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作文范文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1

同时也风化了岁月

轮回的记忆早已不见

剩下的只是麻木的无所谓

原以为可以忘记一切

却总是记得

闪电划过天际

哀嚎掠过耳边

原以为像枯叶飘落的一切

还是在脑中浮现

刺刀反射着光线 闪闪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2

去年国庆节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进入口处，就看到了墙上刻着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受害者有三十万人。如泣如诉的音乐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残酷的年代中。一组组浮雕刻着受害者当时遇难的情景：有的被日本鬼子活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刀砍，有的被火烧，还有的头上被钉着大铁钉。不少人身首分离，就连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日本鬼子真是太狠毒了。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万人坑。这个坑里埋了七层人，是1999年才被发现的。人们在这个坑里挖出了许多贝壳，这就说明这里原来是个有水的地方，可是歹毒的、毫无人性的日本人竟然还把我们中国同胞埋在里面。

后来我们又参观了日本鬼子在中国放毒气弹的介绍，还看了中日战争的许多资料。到1945年9月份，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无条件投降了。这真是大快人心啊！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国争光，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永远不受外来者的侵略。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3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我国的历史名城南京，把这里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禽兽不如的日本兵把老百姓当做刀靶练习刺杀，活埋南京和平居民，看到还在的挣扎者，都被刺刀杀戮，最后将尸体焚化。日本兵举行杀人比赛，将砍下的中国人头在南京城外的铁丝网上……其中，那惨无人道的日军，对放下武器的土兵和人民，用机枪扫射，死亡人数达35万人。

看完这部电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35万人，如果他们手拉手可以围绕赤道一周，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这是多么耻辱的事情呀！老师对我们讲，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我国近代史上最悲惨事件！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人民竟没有反抗的能力，逃跑呼救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电影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咣”地一声，日本兵踢一开了一个民宅的大门。人们从惊讶中站了起来，还没反应过来，就遭到机枪的扫射当场全部死亡。最后还有一个小孩在哭，一个日本兵就慢慢地走向了小孩，我还以为他会放过小孩，没想到他却是往小孩的手里放了一个罪恶地手榴弹，一声****声就结束了一个还不到两岁的儿童的无辜的生命。我都快被气死了，手中的拳头不由自主地就捏了起来，如果我有一把枪，我真想打死那个日本鬼子，为死去的中国人报血海深仇！

看完这部电影，我禁思绪万千：我国为什么被人欺负？而且还受到最残忍的手段——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来侵略中国？就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国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真理。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4

记得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看过这样一短片子。一批百姓被推入土坑活埋，惨叫的使中国老百姓，杀人的是日本天皇军，凑热闹的是中国同胞，准备下批活埋的中国同胞，还夹杂着幸灾乐祸的笑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30万人民一批接一批的被侵略军杀死。。。。。。“这不是真的！”我当时会想。“我的同胞就这样的思想？！”鲁迅会想。“一群卑贱低下的民族！”日本学生会想。

30十万民众，竟打不过一小团日本侵略军。没有一根棍一把刀指着侵略军的鼻子，说：“滚回你们老家去！！”日本真幸运，没有遇到像南斯拉夫一样的人民。

不久前曾看过有一位同学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件，内容是这样的：一日本青年在酒吧调戏殴打中国女名星，被打的是中国女明星，庆祝的是日本青年，若无其事喝酒的是中国同胞，道歉的是酒吧老板。这一事件我虽不知何时发生，担却与南京大屠杀多么相似啊。在中国的国土，受伤害的是中国人，伤人的是日本人，无动于衷的还是中国人。事隔半世纪后，又历史重演。麻木，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么？日本就这样才欺负我们中国的。

我有一个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在我六年级时，我和我一个GOOD FRIENG去上辅导班，有一次，我那朋友与别的同学打架，我居然还在那若无其事的看书。

不知在哪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一个日本人一条虫，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三个日本人一条龙。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5

