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婚姻调查范文
时间：2023-10-08 04:11:48
南京婚姻调查篇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成为都市里新型的劳动大军。他们在为城市建起一座座摩天高楼、筑起一条条宽阔大道的同时,情感和婚姻方面的各种问题却日渐凸显,引人关注。中国有1.5亿农民工,青年民工占80%,从乡村走向城市,很多青年民工保持了传统婚姻的执著与忠诚,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出现的感情疏离,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裂变,导致青年民工离婚率高达44%。他们的婚姻究竟在哪里安家?他们的情感世界又是怎样的?
“牵手不容易,我们走到底”
民工的生活状态就是常年漂泊,多数夫妻分居两地,婚姻经受了多重考验,但很多民工在逼仄中默默持守,爱情在质朴中愈发动人。
南京河西偏远的河北村建筑工地上,有一间安徽泾县农民工蒋云山夫妇的工棚,细心的女主人将这间20平方米的工棚打扫得干干净净。38岁的蒋云山来南京已经5年,妻子也在南京做保姆。尽管在同一个城市,夫妻俩却很少见面,妻子平时住在雇主家照顾老人。两人的工资加起来2000多块钱,主要用在老家读书的儿子身上。
前几年,蒋云山在无锡、苏州等地打工,妻子在老家种田。5年前,他们结束分居生活,一起来到南京打工。蒋云山说,他们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他还有好多封信,那是他们读初三时写的“情书”,他一直珍藏着,并随身带到打工的城市,想她了就拿出信来看一看,拿出照片来摸一摸。
他一直记着对她的承诺――“你跟着我受苦了,但只要有一碗面,我喝面汤你吃面。”她笑着说:“现在还不至于吃面条,雇主家有好吃的东西给我,我都集中到一起乘地铁送到他的工地上。”结婚10多年了,他们从没红过脸。
在蒋云山的工地上,那些为生活辛苦劳碌的工人,无论夫妻分居抑或蜗居工棚,都有着对爱情婚姻的执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新一代民工对爱的理解更加浪漫。在一家话务公司工作的冯英菊来自连云港农村,时尚的打扮,让她已完全像一个城里人。21岁的她和做业务员的于剑在南京一家网吧一见钟情,现在已经恋爱一年。在陌生的城市,他们相互照顾,相互依靠,享受着甜美的爱情,一起为未来拼搏。如今他们已在南京租下了一个只能放一张床的单间,他们更大一点的梦想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有能力租下一个套间,然后结婚,生孩子。“牵手不容易,我们要走到底”,冯英菊说。
闪婚与闪离,两地分居让爱情少了坚守
由于常年漂泊,居无定所,新一代农民工的婚姻常常会出现“闪婚”现象。
28岁的皖籍农民工顾彬在江苏昆山张浦一家企业打工6年了,每年春节回老家,父母都催他结婚。2009年春节他相亲4次,最后见的一个女孩感觉不错,只谈了10天恋爱,就匆匆结婚,如今女儿已经满月。他在张浦找好了房子,和人合租,每人一个单间,方便老婆自由来去。说到未来,他说,自己会在企业好好做,将来把老婆接到昆山,再租个大点的房子。
“闪婚没什么不好,关键是要‘闪’对人。”小顾说。他手下30多个工人,除了2个和本地工厂的女工谈恋爱外,其余都是通过回老家相亲这样的方式匆匆结婚的。
闪婚主要是环境造成的。吴江一家乡镇电子厂的苏籍女工张琳琳,中专毕业后上班5年,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宿舍上网,再加上工厂地处偏僻,根本没机会认识别的男孩子。她父母最近给她在老家张罗相亲,本来对相亲不屑一顾的她,如今不得不低头,准备请假回家与男方见面。
随着闪婚的不断增多,闪离现象也日益突出。根据苏北某县民政部门的调查,春节前后是办理结婚证和离婚证的高峰期。闪婚大约在1000多对,而闪离则超过600对。有对农村青年从结婚到离婚只有10天:年底双方相亲,男的参加婚检被查出乙肝,他隐瞒女方实情,10天后女方得知当即大闹一场离婚。最离谱的是,第11天,女方和新对象又闪了一把,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婚姻。正月还没有结束,女的留在老家开理发店,男的去了无锡打工,从此劳燕分飞,大家只混了个脸熟。
据调查,已婚青年民工中,离婚率高达44.05%。为了防止闪婚后闪离,不少乡村渐渐演化出一种新风俗,女方订协议,要求男方交纳1万到2万的婚约保证金,离婚的话这钱就不再退给男方。
安徽民工小月,长得俊俏苗条,本来留在老家照顾两个幼儿,还在当地县城做钟点工。2009年底,在上海打工的老乡隐晦地告诉她,她老公在上海有人了。小月一听“炸”了,打电话坚决让老公回家,说金山银山都不要赚了,要么回来,要么离婚。2010年,老公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了,开始了新生活。
小月遇到的问题是许多农民工在婚姻生活中面临的共同烦恼,两地分居给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苏北某县2009年农村离婚案件2288件,比起10年前的数百件,数量大幅攀升。据苏北某县法院人士介绍,打工过程中产生婚外情,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民工离婚案件中,其中一方在外打工有了婚外情的占到70%。同时,70%的离婚由女方提出,一是女性受到城市文化冲击带来权益意识增长,二是男性农民工即使在城市有婚外情,也不愿意主动提出解散家庭。
挫折与压抑,民工“小被窝”也是大问题
在长三角和南方的一些工厂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民工的性挫折和性压抑。
33岁的农民工肖骏最近从江苏无锡工厂的集体宿舍搬了出去,花了3000多元钱在附近乡镇租下了一室一厅的单室套,并把老婆从安徽老家接了过来。肖骏所在的工厂有很多已婚民工都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据一项调查,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是找老乡聊天、打牌、喝酒,近一半的人对城市打工生活最深的感觉是“寂寞”。
在南京城南一处房地产项目建设工地上干活的阜阳籍工人杜德友已经在外打工6年,一年当中只能在春节前后回老家和妻子呆上十天半个月。
许多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年轻女性正在经历喧嚣城市的巨大文化冲击。一位从事美甲的打工女孩说,她同时有两个男朋友,她与他们都有亲密关系。而在女性员工集中的沿海制衣等产业,情形正相反。一位在浙江打工的民工说,由于工厂女孩子多,男性很少,有的男民工会和几个女孩子谈恋爱。
南京婚姻调查篇2
（南京晓庄学院基建与后勤处，江苏南京211171）
摘要：本文对南京某高校在校女大学生婚恋观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通过调查发现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呈现如下几个特点：（1）女生谈恋爱在高校是一种普遍现象；（2）大学生的择偶标准趋于理性；（3）恋爱动机多种多样；（4）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理解比较一致；（5）性开放得到多数人认可；（6）婚恋自主，兼顾父母成为大学生择偶的主流。根据这些特点，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婚恋教育时应做好对新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加强婚恋观的自我教育。
关键词 ：婚恋观；女大学生；恋爱动机；理性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11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023—03
收稿日期：2014—10—24
作者简介：郭玉玲（1971— ），女，河南许昌人。南京晓庄学院基建与后勤处公共卫生科，主管检验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医保和计划生育管理。
一、引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谈恋爱和结婚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1990年，原国家教委出台的《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禁止大学生在校期间办理结婚手续，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此规定成为学校对大学生的婚恋行为严格管制的重要依据，但明显与《婚姻法》相违背。然而，时代在发展，现今的高校中，大学生谈恋爱越来越普遍，在校生结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2001年12月，武汉大学最先开禁，允许在校生办理结婚手续。［1］教育部也于 2005 年 3 月 29 日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的原规定，明确指出“学校不得干涉和禁止本科生结婚”，将婚育的自主权还给了学生。［2］2007 年 8 月 3 日，为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各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职责，妥善解决在校大学生的计划生育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国家人口计生委、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国人口发［2007］64 号，以下简称《意见》），对在校已婚女大学生的生育问题进行了规定，规定高校不得要求合法生育的大学生退学等。《意见》出台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校大学生的婚恋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被正式提到了高校管理工作层面。为了深入了解女大学生的婚育观，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情感现状，探讨切实可行的婚恋婚育教育管理办法，为高校和其他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可借鉴的客观依据，笔者对南京某高校在校女大学生的婚恋婚育观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为了能得到真实并能反映总体情况的可靠数据，本次调查活动在某高校学生服务大厅发放问卷，在采用不记名调查的同时，兼顾了不同年级和不同年龄以及不同专业等因素。共发放200份问卷，收回195份问卷，问卷有效率达97.5%，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女大学生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女大学生谈恋爱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你的恋爱状况”的调查中，有37%的女大学生选择“正在恋爱中”，16%的女大学生表示“曾经有过恋爱的经历”，选择“处于观望状态，一旦有了合适的也可以考虑”的女大学生占了35%，仅有12%的女大学生选择“不准备在大学阶段谈恋爱”。由此可以看出，女大学生恋爱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越来越注重民主，对大学生谈恋爱现象的管制程度也越来越低。当前，不仅大学生中谈恋爱的人数有所增加，而且越来越趋向于低年级化。这是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学习压力大，学校管制也相对严格，因此，无暇谈恋爱，他们都把与异性交往和恋爱的渴望压抑在心底，上了大学，他们脱离了家长、学校的管制，谈恋爱的欲望得到释放。况且，高校不反对大学生谈恋爱，不少家长鼓励学生特别是鼓励女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找男朋友，再加上大学阶段课业安排相对较少，学生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所以，女大学生大多愿意投入到恋爱中去。
（二）恋爱动机多种多样
