WTO所要求和确定的制度，这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 4.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自1991年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通过《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TRIPS）以来，知识产权已正式被纳入WTO规则调整的范围，而且其地位亦日渐突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进一步调整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的重要问题。TRIPS从版权及其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未经披露的（商业秘密）等7个方面规定了其成员保护各类知识产权的最低要求。我国虽已建立了以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权法、软件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与WTO知识产权法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比仍存有相当的差距：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显得过宽过泛，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著作权法第35、37、40条规定的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使用他人已发作品的“自愿”法定许可制度，以及第43条规定的广播组织非营业性播放录音制品“法定免费使用”制度等已超出了TRIPS的范围，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在打击盗版方面亦存在极大的不足；与TRIPS相比我国商标法未明确规定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同时对商标权确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不符合TRIPS规定和国际惯例；在专利法中，我们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对有关商业秘密的规范也不够周全；对知识产权地滥用缺少必要的、完善的事前限制与事后接济措施，以至于更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知识产权法的实施，也就是如何确保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这是我国履行加入WTO相关承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3][5][7]陈小君。挑战与回应———WTO与中国民商法[J].法商研究，2002，（2）。

[2]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8-300。

[4]张文显。WTO与中国法律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1）。

[6]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J].中国法学，2001，（1）。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6

一、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机制驱使人的社会行为

在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会形势下，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利益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与需求，因此，个体必然会以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对拥有的社会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经济学上来说，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个体普遍会以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值的比例作为行为活动准则，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市场行为学，而且适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为，而个体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特征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切入点。无论是以权力操纵、权力扩张为主因的刑事犯罪，还是以权利保障、维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终归落脚于功利主义，回归于经济分析方法。

(二)刑事诉讼法学建设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活动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参与制度建构的专家或学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因此，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力四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启用等相关内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或成本效益关系等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证据证明制度等相关内容基于经济分析视角，例如， 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就来源于对犯罪者成本惩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的辩证分析。其三，对侦查主体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等刑事诉讼行为的研究来自于经济分析，并将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契合点做为最具诉讼效率的临界点。再如，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惩罚成本与刑讯逼供的犯罪收益进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讯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结论。其四，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行使分析当中，以经济分析方法从风险规避、风险偏好、风险中型等三个概念来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

(三)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本质是基于国家主持的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决定了诉讼制度建设、诉讼执法等环节需要国家投入一定的建设成本与运作成本。虽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会达到提高诉讼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经济性的司法构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时期和空间内可供国家调配利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无度地将资源投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大多具有情节重大性，对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影响深远，且通常潜藏于社会，对法律规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费的社会资本同样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势必会加剧国家负担。因此，刑事司法资源具有鲜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与执行等过程势必会追求以最小的诉讼资源实现最大的诉讼产值。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要求，也是国家资源调配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必然。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局限性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特殊性的需求

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解决一些简单的刑事诉讼案例时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依托经济学理论寻求到高效能的诉讼解决途径，但这是建立在早期学者将刑事法律问题抽象为经济问题基础上的。事实上，目前许多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不断涌现出来，单纯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需求。

其一，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具有限制性，在理性和自由的选择方面时常受到外界影响。以经济分析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相关问题的前提是认定每个社会个体是经济学范畴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其行为活动都具有理性和功利主义。事实上，这种假定只能适用于私法范畴。并不能通用于身处公法的刑事诉讼一方主体当事人。其原因在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虽然为私法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础，但对公法而言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许多刑事犯罪活动发生于非理性选择的情势之下，稍微具备法律常识的个体，在理智情境下都会清醒地意识到犯罪效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巨大差额，这说明外界的多元压力或逼迫往往是造成刑事犯罪的主因，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活动也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

其二，诉讼效率并非刑事诉讼活动唯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效能，这对以解决多种社会纠纷的法律目的而言无疑存在片面性，这是因为在诸多情境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和争议性往往高于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价值体系中，追求净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建立在满足正义和公理的基础上。换言之，效率职能是正义、自由、平等的附属价值、次要价值。

