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监管范文

金融管理监管篇1

一、支持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有利于实现

一致性监管，减少监管套利。上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的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伴随着现代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通过对传统金融基础资产和衍生产品的复制、捆绑、分拆和重新包装组合，银行、保险和证券各金融产品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而对风险的定价这一所有产品的共性则被不断彰显。在此情况下，传统基于机构类型而不是风险类型的分散监管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管政策不一致性，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活动对监管有效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二）有利于对金融集团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金融系统开始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通过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内各个金融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共同体，集中或合并监管成为金融集团监管的基本方法。在以金融集团为主体混业经营方式下，集中监管有利于增强各行业监管的协调与沟通，更好地理解金融集团业务交叉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政策，从而减少监管盲区、提高金融集团合并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从整个金融系统看，集中监管能更好地理解和监督不同金融机构在各市场的风险转移情况，更好地评估各种变化对宏观金融体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调整或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三）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时滞。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最及时、最完整地获取整个金融系统的信息，并通过内部各部门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减少监管政策的内部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提高监管效率。

（四）有利于强化监管部门责任。良好的外部监管问责、充分发挥市场纪律约束作用对建立监管机构履职硬约束至关重要，是监管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不完全契约下分散监管产生的监管盲区，经常导致监管责任不清、责任推诿等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外部问责。集中监管将监管权力赋予一个机构，有利于增强外部问责的刚性，这对于改善当前的监管治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集中监管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共用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内部架构，有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内部管理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集中监管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上报，降低管理成本，并节约监管成本。

二、反对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实现一致性监管还存在困难和挑战。集中监管的前提是，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

动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存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管理上的难题，很难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内，并对其实施统一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流程。而将金融监管活动简单叠加在一起的集中监管只能流于形式，同时还会造成监管套利已经得到有效制约的错觉。况且，监管当局在建立统一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不同金融业务本身的特点，要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存在很大困难和压力。

（二）集中监管可能加剧监管目标的冲突。监管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金融稳定、投资者保护与市场诚信。在集中监管机制下，约束机制弱化使得监管部门具备为了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监管目标的便利，从而导致这些监管目标在一定情况下产生冲突。例如，在投资者保护目标下，监管机构往往会姑息问题机构，从而在长期内损害金融稳定。

（三）集中监管不是解决沟通与协作问题的唯一方式。对集中监管的另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通过在各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高效紧密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信息的及时、完整共享，同样可以完成对金融集团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而不一定必须借助集中监管的形式。不同监管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可以有效替代集中监管的部分功能。目前，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的包括由银行（BIS）、证券（IOSCO）与保险部门（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在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对解决跨市场风险监管问题就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四）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不明显。研究表明，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并不明显。目前，只有FSA等极少的监管机构认为集中监管减少了他们的运营成本。集中监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一国的金融总量密不可分，集中监管更可能是一国金融业高度发达或一国金融总量较小下的产物。

（五）庞大的集权机构不利于良好监管治理结构的形成。集中监管一般是将原来的分业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庞大的监管机构。这一庞大的金融业集中监管机构可能形成监管集权，一方面可能加剧监管信息的不透明，使外部监督约束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使工作流程过于官僚化，不能对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或将延长监管时滞。

三、我国金融业监管治理体制的选择

Martínez&Rose（2003）通过跨国抽样分析认为监管治理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只有结合一国的金融产业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建立的监管治理体制才是最有效的。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产业发展趋势和水平，分业监管应当是我国目前比较理想的监管治理体制选择。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水平

参差不齐。国内银行业“一业独大”的特征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集中监管体制，一方面容易导致某一部门监管在整个机构中占绝对优势，例如银行监管部门可能拥有最多的职员和资源，使得机构整合可能演变为银行监管机构“收购”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过程，从而造成非银行金融部门监管的倒退。另一方面，容易加剧现有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发展的更加不平衡。监管治理体制科学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应是该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实践中，Freshfields（2003）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实施完全集中监管的国家占比仅为29%，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占比为38%，处于两者之间监管模式的国家占比为30%。由此可见，监管治理体制应当建立在各国金融产业发展的现实水平基础上。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刚刚起步且具有较强的血统性。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具有很强的血统特征。大多数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往往是以某个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跨行业投资设立其他金融机构，集团还存在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业，投资新机构从事其他业务更多是基于范围经济和共享分销渠道的考虑。除此之外的金融综合经营，无论在规模还是业务融合程度上都很低。因此，对我国金融综合经营业务的监管，完全漠视“路径依赖”的思路并不“经济”，完全漠视综合经营金融集团“血统性”的思路也并不“科学”。因此，当前我们更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主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

（三）监管机构“才分即合”可能产生一定的风险与效率损失。监管治理体制从一种模式转向另外一种模式，必须进行机构整合以及与机构变更相关的法律、文书的修订，这使得该机构至少在最初运转的几年难以较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成立一个新机构面临的不确定性还可能造成一些有经验人才的流失和士气低落。另外，机构内部管理的整合难度也不容忽视。如果从分散监管体制转向集中监管体制，整合前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与监管文化，一些IT和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也存在差别。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完成机构整合至少平均需要1~2年的时间。2003年，我国才最终确立了分业监管的格局，仅仅是法律文书的修订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完成，我们应该珍惜这刚刚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避免短期内再次经受机构整合的阵痛，这也有利于维护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监管治理体制的建议

尽管我们当前应维持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但随着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和规模不断扩大，为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治理体制，重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北京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是在

现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与合作的权宜之计，不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必须加以改进。一是提升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法律地位。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予以确认，赋予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更高的规则依据，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约束性。二是适当扩大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成员，除“三会”外，还可考虑增加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从而达到在更广的范围内堵塞监管漏洞，及时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切实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形成合力。三是确保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有效运行。应通过联席会议交流和分析国内金融监管重复、交叉、缺位等问题，并加以协调，研究制定监管措施。对于通过联席会议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可报请国务院研究决定。同时，在联席会议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化通讯网络等技术手段建立快捷高效的信息通报和信息共享平台。

金融管理监管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 市场竞争力 风险控制

一、监管制度下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一）金融机构创新机制监管内容

金融机构创新机制指的是金融管理和监督，是国家对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实施管理与监督的过程，它需要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合理有效的规避系统风险，减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目前，较为常见的监管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技术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金融产品相关数据监管，准确评判金融野外风险程度。

（二）金融创新风险

近年来，在金融创新环境影响下，各种金融产品随之涌现，金融风险也相伴而生，运营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等相互影响，信用性会加大市场性风险，市场运营风险还会造成市场的不规则波动，造成交易者心理上的恐慌，阻碍经济社会的争a发展。

二、金融机构监管下风险管理重要性

（一）防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对金融行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危及到国家和个人，其根本原因就是金融监管力度不足，相较于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来说，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十分巨大的，它极大的影响了经济实物和金融行业的正常程序。只有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稳定发展，加强监管力度，才能够有效的避免金融危机，降低金融危机产生的损失。因此，我们应积极发挥金融监管的危机防范功能。

