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范文

时间:2023-11-07 21:18:08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1

美国银行业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机制的主要类型

在美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股权激励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是一种与股票增值收益连动的长期激励制度,是指上市企业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即行权价)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股票期权作为一种看涨期权,代表的是选择权,激励对象可以在行权期内任何时候行权,也可以因股票价格低于行权价而放弃行权,行权时间与行权与否均具有不确定性。从实际情况来看,股票期权是美国上市企业最为常用的股权激励方式。

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指上市企业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企业股票,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经营者在得到限制性股票的时候,不需要付钱去购买,但他们在限制期内不得随意处置股票,如果在这个限制期内经营者辞职或被开除了,股票就会因此而被没收。限制性股票奖励计划目前在美国银行业使用比较广泛,是与股票期权计划相并列的一种长期激励手段。由于对出售股票的时间做出限制,该项激励计划有利于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某个或某些长期战略目标中。

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兼具激励与福利的双重机制,指由企业内部员工自愿出资认购公司部分股权,让员工成为股东,分享企业成长成果的一种员工福利计划。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普通员工的积极性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激励他们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财富。

股票增值权

股票增值权是一种虚拟的股份激励计划,是上市企业授予经营者的一种权利。如果经营者努力经营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上市企业股票价格上升或公司业绩上升,经营者就可以按一定比例获得这种由股价上扬或业绩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收益为行权日当日的股票市值与行权价之间的差价。激励对象不用为行权支付现金,行权后由公司支付现金、股票或股票和现金的组合。

从实施效果来看,上述股权激励方式各有优点和不足。对于股票期权而言,其优点是激励成本由市场承担,企业利润不受影响,股价下跌时被激励对象放弃行权,从而锁定其风险;而缺点是来自股票市场的风险以及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对于限制性股票而言,其优点是激励约束效果明显,缺点是有可能造成过度激励。对于员工持股计划而言,其优点是在美国能够享受政府在税收上给予的优惠,缺点是福利性较强,与员工业绩挂钩较差。对于股票增值权而言,其优点是由于并非实际持股而不会稀释股东权益,且较少受到法律政策的约束,缺点是激励效果差,企业现金支付压力大。

美国银行业股权激励的基本特点

目前,在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所列的前250家最大公司中,有98%的公司已建立了股票期权制度,有55%的公司发行了“限制性股票”,有58%的公司设计和实施了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的股票奖励,而银行业更是几乎都实行了股权激励制度。通过对1996~2005年间美国43家代表性商业银行(包括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美联银行、J.P

摩根等银行)股权激励特征、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银行业的期权激励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由于受到安然事件等的影响,美国银行业股权激励经历了倒U的走势。资料显示,1996~2005年间,美国银行业管理层股权补偿占总报酬比重的变化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走势。

数据显示,管理层股权补偿占总报酬比重与资产规模、杠杆比率呈现负相关,与商业银行成长机会(也即与市值账面价值比的关系)、外部董事的比例呈现正相关。这充分说明了股权激励是银行股东激励管理层提高经营能力、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举措。

注重长短期激励方式相结合。从具体实践来看,美国商业银行通常实施组合薪酬激励,短期薪酬激励与长期薪酬激励两者激励效果各有优势,实施短期薪酬和长期薪酬的组合激励可以综合两者的优势、弥补两者的不足,从而起到优于单纯的短期激励和单纯的长期激励的效果。

重视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与一些投资银行不同,高级管理层在商业银行的发展中虽然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商业银行的发展靠的不仅仅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力量,其团队整体的力量亦不容忽视。因此美国商业银行业非常重视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一般通过激励层次的多样化来对全体员工实施有效激励。

国内实施股权激励的基本情况

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股权激励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证监会2006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财政部和国资委2006年1月和9月联合颁布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从表1可看出,我国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几乎涉及了股权激励方方面面,这为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正是基于这些法律法规,目前我国有很多A股和H股上市公司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股权激励计划和方案。

国内金融机构的股权激励

我国国内银行目前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短期激励机制比较充分,比如资产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以及其他一些业务考核指标上来了,收入就能跟着上来;但中长期激励普遍不足,由此造成长期以来人才流失和大案要案频发的两大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因此,国内部分银行开始对激励机制进行摸索和实践。

从表2可看出,已上市的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均有着比较明确的股权激励计划,并且有些金融机构都已将激励方案或计划付诸实施。

然而,由于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而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这对其他商业银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不具有参考性。因此本文选择已经公开披露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和招行的股权激励方案进行具体分析。

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激励方案比较一致,激励方式比较单一,激励对象、激励期限等都大同小异。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目前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对股权激励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目前监管部门仍然对股权激励尤其是基于A股的股权激励仍然持谨慎态度。资料显示,我国银行业股权激励只是基于H股进行实施,除了宁波银行等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为了提高员工积极性,实施职工持股计划)实施股权激励外,在A股上市的银行(如民生银行、北京银行等)仍然停留在方案制订阶段,尚未有真正实施股权激励的银行。

股权激励范围较小。资料显示,除建设银行当时为了吸引H股投资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外,其他商业银行几乎都是对高级管理层的激励。对于如何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而采取何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有待于在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对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股权激励的思考

在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为缩小国内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的差距以及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能力,制订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将是现实的选择。

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在制订股权激励方案应该充分考虑到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致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而不能仅仅是一种改善员工福利甚至高管福利的工具。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供业界参考:

尽可能扩大激励范围。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员工的积极性将直接会影响到银行的经营,影响到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尽可能扩大激励范围是更好的选择。并且从前文分析可知,资产规模与激励范围呈负相关关系,对于规模中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地方性商业银行而言,在采取股权激励措施时,激励范围应该更大一些。

采取业绩指标为考核的主要方式。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增长迅速的行业,企业的考核重点应当偏重于市值;相反,属于稳定发展行业的公司,市场对其已经有了足够的预期,考核的重点应该着重于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银行业作为稳定发展的行业,仍应采取财务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否则将很可能会大大增加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加强薪酬信息的披露。国外商业银行的经验表明,通过薪酬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既有利于激励员工潜力的发挥,从而实现更好的激励效果,也有利于加强薪酬激励的规范化管理,探索更好的薪酬激励方式。

此外,我国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促使我国银行业能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一是有关部门在研究制订股权激励机制相关法规政策时加强协调配合,保持相关政策规定的一致性;二是有关部门在颁布相关法规政策之后,应通过完善监管政策和工作流程而将其贯彻始终,确保相关政策规定的连续性;三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监管有其特殊性,有必要由银监会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对相关规范和审批程序予以明确,确保有关我国银行业股权激励机制的政策法规具有针对性。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2

    提出这一问题之目的在于理性地分析其症结。基于此,笔者试从当前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类型及成因作一剖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以次抛砖引玉,引起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的重视和研究。

    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有关行政法规和政策①确定的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如果仅从民事角度考察,只要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贷款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贷款均在上述范围之内,那么,其剥离行为就应为有效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这几年,国有商业银行因剥离不良资产与收购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购买不良资产债权的投资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诉讼案件频频出现,出现了诉讼结果与上述判断相反的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纠纷诉讼案件。以某市国有银行为例,据统计,近年来已发生的纠纷案件中纠纷金额已上千万元。在这些纠纷案件中,有的为资产公司与银行直接发生诉讼,更多的为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起诉直接银行,在此类诉讼案件中银行败诉的又居多数,审判结果与剥离不良资产政策的不相协调问题日渐显现。

    1、自办实体型。有的银行自办实体登记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有的银行在设立自办实体投入出资金不到位、抽逃注册资金或提供虚假资金证明;有的银行自办实体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银行无偿接受了其资产;有的银行自办实体被吊销后银行没有及时办理注销手续。这些实体的贷款形成不良资产后,属于剥离不良资产范围的,被划转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者买受资产公司债权的投资人清收贷款时,抓住银行设立、变更、撤销自办实体时上述不规范的情况,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要求银行承担开办者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

