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大型活动 法律规范 法律位阶规范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型社会活动也在不断地增加，大型社会活动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会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损害政府以及国家的形象。所以，必须认识到大型活动安全的重要性，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笔者主要分析了大型社会活动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希望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型社会活动，将其作用发挥出来。

一、 我国大型社会活动的现状

大型活动指的是由社会、法人以及公民主办的，举办地在公共场所中，具有较大影响力，人数参与较多的活动，一般情况下需要经过许可才能够举办。就理论而言，根据内容，大型社会活动可分为四种类型，具体为文化娱乐性活动、体育竞技类活动、商业贸易活动及群众性活动。大型社会活动之所以能够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包含两个重要因素：第一，近代市场经济因素；第二，民族历史文化因素。民族不同，其在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大差别。庆祝丰收、庆祝传统节日等均为大型社会活动形成的因素。例如，我国许多地区在节日期间都会举办庙会，有些地区每年都会进行龙舟比赛。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大型城市中，也出现了很多大型商贸活动，人们的生活也愈加丰富多彩。

大型社会活动具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一般而言，大型社会活动的主办方为民事主体，主要包含了法人、公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并且想要举办大型社会活动，公民个人还应该符合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活动举办条件，需要具备专业技能资格证明；其次，大型社会活动属于受益性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主要分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与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两种。且两种行政行为存在一定区别，其中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做出的行为必须经过申请，如果行政相对人未经申请便做出行政行为，则行政机关无权主动做出行政许可。如果申请举办大型社会活动，则必须由主办方来进行申请，公安机关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批准或者拒绝。而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指的是相关的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进行申请，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行政主体的。主动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关资格，或允许行政相对人做出某种行政行为。例如，抚恤军烈属则无须进行申请，由行政机关以职权为依据来从精神或者物质上面给军烈属一定的鼓励[1]。因此，可以说，大型社会活动属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且同属于受益性行政行为（即在行政许可中，行政相对人可从中获取益处，进而取得从事某种行为的权利与资格，例如开采许可等）。损益性行政行为与授益性行政行为属于相对的概念，例如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

在重视依法治国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在，怎样采取措施做好管理大型社会活动的工作，对大型社会进行引导，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势发挥出来，是社会较为关注的问题。现阶段，在我国大型社会活动的举办中，出现许多问题，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二、 目前我国大型社会活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现在，我国在进行大型社会活动规范时，《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为其所适用的法律。这个办法实施还是在20个世纪颁布实施的，存在问题较多。

此外，安全保卫工作落实过程中存在困难，政府角色也存在错位的情况，这些法律问题的存在都给我国大型社会活动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法律本身欠规范

从内容上看，《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主要针对群众性文化活动。但是，当前阶段，我国大型社会活动涵盖内容较为丰富，不仅包括群众性文化活动，而且涵盖了许多商业贸易活动、体育竞技活动等内容。这也属于利用法律规范大型社会活动存在的一个法律漏洞。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型社会活动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这一个漏洞。并且，就现在而言，一些地方的政府规章制度已经走在了国家法律的前面。

比如：《辽宁省大型社会活动安全保卫办法》以及《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后者第2条规定：“大型活动是指主办者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场地、场所，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招聘会、庙会、灯会、游乐园等活动”。前者在大型活动的范围中也增加了许多商贸活动，例如展销会、展览会以及交易会等[2]。而我国其他省份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也制订了类似的管理办法。但是就理论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到处都有大型社会活动，所以，我国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适用性较强、统一的法律，从而给大型社会活动的开展奠定法律方面的依据。因为就法律本身效力所包含的时空范围而言，各省市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只能在其所辖范围中适用。甚至地区不同，实际情况也各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了各省份所指定的大型社会活动管理法规存在相互不一致的现象，甚至个别省份出现冲突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违反法律法规的系统性与统一性原则，影响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发展与统一建设，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无法获得良好坚实的法律基础，甚至还可能给和谐社会构建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法律本身的位阶较低

就法律位阶而言，公安部实施的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在全国的范围内都应该生效。但是就法律效力而言，其要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相关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对较低。同时，在地方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制度与地方人大（尤其是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三者效力区分较为复杂。在全国范围内，部门规章制度发生效力相对较为容易，但是如果就某一相同事件，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政府规章三者均制定相关规定，那么以上相关法律法规的效力就较难区分，并且地方性法规本身便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根据我国立法机构制定的选举以及行政机关产生原则，应该进行地方性法规的适用。而根据法律的特殊性超过普遍性的原则，若是地方政府规章以及部门规章制度和地方性法规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应该根据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行事。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法律适用标准没有真正得到统一，并且部门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不具备权威性，给制度的落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大型活动的开展造成了影响[3]。

（三）安全保卫工作未得到真正落实

就我国大型社会活动来讲，要想顺利进行，就必须落实安全保卫工作，因为安全保卫工作能否落实对大型社会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申请举办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活动的具体内容、安全保卫措施承担全部责任，并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从以上规定可知，举办大型社会活动时应坚持“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大型社会活动的主办方应根据活动举办的实际需要来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举办活动前就应预先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第3条中也有明确规定，“大型活动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由主办者对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与此同时，还应以管理办法为依据，制定安全保卫工作开展方案，并详细规定具体操作内容，从而确保安全保卫工作能够真正地到位，给大型社会活动的举办奠定安全基础。再如，《辽宁省大型社会活动安全保卫办法》也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了类似的相关规定。在实践过程中，这个原则却很难得到落实，存在严重的不到位情况。首先主办方本身的安全意识比较差，特别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举办的展销会。主办方举办此类活动时，通常采用具有较强市场化特点的商业运作模式，举办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一定的利益。而如果将过多精力、物力都放在安全保卫工作上，则主办方获得的经济利益则会相对减少，因此，许多主办方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对安全保卫工作缺乏重视，甚至敷衍了事；其次，安全保卫工作的实施，尤其是制定安全保卫工作实施方案，本身的技术性以及专业性比较强，很多大型社会活动主办方在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制定时，没有到位，导致了制定的方案可行性较差，安全保卫工作开展过程中随意性较强，这也导致了不安全因素的增加，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内地表现得更加明显[5]。