(二)分析理论的片面性滞后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的经济分析

纵览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等内容中的应用， 分析视角大多集中于成本收益理论或边际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在分析某项行为活动的可行性时应用较多，是判定某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合理性、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辩诉交易制度中对利润空间的分析就是来源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分析。边际理论则主要应用到个体行为的分析中，通过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推出结论。这一理论对刑事诉讼法学而言，能够确定某项刑事诉讼环节的最佳资源投入量，用于分析侦查资源、审判资源、起诉资源等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诉讼产值的最大化。反映到具体应用中，如警察在侦查案件时通常先选择那些证据明显、说服力大、成本低的证据，而随着案件的推进和取证范围的扩大，取证的难度会增加，证据收集的边际成本就会随之增大。反观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上述两种理论外还存在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这对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法学奠定了更全面的基础。一方面，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学从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利益分配的此消彼长，将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引入其中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充满了多个角色的博弈关系，法官与当事人的博弈、证人与当事人的博弈、向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博弈等，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在博弈论的阐释下会更加明晰。贝叶斯定理则是指，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某件事的概率来推算这件事未来发生的概率。

(三)忽视法律人员传统分析思想方法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影响

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通常是将经济模型或理论直接置于某项制度或行为的分析当中，缺乏对经济分析法可行性、适用性的深度研讨。经济分析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以及社会个体、人的行为等都是理性的，具备自由选择权利的。只有基于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概念和原则才能利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当中。事实上，法律官员在建构或执行刑事诉讼法时除了效率还会受到传统和分析手法的影响。在执法人员观念中存在已久的传统意识会支配其法律行为。特别是扎根于伦理和政治学中的传统约束和规范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这意味着完全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例如，道德、文化、信仰、伦理等影响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或准则，这些非经济动因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一方面，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不确定性，而个人利益正不断趋于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物质性收益只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多数理性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指社会地位、名誉、尊严等。这些含蓄的利益要素在不确定的经济分析方法面前很难得到全面而精准的阐释。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社会个体客观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在情感、伦理、道德、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刑事诉讼活动并不具有理性化特征，如果单纯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其行为动机就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一)基于刑事诉讼法学需求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理念与模型

当前，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已经在私法领域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研究策略，但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却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如若贸然将经济分析的模型或公式直接应用到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的分析当中就会显得突兀而不具操作性。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化的经济分析方法只能停留于简单的案例剖析层面，并不能真正进入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地。因此，在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的理念与模型时应遵循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策略，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求制定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体系[3]。首先，准确全面地理解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益最大化的内涵与要求。理性人以及刑事诉讼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条件，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却不单指物质收益，还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文化等非物质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在确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时应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现实需求融入对应的经济学理论。其次，经济分析模型的介绍与引入要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充分论证基础上。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已在前文论及，而如何使之应用到所有法律领域是当下应思索的问题。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理论基础的可行性与使用环境，并在深入论证后提出经济模型的完善策略。

(二)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基础视野并加快立法实践过程

马克斯韦伯提出法律保障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这决定经济利益对法律建设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在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问题时习惯于将经济利益结果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建设的依据和参考标准，其结果则是法律价值取向及制度选择的偏激化。我们固然要承认功利主义对多数理性人或经济人社会行为支配性作用的合理性，但是也要意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个体和国家利益的维权属性。显然，当下以成本利益理论为主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建设需求。因此，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推进立法实践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借鉴国外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将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纳入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体系。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刑事诉讼法活动中涉及的多方博弈和利益纠葛关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推进国家和社会进步。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存在第三方利益未受损失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过程中遵循一方利益损失小于其他方利益增进总和的改进就是有效的， 这一理论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经济分析方法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实践当中，主要体现在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培养和对法律实践中经济导向价值当中。一方面，从理性人的角度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加以培育，使其在刑事诉讼活动当中从经济分析视角入手综合考虑多方利益的博弈关系。

(三)综合传统非经济性观念完善经济分析法适用的前提条件

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更要关注非经济性传统观念对刑事诉讼法建设的影响。

首先，精准把握刑事诉讼法服务于民众利益的立法准则。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时通常会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正义、平等、公平等正当性。重新认识到经济利益相对于公平、正义的附属价值意义是极为必要的。在国家机关职权行使过程中，正义价值在公法活动中体现出正当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要辩证看待经济分析方法的地位与作用，不能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正义价值的寻索。