在对谈恋爱的动机的调查中，有12%的女大学生选择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谈恋爱。女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渴望爱情，再加上学校在青春期教育方面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对异性有了强烈的好奇心。有11%的女大学生选择为了“弥补内心空虚，以寻求精神寄托”，有60%的女大学生认为“到了应该谈恋爱的年龄”，只有5%的女大学生“看到大家都有男朋友，觉得自己单身没面子”，这部分学生认为，身边的同学都在谈恋爱，自己不谈，会让人觉得自己没有魅力，会被看不起，所以，出于从众心理，她们会选择随大流谈恋爱。有12%的女大学生因为“对方追求强烈，不好意思拒绝”，这部分学生对在大学谈恋爱持无所谓的态度，当有人对她们展开强烈追求时，她们会因不好意思拒绝而恋爱。
大学生的年龄一般都在18周岁以上，此时生理上已经成熟，性意识逐渐增强，对异性的好奇心和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很多女大学生都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就娇生惯养，对父母有很强的依赖性。上大学要背井离乡，从未远离过父母的她们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种种困难时，往往会不知所措。此时的她们便会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进而寻找感情寄托，最后坠入爱河。很多女大学生认为学习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内容，应该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包括谈恋爱等），从而让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女大学生谈恋爱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多数认为是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家庭因素也会影响女大学生对谈恋爱的认识，大多数家庭都是赞成女大学生谈恋爱的。
（三）择偶标准趋于理性
在“选择配偶最注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20%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外表，15%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年龄，33%的女大学生选择了才能，15%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学历，17%的女大学生选择了经济条件。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女大学生的择偶标准偏重才能的较多，不是仅局限于经济条件或外表，而是比较理性地进行多方面的衡量。
在“选择恋爱对象时，长相因素所占的比例为多少”这一问题上，只有19%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占80%的比例，其他81%的女大学生对另一半的外貌要求并不太高。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相对应，说明女大学生选择恋爱对象时，比较看重对方的自身素养，而不是其外在条件，进一步体现出了当前女大学生择偶标准的理性化。
（四）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理解比较一致
调查中涉及到“你对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看法”这一问题，70%的女大学生认为“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不会结婚”。有大约25%的被调查者认为“婚姻中有爱情最好，没有也没有办法”。有5%的女大学生认为“婚姻里可以没有爱情”。可见，当前女大学生对婚姻的理解虽有差异，但大多数认为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研究中还提到了“你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同的人对婚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女大学生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升华”，是“人生不得不经历的一部分”，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种体现。一部分女大学生认为，“结婚是为了后代，是一种家庭和社会责任”。还有少部分的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会束缚事业的自由发展”等。不难发现，女大学生对婚姻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多数人持有正确的婚姻观。婚姻与爱情应该是统一的。爱情的本质是承担责任和甘于奉献，而不是占有和索取。只有无私的、有责任的爱才是永恒的和幸福的，才能保持永久和稳定的婚姻。当今社会离婚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据统计，北京的离婚率已经上升到了50%。这说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稳定的。
（五）性观念开放，对未婚同居行为持包容的态度
在“您是否介意恋人以前同他人有过性关系”的问题中，有30%的学生表示介意；20%的学生表示不介意；50%的学生表示有点介意，但因为爱可以包容。可见，女大学生的性观念日益开放，与之前“一定要在结婚之前保持贞洁之身，如若不然，就是败坏名声的大事”的观念截然不同。当今社会未婚先孕现象越来越普遍，人们对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全国大学生性爱调查报告：未婚同居被认可》一文中也提到，九成以上学生赞同大学期间谈恋爱，近半数男生和1/4的女生认可未婚同居。［4］总的来说，大学生的性观念比以前更加开放了。其好处是，健康的性观念有利于提高婚恋生活质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等行为违反了婚恋道德，会导致很多法律及社会问题，不利于保护女性的正当权益。这是高校学生婚恋观教育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六）婚恋自主、兼顾父母意见是择偶态度的主流
中国传统婚姻一般都是听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当今社会，虽然父母的意见在子女的婚姻选择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婚姻毕竟是两个人而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情。其实，现在很多父母都愿意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的幸福。在调研中，涉及到“你认为找对象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多达80%的女大学生选择了“自由恋爱”，其余少部分人选择了“亲戚朋友介绍”和“网络媒体”等，体现出了当今大学生注重婚恋自由，不愿在婚姻大事上被管束、被制约，她们更希望由自己来决定如何选择自己的另一半。
对于“你在选择配偶时如何考虑父母的意见”这一问题，高达76.5%的女大学生认为应该将“父母的意见和自己的感觉综合考虑”。走极端的人最少，仅1.5%的女大学生选择“完全听父母的”，2%的女大学生选择“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另外11%的女大学生选择“以父母意见为主”，9%的女大学生选择“以自己的感觉为主”。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在考虑到尊重长辈等伦理因素的情况下，更多地会选择自由恋爱和自主结婚。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调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女大学生在高校谈恋爱是一种普遍现象，80%以上的女大学生愿意或正在谈恋爱；（2）女大学生的择偶标准趋于理性，多注重对方的能力；（3）恋爱动机多种多样，但生理发育原因占多数；（4）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婚恋自主意识强烈；（5）性开放得到多数人认可。据此，我们认为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婚恋教育时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注重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引导
许多学生在刚刚步入大学不久就开始恋爱，其中一个原因是看到别人成双成对很羡慕，自己有机会就想试一试，其实自己还是什么也不明白。新生在新环境适应期中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在新生刚入校时就对其进行包括恋爱、婚姻方面的入学教育，对他们进行提醒和指导，帮助他们尽快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恋爱观，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否则，没有正面的教育引导，新生一旦受不良因素影响，确立了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恋爱观，那么再去改变将会非常困难。［5］
（二）开设相关课程，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大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与学校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然而，目前学校对于大学生的婚恋观教育，还停留在定期开展系列讲座上，并没有开设相关的课程。由于师资短缺、缺乏专业性等，很多大学都没有开设相关课程，也没有一本像样的专业教材供学生们学习，有的只是部分活动中发放的宣传册。学校应该考虑为大学生订购一本专业教材，如果有师资条件，一定要开设婚恋观教育的课程，若不具备条件，可以考虑在思想教育等课程中刻意增加相关内容，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婚恋观。
（三）引导大学生加强婚恋观的自我教育
目前，大学生获取婚恋知识的途径有限，仅仅靠在大学期间听几个相关讲座、阅读几本宣传册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应引导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婚恋知识读物，提升法律意识，使其正确认识婚恋的本质。可以通过知识竞赛的形式，增强学生自学的积极性。这样，当女大学生在恋爱或婚姻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懂得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女大学生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正确处理好学习与恋爱的关系，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完善自我，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
参考文献］
［1］王会兰.浅论高校大学生婚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青年探索，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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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燕.全国大学生性爱调查报告：未婚同居被认可［N］.中国青年报，2003，11，17.