（四） 政府角色存在错位的情况

我国和大型社会活动有关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主办大型活动、承办大型活动以及出租场地的人，都必须是法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大型活动举办的过程中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需要监督其进行，给其举办提供一定的指导，绝对不能够出现越俎代庖的情况。但是在很多地区，举办大型公益活动或者是商业性活动时，充当组织者角色的往往是当地政府。比如为了地方经济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各省政府都进行了高新技术展销会的举办；为了提高地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行良好城市形象的创造，各个地区都争先恐后地进行大型文艺活动的举办等。

这些情况都直接说明了我国大型活动的举办出现了政府化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则通过自己的行政职能，要求公安机关以及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和大型活动有关的工作[6]。这种情况下，充当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角色的便是政府，这也违背了我国制定的和大型活动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给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型活动的举办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 解决我国大型活动举办法律问题的相关措施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大型社会活动举办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下面两点出发，不断地完善，从而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

（一） 完善法律，给大型活动的举办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对大型社会活动的举办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在大型活动举办中的作用。法律的完善能够给其举办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7]。公安部制定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那个时期的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也不够成熟，并且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的放开，很多改革还处于不断的探索研究之中。所以，公安部门进行的办法制定，针对大型活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则，本身便是立法探讨的一种，其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并且也和立法谨慎原则相符。而根据我国制定法律的程序和规律，在相关条件成熟并进行了经验积累后，应该提高立法的层次。并且，就我国的大型活动实践而言，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快的提高，大型活动的相关内容也更加丰富[8]。内容是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人才招聘以及商贸展销活动也比较频繁，在实践时，公安机关已经逐步将这些活动添加到了大型社会活动范围中去，并且根据大型社会活动的相关要求对其进行指导和管理，还有些地区的政府规章制度以及地方性法规也针对大型社会活动制定了相应的规定。比如浙江省便针对大型活动治安管理工作制定了相关的规范，要求展览、展销体育活动以及群众性文化时，需要根据需要来向当地机关提起申请。并且进行大型活动管理时，不但需要公安部门做好管理工作，电力部门、食品卫生部门、城管部门等其他部门也应该在大型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但是就目前而言，并没有法律法规性的文件或者法律统一对其进行相关的规定。所以，举办大型活动时，若是需要多个不同部门一起进行管理，那么，公安机关和其他部门的相关职责很容易出现混淆情况[9]。所以，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立法条件已经逐步成熟，因此应该从更高层次出发来统一进行立法。最好能够通过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其制定的法律位阶比较高，在全国贯彻和执行也会比较容易。若是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暂时不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那么可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从而确保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大型社会活动能有统一的规范。

（二） 重视保安公司等一些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培育

现在大型活动举办时，安保方案落实困难、政府角色错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现在我国保安市场还不够成熟。很多大型活动主办方，特别是商业活动组织者都对安保方面不够重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愿意费心做安保方面的工作；其次，安保方案本身专业性较强，其能力不够，无法做好安保工作[1]。而大力发展保安公司等一系列的中介机构，让其为大型社会活动提供专门的服务，其不但可以针对大型活动进行安保工作方案的制定，还能够减轻公安机关的压力。这也使公安机关可以将自身的精力集中在监督、指导大型活动方面，这样能够提高保安工作的针对性，保证大型活动的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型社会活动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增加，大型活动的举办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大型社会活动的举办还能够提高城市或者地区的社会影响力。而现在在大型社会活动举办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这便需要完善法律，给大型社会活动的举办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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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岳明，许青.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构建[J].体育科研，2011（2）：84- 87.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2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B

随着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人们对医疗行为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医疗纠纷的数量不断增加，诉讼范围不断扩大。这对目前护士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证据意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探讨存在于护理行为中的法律问题，如何提高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及在护理工作中防范风险的能力，是摆在广大管理者面前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1护士执业行为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1.1护理文书记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根据《条例》规定，患者有权复印的病历资料包括体温单、医嘱单、手术护理记录单、一般护理记录单和危重护理记录单，这些护理文书反应了护士在观察病情、治疗护理过程中的行为，是医院举证的重要资料。护士尽管已认识到护理记录在“举证责任倒置”中的重要性，但在记录过程中仍出现许多问题。

1.1.1护理记录不及时或漏记：是危重患者抢救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护士往往忙于各种操作，许多抢救内容无法及时记录，抢救治疗结束时未及时补记，使得已实施的护理行为无据可查，一旦出现纠纷，护士往往处于无法举证的被动局面。

1.1.2护理记录单潜在的法律问题：潜在的典型的法律问题有：体温单的入院日期和时间写错、药品的计量单位写错、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上生命体征漏记、记录内容与医生记录不符或记录不全等，成为医疗纠纷案件中的一大隐患。

1.1.3涂改、伪造：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出台后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护理记录必须真实、客观、完整、准确。凡是有涂改痕迹的证据在法庭上都是无效的，并在《医疗文书书写规范》中对病历的修改方法也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有调查显示：护理记录仍存在涂改、伪造的现象，如一个人的笔记完成了一整天全部医嘱执行的签名记录，书写错误之处粘贴、涂改仍较普遍。随着患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一旦护患间发生矛盾，他们很容易从护理记录中找到缺口，护士就难以推卸责任。

1.1.4字迹潦草，辨认不清：个别医务人员书写极不工整，潦草、辨认不清，一旦出现医疗纠纷，这对我们医护人员极为不利，法官往往同情患者，感情上偏向患方，因此，在处理医疗纠纷中在字迹辨认不清情况下，往往站在患者的一方，此时的医务人员成了真正的弱者。

1.1.5护理记录中很少见到有患方不遵医行为的记录和签字，如果患方的损失是由于不遵医行为造成的，但医方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或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护士日常工作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护理行为是指护士在实现基本使命对所进行的基础护理、环境管理、健康教育、辅助诊疗等方面的行为，部分是由护士独立进行的，部分是执行医生的医嘱。护士在给患者给药、治疗等的侵袭行为符合要求，方法正确，对患者的康复将起促进作用，但如果因护士责任心不强，技术不过硬，操作过失，就会给患者带来危害。