    2、以物抵贷型。以物抵贷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借贷双方协商以物抵贷,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执行过程中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第三种情况为破产程序中经分配程序分配给银行实物抵偿贷款。由于银行收回的实物是无法直接冲减帐务上的贷款,必须将实物变为货币资金后清偿贷款。当实物变为现金(甚至根本无法变为现金)后的货币资金与抵偿的贷款有一定差额时,事实上这一差额在银行仍是以不良资产形态而存在,银行便按照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将其剥离。对此,有人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其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被消灭,借款合同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客观上不存在,银行已失去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资格,所以,借款合同已失去债权转让的基础,剥离的“贷款”是不能主张权利的“债权”,违背了公平、诚信的原则,其转让无效,银行受让资产公司的收购资金应返还给资产公司或银行对购买贷款的投资人应承担“不能受偿”的赔偿责任

    3、孳息争议型。企业破产后,银行没有受偿的破产债权在没有核销的情况下仍是银行的一种不良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一十六条“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的规定和银行利息计算规则②,银行应当对破产债权计算利息。顺理,这部分孳息也属于剥离的范围可以划转到资产公司。但有观点认为,“按破产法的规定,破产之后借款合同终止,债权人就应该停止计算利息,所以破产后的孳息不应剥离”。

    4、变更合同型。在剥离不良资产之前,因过去采用借新还旧方式把一些事实上已形成呆滞、甚至成为呆帐的贷款变更为正常贷款或逾期。剥离不良资产时,这些正常贷款或逾期形态贷款按照“四级分类”不在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有的银行为了剥离这部分事实上的呆滞、呆帐贷款,便与企业商定解除借新还旧的新合同而将借新还旧前的旧合同或临时变更的合同借据划转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购买债权的投资人在讨债时以“剥离的贷款已通过借新还旧方式被银行收回”为由让银行承担责任。一旦诉之法院,法院也认定“银行将实现的债权剥离属于欺诈行为”从而判决银行败诉。

    上述四种类型,虽不能概括剥离不良贷款纠纷全部类型,但可以大体反映此类纠纷的现状。在这些纠纷中,其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首先是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是否属于普通的民事案件,一种意见认为是普通民事案件,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其次是在承认剥离不良贷款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情况下,如何妥善解决政策与法律冲突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政策对于不良贷款剥离范围规定的非常明确。既然国有商业银行是根据国家政策剥离不良贷款,若由执行政策而出现纠纷而可以中止诉讼由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出面解决,或者驳回资产公司(包括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行政规章和国家政策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

    面对上述尖锐争议焦点和尴尬的局面,首要的问题还是应正确判定剥离不良资产的法律属性。

    关于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性质的问题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平等”的基本含义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地位平等。它表现的是民事活动领域内当事人之间保持其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一种相互关系,在商品交易中,双方必须自由协商,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原则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的主要标志,它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民事合同的最基本的法律特征——自愿自由原则。民事合同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共同决定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依法享有在缔结合同、选择交易伙伴、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愿自由原则是合同法律关系的本质体现,是民事合同的精髓、本质和标志。《民法通则》、《合同法》是调整民事行为的基本法律,然而,这两部法律所倡导的平等原则、自愿自由原则、公平原则等基本原则,在不良资产剥离收购行为中毫无踪影。

    剥离不良资产行为,诞生于1999年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即将加入WTO银行业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大背景,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中国出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通过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这种国家干预性清晰可见。

    国有商业银行与资产公司虽然各自均具备法人资格,法律地位看似平等,但在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活动中二者完全受制于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调整,法人的自由意志荡然无存。首先,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主体的不可选择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谁、由谁来收购等,均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直接规定。某一资产公司只能对应地收购特定银行的不良资产,如长城资产公司只能收购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不能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其次,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核心内容——银行剥离给资产公司多少不良资产、剥离什么时间内形成的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是什么、剥离时需要具备有什么条件、资金如何清算等,也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确定。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主体双方——银行和资产公司没有任何意思自治的余地。其三,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价格并非是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按照一般的商品交易原则,不良资产剥离本质上是财产权的转移,既然是财产权的转移,就应当对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公允的价值进行交易。剥离划转的贷款既然属于不良资产,其实际收回率就不可能达到100%,然而,不良资产剥离的实际做法则完全是实行政府定价,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依此剥离收购,资产公司在收购时却是按债权面值的100%给付资金的。这一做法,与民事商品交易活动中的财产转移实行等价交换、有偿取得也有着明显区别。其四,剥离行为是金融企业国有不良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资产公司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财政投资,而其绝大部分为国有商业银行归还人民银行贷款后,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的方式转借给资产公司。这实际上是通过划拔方式把商业银行的部分“资产与负债”转换到资产公司名下。

    可见,在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行为中,行为的主体均处于被动地位,其法律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企业的意志也是无法体现的,更谈不上相互协商。归结起来,“剥离是将资产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给四家资产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资产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 ③,属于行政性调整和划转性质。行政性调整和划转有三个明显的法律特征:一是调整、划转资产是由政府部门所决定的,不是由企业所决定的;二是调整、划转资产是无偿的,资产转移无须支付对价;三是政府主管部门与调整、划转资产的各方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从属关系。④。通过上述分析,剥离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完全符合行政性调整、划转这一法律特征。

    关于资产公司对银行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

    依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行为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就目前我国的法律而言,不良资产作为一种行政性财产划转的行政行为,资产公司与国有银行之间的不可诉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作为规范不良资产剥离划转处置的行政法规《金融资产条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因剥离贷款行为本身而发生的争议如何处理并没作出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显得过于武断。其三,从国家出台剥离不良贷款政策看,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国家化解金融风险的特殊措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涉及到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乃至社会稳定,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如果将此作为司法审查的范围,显然不如将此类纠纷交由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协调解决,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四,人民法院将剥离资产纠纷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受理,对银行和资产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剥离不良资产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剥离不良资产政策过于原则性、笼统性。将国家剥离不良资产政策因素遗留下来的矛盾由法院解决,既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审判结果与政策本意中冲突的尴尬,也难以平衡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其他矛盾。如:剥离不良资产之时,国务院对银行确定有一定的剥离不良资产数额,如今,如果法院判令将不良资产返回银行,等于减少了剥离不良资产的总额,那么由此形成的问题如何解决?显然,法院是无能为力的。基于以上分析,资产公司在追偿中是不应当将银行列为当事人的。

    目前,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当资产公司将不良资产处置后,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是否享有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追偿权。在大量的纠纷案件中,投资人因购买呆帐贷款后以其不能实现债权而请求银行承担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一旦银行败诉投资人利润率将是几十倍以上。如此效应,既失去了国有商业银行剥离贷款的宗旨,也没有达到资产公司以“减少损失”为目标的目的,这种审判结果无疑是与国有政策的相佐。

    那么,投资人是否享有对剥离银行的追偿权呢?回答是否定。其理由在于: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行为虽然是典型意义的债权转让行为,在债权转让之后,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承继了资产公司的权利,但其享有的权利也仅限于资产公司享有的权利。如前所述,资产公司对国有银行不享有追偿权,那么,投资人同样不能享有这种权利。在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有虚假瑕疵争议情形下(表现为不良贷款债权已经因为清偿或其他原因而归于消灭,但银行仍然以形式上存在的此等“债权”剥离转让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根据帐面价值支付款项给剥离银行)。从民事角度看,银行以不存在的贷款债权或已实现的债权、已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获得资产公司支付的相应的款项,构成民商法上的欺诈行为,因欺诈导致合同被撤销,银行应返还资产公司的资产或赔偿损失,根据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资产公司依法享有民事责任的追偿权,银行应当将无正当理由获得的相应款项返还给资产公司。

    可是,四大国有银行和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既然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那么财产转移和受让的法律基础是相关的行政性指令与政策,而不是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规则。到目前为止,对于虚假瑕疵债权剥离,银行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所得资金返还给资产公司;返还给资产公司后、资产公司是否应当返还给人民银行等事项并未有行政法规或政策的明确规定。对于虚假瑕疵债权剥离情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除了明确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外,并没有以正式行政规章或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承担民事上的责任。因此,从行政法角度看,目前仅有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根据规定予以接受并支付相应款项给剥离银行的政策根据,但是并没有在剥离债权虚假瑕疵的情况下银行返还相应款项给资产公司及投资人的法律或政策根据。

    关于投资人购买呆帐贷款后不能实现债权时的责任分担问题

    在资产公司将呆帐处置后,投资人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若无法实现预期利益(即购买债权时所反映的全部帐面利益或部分帐面利益)时,可否以银行剥离有虚假瑕疵债权为由或者以其他理由向资产公司和银行主张权利请求承担赔偿责任呢?