今天，天晴了！我兴奋地来到了学校。在教室里休息了一会，铃声响了，同学们精神饱满地排队上了车。

首先，我们来到纪念馆的大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钟，钟每敲一下，钟面就会有一位烈士的音容笑貌。我很清楚，这些人都是为了今天而失去生命的；我更清楚，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就不会有幸福的生活，也许现在还会在战争中！我默默地对烈士们说：“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然后，我们来到了万人坑。看到一具具我们同胞的尸骨。我悲伤极了，同时，也恨透了日本鬼子！

继续往前走，一幅悲惨的图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日本鬼子恶狠狠地用刀把一个小孩挑起，重重地摔死。日本鬼子真是太残忍了！我愤怒不已。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6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影像叙事；历史建构

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30余万无辜平民惨遭杀戮，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谴责和控诉。新时期以来，“南京大屠杀”成为众多影像文本叙事的重要内容，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以此揭示、控诉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些电影主要有《屠城血证》（1987）、《南京1937》（1995）、《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南京！南京！》（2009）和《金陵十三钗》（2011）等。它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行了影像化的建构，激发了受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唤醒了民族历史的创伤记忆。

一、华莱坞电影的南京大屠杀叙事

毫无疑问，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华莱坞电影的共同目标是再现历史、反思灾难。不过，由于这些电影拍摄于不同的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因此，无论是在创作观念、影像表现形式，还是叙述视角和故事架构，不同电影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传达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追求。

（一）历史资料的影像证明

《屠城血证》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部电影拍摄的背景是日本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正如电影名称“屠城血证”所传达的，该电影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影片紧紧抓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强调了屠城的“证”；二是突出“血”证，即残忍血腥暴力的屠杀行为。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叙述内容。影片的核心历史资料是导演罗冠群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记录了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行为的16张照片。但是，仅凭“16张照片”显然缺乏足够的电影叙事动力。于是，为了让影片情节更加丰富、故事更加饱满，影片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弥补：一是将16张照片这一历史资料放置在“几名中国人誓死保卫照片”的故事框架下。二是通过影像的方式再现日军“屠城”的事实，如弥漫南京城的熊熊大火、古刹门口染着鲜血的石狮、侵略者刺杀无路可逃的难民等。

相较于《屠城血证》历史资料的不足，1995年上映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牟敦芾导演）则有着大量扎实的历史资料作为支撑。《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由香港大风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以及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它讲述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城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妇女等恶行。注重影像的历史真实性是《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对历史建构最为突出的地方。该影片的人物、细节和事件，如日本侵略者把活人装进麻布袋活活焚烧、屠杀寺院住持、妇女、进行杀人竞赛等，都来自于真实的历史记载。

（二）个体命运的共同体建构

与《屠城血证》和《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两部以“血证”揭露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影像叙事角度不同，1995年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并没有通过大规模的屠杀场景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而是将影片的重心放在战争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以此透视战争中个体的遭遇、心理和抗争。正如张冀平所说，“子牛在思考如何表现这场屠杀上动尽了脑子。不断地、否定，从这个角度到另外一个角度。最后才找到了一个他称为‘灵魂’的角度：尊重生命。只有尊重生命才可以和法西斯的残暴抗衡。因此，它将是一部充满人文精神的电影，人性十足的、生命意识极强的电影”[1]。《南京1937》以一个相对较为微观的视角揭示了成贤、成贤的妻子理惠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小陵和春子）、成贤的老友根发、刘书琴（小陵的老师）、邓天远（中国军人，刘书琴的恋人）等个体在战争中的命运沉浮和艰难处境。在这些人物角色中，理惠子的形象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和中国媳妇，理惠子在战争中既受到日本兵的残害，也受到中国平民的唾弃。影片的这一个体叙事视角，以人性化表达反思了战争，凸显了个体的生命意识。

（三）超越民族的叙事立场

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在叙事模式上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影像证明，也不是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站在一个超越阶级、超越民族和超越仇恨的角度进行的人性叙事，讲述了一个与传统主流话语中完全不同的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它主要讲述的是以角川为代表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人性的苏醒、彷徨和痛苦。看着部队屠杀中国难民、自己所爱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离他而去、目睹小江惨遭而死、亲手杀死安全区的负责人姜淑云等，内心惶惶的角川终于举枪自杀。《南京！南京！》突破了以往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叙事，超越了民族叙事立场，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这种叙事立场所要传达的是一种对于战争的重新审视。正如导演所言：“我要讲述的，不是单纯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的故事，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这关系到我们以何种心态重读历史。”[2]