（二）市场失灵补救

由于金融市场中存在一定的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因素，难以满足资源最优配置原则，金融市场监督十分重要，只有实现市场资源合理化配置才能够促进金融行业的正常稳步发展，但这一过程中产生着大量的金融风险，任何一部踏错都可能造成经济崩溃，危害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必须要发挥监管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实行金融市场的科学化治理，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加强金融监管制度下的风险管理

（一）完善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法律体系能够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只有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完善的监管体系，提升市场交易权威性，才能够满足金融产品需求，营造良好的金融产品发展形势。

（二）提升金融产品法律系统性

建立金融产品法律的系统性，完善相应道德法律法规，进行不同金融产品的监管，更好的满足市场仅以需求，加强市场交易行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

（三）从实际出发，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管模式

不同的金融产品交易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需要采取差异化监管模式，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升监管机构的管理力度，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金融产品在风险防范、交易规则和技术特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有根据其特征制定规范性文件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才能够切实解决金融产品发展中的问题。四位一体的监管模式能够充分发挥监管主体作用，建立全新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完善金融监控体系。该模式要求实施严格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进行每笔交易的严格审查，结合国内外金融管理经验，落实各部门职责和任务，将外化监管转变为内在动力，构建和谐的金融市场环境。

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健全风险预警和急救机构建设

金融风险无处不在，只有建立风险预警和急救措施，快速将金融风险降至最低，才能够保证各项问题的快速解决。完善的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能够有效的监控、防范风险，做到金融危机的提前预防，更好的保证交易的合法权益，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和防范，金融市场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五、结束语

金融监管制度演变与发展是金融市场运作的必然过程，而金融风险也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完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和救援体系，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调控，营造更加健康、稳定的金融环境，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够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刘迎霜.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历程――基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视角的叙述[J].南京社会科学，2011

[2]殷力，体系强化 弱化风险――个人信用贷款业务的控制体系探讨[J].财经界（学术版），2010

金融管理监管篇3

关键词:企业年金 监管理论 应用

美国1963年发生的“斯图特贝克事件”、英国1991年发生的“麦克威尔事件”以及我国2006年发生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对各国企业年金的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事件背后则反映出对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企业年金的监管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从监管理论角度出发,分析监管理论演化发展以及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以期对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监管体系有所启示。

主要监管理论的演化发展

监管(Regulation)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通常是指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监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企业年金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理论体系,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金融监管理论。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联,事实上,监管的历史就是不断变换政府行为及其重点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学历史上,社会经济生活的监管与非监管呈现交替变化。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完全竞争状态下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市场往往不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转,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出现市场失灵,从而导致社会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自由放任经济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渐高涨,公共利益理论(The Public Benefit Theory)应运而生。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81;Varian,1996),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降低或消除市场失灵的手段。

在公共利益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其结果是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摆脱了经济危机,但又陷入了另一个危机:一些国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膨胀、官僚政治盛行等负面结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放松和取消政府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利益理论盲目相信政府在纠正市场机制缺陷方面的能力,想当然地认为政府是独立的机构,可以超越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维护公众利益。

公共利益理论及其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

公共利益理论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外部效应(Externality)和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三个市场失灵现象来论证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企业年金同样存在这三种现象。

(一)自然垄断

市场存在垄断时,厂商操纵商品价格和产量,获得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导致市场失灵。垄断给社会带来更高的价格、更低的产出和更差的服务,社会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管制加以消除。

由于企业年金非强制性,年金发起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企业年金如果在缺乏政府管制的环境中运作,可能被发起企业作为控制年金参与员工的一种手段,比如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年金账户转移权来限制年金参与员工转换工作,从而控制年金参与员工流动,进而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这与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标相违背。另外,发起企业和受托人相对员工而言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以控制年金参与员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企业年金计划治理主体或管理人施加压力,受托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企业年金基金,而不是努力使企业年金资产保值、增值。所以,员工自身并不足以消除发起企业和受托人因垄断地位而产生的市场失灵,政府监管是必要的。

(二)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是指提供一种产品或劳务的社会费用(或利益)和私人费用(或所得)之间的偏差,即外部性。外部性是“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效应”,某些人的行为对其他人产生无法价格化的后果时,就会产生外部性。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私人可以走到一起协商解决外部性问题,但各方的协商成本往往很高,所以存在外部性时,一般倾向于通过政府监管来消除外部性问题。

企业年金运营中的外部效应显着,企业年金基金本身需要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达到保值增值目的,与银行、基金公司等机构关系紧密,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年金基金可能会受到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年金运营机构)危机的影响,导致基金资产价格下跌,使年金计划失去偿付能力;并且还可能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波及其它企业年金计划参与者的信心,减少企业年金基金的缴费,或者提前退休和集体退休而导致基金支付需求陡然增加。所以,企业年金营运机构倒闭的社会成本高于个别成本,它对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破坏作用,政府必然介入企业年金监管。

(三)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在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合同的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分配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买卖最终价格往往是所有销售产品的平均价格,提供高价值商品的销售者会退出市场,而那些低价值商品的销售者趁机占领市场,其结果是“劣货驱逐良货”的市场逆选择,最终会导致市场崩溃。信息不对称还可能诱导一方试图减少另一方信息而取胜,发生遏制对方信息来源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价格体系无法有效传递信息,引起市场参与者较高的信息成本,信息效率市场的均衡无法实现,造成金融市场的低效率(Grossman,1976)。

企业年金运营中,年金受益人或受托人仅通过市场很难得到关于年金计划的充分信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监管是弥补信息公开不足的有效手段,防止年金计划受益人与企业年金“四种人”——即受托人、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行为。另外,企业年金基金从征集到支付、从委托经营到收回全部本息,都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受益人和委托人难以完全监督营运者行为,企业年金基金营运人容易产生、中饱私囊等道德风险。要克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就必须加强对企业年金基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管,增强企业年金基金经营的透明度。

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包括捕获论和经济管制论,对企业年金监管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一)捕获论

捕获论的基本观点是:政府监管虽然是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而被引入经济体系的,但很快就被监管对象所捕获而成为被监管者捕捉利益的工具。根据捕获论的原理,监管就像“猫追老鼠”游戏,被监管者寻找监管中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迫使监管者不断修改规则、完善措施、提高水平。如此循环反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水平在监管博弈中得到提高。这种理论应用于企业年金监管实践当中,首先就要求政府在出台一项企业年金监管法规或政策时,必须对其可能的效果和所付出的代价做出谨慎的估计,要掌握好一个监管“度”,使监管效果真正有利于受益人及参与员工;其次,要尽可能地完善和发展监管技术,健全国家法律法规,使其不受被监管者所利用。

(二)经济管制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er在1971年发表《经济管制论》一文,首次尝试用微观经济学基本范畴分析监管的产生。针对市场,如果放任竞争,成本为零,但收益较低,只能获得竞争性报酬;如果组织卡特尔或类似组织,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必须为此支付费用;如果要求政府保护(如控制进入),也能获得较高的报酬,但政府监管并不是免费的,必须向供给者(政府官员)支付“费用”。