    所谓“呆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会计上指收不回的帐”,⑤财政部规定“由于下列情况不能收回的贷款可列为呆帐:(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⑥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下列贷款呆滞后,经确认已无法收回的贷款,列入呆账贷款:”(一)借款人被依法撤消、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二)借款人虽未依法终止法人资格,但生产经营活动已停止,借款人已名存实亡;(三)借款人的经营活动虽未停止,但产品无市场,企业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并濒临倒闭。“⑦

    尽管国家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对呆帐贷款的认定标准有所差异,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⑧根据财政部的授权⑨对呆帐认定的标准规定的也有所不同。但是,从“呆帐”的认定标准中至少可以看出——呆帐贷款是一种“不能收回的贷款” 、“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而且,借款人或借款担保人 “有经济偿还能力”“不得列作呆帐”⑩。据此,呆帐贷款债权的实现率为零。

    一方面从资产公司与投资人的债权转让行为看,投资人明知“收不回的帐”偏偏购买,其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原因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向资产公司和银行主张权利请求承担赔偿毫无理由。在银行和资产公司明示“收不回的帐”后,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投资人对“不能收回的贷款”或“无法收回的贷款” 以银行和资产公司侵权或欺诈为由诉讼是反悔行为。

    另一方面从银行与资产公司的剥离划转行为看,即使法院将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的剥离划转行作为一般民事关系处理,那么从民事角度讲,呆帐贷款并非不可剥离,我国的《合同法》对合同的无效作了严格的规定,只要剥离行为不具有无效合同的情形,一般应确认其效力。由此,只要剥离呆帐时,银行与资产公司达成合意即应对剥离收购产生法律拘束效力,不存在合同无效或者合同被撤消后的不当得利和财产返还问题。

    上述观点,是否漠视购买不良资产投资人的利益,并非如此。

    首先,投资人、包括一些律师事务所持其专业技能来购买不良资产,应当对购买的不良资产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明知是“呆帐”贷款非要购买,其行为带有投机射幸性质,由此产生的风险当然由其自己承担。

    其次,投资人在向债务人追偿债务时,即若出现银行应列为当事人的情况,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投资人只能向资产公司主张权利,由法院依《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尔后由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再解决有关问题。

    其三,对于因购买债权合同无效或购买债权合同被撤销,购买债权投资人所付出的价款,可以通过请求返还财产方式予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时,剥离不良资产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在交接手续上也是因贷款的不良性质而有所区别的,如逾期贷款和呆滞贷款一般要求办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而呆帐贷款则无须如此(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办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的)。再者,呆帐贷款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形态虽然各异,但是剥离不良资产时,有关政策并无要求国有银行向资产公司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和具体形态,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均不负告知呆帐贷款形成原因和具体形态的义务。投资人以原债权人没有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和具体形态而诉请的,法院不应支持。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3

关键词:批量;洗钱风险;监管

由于商业银行批量业务长期使用银行内部账户进行资金划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与种种利益驱动下,部分商业银行内部账户已经演变成为跨单位跨行资金划转的“准银行结算账户”。由于银行内部账户仅作为银行内部核算科目未纳入反洗钱数据采集系统的范围,致使这部分大额交易游离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加上商业银行未能针对批量业务客户执行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致使银行批量业务成为某些非法资金转移的通道,其洗钱风险值得关注。

一、银行批量业务基本情况

(一)银行批量业务的基本内容

批量业务最初是银行为方便单位办理向员工发放工资业务而设计的业务产品。其操作流程为委托单位和银行签订协议书,并向银行提供对象清单及身份证件号码,银行为“委托单位”设立“银行账户”,并为对象批量开立个人结算账户。“委托单位”在办理发放工资业务前将信息加密磁盘和汇总清单送交银行,同时将款项及手续费从“委托单位”基本账户划至“银行账户”中,由银行通过代扣系统将款项批量发放至员工个人结算账户内。批量业务最初只用于“委托单位”发放工资、奖金和福利费。

(二)批量业务中需要注意的关键业务环节

批量业务产生的初衷是银行为了提高办理单位定期发放工资福利费业务的效率而设计的,因此其最初的设计流程要求必须符合支付结算办法和会计核算手续,其业务流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规定如下:

1.“银行账户”是银行的内部会计科目。“银行账户”是银行批量业务中的一个内部会计科目,主要用途是资金清算过渡户,因此“银行账户”不能用于“委托单位”的对外资金结算。

2.“委托单位”必须从本单位的基本存款账户将款项划付至“银行账户”用于批量。《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存款人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应通过基本存款账户办理。因此批量业务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委托单位”的基本存款账户。

基于上述两个环节的严格规定,批量业务既提高了单位发放工资业务的处理效率,又确保了银行批量业务符合国家的有关会计制度。

(三)银行批量业务内容的演变

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各家银行争相抢夺批量业务的市场份额,批量业务的内涵也慢慢发生了转变。

1.批量资金从“委托单位”在他行的银行结算账户转入银行的“银行账户”。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工资存款账户与对象个人结算账户往往开立在不同的银行金融机构,因此批量业务流程中,资金必须通过跨行结算方式转入“银行账户”。票据和结算凭证在用于对外结算时必需要素齐全,因此“委托单位”名称和“银行账户”账户就成为了票据结算凭证上的“收款人”。“银行账户”开始成为单位跨行资金划转的“结算账户”。

2.批量资金从“委托单位”以外的第三方企业在他行的银行结算账户划入“委托单位”的“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用于跨行结算后,其结算上的特殊特点逐渐被其他具有批量需求的单位所注意,尤其是寿险团体保险退保和给付业务。2006年以前,由于国内寿险市场团体业务不规范竞争,寿险公司承揽了一些不规范的业务,包括前期现金承保、合同外协议承保、个人客户团体承保等。由于投保时不规范,导致退保时真实的被保险人无法获得正当权益,但法规要求必须按合同记载投保人信息执行。在这种矛盾下,一些保险公司发现银行批量业务所具备的特殊性正好可以解决保险公司真实投保人和保险合同记载的投保人不一致的问题。保险公司通过自己控制的第三方企业与银行签订委托协议书,将大量资金转入该企业的“银行账户”中,通过批量将资金转入保险公司实际控制的若干个人结算账户中,最终将资金汇集取现或转入投保人指定的账户。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账户”演变成为跨单位跨行资金划转的“银行结算账户”,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银行账户”被用于单位之间的资金结算,另一方面“银行账户”由于不是银行结算账户,企业通过“银行账户”可以实现的资金转移活动不反映在企业的会计账簿上,最终达到隐蔽资金性质、资金来源和去向的目的。

二、银行批量业务中的洗钱风险

(一)商业银行普遍忽视批量业务渠道存在的洗钱风险。一些银行过于依赖批量渠道拓展银行卡等个人零售业务,过于强调批量业务的效率优势,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违法犯罪分子利用其便捷性、隐蔽性进行洗钱等风险。个别商业银行客户经理为实现大量开立银行卡的目的,甚至不惜帮助保险公司伪造企业员工名册和名单。对于一些企事业单位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通过批量渠道批量开立账户并控制这些账户使用的情况,以及批量开立账户数量明显与企业经营规模不符等情况也不鉴别、不警惕。

(二)商业银行未针对批量业务“委托客户”执行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由于“委托单位”在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并不是银行结算账户,因此其开户手续完全由各家金融机构自己规定。大多数金融机构在与客户建立委托业务关系时,均未按照《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委托单位进行客户身份识别。一般的做法是银行与委托单位签订一份协议书,由委托单位签章就可以了。至于委托单位提供的对象的真实性、委托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交易的实际受益人等情况银行以应由委托单位自行负责为由而不采取相应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