1.2.1违反规章制度：（1）执行查对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患者姓名、床号查对失误，错误执行医嘱， 药物查对失误，药物计量浓度查对失误等,造成患者身心损害。（2）交接班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不认真执行床头交接班,遗忘医嘱,遗忘危重患者的特殊处理，不重视患者及家属的主诉,遗漏对患者生命攸关的细节而造成严重后果等。（3）执行医嘱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医嘱是护士实施治疗、护理的依据，一般情况下，护士要严格科学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医嘱。抢救和手术过程中，医生下达的口头医嘱，护士应复述一遍，医生确认无误后方可执行。但护士在执行医嘱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随意篡改或无故不执行、或拖延执行医嘱，执行错误医嘱等，如：口服强碱的患者，医嘱洗胃，如果护士按照医嘱给患者洗胃，出现严重后果，护士仍然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护士要杜绝执行错误医嘱。

1.2.2违反操作规程：注射部位不准确，消毒隔离不严而引起感染，喂药、喂食导致窒息，未仔细观察静脉输液导致局部组织坏死，摆错手术、手术前后不认真清点器械而引起器械遗留在患者体内等。

1.2.3自主护理行为存在缺陷，出现观察病情 “视而不见”，不重视护理病历的书写，技术不佳、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不能正确判断患者病情变化，巡视病情不及时、对患者病情变化心中无数，对诊疗仪器性能不能完全了解或操作不熟练，抢救配合不及时而延误抢救治疗等，是护理行为引起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

1.2.4护士职守：护理不周，应采取安全措施而未采取安全措施，如：坠床、严重褥疮、引流管脱落、气管导管阻塞等，术前未尽到健康教育事宜，用错药不报告，不懂装懂等，态度恶劣，缺乏必要的沟通，不合理要求不耐心解释。不坚守工作岗位，上班时间脱岗、窜岗、打瞌睡等，也是引起护理纠纷的重要原因。

1.2.5侵权行为：护士不经意泄露患者的隐私，或为患者进行导尿、灌肠等暴露性的操作时不予遮挡。临床护理带教中，在未经患者同意时，带教老师让同学围在病床旁看操作过程；拒绝提供患者要求知道的有关治疗、护理、经费中的疑问等，均属侵权行为。

2护士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

2.1护士的证据意识：有调查显示，护理人员对于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据包括哪些内容、医疗事故分级、严重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出现医疗纠纷后处理，如何对待患者的隐私、如何对待医生的口头医嘱等问题正确率回答不到50%。而大部分护士虽然清楚护理资料属于证据，但忽视其他书面材料和物证，如输液卡、宣教记录、交班报告等，这些都是证据意识薄弱的表现，造成在举证时处于被动的局面。而75.42%的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感到明显缺乏法律知识，遇到法律纠纷不知如何处理。

2.2护士对患者权利的认识：护士与患者接触的机会最多，较容易发生侵权行为。患者到医院就医，与医院形成了一定的法律关系，患者可享有保健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自、受尊重权、生命健康权、获得赔偿权。而在一项护理专升本学员进行法律知识调查显示57.5%的学员对患者的选择权、隐私权认识不足，如患者选择护士时遭到拒绝，将患者不愿公开的病情公开等，容易引起纠纷或诉讼。这已引起护理界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

3对策

3.1重视护士的法律教育，提高护士的法律意识：《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实施后，迫切需要提高护士各方面的素质，鼓励护士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提高护士理论水平，同时加强护士法律知识的学习，增强法制观念，使护士充分认识到依法行医的重要性，帮助护士分析护理差错、事故与护理记录、护理行为的关系，加强工作责任心，从而减少护理纠纷的发生。

3.2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使管理制度化：护理管理人员要对本院的各种护理方法进行定期清查，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保证护理工作全程中的环节管理，作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使护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3.3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素质，确保护理安全：临床实践证明，护士的素质和能力与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有着直接联系。护理管理者应支持护士参加大专、本科学习及继续教育，积极选派骨干外出深造，尤其加强对聘用人员的管理。只有加强学习，把知识运用到护理实践中，不断提高护士专业水平及观察判断能力，才能保证在护理过程中对遇到的新问题及疑难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确保患者安全，减少纠纷的发生。

3.4尊重患者的隐私权和知情同意权，完善护理记录：护士有义务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护士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对于患者的隐私，不得随意向外泄露，对于暴露性操作要用屏风遮挡，保护患者的隐私。对于一些特殊检查、创伤性操作及用药产生的不良反应，应向患者或家属讲明，无论患者是否选择都要在有关记录上签名以示知情同意，这样一方面尊重了患者，另一方面有了知情同意的证据。

3.5采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护患信息沟通：护患沟通是建立主动合作型护患关系的基础，也是满足患者被尊重、被关爱的心理需求的基本形式。护士在工作中应当努力作到以患者为中心，倾听患者或家属的倾诉并与之交流，注重女性家属的特殊性，理解中年家属所承受的压力，耐心对待文化程度低的家属，给予离退休人员精神上的支持，注意与患者配偶的交流，正确处理护患之间的矛盾，都是减轻医疗纠纷的重要措施。

3.6作好患者不遵医行为的记录：患者就诊隐瞒病情，导致误诊误治，如吸入异物误诊为呼吸道感染；患者不遵医嘱，全麻术前擅自进食致术后呕吐窒息；家属不遵医嘱，擅自喂给患者禁忌药物或食物，造成不良后果；患者未经医务人员 允许私自外出发生突发性病变，如脑溢血；患者不遵医嘱做不适当的活动或过早增加运动量引起原有病情恶变或突变等。这些情况护理人员均要做好详细记录。

3.7做好各种护理文件的管理：护理文件作为诉讼程序的一种重要证据资料，对于医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护理部及护理质量控制检查小组应定期对护理文书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护士长经常的检查考核至关重要，使护理文件达到字迹工整、清楚，记录完整、可靠、真实，符合护理文书书写要求。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3

