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方案范文

商业保险方案篇1

一、项目基本情况

柬埔寨王国已经颁布实施了私有化电力法，鼓励和推动独立发电商以私有化方式开发柬埔寨水电资源，中水电以竞标的方式获得了项目的开发权，于2006年2月26日与柬埔寨国家工业矿产能源部、国家电力公司正式签署了该项目所需的一系列协议，并专门成立了项目公司以BOT方式开发、建设和运营该项目。

电站位于柬埔寨西南部的大象山区的Kamchay河上，距柬埔寨Kampot省首府Kampot市西北部15公里，Kampot市位于金边西南方向150km，交通便利。这是一个常规的中型水电站项目，工程主要包括：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取水口、发电引水隧洞、地面厂房、反调节堰等，总装机194MW。股东投入28％的资本金，采取“项目融资方式”(ProjectFinancing)向银行贷款融资72％。

二、BOT项目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内容

项目公司必须在整个项目特许经营期间，承担项目的所有风险，这是BOT项目的特殊性。因此，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风险管理方案和完整的、“无缝连接”的保险方案，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对整个合同执行期间内适时进行检查，实施完整的风险控制方案，并由保险专家来确定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和条件以及处理风险事故能力。

BOT项目保险主要内容简单介绍如下：

1.非商业保险(政治风险／信用风险)：

政府征收；

政治动乱(党派、大选及民众骚乱)；

货币转换，汇率及向境外汇出限制；

各种合同违约；

政府担保无效。

2.商业保险：

常规保险：包括工程建安一切险、人员意外伤害险、第三方责任险、运输险等。

职业责任保险：用以承担项目执行中每个独立的职业承包商风险。这种保险在单一项目中并不常见，但其承保范围以年保单方式承保了所有独立的承包商风险，因此，职业责任保险应独立于其他保险而贯穿于建设期和运营期始终。

建设期内保险内容包括(1)运输险：(含内陆和海运)承保自项目所需设备制造厂至项目现场的风险损失；(2)运输后续损失险：因运输过程中造成的风险损失而导致于其运营所造成的后续损失；(3)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一切险：工程建设及试车运行期的风险损失，以及在此期间内的责任风险损失保险；(4)运营逾期利润损失险：建设期内由货物运输和工程建设及试运行期内发生风险损失导致项目逾期运营而带来的利润损失；(5)采购信用保险：通常是对设备供应商／厂商的支付保障

运营期间的保险内容包括(1)火灾保险；火灾造成的利润损失险；(2)设备损坏险(与设备供应商提供的相应的设备担保综合考虑)；(3)财产／设备损坏利润险；(4)综合性商业责任险；(5)环境责任险。

三、BOT项目保险方案的选择

(一)保险市场状况

1.非商业保险市场：由于非商业风险属于国际上的政治风险，风险本身非常复杂，很难进行量化，保险市场和承保能力非常有限。目前主要有：

a.国际市场：MIGA的承保能力很大，承保条件和承保范围也比较宽泛，但审核程序复杂，前期费用高。以劳合社为首的政治风险保险市场与MIGA类似，但往往保险成本过高。以美国MG为首的政治风险保险市场，单独承保能力有限，通常作为再保险人考虑。

b.中国市场：中国信保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保险市场。

2.商业保险保险市场：商业保险市场相对比较发达，保险产品种类比较全面，选择性较强。大约在十年前，德国安联保险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推出了BOT项目统括保单。但由于国际市场形势变化，此类保单目前已经无法买到。因此，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保险市场和保险产品。

a.国际保险市场：欧洲保险市场(安联、慕再等)；伦敦保险市场(劳合社等)；北美保险市场(AIG等)。

b.中国保险市场：主要是人保、太平洋保险和平安保险。

如果单独追求保险成本，中国保险市场的保险成本比较低，但保险产品尚无法完全满足BOT项目的需要，而且保险服务水平和信用等级相对较低。

(二)保险方案拟定

根据上述BOT项目的风险特点、国际国内保险市场的状况及保险方案的拟定原则，我们从拟定的几种保险方案中选择了如下方案：

a.政治风险保险方案根据在保险市场中进行方案比较结果，结合贷款银行(进出口银行)的要求，除必须考虑的主要险种外，我们重点考虑了各种合同违约保险。

b.商业保险方案在目前的保险市场没有成套的BOT项目保单可以采购的情况下，我们将现有的保险市场可以提供的保险产品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套综合性保单。

(三)保险方案评价

对于上述施工期间的商业保险方案，表面上看类似于传统的工程保险方案，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采用了DSU保险，它涵盖工程一切险和货物运输险项下所承保的所有风险损失造成的工程逾期利润损失，以保障一旦发生风险损失造成工程延误而蒙受的逾期毛利润损失；其次，将传统的工程一切险项下所承保的工程机具设备损失独立进行承保，以保障在项目施工中损失发生率高、损失幅度低的机具设备，克服了以往在工程一切险项下由于免赔额高而使该部分财产损失无法获得赔付的缺陷。

四、保险方案实施注意事项

(一)保险公司的选择

对于上述综合性保险方案的实施，为使各保单之间相互衔接，最好选择同一个保险公司进行承保，以保证风险协调转嫁，避免产生缝隙。从融资的银行角度看，它们固然希望能够采用一个贯穿项目建设期直至运营期的统括性保险方案。这里所说的同一个保险公司是针对于传统模式的工程保险方式而言的，可以看到，普通的工程项目中，不同的保险内容或标的，如设备生产厂商，运输商，项目运营商等大多都是分别在不同的保险公司选择购买不同用途的保单，而在BOT项目下，应聘请有经验的风险顾问(如有经验的保险经纪公司)来组织、设计风险管理方案，并据此制定风险转嫁方案――保险方案，并组织各

保险公司方案报价，进行综合评估，向项目公司提供最终的保险方案，以供决策。

传统的风险转嫁方式对被保险人(本案为项目公司)而言，当建设期转向运营期时，保单承保责任并不能全部扩展和应用；在BOT模式下，所有风险都是由项目公司所面对的，不仅是建设期，也包括运营期，无论在两个期间内所有分包单位提供什么样的担保保证，风险总是无法避免的。换句话说，所有保单的首要被保险人都是项目公司，而其他分包商是共同被保险人。

上述对BOT项目的保险方案通常承保范围很广泛，因此必须谨慎考虑方案的可行性，即使项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须格外注意在每个单独的保单下会形成风险事故的不断累积，尤其是对项目财产保险和利润损失险要采取严格慎重的态度。此外，对上述所有的保单中，如果包括自然风险损失(暴风雨、洪水、地震等)，也需要购买与其相对应的利润损失险。

(二)保险成本的评估

选择保险公司往往会遇到信价比的问题，即信誉度高的保险公司往往会带来高成本。在BOT项目中，由于必须考虑一些特殊的保险产品，如本案BOT项目中的DSU保险，由于风险发生幅度和损失发生率均偏高，必须统筹考虑保险公司的信／价比，在合理的价格内，选择最好的保险公司。本项目最终选择了慕尼黑再保险和PICC结合的保险方案。

另外，在项目启动前，应整体考虑由建设期进入运营的保险成本变化，因此，应从项目总成本及收入状况来统筹规划总保险成本。如果设计一套长期的、综合性保险方案，将会大大地节省保险费用，并为保持项目平稳、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务保障。

(三)特殊风险的风险管理要点

职业责任损失补偿保险(PI，professional~naemnity)在通常的工程建设／安装工程项目中，咨询服务商(如设计单位)是由项目公司聘用的，但咨询服务商风险一般不在工程一切险／安装一切险保单的承保范围之内，如果在项目进行中由于设计错误给项目造成任何损失，保险公司或项目公司往往会从咨询单位及其职业损失补偿保险中寻求补偿。

在BOT项目中，虽然咨询设计单位有时是由项目公司聘用的，但有时他也是项目公司的一部分，因此，应将咨询单位也纳入到共同被保险人之列，一旦发生风险损失就不必单独向咨询单位寻求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在BOT项目中，设计错误所带来的风险往往高于普通的工程建设项目。