当然，影片也对中国平民的罹难进行了求真的艺术呈现。一方面，在历史资料和影片的真实性方面，影片都追求极大的真实性，所有的出场人物和细节，都有据可查。军官弃城逃跑，军队内部发生械斗、踩踏，日军小分队被藏在坦克中的中国军人袭击，小江带头举手，和几十名妇女自愿做慰安妇，以换取难民营的短暂安宁……这些情节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林日记》和《拉贝日记》等书籍中都有记载。另一方面，《南京！南京！》在电影的场景方面，也试图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拍摄现场所有的道具都是根据当时的文物仿制的，甚至就连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过中国人的德国人约翰・拉贝撕碎的一张报纸，也是按照1937年12月13日的一张德文报纸复制下来的；被俘战士的特写人选是按照历史照片一个个从人群里挑出来的，每个人的妆容甚至细化到指甲……

（四）商业挤压的国际化叙事

2011年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成为年度票房最高的华语影片。这部影片与以往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内向”的叙事立场不同，而是立足于全球文化的外化视野。它是一部将目标指向国际（主要是美国）市场的商业片。为此，该影片从演员到内容都自觉地追求国际化。此外，影片还注入了基督教元素，以利于西方的文化认同。

二、南京大屠杀影像的困境与反思

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进行了各方面的叙述探索。但是，可以说，目前尚没有一部真正能够反映南京大屠杀、受到观众普遍认可、显示华莱坞电影水平的代表性作品。已有的影片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也凸显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某种困境。对这些困境的思索将为南京大屠杀题材华莱坞电影的可持续生产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历史真实与影像叙事

通过影像的形式叙事历史，建构历史事实，是历史题材电影的一个重要创作理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莱坞电影瞄准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然而，历史事件和影像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在各自叙事过程中总会存在各种偏差和错位。南京大屠杀题材华莱坞电影作为对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像，不仅要符合电影的艺术法则，也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和主流意识形态。集电影、历史、主流话语等于一身，使得南京大屠杀电影的拍摄有着非常大的难度。目前南京大屠杀题材华莱坞电影大多都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影像叙事。《屠城血证》《南京1937》等正是从历史罪证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叙述，是历史的影像证明。但是，如果一部电影拘泥于历史资料，是否会偏离电影的叙事本质，阻碍了电影的深度表达？

同时，我们还应该思考：电影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时，影像的虚构是否为历史的真实提供负面信息，甚至产生不利影响？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形式，不可能完全按照历史资料的模式进行叙事，否则就不是电影而是纪录片。《屠城血证》虚构了一个保护照片的“护宝行动”的故事；《南京！南京！》则虚构了一个叫角川的日军，并成为故事的主角。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极为严肃的政治外交意义，那么，允许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虚构，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虚构，以及虚构是否会影响到受众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的理解，是否会有极端分子借影片中的部分虚构内容来否认影片的整体内容甚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也许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应该放置于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传播语境下予以深度思考。

（二）人性的限度与民族情感

从我国第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华莱坞电影《屠城血证》开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类电影的创作都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思路，那就是突出战争与个体的关系，为影片注入“人文主义”精神。这一创作思路既符合国际战争题材电影的叙述模式，也为已经固化的南京大屠杀电影的叙事突围提供了路径。吴子牛的《南京1937》反思了日本女性、中国媳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双重困境；陆川的《南京！南京！》反映了以角川为代表的日本军人的人性和良知的复苏；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塑造了西方英雄形象和中国的群像等。然而，在人性叙事与民族情感方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不断扩大甚至泛化的人性叙事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性叙事过程中，如何恰当处理民族情感？