南京婚姻调查篇3
调查表明在“外向―内向”的性格特质上，夫妻双方“既不明显相似，也不明显互补”，而其余的27个性格方面，表现出程度不一的相似性，特别是夫妻双方在“自卑自信”、“老实圆滑”、“阿Q精神”、“宽容刻薄”等几个方面，更是表现出强烈的相似性。
调查还表明真正影响夫妻婚姻质量的只有面子上的契合度。也就是说，两个爱讲面子的人结合，婚后会更加和谐。此外，丈夫越重视金钱和权力，妻子的婚姻质量越高，但丈夫如果把工作成就看得非常重要，那么妻子的婚姻质量会较低，对丈夫而言，重视家族利益的妻子往往更受欢迎。
结婚有利于增进心理健康
据新华社华盛顿近日电，美国俄亥州立大学专家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对心情郁闷的单身人士而言，结婚也许可以增进心理健康。
该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3066名有抑郁症病史的人进行调查，这些人的症状主要包括失眠和持续忧伤等。
此外，研究人员还对这些人婚前婚后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婚姻可以帮助忧郁症患者缓解病情，忧郁症患者的发病频率在婚后会有所下降。
专家指出感到郁闷的人也许特别需要别人亲近，这正是婚姻所能给予的。
我国子女教育平均花费占家庭收入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6年中国经济和社会蓝皮书》指出，上学贵已成为新的民生问题。近日，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4128名城乡居民进行随机调查，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事实。
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接近家庭总收入的1／3，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有正在上学或上幼儿园子女的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总费用平均为3522．1元，约占全家年收入的30．2％，相对于城市和小城镇，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虽然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不到城市家庭的一半，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最高――32．6％。对比前两年的问题调查，农村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年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20％。有人甚至比喻，孩子的书包里装着一套房子。
迅速增长的教育支出带来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很多家庭因教致贫。
孝心能像商品那样出卖吗?
南京婚姻调查篇4
关键词： 农村婚姻移民；家庭融合； 异地适应
中图分类号：c 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40044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加剧，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县、市、省甚至国家而形成的跨地区通婚也越来越多。“四普”、“五普”数据均显示因为婚姻迁移而发生迁移的人口在国内总迁移人口中稳居第四位，［1］婚姻迁移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之一。跨地区通婚的大量涌现代表着一种新的婚姻迁移现象正在兴起和蓬勃发展。跨地区通婚下的婚姻迁移与传统婚姻迁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的通婚距离远远超出了传统通婚圈的范围，因为婚姻嫁娶而移居到异地生活的人口与迁入地原住民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造就了大量的“婚姻移民”。 对于个人来说，婚姻迁移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个人的生活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下，婚姻是人们尤其是妇女实现跨地域流动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对于婚姻移民尤其是跨省长距离迁移的移民来说，他们在异地要经历一个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最终实现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给婚姻移民个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因为他们与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通婚，共同组建家庭，不可能像其他类型的移民（比如农民工和整体搬迁的工程移民）那样生活在一个有更多外来人口的聚集区，而是加入到本地人家庭中，并且分散居住，他们更加无法逃避社会、文化差异带来的震荡，如果适应不良或者无法融入新的家庭和新的社会，那么迁移不仅不会给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机遇，反而会给其生活带来不少的烦恼，也会给迁入地的诸多家庭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研究婚姻移民的家庭融合和适应状况，能够得到如下启示：如何使婚姻移民更快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顺利地融入当地家庭和社会，更好更快地“落地生根”。
一、概念和研究方法
婚姻移民是指发生了婚姻迁移的人口，婚姻迁移是指因为婚姻嫁娶关系而迁居到自己原居住地（以县市为最小单位）以外其他地区，实现了居住地改变的行为。本文涉及的调查仅仅是针对婚姻中的一方迁往另一方所在的居住地，而不包括双方都是迁移者的情况；调查地点是苏南农村，绝大多数人婚前的户籍性质是农村，其婚后居住地也是农村，研究对象基本属于农村婚姻移民。
在婚姻移民是“有定居意愿的移民”这种前提下，广义的“社会适应”包含了移民从定居到适应、再到与当地社会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2］而狭义的“适应”和“融合”本身是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内涵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狭义的社会适应是指在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情景压力时，对自身进行的包括心理和行为的种种调适，以达到对环境的重新平衡，个人的调适能力和与个人及新环境的相处情况体现了其个人的适应性水平；而在《现代汉语规范辞典》里，融合的意思是“若干种不同事物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因而在本文中，“融合”就是交往双方相互适应后的相处情况，［3］包括相互的关系和心理上的相互认同感，家庭融合就是指一个家庭中各成员的相处状况和相互认同感；而异地适应则是指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的调适和与新环境和谐相处的水平。
首先，为了对婚姻移民有完整的了解，对江苏省吴江市所辖6个村的婚姻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展开了问卷调查，经过问卷有效性筛选，最后获得婚姻移民个人的问卷211份，数据分析采用spss 130软件完成，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性分析、交互分析、方差检验、相关分析等。
其次，对于移民生活的深入了解不仅仅需要对整个群体的完整描述，而更需要通过深入访谈来获得详实资料，因此，还抽取了个别家庭进行了比较正式的深入访谈，在告之访谈对象并取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最后统一整理，最终获得了婚姻
民及其家人的完整个案30份，此外还有十几份只涉及了婚姻移民本人的访谈资料及十多位本地村民的访谈资料，对这些资料主要采取了个案分析法和类型分析的方法。
二、婚姻移民的家庭融合(一)家庭融合的基本状况苏南地区家庭规模一直较小，在费孝通的江村调查里发现当地的农民家庭人均人口仅为4人，［4］19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这里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户家庭越来越多，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在本次调查中，婚姻移民的家庭有713%的夫妻是和父母或父母、孩子一起居住，属于扩大家庭，而只有256%的人是夫妻单独居住或夫妻带着孩子一起居住，属于核心家庭，总体看家庭关系比较简单。
从问卷数据看，婚姻移民家庭中的夫妻矛盾比较少，和睦相处是主流，家庭矛盾发生的频率、形式和后果均与本地联姻的家庭没有显著差异。首先，从矛盾发生频率来看，在过去一年中，有781%的人表示夫妻之间只是“偶尔”或“有时”有争吵，仅有33%的人表示夫妻二人经常有争吵，还有186%的人表示夫妻双方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其次，从冲突的形式看，最主要是口角纷争，只有1%的人表示夫妻之间发生口角后经常有打人的暴力情况，还有376%的人表示“有时”和“偶尔”会有打人的情况；再次，从发生矛盾造成的后果看，仅有05%的人会威胁离婚，而667%的人在争吵后则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的威胁，从夫妻冲突的最高形式——婚姻解体来看，本地联姻和异地联姻的离婚率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婚姻移民的婚姻关系基本比较稳定，仅有不到1%的人会担心婚姻不稳定的问题。在婚姻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上，婚姻移民的评价都比较高，且与本地联姻的夫妻没有差异。在具体分布上，有787%的人对夫妻双方的平等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有716%的人对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独立自由程度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有738%的人对夫妻双方的和谐程度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还有748%的人对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而与此同时对上述各项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则非常少。不过在对感情生活的满意度上，婚姻移民与本地居民有显著差异，后者对于感情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高于婚姻移民约6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婚姻移民在迁移中较强的经济动因和本地人在婚姻挤压下的理性选择有关，而双方比较忽略婚前了解和感情的积累，不过从总体看，双方差异不大。 虽然从数据上看婚姻移民家庭融合程度与本地联姻家庭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在婚姻移民家庭中还是存在一些容易造成夫妻矛盾和家庭不和睦的普遍因素，主要包括缺乏感情基础和婚前了解，较为低下的家庭经济地位，当地较为兴盛的风气，文化差异导致生活习惯的不同、丈夫家庭对于外地人的偏见而造成的心理隔阂等等。其中有些是由于“异地联姻”因素带来的，比如恋爱时间能够很好地反映联姻双方的感情基础和婚前了解程度。而与本地联姻者相比，婚姻移民的恋爱时间要短一些，有11%的人表示没有恋爱就结婚了，432%的人谈恋爱时间不满一年。许多访谈者表示在异地打工本身就很辛苦，心理也寂寞，为了能有个稳定的住所和家，一旦有人介绍对象，他们通常会很快与之结婚。由于对对方及其家庭不了解，再加上双方的文化差距较大，双方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方面的差异也较大，容易造成一些口角纷争，比如饮食习惯不同以及语言障碍容易导致婚姻移民和家里的老人之间发生摩擦。在婚姻移民家庭里，对外地人最主要的偏见来自公公婆婆甚至其他兄弟、妯娌，他们对于婚姻移民的偏见、不信任、防范和猜忌比较容易引起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包括辱骂和家庭暴力。
不过，这些因为文化差异、个性不同而导致的心理磨合仅仅是矛盾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在一个家庭中最大、最根本的冲突和矛盾通常来自于实际利益，最多的纷争仍然是出于对个人或家庭实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维护。因为在婚姻移民的迁移动机里，“经济理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在择偶中越来越注重感情和对方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择偶时只注重感情因素而不注重物质利益。物质基础仍然被看重，择偶动机中显示出了较强的经济理性和务实性。因此，家庭经济紧张、对配偶或配偶对自己的收入水平或赚钱能力不满、兄弟妯娌间的财务纷争、与娘家的经济来往通常是家庭矛盾的主要源头。在这些均能造成一般家庭矛盾的因素里，“异地因素”更