近两年，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正蓬勃发展，当事人懂得了用法律援助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应当看到存在问题的一面，如法律援助专职人员缺乏；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不高；接受指派担任法律援助案件的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与法律援助工作相关的部门之间配合不力；有些当事人对法律援助案件期望值过高，案件办理完毕后感到失望；有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不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却不断申请法律援助补贴；有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打着法律援助的旗号办理有偿案件；有些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也来申请法律援助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不能充分体现，法律援助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甚至有可能偏离法律援助发展的正确轨道。

针对上述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多做工作，以实现深化和拓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目标。

1、要对法律服务人员进行正确引导和有效监督。重视运用不同层次的法律服务人力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活动，来降低办案成本，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受援人覆盖面，使法律援助资源更贴近困难群众，增强法律援助的社会效果。兵团有许多农牧团场、连队都挂牌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点)，依托法律服务所和调解委员会等组织，直接面对职工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这完全符合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也看到，有些法律援助工作站(点)有其名无其实，忽视或不履行上级要求的法律援助业务。为此，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业务引导与监督，要制定中、长期法律援助工作计划，要用多种方式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坚持不懈地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同时要支付给工作站(点)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足额的法律援助业务补贴，以调动他们开展该项业务的积极性。对于不重视法律援助工作的站(点)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一方面，应取消其法律援助业务补贴，另一方面，应在本地区通报批评，坚决取消其评选各类先进资格和暂缓为其年检注册。

2、要重视非诉讼法律援助手段。如今部分困难群众不愿意采用打官司的办法来维权。作为法律服务人员也不希望法律援助的形式仅限于诉讼。因此，开展法律援助业务还是要注重非诉讼，如调解、和解等解决方式。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应通过自身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尽量用非诉讼的方式使问题解决，纠纷化解，让经济困难的群众享受到国家法律援助资源带来的益处，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3、要建立质量目标考评体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有较科学和完善的一套法律援助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采用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形式；有投诉、调查和惩处的具体法律援助操作规则等。从而使法律援助业务有一个全面提升，打消当事人的顾虑。

4、要设编增员，健全机构。解决法律援助缺编少员的问题，意义重大。应争取国家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编制，自上而下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应增设编制，以体现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法律援助机构所在的司法行政机关应调剂合适的人员从事法律援助专职工作等。

5、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援助机构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不懈地履行好职责。法律援助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呵护，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路、扎实的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科学的长效机制，组织开展好法律援助工作。要坚守公平、正义与法治理念，宣传贯彻好法律援助制度，使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通过法律援助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真切感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温暖。

法律援助是社会的光彩事业。法律援助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法律援助是政府保障公民平等获得法律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扶助贫弱、伸张正义的公益事业。要以永不停滞的创新精神去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有全体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我们坚信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一定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4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 法制教育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01

一、当前职业学校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法律教育重视不够。中职校对法制教育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片面追求法制教育表面形式和数据报表，满足于开了几次大会，搞了几次活动，这种重形式轻内容的法制教育，其效果不得而知，也往往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学校法制教育更是摆不上位置。目前，多数中职校还没有建立、健全法制教育机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不完善，教师大部分是由其他课程的教师兼职，多数教师特别是专业课教师缺乏法律专业培训，因而法制教育往往是“与己无关”。在经费投入上，中职校有限的经费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之需，法制教育特别是社会实践活动缺乏经费保障，因而难以有效开展。

（二）内容缺乏针对性、系统性。中职校法制教育在内容上与中职生身心发展的实际和思想状况相联系，特别是对现实社会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和中职生的思想状况研究得不够，引不起中职生的兴趣；有的满足于举办法制讲座、现场会等能引起一时轰动效应的临时性活动，法制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连续性，法制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只注重法律条文的传授，而不注重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启蒙和培养；法制教育内容陈旧，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学生学习法律更多的是为了应试的需要，而没有认识到它是治国安邦，保护公民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在一些社会传媒和文化市场中传播的暴力、色情、赌赙、等不健康的东西，毒害中职生灵魂，诱导学生违法犯罪。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中职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三）教学形式缺乏创新性。法制教育没有根据中职学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化特点，采取新颖、生动、直观、案例分析和通过参与性强、各种形式相结合的法制教育方法，而是照本宣科，搞生硬的说教，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收效不大。

二、中职校法制教育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中职校应建立、健全法制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和加强法制教育队伍的建设。把学校法制教育工作作为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事情来抓，使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总体序列。法律教育工作中，应由校长或一名副校长亲自主管，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以法律课、德育课教师为骨干，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政法工作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学校法制教育队伍。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本校法制教育的总体规划，规划应包括从学生入学至毕业的每个学期法制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及所有达到的目标。 法制教育是中职学校一项长期性与艰巨性的任务，学校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相关法律教育培训，并提供足够的专项资金来保障学校法律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深化法制教育内容。教师在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上，应注意对中职生而言，教育内容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应当联系现实生活，使学生能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具体事例，掌握教育内容的“其所以然”。让学生学习、领会具体法律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在立法精神所指引下的维护法律的思想感情和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如果仅仅让学生了解现行法律的规定往往容易造成消极守法意识，学生无法把法律的价值与社会、自身联系起来，难以形成出于内心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会产生“法律非但未保护我的利益，反而束缚了我的自由”的错误认识。所以，法制教育必须要克服完全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教育内容的缺陷。应加强对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以及法律价值、法律权威、法律信仰的理念教育。

（三）创新教学方法和形式。在法律教育的方法上，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要加大活动课程的比重，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基础 。法律是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制教育要达到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感的要求，必须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加大活动课程的比重，多让学生参与其中。教师应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特别要运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方法，如采用案例教学法，模似法庭实践课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列举社会治安、学生违纪、青少年犯罪等与中职生联系密切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已学过的法律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教会学生从法律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剖析违法犯罪原因。 实事证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教育手段是最常见、最有效、学生最感兴趣的教育活动。十多年的普法经验告诉我们：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通过组织学生庭审观摩，参观少管所，利用节假日走上街头进行法制宣传、维护交通秩序等，这些实践活动加深了学生对头脑中的法律规范的理解，由学法、守法升华到用法、护法。学校还应定期组织学生积极收看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举办的法制专题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等。使学生通过直观、形象的节目学法、懂法、依法、守法。

（四）建立起有效的评估机制 。法制教育评估应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一是对学校法制教育管理水平的综合评估，包括中职校法制教育的总体规划及落实情况，法制教育队伍建设、设施建设，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等。二是对法律课教师的全面评估和其他专业课教师的法制教育情况的评估，包括教师的思想、业务水平，教学方法和效果等。三是对学生素质的综合评估，从学生平时文明礼貌程度、仪表仪态是否符合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违法违纪的情况及法律课考试成绩等方面综合进行评价。四是对学校与家长、社区的合作进行评估。此外，上级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应把评估的结果与学校的晋级、评优、评先进挂钩。通过评估，反馈出学校法制教育的现状，从而发挥优势，改进不足。

参考文献：

[1]赵晓东．高等职业教育的跨世纪走势[J].职教论坛，2010.