吴子牛的《南京1937》公映之后便招来骂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众对于影片中理惠子形象的出现是否合理提出了质疑。陆川的《南京！南京！》则比吴子牛的《南京1937》走得更远。导演希望以此唤醒公众对于战争的思考，但许多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角川的存在是否有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所说：“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中国人对至今不肯真正认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愤怒，也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来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3]因此，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如何在追求人性叙事的同时，满足国内观众抚慰本民族精神创伤的现实情感，也是这类电影需要思考的。

（三）商业资本与话语偏向

随着华莱坞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和亿元票房，华莱坞电影的投资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电影从拍摄前就开始为回收成本进行谋划。因此，华莱坞电影自然陷入一个商业资本的漩涡。即便关于爱国题材的电影也免不了要瞄准票房，如《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自然也不例外。导演陆川曾对《南京！南京！》进行过前后不一致的定性：“《南京！南京！》不是一部为了商业存在的电影！”“我不担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陆川还特地写日记说：“晚上是南京的首映仪式。在首映式上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下午全国院线的负责人集体看了《南京！南京！》，他们都认为可能会有一个票房奇迹。4月份的院线是最惨淡的时候，有的影院一天收入不足千元，特别需要一部好电影来一扫颓势，激活市场，《南京！南京！》能否挑起重任？我们都在暗暗地设想。”[4]从中可以看出，其实陆川还是把《南京！南京！》作为一部商业片来看的。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的商业性是不言自明的。唯美的视觉场景、好莱坞的一线明星、“”形象的过度包装，无非都是商业叙事策略。以至于有学者质疑，“玉墨与约翰不仅情投意合，而且最后还呈现了一场男欢女爱的云雨之情，这在那种特定氛围中不仅显得缺乏伦理和美学分寸，而且其试图用场景换取票房回报的功利动机也过于明显”[5]。

无论是陆川的《南京！南京！》，还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当它们被定位为一部商业华莱坞影片时，其对历史主题的表达和历史的再现，都会让观众对其叙事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观众会质疑其创作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为了电影的艺术探索，还是出于票房的考虑。当这类影片是为了商业意图时，必然会对电影的叙事产生影响。毕竟，商业资本对电影的影响在不断加深，无论是直接瞄准消费市场的商业片，还是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反映主流话语的主旋律影片，都会受到商业资本的渗透和改写。在这一资本文化逻辑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如何在商业资本的罅隙里实现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探索精神的平衡，讲述一个独特的、真实的“南京大屠杀”故事，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国际影视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华莱坞电影传播”（项目编号：ZJ14Y06）、“华莱坞电影理论研究：以国际传播为视维”（项目编号：ZJ14Z02）、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速泰春.以“尊重生命”抗拒残暴 以“投入生命”追求成功――吴子牛执导《南京1937》悲喜录[J].江海侨声・华人时刊，1995（7）.

[2]李舫.电影《南京！南京！》用文化融解坚冰[N].人民日报，2009-04-24.

[3]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07.

[4]陆川.《南京！南京！》放映之后[J].艺术评论，2009（6）：6.

[5]尹鸿.一流的制作 二流的作品[J].电影艺术，2012（2）.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7

此次南京等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上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无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

但是，由于战时军部的新闻出版审查等原因，普通日本国民知道“南京事件”（日本现代史对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下同）已经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而多少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则要到战后。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呢？本文并不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本身，而拟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的变化轨迹做一番大致的梳理，以期凸现这种变化背后社会思潮与国民心态的走势。

尼采尝言，历史不外乎分三种：纪念碑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从来不断地在被人改写。现代史学者、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据此认为，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亦分三派：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被认为是‘古董式’的历史家”。（秦郁彦『昭和史の谜を追う[上]，《文芸春秋》1999年12月）秦本人，就是后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虽然其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不无把历史相对化的危险，但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叙事，日本国内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史，确实是一部执政党与在野党（所谓“与野”之争）、保守与革新（所谓“保革”之争）的斗争史，无往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及中日关系的角力。

从战时到东京审判：不争论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日本，由军部铺设了极其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网。对军人的暴行，其实政府和军部高层均曾获悉有关情报，是知情的。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解职、撤换回国其实也与此有关。松井在回国前对部属训话时，难掩悲愤地说：“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的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里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转引自《饭沼守日记》，文收入《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89年）对所发生的一切，显然一清二楚。但松井并未被进一步追究责任，连撤职的事实也未对国民公开――政府和军部顾及国际影响，封杀了有关“南京事件”的所有报道。

