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7 14:10:39
关键词 ：称谓语；差异；文化透析
abstract：the address form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an be approximate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the kinship term s and the social terms．the difference exists in differentiation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clan and non—clan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kinship term s．and this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of paschal clan system and legal ideology，hierarchical system and religious influence，social system and value orie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address form s；differences；cultural analysis
1 英汉亲属称谓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家庭构成模式是以父子为中心的。
在家庭中要严格遵守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 序，年龄的大小、辈分的高低是极为重要的区分依据。 因此，在亲属称谓里，亲属关系规定得十分清楚严格， 不容许有丝毫的含混马虎。同辈分的要区分哥哥和 弟弟、姐姐和妹妹、伯父和叔父、伯母和婶母。不同辈 分的称谓是长辈可以直呼晚辈的名，也可以连姓一起 称呼；晚辈对长辈则只能严格按照其相应的称谓来进 行称呼，直呼其名是万万不可的。 英语中的亲属称谓则不区分长幼，辈分高低也不 太讲究，所以，称谓词比较笼统概括。如姐妹、兄弟各 只对应一个词：非直系亲属中，长一辈的男性一概称 “uncle”，女性一概称“aunt”；而同辈的不论男女，一 律称“cousin”。同辈之间，英美人士往往是以名字或 昵称相称呼，晚辈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包括儿媳 (女婿)对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子女对继父母的称 呼。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关系融洽¨ 。
1．1 血亲 姻亲称谓的差异
血亲，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姻亲，指的是有婚姻关系的亲属。男有其宗，女有其族。前者称“宗亲称谓”，后者称“姻亲称谓”。汉民族在经过了几千年的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洗礼后，在民族心理上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因而，在汉语里血亲称谓和姻亲称谓界限十分分明，即兄弟连襟、姐妹妯娌、伯叔姑婶要严格区分，如伯父、叔父是血亲，伯母、婶母为姻亲。这反映出汉民族浓厚的宗亲观念、血亲等级观念和传宗继嗣观念。英语里没有血亲和姻亲的区分。父母的兄弟以及父母姐妹的丈夫都称“an．c1e”，父母的姐妹以及父母兄弟的妻子都称“aunt”。当然，在某些非区分不可的场合里，英语 中常用“in—law”作这些称谓的后缀，以示与血亲的区别。例如，用“broth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伯子、小叔子等；用“sist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姑子、小姑子等。总之，汉语的血亲姻亲称谓泾渭分明、复杂细致，英语基本无此区别，称谓比较简单、概括、模糊。
1．2 宗族与外宗族称谓的差异
《现代汉语词典》对“宗族”一词的解释是：“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不包括出嫁的女儿)。”因此，爷爷、奶奶、侄儿、侄女、孙儿、孙女属于同宗族，外公、外婆、外甥、外孙、外孙女属于外宗族。在旧中国传统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中，“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别家人”。因而，同宗族的亲戚要亲于外宗族的亲戚。所以，以“外”冠名的外宗族亲属如“外孙女”所处的地位以及同其他成员的关系的疏密，是不能与同宗族的“孙女”相提并论的。这是亲宗族、重男性，疏外宗族、轻女性的一种表现。对此，《红楼梦》中多有体现，贾氏家族的称谓很有代表性。在《红楼梦》第九十回中，贾母说：“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在这里，贾母把宝玉(孙子)看作是 自己人，把黛玉(外孙女)看作外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
英语亲属称谓没有宗族、外宗族之分。“grandfa—ther”囊括了祖父和外祖父的意思，“grandmother”包括了祖母和外祖母，“grandson”既可指孙子又可指外孙 ，“granddaughter”涵盖了孙女、外孙女，“nephew”指侄子和外甥，“niece”指侄女和外甥女。交际中，如果需要明确是“爷爷”还是“外公”，就要单独加以解释，“on my father’s side or on my mother’s side”。此外，“cousin”一词的广泛涵义也说明了英语不区分宗族和外宗族。“堂”和“表”在汉语中分属两个不同的宗族，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而英语中“cousin”一词不仅涵盖了堂兄、堂姐等，还包括了表兄、表姐等诸多的汉语亲属称谓词，抹去了宗族的界限 。
1．3 亲属称谓的泛化差异