建议职业损失风险处理方案制定中，尽可能地将设计错误风险纳入保单之中，并适度提高设计错误损失赔偿的免赔额，同时要求设计单位提供相应的担保保证。

(四)建设期至运营期的风险移交处理

在普通工程项目中，业主单位在施工单位施工结束后将开始承担全部责任，通常以验收报告方式进行接管。

而在BOT项目中，施工单位与业主单位或项目公司为同一单位或项目公司成员，因此，不存在像普通工程项目那样由建设单位向业主单位移交的过程。然而，在由建设期向运营期转移当中，特别是局部工程竣工转向部分运营阶段，如果发生风险损失事故，将会对项目公司经营与财务带来很多问题。如果过渡期转移的定义不明确时，这类问题会更加突出，因为，很难区分保单规定承保责任、免赔责任及工期延误等。基于此类问题，项目公司应与各咨询商或分包商／供应商签署相应的协议，以利于保险公司便于核实赔付，从而保障项目公司的经济利益。

(五)生产制造商担保

如果设备厂商因其自身的风险原因造成供货延误，或因为设备在运营期内无法正常运行或停止运行，将给BOT项目带来无法预测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公司或保险公司自然首先是从设备的生产制造商所提供的担保来寻求补偿。然而，在BOT项目中，设备厂商往往也是在被保险人之列而将其风险转移给了项目公司，所以类似的赔偿工作面临着困难，因此要明确界定设备厂商与项目公司的关系，同时也要格外关注保单中的除外责任条款，以防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设备厂商责任保险应注意核查保单中对设备厂商责任除外条款。并适当调高设备厂商的免赔额，以获得足够的风险保障。合理支付保费，统筹考虑设备损失／损坏保障范围与利润损失保障。

(六)银行融资人的风险

通常，银行会要求项目公司与其签署相应的协议或贷款合同中加以约定，甚至要求项目公司提供竣工担保保函。

有些银行会要求作为保险合同中的共同被保险人，以直接从保险人获得补偿，如前所述，BOT项目在建设期内，若发生财产损失而造成项目逾期或延误，鉴于项目公司尚未得到任何收益，因而无法偿还贷款利息，可从保单项下得到补偿。

(八)利润损失

由于BOT项目融资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外部(非企业内部的)，而且项目公司缺少其他资金来源，因此对银行来说，利润损失保险对其尤为重要。

在这里相关的保险单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当项目刚刚开始的阶段，因风险损失而造成延误工期，将会对整个项目的竣工带来部分的乃至全面的影响，例如，有一种非常难以表述的案例情况，货物运输损失在项目刚刚开始阶段发生，从而导致整个项目逾期／延误。涉及上述各险种项目下的利润损失险，要对项目进展的每个阶段实施跟踪，以确保一旦损失事故发生则便于向保险公司索赔。

在BOT项目保险中，供应商扩展条款包含在利润损失险中，将会有效转嫁项目公司的风险，该条款将承保水电站主要设备部分，设备制造商在制造过程中发生可保的风险事故而造成生产／供货延误损失，很明显，此扩展条款对保险公司非常不利，因为设备厂家原本并不是该保险公司的承保客户。因此，需要与保险公司协调，调查和评估设备厂家的风险状况，以求获取合理的承保条件和费率。

项目公司在利润损失项下最重要的是保障支付贷款利息和分期偿付贷款，当贷款利息和贷款本金为固定款额时，可以考虑按毛利润额设定百分比方式，但在多数情况下，建议采取用全额毛利润额进行投保。

五、柬埔寨水电站BOT项目的投保内容和范围

(一)非商业保险(海外投资保险)

2007年12月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柬埔寨XX水电站BOT项目海外投资保险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保单。

承保风险为征收、汇兑限制、违约。其中承保的违约事件特指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2006年2月23日与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EDC)签订的《购电协议》，与柬埔寨工业矿业能源部(MIME)代表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实施协议》和《土地租赁

协议》中的以下条款：

1.购电协议

a.条款8.1.1：商业运行后，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按“或取或付”原则购买基本电量；

b.条款8.1.5：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保证在商业运营期内按“或取或付”原则支付基本电量的电价，但是如果因降水不足导致当年发电量低于基本电量，不足电量由此后年份的超额电量中按规定的比例冲减；

c.条款8.3.1、8.3.2、8.3.3和8.3.4：自1＃厂房第一台机组完成调试前到第15个商业运行年末，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应按约定方式支付基本电量电费；

d.条款，8：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支付电费，其中80％以美元支付，20％以约定的兑换率兑换成瑞尔支付；

e.条款15.5.3和15.5.6：根据项目企业的电站回购要求，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应按约定的终止价格支付价款。

f.条款16B.2和16B.3：法律变更导致企业成本增加或收益减少，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应相应调整电价或予以补偿；

2.实施协议

a.条款5.3.2：MIME确保项目公司无需使用水资源缴纳任何费；

b.条款5.4.2：MIME确保企业享受非歧视待遇；

c.条款5.7.2：MIME确保公司只须支付约定的租赁费用，且项目工程范围内不涉及安置移民问题，赔偿和／或获取私人土地的费用不超过约定金额：

3.土地租赁协议

a.条款2.1：MIME确保项目公司所承租的土地上不存在第三方的抵押权、通行权、承租权等第三方权利；

b.条款14.3：出租人擅自中止土地租赁协议，须赔偿相应损失。

保险金额：2亿美元；

等待期：汇兑限制：90天；

征收：180天；

违约：180天。

赔偿比例：汇兑限制：90％；

征收：90％；

违约：90％。

初始保险期：1年；

承诺保险期：15年；

免赔额：0

(二)商业保险

2007年8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国际业务部通过柬埔寨亚洲保险公司(出单公司，根据柬埔寨法律要求，在柬埔寨的项目承保工程一切及其附加险必须由柬埔寨当地保险公司承保出单)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柬埔寨水电站BOT项目公司出单承包商业险。其承包的险种及内容如下：

1.工程一切险(含延迟投产险)附带第三方责任险：

a.出保单公司：柬埔寨亚洲保险公司

b.再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

c.被保险人：中国水电XX项目公司和／或他们的分支和次级公司和／或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或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和／或直接的和／或特别的承包商和／或任何分包商和／或任何指定的供应商和／或可能的一次又一次指定的供应商和／或借贷人的权益和利息。

d.保险期限：自2006年11月1日起计共56个月并外加12个月的保修期。在保险期限延长不超过3个月时不增加保费。保险期限延长超过3个月时，需要征得保险公司的同意。

e.项目：水电站BOT项目，包括在不限于土建工程，机械和设备安装，输电线路安装和其他相关工程。

f.位置的限制：

第一部分：物资损失，在工地现场范围内及在柬埔寨境内与工程相关的地方，包括贮存场及转运场。

第二部分：第三方责任，在工程相关的世界范围内。

第三部分：延迟投产，在工程相关的世界范围内。

g.保险额度：

第一部分：工程一切险

保额为：2.4亿美元。

第二部分：第三方责任

整个保险期限范围内总额为500万美元。

第三部分：延迟投产

保险额度为1800万美元。保险内容为借款人的债务、毛利润和固定的管理费。保证期限为半年。

2.货物运输险：

a.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被保险人：中国水电XX项目公司。

c.保险期限：自2007年8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

d.保险标的：凡属柬埔寨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的货物，不论以何种运输方式运输，均属本预约保险协议可承保范围。货物的包装应符合安全运输的要求。

e.适用条款：乙方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货物运输保险条款(CIC条款)”和“英国协会货物条款(ICC条款)”承包。

f.承保险别：一切险

g.责任起讫：从起运地仓库至柬埔寨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工地第一仓库。

h.运输工具：甲方须选择适合于安全运输的运输船舶或经乙方认可的其他运输工具。

i.保险金额：本协议项下的总保险按甲方柬埔寨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货物计算。期末结算时按甲方逐笔申报的投保数据／出运数据计算实际保额。每一保单货物的保险金额，按货物到岸价(CIF价)确定。

j.免赔额：每次事故人民币20000元。

3.建筑施工机具险：

a.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投保人：中国水电XX项目公司。

c.保险期限：自2007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

d.保险标的：准备运到项目工地的建筑施工机具设备。

e.免赔额：每次事故人民币1000美元。

4.雁主责任险：

a.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投保人：中国水电XX项目公司。

c.保险期限：自2007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

d.保险标的：项目雇员

e.保险责任：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重大疾病

f.特别约定：特约扩展承保谋杀和袭击，驾驶或者骑乘摩托车、飞机，疾病以及以下热带病：淋巴丝虫病；疟疾；麻风病；肺结核；登革热。

商业保险方案篇2

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的有关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4.5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为14.14万亿元，进口为10.45万亿元，贸易顺差达3.69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中，纺织品、箱包、塑料制品、鞋类、玩具、服装、家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值达2.93万亿元，占到出口总值的20.7%。浙江省义乌市是国务院批准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区，仅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就有约7.5万家中小微商家与企业，经营商品达16大类、200余万个单品，是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信息、展示中心，被誉为全世界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庞大的外贸产业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将在深入剖析义乌外贸业供应链的基础上，借鉴“沃尔玛与UPS供应链金融方案”的成功经验，从供应链协同发展角度，尝试着构建一种银行主导下的“中小企业+外贸企业+保险”的金融解决方案，为外贸企业供应链金融创新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义乌外贸行业供应链现状分析