监管行为主体一般是政府,意味着政府可通过改变监管供求条件来达到监管的既定目标,供给者是政府,在监管的交换中它获得金融资源或支持率,需求者是专门的利益集团,在监管中尽力拓展他们的经济地位。企业年金管理流程的共性是都涉及到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及投资管理人等“四种人”,关系见图1。“四种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除了这个整体的内部竞争之外,参与基金管理的各种 “人”与受益人和委托人之间因利益对立而形成两股对峙力量,这两股对峙力量对监管供给者——政府的影响的强弱,决定了政府监管最终的介入程度和力度。

金融监管理论对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监管体系的启示

上述分析说明,公共利益理论从理论上论证政府监管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也为政府介入企业年金市场和加强监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然而该理论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公共利益理论从消费者利益角度出发,但并未说明公共利益如何转化成为立法行动并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原因和结论、需求和结果之间缺乏连接机制;二是缺乏明确的公共利益能够被监管行动所实施的机制。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监管常常无法纠正市场失灵,不能够很有效地保护公众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捕获论虽然最早利用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解释监管过程,但它只强调监管被生产者利用的特征,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从某些监管中得到好处,而且也未能解释监管原因。因此,捕获论缺乏理论基础,“监管有利于生产者”的观点也只是一个假设。经济管制论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重新考察了监管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更完善的监管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监管的供求机制,但是要把监管需求和供给的决定因素量化是比较困难的。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处在需求高涨、潜力巨大的发展起步期。笔者认为具体方向主要包括: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监管要从严格限量监管模式向审慎性监管模式转变,政府监管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监督信息披露和放宽企业设立年金计划准入资格限制。

参考文献:

1.邓大松,刘昌平.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金融管理监管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理论综述

本文通过对都当前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局对金融监管的改革性文件进行研究，在写作的过程中，针对目前金融危机发生的现状进行分析，揭示出对金融监管的改革仍要继续，特别是对此国内外的文献研究较少，监管当局还没有完全认识到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由于各国利益立场的不一致，目前一些正在实施的比较激进的金融改革方案已经被搁置，要想提出一个被各国都接受的折中的方案，就必须就改革方案的设计言之有理，并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从六部分来讨论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的改革，进一步强调了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改革的必要性。

一、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中的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在国内仅有李妍与李文泓两个人研究过，它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现如今对于单个金融主体的稳健与安全的监管并不足以完全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从微观审慎监管的层面来看，在金融机构的一致行为之下，微观审慎监管更能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但是相比之下，宏观审慎监管则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定，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有两种即分业经营模式与混业经营模式，其中分业经营模式是把各金融机构按照某一特定的行业与领域进行业务经营，而混业经营就是把各金融机构监管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进行分散金融风险，第一种模式的系统风险性较大，且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非常的小，第二种模式可以理性的分散金融的风险，但是很多金融机构同时采用这种经营模式，则会导致整个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对于整个金融系统来说，其内部的关联性在不断的加强，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使风险进一步加大。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第一是整个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定价以及信贷供给，这使借贷双方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二是期限产生以及转化的形式的流行性风险较大，比如银行对批发型融资越来越依赖;三是信用证与股票等在市场上的资金价格与长期均衡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四是金融系统中杠杆率的水平变动;五是对于并未进行审慎的金融监管局的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的宏观层面上对货币以及财政政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金融系统中顺周期性的主要内容、表现及改革的方向

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顺周期性的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贷款损失拨备以及顺周期性的公允价值会计这三个方面，其中顺周期的资本充足率主要体现为对资本在经济上是否充足的要求，在经济滑落时要收紧，由于此时银行并不能获取股权融资，所以不得不收紧资产，进而减少信贷造成的信用萎缩，在经济上升时，资产的风险不高，波动的不是很明显，从而对资本的要求并不高。对于顺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来说主要表现为会计在确认贷款计时拨备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综合性的判断，在经济上升时，贷款的信用风险并未完全体现，所以产生的拨备计提就少，在经济滑落时，贷款的信用风险就成分表现出来，这时拨备的计提就多，对银行的资本要求就高，银行需要为提高拨备留出更多的空间。对于顺周期性的公允价值来说，主要表现为在进行金融的公平交易的过程中，要求交易双方对交易的规模与过程中的数量进行清算，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缩减经营的规模，则不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公允交易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当资产上升时，公允价值有助于资产的上涨，当公允价值下跌时，导致公允价值资产的减少。对于金融资产的顺周期性的改革方向主要为：第一，建立逆周期性的资本机制。第二，建立具有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第三，不断改革公允价值的会计使用。

三、金融系统中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危机之前，主要的观点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应该属于微观主体的行为，并且应该由市场进行决择，监管部门不应进行干涉，因为过度的干涉可能会对市场造成扭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家才认识到，如果激励机制设计的不恰当，会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造成金融动荡。因此现在薪酬问题已经成为金融监管讨论的主要问题。通过金融危机的经验，我们必须对薪酬激励机制进行改革，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薪酬机制如果对短期财务业绩过度重视，会导致高管过度投机。第二、激励机制与股价挂钩，容易导致金融机构更注重市值最大化，对金融体系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第三，目前的激励机制由于金融机构利润的滞后性，不能做到收益与风险相互匹配。解决薪酬激励机制问题，可能出现以下几点。第一，市场的流动性导致人才流失。第二如果各个机构在限制薪酬的行动上步调不一致，，先进行改革的机构可能会处于劣势。第三，人才的能力是很难评估的，所以确定最佳的薪酬方案也很难。因此，薪酬激励机制要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薪酬决定机制，二是薪酬结构。薪酬决定机制方面，对于高管的薪酬应增加股东大会的发言权，一般职工的薪酬由薪酬委员会制定，委员会应有其独立性。薪酬结构方面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对于职工的业绩评估应该分为财务和非财务两个指标。第二，监狱金融行业的管理风险可能会经过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所以奖金应合理的延迟发放，并制定追回机制。第三，业绩奖金可以采取股票或者和股票挂钩的形式发放。

四、金融安全机构的处理措施

政府对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的手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金融机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资产方采取分担金融机构资产损失的措施、负债方采取对存款保险金及金融机构的发债进行担保、股本权益方面对优先股和认股权证以及普通股等进行国有的转化，国有化的过程是政府求助大型银行的杀手锏，国有化的过程不仅仅具有产权的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金融监管手段，在此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安全网措施发挥的淋漓尽致，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创意，但是政府在进行使用安全措施时，并没有统一的救助对象，在这次危机中政府所产生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政府的监管机制与处理机制不完善，造成监管当局在不清楚资本有多大缺口的情况下，就对资本进行补充，这是美国进行测试的主要目的，又由于跨国公司的处理机制不足，导致了对母国以外存款者的保护力度不够，所以应对跨国机构的处理机制上加以完善和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完善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局的合作，二是接受本国的金融监管。对于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处理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点好处，一是可以缓解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二是可以缓解金融机构与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三是可以缓解金融机构中政府的动态的不一致。完善此处理机制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破产率，也可以降低处置的成本与难度，有助于缓解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等问题。但是如果政府不去救助这些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破产之后则对政府的监管与社会经济的稳定产生很大的危害，所以政府应该对这些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拆，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