不仅如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精神，向盟军投降。因《宣言》宣称：“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和军部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做出的第一个“自选动作”，就是销毁一切证据。据学者吉田裕在《战败前后公文的烧毁与藏匿》（文收入《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年）中回忆：

从陆海军中央机关、政府各省厅，到市町村公所，都被命令烧毁与军事有关的文件。最彻底的是陆军，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陆军高级副官，均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烧毁机密文件档案的命令。宪兵司令部在8月14、15日两天，直到8月20日，向各宪兵队下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烧毁工作安排得极其周密。军部向各报社施加压力，要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字和照片。

首当其冲的，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文档。据历史学者、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说，他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曾亲眼看到只剩下封面的记录南京屠杀的文书，“里面有关内容部分均被烧毁或隐藏了”。这也给后来的复原事件原貌，尤其是死亡人数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而最直接的损失，便是在东京审判上，因缺乏公文档案和私人战地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南京大屠杀的司法审理不得不依赖受害者的证言和书面材料，其中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性夸张成分，客观上也留下了日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隐患，从而构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主要成因。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有对日方不利的一面。由于军部首脑和政府领导人被推上被告席，如果出庭作证者是日本人的话，无疑会被贴上“利敌、叛徒”、“出卖自己人”等标签。因此，日本人即使被迫出庭，也多证明没发生大规模杀戮，即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等被告不在现场，无责任等。除此之外，日方便拿不出任何可资轻减“南京事件”惨烈程度的有效证据。其结果，东京审判便基本上以中方受害者单方面的证词、证据为主体来认定事实，并直接反映到判决书上。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1946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公布）和直接证据法，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指控主要有三项罪名：反和平罪、一般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就南京大屠杀而言（所谓“南京暴虐事件”），则被认为适用于后二者：一般战争罪，是指违反中日两国都加盟的国际《海牙陆战法规》，是对命令屠杀俘虏、投降军人和普通市民及不履行阻止义务（不作为）者的责任追究；反人道罪则是对杀害非战斗人员罪行的追究，依据是此前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条例》。在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共40余位，其中四分之一是为南京大屠杀而受法庭传唤的，足见公诉方对“南京暴虐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东京审判上，被公诉方指控、当为“南京暴虐事件”承担责任的甲级战犯嫌疑者有三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前首相）和武藤章（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终被判有罪、处以绞刑的是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武藤章被认定无罪。最大的焦点是遇难者人数的认定。与此同时，在南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战犯军事法庭）上，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告，谷寿夫（前第六师团长）、田中军吉（前第六师团中队长）和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连队尉官）四人被判决有罪，并执行了死刑。而为南京审判的公诉方所认定的――“至少有30万人，在南京被日军部队集体屠杀，或一个一个地被惨杀”――无疑构成了东京审判上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主要依据。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也曾提出过“43万”的数字，但法庭最终采信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涉及松井石根个人的反人道罪行，则认定为“10万余人被杀害”、“数千名妇女被”。