（一）供应链模式

义乌市外贸出口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箱包、塑料制品、鞋类、玩具、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整个外贸供应链由加工型企业、小商品市场商户、外贸公司和外商等构成。不同于传统产业的供应链，义乌外贸行业的供应链呈现出其特有的模式：在整个外贸产业链中，处在上游的是众多加工型中小微企业和小商品城商户，扮演着供应商的角色。处在供应链中游的是众多中小外贸企业与服务机构，其规模大小不一、数量庞大而且种类也多，基于法律形式和运营模式，主要分为自营外贸公司、代理业务部和外商采购办事处等3类。处在供应链的下游的是全球各地的外商（采购商），他们是商品的最终客户（见图1）。

（二）资金困境分析

近几年，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外贸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处在上游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加工型企业、商家）为了获得更多订单，往往会通过打价格战、甚至采取赊销的方式来抢占市场份额。处在中游的外贸企业，也经常面临着外商赖帐、坏账等风险。根据义乌市外贸预警平台数据显示：2009年曾发生159起外贸骗货逃匿案，3000多人被骗，货值4亿多元，2010年发生132起，2011年是108起，最近几年虽有下降趋势，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受到结算风险与资金短缺的困扰，义乌外贸行业的整体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三、沃尔玛与UPS供应链金融模式

当前国内有关供应链金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付账款类（保兑仓）融资、存货类（融通仓）融资和应收账款类融资等3种模式，很少有学者从供应链协同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创新。UPS （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与沃尔玛合作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沃尔玛是全球知名的零售商，在其供应链上游有着成千上万家的供应商。在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沃尔玛作为买方必然会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可以说，诸多供应商为了扩大销售，甚至不惜采取垫资的形式为沃尔玛提供商品，从而造成了自身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UPS基于供应链协同发展的角度，为沃尔玛和众多供应商提供了一套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该方案的巧妙设计使得沃尔玛、供应商、UPS都从中获益。其模式与流程如图2所示：

在这个供应链金融方案中，首先，UPS作为作为该金融方案的主导方，牵头与沃尔玛、供应商等达成多方协议，由UPS为其提供物流和结算服务。此外，UPS成立UPSC（信用部门），在UPS收到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后，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同时供应商支付物流配送费用和融资费用给UPS。最后，UPS把货物配送给沃尔玛，由UPSC再与沃尔玛统一结算货款。在该金融方案框架下，UPS作为主导方，在获取了物流配送的的业务收入外，还取得了金融服务的收益；沃尔玛通过该金融方案也省下了大量的有关供应商结算、物流方面的管理工作。众多供应商则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就可以快速获得资金，提升了企业的营运能力。

四、银行主导下的“中小企业+外贸企业+保险”供应链金融方案

（一）沃尔玛与UPS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启示

供应链金融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涉及多个主体，只有基于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才能促成供应链的共生效应。UPS （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与沃尔玛合作的供应链金融方案，最终的结果是带来了供应链各方的共赢局面，其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该方案从方案设计源头上就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需求，在整个运行机制设计上注重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二）义乌外贸业供应链金融的需求分析

通过对义乌外贸行业供应链与沃尔玛供应链的深入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义乌外贸行整个供应链中，外贸企业处在供应链的中游，是整条供应链的核心，与沃尔玛的角色类似。而众多为外贸企业提供商品的中小微加工企业、小商品城商户则同沃尔玛的供货商处境很类似。因此，想要解决义乌外贸行业中存在的物流配送效率不高、外贸企业结算风险大和中小供应商资金短缺等问题，在设计供应链金融方案时，一方面，需要引入一个类似UPS这类的主导角色，来为整个供应链各节点提供物流配送、结算服务与资金融通。另一方面，结合义乌外贸企业面临的外商赖帐、坏账等风险，还需要引入一个能够提供风险保障与转移的角色。

（三）金融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分析，考虑到我国现行的法律政策制约与物流行业的发展现状，还没有一家物流企业能像UPS（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那样为外贸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物流配送、结算和资金融通服务。在我国，只有商业银行能够为企业提供完善的结算与资金融通服务，因此在这个金融方案中，可以让一家商业银行机构作为主导，引入物流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组建一个综合服务体，从而实现类似UPS的角色。此外，关于外贸结算风险防范方面，可以引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信保），作为一家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其提供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能够有效避免外贸结算风险。因此，银行主导模式下的“供应商+物流+外贸企业+保险”方案的整体框架如图3所示：

（四）业务流程

第一步，商业银行选定一家物流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打造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可以像UPS （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那样，具备提供“物流配送+结算+融资”的综合服务能力。

第二步，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历史与数据，筛选出优质外贸企业进行合作，并签订多方合作协议。由外贸公司提供其供应商（中小微企业、商家）详细信息，经过严格、规范的审查后，商业银行确定各供应商（中小微企业、商家）的授信额度，而且外贸公司须为所有供应商提供担保。为了解决外贸公司与外商的结算风险问题，要求外贸公司的所有外贸业务都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

第三步，由商业银行主导，与物流企业共同开发一个综合“信息系统平台”，从而实现信息上的共享。一方面，物流公司可以全面掌握供应商与外贸企业之间的业务数据，根据系统中的订单、配送单、入库单等，为外贸企业提供物流配送服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该信息系统对贸易进行实时监控与真实性审查，以便提供结算与融资服务。

第四步，供应商向外贸企业提供货物，物流企业配送完毕，商业银行根据信息系统的有关数据和审批流程，在外贸公司发出支付指令后，为供应商提供贷款（支付供应商货款），供应商在此环节，分别向银行和物流企业支付利息与物流费用。

第五步，外贸公司收到外商客户的货款后，根据贷款期限，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预先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如外商客户未及时足额结算货款，则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根绝保险协议进行理赔，理赔资金用于偿还贷款。

在该金融解决方案的框架下，商业银行作为主导方，为整个供应链提供了资金支持，取得了金融服务的收益，并为拓展各类中间业务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外贸公司通过该金融方案也省下了大量的有关物流配送和供应商结算方面的管理工作。众多供应商（中小微企业与商家）则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就可以快速的获得资金，还省去了物流配送的繁琐，提升了企业的运营能力。物流公司与保险公司在该框架下，获得了更多业务发展机会，增加了营业收入。

四、结论与建议

商业保险方案篇3

关键词：个人税收递延；商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三支柱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6-0028-08

一、引言

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02亿，占总人口的14.9%①。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支出负担沉重，养老金替代率逐年降低。这迫切要求我国推进包括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建设。201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企业年金递延纳税新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第二支柱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与第二支柱的较小覆盖群体相比，我国寿险参保人口多，覆盖面广。2012年人身保险累计保费收入9 958亿，新单期缴保费占比30.4%，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险深度为2.96%，保险密度为178.9美元，较之前有大幅度提高，这为我国大力发展第三支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②。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减轻政府基本财政压力，提高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财务可持续性，是满足中高收入者个性化、差异化养老需求的理想选择。为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我国政府在2014年8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加快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实施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路径之一，在运用商业保险手段提升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商业保险的发展，提高总和替代率水平。Walliser et al （1998）和Jappelli（2003）分别对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寿保险需求做出研究，认为税收优惠能够刺激保险需求[1-2]。Clara（2002）通过行为方法（Behavioral Approach）研究，认为个税递延具有激励投保人和保险人并促进商业保险发展的双重作用[3]。Davis（1995）基于社会保障替代率、税收优惠模式及税率等因素证实税收优惠对养老保险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4]。