其次，要综合考虑传统价值观念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将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的人情、伦理、道德等价值要素结合起来，寻求两者的契合点[5]。经济分析方法对理性人的假设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方法虽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忽略非经济性观念的重要影响。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我们通常将其行为动机定性为经济损失或安全隐患。事实上，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情感、伦理、道德等因素也是其不愿出庭的重要原因。大义灭亲的行为虽然符合正义的需求，但不可否认其对伦理而言存在的痛楚。因此，在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时要综合考虑好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

四、结语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7

[关键词] 检察工作；简单计量分析；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406.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84-05

一、引言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处理和渎职侵权案件逐年递增，不仅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政府公信力造成极大地不良影响甚至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传统的法学界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都是注重研究对事中事后的处理方法的分析研究，而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对很多潜在的人的犯罪行为和组织的工作动机进行有效研究。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供实际依据，从社会具体实际出发来寻找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可以从中探讨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找到传统理论和现实工作的不匹配之处。

二、综述

贪污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贪污罪属于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不仅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阻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同时还降低了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刑法规定渎职罪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一般来说，贪污和渎职犯罪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概率是相辅相成的，更确切地说，贪污是一种具体的涉及公共财物损失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处理两类重大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检察院在整个司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检察院对于立案侦查后的案件，承担批捕和向人民法院提起国家公诉的责任，批捕的案件数量和决定的案件数量往往也是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实际数据分析中会存在并不合理的情况，本文通过对权威网站的统计数据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以数据来阐述具体情况以及检察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显著性检验就是事先对总体（随机变量）的参数或总体分布形式做出一个假设，然后利用样本信息来判断这个假设（备择假设）是否合理，即判断总体的真实情况与原假设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或者说，显著性检验要判断样本与我们对总体所做的假设之间的差异是纯属机会变异，还是由我们所做的假设与总体真实情况之间不一致所引起的。显著性检验的基本原理是提出“无效假设”和检验“无效假设”成立的机率（P）水平的选择。本文通过对近10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批捕的贪污罪的案件数量、渎职罪批捕的案件数量。决定的贪污罪的案件数量和决定的渎职罪的案件数量的统计数据在spss计量软件中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在显著性检验中，一般来说p值的选定一般为0.01和0.05，如果p值小于0.01说明显著性很强，拒绝原假设。p值在0.01和0.05之间说明有一定的显著性，原假设不成立。如果p值大于0.05说明两组数据不显著，原假设成立，两组数据不相关。

从表1、2可以看出，检察院对于贪污罪决定批捕的案件数量和渎职罪决定批捕的数量的相关性在0.05以上显著。Pearson和Spearman计算方法下的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上，显著性较强。

与此同时，贪污罪决定的案件数量和渎职罪决定的案件数量在0.01以上显著，Pearson和Spearman方法下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0.9以上，本组数据（见表3、4）的显著性很强。

在本组（见表5、6）数据中，贪污案件检察院决定审查的数量和贪污案件检察院批捕的数量中的显著性达到了0.356，对于其他两组计算方法中数值更是达到了0.751和0.655，这说明两组数据不相关，不具有显著性。

相反地，渎职案件检察院决定的数量和决定批捕的数量的p值为0.048，（见表7、8）说明有一定的显著性虽然不是很强，但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可能性情r分析

以上数据均来自于国际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5版，因此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性。

首先，第一组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检察机关在贪污案件中决定批捕的案件数和在渎职案件中决定批捕的案件数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贪污案件的发生和渎职案件的发生往往很大概率是相辅相成的，贪污往往伴随着渎职，渎职往往伴随着贪污。具体说来，贪污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渎职犯罪。与此同时，第二组数据中检察机关在贪污案件中决定的案件数和在渎职案件中决定的案件数中的显著性更强，相关系数达到了0.919. 本组数据更加明显地验证了第一组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可靠性。

其次，根据常理和经验来分析，第三组数据分析中检察机关决定批捕的贪污案件数量和决定的贪污案件数量应该相关性很强，而实际分析结果却让人感觉大相径庭。两组数据不具有显著性，相关性很弱。究其原因，假设官方的统计数据来源的准确度、可靠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说明两组数据中还有其他因素决定各自数据的数量。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在检察机关实际司法工作过程中一些可能性的因素：

第一，在司法过程中，检察院决定提起国家公诉的贪污案件中只有一部分是检察机关独立侦查、审理最后定案的。绝大部分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临时巡视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在案件定性后移交检察院处理的。这些案件往往在移交之后直接由检察院提起国家公诉后移交法院处理，而不再进行强制措施。案件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部门之多会影响两组数据的显著性和相关性。