[2]姜南罗. 中职德育课程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J].中国教育报,2008.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5

因此，探讨企业法

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债务清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吊销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

吊销营业执照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违法公司实施的一种常见的行政处罚，它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实践中有关吊销公司营业执照法律后果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公司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消灭说。《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9条则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企业取得法人资格和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不难看出，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背景下，公司作为一种企业法人，其营业执照被赋予了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双重证明效力。那么，吊销公司营业执照就理应使公司的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同时归于消灭。

但是这种主张公司显然忽视了公司消灭的过程性，没有给公司留出处理善后事务的时间，与我国相关法律在法人终止问题上规定相违背，更不利于实践操作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二)公司经营资格消灭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其目的旨在解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主体资格问题。基本观点是：吊销营业执照的目的在于停止企业的营业，不允许其继续新的经营活动，而不是禁止企业进行清算活动，而要进行清算，企业的法人资格就是必要的主体条件。因此，吊销营业执照的后果应是取消企业的营业资格，而不应同时将其法人资格一并取消，法人资格的取消必以公司清算完结并办理注销登记为条件。可以说，这种观点正是人们对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财产尚存、公司不在、诉讼受阻”的尴尬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

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能力和机关

(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

在公司主动解散进入清算程序的情形下，公司登记尚未注销，公司营业执照依然有效，因此，公司主动解散其法律主体资格并不消灭，虽不能继续从事新的经营活动，但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仍然具有公司法人人格；吊销营业执照本身就是国家行政公权力为消灭公司法律主体资格而采取的行政处罚措施，因此，公司因为营业执照被吊销而解散后，其法律主体资格本应消灭，但是为了清算的需要，公司法特拟制其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仍旧存续，直至清算结束。

(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能力

关于公司的能力问题，在民商法上的考察，通常包括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三个方面。

1、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第36条的规定，公司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和丧失与公司的主体资格相一致，即公司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便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公司主体资格消灭，其民事权利能力也随之丧失。因此，只要公司的主体资格尚存，它就依法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丧失了清算期间开展新的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仅于清算范围内仍然存在。

2、民事行为能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行为能力与公司的权利能力一样，被严格限制在清算的法定目的范围内，公司只能从事与清算有关的活动。否则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

3、民事责任能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未丧失原来的法律地位和主体资格，因而仍然具备民事责任能力，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机关

公司的机关一般包括：股东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董事会，为公司的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监事会，为公司的监察机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公司仅在清算目的范围内存在，董事会因不享有与清算有关的任何权利，股东会和监事会原有的大部分职权也都随着公司的解散而丧失，但仍可于清算的范围内享有一定权限，而依法成立的清算组就成了清算期间公司的代表机关。

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制度的完善

(一)科学规定公司应当解散的情形。《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这一规定中“责令关闭”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明确，且“责令关闭”并没有包括在《行政处罚法》确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中。应通过修改公司法或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对上述“责令关闭”的内涵予以细化、明确，可以实现行政法和公司法在对公司实施法律调整过程中的有效衔接，把吊销营业执照纳入公司强制解散的范畴，从而消除人们对吊销公司营业执照法律后果在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和实践操作中的混乱。

(二)统一规定公司非破产清算的清算义务人，解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无人组织清算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92条的规定，公司因违法被强制解散时，“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这――规定中“有关主管机关”一词所指不明，有的人理解为公司登记机关、有关人民政府等：有的人认为应将其明确规定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可以说，现实中大量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却不被清算，与《公司法》对清算责任人规定的不明确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具体操作上的简单化做法，不无关系。因此，必须对该条规定做相应的修改，确定公司被呆销营业执照后的清算义务。

(三)区分规定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的不同程序，并确定公司非破产清算中

普通清算优先原则，确保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公平清算。普通清算优先的原则，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首先由清算义务人依法自行组织清算：清算义务人不组织清算或自行清算出现严重障碍时，由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组织特别清算。至于特别清算的程序，应以突出人民法院的监督和债权人的参与为重点，具体可以参照《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有关特别清算的规定设计。

(四)补充规定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责任，督促其及时对公司进行清算，克服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组织清算的弊端。《公司法》应明确规定，清算义务人要圾时组织清算履行了清算义务，如果是为了利用控制公司逃避法律和合同义务而故意使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则应直接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山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清偿责任，而不论其是否组织清算。

(五)规定非破产清算的期限，防止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无限期进行清算，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假如清算工作无限期进行下去，一方面各种清算费用大大增加，削弱了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能力：另一方面，被清算公司与其它法律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六)清算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公司在设立、营运和清算活动中，必须按照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公开公布公司的某些重大事项、重要信息及重要资料和报告。”鉴于公司因违法行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进而被迫强制解散，公司信用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在清算过程中应特别强调诸如公司账目、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以及清算方案等相关内容对公司债权人的公开。法律不仅应当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对上述信息资料的知悉权，同时还应设定相应的权利救济途径，允许公司债权人在无法获得相关信息资料或者认为公司的清算存在违法行为影响债权人利益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要求清算中公司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或者申请特别清算。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6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虽然在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护方面有重大进步，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1）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及其法定人有上诉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人仅对第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有上诉的权利；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使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受到一定限制。造成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差异，不利于被害人完全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2）对被害人委托人权限的规定不够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犯罪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人参与刑事诉讼，并享有对这一规定的知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人仅规定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涉及诉讼人的权限，使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限不对等、不均衡。