(三)“银行账户”游离于反洗钱资金监测体系以外。由于“银行账户”是银行内部会计科目,不是银行结算账户,因此,各金融机构在开发反洗钱监测系统时均未将“银行账户”纳入数据采集范围。“银行账户”是连接业务中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的重要中间环节。“银行账户”交易情况的遗漏导致整个银行批量业务无法完整的反映在反洗钱资金监测系统中,其中隐藏的洗钱风险和犯罪线索更是无法及时获取。“银行账户”的双重属性和脱离反洗钱监管范围的特点致使其极易成为非法资金融通的渠道,从而蕴涵较大的洗钱风险。

三、银行批量业务中涉嫌洗钱案例

案例一:2006年12月某公司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团体重大疾病保险,趸缴保费近295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453人。2007年12月,该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保险公司签发银行支票,金额280多万元,却解入该保险公司为另一公司在银行开立业务账户。经查发现该笔银行支票存根联填写的收款人与票据托收联的收款人不一致。退保资金最终被保险业务员挪用用于炒股。由于上述资金通过银行内部账户划转,商业银行未能按规定报送相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案例二:2007年12月,某公司通过兼业机构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终身寿险。趸缴保费320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1000多人、保险金额保费分配原则为“平均”。不到一个月,该超市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全体退保。2008年1月25日,保险公司将304万元退保资金转至该公司开立在商业银行的内部账户。银行立即根据保险公司客户经理电子邮件中的划款指令,从内部账户将304万元转入该公司某部经理C某某的个人账户,C某某于次日将304万元全额提现。由于上述资金通过银行内部账户划转,商业银行未按规定报送相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案例三:某公司2005年12月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年金险,并趸缴保费394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117人,其中36名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系编造,出生年份均为1947年,保单约定到期领取日期为2007年12月(即36人年满60岁之日)。2007年12月该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满期给付和提前退保。2008年1月,保险公司客户经理为该公司在某银行开立内部账户,并将329万元退还保费资金划入银行的内部账户后,随即转入该公司18名高管个人银行卡账户,其中划入个人账户资金最多的为一名公司负责人,资金近56万元。由于上述资金通过银行内部账户划转,商业银行未能按规定报送相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案例四:境外某公司在华代表处首席代表王某利用员工身份证在银行批量开立个人结算账户和银行卡,在由境外公司以雇员报酬等名义向这些账户和银行卡汇入资金,每个账户和银行卡汇入资金均为5万美元,这些个人账户结汇后资金全部归集到徐某的个人账户,再由其转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公司。经统计,2003年7月至2008年6月期间,王某账户交易总额达人民币30多亿元,利用这种方式接收的外汇1300多万美元。王某利用银行批量业务渠道批量为员工开立账户和银行卡,达到了分散人员、分拆金额等方式规避跨境资金管理和个人大额结汇审查的目的,存在跨境洗钱的嫌疑。

四、加强对银行批量业务反洗钱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严格规范“银行账户”的使用范围。银行批量业务对于提高银行办理单位工资、福利费发放业务效率、完善银行中间业务支付环境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其功能演变过程中潜在的洗钱风险也不允忽视,商业银行要严格把握银行批量业务中的两个关键业务环节,在继续发挥批量业务便捷客户的服务优势的同时,注意严格控制批量业务中的潜在风险。

(二)加强对批量业务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商业银行应按照法规要求对所有与其建立业务关系的客户采取相应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而不应仅局限于针对开立账户的客户的身份识别义务。应要求商业银行基于风险的原则,注意审查批量业务开立账户的主要用途和日常资金的正常收付规模的合理性,并对照批量业务中存在的洗钱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业务排查,关注反洗钱控制制度无法覆盖的业务领域,分析其中可能存在洗钱风险环节,研究和采取应对措施。

(三)督促商业银行认真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及时向商业银行风险指引,提示相关业务的风险。注意分析通过批量业务开立的账户出现大额、频繁和异常资金交易的情况,注意保险机构通过银行频繁大量对同一家投保人发生赔付和退保的交易类型。要确保将用于对外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科目全部纳入反洗钱资金监测范围,并严格按规定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4

银河证券的一位投资经理也表示:“最近资管部门上上下下都在学习新政,希望能够做好各种创新转型,在新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产品推出速度加快

此次新规中,对于券商资管意义最大的一条,就是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改为备案制后,发行产品时间大大缩短。过去申报一只新产品长达两三个月,现在大约15个工作日就可以推出。审批制下,由于时间的限制,券商通常会遇到最好的发行时间已经过了的情况,导致产品发行不理想;在产品投资上,也会错过最好的建仓时机。备案制后,这些问题都会得到有效的改正。

上述银河证券的人士表示,虽然改为备案制,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按照合同规定来,如果有什么不合规,监管机构仍然会给予指导,重新改过,对于投资者风险的保护,并没有降低。

此外,在具体投资上也有放松,新规放松了产品单一持仓的市值不能超过10%的规定。此前,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主要限定于股票、债券、基金、股指期货等证券市场品种,并且对投资比例有严格的“双十”限制,这主要是参照公募基金的一些管理规定。

实践中,这些规则虽然控制了资管计划的风险暴露和集中度,但同时也缩窄了集合计划的创新空间,导致不同公司集合计划的产品设计趋同、集合计划与公募基金趋同,同类集合计划之间的业绩差异不大。

可量身定做产品

备案制后,除了速度加快,各家发行的产品种类也将大规模增加,各种产品创新模式也层出不穷。

此次新规中,证监会还要求各家券商在月底上报5种创新模式。上述银河人士称,不用监管层号召,每家券商都在埋头研究,不过目前对于创新产品设计都是保密的,一旦公布,还容易被复制,和别家竞争就没有了优势。

在上述银河证券人士看来,未来集合理财产品不再是证券公司主导,而是客户需求至上,可以量身定做。未来的产品类型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权益类与债券类的分类,而是存在各种投资工具混合在一起设计的多种新投资产品。

譬如客户需要保本型产品,但债券型收益太低,股票型波动又太大,如果能加入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工具改变产品的风险,变成收益相对较高,而波动又小的产品,肯定会受到投资者的欢迎;譬如目前一些券商集合会推出量化产品,满足大众化的保本需求。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颉曾公开表示,这些年证券行业的客户总资产出现缩水,关键原因就在于券商仅满足了客户股票投资的简单需求,券商资产管理业务过去也只能在二级市场上投资。新规拓宽了券商资产管理的视野,可以通过全方位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通过券商资产管理的平台,获得综合理财服务。

定向产品大放异彩

相对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这种券商定向资管产品实际上在券商创新大会后已经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证券业协会的一组数据,截至6月30日,76家获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公司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从半年前的2819亿元猛增至4802亿元,增幅70%。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受托管理资金超过百亿元的券商仅有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海通证券5家。但仅半年时间,受托管理资金超百亿的券商就达到11家之多,宏源证券、光大证券、信达证券、国盛证券、华融证券、东方证券通通跻身百亿俱乐部。

大放异彩的定向产品,多数是票据、资金池等业务,类似信托,起到通道作用。过去,这项业务主要由信托来做,这种能够间接给客户提供融资的银信合作产品在很长时间内受到追捧,信托公司靠着此项业务,管理规模在两三年内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影子银行的风险,银监会暂时停止了银信的票据业务。为了绕开银监会的管理,银行转而同券商合作。

由于市场上融资需求旺盛,此类业务空间很大,利润非常可观。目前通道的收费标准大约是千分之二,虽然费率不高,但只要把规模做大,收入还是很可观,以千分之二算,规模做到100亿元,券商就能进账2000万元。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5

[关键词]银信合作理财产品;风险管理;金融监管

[DOI] 10.13939/ki.zgsc.2015.22.053

1 前言

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一般指商业银行为规避管制,进行监管套利,将产品所募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管理,投向存在融资需求的项目,实质是向银行自身客户发放贷款。商业银行以客户及资金资源和信托公司的项目资源形成互补,双方互惠共利。2008年,央行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限制流动性和信贷规模。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环境条件下,信托业务的高灵活性、高多样性为商业银行应对信贷紧缩、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资产负债表、优化资本结构提供了便利,我国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应运而生。目前我国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中以收益权业务为主流,从银信合作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规模逐年增加,2010年年末时为1.6万亿元,截至2014年年末,规模约达到3.1万亿元,较2010年年末上升86.44%,较2013年年末上升41.67%,占信托业资产总额的22.42%。