国内最新研究更倾向于使用EET征税模式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EET模式商业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5]。多数学者认为EET模式具有简单易行、政府税式支出少、激励效果明显等优点。例如，王莹（2010）指出商业养老保险EET税收优惠模式的实行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可以刺激个人投保和保险企业的盈利[6]。李晓晟（2011）对EET、TEE以及TET三种税收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并认为我国适合采用EET模式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7]。周建再 等（2012）通过构建EET型商业养老保险税式支出模型和替代率模型，认为EET模式对财政收入影响小，且能达到较高的替代率水平[8]。

回顾国内外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分析了商业养老保险EET税收优惠模式的可行性，忽略EET模式对参保者、保险行业、政府三方的效益，方案的效果难以确定。为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提出完善的税收优惠方案，通过建立精算模型着重测算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优惠政策方案对个人的税收优惠额度及养老替代率，增强个人的参保意愿，并从保险行业、政府等另两个参与主体角度考虑方案的可实施性，明确优惠方案对个人、保险行业、政府三方的激励效应，从而充分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支柱作用，推动三支柱的协同发展。

三、税收优惠方案设计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市场运行趋于平稳，人寿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发展在我国老年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2012年寿险业占总保费的比例达到65.58%③，较之前有大幅度提高，市场参与主体增多，覆盖面增大。一方面，基本保险替代率逐步下降增加了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日益增多的高收入群体也具备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商业养老保险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在我国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朝阳行业[9]。我国个人储蓄型商业养老保险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需要外部税收政策的支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为商业养老保险税收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可能。有效的税收政策安排能够激励个人和保险机构参与到商业养老保险市场，也体现了政府在商业养老保险中的导向作用。通过税收激励机制，实现对个人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激励保险公司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政府利用较少的税收优惠，让利于参保者和保险公司，可以促进第三支柱的发展，弥补第二支柱覆盖面有限，用人单位缴纳年金意愿不足的缺点，最终减轻政府养老财政压力。

因此，本文提出商业养老保险税收递延方案：参保者应计纳税额以保费形式委托给保险公司储蓄并递延至退休，再按照历年缴费额和税率一次性回溯征收，保费资本利得免税。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递延最高缴费额度为工资水平的10%，2014年个税递延最高缴费额度为5 400元/人年。

（1）投保人在领取时将养老金分为参保时的应计税保费和保费资本利得两部分，并分别进行征税。应计税保费部分按照参保前“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一次性计征个人所得税，税收按照缴费历年应计税基和税率回溯征收。保费资本利得总额分配到每年养老金领取额中，根据税法规定养老金收益不交税。

（2）个人税收递延对不同纳税人产生的税负优惠额度更倾向于高收入者，考虑到税收公平原则，可以通过设置个人税收递延最高优惠限额，降低政府税收损失风险，从制度上防止高收入者利用政策漏洞进行偷税漏税。商业养老保险递延最高缴费额度为工资水平的10%，2014年个税递延最高缴费额度为5 400元/人年（2013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2 379元④，2013年工资增长率为8.5%），至2020年提高到15 000元/人年。

商业养老保险在传统养老险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分红型、万能型等投资型养老险，本文仅以传统养老年金保险为例，基于保险精算模型和参数敏感性分析，研究改革方案涉及的参保者、保险行业和政府三方利益。

四、参保者收益分析

通过建立商业养老保险精算模型分析递延纳税方案对个人养老替代率的影响以及个人税收的优惠额度。运用精算平衡原理，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模型应满足：未来个人账户给付金额精算现值等于缴费精算积累终值[10]。由于商业养老保险以盈利为目的，管理费用附加在保单中转移给投保人承担，建立精算模型时，考虑扣除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管理费等附加费用[10]。

（一）模型建立

1. 积累额。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个人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用支出，暂从个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在养老金领取时一次性征税。

假设商业养老保险为期初付A元的年金，第n年末养老金累积额为：

MEET毛=cw・・（1+r）（1）

假设初始附加费用占第一年保费的比例为x0，之后每年附加费用比例为x1，得到附加费用的积累额：

M费用=x1・MEET毛+（x0-x1）・cw（2）

进而，得到净保费积累额公式（3）：

MEET净=（1-x1）・cw（1-r）-（x0-x1）cw（3）

2. 领取额。商业养老保险养老金总领取额等于基金积累额减去应纳税额和管理费用。根据方案设定，得到整个保险期间应纳税额为：

SEET税=cw・t0+cw（1+g）・t1+…+cw（1+g）n-1・tn-1（4）

其中，我国实行累进制个人所得税率，税率随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因此假设税率为t=（t0，t1…tn-1），δ为贴现率。

按照期初付1元的终身生存年金的精算公式为?x┑vk・kPx（其中vk为贴现因子，kPx为投保人在x～x+k岁生存的概率，ω表示生命表中的极限年龄），得到参保人在退休时养老金给付额的精算现值为：

PV=S・vkkPx=S・

kkPx（5）

其中，S为个人账户养老金领取标准，i为利率，k为取整余命值。

扣除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每年养老金领取额为：

SEET= （6）

3. 个人税收优惠额度。根据货币的时间价值理论，将个税递延前后的纳税额放在同一时点上比较，能更精确反映税收递延方案的优惠额度[11]。EET模式下，个人在整个保险期间应纳税额现值为：

PVSEET税=（7）

在未采取个税递延模式时个人应纳税现值为：

PVT税=++…+（8）

个人税收优惠额度可表示为公式（7）与公式（8）的差值，即：

f=PVT税-PVSEET税（9）

4. 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根据定义，养老金替代率β满足S=β・w（1+g）n。

得到，EET模式下的替代率公式（10）：

βEET=（10）

其中SEET为EET模式下的年领取额，w为开始缴费时的工资水平，g为工资增长率，n为缴费年限，w（1+g）n为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水平。

（二）模型假设和参数说明

1. 模型假设。假设投保人的养老保险完全依赖工作阶段的缴费，且不将投资收益作为遗产，投资收益完全为养老所消耗。养老金给付是一个期初付A元的终身生存年金。投保人在养老金领取阶段每年领取相等的养老金。

假设个人每年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所占工资比例固定不变为c，其年收入为w，则用于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为c・w，工资增长率为g。寿险业的投资收益率不断变动，假设商业养老保险的年收益率r为变量。n表示参保人的缴费年限，利率水平用i表示。

2. 参数说明。缴费年龄及退休年龄：商业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缴费和领取年龄不受制约。为测算方便，分别考虑30岁、40岁、50岁开始投保；我国规定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在此退休年龄统一按照男60岁、女55岁进行测算。

生存年限：生存概率分布以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中养老金业务表部分（分男女），其最高死亡年龄为105岁。若投保人在退休年龄前死亡，将一次性退还保单现金价值。

工资水平w及缴费比例c：根据上文提到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方案设计，假设2014年参保者年收入为54 000元，缴费比例为10%。

社会工资平均增长率g：2013年全国企业工资增长率为8.5%，与历史数据相比，中国工资增长率在2011年出现峰值11.6%之后，逐年放缓。假设高、中、低三种工资增长情景下增长率分别为3%、7%、10%。

收益率r：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商业寿险资金运用的综合收益率分别为4.3%、3.14%、2.68%、2.87%、3.6%、5.8%、12.17%、1.91%、6.41%、4.84%，总体来看，除2007年由于股市大牛而达到巅峰12.17%外，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通常为3%～6%。假设三个收益梯度分别为4%、5%、6%。

附加费用x0、x1：对于按年缴费的保险保单，一种最典型的附加费用安排是：在保单开始时支付给保险中介第一笔附加费用，为毛保费的50%，其后每年支付每笔毛保费的2.5%。因此假设初始附加费用为第一笔保费的50%，之后为每笔保费的2.5%。

利率i和贴现率δ：假设我国的年利率维持3%不变；严格来说利息率和贴现率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为方便计算，文中假设贴现率等于利息率，为3%。

税率t：根据2011年9月1日起我国个税实行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税。

（三）精算结果

1. 领取额与替代率。在不同的工资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假设下，分别计算男性和女性参保人每年按照平均工资10%的缴费额在不同年龄参保，退休后每年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和替代率水平（见表1）。以参保人30岁投保为例，假设年度工资增长率为3%、收益率为4%时，男性参保人首年的养老替代率为11.26%，而女性由于缴费年限较短，与男性相比替代率较低。