第二，一些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执法犯法、的现象也会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很大影响。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中，往往会存在着人情案、关系案，在一些有足够证据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一些本应移交法院的案件没有被移交，一些证据不足的潜在性冤假错案被移交法院，对数据的可靠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第四组数据表明，检察机关决定的渎职侵权案件数和决定批捕的渎职侵权案件数的p值为0.048，具有一定的显著性。但是，显著性还没有达到特别强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渎职侵权案件的审理、定案和往往是检察机关独立完成的，绝大部分是纪检监察机关移交后处理的。另一方面，单纯的渎职案件往往在影响和危害很大的时候才被检察机关发现，轻微的渎职问题往往由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甚至没有被发现而不了了之，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工作往往非常被动。最后渎职案件往往伴随着其他职务犯罪发生，单纯的渎职案件发生概率较小，也可能影响数据的显著性和相关性。

五、结论和建议

针对以上的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关性和显著性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两组数据的内在联系，如果联系不显著，则一定是某些实际因素或人为操作不当造成的误差对数据产生影响。通过实证数据检验分析表明，贪污罪和渎职罪往往在实际工作中伴随发生的，而且相关度、显著度极高。而决定批捕和决定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罪的数据不显著，渎职罪的数据较为显著，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尚需完善。具体来说以下方面可以改进加强：

1. 适当提高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时的主动权，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往往处理来自纪委、公安、审计等其他监察机关的移交案件，检察机关主动批捕侦查的案件相对较少，工作较为被动。

2. 加强检察机关队伍素质建设，权的滥用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公正性将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尽可能最大化地减少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概率。

3. 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往往形同虚设，很多大案要案往往是伴随着严重的贪污和渎职犯罪，而且并行发生。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一些相对不算严重的贪污和渎职行为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有效制止，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就不会在违法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参考文献]

[1]王俊峰，中国职务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J].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015.

经济分析的方法篇8

摘要：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的方方面面，本文就常用的几种方法以例示的形式进行论述，探讨如何运用经济的方法分析解决技术问题，去选择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的最佳结合的统一的最优方案，从而以最少的劳动消耗换取最大的效益。

关键词：技术经济分析； 方案； 因素；指标；评价

技术经济分析就是用经济的观点分析、评价、研究技术工作，从而实现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的最佳结合的统一的最优方案。其经济效果评价的基本标准为E=V/C>1，其中E代表经济效果，V代表实现技术方案后取得的劳动成果，C代表劳动消耗。本文将以上式为出发点就建筑工程中常用到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简单论述。

一.项目（方案）的不确定性分析

所谓不确定性分析就是针对项目（方案）技术经济分析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其在一定幅度内发生变动时对项目（方案）经济效果的影响程度。包括敏感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概率分析。

1.敏感性分析

通过敏感性分析，找出影响项目（方案）经济效益最大、最关键因素，对项目（方案）提出合理的控制与改善措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尽量避免不利因素，以便达到最佳经济效果。其具体步骤为：

a.确定敏感性分析指标。

b.选择影响项目（方案）指标的不确定性因素。

c.按照预先给定的变化幅度先改变一个变量因素，而其它因素不变，计算该因素变化对经济效益指标的影响程度。逐一对所有变量因素进行考察。

d.将计算结果整理分析，选择变化幅度大的为敏感性因素。

e.综合分析，提出相应对策。

2.盈亏平衡分析

盈平衡分析就是要找出项目（方案）的盈亏平衡点。盈亏平衡点越低，说明项目（方案）盈利的可能性越大，亏损的可能性越小，因而项目（方案）有较大的抗风险能力。常用的盈亏平衡点有产量、成本、售价、利润等。

盈亏平衡分析还适用于多方案的比选。即两个两个以上方案，其成本是同一变量的函数，可以找到该变量的某一数据，使对比方案成本相等，得出方案的优劣平衡点，并结合对不确定性因素未来取值范围的预测，从而选择其中最经济的方案。