五、金融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评级机构起到的作用被广为之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利益上的冲突。评级机构在对信用评级时，会收取被评级单位的费用，有的还会想被评级单位提供咨询，告知其如何提高其本身的评级。第二，信用评级对证券化的产品评级有缺陷，容易形成误导。例如，有些产品在刚刚发行的时候具有AAA评级，但是在金融危机后，该信用证券产品被降级到了不建议投资级，而这种下调的评级情况对公司或者国家为信用主体的时候却很少出现。第三，当有些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于信用评级过于依赖，当评级机构对某个信用主体或者某债券评级进行下调时，容易造成其参与者的统一行动，这样就会造成某些系统性风险。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评级机构亟待进行改革，其需要改革的方向有以下四个。第一，需要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管理，就是加强其监管力度，保证评级机构具有安全的政策和措施用来管理和披露这些利益冲突。第二，要把信用证券产品同其他以国家为信用主体或以公司为信用主体的评级分离开来。第三，要加强对评级方法、对评级模型和评级涉及的基本假设等相关事项的披露要求。第四，对于某些监管机构以及某些金融机构来说，需要对这类信用评级减少依赖。针对评级机构还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第一，该类信用评级做出后，在其使用方法上就会出现排他性还有非竞争性，从而使其具有公共产品的一些特征和特性。通常来说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公共交通、治安等，其生产成本由消费者共同承担，但是信用评级的成本却不能由信用评级的对象来负担。所以，信用评级虽然是公共产品，但是却有其特殊性，这就使评级机构有了自己特殊的商业运营模式。第二，虽然信用评级的及时性还有准确性一直受到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评级机构在市场上还是有其非常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标普等大牌机构，其意见还是有相当的权威性，对评级的上调或者下调都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快速的影响。有时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监管部门和投资部门很难自己对信用主题进行评估其信用状况，而不得已把一些评估工作交给评级机构来委托其进行，但是在同样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股票市场上，把经济分析师和股票分析师等职业却达不到评级机构的地位。

六、金融监管的理论综述

此次金融危机之前讨论监管理念的主流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其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要做的选择是效用最大化。经济人有其偏好，首先是公理化体系，其具备传递性和完全性;其次，选择还有不确定性，核心是期望效应函数。把假设具体化到市场上极为有效市场假说。即资本市场反应了证券的价格和相关的信息。该假说对金融监管的意义在于，市场的参与者是具有理性，并且所在市场是有效的，监管的目标是排除掉市场的非有效的因素，让市场的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少监管或者不监管。通过对金融危机的观察，有几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假设和其理论并不相符。第一，个体经济人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理性的。第二，就算个体理性，集体不一定理性，例如混业经营的例子。第三，市场纪律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控制风险的承担行为。第四，有些又大又混业的金融问题不能通过市场的而放心的进行解决。第五，金融的创新不仅能创造价值，也会存在缺陷。第六，金融消费中会存在欺诈行为和非理，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可能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借助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论证即个体行为有时并不满足经济人，有效市场的假说也不一定能够成立。行为金融学给监管带来的启示是，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当被改正。具体体现为一下几方面：第一、抑制过度投机。第二、限制市场准入制度。第三、对金融创新应加强监管。第四、增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第五，对投资人进行适应性监管。

综上所述，由于金融危机发生后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仅是挑战，也是促使本国与跨国机构的监管机制不断发展与进步推动力量，本文主要从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中的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系统中顺周期性的主要内容、表现及改革的方向、金融系统中的激励机制、金融安全机构的处理措施、金融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对金融监管进行的理论综述这几个方面来探讨有关金融监管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揭示出对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监管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了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造成更大的损坏，进行对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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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曙松，尹煜.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改革及其借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1，（06）.

金融管理监管篇5

（一）中国金融市场监督管理机制缺乏稳定性

金融市场监管具有特定的内在涵义，但是中国的监管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着滞后性，使其在市场监管中的协调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金融管理体系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不断地调整，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监督管理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在金融机构的分业监督管理模式施行中，由于金融机构的自律性不足，且协调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着不稳定性，使得金融市场监督管理的有效性难以发挥出来。

（二）中国金融市场监督管理目标模糊且范围狭窄

中国金融市场监管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设立，资产负债业务、金融市场的会计结算，对外汇外债、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的监管等等。管理的目标是监理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使其在运行中对金融市场实施高效管理，并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地完善，以确保金融市场健康而稳定地发展。在金融机构的监管中，特别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极为重视。但是，从中国金融市场监督管理的范围来看，不仅监管内容存在着局限性，而且监管范围没有实现全面覆盖，且监管力度不足，从而影响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效力。特别是监管内容要根据社会发展以及市场需要而实时更新，但是一些非金融机构，诸如、民间融资、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都没有被纳入到金融监督管理范畴。

（三）中国金融市场监督管理的方法不够完善

中国金融市场监督管理方法，主要采用公告和实体监管，并运用规范导向的方式等等。公告监管的缺陷在于，各种信息不对称现象时有出现。金融业与公众之间只有针对金融业务建立有效沟通，才能够对金融企业的经营质量以评判，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很容易产生不当经营问题。相比较于其他的金融监管方法，公告监管相对宽松，主要强调经营形式的操作是否具有合法性。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由于没有触及到金融企业的经营实体，使得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与公告监管相比，实体监管更为严格且以其强制力发挥有效性。在监管机制运行中，操作更为具体，主要是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对金融市场以规范化管理。按照中国的管理体制，金融监管所执行的是行政管理制度，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金融监督管理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行政规范不够健全，导致金融监督管理方法遵循计划、行政命令、经济处罚方式而缺乏灵活性。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督管理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是监督管理能力相对较低，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四）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缺乏协调性

中国目前执行监督管理的金融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些监督管理委员会分管不同的金融行业，但是在执行监督管理中，却由于对基本职责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相互之间各司其职而难以相互协调，金融监管相对分散、业务监管上的脱节而致使各种监管漏洞出现。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监管执行中，都是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来完成的，其管理职责主要包括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对于监督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并以命令的方式公布金融机构运作过程中的合法操作与合规操作。

二、中国金融市场监督管理机制

（一）机构监督管理机制

从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督管理机制来看，对金融市场中的机构管理主要包括银行机构管理、非银行机构管理和保险机构的管理。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准入和市场行为以监督管理，并实施有效的控制措施，以提高监督管理运行效率。但是，在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下，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多头监督控制，使得管理界限难以划分，这就意味着该种管理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目标监督管理机制

金融市场的目标监督管理要具有竞争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且在机制运行中要确保透明化展开。在目标监督管理机制的运行下，无论是金融业的机构组织形式，还是金融产业所发挥的功能性，都需要监督管理的主体承担目标监管，并确保监督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实施目标监督管理的运行机制，是要求金融市场运行中要处于产业链发展的状态，且运行高度集中，以利于多种金融业务有效地开展。此外，在监管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一个监督管理的目标由单一的监督管理主体负责。但是，由多个部门统一管理就必然存在重复监督管理的现象，使得监督管理的效率有所降低。