2. 税收优惠额度。基于不同的工资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分别计算男性和女性参保人每年按照平均工资10%的缴费额在不同年龄参保的税收优惠额度。表2至表4分别为在不同的工资增长率假设下，年收入54 000元的参保人未采取个税递延模式应纳税现值、EET模式下投保期间应纳税额现值以及税收优惠额度。以男性投保人30岁投保为例，假设工资增长率为7%时，可知该男性在投保期间应缴纳税额现值为58 651元，税收递延实施后，应纳税额现值为45 601元，由此可得，仅应计税保费部分30年个人税收优惠额为13 049元。在收益率为4%的情况下，男性30岁投保退休时商业养老金账户积累额达到733 215元，而纳税额110 687元，除去本金后，总收益积累达到365 621元，且不需要征税，对个人的吸引力大。

为进一步分析高收入者的税收递延状况，假设年收入240 000元的参保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由于设置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最高参保限额为5 400元/人年，高收入者享受延税部分的保费积累额基本等于上文年收入54 000元参保人的养老金积累额。同样的以男性投保人30岁投保为例，工资增长率为7%，在投保期间应缴纳税额现值为103 258元，EET模式下，参保人应纳税额现值为79 026元，个人税收优惠额为24 232元。表5至表7为年收入240 000元的参保者在不同的工资增长率假设下，未采取个税递延模式应纳税现值、EET模式下投保期间应纳税额现值以及税收优惠额度。对比表4和表7，高收入群体的个人税收优惠额度明显高于中等收入者，个税递延政策对高收入者的吸引力更大，也可以发现50岁投保优惠额度少于30岁投保的优惠额度，该方案鼓励个人尽早为养老进行储蓄，安排养老计划。

五、保险行业影响分析及政府税式

保险行业及政府部门作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另外两个参与主体，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也将对两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从保险业角度来看，税收优惠方案将会增加保险公司保单数量，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促进整个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相应地，对政府而言，税收优惠方案的实施以政府出让部分利益为前提，从而增加政府对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减轻个人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依赖，调整养老保险三支柱的结构，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对个人收益情况进行分析后，分别对保险行业的收益情况和政府的承担进行解析，以确定政策的可实施性，以及参与者各方的收益情况和承受力度。

（一）保险行业收益分析

税收递延将工作期间应纳所得税部分递延到退休后缴纳，降低工作时期的边际税率。在所有纳税人中存在一部分对于税收相比其他人敏感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需求比其他人更大，是商业保险发展的潜在客户。同时，不同收入阶层可能并不按照缴费限额进行缴费，而是根据自身需求对缴费额做出选择。因此，有必要对各收入阶层进行差异化分析，分析税收递延优惠给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带来的保单增量，更加合理地测算税收优惠方案对于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税收敏感度及递延税现金流变动进行测算，首先测算我国税优敏感人群的收入范围，进而依据我国纳税人口结构获得敏感人群的总人口数，最终通过计算得到各收入阶层缴纳的保费，即全保险行业保费的增加量。

根据本文提出的假设优惠方案：2014年个税递延最高缴费额度为5 400元/人年，至2020年提高到15 000/人年的标准。可计算出假设方案2014年个人每月最高的缴费额度为450元，至2020年提高到1 250元。

1. 敏感人群。定义减税额度超过无税收优惠情境下应缴税款10%的人群为敏感人群，10%的比例是根据国际研究经验得到。经计算，这部分人群的月均收入区间为4 000元～10 750元，购买限额450元/月的递延税养老保险而享受的税收递延额度为13.5元～90元。

如果税收优惠额度逐渐增加，由于所得税累进效应，更高收入层次人群对税收的敏感程度会被加速释放。当2020年个税递延最高缴费额提高到1 250元/月时，敏感人群的收入区间则扩大到4 000元～18 250元，税收的杠杆效应明显（如表8）。

2. 估算敏感人群数量。考虑各收入阶层分布人口数不同，因此，首先确定我国劳动者收入分布。依据2012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中按绝对收入分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数据，利用公式（11）、（12）将数据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按照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包括就业者本人）转换成就业者月收入，并得到就业人数。

就业者人均月收入=（11）

就业人数=平均每户就业人口×调查户数（12）

本文只考虑有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力且达到纳税额度的就业者，因此仅对达到纳税额度就业者的月均收入及就业人数进行分析，如表9。

根据表9中各收入等级人数占达到纳税额度的就业人口的比例，本文假设月收入区间在4 000元～10 750元的纳税人占总纳税人的比例大约为60%。结合国税总局在2011年的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约为2 400万。因此，得到敏感人群人数约为1 440万。

3. 估算税收递延撬动的养老保险市场规模。分别定义乐观情境下所有的敏感人群均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中性情境下50%的敏感人群参加商业养老保险；悲观情境下只有30%的敏感人群愿意参加。根据收入敏感人群的数量，计算在不同情景下税收优惠所能撬动的市场规模。以450元/月限额为例，在较乐观的情景下，能够撬动777.6亿元的保费收入；在中性情景下能够撬动388.8亿元的保费收入；即使在悲观的情景下，仍能带动233.28亿元的保费收入。

相比之下，我国2010年全国商业养老保险原保费收入只有1 215亿元，目前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在税收政策的刺激下，保险公司将获得巨大的红利。一方面扩大保险公司的业务量，进一步分散风险，保障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另一方面养老保险是长期险种，有利于增加保险公司的资金积累，为保险投资奠定基础，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的税式支出

税式支出，是指国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税法中对正常的税制结构有目的有意识地规定一些背离条款，造成对一些特定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的税收优惠，以起到税收激励或税收照顾的作用，基于这些对正常税制结构的背离条款所导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放弃或让与就构成财政上的税式支出[12]。商业养老保险个人税收递延方案的实施以政府让与部分税收收入为代价，因此方案制定时必须考虑政府税式支出的承受范围，量力而行。

根据假设，个人每月最高缴纳保费的比例为c，w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则最高税收优惠限额为cw，同时t为个人所得税税率，g为工资增长率，L为当期参加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数。在税收优惠模式下，政府当期财政收入损失为：

S当期税损=cw（1+g）n-1・t・L（13）

根据上文经过预测的税收敏感人群以及2013年个人所得税收入状况，估测优惠方案设计对我国财政的影响。

由于税收递延政策带来1 440万的税收敏感人群，根据七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得到首年政府的税式支出为23.3亿元～155.5亿元。然而，财政部2014年公布我国2013年的个税总收入为6 531亿元，首年延税额所占比例不足1%。即使按照方案设计到2020年最高缴费限额上涨达到15 000/人年，对财政影响也不大。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模式虽然会少量减少当期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但是通过税收激励效应，商业养老保险潜在客户被挖掘，参保人数激增，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大幅增长，从而增加政府当期企业所得税收入。而且从长期来看，当期税收损失还可以弥补政府由于实施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后减少的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减轻第一支柱养老负担，对未来的政府财政收入有递增效应。政府以较微弱的税收损失，带动巨大的外部效应，政策的可实施性较强。

六、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个人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模型，着重分析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养老替代率和税收优惠额度的影响；其次估算优惠方案为保险公司带来的政策红利，以及政府的税式支出，得到以下结论：

1. 个人受益于个税递延性商业养老保险。经过测算，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30岁参保者每月以10%的工资收入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可在退休后基本实现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10%的替代率。同时税收递延方案的实施减少了个人当期应纳税额，增加货币的时间价值，实现合理避税。另外，通过对30岁、40岁、50岁不同年龄参保人的养老替代率测算发现，50岁参保人以工资的10%投保，由于缴费期限较短，基金积累相对较少，必须以更高的缴费获得较高的替代率。因此为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一方面应鼓励个人为养老早作打算，提高个人的养老意识；另一方面对于50岁以上参保群体增加个人税收优惠额度，鼓励年龄较大的参保者加速积累养老金。

2. 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为保险行业带来巨大政策红利。如上文计算，即使在悲观情景下，政策仍能为保险公司带来接近260亿元的保费收入，这一数额占到2010年全国商业养老保险原单保费收入的21.4%。个人税收优惠方案为保险公司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实现商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保单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养老金保费的加速增长，扭转近两年寿险市场增速放缓的局面，为保险行业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3.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对政府财政影响较小。本文方案以每年5 400元的限额递延，政府首年的延税额为23.33亿元～155.52亿元，所占比例不足2013年个税总收入的1%，即使最高缴费限额上涨达到15 000/人年，对财政影响也很微弱。政府通过较少的税式支出，让利于个人和保险公司，利用税收杠杆的作用，刺激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减轻第一支柱的养老压力，推动三支柱的均衡发展[13]。

未来的研究，通过寿险精算技术，在保证保险公司利益前提下将寿险附加险种结合到商业养老保险后，增加对个人参保的吸引力。本文未考虑到断保和续保情形，有待学者作深入研究。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13》。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13》。

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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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华盈，张志杰.延税型养老保险的经济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0，（12）：64-68.