在海量的受害者证词、证据面前，东京审判军事法庭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困难，连一向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所谓“事后法”），主张被告个人无罪，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下25万言书（《帕尔判决书》，共1235页）的印度代表拉达比诺德・帕尔法官也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争议只在于“事件”的规模大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辩方立论是所谓“20万人口说”：即日军占领南京前，南京市人口是20万人。如果没全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这也成了日后大屠杀否定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东京审判毕竟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政治审判，日本纵然在一些技术层面问题上，持不同的认识、主张，在法庭上抗辩，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事实本身，是接受了法庭判决结果的。况且，争论也要有争论的实力。而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就算骨子里真的抱有不同看法的话，想要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可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原本想把东京审判作为对“日本人再教育”计划的一环，以推进对日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但甫一开庭，铁幕骤然落下，冷战急剧升温，日本作为东亚的“桥头堡”，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于是，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情让位于应对冷战的现实考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国家化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从最初的踌躇满志，到后来变得首鼠两端。而这种政策转型的结果，便是原本考虑用于“再教育”之道具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东京审判的史料、档案迟迟不予公开，至今仍未能进入公共传媒视野。这恐怕是南京大屠杀未能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进而转化为日后“否定论”、“幻影论”酝酿、发酵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争论归不争论，彼时，“否定论”既未成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和文学表现尚未成为禁忌。战时，作家石川达三因小说《活着的士兵》“记述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及军纪散漫的状况，扰乱了安宁秩序”，遭到军部处罚，连载被迫中止。但甫一“终战”，1945年底，便由河出书房出版，发行5万册，成为畅销书；东京审判前后，还出版过有关日、美外交官的回忆录（如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官的一生》、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等），均记录了“南京事件”；20世纪50年代，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以“南京事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牡丹》（发表于《文艺》1955年7月号），堀田善卫写过同样题材的小说《时间》（新潮社，1955年）。就是说，在彼时的新闻出版界，报道、表现“南京事件”，并不是禁忌。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5年之后。

从“55年体制”到60年代：封杀与斗争

1955年，是日本当代史的分水岭。该年2月，在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左派大幅跃升，人气鼎盛；10月，一度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党左走向联合，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为对抗社会党所主导的左翼“革新”势力的急速抬头，11月，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实现“保守合同”，合并结成自由（简称自民党）。至此，出现自民党坐庄、社会党成为最大在野党的政治版图，并一直维系到“泡沫经济”崩溃――此乃“55年体制”的由来。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在“55年体制”的庇护下，以自民党右翼为代表的“中道保守”路线畅行无阻，经济增长制造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冷战“桥头堡”的地缘战略定位给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的标签。

这种气候带来的头一个变化，反映在教科书问题上。战后，日本汲取战前的教训，制定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基本法》。从1949年开始，把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了民间。虽然仍存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审查的对象主要不是内容，而是书中的错别字等编辑错误和数据错误。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识形态日益保守化。1955年以前，无论是民间出版社发行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文部省发行的《日本历史》课本中，都有关于“南京暴行事件”的记载。但是，1955年，当时的开始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偏向”；翌年，文部省内出台了所谓“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公然干预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如把参加朝鲜“三・一”运动的活动分子定位为“暴徒”，“侵略”改为“进入”“进出”等，乃至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的记述只能停留于所谓“南京攻略”的表达，对屠杀、等暴行完全不能涉及（如大阪书籍1955年版、东京书籍1964年版等），被当时的左派“革新”舆论斥为“文部省史观”，史称第一次教科书问题。

1962年，历史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版）因在对“南京事件”的表述上使用了“南京大屠杀”（Atrocity）的措辞，被认为“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阴暗”，而未能通过文部省当年度的审定。虽然之后经过修改，通过了翌年度的审定，但家永以“因文部大臣的措施，使个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为由把文部省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赔偿，展开了个人对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

整个60年代，包括家永三郎在内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虽然整体氛围比较压抑，但仍可见筚路蓝缕的努力和艰难的推进。如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十卷本，平凡社，1961年），在“南京事件”的词条下，有多达7行的描述；《每日新闻》记者五岛广作的《南京作战的真相》（东京情报社，1966年），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等著作，均对“南京事件”公然冠以“南京大屠杀”的称谓，对那段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使日本恢复了自信，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一些右翼学者在保守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开始否定东京审判，如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正・续）（番町书房，1964、1965年），斗争日益表面化。