（3）对被害人的控告权、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决定向人民法院直接权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等方面，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1）对被害人的赔偿，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但被害人的损失往往因被告人经济困难等原因，得不到补偿或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偿。还有的被害人则为了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放弃了对犯罪人的追诉，而与犯罪人“私了”，使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实际保护。

（2）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赋予其当事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由于司法人员的观念、素质的差异，往往对人身权利遭受犯罪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较为重视，而对财产权利遭受犯罪的被害人仅作一般证人对待，剥夺或者变相剥夺被害人应享有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3）在对被害人的社会保护方面，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被害人服务机构，在对被害人的支助、提供心理咨询、生理医疗等社会保护方面比较缺乏。

二、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的对策

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实现被害人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迫切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借鉴各国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应当进一步加强我国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一）赋予犯罪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

是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争议的焦点。持反对意见的观点认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增加，造成滥诉，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赋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应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始终。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必然会使被害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利处于不对等。虽然法律规定被害人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由于国家公诉人员对客观事实认识的方法、手段和程度可能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不可能具有同被害人一样的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对犯罪后果的感受。同时，检察机关是否抗诉并不一定取决于被害人的主张，一旦检察机关不抗诉，被害人的主张就不能实现。

至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否会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不适用这一原则。同时，实现刑事诉讼的民主性不应局限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还应注意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二）完善被害人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的诉讼人也应与被告人的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虽然较原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人有委托诉讼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但对委托人参与诉讼权限的规定是不明确的。因此，应完善有关规定，力求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人的权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限对等、均衡，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三）加强对被害人获得赔偿权利的保障

给予被害人不同形式和不同来源的经济补偿或赔偿，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平复或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后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潮流。根据《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欧美许多国家在立法中都规定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处罚，并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形成了被告人赔偿与国家补偿相结合的对被害人补救的制度体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是通过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一次性赔偿原则，如果被告人经济上有困难，则予以减免。由于被害人能否获得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因此，被害人往往得不到赔偿，或其得到的赔偿十分有限，不足以弥补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作法，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扩大赔偿的范围，既考虑被害人的损失，也考虑被害人的家人及受养人因此带来的损失。明确规定赔偿方式、赔偿期限和对判决的执行方式，保证判决的执行效力。二是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加重国家在控制犯罪和对被害人方面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得到国家的补偿。

（四）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切实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7

一、模拟收购不具有法定性

征收是依据《宪法》、《物权法》、《行政诉讼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而产生的合法、有偿取得被征收人房屋所有权的一种法定方式，而模拟收购却不能在任何法律文本中找到其字眼，仅仅是征收部门在若干年征收实践中形成得来。在模拟收购中，被收购人和征收部门作为平等主体，遵从自由意思，依据民事法律规则签订收购协议，仅能被认定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可自由协商抬高或者降低补偿标准，以致产生同房不同价的现象。因此，模拟收购因其非法定性不能消除“老实人吃亏，不老实人得益”的不平等现象。有许多地方在模拟收购签订协议的比例未达到规定要求时，采用“模拟收购转为征收”模式，将模拟收购协议转变为征收补偿协议，违反了国务院征收补偿条例先作出征收决定后签订补偿协议的法定程序，系有程序违法之过。

二、模拟收购不具有强制性

征收决定、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等一经作出或者签订即对被征收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是一种就特定事项针对特定对象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其内容不得依照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思随意变更，双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守决定、协议，如果被征收人认为决定或者协议侵犯其权利的，可以寻求行政救济；征收部门在被征收人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而模拟收购作为一种民事行为，虽具有约束力，但其效力明显弱于征收程序。被收购人或者征收部门可以协商变更协议内容，也可以因市场上房屋价值变化等因素不履行协议而承担较小的违约成本。这种变更协议以及违约的现象，一方面有损征收部门代表人民政府工作的严肃性以及公信力，另一方面阻碍了整个项目收购的进程，减缓了城市发展建设。

再者，在被收购人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征收部门只能请求其履行协议内容，而不得依照协议内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2003年宁波市鄞州区徐益忠等人诉讼鄞州区人民政府一案：徐益忠等人与鄞州区邱隘镇房屋拆迁办公室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但因后续几期项目的补偿价格明显高于前者，徐益忠等人认为补偿协议不合理而要求拆迁部门重新作出合理补偿。但拆迁部门并没有同意徐益忠等业主的要求，遂委托某建筑公司对其旧房予以拆除。后经审理发现，该拆迁项目中并没有拆迁计划、拆迁方案，某建筑公司也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因而不属于法定的拆迁项目。根据案件性质，徐益忠等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仅能认定为模拟收购协议而不属于法定的拆迁补偿协议，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此案被誉为“国内第一例政府强拆败诉案”，对政府、征收部门依法征收、依法强拆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因此，模拟收购的非强制性导致被收购人不履行协议的，征收部门仅可向法院请求其履行协议内容，而不得依据《行政诉讼法》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据协议内容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

三、模拟征收的不合理性

由被收购人和征收部门签订的协议是一种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其必须为100%的签约比例才能生效；反之，协议不生效，模拟收购终止。模拟协议生效的或然性导致在许多模拟收购项目中，签约期限届满时签约比例已经高达95%以上的，但最终因没有达到100%比例而终止协议。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存在个别被收购人贪图房价暴涨的侥幸心理，不合理地漫天要价的行为等而最终导致大多数人“被收购，求改造”的合理请愿无法实现，出现多数人利益受到少数人利益挟持的局面，因此不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大众趋势。

一般情况下，征收部门实施模拟收购参照征收办法和标准补偿被收购人。但是模拟收购并非法定征收程序，即使通过评估方式确定了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价值，但征收部门为了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破除钉子户，仍然可通过谈判协商方式满足个别被收购人的意愿提高补偿金额，因此产生了“同房不同价”、“先签约吃亏，后签约得益”的现象。如前述徐益忠等诉鄞州区政府案例中，正是因为后签约人得益而导致补偿明显不合理。而征收依据法定征收程序和标准，无论被征收人职位高低，财富多少均按相同的评估比准价格予以补偿，钉子户还可能因为晚签约而损失一定比例的奖励费用，因此相对掺杂了人为等不确定因素的模拟收购，征收更加体现了公开、公正、合理的依法行政理念。