商业保险方案篇4

关键词：Bilski案　可专利性　商业方法

Bilski案背景介绍

从时间上看，Bilski案审查时间很长。1997年4月，Bilski和Warsaw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出专利申请。1999年3月开始实质审查，其权利要求全部遭到驳回。2000年4月，Bilski向专利上诉委员会BPAI(the Board ofPatent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提出上诉，经2003年和2006年2次审理后，再遭驳回。

Bilski不服，于2006年11月向美国联邦上诉巡回法院(CAFC)提出上诉，2008年10月联邦上诉巡回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驳回决定。Bilski仍然不服，又于2009年1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2009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2010年6月作出了该案是不可专利性主题的最终判决。

关于Bilski案的发明

Bilski案的发明名称为“能源风险管理方法”(Energy RiskManagementMethod)，申请号08／833，892。这个发明意在解决一定期限内能源消费的成本波动风险，实质上是一种对冲(hedge)方法。Biiski认为，在能源消费方面，消费者面临两大成本风险――价格风险和消费风险。前者得益于过去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帮助，已能够控制，而后者，却不易控制。因此，有必要用一个固定价格的产品，去管理总的能源风险，包括消费风险。其权利要求1是这样表述的：一种对商品供应商以固定价格提供商品的消费风险成本进行管理的方法，它包括下列步骤：

1.在所述商品供应商和所述客户之间启动一系列的交易，客户以一个基于历史平均的固定的费用购买商品，所述固定费用与所述客户的风险状况相一致；

2.识别出所述商品的市场参与者，其与所述客户有一个相反的风险状况；

3.在所述商品供应商与所述市场参与者之间，以另一个固定的费用，启动一系列的交易，该交易平衡了上述客户交易的风险状况。

Bilski的发明因为不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条(35U.S.C§101)关于“方法”的定义而被驳回。《美国专利法》第101条将专利分为方法(process)、机器(machine)、产品(manufacture)和物的组分(compositionof matter)4类(包括其改进)，除此之外的都不是专利的主题。《美国专利法》第101条是一个门槛级(threshold)条款，当发明主题不符合它的要求时，一切都免谈。Bilski的发明是不是美国专利法第101条中所说的“方法”，正是本案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牵扯到第101条这个门槛级条款，人们给予它更多的关注，人们需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才算是专利法中所指的“方法”。

美国审查过程

美国专利商标局根据联邦上诉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制定了一些内部指南，试图帮助审查员准确理解《美国专利法》第101条对于“方法”的定义，但由于这些判例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留下了一些法律真空。正是这个原因，美国专利商标局心甘情愿当被告，它真心希望法院能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

2008年10月30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对广受瞩目的Bilski案作出判决，通过对于美国专利法保护客体的解释，使用“Machine-or-Transformation”标准，重新表明了对于商业方法专利的态度，即可专利的方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要与特定的机器或设备相关，或(2)将特定的物转换为另一个不同的情形或物(1)it is tied to a particularmachine or apparatus，or(2)it transforms a particulararticleinto adifferent stateorthing)。据此，CAFC以全院联席方式会审此案，最终以9：3否定了纯商业方法的专利性。Bilski案将对今后商业方法专利的获得及执行产生重要指引，其影响力不仅涉及商业、金融、保险、证券业等，也深刻影响了计算机软件产业。

2010年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维持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Bilski案的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第一，“Machine-or-Transformation”判断标准对于评判方法是否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的可专利性要求是有用且重要的根据，但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第二，《美国专利法》第101条并未将商业方法完全排除于法定“方法”之外。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得到1999年颁布的《美国专利法》第273条的支持，该条款规定商业方法只是一种，至少在特定条件下，符合第101条可专利性要求的方法。

Bilski案对美国的影响

虽然联邦上诉巡回法院借Bilski案确立了“Machine-or-Transformation”标准，但它自己也承认，这个标准今后可能会遇到挑战，可能会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放弃。只不过，就目前而言，它是合适的。相应地，Bilski一方提出的一个观点却颇有代表性，那就是美国经济中的制造业份额在1999年时已经低于20％，而诸如银行、信用卡、商品交易、股票交易等服务业份额却在上升，如果这些服务业的商业方法类发明非得跟机器相关才能给予专利权的话，那将不利于鼓励继续创造不利于保持美国经济的活力。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对于软件和医药行业也许是好消息，生物技术行业组织以及先进医疗技术协会纷纷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Machine-or-Transformation”作为可专利主题的唯一判断标准过于严格，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将更有利于创新。美国法学会和美国律师协会也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满意，认为对《美国专利法》的宽泛解释将为更广泛的专利主题打开大门，能够激励未来重要但尚未可知领域的创新，有利于维持平衡、有效的专利制度，为发明人和消费者提供更多机会。

Bilski案对我国专利审查实践的启示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商业方法类的专利申请采用更为严格的审查方式，而如Bilski案中权利要求l所描述的涉及商业方法客体类的申请，会因为不符合专利法第2条第2款或第25条关于保护客体的要求而被驳回。因此，Bilski案所涉及的商业方法专利目前不在中国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所以该案并不会对中国的审查实践产生太多直接的影响。

但是，美国近期对于商业方法类专利授权标准变得宽松的趋势应该值得关注，以及其使用的“Machine-or-Transformation”标准值得研究。另外，随着我国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模式和经济类型的不断扩伸和外延，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比重日后会有所下降，而新兴的商业、金融、保险、证券业、计算机软件业等行业的比重逐渐提高，因此，为鼓励发明创造，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解释和界定可专利性的主题；如何顺应和推动技术革新的潮流；如何对商业经营方法给予适度保护；应该施加何种限制，以确保信息时代对商业经营方法的保护不侵蚀自然法则等公共领域；如何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中平衡发明人的利益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在Bilski案判决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解答，而这些亟需在未来的技术革新和专利法发展中进行深入研究和做好充分准备。

商业保险方案篇5

分析人士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多部门参与制定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方案仍待国务院向财政部、保监会和国税总局征求意见后推出。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近日在陆家嘴论坛期间透露，上海试点税延型养老险的条件基本具备，相信可于今年内推出。

保险公司人士称，一直参与上海试点方案讨论的国寿、平安、太保等8家中资保险公司已在产品、渠道、技术等方面准备就绪，等方案出台后即可推出相关产品。据保险业内测算，如果上海试点方案成行，将为上海带来年均逾100亿元的保费增量。如果未来向全国推广，增量保费收入将十分可观，不仅提升保险业利润，也将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资金。

有望在上海试点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在保险金领取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意见提出：“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险，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保监会会同上海市研究具体方案，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

分析人士表示，在当前养老金面临巨大缺口的背景下，各方推进养老金税收优惠方案的阻力正在减小。如果最初选择仅在上海试点，税收征管方面的难度也将降低。

方星海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据他了解，大概1个月可以买1000元的税延型养老保险。据媒体报道，在上海市政府上报的试点方案中，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定位为契约型，产品形式为万能型和分红型保险；税收递延模式采取“税基递延”型，即在缴费及收益阶段免税，领取阶段再根据当期税率表缴税；缴费限额为每月1000元，其中700元用于个人养老保险免税，300元用于企业年金免税。

据测算，如果采取“税基递延”型模式，在同等收入情况下，越早购买税延型养老保险产品，未来可省税额越高；如果在相同时间开始购买产品，收入越高，则未来可省税额也越高。

增量资金利好资本市场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作为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以政府为主导，享受税前列支；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由企业及职工自愿建立，但仅对企业缴纳部分进行一定比例的税前列支，个人缴纳部分无税收优惠；第三支柱是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其中包括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

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政策，目前我国养老金体系在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险方面存在失衡。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在我国养老金2万多亿元的总资产中，政府养老金占89.5%，企业年金占10.5%，个人退休账户几乎没有。在美国养老金20多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中，政府养老金占12.5%，企业年金占64.0%，个人退休账户占23.5%。