掺杂在其中，比如当地人与外地人联姻的个人和家庭总体经济条件要低于与本地人联姻的个人和家庭，经济困难者更多；出于现实的原因（路途遥远所付出的时间、经济成本），婚姻移民与娘家父母的联系往往很少，但是因为婚姻移民家里兄弟姐妹亲戚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会在婚姻移民的带动下来当地打工。因此，会形成一些婆家与娘家的互动，如果吃住在婚姻移民家里或者要求有其他经济支持的话，这常常会损害婆家人的利益，不仅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还会导致两个家庭之间发生较大的矛盾冲突。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地人眼里，与外地人联姻最难以协调和最难以忍受的也就是与其娘家亲戚之间的来往太麻烦，自家的实际利益容易受到损害。此外，本地人对外来婚嫁者及其配偶的偏见和歧视也常常使得其在大家庭的利益分配中得不到公平对待，婚姻移民家庭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引发家庭纠纷。 （二）家庭融合的原因分析总体看来，绝大多数婚姻移民能够较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家庭生活，家庭融合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异地联姻在较大程度上符合婚姻移民和当地居民双方的利益，联姻双方中的个人和家庭对对方都有较强的依赖和需求，移民适应与融合的动力较强，客观条件也较好，这种异地之间的婚姻结合是在各种结构性因素限制下联姻双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但是，异地联姻家庭中也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家庭问题与家庭矛盾，婚姻移民与本地人体现出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双重关系。
一方面，对于婚姻移民来说，选择与当地人联姻是个人在户籍制度以及流动机会、家庭地位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结构制约下个人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吴江较好的地区经济条件是婚姻移民婚姻迁移的主要动因。在当前当地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下，外来人口想要落户吴江，门槛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于占外来人员比重较大的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来说，想要通过买房、投资等途径实现永久迁移、在当地落地生根还是不太现实的，而通过与本地人联姻则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这一目的。其次，妇女现实地位的结构性影响以及传统性别文化也对迁移妇女形成了一股推拉力。目前，婚姻移民的主体仍是女性（约占90%左右），性别分工的等级制和较少的独立迁移机会形成了妇女向外婚姻迁移的推力， “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和贞操观也将外来媳妇束缚在其并不愿意再维持的婚姻和家庭中，将她们留在并不愿意留下的社区中。［5］另一方面，对于吴江农村的当地居民来说，与外地人联姻也是在一系列社会变迁的基础上，本地的婚姻市场不再平衡时的一种较为理性的择偶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当地少数受到婚姻市场绝对排斥的择偶困难者是以放弃择偶的就近原则来实现更为重要的原则——通过婚姻交换获取对方的资源，满足中国人必须要结婚、成立家庭、养育后代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当地人更是出于“经济成本低”、“个人吸引力”、“延续香火姓氏”、满足“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更大程度上“避免家庭矛盾”等种种理性考虑而为自己选择“适合”的配偶，许多本地人和家庭逐渐接受甚至开始主动地选择来自异地的“合适”配偶。总之，双方都通过“联姻”找到了利益切合点，比较容易实现家庭内部的融合。
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仍有排斥的关系。对吴江当地人来说，在满足家庭经济条件和理想婚姻模式的基础上，本地联姻是一种最优选择，与外地人联姻是个人和家庭通过婚姻进行资源交换的一个折中选择或者说排列在较后位置的选择，而不是在打破地域界限、对外地人在心理上完全认同的基础上施行的完全自愿的行为，由于资源争夺、文化排斥、刻板印象等原因，本地人与外地人仍有较强的心理隔阂和相互排斥的现象，而外地人身份也给异地联姻夫妻的婚姻生活和家庭融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放大普通家庭中也可能发生的一些矛盾。
三、家庭融合对异地适应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农村婚姻移民与其他类型的移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与不同文化空间的人缔结婚姻，共建家庭，并迁移到配偶所在社区生活，他们是社区与家庭的“双重外来者”，［6］他们与新家庭的融合对其异地生活的适应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对新家的适应和融合本身就是其异地适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家庭的融合程度本身就是其异地适应程度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新家庭成员的和睦
处及婚姻移民对家庭生活的满足感是其适应异地生活的一股强大而重要的支持力量。(一)家庭融合是异地适应的重要内容首先，与配偶及其亲属的互动是婚姻移民的最主要社会交往。婚姻移民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是其与本地人关系的主要体现，其家庭矛盾和冲突也是其与本地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婚姻移民以姻亲关系为纽带展开与本地人的深入互动，以夫妻关系为主的家人互动是婚姻移民在婚后最重要的日常交往行为。早期那些“介绍来”的媳妇，她们是在对本地社会、文化没有任何适应缓冲期，同时也是在与本地人基本没有任何互动的情况下，就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新的家庭之中，她们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感知完全是从新建立的家庭开始；而那些“不以结婚为最初目的”的迁移者，在结婚之前作为普通打工者，他们与本地人的交往是非常少而且是表面化的。访谈中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自己在婚前或者谈恋爱前很少与本地人有深入交往，原先的朋友都是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老乡，通过与当地人恋爱、结合，他们才逐渐进入到当地的家庭，更多地接触到当地人的生活和深入到当地的文化观念里去。同时，远距离迁移使得婚姻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在缩小甚至完全断裂，而在陌生的移居地中新的社会关系需要建立，这时候最值得婚姻移民信任和依赖的便只有姻亲关系，而这些姻亲关系形成的源头便在于婚姻，婚姻移民新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依靠姻亲关系而延展开去。因此，婚姻移民在婚后新家庭的适应和融合是其异地适应的首要目的和重要内容。（二）家庭融合是异地适应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结婚之初的日常生活中，婚姻移民与本地居民相比，比例由大到小，存在着“生活习惯不同”（485%）、“语言沟通障碍”（37%）、“想念外地亲人”（255%）、“孤独”（106%）、“和家里老人相处”（162%）、 “缺乏家人支持（72%）”等6个方面的特殊困难，在语言障碍、生活习惯不同、缺乏家人支持和心理孤独等4个方面还存在着通婚距离远近的差异，即通婚距离越远，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越困难。在他们克服上述困难、适应异地生活的过程中，以配偶为主的家庭支持是婚姻移民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自配偶和家人的支持是婚姻移民感受到来自外界支持的最重要力量，与配偶关系的好坏也是影响婚姻移民对异地生活主观感觉的最重要因素。
在婚后，不论是其适应当地文化、学习语言、更大范围地展开与本地人的交往等，都是在与本地人组成的家庭中完成的，而且以配偶为主的家庭支持对于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也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个人的家庭地位与家庭生活满意度均与其主观的适应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以配偶为主的家人的支持，是其异地适应中最为关键的社会支持力量；随着生育的完成，子女的支持也给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产生有利的影响，新的血缘的建立使他们有了家的感觉，减少心灵的孤独，抚育孩子也是他们学习当地语言、扩大同性间交往的重要途径。因此，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否很快克服最初在异地生活的不适应感、陌生感和焦虑感。虽然在婚后初期有诸多不适应，但由于借助婚姻关系可定居在富裕的江南农村，受到经济理性和传统婚嫁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婚姻移民适应与融入本地社会的动力较强，在适应机制上绝大多数人属于主动适应与积极融入，再加上与本地共建家庭，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他们能够较多地从职业技能、语言、生活习惯、交往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对自己做出改变，调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目前，80%的婚姻移民都感觉适应或十分适应当地的生活，而“比较不适应”和“非常不适应”的仅有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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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婚姻调查篇5
【关键词】 婚前医学检查 婚检率 疾病检出率 对策
婚前医学保健是保障母婴健康,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一级预防措施。国务院2003年8月18日颁布,10月1日正式实施,对其有关规定做了重大修改,尤其是婚检不再是强制、必须、而是知情自愿,自此各地婚检人数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婚检人数为零的情况。提高婚检率,促进男女青年的健康婚配,已成为当前婚前保健工作的首要问题。通过南京市六合区2000-2009年(新实施前后)婚检率与疾病检出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干预措施,以促进婚检工作的开展。
1 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南京市六合区2000-2009年全区婚前医学检查表及婚前保健报表。
1.2方法 由六合区妇幼保健所承担婚前医学检查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有关规定及服务规范开展,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婚前医学检查医师及婚前医学检查工作的培训及质量进行控制。
指定传染病:包括急性传染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肺结核、麻风病、淋病、梅毒、艾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软下疳、阴虱、HIV感染、其它。
生殖系统疾病:是指患除性病外的生殖器官感染、肿瘤、畸形等疾病。
内科疾病:是指患对婚育有影响的内科疾病(如风湿性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
影响婚育的疾病:是指医生向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提出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不宜生育、暂缓结婚或尊重受检者意愿的疾病。
2 结果
2.1婚检率2002年最高94.51%,2005年最低1.21%,2008年为7.29%,2009年为15.09%.