在银信合作业务规模爆发式增长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逐渐累积的潜藏风险。“银强信弱”使得信托公司仅作为通道,实质由商业银行掌控资金,商业银行在银信合作中将贷款移至表外,无形放大信贷资金规模,增加违约风险,加剧风险传染效应。“影子银行”意味浓厚使商业银行风险与信托公司风险相互转嫁。分业监管导致的监管真空形成灰色地带,为银行、信托公司及相关业务操作人员隐瞒产品风险或违规操作留出空间。

2 基于光大―安信信托案例的分析及思考

2.1 光大―安信信托案例

2004年11月,安信信托与东阁公司和威廉公司就河南新陵公路项目贷款信托计划达成协议。同时,安信信托与河南新陵公路签署贷款合同用于公路后期建设。安信信托要求股东李杰、李刚在贷款清偿前作为保证人,将所持新陵公司62%股权信托并过户给安信。2005年10月,安信信托与张玲娟基于同一项目设立信托。2007年9月,该项目未如期完工,因此新陵公路未向安信信托偿还贷款本息,万通路桥也未如约回购股权,项目最终失败。2008年7月,东阁、威廉两家公司同张玲娟诉安信信托,认为受托人在新陵公路贷款信托计划中未尽职调查职责,违背信托管理职责,信托事务处理不当。安信认为该信托计划实为光大银行太原分行委托贷款,其仅作为平台,已尽信托财产管理、信息披露义务,不承担责任,并认为银行严重腾挪信托财产。原告认为《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的材料不得违背信托文件或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等情况。安信认为此文件出台之前并无明确规定信托公司应出具独立的尽职调查报告,且客户、项目皆由银行指定。

此次银信合作中光大和安信操作均不规范,互相转嫁风险,导致项目失败,风险爆发。

2.2安信信托纠纷案例分析与思考

从本案来看,该产品应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银行为单一委托人。安信信托认为委托人东阁公司和威廉公司均由太原光大银行实际控制,二者与安信签订信托合同严重侵犯投资者的知情权。另外,安信指出该信托计划实为委托贷款,光大银行存在严重挪用理财资金行为,未尽资金实际管理人职责,应对被恶意挪用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而安信在信托计划设立及运作过程中,未尽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义务。

从本案来看,目前我国的银信合作业务存在诸多法律及产品设计方面漏洞,潜藏风险。本案中的银信理财产品为典型的非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该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与项目状态联系紧密,受多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信用风险较高。在本案实际操作中,银行恶意挪用资金导致运作过程中不能及时到位支持信托交易对手,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暴露无遗。项目违约后光大银行一定程度上将风险转嫁至投资者和信托公司,其承担责任小于受托人,而信托公司的义务远大于银行。

3 银信合作理财业务的风险种类及其后果

(1)信用风险。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公司,向公众募集资金,投向高风险的周期性、成长型行业,投资项目信用风险高,易形成违约。为满足资本充足率和75%的存贷比等监管要求,银行将大量信贷资产转出表外,大大提升杠杆率,且未计提相应准备金,在还本付息等贷款后续管理仍由银行负责的情况下,贷款虽出,风险犹在。一旦违约,信用风险将可能导致传染效应、庞氏骗局。

(2)削弱政策效果。影子银行银信合作业务将贷款转出表外,规避监管,推动放大实际信贷规模,央行无法准确统计货币供应量,融资成本升高,市场流动性增加,放大的流动性在货币创造机制作用下,超过政策调控的预期,同时由于信贷资产期限错配,商业银行风险对冲机制应对不足,同业拆借利率波动加大,干扰基准利率,削弱货币政策效果。

(3)操作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银行存款分流,贷款额度紧缺,信托公司缺乏资本,逆向选择现象严重,为追逐利益,曲线救国,二者通过银信合作,大量发放贷款,而由于监管真空,该业务基础资产风险较大,银行明保或暗保导致其他参与方低估风险,业务人员尽职调查不足,风险控制制度流于形式,亟须完善。更有甚者从自身而非投资者利益出发(如本案),违背独立性原则和信托合同规定挪用资金进行违规投资,使风险在银行及信托公司间放大并转嫁。

(4)法律风险。目前信贷类银信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是委托、信托或其他关系尚存争议,由于银监部门明确的委托性质的定性,实际操作时可能导致银信双方责任义务分配不公或互相推诿,不利于金融业公平竞争,同时间接影响投资者利益,特别是项目失败时,更有甚者可能出现隐形违法行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本案中光大恶意串通公司骗取客户资金)。

(5)监管风险。目前银信合作呈现出结构复杂化、形式多样化、规模扩大化的趋势,从投资者角度来看,信息披露阻碍其充分了解所投资企业及其项目运营情况,而无法有效监督银行的理财投资行为。从外部监管角度来看,针对性监管的缺失使产品设计无法可依、含混的监管制度、技术的落后、“银强信弱”都妨碍着监管的有效性,妨碍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4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信合作业务监管亟须加强,其风险防范并非单方面的责任,须由监管部门、银行和信托、投资者三者共同进行控制和管理。

4.1 监管制度方面的风险防范

(1)加强基础制度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由于监管真空,应建立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和制度,制订统一规范的法律文,使银信合作有法可依,并对业务的交易对手、交易结构、基础资产进行规范审查,以规避风险。针对银信合作业务表外化的特点进行专项监管,专门设立审计机构及风险管理部门,对风险实行严格控制。另由第三方对不同产品进行风险评级,对不同风险级别建立相应授信额度,规定该类产品风险准备金提取规则等。

(2)完善监管机制,平衡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权责。针对监管制度的真空或重复的问题,建立异地监管协调机制、加强监管部门间信息沟通、改进银行会计结算方式、统一完善银信合作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主体责任,防止银信合作业务通过信贷资产表外化绕开监管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监管部门应针对“银强信弱”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增强信托的作用,相对限制银行相应权力,使信托公司能独立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

4.2 银信合作的实际操作方面的风险防范

(1)技术及业务操作风险防范。理财产品实际操作实现于技术层面,因此银行和信托公司应从发行、销售、运行到资金回收的整个流程整体把握理财产品的风险。在设计开发产品的过程中,银行与信托应进行完整的市场分析,着重把握投资结构,创新相关监管技术,用敏感性分析、VAR分析等方法对产品进行风险量化并测试其风险承受能力,防止交易结构中出现漏洞和承诺函无效等情况。为应对操作风险,银行应总结业务经验,对业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合规教育。

(2)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风险披露机制。银行应完善信息和风险披露机制,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具体化、详细化理财产品相关信息。事前,信托公司应用5C法或贷款5级分类法对所投资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事中,信托公司要遵守自主管理原则,银行和信托应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供财务、审计等报告并提示风险;事后,要密切关注所投资企业,准备应急计划。

4.3 投资者的产品购买方面的风险防范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6

关键词:操作风险;人力资本;激励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面临的运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其中,作为商业银行常见三大金融风险之一的操作风险更是频频凸显。据统计,仅2003年-2007年,通过媒体公开报道可以搜集到的操作风险案件就达174件。2011年,中国银监会的《银监会2010年年报》指出,2011年中国银行业仍存在诸多风险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该报告指出:“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基层网点和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不同,操作风险涵盖的范围和涉及的业务种类更为广泛,贯穿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始终,几乎覆盖了银行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管理难度更大。本文从操作风险的分类与特征入手,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一般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人力资本激励视角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问题进行另一种视角的诠释,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 关于操作风险的一般问题分析

目前对于操作风险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其中,巴塞尔委员会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关于操作风险的定义较具代表性,具体为“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该定义突出强调了银行内部人员操作和业务系统因素所导致的操作风险。

1.1 操作风险的分类

操作风险类型较多,可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划分。比较常见的划分标准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标准、英国银行家协会分类标准等。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分类。包括两个维度的分类:一个是按照损失事件类型进行分类,具体分为七类:内部欺诈,外部欺诈,雇用合同以及工作状况带来的风险事件,客户、产品以及商业行为引起的风险事件,有形资产的损失,业务中断和系统错误,涉及执行、交割以及交易过程管理的风险事件。另一个维度是依据发生操作风险的业务部门或业务流程环节,分为八类:公司财务、交易与销售、零售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业务、支付与清算、服务、资产管理、零售经纪。上述两个维度的分类还可共同构成操作风险分类的7×8矩阵。