70年代：左右对决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问北京。中美的急速接近，被日本当成“越顶外交”，深受刺激，遂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于当年9月率先与中国建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方面则“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两国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化干戈为玉帛。随着对华经贸、文化往来的频仍化，战争责任问题再度浮出舆论“水面”，成为知识界热议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派舆论重镇《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赴中国内地采访。调查报告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即《中国之旅》（朝日新闻出版社，1972年）。这部赫赫有名的非虚构作品，以冷峻的新闻主义笔法，曝光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平顶山事件、活体细菌实验、鞍山菱镁矿的万人坑、强虏劳工、三光政策，等等；关于“南京事件”，记者用两天的时间采访了四位受害者，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惨状……如此活生生的新闻调查，令沉浸于战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接下来，本多胜一又连续推出了两部“南京事件”题材的著作，进一步揭露日本的国家犯罪，带动了一个新闻出版界的“南京热”。一时间，主流媒体和坊间出现了许多标题或书名中带有“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书籍，十分醒目、刺激，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日益升温。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出版后，因其中记述了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南京的“百人斩”竞赛，一位名叫铃木明的右翼作家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的幻影》（文艺春秋社，1973年），公然为这两位在南京审判中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处死刑的杀人凶手鸣冤叫屈，声称以所谓“百人斩”为象征的“南京大屠杀”本身即为“幻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书甫一出版，颇有市场，居然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第四届）。后来还怂恿两位战犯的后代兴起了一场名誉权诉讼的闹剧。其目的，一是颠覆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二是试图让民众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出现的、要求检证日本侵略及加害历史的动向产生抵触和反感。因右翼也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和舆论阵地，其理论主张也能得到有效的放大、传播，曾几何时还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否定论”开始坐大，且日益体系化。至此，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展开正面对决，彼此动静都不小。

这种对峙局面，胜负姑且不论，其所带来的一个客观正面效果，是对“南京事件”的“脱敏”：从70年代初开始，“南京事件”逐渐溢出政界和历史学界的场域，成为日本民众广为知晓的事实和大众传媒上公开讨论的话题。中小学教科书的记述已不在话下，“南京大屠杀”的特定称谓也不再是禁忌，常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成为与“南京事件”并行混用的历史名词。

80年代：“南京大屠杀”大论战

80年代，总体上，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但同时也出现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波折。尤其是80年代初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成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反而刺激了中国沉睡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苏醒。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全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邓小平亲笔题词）竣工落成，“遇难者300000”――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刻在纪念墙上。围绕大屠杀和死亡人数问题，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如本文开头所介绍过的――历史学者秦郁彦话语中的所谓“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古董式’的历史家”。用比较通俗的表述的话，则是“虐杀派”（“反体制派”）、“中间派”（“古董派”）和“否定派”（“体制派”）。

“虐杀派”亦称“大屠杀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家永三郎、洞富雄等，清一色是日本“反体制派”学者。在死亡人数认定上，这派学者基本上接受或接近中方的观点：如笠原十九司认为，“洞富雄的‘有不低于20万人的中国军民成为牺牲’的推测是最有说服力的”；本多胜一是职业记者，干脆表明“作为新闻记者，正确传达中方的主张是我的任务”。“中间派”亦称“中屠杀派”或“过少评价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秦郁彦、板仓由明。这派不是“反体制派”学者，但并不否认屠杀的事实（用秦的话说：“即使死亡4万人，那也是正经的屠杀。”），但主张以实证的方法评价历史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认为死亡人数在1.3万人（板仓）和4.2万人（秦）之间。“否定派”多系日本的“体制派”学者，代表极端保守的一极，包括铃木明、田中正明、渡部升一等人，上述的“幻影派”，也是这一派的代名词。他们不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认为是中方“白发三千丈”式的“文学夸张”、“政治宣传”，是“中美的圈套”，是“幻影”、“虚构”。这派的特点是矢口否认，但不轻易涉及数字。公开辩论的场合，在被逼急了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吐口“譬如杀了3000到6000人”。于是，被反对派抓住――“那难道不是屠杀吗？”因此，他们尽可能规避在逻辑上被人诘问的风险，只“定性”（否定），不“定量”（涉及具体人数）。

这场大论战，最终以“虐杀派”（也包括“中间派”）的胜利、“否定派”的失败而告终。今天，虽然在具体数字上仍然存在分歧，但至少有从数万到10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了日军的杀害――已经成为日本学界和传媒界的主流观点。各大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中绝大多数，是“虐杀派”学者的编纂。在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已不是问题。相反，不记述和否认才是问题。应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论战后形成的主流社会看法，带有很强的共识性，已不大容易被颠覆。