2.2婚检率与几类疾病检出情况 见附表。从附表可以看出各类疾病检出率相符于婚检率较有规律的上升或下降。
3 讨 论
我区的婚检工作自起步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妇幼保健工作者的勤奋努力,婚检率稳步提高,2002年全区达94.51%高于全国68.48%的平均水平,所检出的疾病给予正确治疗,建议及指导,对影响婚育的疾病分别给予暂缓结婚、不宜生育及限制性别生育等指导,对降低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起到了一级预防保健的重要作用。
2003年10月1日新的>实施后,我区婚检工作直入低谷。2004年、2005年、2006年分别为1.50%、1.21%、2.15%,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67%、2.93%、4.43%,我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1婚检率下降的原因
3.1.1新的>出台是婚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取消了“强制”婚检这道关口,给广大适婚青年带来了省钱、省事、省时间等方便,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民心政策,虽然直接导致了婚检率的下降,却促进了婚姻登记的大幅提高。
3.1.2健康观念落后成为提高婚检率的主要障碍。
表面上看婚检消极是因为制度的弱化,其实健康观念落后是其深层原因。有资料显示:我国育龄男女的生殖健康知识比较匮乏,对传统避孕方法、紧急避孕知识和的了解较少,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性传播疾病的症状和妊娠危险征兆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未婚人群,2008年3月1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由政府买单的免费婚检工作,但2008年婚检率仍然只有7.29%。
3.1.3婚前保健服务欠完善,没有吸引力。
婚前医学检查是1994年10月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母婴保健法》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按照制度规定的模式开展婚检工作,检查内容和形式比较固定,针对性不强,检查手段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围婚青年的需要。
3.2提高婚检率的对策
3.2.1实现婚前保健、婚姻登记一条龙服务。
为方便青年男女的婚检、登记,节约时间,经过多方分析我所协调民政局婚姻登记部门迁入妇幼保健所同我所联合办公。目前婚检科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男检室、女检室、化验室、宣教咨询室配备科学、完整,能够为婚检的男女青年提供基础服务。
3.2.2多方位服务,体现婚检新面貌。
除参与婚前医学检查的人员外。我单位在婚姻登记大厅设置了婚前保健协管员岗位,由具备一定素质的人员上岗,对每位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妇进行及时的婚前保健知识宣讲
同时为同意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新婚夫妇填写婚前医学检查表,并将其引领至婚检科接受婚前医学检查。
3.2.3政府干预,促进婚检工作的开展。
把婚检作为公益事业开展,纳入各级政府工作计划,共同部署。婚检工作看似卫生部门的业务工作,但牵涉到多部门,需卫生、民政、财政、计生、工会、妇联等部门通力协作,各司其职才能共同完成。由政府出面明确各部门分工,才能畅通免费婚检的各种步骤和程序,才能提高公民对婚前医学检查的信任,有效改善新政策下婚前医学检查的现状。
3.2.4加强婚前保健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强新婚夫妇自我保健意识。
通过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宣传手册、黑板报等向全社会进行宣传,内容包括生殖健康、遗传知识、优生优育等。使每位公民认识到婚检的重要性,自愿婚检,认识婚前医学检查不仅是对自己、家人及家庭负责,也是对国家、民族应尽的义务。
3.2.5提高婚检医生的业务水平及责任感。
婚姻保健必须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规范婚姻保健服务行为,婚检医师应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加强业务学习,保证婚检质量,并加强婚检后的疾病治疗,提出建议及婚育指导,确保让受检者有较高的认同感。
努力做好婚检工作,使每对新婚夫妇在良好的健康状况下孕育下一代,保护母婴安全,从而有效地降低孕产妇、围产儿及婴幼儿死亡率及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发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中华民族强盛,国家兴旺之根本。
参考文献
[1] 陈英 婚检率与疾病检出情况分析及探讨 《中国妇幼保健》2008 23 453
南京婚姻调查篇6
今年5月，国内著名导演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被网络热炒。有媒体挖出，张艺谋近年来与两位女友生育多个孩子，目前已是七个孩子的爹。报道引发众多网友高呼，名人、富人享有特权。
巧合的是，2013年4月28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男方重婚超生、引起妻子起诉离婚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两人离婚，男方给付妻子子女抚养费、损害赔偿金及经济帮助40万元。此前，男方因为涉嫌重婚犯罪，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这起案件的解读，透视特定人群的重婚、超生行为对婚姻家庭乃至社会产生的影响。
年近50岁、其貌不扬的赵明在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后，从单位辞职下海经商。此后，事业颇有成就的他同时成为四个女人的“老公”和七个孩子的父亲。七个孩子中，最大的已经26岁，最小的才1岁多。周旋在四个女人中间的赵明可谓绞尽脑汁，为了给孩子办户口，他和两个女人分别持有结婚证。他还让自己的弟弟和自己的女友结婚，甚至带着“妻子”去香港生孩子。
妻子的惊人发现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张燕通过qq认识了赵明。赵明在网上自称是南京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此后，两人经常通过网络联系，彼此感觉很不错。2001年的“十一”长假期间，张燕到南京与赵明相见。张燕见赵明虽然比自己大十多岁，但成熟稳重、出手大方、会照顾人，便很快与他建立了恋人关系。2003年10月，两人登记结婚。张燕怀孕期间，赵明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她体会到了丈夫的关心和温暖。2004年12月，张燕生下了女儿。虽然赵明对张燕和孩子仍然很好，但是，不再每周都回家。张燕问他原因，赵明只说工作压力大，生意不好做。
后来，张燕又考上了博士。此时的赵明四处借钱做生意，并从张燕的导师那里借了一笔巨款前往北京创业。慢慢地，赵明的生意越做越顺，张燕和孩子的生活也越来越殷实。
由于丈夫借了导师的钱没有及时偿还，张燕很怕面对自己的导师。再加上要照顾孩子，她的学业进展很不顺利。于是，她索性办理了退学手续。退学后的张燕把孩子留在赵明的老家，来到北京工作。到北京后，张燕本以为可以夫妻团圆，但赵明却以北京租房贵、他又不常在北京为由，让张燕住单位宿舍，等他回北京时两人再聚。渐渐地，张燕发现，只要自己一打赵明的电话，赵明十有八九会说忙或者出差。即便两人见面，他也就待一会儿，简单问问孩子的学习和张燕的工作情况就离开。平时，他也很少给住在老家的孩子打电话。即使两人回老家，他也只在家里吃早餐，午餐、晚餐都在外面应酬，根本不陪孩子。
从2012年4月起，张燕便联系不上赵明了。她担心赵明出意外，立刻到派出所报警。民警根据张燕叙述的这几年的婚姻生活，初步认定赵明可能抛弃了张燕。张燕想到了离婚。可她到房管局一查才发现，赵明买房用的结婚证竟然是他和一个名叫李慧的女人的。欲哭无泪的张燕这才认识到自己9年的婚姻原来只是一个大骗局。经过多方查探，张燕找到了李慧的电话，才知道赵明除了她之外，在外面还有多个女人和孩子。
荒诞的替代婚姻
其实，在和张燕交往前，赵明就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并有了两个孩子。在和张燕谈恋爱时，赵明还通过网络认识了上海的一名公务员李慧。2005年7月，也就是张燕生下孩子的第8个月，赵明与李慧在上海登记结婚。2007年9月，李慧生下了一个女儿。2007年上半年，赵明告诉李慧自己被一家银行录取，要去北京培训。此后，两人就分居两地，赵明基本上一个月回上海一次，平时也就电话与李慧联系。和张燕一样，独自带女儿生活的李慧并没有想到她的老公还有其他的女人。
2007年年底，赵明在北京经人介绍结识了在某医院工作的孙倩，赵明迅速对其展开了爱情攻势。在ktv里，赵明牵住孙倩的手叫她老婆。孙倩觉得赵明为人也很不错，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在一起共同生活。孙倩分别在2008年2月和2011年8月生下一男一女。因为孙倩在医院上班，非婚生子要被开除，赵明就让弟弟赵军在2008年10月代替自己与孙倩登记结婚。2011年，孙倩又产下一女。因为这个孩子属于超生，赵明就陪着孙倩到香港生产。
在和孙倩共同生活的同时，赵明并没有停止四处沾花惹草的毛病。2009年4月，赵明在飞机上结识了女白领周欣，当天他就开始给周欣发短信，表示对周欣有好感，想追求她。出手大方的赵明很得女人欢心，他与周欣很快就同居了。2010年3月，周欣生下一女，两人于2010年10月在江苏举行了结婚仪式。孩子出生的时候，赵明拿着弟弟赵军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给孩子办出生证明。赵明告诉周欣，自己有老婆，但是夫妻关系不好，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并告诉周欣他会尽快离婚的。
就这样，赵明周旋在四个女人之间。尽管她们里面有女硕士、女公务员、女白领，甚至有三个女人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她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都以为自己是赵明唯一深爱的女人。直到有一天真相揭开，她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女人的绝地反击