在美国，企业为个人缴纳的养老金作为企业成本不用缴税，个人缴纳养老金部分及其投资收益推迟至领取时才缴税。在我国企业年金制度中，只对企业缴纳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进行税前列支，对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税前扣除。

各方对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充满期待。据保险业内测算，如果上海试点方案成行，将为上海带来年均逾100亿元的保费增量。如果未来向全国推广，增量保费收入将十分可观。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我国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近十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1万亿元。做大养老金第二和第三支柱将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

业内人士认为，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个人和企业参与企业年金、购买商业养老金，将改变当前对基础养老保障的过分依赖，补齐并壮大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这两大养老金支柱，缓解未来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企业年金与商业养老保险所带来的资金均已在资本市场展开投资运营，做大养老金规模将对股市和债市构成长期利好。

有望提升保险业利润

据海通证券测算，对保险业而言，按照税延型养老保险每人每月的限额为1000元，如果第一年有10%的从业人口参保并逐年提高5个百分点，则第五年增加的保费收入较2011年上海人身险保费收入将增加76%，年化增速提升约10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税收刺激，预计推出后投保人参保的积极性将大幅增加。在中性估计下，在上海地区推广5年后，此项业务能贡献行业年利润约4.1亿元；在全国推广5年后，此项业务能贡献行业年利润约81亿元。

有券商研究报告测算，对于投保人而言，按照媒体报道的上海试点方案，假设一名30岁人士的工资计税金额为1万元，根据其收入所对应的20%最高税率来计算，每个月需缴个税2000元。现在可用1000元在税前购买税延型养老产品，则每月工资计税金额为9000元，每月可少缴200元个税，少缴部分将根据30年后起征点及税率进行缴税。由于退休后的收入通常不会高于工作时的收入，因此退休后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通常较低，再扣除通胀因素后，税收负担就更轻了。

商业保险方案篇6

一、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来源

第一，现有专利技术管理混乱而导致保护不力；第二，缺乏针对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的内部保护机制而造成无形资产流失；第三，未能根据市场优势和商业价值定位核心技术，区分知识产权保护的轻重缓急，浪费了法务部资源；第四，缺少对同行业竞争对手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状态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时监控而使企业一直陷于被动状态；第五，不了解海外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而痛失商机甚至遭遇诉讼。这些知识产权风险会钳制企业的发展，甚至让企业苦心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

二、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的目标

企业进行知识产权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要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一）确保企业知识产权创设、运用、保护、管理等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二）确保企业知识产权风险控制与企业经营目标相适应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

（三）确保企业有关规章制度和为实现经营目标而采取的重大措施得以贯彻执行，保障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性，降低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

（四）确保企业建立针对各项知识产权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制度，将企业因政策性风险、法律性风险、人为故意或失误风险而遭受的损失最小化。

二、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的措施

（一）企业高层意识到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是关键。 

法律问题不仅仅是律师或法律顾问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整个管理团队在相关责任产生之前就必须考试的商业问题，领导人意识到法律风险的存在并管理该风险，是迈向法律预防性实践的关键，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属于法律风险的子项，同样不例外，因此如何建立建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首先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企业家必须意识到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其法律风险一旦发生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以及全体员工必须树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企业法律风险意识。

（二）加强企业知识产权部门的作用，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企业经营流程

将知识产权风险管理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可以加强知识产权风险的识别，及时提供前瞻性的法律支持，并有效地组织实施。

例如，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研发流程，虽然由于企业规模与产品技术领域不同，相应的研发流程呈多样性，但是从创新技术方案形成到产品入市销售，都必然经过企业内部评审过程。在相关的研发流程评审决策点进行知识产权可行性分析，便于在研发过程中及时处理相关知识产权事务，例如专利申请、商标注册、著作权登记、保密防范等。

（三）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评审机制。

知识产权评审包括研发项目立项阶段对相关的技术信息特别是专利的检索和分析评判；研发完成后对成果的保护形式进行评审，确定采取专利或技术秘密等不同保护方式；生产阶段工艺路线的评判，利用专利文献选择较好的工艺路线；采购阶段对供应商的知识产权状况的评价；产品销售阶段对营销方案、广告用语的知识产权调查，对欲注册商标的商标查询等。

（四）建立知识产权档案

企业建立的知识产权档案，包括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的相关资料和文件，以及研发活动的研发记录，知识产权评审资料等。一般而言，企业知识产权档案中专利内容应包括从技术研发、试制、申请专利的原始文件、修改过程文件、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专利证书、专利年费交费票据、专利变更文件等，商标内容应包括商标设计文件、注册商标申请文件、商标注册公告、注册商标证书、商标许可合同等。完备的企业知识产权档案，应根据企业知识产权的活动过程和特点进行整理和归纳，才能确保发挥原始的、直接的、完整的法律证据作用，作为防卫侵权诉讼的“盾牌”。这样既可以识别企业本身拥有的全部知识产权，确定知识产权的权属，也可以严格监控市场动态，了解竞争对手最新的产品开发情况和侵权发生现状。当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或威胁时利用完备的知识产权档案，积极地参与起诉或应诉。

（五）采取对合作方和员工的合同约束措施

合作方的约束应根据合作的内容对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利和责任进行明确规范，利用设置知识产权保证条款来排除企业的侵权责任，减轻可能发生的侵权赔偿责任，这样即使在将来的诉讼中被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在诉后依据合同条款向合作方追偿，将侵权风险转移给合作方。在采购环节应明确要求供应商进行知识产权担保，确保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采购侵权产品。如在给他人做定牌产品时，合同中应明确商标保障条款即对方必须保证其商标合法有效，一旦发生商标侵权，由对方负完全责任。在委托他人为本企业做定牌产品时，合同中应明确专利保障条款，即对方必须保证其使用专利技术或产品的合法有效，一旦发生专利侵权，由对方负完全责任。同时在指定配套厂商或为主机厂商配套时，应在供货合同中，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使用，尤其应针对企业独家定制或自主开发的原料和设备等事宜，明确供方的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责任，限制主机厂商的知识产权权利。

（六）需要建立建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以应防范与应对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首先要建立建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要与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法律风险防范成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其次，需要建立建全专业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并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其中，并聘请专业的管理人员。

必须抓好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合同管理、授权管理、注册与监测管理。 加强涉及知识产权的合同管理是防范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基础性工作，要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知识产权合同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合同管理，授权管理与注册与监测机制， 有利于提升品牌知名度与打击侵权。

（七）合资合作过程中需妥善保护好知识产权。 

目前合资过程中外方通常采取以下手段让中方的商标价值在合资合作中暗暗的流失： 

将中方商标有偿许可给合资公司使用，中方取得一定的利益，但合资过程中外方尽可能的减少中方商标使用频次或定位于低档商品上，久而久之商品的品牌价值流失，成为鸡肋。 在合资过程中直接放弃使用中方商标，直接使用外方商标，中方商标即没有用武之地，淡出市场。 合资过程中中方本可以将商标注册在自己名下，却实际注册在合资公司名下，将商标权益拱手让外方。

商业保险方案篇7

在本文的12个典型案例中，有2个案例属于中小外贸企业为其他业务往来机构提供担保引发的信用风险，1个案例属于中小企业民间借款集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险传染，其余9个案例都属于供应链赊销行为引起的信用风险传染。(具体分类见图1)在供应链赊销行为引起信用风险传染的9个案例中，从金额和经济受害人数量上看，最高是“义乌市萨柔贸易有限公司案”,金额达700余万，经济受害人达105人，最低的是“耀团贸易公司案”,金额达100余万，经济受害人10人。其模式基本相同：外商客户通过赊购方式向贸易公司(市场经营户)采购货物，最终违约，从而导致连锁反应，使相关外贸公司或者市场经营户、个人遭受巨大损失。

2信用风险传染的理论分析

2.1信用风险传染成因

中小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是随着其开展的经营活动和信用行为所必然会产生的，由于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信用风险具有传染特性。在企业微观层面，比如：甲企业与乙企业有商业往来，甲企业将货物赊销给乙企业就产生了商业信用，此外乙企业又为业务伙伴丙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在这个由甲、乙、丙构成的系统中，只要其中一方发生信用风险，就可能会传染到任何一方，从而造成各方的损失。在宏观经济层面，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好的案例，从美国开始，基于经济的全球化风险就传染到各个国家。由于我国沿海省份多年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受到的影响最大，许多中小外贸企业在这次危机中面临资金、订单等方面的影响而减产、倒闭。