（三）功能监督管理机制

目前的金融业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监督管理机制，而是适应市场要求不断地实现多元化融合。在金融市场市场监督管理中，对于功能监控以有效利用，可以促进资金融通，以提供更为完善的中介服务。金融机构所能够提供的中介职能包括支付、规模、时态、风险、信息生产以及受托监督等等，根据金融市场所需要的服务内容设立功能，并设立相应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主体以监督管理，由此而确保了金融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也更为专业化。

三、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中金融监督管理所发挥的效用

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健康稳定地发展，就要建立稳定协调的金融管理机制，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对金融监管机制以调整并针对监管内容不断地完善，特别需要对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方式以跟进，使金融市场监管机制更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一）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督管理效用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步入世界经济轨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了世界经济环境。世界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取决于货币是否被世界其他国家所接受，或者被作为储备货币。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的金融业要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把握住金融发展方向，采取相应的战略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使中国进入到新的金融发展阶段，能够快速地适应世界金融市场环境并平稳地发展。这就需要充分地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使其处于监督管理的核心领导作用。现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中，资本的开放程度逐渐扩大，随着资本大规模进出，使得货币供给成为一种内生变量。此时，要使货币的汇率趋于稳定，中央银行就要启动汇率政策，以对资本流动情况以控制，使得汇率保持平稳。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得自由兑换中对贸易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要将有效的对冲机制建立起来，以避免资本规模性扩大而对市场产生冲击作用而造成金融市场波动。

（二）金融监督管理要制定相对完备的货币政策

一个国家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稳定的币值，才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制定完备的货币政策，可以对金融市场以有效控制，在缓解通货膨胀的同时，以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方向发展。人民币稳定的币值可以更好地控制国内的物价，也会对国际市场物价产生深刻的影响。实施金融监督管理，就是要促进货币币值的稳定性，以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对于金融市场过热或者投机现象都要能够有效消除。

（三）金融监督管理具有控制金融风险的作用

中国2005年以来实施了汇率改革，对境外投资业务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境外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可以对离岸人民币市场中所存在的风险以有效控制，并能够做好防控措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呈现出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存在着汇兑风险。为了强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要实施必要的金融市场管理机制，由中央银行实施战略性措施，对人民币的投资和结算业务以扩大，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对于中国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周边国家持有接受的态度会促进人民币在世界各地流通，将更多国家的货币吸纳到国家储备中，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能够更好地预防人民币汇率波动而产生的国际投机行为，在金融市场监督管理中，还要在实施监督控制的同时，建立预警机制，以提升人民币的跨境流动的控制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发展，金融市场呈现出国际化走向。世界各个国家为了维护国内经济稳定，都采取相应的金融市场监督管理策略，以通过稳定本国货币的币值而推进国内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轨道中，更需要根据本国实际制定相应的金融监督管理机制，以通过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提升监督管理作用。

金融管理监管篇6

关键词：监管理念；原则监管；规则监管；“MPBR行动”；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2－0033－05

一、引言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断深化，此次危机已演变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性危机。在此次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有关当局已经开始反思危机爆发的原因，其中，金融监管成为倍受瞩目的焦点之一：而与此同时，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把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推向了高潮。

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在2007年11月了《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The Blueprintforu，S，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其中批评了美国所采用的规则监管(mles－based regulation)方法，认为过细的监管规则“限制了监管者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造成金融机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出越来越难，导致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合作，降低了监管的灵活性”，并建议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采用原则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方法。与此同时。纽约州保险厅已经了一项草案，明确了针对保险业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原则各10条，旨在使该州成为第一个对保险业引入原则监管的州监管厅。起草该草案的负责人Eric R.Dinallo认为，纽约必须具备最好的、最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以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要采用原则监管。美国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多次发表演讲呼吁美国监管部门应采用原则监管方法。2008年3月，美国商会《增强美国资本市场地位：对美国各行业的一个挑战》，指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必须适应商业环境的变化，否则将减弱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和影响力。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全国性监管部门，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改革，并对资本市场采用原则监管方法以取代现行的规则监管方法。

其实，原则监管的方法早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被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所采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原则监管在英国金融业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后，2007年4月，FSA发起了“MPBR行动”(Mor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Initiative)，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原则监管理念的进一步升级。采用原则监管的方法使近年来英国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并逐渐成为其独特优势而受到全球金融业的关注。

此外，日本金融厅于2007年lO月宣布。为增强日本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在考虑将规则监管向英国式原则监管转变。目前，日本金融厅正在研究如何在监管中平衡规则和原则，鼓励金融业更加自律，同时让金融业在业务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无论是美日两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其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和对原则监管的探索，还是英国金融服务局对原则监管理念的构建和不断完善，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监管理念由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的演进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亮点之一。作为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新潮流，原则监管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把握原则背后所反映的监管理念，在实践中原则监管的优势有哪些，在我国推行原则监管的可行性如何，这些都是我国在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中值得探究的课题。

二、原则监管的内涵与监管理念分析

(一)原则监管的内涵

关于原则监管内涵的最佳描述来自FSA的观点，“原则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聚焦于结果，以高层次的规则(high level rules)作为手段，从而达到我们(FSA)所期望实现的监管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更少地依赖于规则”。

要更准确地理解原则监管的内涵，以下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FSA采用原则监管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了规则，而是始终将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与特殊规则(specific rules)相结合，并不断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且。在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原则，而尽量少用规则，这样做能使FSA更好地履行其法定义务。例如，考虑到已制定的特殊规则不能完全覆盖金融服务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潜在利益冲突，FSA用基本原则第八条将各种可能的冲突进行了抽象概括；再如，在某些监管领域，FSA还是保留了基本原则下的详细规则，如在资金充足性和公司的商业行为方面。此外，为执行来自欧盟的相关法规(legislation)和指引(directive)，FSA在其监管手册中仍保留了具体的规则。因此，原则监管并不是简单的“以原则为基础”，而是对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的综合和权衡。其二，采用原则监管的方法也不等同于降低FSA的监管标准。目前有些报告和评论误把原则监管理解为“轻度监管(light－touch)”或“软监管(soft－touch)”。而事实上，原则监管下的执行力非但不是“轻度的”，更不是“软”的。在“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下，公司只要保证自己的商业行为不违规，不被抓到把柄，便可“高枕无忧”；但是在“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下，监管者对公司的看法就至关重要了，FSA把公司对于监管原则的遵守视为维护高效、有序、公平的市场的根本。因此，只要监管者认为公司的行为伤害了市场和公众的信心，便会对他们采取灵活的制裁措施。例如，2005年6月，FSA以花旗集团在2004年8月所进行的欧洲政府债券交易违反基本原则第二、三条为由，对其进行了高达139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而且FSA是当时在欧洲对花旗集团实施制裁的唯一一家监管机构。再如，2007年12月，FSA对一家存在欺骗消费者行为的寿险公司开出了高达126万英镑的罚单。由此可见，采用原则监管方法的FSA有能力对违反原则的公司进行制裁，尽管他们可能并未触及具体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研判，原则监管并非所谓的“轻度监管”或“软监管”。