(2)英国银行家协会的分类标准。具体涉及四类:人员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流程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系统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外部事件导致的操作风险。其中,前三类为内部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又称为操作性失误风险(operational failure risk);第四种为外部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又称为操作性杠杆风险(operational leverage risk)。

1.2 操作风险的特征

操作风险的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因此了解和把握其主要特征,可以更有效的管理此类风险。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和监管部门披露的操作风险案件进行梳理发现,操作风险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操作风险的生成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生成更多的是由银行内部不合规的操作引起。银行业务的客观存在使得操作风险将永远存在,并成为银行业务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2)操作风险具有较强的人为性。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按照损失事件类型划分的七类操作风险中,有六类与人为因素直接相关。如若说市场风险来自于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信用风险源于借款者偿还能力的不确定性,而操作风险则大多数来自于有意或是无意的、银行内部或外部的人为操作失误。此外,操作风险的强人为性还表现在来自银行内部人员的操作风险反控性(银行业务人员往往对业务流程更为熟知,因而更加容易通过对既有管理流程和制度的规避从而实施违规操作,并隐匿操作风险的外在表现)和操作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不作为。

(3)操作风险具有明显的厚尾性。相对于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两种风险而言,操作风险在现实运营中出现的概率较小,但其产生的影响和损失却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在短时间可以威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乃至银行机构出现挤兑和破产危机,巴林银行破产倒闭案就是典型例证。

(4)操作风险在国内更多表现于欺诈。欺诈包括内部员工、外部人员以及内外部勾结

等形式的欺诈,其中内外勾结的欺诈是当前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典型操作风险。如:中国银行“高山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资金挪用案、农业银行邯郸分行金库盗窃案等,均为典型的内、外部勾结欺诈案件。

(5)操作风险在银行基层分支机构更为常见。由于银行业务运作大多数集中在基层机构,且与上级行的控制力负相关,当分支机构距离较远、受到的监管较弱时,一些违规操作通常不易被发现,操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例如近期热议的渤海银行太原分行挪用存款放贷案和农行宜兴支行票据诈骗案等典型操作风险案件多出现在银行基层分支机构。

2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中的人力资本激励

谈及银行操作风险案件,多数目光和言论都会聚焦于银行的内控制度和操作风险的监管制度建设。但是进一步分析就不难发现,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无论是银行业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机制都有了明显改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内控制度建设和管理人才引进方面的确进步很多。但是,操作风险还是屡见不鲜,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制度建设的既定思维框架,审视制度本身之外,特别是制度执行方面的人力资本因素,因为人力资本无论是在操作风险的产生还是在管理环节都十分重要,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管理首先应该是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和激励。

2.1 操作风险管理的实质是对“人力资本”的优化管理

在银行风险管理过程中,资源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讲又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投入。而人力资源又包括自然性人力资源和资本性人力资源。从操作风险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人员因素在引发操作风险的四大因素中占有直接而重要的地位。而非人力资源是被动性资源,只有在人力资源的支配下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操作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投入人力资源,特别是资本性人力资源的投入(与自然性人力资源相比,资本性人力资源是指经过教育、培训、健康与迁移等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源)。然而,由于人力资本本身需要依附于个体员工这一载体而存在,因此基于“经济人”固有的自利属性,只有员工个人价值与银行发展价值成正向关系,亦或至少不存在明显冲突的前提下,才能够发挥人力资本在操作风险管理中的积极效能,反之却可能出现基于员工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操作失当,进而加剧操作风险发生的可能。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中,更多地注重于制度的建设、技术和工具的革新,但对于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建设却相对不足。

2.2 强化人力资本激励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操作风险管理有效性

人力资本激励的实质在于运用制度设计和管理操作手段,将个体员工价值与集体组织目标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进而充分调动个体员工的能动性,最终促使人力资本在组织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效能最大化。就操作风险管理而言,商业银行人力资本激励就是要充分发挥银行员工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作用,实现科学规范的业务操作,确保内控制度的执行得力,促使操作风险最小化。实践中,与人员因素相关的操作风险,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员工无意失误和故意作案。其中,故意作案类的操作风险本身蕴含着道德风险因素。因此,对人力资本激励的核心在于平衡好员工个人的责任与利益,并尽可能实现清晰界定,从而促使员工自主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和觉悟,主动规避操作风险,乃至积极参与银行业务和交易过程中的案件防范。

3 基于人力资本激励角度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优化建议

3.1 建设立足岗位差异的多元化人力资本激励制度

构建多元化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首先应确保真正实现责权利明确且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制度安排。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责权利明确且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制度安排具体是指操作风险的责权界定要清晰,岗位职责与业务操作权限划分要具体到个人,并彻底消除责任多头承担的模糊现象,切实保障员工个人的人力资源投资效能充分发挥。

在建设人力资本激励制度方面,应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依据岗位工作的业务复杂程度和岗位职责的责任大小,合理确定岗位激励系数,突出对业务复杂程度高、岗位职责重的员工激励。同时,注重实施不同岗位的不同收入限额制,并尽量将总行与分支行之间相同岗位或近似岗位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二是针对高官人员、核心岗位人员和业绩显著的员工,探索对其丰富的激励手段,特别是要强化除薪酬激励之外的满足多层次需求的激励体系,例如实行多元化的弹利制度、增加股权激励等方式,注重对员工的激励要实现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的良好相合。鼓励员工开展风险管理方式方法的探索,对于做出积极贡献和显著成绩的员工予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3.2 构建科学合

理的员工职业生涯设计体系和实践平台

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不仅表现在提高业务操作人员的岗位激励力度,还应关注其长期的职业发展,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员工职业生涯设计体系和实践平台也是提高人力资本激励的重要举措。具体到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领域,应尤其注重做好分支行等基层业务人员的职业生涯设计。与总行、一级分行的职员不同,基层业务人员的职业起点较低,面对的发展和自我提高的机遇相对较少,因此更容易滋生懈怠、厌倦等不良工作情绪,这些都不利于操作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因此,在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设计时,应首先摒除基层业务人员即是单纯操作人员的传统观念,要积极创造基层员工参与银行风险管理和发展规划工作的机会,鼓励其积极思考,勇于献计献策。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基层员工的自我认知,更加有助于降低其在业务受理过程中的机械操作惯性,有利于提升其风险防范意识。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通过短期交流、定期培训、零风险示范岗建设等方式不断提升基层员工的职业生涯优化理念和对组织的忠诚度和认知度,从而最大化发挥其人力资本效能。

3.3 塑造精诚合作、执行高效的企业文化氛围

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塑造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对集体价值的认同感,有助于从内部形成推动操作风险管理内控制度有效执行的无形动力。应探索非制度的企业凝聚力培养和职员共同价值创造模式。在加强对个体人力资本激励的同时,配合团队模式的人力资本激励,增强员工的团队合作意识和高效执行力,从而确保银行操作风险内控制度落实与执行的全员自觉性、主动性和高效性,进而实现全面有效的操作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7

过去几年,银行在资本市场大规模融资,导致市场各方怨声载道。去年,民生银行的再融资计划更是激起股民的愤怒,在舆论压力下,民生银行最终不得不让步,并修改再融资方案。

此次经历让计划再融资的银行都有所忌惮。“我们在推再融资方案时,特别注意均衡各方利益,而且还很留意股民的声音,如果听到一点股民反对的声音,就会很紧张,担心这种声音会不会被放大。”在去年7月份公告要再融资的一家股份制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人员称。

近日,兴业银行欲推的再融资计划同样遇到压力。

增发价引不满

2月28日,兴业银行突然停牌,并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声称正在筹划引入战略投资者事宜,并将在本公告刊登后进行相关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

在种种猜测声中,人们很快迎来答案。

3月6日,兴业银行公布董事会决议公告,拟向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和上海正阳国际经贸公司等4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63.8亿元,发行股数不超过20.73亿股,发行价格12.73元/股。并且本次增发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消息一出,市场反应消极,在复牌当日,跳空低开,当日股价下跌约3%。