2012年，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赵明受到警方调查。因为好几天没有赵明的消息，周欣从赵明遗留的手机里找到了李慧的电话号码。李慧在电话里表示，她对赵明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赵明从来没有和她说过离婚的事情。这时，李慧才知道赵明在外面还和其他女人生活，并且还有了孩子。感到自己受到欺骗的李慧立刻报案。2012年12月31日，法院作出判决，赵明犯有重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2013年1月，在北京工作的张燕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之诉，要求女儿由自己抚养，赵明一次性给付抚养费10万元、损害赔偿金10万元及经济帮助20万元。当被法官问及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时，赵明一脸不屑地说：“哪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她们几个都是我出钱养着。”在问到对自己重婚犯罪行为的认识时，赵明竟然根本不觉得这是违法的事情，而是很大男子主义地表示：“这没什么，我一直都给妻子和孩子抚养费，养着她们呢。”谈到张燕起诉自己离婚的事情，赵明表现得非常气愤：“我都被抓起来了，她不过来看看我，帮我请个律师，还要跟我离婚。等我出去以后，我就跟她离婚。”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因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判决全部支持了张燕的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张燕希望法院能够尽快执行，她不想再见到赵明，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走出阴影，和孩子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已经将判决书寄给了看守所内的赵明。赵明未提起上诉。（案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官释法
杜绝超生需法律给力
本案中的“丈夫”赵明是名商人，他在物质上富裕了，但法律意识却极度贫乏。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重婚犯罪以及对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严重违
反，而是认为自己有钱，多娶几个媳妇、多生几个孩子很合理。这实际上也符合当今社会一部分收入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对于婚外生育甚至重婚生育的粗浅认识。在他们看来，“只要我养得起，别人就管不着”。
事实上，婚外生育甚至重婚生育不但违反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破坏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赵明与四名女性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生活，无疑是犯有重婚罪。但是，对于那些包养小三或者情人的富人来说，只要不是和情人领结婚证或者以夫妻名义生活，即使情人生育了孩子，法律也很难给予这些富人惩罚。
在目前的中国，违反法律规定多生孩子，无疑会牵扯挤占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从国家的持续发展和人口规模控制考虑，对所有违反计划生育的人都应当重罚；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不公。国家尤其不应姑息富人享有用金钱攫取特权的情况，而富人凭着自己的财富公然超生，更会造成穷孩子和富孩子基于出生的不平等。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还会产生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等的不平等，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发展。
按照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超生者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然而，在现实中，社会抚养费未成为阻挡富人超生的门槛，因为其规定缴纳的数额对于富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当然，除了征收社会抚养费，还有行政处罚的方式，即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但许多超生富人就是自己企业的负责人，这种所谓的处罚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约束力。
从制度建设上讲，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对超生的处罚。除了采取“罚款式处罚”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个人超生与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采取多种方式压缩违法空间，使得违法成本增大，从而促使人们遵纪守法。然而，对于现在社会中存在的“婚外超生”情况，由于重婚罪更重视婚姻登记、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等形式要件，对婚外生育等实质性内容缺乏相应的认定，这一点也影响了法律的威慑力。
另外，此案的主审法官也提示现代女性，在确定恋爱关系前，一定要彻底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判断其是否言行如一，是否存在欺骗行为。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也是对爱情和婚姻负责，对下一代负责。此案中的几位女性，都是婚前就和赵明发生了性关系。怀孕以后，即使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为了孩子，也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赵明让弟弟赵军和孙倩领结婚证，孙倩一开始也是强烈反对的。后来为了孩子，也就不得不听从赵明的安排。我国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孙倩和周欣与赵明的关系都只是同居关系，在财产分割等方面就不能受到《婚姻法》的保护。婚姻登记虽然可能无法加固围城，但却能使婚姻承载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所以，女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轻易被对方的承诺欺骗，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南京婚姻调查篇7
[关键词]跨国婚姻;择偶途径;中缅边境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6-0049-06
一、族群社会关系的地域特征：中缅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的基础
择偶途径，即两个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进而结为配偶。关于择偶，国外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主要有个人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个体主义理论有父母偶像理论、互补需求理论等;社会理论有“价值理论、角色理论、序列或发展理论和交换理论等。”[1]（P.18-19）前者倾向于突出或放大单一因素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P.100）社会理论多选择影响择偶或婚姻的多种相关因素来解释。择偶虽体现个体间交往，但这样的交往并不是处于“真空”之中，个人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缺陷在于掩盖了区域与族群相结合后的社会共同体特征。
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有学者把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缔结模式分为四种：共诺婚（即自由恋爱结婚）、中介婚、包办婚、买卖婚。[3]（P.112）但无论哪种模式，都受到地域和群体交往条件的限制，受个人与家庭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择偶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准备过程，反之可认为受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是在自己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择偶，不同的关系网络类型会形成不同的择偶途径。在传统的择偶途径中，主要依靠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4]（P.27），其包括乡土社会中的亲缘、地缘关系。与城市中如互联网、婚介所等择偶媒介不同，中缅边境农村中择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自然产生于族群社会共同体的，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基于上述预设，笔者选择中缅边境云南陇川县的龙安村（景颇族与汉族聚居）、弄贤村（傈僳族聚居）、拉相村（傣族聚居）和广山村（景颇族聚居）为调查点，四个村共有812户，其中跨国婚姻有119户。通过抽样问卷调查，对中缅跨国婚姻择偶方式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论证，具体如表1所示：
据上表，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方式以“串（玩）认识”和“打工认识”最为突出，虽然都属于自己认识，但两者有一定的差别。打工多数是一段时间内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而“串”（玩）多为某一方到另一方的村寨短暂停留（包括到亲戚家玩和纯粹的游玩）。这两种方式充分印证了村民认知中跨国婚姻多形成于“男女自由恋爱的结果”以及“边民交往越来越密切”的原因。其次，父母或亲属介绍的方式占有一定比例，通过邻里或村寨朋友介绍的方式所占比例最小。将个人置身于社会结构中考虑，上述择偶方式尽管不能完全划定为某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类型，但可大体进行归类。父母或亲属介绍强调的是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串（玩）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强烈的地缘关系，即田野点的村民居住于中缅国界附近，日常交往非常频繁。“打工认识”被学者归类为业缘关系的择偶途径，但在田野点中也表现出了地缘关系，以中缅边民在边境地区的跨国务工和经商现象为缘由。
二、亲缘关系网络：中缅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的传统延续
“亲缘关系是一种先赋性的关系，既涵盖了父系继嗣形成的血缘亲属，也容纳了由婚配构成的姻亲群体，亲缘关系更具长期性和稳定性，它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容易使人产生信任和亲密度，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5]（P.27）基于亲缘关系的特征，择偶中的“偶”资源可在一个区域中亲缘网络内共享。对于中缅跨国婚姻是否是通过亲缘关系的择偶，推论的依据主要为介绍人和择偶双方及其家庭的关系，以及择偶双方认识的地点，若在串亲戚过程中两人主动相中也归为因亲缘关系网络而进行的择偶。在田野点中，中缅跨国婚姻以亲缘关系进行择偶并缔结而成的情况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由缅甸媳妇介绍，介绍的是与之有亲属关系的缅甸亲戚;第二种，居住在缅甸或中国的亲戚介绍。
（一）缅甸媳妇的“中介效应”