(二)原则监管反映的监管理念分析

1、从规则到原则，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监管意味着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更多地追求原则，而较少地依赖于详细的规则。FSA在删减监管规则的同

时，制定了具体的监管原则，并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FSA已在监管手册中对不必要的监管规则、限制监管目标达成的规则、收益无法平衡成本的规则以及不利于加强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责任的规则加以删除或修订。

同时，FSA通过两个层次的监管原则的制定来推进原则监管：为了给公司(被监管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FSA制定了第一层次的11条原则，这些原则捕述了公司最基本的义务，称为商业原则(PrinciplesforBusinesses)。尽管在现实情形中应用这些原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这些原则为公司提供了他们日常经营活动中所需要遵守的高层次指引(high－level guidelines)。而第二层次的监管原则则与FSA自身有关，称为“好的监管原则”(Principles ofgood regulation)，由6条原则组成，为市场提供了对监管者未来行动的更高确定性以及新的监管活动将建立在严格的分析上，充分考虑对于市场的成本和收益。

FSA监管原则的制定非常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11条商业原则的内容分布来看，其中有5条与消费者保护有关。此外，FSA把“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Treating Customers Fairly，TCF)作为原则监管在实践中的应用，并作为“MPBR行动”的核心加以推进。

2、以结果为导向，体现监管目标。原则监管实质上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outcomes－based)的监管方法。FSA的官员把“MPBR行动”定位于“我们(FSA)从关注公司自身运行的过程向寻求为消费者、公司和市场所期望实现的结果的转变”。也就是说，公司在其业务经营活动中，可以自行决定所采用的程序和措施来实现由监管者所给定的监管目标。因此，监管者对公司所需要实现的结果会事先进行说明而不是对公司必须采取的程序和措施做出详细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自主地来寻求使其商业目标和程序与监管者所规定的监管结果保持一致的最优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帮助公司理解监管者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并且为公司高管提供实际的案例和指导已成为FSA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监管风格，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行业解决方案和指导材料而不是正式的规则和指示。

当然，在实施原则监管的过程中，FSA需要用明确描述的结果来指导监管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FSA在监管活动中更加明确了监管结果，与其法定目标保持一致。自2003年以来，FSA形成了三大战略目标：(1)促进高效、有序和公平的市场；(2)帮助零售消费者实现公平交易；(3)使FSA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为了更好地进行原则监管，在每个目标下，又相应地设置了3个结果指标(见表1)。这些结果指标将对FSA的规划、决策和操作活动起到推进作用。

3、增加高管责任，突出监管互动。对于公司高管责任的关注是原则监管的内在理念之一。原则监管对于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的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甚至普通员工的职责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FSA将对于监管原则理解和应用的责任转交到了公司自身。尽管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原则白行决定经营方式、制定业务规则以及遵守行业自律准则，但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也同时增加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监管也可以被理解为“以管理为导向”(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的监管。

通过“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TCF)的实施，FSA正以一种新颖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增加对高层管理的重视。FSA以鼓励、劝告、命令等手段让公司积极开展TCF项目(见图1)，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多年的演进，该项目逐渐强调公司关于自身如何对待消费者的思考。目前，该项目要求高层管理者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案，以确保TCF项目有效融入公司的价值、文化以及公司进行商业活动的方式中。

在增加公司高管责任的同时，FSA也非常注重和高管人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帮助他们共同实现监管目标。当公司面临一些潜在的监控难题时，FSA会积极地和公司高管开展讨论并平静地解决问题，而非公开惩戒，从而既做到防范风险于未然，又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成本。基于这样的监管互动，公司高管对于FSA的评价很高，使得英国的监管环境具有很高的亲和力，同时也使公司的经营自主性大大提高，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促进了英国金融市场的繁荣。

三、原则监管的优势分析

(一)增强监管弹性，促进机构自主经营

虽然规则监管具有操作性强的优点，但具体的、缺乏弹性的规则也往往意味着有更多的漏洞，一味地死守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在“安然事件”之后，人们意识到依靠制定详细的规则来防范未来市场风险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详细的规则不仅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而且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轻而易举地逃避准则的约束。安达信首席执行官曾感慨道：“安达信无权迫使客户披露隐藏在特别目的实体的风险和损失，客户常说，规则并没有要求对此予以披露，你不能要求我遵循更高的标准”(FloydNorris，2001)。而原则监管则不同，监管原则大多是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行为标准，而这些标准是“以宽泛为基础”(broad－based)的，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而且直接指向监管结果，不易被企业精心策划的“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所规避。

正由于富有弹性和灵活度，监管机构以监管原则为标准授权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活动，而金融机构必须依照这些监管原则有效地进行自主经营、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并及时处理利益冲突。在风险控制方面，公司可以根据结果自行研究相应的方法，而不是由监管者所制定的方案――因为在原则监管下，公司和市场往往比监管者更擅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需要给予公司更多的自主经营权，结合公司自身状况更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

(二)提高市场效率，加快金融创新

原则监管对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产品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规则监管下，一种新的金融产品的推出将耗费6－9个月的批准期；而在原则监管下，交易所可以通过自行验证在第二天就将新产品上市，效率的提高将给企业带来新产品的价值而无须面临长时间的延误。同时，这也将有利于风险对冲者、投机者和消费者进行交易。在美国，原则监管使CFTC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样的监管方法下，CFTC有能力在预防欺诈和价格操纵的前提下维护市场的创新和竞争。自从2000年CFTC成为一个原则监管者以来，美国期货市场的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作为期货市场领头羊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市值已达3700亿美元，不仅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零售消费者也纷纷将资金从传统的股票、债券投向期货合约，促进

了期货市场的蓬勃发展。据BIS2007年9月的季度报告，在美国交易所内进行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从2005年12月到2007年6月期间，期货合约从8280万增长到12180万，增长了47.4％；期权合约则从4370万增长到8730万，增长了100％。

(三)降低监管成本，节约监管资源

成本收益分析是考察监管方法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实践证明，采用规则监管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2006年，美国规则监管的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FSA6.25亿美元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达到了被监管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而减少、简化监管规则，采用原则监管则可以大大降低监管成本，节约监管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法规资源等。据FSA估计，在新的监管手册中，仅反洗钱监管规则就由57页缩减到2页，金融企业每年的报告成本一项就可以压缩2.5亿英镑，下降幅度达40％。原则监管也使美国CFTC用在期货市场欺诈和操纵行为上的政府资源大大减少：CFTC可以选择使用人力资源来调查、检举有关案件，而不是浪费不必要的资源用于被监管者对于监管规则的遵守，因为对于这些规则的服从是可以由被监管者自行证实的。