四、模拟收购的廉政风险

在模拟收购中的补偿标准并不是唯一的、确定的，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补偿金额的高低，所以给那些想利用关系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高额补偿费用的被收购人以及想利用收购权利谋取非法利益的征收工作人员留下了可钻的法律漏洞。例如，征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未登记的违法建筑认定为合法建筑，以求“从无到有”；利用计算规则的改变增加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以求“从小到大”；利用补偿标准的不确定性提高房屋装修价值，以求“从低到高”。为此，在模拟收购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措施不完善，内外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征收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现象。2012年底，宁波实行“阳光征收”制度，把房屋征收与补偿内容公开化、信息化，被征收人可以在公示栏或电子触摸屏上查询上下左右邻居的补偿款，确认是否遵循了同房同价的补偿标准；征收工作人员根据征收法律法规补偿被征收人，一视同仁，绝不开口子，既为被征收人提供了公正合理的补偿标准，也为征收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廉政的保护伞。

法律存在的问题篇8

一、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律师法、公证法的颁布实施，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立法保障。但由于各部门的法律、法规缺少内在的制衡，导致部门法和行业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协调现象。

（一）律师工作

按照司法部律师改革试点工作精神，我市律师94年开始脱钩改制试点。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甩下并沉积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律师执业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由于律师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和部门法之间的立法冲突，对相关部门几乎没有约束力，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如律师法规定会见、调查取证应持律师证、委托合同、会见证明，但律师拿着“三证”要求会见嫌疑人时，个别看守所以未接到上级通知为由，仍要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的文件，而上级公安部门认为依照新修订的《律师法》不需出具相关证明。曾一度作为法治建设重要成果的律师可介入侦查阶段的法律规定，在我市尚未得到真正落实，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三难现象依然突出。

二是律师队伍建设现状难以适应律师事业发展的要求。律师改制过于匆忙，在约束、保障机制都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匆匆走向市场。一方面作为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法律工作者，理应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政治上行空间，缺少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致使部分律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理想信念缺失，自身定位不准，在执业过程中出现一些诸如收费不办案、多收费、乱收费、不讲诚信等有损律师队伍整体形象的行为。追求法律公平正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困惑成为律师的艰难选择。由于律师、律师所的社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以及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和业务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个别党员律师组织观念淡薄，党性意识薄弱，存在只办案挣钱、过不过组织生活无所谓的思想。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存在的组织关系不理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等问题，影响了党员律师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三是年轻律师的生存和成长缺少良性的机制和制度保障。新律师入所后或直接交办案子，缺少相应的规范和指导，或自己到处挖掘案源，解决生存问题。出现没人管、没人带，任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的状态，律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堪忧。

（二）公证工作

从93年开始的公证体制改革，由于缺乏立法保障，始终处在观望、尝试和探索之中。20__年《公证法》出台后，我市公证改革虽有突破，但由于改革配套措施缺失，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到位，目前我市公证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执业短期行为凸显、风险保障机制缺位、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亟待规范。

一是公证机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由于《公证法》对公证机构的性质和独立的法人地位规定过于宽泛和概念化，司法部也未对此作出准确及时的解释和规范，在实践中公证机构的性质和地位不明确，导致公证机构没有准确的编制定位和管理定位，负担繁重。《公证法》第六条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因此，公证处依法应属公益性事业单位，却要交纳25%的企业所得税，限制了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二是公证的法定核实权难以得到保障。《公证法》第29条规定：“公证机构对公证事项及证明材料应当进行核实，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实践中，个别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基层民政等部门对公证处的核实要求不予配合，不仅公证机构的正常业务难以开展，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

三是行业不正当竞争现象普遍，行业秩序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在分配机制上，我市公证机构主要采用工资加奖金和效益工资两种分配模式。有的公证处个人分配比例过高，公证处积累不够，公证事业发展后劲不足；有的公证处实行全员效益工资，办证数量与工资挂钩，导致公证人员质量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由于大部分公证人员纳入社保范畴，普通公证人员退休工资仅八百多元，难以安度晚年。行业内部“只顾挣钱不顾质量”、“分光吃净”等短期行为普遍存在。目前，在我市市区内设有省、市、区、农垦等多级公证处，执业区域交叉重叠，中心城区过于密集。如南岗区仅有70多万人口，却有4个公证处70多名公证员执业，争抢证源的现象十分严重。行业管理部门虽然明令禁止给付联络员酬金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回扣仍以更隐蔽的方式普遍存在。公证机构的社会公信力不断下降，影响了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我市公证系统存在法律服务人才萎缩、流失现象。公证队伍在数量上呈逐年萎缩状态，1997年松哈合并时，注册公证员116名，现在只有92名，其原因有自然减员，有主动调出的，但主要还是由于用人机制僵化，录用公证员既要具有司法考试资格，又要通过人事部门统一考试，虽然规范性增强，但也导致了公证处招录人员难度加大，甚至有的公证处无人可招。在20__年度的事业单位招考过程中，市第二公证处由于报考人员不足5人，职位被取消。个别公证员业务素质偏低，不能适应公证事业发展的要求，而新录用公证员门槛偏高，造成公证队伍难以发展壮大。

（三）基层工作

我市八区十县（市）司法所共有司法干部486人。每个司法所平均不到两个人，却承担着普法依法治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参与 综合治理、调访一体化、社区矫正、法律服务等十项工作职能。工作任务繁重、待遇低、量少质弱现象十分突出。

一是经费保障落实不到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量少质弱的状况与工作任务繁杂、待遇偏低的矛盾突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是基层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业务发展看，收编直管便于规范、推动业务开展，但由于司法局无力解决办公用房、经费及福利待遇等问题，区街道司法所至今没有收编直管。司法所人员是政法专项编，街道办事处却可以不通过司法行政机关调剂工作人员，致使基层司法行政队伍专业化程度偏低，缺少稳定性。乡镇司法所长的职级、待遇及人民调解和补贴至今难以落实。目前，我们已经起草了《关于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正在与有关部门沟通会签事宜，希望能对上述问题有所缓解。