在村寨中，缅甸籍配偶作为介绍人体现了姻亲关系的择偶途径。广山村共有14户中缅跨国婚姻，其中1位缅甸媳妇介绍过与之有亲属关系的6位缅甸姑娘嫁来中国。关于“您有亲戚或姐妹在中国结婚吗”和“您介绍过您的亲戚、朋友或姐妹嫁到中国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位调查对象中，46人有亲戚或姐妹在中国结婚，7位缅甸媳妇介绍过自己的亲戚、朋友或姐妹嫁入中国。各个田野点对比来看，广山村的缅甸媳妇介绍自己的亲戚嫁到中国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他村多为缅甸姑娘到已经嫁来的缅甸媳妇家串亲戚，与中国村民认识并结婚的情况。可见，姻亲关系是中缅边民择偶的重要途径。“婚姻关系的确立将促进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出现”[6]（P.145-146），因此，与缅甸媳妇相关的姻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跨国亲属集团和族群社会交往的扩大。
那么，为什么一些缅甸媳妇会积极的介绍或鼓励她们的缅甸亲戚嫁到中国？在农村社会中，家庭或亲属构成了个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多数情况下，个体关系网络的核心由近亲构成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近亲也会被交换到关系中比较远的位置。”[7]（P.132-133）一些远离家乡的缅甸媳妇，她们的缅甸亲属在其结婚后多数不能给予情感或物质上的支持，即缺失了如布迪厄所说的实践亲属关系[8]（P.265-266，268）。“从一般常识来看，村内婚的妇女可能更容易进入村庄妇女活动的圈子，而村外婚的妇女可能融入村庄妇女活动圈子的过程则较为漫长。”[9]（P.64）因此，出于亲属情感的需要和生存的策略，缅甸媳妇会积极主动地成为另一对跨国婚姻的介绍人。
（二）缅甸或中国亲戚作为媒人
中缅跨国婚姻通过父母或亲戚介绍认识的情况在调查问卷中占21.7%。相对而言，龙安村景颇族的跨国婚姻通过亲属介绍的情况较为普遍，主要为中国一方家族中的亲属介绍。“自己认识”是中缅跨国择偶的重要方式，可认为是自由恋爱。但父母或亲属介绍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应算作自由恋爱，被访谈的父母常说：“他们爱着了才结婚”，这是因为亲属促成两个人认识之后，还给予了两人一段相处的时间后才考虑是否要结婚。那么，与非跨国婚姻相比，是不是只有缅甸媳妇更依靠亲戚的介绍？如果是，原因又是什么？另外，为什么亲属要主动参与到介绍配偶的过程中来？
在婚姻家庭变迁的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择偶自主性与范围是婚姻从传统社会变迁到现代社会的重要指标。择偶自主性较弱的传统社会中需要家族或宗族中的成员参与择偶过程，即父母和亲属可能是择偶的决策者。在龙安村，1980年代以前结婚的几位缅甸妇女表示：她们的婚姻都是由家庭做决定。而现在，大部分女性在扩大的关系网络中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而基于父系家庭制的男性多定居在农村，且流动性比女性弱，他们更多地需要通过他人介绍来寻找配偶。另外，其原因与农村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相关。在这一社会特征下，边境农村呈现出婚配的地域等级：“城市―农村，省外―省内，中国―缅甸，坝区―山上，前者等级高于后者。对于不同性别来说，女性可以嫁往更高的等级，而男性仅处于“中国”和“坝区”这两个优势的级别中，则选择与缅甸或更贫困的山上的女性婚配成为必然。”[10]（P.56）因此，这也就成为缅甸媳妇被介绍的客观原因，与中国媳妇相比，她们通过介绍嫁来中国的事实并不是跨国婚姻的特殊性体现，其由整个边境地区农村的婚配环境所决定，即居住在相对劣势婚配地域中的女性也需通过介绍，才能到更高婚配地域中缔结婚姻。
关于父母帮助子女择偶，主要基于对子女的职责以及家庭发展的考虑，而亲戚成为重要“媒人”则与亲属特性相关。当婚姻涉及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关系，且亲属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时，择偶对社会结构就具有重要影响。[11]（P.159）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亲属的权利和义务与家庭结构密切相关，而核心家庭或扩大家庭的类型影响着择偶。在现代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农村社会中，婚姻已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对家族或亲属集团来说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亲属依然关心他们亲戚的择偶，这源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本体性”需求，即“是对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的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满足，它可以是超时代、跨地域的，只要它没有在起码的层次上得到满足，人们必然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求的形式。”[12]（P.54）在这一心理需求的驱动下，亲属就成为跨国择偶的重要中介。
三、地缘关系网路：中缅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的地域表现
地缘关系同亲缘关系一样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要素，它们共同组成和体现着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特征。地缘关系的产生源于共同的居住地，费孝通在论述地缘时以村落的范围作为地缘关系的范围，“在人口较少流动的社会中，家族这个社群包含了地域的含义，血缘与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13]（P70-71）。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群体，是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4]（P.126）考察四个村寨的历史发展，血缘和地缘关系虽已发生了分离，但其未完全超越一定的村落共同体，即人们日常交往的对象和地域范围在很大程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从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存在稳定核心结构[15]可以看出。以中国边境的某一村寨为中心，其共同体跨越了国界，民族的跨境交往频繁。由此，具有地域特色的朋友介绍、“串”（玩）或在边境集市、宗教活动等交往促成了中缅跨国婚姻。
（一）朋友介绍
在边境村寨，一部分中缅跨国婚姻通过朋友关系择偶后缔结而成，问卷调查中约占8%。朋友在择偶中所起的作用与人际交往的“邻近性”的原则相关。该原则认为相互接纳的双方在居住或工作上具有空间的近距离，因为地理上相近，他们往往有较多的机会熟悉、结识，交往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在这一生活共同体当中，“远亲不如近邻”的实质是邻居之间的交往机会与资源交换的频率比远亲更高，择偶的互助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已缔结的跨国婚姻中，“朋友”既有父母的朋友，也有“自己的”朋友，且这样的朋友关系多发生在同一跨国民族之间。
（二）“串”（玩）认识
“串”是田野点村民的话语，即到别的地方玩的意思。问卷调查中双方认识方式最为普遍的是“串”（玩）认识，这是边境地区边民交往频繁的体现。对比几个田野点的情况，这种方式缔结的跨国婚姻以拉相村傣族与弄贤村傈僳族最为普遍。拉相村傣族的跨国择偶多以男性主动去认识女性为主。村中的缅甸籍配偶习惯说“来串”、“去串”和“串”，“来”、“去”具有方向性的指向。以中国的村寨为定点，“去串”则表示中国籍配偶到缅甸去玩，“来串”则表示缅甸籍配偶到中国来玩，拉相村5位上门女婿中有3位是“来串”后认识妻子的，9位因“串”认识丈夫的缅甸媳妇中，有5位是丈夫去缅甸“串”而结识。也有少部分人是在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寨去“游玩”的过程中认识。可见，傣族的择偶多以男性主动去认识女性为主。而弄贤傈僳族村的情况稍有不同，大部分为缅甸女性到中国“来串”的过程中认识丈夫，访谈过的8位缅甸媳妇中就有5位属于这一情况。
（三）集市交往中认识
村落共同体在实际的地理环境中可能没有清晰的边界，但它存在于共同体内人们的潜在意识中，并通过各种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如通婚、集市交易、宗教交往等。如中越边民跨国通婚中“大多数是男女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乡村集市认识之后，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成新的家庭。”[16]（P.9）中缅边境的跨国婚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集市的本质是人的交往，体现出的是多个村落交织构成的公共空间内的群体交往，这样的交往也避免不了会形成择偶的过程。
除广山村，其他三个田野点附近均有初级市场。集市辐射的村落还包括缅甸的村寨。例如，这三个村寨的村民经常赶集的拉线街，也是缅甸影海村、迈扎央经济开发区、瓮龙村等缅甸边民赶集的地方。[17]（P.69）集市周期为五日一次，在如此频繁的交往中，淡化了“中国人”与“缅甸人”的身份意识，使得他们更多时候以共同的地缘关系为前提发生交往。尽管田野点中仅有5户跨国婚姻是通过赶集认识，但其表明集市辐射范围内的边民更容易缔结跨国婚姻，且多为民族内婚。除了共同的集市外，龙安村和拉相村均有自己的初级市场，也辐射了相近的缅甸村寨，且这些村寨居住着同一跨国民族。集市对这些村寨的连接增强了同一跨国民族的交往，如此，民族内婚成为必然。
（四）跨境宗教活动中认识
在中缅各民族中较为普遍，且由于跨境交往的便利，民族跨境参加宗教活动也充分体现了地缘关系网络的建构。在四个村寨中，广山村景颇族和弄贤村傈僳族几乎全部信仰基督教，龙安村的部分景颇族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拉相村傣族全部信仰小乘佛教。四个村寨中均有宗教活动场所。2011年7月至2013年8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每周的礼拜活动，龙安村基督教堂中都有来自缅甸的教徒;拉相村傣族与相邻缅甸傣族村寨中的教徒会相互邀请到各自的村寨参加宗教活动;广山村靠近县城，经常会有来自缅甸的打工青年到广山基督教堂做礼拜。弄贤村除有基督教堂外，还有一个基督教培训学校，缅甸的教徒会到这里接受培训。弄贤村有两户跨国婚姻就是因为缅甸女性来教堂培训而认识现在的丈夫。如集市一样，宗教活动的固定性促进了中缅两国信教民族之间稳定的交往频繁度，使其成为跨国婚姻择偶的重要场域。
四、业缘关系网络：中缅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的新趋势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从血缘、姻缘、地缘向学缘、业缘扩大的特征。[18]（P.99-100）与血缘和地缘关系不同，业缘关系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它是人们在职业或行业中结成的人际关系。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业缘关系多被学者们用来分析离开家乡并外出打工的人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同，笔者的业缘关系指向点在村寨，是以村民为主体来看的没有脱离其居住地而发生的业缘关系。这一业缘关系尽管表现在一定的行业上，但并非单一的表述“打工者”之间建立的关系，而是基于农村人地关系与农民务农方式改变基础上的外来缅甸务工者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这一业缘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即越是在国界线附近的中国村寨，请缅甸人来务农的现象越是普遍，则相应地存在着相对较多的因业缘关系缔结的跨国婚姻。