(四)聚焦监管目标，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原则监管目的性强，聚焦于原则背后的监管目标而不是仅仅盯住详细的条款和规则。尤其是在监管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原则往往能起到指导作用。长期来看，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原则更具有持久性。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监管，而是需要更好的监管方法，而原则监管无疑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最佳方法。根据FSA的研究，在危机时期，那些在商业活动中始终坚持监管原则所要求达到的高层次目标的公司的处境要比没有坚持的公司好得多。监管者应当更重视公司高层管理者与监管目标保持一致，随着情况变化调整实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机械地服从详细的监管规则。

四、对我国推行原则监管的思考

(一)权衡原则与规则取向，确保金融稳定与创新同行

在具体实践中，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监管理念，有各自的特色和适用条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监管具体内容灵活应变。目前，银监会对于一些传统业务以及风险比较大的业务仍坚持规则监管的理念；对创新业务，银监会正探索原则监管的理念。一项创新业务的推出，由于参与的主体较少，无论对于监管者还是机构来说，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没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情况下，很难造成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也就可以考虑实行相对规则监管来说不太严格的原则监管，为业务的发展提供空间。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监管理念仍应以规则为主、原则为辅，适当提高原则监管的比重，充分给予原则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动力。

(二)充分认识原则监管的实施基础，结合国情逐步推行

我国监管机构要推行原则监管的理念，就必须充分认识原则监管实施的基础，结合现实国情分析可行性。原则监管的有效推行和以下条件是密切相关的：一是金融机构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二是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能定期开展开诚布公的交流和协调：三是具备自律监管传统和崇尚监管效率的监管文化：四是具备较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五是监管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能够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动向。而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差，内部控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作用还不突出，因此，我国金融业目前还不具备采用基于原则监管的条件，仍需完善各项基础条件。对于公司治理、透明度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等，可以提出科学合理的原则要求，注重发挥金融机构内部监控与外部市场约束的作用，实现外部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纪律约束的有机结合，共同推动监管目标的实现。此外，还要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以有效推行原则监管。除了注重开展有效沟通的培训，还要注重加强对监管人员监管理念的培训，既要做到自身准确理解原则，又要有能力对金融机构原则执行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三)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积极实践原则监管理念

无论是FSA已经践行多年的原则监管行动，还是最近发起的作为原则监管“升级版”的“MPBR行动”，都始终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核心理念并在实践中加以推进，如旨在督促金融机构公平对待消费者的TCF项目等。FSA在原则监管理念下积极推进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其特色和亮点之一，值得各国监管机构借鉴。相比之下，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极其有限，《商业银行法》在立法宗旨(第一条)中对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的保护仅仅是一笔带过，对于商业银行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调整、争议的处理、对于客户权益保障的公平性问题等丝毫未提或仅仅是轻描淡写。我国应借鉴英国FSA的做法，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在实践中升华原则监管的理念。我国监管机构应明确将“适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列入监管目标，完善相关法规的同时，制定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监管原则(包括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冲突与争议的处理等)，督促金融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积极履行义务，公平、公正地对待消费者。

(四)转换监管者角色，实现监管互动，改善监管环境

金融管理监管篇7

随着全球金融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上资本流通性也不断增强，每个国家的金融产品也越来越丰富，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也随之增高，这就使得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际金融风险的水平。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非线性的、非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这就为金融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正因如此，本文主要以协同理论为基础，使用了比较合理的研究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有效的分析。

【关键词】

协同理论；金融监管；协同监管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前几年暴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在金融业的运行中的每一种不同的潜在风险的原因是不能忽略的。根据我国实际的监管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分业的监管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我国的分业监管制度已经慢慢的向混业监管制度转型[1]。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金融体系一直都处于一种相对比较被动的形式下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时非常不健康的，从经济安全性和经济稳定性的角度思考，这两者已经成为了人们当今最为重视的核心。为了使我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进一步弥补我国金融事业的不足，本文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对金融监管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协同理论简介

1.1协同学简介

协同学主要的基本概念包含“竞争与协同”“序参量”等，其中竞争与协同是协同学提出的系统整体变化的动力来源系统内部的作用，在这个系统中，系统内部的每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是协同学的基础，竞争系统也是整个协同学演变过程最为活跃的动力。所谓的协同也就是协作与合作，这也是系统的统一性的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系统中这个规律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哪个系统，协同学主要的表现都是协作与合作[2]。但是从层次的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系统内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而序参量在协同学中主要是对一个系统宏观有序程度进行衡量的标准，序参量在系统中发挥着指导子系统的运行和对系统宏观有序的情况进行有效反应的作用，如图1-1所示，序参量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1.2协同理论简介

不管是哪种系统，稳定性都代表着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而在系统中不稳定性都代表着一种比较激进而且具有破坏能力的原因。而协同学理论就存在不稳定心的原理，而且这种不稳定性原理对于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来说都非常具有意义，系统也是这两种因素在某一个特定程度上的平衡[3]。如果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系统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出现一种比较激进的理论来打破这种稳定模式，这样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系统的发展，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出现一种比较新的模式出现，这也是协同学不稳定性理论的主要模式。（如图1-2）。

2 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出现的问题

2.1缺乏有效的协同决策机制

就目前而言，我国协同监管的组织形式其实是一种相对比较松散的联系会议机制，这种比较松散的联系会议机制在监管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大的缺陷，监管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一般情况下都是建立在事情结束之后的总结之上，对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起到防御的作用，而且因为决策机构和法律约束力，这样就更难让监督机构的意见难以达到有效的统一，从而严重制约了协同决策有效性。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里面，主要的协调机制由三个监管机构建立的一个监管会议机制，而且这个会议机制在加内容监管机构里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2.2实施金融协同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完全

我国建立的各方面的金融法律体系都是以行业为基础的，而且我国的监管体系也是和我过的法律相对应的，也正因如此，在金融监管协作方面我国缺少了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相关人员的监管职责不够明确，就目前而言，我国对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原则，也正因为这样，直接导致了各个监管机构在对其相应的机构监管的过程中单独的依靠法律，从而忽略了各个监管之间的协同作用，进一步使得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没有法律可以依靠。2）很容易使得监管套利。不管在银行行业中还是在证券行业中，因为每个行业根据的法律不一样，就很容让人利用法律空隙进行套利。由于在不一样的监管体制下，每个人依据的监管法律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很多监管部门对同一个业务进行监管的时候会存在不同的监管措施，这就回使得每个监管机构之间出现矛盾，从而使得监管机制完全发挥不了作用，监管措施也不能顺利的进行。

3 完善协同理论下金融监管的策略

3.1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

在对协同机制进行完善的时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考虑，第一，要明确每个监管机构的监管对象，这样就可以出现重复检查的现象发生，从而进一步节省监管的资源，与此同时，成立一个专门检查委员会协调调查组，对于一些相对比较重大的案件可以利用他们进行详细的调查，这样不仅仅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还能够进一步防治各个监管部门推卸责任的现象。然后，要对检查的方法进行合理有效的明确，在符合法律的要求下和金融协同监管部门一起进行检查，对检查的重点进行有效的突出，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效率。

3.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规范

在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规范进行完善的时候，第一，对根据相关金融业务发展的要求，对已经存在的法律进行合理的修订，对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进一步明确，而且要使得联合行动制度化；第二，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从而进一步对监管者的职责和监管范围进行有效的辅助；第三。注意相关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协同作用，把协同作用细化到监管法规的具体事件中去，对金融机构合作问题做出详细的安排，充分发挥协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使用协同理论模型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进行协同分析，首先完善协同机制的监管框架，其次完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的主要内容，最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够使得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陈建军.央行与银监会：分工与合作[J].中国证券期货，2010 （4）： 4-12.