部分中小股东对此决议表示不满,认为增发价偏低。

兴业银行此次定增发行是遵循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原则和市场惯例,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0%确定发行价格,即12.73元/股,约为2011年末每股净资产(未经审计)的1.2倍。

但持反对意见的中小股东认为,兴业银行的盈利质量可以说是银行中最好的,按照惯例,定增完成至少要到2012年末,也就是说兴业银行要到一年后才能拿到这些战略投资者的钱,所以应该考虑2012年的盈利及净资产情况,根据兴业银行的盈利发展水平,12.73元显然偏低。

国信证券分析师邱志承的一份投研报告也支持了这些中小股东的看法。

“兴业银行计划在第二至第三季度完成定向增发,但根据银行融资历史经验来看,一般增发都会迟于之前的计划,假设2012年四季度完成定向增发,我们发现融资完成后,不仅EPS (每股收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摊薄,BVPS(每股净资产)也出现了下降。原因是在2012年末,兴业银行由于利润积累,其融资前的BVPS已经高于12.73元的定增价,这次定增价格已经低于2012年1倍的动态PB(市净率), 这自然会带来BVPS的下降。”邱志承在报告中认为。

邱志承还认为从其他上市银行融资的情况来看,很少有银行能按计划的时间完成融资。低于净资产的银行融资在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因此这一融资方案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此外,兴业银行还有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其为了减少增发摊薄的负面影响,在2012 年做高业绩,那么会使得BVPS 更大幅地超过12.73 的增发价;如果不做高业绩,甚至故意做低,那么定增后2012年的EPS 将明显低于2011 年,也会招来原有股东更大的反对意见。”邱志承认为。

银行认为合理

作为当事方,兴业银行也有颇多委屈。兴业银行方面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多方的权衡考虑。

对于定价,兴业银行认为从银行估值的角度看,目前的定价充分反映了这一阶段市场对整体银行股所给予的估值水平,同时与国际上同类银行的PB大致相当。“从近期股价走势看,目前的股价并非低位,停牌前的收盘价,较2011年12月中旬涨幅超过15%,本次的发行价参照前20日均价设定,已体现了这期间的上涨。”兴业银行董秘唐斌表示。

去年一年,整个银行板块走势低迷,这也是多家银行回避二级市场融资的主要原因,像广发IPO、光大香港IPO都受到了行情影响而不得不推延。

现在兴业银行推出定增方案的时点,恰好是这一年多来银行股涨势相对较好的一段时间。

对于兴业银行本次增发价相比近年来的银行业再融资偏低的问题,唐斌认为,在整个资本市场处于低迷期,特别是银行股估值近两年来持续低迷的情况下,1 .2倍PB的增发价大致处于同业的平均水平。

“我觉得这个增发价不低,1.2倍PB反映了当下的合理股价,按照前20日均价9折的定价符合惯例。主要原因是当下二级市场的股价太低,而且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继续影响银行股价。银行也知道市场现在没钱,无法配股,所以才会找定增,对于现在质疑股价低的投资者,反过来可以想想,如果银行选择在二级市场配股,你们要不要呢?”东方证券分析师金麟说。

银行资本告急

一方面受资本监管标准严苛的掣肘,一方面是对信贷扩张的渴求,造成银行资本经常处于紧张局面。

兴业银行本次的再融资计划同样是为了补充资本。

随着资产和业务规模的扩大,兴业银行风险资产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兴业银行风险资产规模为1.27万亿元,较2011年初增长26.45%;资本充足率为10.92%,核心资本充足率8.08%,分别较2011年初下降0.30和0.72个百分点。

“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的业务发展将保持较稳定的增长速度,若不能及时补充资本,将使得资本充足水平持续下降,从而制约兴业银行的发展速度与空间,不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兴业银行声称。

在兴业银行董事会决议公告中,明确再融资完成后,保证未来三年资本充足率将动态符合监管要求。

事实上,不仅是上市银行急需补充资本,未上市的城商行也正急于补充资本。

未上市城商行刚改制完成没多久,就已经开始谋划上市。今年初,在证监会首次公布的待审企业名单中,就有14家城商行和农商行排队等候。

不过,至今城商行上市仍未开闸,资金紧缺的未上市银行在焦急等待IPO开闸的同时,也在寻求其他“吸金路径”。增发扩股是过去一年里城商行融资的主基调,现在股权质押信托也开始流行起来。

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109-2.5

一、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大多脱胎于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但个人理财业务只能提供简单的理财服务,而对于客户的人生规划、保险筹划,以及有价证券买卖的信息咨询则关注的较少。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和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纷纷推出了更高端的理财服务,如招商银行于2005年率先推出国内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贵宾理财品牌――金葵花理财,其准入门槛是50万元。工商银行推出理财金账户,要求持有人在工行的金融资产不低于30万元;中信银行贵宾理财则分银卡、金卡、白金卡三个级别,门槛分别为30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

2007年,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在高端理财业务的基础上开始了实质性的发展。3月28日,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正式开业,并且第三家私人银行也已锁定,准入门槛为100万美元。8月份中信银行私人银行成立,准入门槛也为100万美元。也是在8月份招商银行宣布其私人银行深圳中心正式开业,12月26日宣布其私人银行北京中心成立,正式在北京地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其准入门槛高达1000万人民币。2008年1月10日,光大银行在杭州提出其全国首家“准私人银行”――阳光财富中心,致力于浙江的私人理财服务。除了拥有50万-100万元以上的准入门槛外,该中心还将为金融资产在500万以上的高端客户提供私人财富理财服务。未来两年内,光大银行将在全国开出30家左右的类似机构,以抢滩日益蓬勃的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市场。此外,民生银行行长王世在公开会议上也表示民生正在筹备私人银行业务,其他银行的私人银行服务也在积极地筹备中。

二、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经验

私人银行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日内瓦,形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发展于20世纪的美国,在国外的发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目前,全球私人银行业以日内瓦、苏黎世、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等为中心,已形成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主要区域市场。据财富管理咨询机构Scorpio Partnership发表的年度研究报告称,2007年全球私人银行业共管理着约17.4万亿美元的资产,2008年共管理着14.5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瑞银集团(USB)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额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1万亿美元以上,名列第一。①此外,瑞士信贷、摩根大通私人银行、花旗集团私人银行、汇丰私人银行等近年来在全球私人银行评选中均名列前茅。国外私人银行已形成经营管理品牌化、服务方案个性化、业务发展多元化、区域布局全球化等一整套成熟的发展经验。

(一)瑞银集团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经验

瑞银集团(UBS)正式成立于1998年6月,由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公司合并成立,两年之后兼并了美国的证券经纪商普惠,总部设在苏黎世,其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已有140多年的悠久历史,管理着来自全世界富裕客户的投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银行。2009年的私人银行业务收已超过100亿瑞士法郎,达到108.27亿,对集团税前利润的贡献超到30%。其业务发展主要有以下措施:

1.重视客户细分,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和服务。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私人银行的特点,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在服务中挖掘客户为银行创造价值的能力,瑞银集团按客户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的资产总值情况把客户分为关键客户、高净值客户和核心富裕客户三个不同层级。其市场细分标准为:5000万元瑞士法郎以上称之为关键客户(Key Client),200万到5000万元瑞士法郎称之为高净值客户(HNW Client),50万到200万元瑞士法郎称之为核心富裕客户(Core Affluent),并根据客户层级的不同配备不同层级的客户经理进行维护,每个客户经理大约维护50名客户。由于瑞银集团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技术先进,细分客户科学合理,使客户经理的服务更加具有针对性,充分考虑客户自身的具体情况,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和差别化服务,并与客户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客户对银行的忠诚度和信任度。

2.重视服务细节,为客户提供人性化的服务环境。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综合性的财富管理活动,需要客户与私人银行财富顾问或客户经理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商榷财富管理服务方案,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瑞银集团非常重视服务细节。在瑞士,瑞银集团共有110家财富管理中心,布局充分考虑了历史因素和客户偏好,最大限度地覆盖私人银行客户。另外,瑞银集团在会谈区域设计上根据不同客户的偏好设计了大小不一的会谈室,并配备可直接录入投资组合执行指令的电脑,方便客户在沟通过程中即时做出投资决策,同时配备了全程录音电话、互联网等方便客户与财富顾问之间的沟通,为客户营造人性化的服务氛围。