二是基层队伍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仅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例，作为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管理、矫正工作主体的基层司法所，其实不过是一、两个人，既没有受过正规法律专业训练，又没有矫正工作经验；既没有立法的保障，又没有特定身份应具有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他们面对的毕竟是服刑人员，行使的是刑罚执行职能，却要在承担其他9项工作职能的同时，承担如此艰巨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矫正队伍是社区矫正工作全面铺开的前提保证。另外，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着装问题影响了工作效果。面对监外服刑人员却没有制式服装，社区矫正工作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时，常因分不清身份而被误认为是当事人双方中的一方，影响工作的开展。

三是“调访一体化”工作主体错位。“调访一体化”工作推行以来，形成了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的局面，从协助变成主办，一方面要完成上级的硬性工作指标，一方面却没有人、财、物的保障，工作开展步履维艰。

（四）法律援助工作

我市法律援助资源相对于法律需求严重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一是法律援助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从全国范围看，__属于经济欠发达城市，法律资源本来就不够充分，贫困地区更是奇缺。例如，方正县至今既没有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律师。我市现有农业人口499.1万人，面向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只有42人，且集中在城镇之中。因而形成了越是偏远贫困地区，法律援助需求量越大，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越少、资金越是缺乏的局面，至使一些亟需援助的人得不到援助。

二是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与其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相比存在差距。由于认识及宣传等多方面原因，群众对法律援助的范围、程序、渠道等知晓率偏低，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农民和农民工及老年人群，寻求法律帮助的能力较低。目前我市法律援助尚无法满足经济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打赢官司的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二、对策与措施

（一）针对律师法和公证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实际问题，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明确和规范。同时积极沟通立法及税务、财政、人事部门，建立部门法和行业法规的制衡、协调机制，争取符合实际的税收政策和资金、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为改革提供配套保障措施。

建议借鉴北京、浙江、辽宁等省的做法，由人大牵头，协调公检法司部门共同出台一个通知，对贯彻实施《律师法》进行必要的司法解释，以解目前律师工作困境的燃眉之需。

同时，应出台与《公证法》相适应的体系化配套政策，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公证机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以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为宗旨，不以获取利润为追求，并据此协调税收部门，不应按照企业标准征收税赋。同时，应确立公证机构的调查核实权和公证事项的公证法定性，保证公证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职能的发挥。在公证员的权益保护方面，应细化申诉、控告的理由和程序，对公证员的责任进行限制性和区别性规定。具体规定对当事人提供伪证的处罚权及其程序和标准，确保公证作为国家证明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司法所建设上，应积极争取财政和人事部门的支持，为基层的和谐稳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中央提出要加强“两所一庭”建设，省编办87号文件规定，乡镇司法所应为副科级，司法所编制2人以上，较大的乡镇司法所要达到3人以上。省财政厅下发了63号文件，明确要求基层司法所办公经费要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我们应督促各区、县（市）司法局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司法所建设的工作推进力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汇报情况，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切实解决司法所建设中面临人员编制、工作经费、补贴和司法所长职级待遇等问题。要从加强内部管理和创造外部环境两方面来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加强内部管理就是要通过认真贯彻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纠纷排查、登记、例会、考评、回访、文书档案、信息反馈等规章制度，保障人民调解工作规范运行。创造外部环境就是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财政部、司法部有关文件精神，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报酬列入财政预算，为基层调委会和人民调解员解决后顾之忧。

应健全法律援助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建议建立协调公、检、法、司、工商、税务、人事、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套制度，畅通法律援助工作渠道，共同降低成本，为法律援助创造良好的运 作环境。将法律援助案件涉及的法院诉讼费、劳动仲裁费、司法鉴定费及在办案中涉及到相关部门调查取证的相关费用问题，统一纳入法律援助的范畴。建议由计划、物价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开展法律援助所涉诉讼费、司法鉴定、仲裁等费用的减免收费标准和办法。可以尝试由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初审制度，并由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受援条件的申请人发放“法律援助绿色救助卡”，相关部门依此卡予以减免各项费用。

（二）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建立健全内部制约机制和行业保障机制，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积极落实律师和公证“两结合”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进两支队伍的行业自律规则建设。严把“入口关”，建立一整套对律师、公证员诚信、执业水平和能力等的考核办法；加强对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行业的指导，特别是政治指导，树立律师的公共责任心。加强诚信监管，建立律师、公证员电子诚信档案系统和统一的公证业务规范和信息共享机制，让社会掌握每个律师、公证员及律师所和公证处的基本情况、办案质量和诚信状况，为公众正确的评价提供导向；通过向社会公开行业处罚情况，引导市场否定损害队伍形象的律师和公证员，确实做到奖优罚劣。加强对年轻律师和公证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其实际操作水平。充分发挥管理部门的服务平台作用，畅通律师、公证员在受到权益侵害时的救济渠道，建立处罚听证制度，严肃查处违法执业、扰乱法律服务市场、危害人民群众和公共利益的案件和事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净化执业环境。

进一步理顺街道司法所管理体制。从加强街道司法所建设出发，将街道司法所正式立户列编，由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过渡为区司法局派出机构。实行区司法局和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以司法局为主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司法行政基层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克服管人与管事脱节的弊端，确保司法所人员队伍的稳定和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发展。

进一步简化和规范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审查等程序，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系点。进一步畅通经济困难公民反映合理诉求的渠道，采取理性、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拓宽覆盖面，降低援助门槛，做到应援尽援。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法律援助需求，科学合理确定阶段性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在覆盖低保人群的同时，也能够涵盖低收入人群。

（三）进一步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切实提高法律服务队伍素质。

要切实加强律师党建工作，提高律师队伍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强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律师党建工作实行行业管理，统一由律师协会党组织归口负责。把加强对党支部自身管理和党员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实现党对律师行业领导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律师队伍存在的思想自由化、理想庸俗化、信念淡化等问题，从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完善制度等方面入手，通过党建工作，带动律师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我市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尽快细化律师、公证行业准入机制，对律师、公证员、司法助理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实现培训专业化、系统化。尤其是律师，要在加强业务培训的同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要求，引导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真正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行者和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