[2]孙工声.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J].中国金融，2009（6）： 24.

金融管理监管篇8

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放开各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政策纷纷出台，显示出“放松管制”的特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基金公司等机构无不牵涉其中。监管部门的“资管新政”放宽了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资产管理的投资范围和运作方式，同时给期货公司与保险公司颁发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牌照。分业经营下金融业“画地为牢”的格局将不复存在，证券、保险、信托、银行四大金融行业在资产管理市场上实现了真正的混业经营[1]。资产管理行业已然步入“泛资产管理时代”。

所谓“泛资产管理”，是指其他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的方式，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其特征：一是资产管理主体更加多元；二是资产管理市场更加统一；三是投资业务领域更加融合；四是依托法律关系更加趋同。[2]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各自“治下”的金融理财产品的发行条件、募集对象、审批条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资风险负担、资金使用要求、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方面的内容均是“各自表述”[3]。

通过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的演变以及现状的整理和分析，有学者认为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逐渐放开松绑，金融业从分业向混业转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整个金融业的行业利润率将趋于平均[4]。资产管理行业的新变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原则也应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才能为金融行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二、金融监管与法律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原则，是指能够全面、充分地反映金融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知道思想。它体现了金融监管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监管法律的灵魂和基本价值所在，对金融监管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率价值[5]。在确立金融监管法律原则的时候，既要避免笼统地照搬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也要防止将特别适用于某一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小原则奉为整个金融监管领域法律原则确立之皋圭。金融监管法律原则，是从数量众多、囊括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法规中抽象出来的，自然应当有着金融领域的独特色彩。

何为监管？学者们看法各异。许成钢认为，从功能上来说，法庭与监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执法方式是被动式的，监管是一种主动的执法方式，意味着在有害的行为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采取行动加以阻挡。许成钢还介绍了施莱弗等人关于“为什么需要监管者”的理论解释：由于执法时搜集证据需要成本，要为执法者提供激励。而法庭要保持中立，就不能激励法庭，因此单纯靠法庭执法不能达到最优。由此施莱弗就说明引入监管者的理由，监管者是不需要中立的，可以犯错误，可以给他激励机制。这个理论用以解释捷克和波兰的金融市场为什么在转轨以来有重大的差异――因为波兰金融市场上有监管者在执法，而捷克是单纯地依赖法庭来执法，其结果是法庭没有很好的执法，金融市场就没有发展。

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认为，现实之中，任何的法律都是不完备的。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所以立法人不可能预料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件，不可能把法律定义得无限清楚，用语言准确地、无差异地写出来。由于法律是不完备的，即便制定了最优法律，其结果并不是最优的。当法律不完备时，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而法庭必须是中立的，因此不能成为主动执法者。因此需要有一个与法庭相分离的机构――监管者――即政府[6]。

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为金融领域的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在现实中，毋庸置疑，监管是有成本的。具体到金融市场领域，一旦出现有害行为，其危害之大足以拖垮整个经济，因此对于进行监管而支付的高成本就是值得的。监管者出于监管目的而制定的各类法规，相比于正式的立法而言，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并不苛求其能具有长期性和普适性，可以是为应对一时、一地之情况。在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监管者制定的各类法规显然更具有优势，也是解决不完备法律与复杂社会环境之间冲突的良方。另一方面，对于金融领域已经存在的法律法规，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监管机构有权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其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当然，金融领域的监管势必不仅限于立法权，在执法权的分配方面，应当赋予金融监管机构对其制定、更改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权力。

三、金融监管法律原则

（一）原则监管

原则监管意味着，在监管规范体系中，原则居于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而规则的制定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原则的具体规定。原则监管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2）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3）强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作用，要求其在监管程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4）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作为监管评价标准，允许监管对象自主决定采用相应的措施和方法[7]。与原则监管相对应的是规则监管。规则监管意味着，在监管规范体系中，规则居于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原则的意义仅在于昭示监管目标。

从总体而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主要是由原则（principles）、规则（rules）和指引（guidance）等各类规范共同构成。原则较为抽象，并未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通过比较宽泛的定性标准如“公平”“合理”等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规则是以抽象的原则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具体化各项权利义务。指引比规则更进一步，在实际操作层面，对原则和规则进行细化的解释、说明，减少这二者的不确定性。

英国从2005年开始，对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改革，推行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相比而言，原则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法律原则，其优越性在于：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更能激发金融机构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贯彻原则监管，首要的要求是理顺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坚持原则的主导地位，所制定的规则不得与原则相冲突。而作为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也不应被束之高阁。

（二）依法监管原则

任何领域的监管无疑也要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因此，金融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尤其是在泛资产管理的背景下，资产管理行业情况复杂，很多经营行为的合规与否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更应依法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或者不当监管的情形。

一方面，对监管者要明确授权，明晰监管与市场的界限，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和发展良好的监管合作关系。监管合作要求在监管双方之间建立畅通的交流机制以应对金融市场不断发生的变化。充足的信息是监管机构了解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合规性的重要渠道，也是金融机构高管层决策时的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监管者权力的制约，完善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监管者权力法定是完善法律责任的前提，而对监管者权力的有效制约是完善法律责任的必然要求。首先，需要有严格制定的金融监管法律作为依法监管的前提，包括金融监管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其次，金融监管机构的各项行为，从决策到执行，从调整到评估，其步骤和环节都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再次，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应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监督。最后，被监管主体（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若因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受到侵害，应保障其权利得到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救济在内的救济。

（三）协调监管原则

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充分考虑了银行、保险和证券分业经营的格局，但是，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银行、保险、证券也出现了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与之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日益频繁。但在多头监管之下，监管过度、监管真空与监管冲突依然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8]。虽然存在相关的文件、政策，意在协调一行三会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但在实践中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如在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其在信息共享的激励性、约束性以及合作协调的强制性方面有所欠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出多门的困境。泛资产管理时代，资产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资产管理市场的统一化，投资业务领域的不断融合，亟须有统一的标准规范资产管理方面的经营行为。

统一标准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整齐划一。在泛资产管理时代，要充分考虑不同监管对象在业务性质、行业现状等方面的异同，考虑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引导监管对象建立和实施差异化风险管理和内控系统的同时，鼓励其创新产品，提升竞争力。在原则监管的要求下，要保证监管标准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就离不开规则和指引，监管机构势必要通过制定统一的规则、指引来对原则进行明确和细化。但是，面对瞬息万变金融市场，如果过分依赖规则、指引，则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规则、指引过于庞杂，容易混淆监管标准，削弱了原则的效力，束缚了金融机构的创新性。这就与原则监管的初衷相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