90年代以降：逆流难转大趋势

进入90年代，“平成”改元、“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终结、中国崛起……日本的国内环境和地缘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人的焦虑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又发生过一些逆流、回潮：诸如保守派政治团体“历史检讨委员会”出台《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1995年）一书，为侵略历史翻案；阻挠中国电影《南京1937》（吴子牛导演，1995年）在日上映事件；新一轮教科书问题（1997年）；右翼分子冲击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社青木书店（1999年），等等，但主流社会的立场并未动摇。

不仅如此，一些旷日持久的、标志性诉讼案例纷纷审结，无不以“虐杀派”胜诉、“否定派”败诉为结局，如家永三郎诉文部省案、“百人斩”竞赛两军官后代诉本多胜一案、冒牌者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案，等等。笠原十九司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南京事件争论在司法界也已结束”。（见《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笠原十九司著，罗翠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页）

今天，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已难以见到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教科书的编写制度相对“自由化”，会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主持编纂，但过于保守的内容也很难通过审查。退一步说，即使通过审查，也难以得到市场（学校）的认可。如2000年4月，由成色保守的“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科学省审查，但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上未通过审查，被打回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虽然仍比较暧昧，却勉强通过了审查。可2002年4月新学年开始时，在中学教育现场，“编撰会”版历史教科书的预订数只有区区521册，采用率只有0.039%。而同一时期，立场相对温和、持论公允的“东京书籍”版教科书的采用率高达51.2%。随着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今后也不排除会有新的逆流和回潮，但基本可以断言，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和表述上出现大幅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笠原十九司认为：“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南京事件争论已经结束了。然而，要求尊重这个结果并寻求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断的意见，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反对。”因此，南京大屠杀与其说是历史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目前，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仍存有分歧。因两国毕竟制度、文化不同，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被害者与加害者的立场差别，强求历史观的一致不太现实。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求大同，存小异”，即在大的原则框架下，谋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和数据的接近，勿强加于人。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宅巍指出，切忌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上陷入“三个误区”：即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他认为，只要承认日军在南京实施了范围广泛的残暴行为的事实，关于死者数量的问题可留待今后探讨，“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孙先生的话确不失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南京大屠杀作文篇8

一部外国人拍的《南京》本不应该在中国遭到如此待遇，因为《南京》是一部真实记录日本人在二战侵华期间野蛮屠杀中国人的影片，而且，《南京》是在“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这一期间上映的。70年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天既是国难日也是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日军侵略的纪念日。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天。但就是在这一特定时期上映的一部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却在中国遭遇了票房“滑铁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对比一下犹太人是怎样牢记大屠杀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犹”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两件极其残忍的暴行。然而，“纳粹屠犹”几乎成为全世界人所共知的纳粹残暴的罪证，而“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却少有人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应该说主要与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刻骨铭心的纪念方式有直接关系。

以色列在建国之始的1951年，就通过法令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每年当这一纪念日来临时，以色列的电视广播会停止一切娱乐节目，全国娱乐设施关门歇业。这一天是举国哀悼的时刻，汽笛声响彻整个国家，人们会停止手中的一切工作，行驶中的车辆会及时停下，乘车人会跳下汽车，肃立默哀。此外，犹太人还在本国和世界各地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或“大屠杀纪念中心”，这样的纪念馆现在几乎遍布欧洲每个国家。犹太人在铭记大屠杀问题上的做法还包括，用文学和影视作品反映大屠杀，设立各种大屠杀纪念和研究基金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就是纪念大屠杀的杰出影片。战后的60多年历史证明：犹太人通过对大屠杀的各种纪念，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对大屠杀的记忆。

与犹太人相比，我们遭受的二战苦难不比他们轻，我们在二战中牺牲的人不比他们少，但我们对二战的纪念与他们相比实在令人汗颜。列宁的名言耳熟能详：“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我们在全民娱乐化的今天，能记住的“过去”还有多少？关于抗战的一切我们还能回忆起多少？每年的二战纪念日，在国际舞台上为什么中国人的声音那么稀少？我们关于二战的影视及其他文艺作品有几部是拿得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