3.优化服务流程,重视客户体验。围绕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解决方案,瑞银集团优化并设计了结构清晰的财富管理咨询流程,并在全球统一执行,让客户享受到持续、一致的服务体验。其私人银行客户服务流程共四步:第一步是了解客户基本情况和服务需求,分析客户特征;第二步是从最好的、可供选择的产品和服务中进行甄选,为客户设计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理财方案;第三步是与客户就实施建议的内容进行沟通以达成共识,为客户提供最优解决方案和投资策略;第四步是实施服务方案,及时向客户提供关于财富管理既定目标的实现情况,定期回顾方案实施效果。服务流程的优化,大大提升了客户体验效果。

(二)美国花旗集团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经验

花旗银行前身是1812年6月16日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发展,现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性银行,也是世界上开展个人金融业务规模最大的银行,2001年2月5日,原有的花旗银行私人银行宣布正式更名为花旗集团私人银行,它在世界30个国家的私人银行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服务,包括资产组合管理、资产分配、投资与借贷服务、对冲基金、现金与资产组合管理、退休金规划、教育规划和遗产规划等,2010年其私人银行业务净收入为14.44亿美元,资产回报率超过60%。其业务发展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投资产品丰富。花旗集团私人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产品主要以集团自主研发的产品为主,另外还有与其他机构合作研发的替代品、衍生品等,涵盖消费、信贷、投资、保险和资产管理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形成一个开放的产品体系。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个性化的产品组合,强调投资收益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不刻意追求高收益低风险的卖点。

2.私人银行业务与传统业务相分离。花旗集团设立的私人银行业务与传统的零售银行业务相分离,并在2004年与美邦全球股票研究部和美邦全球私人客户集团组成花旗银行全球财富管理部,与其全球消费金融集团和公司的投资银行部构成三个主要部门,凭借三个部门的规模、实力和经验,以及全球顶级的财富顾问为高端客户提供集中、高级、综合的金融服务。

3.量化考核业绩。花旗银行私人银行对财富顾问和客户经理的考核,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业绩考核机制,质、量并重,其不仅重视业务量的增长,而且更加关注质的变化。业务质量考核不仅包括客户贡献度因素,而且包含服务质量、风险控制、客户忠诚度等,考虑非常细致和周到。针对不同级别的财富顾问和客户经理,花旗银行分别制定各有侧重的考核标准,以定量为主,量化考核,注重销售业绩,使考核客观、公平,促进其私人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

(三)英国汇丰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经验

汇丰银行(HSBC)正式成立于1991年,总部设在伦敦,其前身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金融服务组织之一,目前在欧洲、亚太、美洲、中东和非洲的76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9800家机构,全球雇员28.4万名,其经营理念是“全球服务,当地智慧”。汇丰私人银行曾被《欧洲货币》评选为“环球资产丰厚客户之最佳信托服务供应商”和“高资产人士零售对冲基金最佳供应商”。在中国,汇丰私人银行目标客户是拥有1000万美元净资产,其中可投资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客户,开户时最低存款金额为100万美元。其发展经验有以下几点:

1.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汇丰私人银行从一开始就注重品牌运作,创立“运筹理财”和“卓越理财”两个品牌,通过综合运用其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帮助客户进行财富保值增值、纳税统筹、遗产规划、信托理财等服务,为高端客户进行财富管理。

2.全面周到的客户服务。成为汇丰私人银行的客户,可以享受汇丰银行提供的以下服务:一是24小时服务。客户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有需要,总能获得汇丰银行为其提供24小时电话热线服务,带给客户与众不同的当地智慧以及紧急支援服务。二是环球支援。客户无论出国工作或移居海外,其将会协助客户开立海外账户,获得个性化的海外信用支持和电子银行服务。三是尊贵礼遇。汇丰私人银行为客户提供一系列优惠的存贷款利率、免费服务和高附加值的非金融服务,让客户获取与众不同的尊贵礼遇。

3.因地制宜的全球化服务。汇丰银行的机构遍布全球,其客户群体的习俗文化差异很大,但汇丰银行私人银行更强调当地特色,建设完全符合经营所在地的人文习俗的财富管理方案。比如,汇丰银行设计对伊期兰教徒的服务方案,在世界各地提供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产品和服务,使离岸金融服务本土化,实现“当地银行”的战略目标。

三、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经验启示

随着超级富豪阶层的产生和壮大,国内私人银行业务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成为国内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了加快业务发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私人银行服务,国内商业银行需要借鉴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经验,从私人银行经营管理品牌化、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化、金融服务个性化、从业人员专业化和客户服务全球化五个方面来发展完善。

(一)经营管理品牌化

国外私人银行非常重视品牌的发展,注重品牌效应,用心打造私人银行品牌,不断增加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如花旗银行的“CitiGold花旗财富管理”、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荷兰银行的“梵高理财”、渣打银行的“优先理财”等著名品牌,为其私人银行的发展树立了很好的品牌效应。只要客户对品牌有较高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就会产生较高的忠诚度和贡献度。理财品牌的树立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客户维护,更有利于客户拓展。因此,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创建自己的经营管理品牌,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化

目前,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都使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客户关系管理(CRM),其信息技术支持和数据管理平台十分强大,客户信息化管理程度很高,客户信息收集非常全面,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化。商业银行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客户群体进行市场细分,利用客户数据库、数据挖掘技术对客户信息进行全面管理和深度分析,实行差别化的私人银行服务。对于已有的存量客户,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明确市场定位,以个人高端客户为主要目标,通过先进的财富管理分析软件对客户进行分析,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方案。为了更好地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需要实现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化,完善客户信息管理,深入挖掘客户需求,使服务更加有针对性,符合甚至超出客户预期。

(三)私人银行服务个性化

在国外,大部分金融机构均采取混业经营方式,私人银行提供的财富管理包含证券投资、外汇投资、保险投资、黄金投资等多元化组合,满足客户多方面的投资理财需求。国外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或财富顾问会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特点,为客户提供现金账户、支票支付、汇款、信用卡、个人贷款、证券咨询与交易、投资咨询与管理、不动产管理、信托、捐赠、个人税务策划、纳税咨询、家庭生活、旅游、子女教育基金、退休计划等不同组合的个性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受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制约,产品与服务创新受到限制,同质化严重,多元化、差异性的服务不显明,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需要以客户为中心,转变服务观念和方法,加强与保险、证券、信托等机构的合作,为私人银行客户量身打造优质的金融服务方案,提供个性化服务。

(四)从业人员专业化

国外一流商业银行特别注重私人银行员工的综合素质,对私人银行的财富顾问和客户经理设置了非常高的准入门槛,实行严格的资格认证准入制度。例如,美国花旗银行的财富顾问要求持有财务规划师(CFP)、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证书或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中的一种或多种,而英国汇丰银行要求其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拥有财务规划师(CFP)的资格,渣打银行要求每位理财经理拥有伦敦证券学院的专业资格等。另外,国外一流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专职员工除了要求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沟通协调能力外,在从业之前还要通过行业协会一系列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取得认证之后,才能加入私人银行从业人员队伍。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从业人员还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相关的考试认证有AFP(金融理财师)、CFP(国际金融理财师)、RFP(注册财务策划师)、CFC(注册财务顾问师)、CWM(特许财富管理师)等,其中AFP和CFP认证在行业内认可度最高。国内私人银行需要规范从业人员管理,推行持证上岗制度,使从业人员专业化。

(五)客户服务全球化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个人高端客户资产分布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与信息资源的共享性打破了国内传统金融服务的牢笼,全球正迈向金融无国界的大道。国外私人银行服务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是将其扩展到全球范围,如花旗银行、瑞士银行、汇丰银行等的个人理财服务遍布全球各地。在国内,随着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越来越多,居民出国留学、出国旅游以及海外移民越来越频繁,私人银行客户对跨国金融服务需求越来越普遍,国内私人银行需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加强与各国商业银行进行合作,通过参股控股、并购、设立等方式提供海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快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通过电子银行渠道为客户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使国内私人银行服务全球化。

【注释】

①赵峰.中国私人银行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J].上海金融,2011(5).

上一篇:高效课堂的方法范文 下一篇:网络安全规划与设计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