（一）请缅甸人来务农而认识
在陇川，甘蔗是农业的支柱产业，村民几乎家家都种甘蔗，有些人家多达几十亩。在农村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核心家庭难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完成种植工作，居住在同一区域中且具有相似生计方式的亲戚们在同一农忙时节中也难以提供互助。因此，一种与农业相关的业缘关系就产生了。甘蔗种植和收获季节在每年的2～9月期间，砍甘蔗的时间集中在2～4月，由于大部分甘蔗的收购由糖厂进行规划，每个村寨中砍甘蔗的时间也有规定，因此这一时间段中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就有很多缅甸务工人员聚集在陇川边境的村寨中，特别是在靠近国界线的村寨中，村民称他们为“请来砍甘蔗的”。在60份调查问卷中，关于“您家有没有请过从缅甸过来打工的人做农活”的问题，龙安村被调查的32户人家有20家请过，广山村11户人家有5家请过，拉相村21户人家有3家请过。
在龙安村，除了有流动的缅甸边民来砍甘蔗外，还有包工队专门在村寨中常年租房居住以便务农。从包工头到“工人”都是缅甸人，“工人”并不固定，在砍甘蔗的时节中，工头便通过人缘关系招来缅甸人，需要砍甘蔗的中国村民也会主动找他们帮忙。因砍甘蔗而在边境村寨中形成的业缘关系为跨国婚姻提供了择偶的途径。这些缅甸务农者中，大部分是未婚嫁的青年，且来务工的缅甸人中，绝大部分与其打工的中国村寨中的民族同属一个民族，即缅甸景颇族（在缅甸官方成为“克钦族）多在中国景颇族村寨打工。在龙安村，被访谈过的跨国婚姻中有5户是因为缅甸姑娘来砍甘蔗时与丈夫认识而结婚。
（二）外出打工认识
在问卷调查中，因打工认识而缔结的跨国婚姻约占27%，这与边境地区劳动力跨境流动密切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境农村逐渐出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且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边民跨境务工成为边境地区的普遍现象。从务工流动的方向来看，中国边境村寨中的农民多流向县城或内地的城市，如陇川一样的边境县城，则接纳了来自缅甸的务工者。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到缅甸境内发展，他们倾向于聘用当地的少数民族务工者，以便更好地与缅甸当地的民族交流，因此也有中国人到缅甸打工的情况。例如，与陇川县相近的缅甸迈扎央经济开发区，2002以来这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也带动了餐饮和旅店业的发展，由此吸引了大量来自相邻中国村寨中的年轻人到这里打工，他们被聘用的优势在于会说本民族语言和汉话，这样就能较好的应对来自中国或缅甸的客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中缅边民之间择偶创造了交往条件。广山村的1位上门女婿就是与妻子在中国瑞丽市的景颇族餐厅打工时认识;龙安村3位男性与妻子认识的原因均是在缅甸迈扎央经济开发区打工;拉相村的2位男性则是到缅甸去做生意而认识妻子。与亲缘和地缘关系表现出的间接性相比，业缘关系更突出的表现为择偶双方的直接认识。因为地域的相近，以及民族认同的存在，打工过程中同一跨国民族交往相对普遍。因打工认识的跨国婚姻，充分说明边境地区中缅跨国婚姻的缔结多是跨国民族自由恋爱的结果。
四、结语
择偶是一个社会过程，即使是完全自由恋爱状态中的择偶，也包含着社会结构特性，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本点来探讨的择偶途径能充分反映这一特性。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表明：个体的社会行为必然与相应的群体特征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中缅跨国婚姻的存在并非“特殊”，其是跨国民族在其生存地域中正常交往的结果。跨国婚姻对于族群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族群的认同。但跨国婚姻受到“他者”关注的原因源于其与国家管理政策与措施发生了冲突。由此，各种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就因“缅甸籍配偶不能获得中国户口”而推论出。在边境这一地域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表明它的发生有着必然性，但其在族群社会中的合理性与在国家管理层面上的合法性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跨国婚姻在国家层面上的问题已有较为透彻的讨论，但对于其在族群社会中的合理性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以更好地从“主位”的视角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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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婚姻调查篇8
关键词：同性恋 婚姻 合法 人权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断袖之癖的记载。但是，这些现象因为与传统的社会习俗相悖，直到今天，同性恋群体依然是一个被极其边缘化的群体，经常视作异类，不被我们强权社会所接纳，而在当代以自由、公平和正义为价值理念的法律世界中，我们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
一、同性恋在欧洲的法律地位
20中世纪时，由于教会的影响，西方社会对同性恋采取了十分严厉的甚至是迫害的态度。直到近代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法典》方开始转向相对宽容――对成人之间不伤害社会风化的私下同性恋行为不再视为犯罪。二十世纪末，一些欧洲国家的法律逐步开始认可同性恋者以夫妻名义同居。最早对同关系的法律认可和法律调整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调整非正式同居关系的模式可以有多种分类。05年的7月19日，加拿大允许该国的同性恋者申请结婚。从这一天起，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前三个国家分别是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英国05年允许同性通过法律程序、注册成为具有民事关系的伴侣。英国成为第5个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二、同性恋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在中国存之已久，但同性恋者几乎完全没有余地来名正言顺地谈论他们的社会境遇和法律保障。然而人类社会的共性决定了中国迟早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今天在欧洲发生的，明天或后天必然也要在中国发生。所以，知其于未然之时乃是学者与立法者的明智态度。
中国卫生部门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大约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而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长期以来，我国的同性恋者都应该算是一个被有意识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群体，是一个相对的“”，在传统的家庭观和伦理道德观中受到不少歧视，被认为是对人类正统家庭观念和世俗价值取向的颠覆。
三、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利是必要的
我国同性恋者数量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状态如何对整个社会都将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四千万人的群体正当利益得不到保证，这显然不应该是一个法制社会所应该出现的现象。社会观念不会止步不前，我们更加不能因为旧的社会观念的存在而刻意忽略――大多数人的喜好和性取向不能作为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同性恋者的存在是个人喜好所无法避免的事实，因此立法必须跟上社会需要，来保护这一既存群体的合法利益――“善良”法律正是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而存续的。
四、同性恋者的人身权利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同性婚姻是社会非常关注的话题，据网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约有60%以上的网友支持同性婚姻，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态度。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在中国应该推进同性恋婚姻，还是推进“家庭伴侣关系”。后者是一种介于同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它对组成家庭的双方界定比较模糊，但又明确了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民政部门是我国法定的婚姻登记机关，他们对待这种事情的看法当然只能是依法办事。目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婚姻形式就是一夫一妻的男女组合。所以他们就算是同情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
五、总结
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制定立法措施：（1）明确同性恋者享有人格不受歧视权；（2）明确同性恋者享有个人隐私权；（3）明确界定同性恋者的违法行为；（4）明确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这样，才能使同性恋者在和普通人群享有同等权利的同时，也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样才能使同性恋者的人身权利更加完整.
虽然我国的实际现状不一定能够马上接纳这种社会现象，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人身自利的保护更加完善，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文精神也得到更广泛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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