2.2信用风险传染机理

风险发出企业和风险接受企业是信用风险在企业间传染过程中的两个角色，当风险发生企业的风险发生时，风险通过商业信用和担保信用等关系传递到下一家风险接受企业，如果该企业有能力承受，就不会发生风险，也就不会传染给另外的企业。因此在信用风险传染过程中，风险并不一定会传染，只有当风险发出企业发出的风险高于风险接受企业所能承受的风险值，风险才会继续传染。

2.3信用风险传染渠道

企业间的信用风险主要是基于赊销等商业信用行为和金融借贷担保行为所产生的，因此信用风险也就通过商业供应链、金融担保链等两个渠道进行传播和蔓延。

2.3.1商业供应链下的风险传染在商业供应链中，众多企业通过互相协助，完成原材料到产品的各个环节，把产品送达最终客户。在现实中每个企业都会被纳入到1个甚至多个供应链系统中，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瓶颈，因此，在业务往来时，根据企业竞争力(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不同，就有赊销和赊购情形的发生，这就产生了商业信用。在一个供应链中，一家企业违约无法偿还商业信用，就会连锁反应，形成坏账链条，最终导致整个供应链资金困境。在义乌的中小外贸企业群中，商业供应链渠道是最普遍的信用风险传染渠道。中小外贸企业的供应链风险传染。

2.3.2担保链下的风险传染在现实中，多数中小外贸企业的资金是紧缺的，很难满足经营所需，在融资方式上，由于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所以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只能采取的是担保或者互保的模式，这就形成了一个金融担保链。在这条担保链中，由于往往都是相互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因此企业之间既有商业信用又有金融担保关系，风险传递模式就显得尤为复杂。一旦某家中小外贸企业无法偿还银行债务，担保企业马上就面临着履行担保责任的压力，一旦担保企业也无法承受这个风险，进而这个风险又继续往下蔓延，严重时会导致大批企业倒闭。担保链下中小外贸企业风险传染。

3防范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的中小外贸企业遭遇着材料和人力成本增加、融资难度加大、汇率风险加剧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亟待加速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中小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传染问题制约着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信用风险传染成因、机理和渠道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当前的外贸环境和现状下，除了政府应从政策层面考虑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减负减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外，中小企业自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有效防范信用风险的传染。

3.1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

运营能力是企业运用各项资产以赚取利润的能力，反映了企业对经济资源管理、运用的效率高低。中小外贸企业根据企业的运营特点，在开拓市场的同时，重点应该提高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提高存货的周转速度，企业才能保证有效的现金流，从而避免出现运营资金的困境。此外，在应收账款方面，通过客户企业信用评价，做好应收账款的催收与管理，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尽量减少损失。

3.2提高市场议价能力

当前，中小外贸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所经营的商品，影响了其在整个供应链上的议价能力。以义乌为例，义乌是典型的小商品成就了大外贸，根据统计在义乌有180余万种小商品，出口到全世界的219个国家和地区，不过也正是因为其外贸出口产品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义乌中小外贸企业在市场议价能力方面一直处在弱势。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在同个产品领域的中小外贸企业可以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组织的统一引导下，做好行业自律，避免打价格战，抵制赊销现象，从而提升整个行业领域在市场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自身通过加强研发，提高质量，增强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3.3有效控制担保规模

在当前的融资环境中，中小外贸企业面对资金困境，可以选择的途径不多，民间借贷由于成本过高，大部分企业一般不会将其作为首要渠道，银行还是其最主要的资金渠道。通过银行获取资金，普遍都是通过申请各类贷款的方式，一方面，中小外贸企业可以根据各商业银行的信贷产品要求，合理选择外贸结算方式，尽可能争取有利条件，如向银行申请信用证抵押贷款之类。另一方面，中小外贸企业在采取担保和互保贷款融资的时候，必须以谨慎的态度，从财务安全角度出发，做好风险测试，合理控制担保规模，有效控制风险。

商业保险方案篇8

关键词：农村低保群体，商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疾病是许多边缘低保人员踏上致富道路的障碍，虽然2003年建立推广起来的新农合在帮助低保人员克服疾病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新农合也面临保障水平低、受益面窄、筹资层次过低和基金运行效率安全等问题，这无疑给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雪上加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当前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是在制度上的创新，它能较好地利用商业保险的优势解决社会保险所存在的问题。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

1.当前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农村低保对象参与新农合是免交参保费的，其参保费是由财政部门专项安排。一旦困难群众患病住院将由新农合和医疗救助按规定共同解决医疗费用。对于低保对象来说，新农合的参与率都比较高，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新农合基本由政府一手操办，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首先体现在补偿比例上，一般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助比例在30%左右，低保户自付比例大；其次是封顶线过低，一般是在2万元左右。高昂的医疗费用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与低收入的低保户和有限的政府投入形成了较大反差，以致使“保大病”的目标难以实现。二是合作基金运行效率低，管理能力薄弱。卫生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风险控制能力，技术无效率将增加制度运行成本，同时缺乏控制供方医疗服务行为的激励措施会导致基金使用无效率。

2.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

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的最典型例子是“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这两种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基金管理模式，即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提供经办服务，并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新农合的基金赤字和基金透支风险均由政府承担，基金结余转入下一年度。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新农合方案制定、组织协调、宣传发动和资金筹集等工作。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保证基金的运行安全，实现了新农合的“征、管、监”分离。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承办新农合的业务管理，这样既可有效利用保险公司现有资源和技术，又能促进政府职能有效转变。第二，降低了新农合的运行成本。在江阴市由政府办理新农合日常报销等事务的管理成本800万，相比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不到400万，费用开支缩减达到一半。[1]新乡市农村合作医疗移交中国人寿新乡市分公司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44人减少到50人，运营经费从1038万元减少到300万元以下，加上政府支付给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费100万元，政府支付的管理费总额大体为400万元，节约了至少600万元左右。[2]第三，提高了新农合的业务管理和服务水平。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保险公司利用管理经验和精算技术及风险管控技术，规范审核、补偿支付流程，搭建了有效的信息处理平台，从而提高了服务质量。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3]

3.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的方案设想

在借鉴了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设想，即政府制定政策，民政部门负责监管和资金筹集，保险公司经办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征、监、管”分离的模式。具体方案如下：政府制定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承担低保户医保基金的赤字和透支风险，并组织相关部门配合有关工作的落实；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设立低保基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用财政性经费支付参保费和管理费，民政部门还应该监督整个业务操作流程，保证农村低保户的权益，同时与卫生部门共同确定试点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成立专业服中心，负责报销、结算、审核等业务，并向政府收取管理费和参保费；在基金运作方式上，财政部门通过专项基金拨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资金管理和财务预算，并定期向民政部门报送相关报表。

4.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具体如下：一是缺乏政策的明确支持和法律保障，国家对低保户的政策保证其基本生活，而商业保险是一种福利性质的保险，这会造成政府养懒，以致使政策出台的随意性，进而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风险控制问题，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没有与医院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造成赔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使保险公司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三是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关系问题，保险公司在办理低保险的过程中，会考虑到怎样与地方政府协商好管理费与参保费，同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地方政府的过多地干预。

5.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完善措施

5.1在法律上和政策上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

尽快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的核心--政府、民政部门及保险公司三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同时对基金的运作和监管作出相应规定。保险公司应该保持有限参与的原则，积极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在政策上，对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写入税法中。

5.2建立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保险公司应该在有关方面加强与医院的合作，建立起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比如在药品价格的协商以及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地方医院来加强合作。

5.3完善保险机制，推动模式创新

在商业保险参与低保险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掌控保险费，对于定点医院难以监控，并且保险公司的支付业务很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4]]为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采取层级管理模式，即将低保险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保险层次和补充保险层次。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基本保险层次按基金管模式运作，补充保险层次的医保基金按商业化模式运作，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自负盈亏。[5]

参考文献：

[1]夏莉艳．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6；（01）．

[2]关于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的函保监厅函[2005].152号，2005.8.19.

[3]邹龙.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与思考[J]．金融经济，2009，（10）：117～118.

[4]李留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探讨[J]．投资于理财（理论版），2007，（05）．

[5]姚俊．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位、模式与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2008，（7）：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