如：某混凝土浇注工程，有两个方案：一为现场设搅拌站，据统计资料单方混凝土成本为：C=C1/Q+C2×T/Q+C3，其中C为现场制作混凝土单价，C1为现场搅拌站一次性投资，C2为搅拌站设备租金和维修费，C3为现场搅拌混凝土所需费用，Q为所需混凝土数量，T为工期；另一为购买商品砼，单价用C0表示。两方案的成本均为混凝土数量的函数，成本相等有C1/Q+C2×T/Q+C3=C0，这时可求出混凝土量的特定值，即为平衡点，根据该数值，结合工程所需混凝土数量，判断出选取哪种方案为经济方案。

3.概率分析

确定影响方案投资效果的关键因素及其可能的变动范围，并确定关键因素在此变动范围内的概率，然后进行概率期望值计算，进而得出定量分析结果。这里以投资净现值的概率期望值为方案经济评价指标。

某建筑公司拟成立一租赁站，有两种投资方案，一种为购买挖掘机、铲车等设备，一种为购买模板、脚手管等周转工具。两方案寿命期均为10年，第一种方案投资额为500万元，其年净收益在市场好时为150万元，市场差时为-50万元；第二种方案投资额为300万元，其年净收益在市场好时为100万元，市场差时为10万元。经市场预测，在项目寿命期内，市场好的可能性为70%，市场差的可能性为30%，已知标准折现率为iC=10%。据以上资料对投资方案比选。

然后计算各机会点的期望值：

机会点②的期望值

=150×（P/A，10%，10）×0.7+（-50）×（P/A，10%，10）×0.3

=533万元

机会点③的期望值

=100×（P/A，10%，10）×0.7+10×（P/A，10%，10）×0.3

=448.50万元

则：方案A净现值期望值=533-500=33万元

方案B净现值期望值=448.50-300=148.50万元

据以上结果应优选B方案，即购买模板、脚手管等周转工具成立租赁站获利更大。

二.方案技术经济效果的综合评价法

对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时，主要应突出主要评价指标，分清主次，权衡其重要性程度的大小。一般程序为：

1.列出方案共同的具有可比性的各项评价指标。

2.根据方案各项指标的效果对其进行量化打分。

3.引入相对权重系数，以考虑各项指标在方案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反映各项指标的主次。

4.把不同的计量单位的指标转化为无纲的综合评分。其计算式为：C=∑CiWi，式中C为某方案综合评分值；Ci为某方案第i个评价指标的得分值；Wi为某方案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总数。

5.根据综合评分结果评价方案的优劣，并提出提高方案技术经济效果的途径。

下面举例说明：

某开发区拟新建一幢科研楼，设计方案有三种：

A方案：大柱网框架轻墙体系，预应力大跨度叠合楼板，墙体为多孔砖，窗户采用单框双玻璃塑钢窗，面积利用系数93%；

B方案：框架结构，墙体内浇外砌，窗户采用单框双玻璃空腹钢窗，面积利用系数为87%；

C方案：砖混结构，多孔预应力板，墙体采用粘土实心砖，窗户单玻璃空腹钢窗，面积利用系数为79%。

经综合各方面因素，提出方案评价指标有：结构体系，模板类型，墙体材料，面积系数，窗户类型。评审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对三个方案各项指标打分.

根据各项指标结果应优先A方案，并考虑通过以下措施继续优化方案以降低造价。

1.平面形状力求规则；

2.提高平面系数，节约建筑面积；

3.适当降低层高；

4.合理确定建筑层数。

三.价值工程理论的应用

价值工程是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对研究对象的功能与费用进行系统分析，不断创新，旨在提高所研究对象价值的思想方法和管理技术。其目的是以研究对象的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可靠地实现使用者所需功能，以获取最佳综合效益。基本公式为：

价值=功能/费用

价值工程的工作步骤如下：

1.选择研究对象；

2.收集有关资料、数据；

3.进行功能系统分析，功能评

4.方案创造，提出各种不同的实现功能方案；

5.方案评价，从技术经济等方面综合评价各种方案达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

6.提案编写，将选出的方案及有关资料编写成

7.进行方案实施并跟踪检查；

8.成果评价。

通过运用价值工程确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并在实际操作中应用，产生了如下效果：

1.施工进度按计划完成；

2.为土方开挖创造了便利条件，作业环境安全可靠；

3.去掉了不必要的功能，避免多余损耗，使方案更为合理，成本相对较低；

4.为以后类似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