亲属称谓的泛化是指用亲属称谓词去称呼一些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姻亲关系的人的现象。如称呼陌生的年长者为“大爷”、“大娘”等，还可以加上职业称呼，如“邮递员叔叔”、“售货员阿姨”等。这是巾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法关系、血缘关系，强调等级差别 的具体体现。在与他人交往中，中国人习惯于把个人看作是社会这个大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t分强调人与a之间感情的融洽与和谐，因此，往往以积极的态度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人员。这种称渭可使交际双方有亲近感，从而缩短了双方的距离，增进了交际效果和友谊。
英语 中也有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在英国中部的一些地区，一些传统家庭常将“aunt”和“uncle”用于称呼非亲属成员。例如，称呼父母的朋友为“uncletom”或“aunt kate”。但英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远没有汉语普遍，在各种社交场合，不管是正式的还是 非正式的，非亲属成员很少用亲属称谓来互相称呼对 方。小孩子见了不认识的人，一般用“先生”、“女士” 来称呼对方，而对父母的朋友，则可直呼其名．
2 英汉社交称谓的差异
2．1 姓名称谓
汉语有关姓名的称谓可谓灵活多样。可称呼 “姓 +名”、“名”、“姓／名／姓名 +称谓词”，还可称呼 “ij',／老 +姓”或“姓 +老”。如人们可称“李小明”为 “李小明”、“小明”、“李先生”、“小明先生”、“李小明 先生”、“小／老李”或“李老”。称谓的不同，表现出人 与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英语姓名的称谓比较单一。英语对姓名的称谓形式是“名”和“称谓词 +姓”。例如，人们可称“john brown”为“john”或“mr．brown”。英语中没有“称谓词 +名”这种称呼形式，如“john brown”不能称为 “mr．john”。英语中对长辈和上司都可直呼其名，汉语中则万万不可 。
2．2 职衔称谓
汉语中一般能够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等社会地 位的象征词都可用于称谓。职业称谓如老师、医生 等；职务称谓如厂长、部长等；职称称谓如工程师、会计等；头衔称谓如将军、博士等，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除可单用外，还常与姓名连用(姓／名／姓名 +职衔)以示认可或尊敬。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相对的定位和特定的职衔称谓。英语中的职衔称谓局限性很强，一般不用作称 呼。例如，如果某人是“老师”或是“建筑师”，人们是 不能称其为“?老师／建筑师”的，而应称其为“?先 生／女士”。社交活动中常用的职衔称谓有：dr．，pro— fessor等。这些职衔称谓既可单独使用，又可与姓氏、 身份等结合使用，但要放在姓氏前(职衔 +姓氏)。 总之，汉语的职衔称谓要比英语广泛复杂得多。
2．3 泛称称谓 英语中的通称有：mr．，mrs．，madam，guys等，
前三者可与姓名连用，使用尤为普遍。汉语中的通 称有：同志、先生、女士、朋友等。 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有三种人称，但是英语的人称称谓远比汉语简单得多。汉语中，作为称谓俗语中 的人称，主要表现在具体语境巾的敬、谦、呢、贬、谑、 讳等变化形式，也就是说，汉语ifi存在着三种人称的 敬识 0 漾语形式 如：阁下，鄙人等。而英语中除了 古语词中存在一个尊称“thou”之 ，现代英语里已没 有了尊称和谦称。 英语和汉语都有零称呼语。如汉语的“喂，嗨，那个谁”等，英语的“hello，hi，excuse me”等。在中国，零称呼语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零称呼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然而在英美国家，无论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零称呼语都是可以被接受 的。
3 英汉称谓用语差异的文化透析
称谓语，既是一种语言习俗，又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称谓语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和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j。因此，英汉称谓系统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差异的外在体现。
3．1 宗法观念与法制思想的不同
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洗礼后，汉族已成为一个宗法观念极强的民族。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结构是宗法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基础是以家庭这个由血缘、婚姻纽带关系维系的宗法性结构的。同姓宗族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族内部成员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在家族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男女有分，长幼有别”，家庭中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从而造成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名目众多，年龄辈分的清晰，直系与旁系、宗族与非宗族的区分，表明了人们心目中因血统不同而形成的等级亲属制度和亲疏关系的不同。汉语中亲属称谓语使用的泛化现象，也反映出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利用亲属称谓拉近彼此关系 、表现亲密的心理。
西方社会虽然也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 ，存在过农奴制封建宗法关系，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西方法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人人心。受这种法制思想的影响英语中对血亲、姻亲的称谓比汉语简单。例如，英语中对兄弟姐妹的称谓无排行、长幼之分。“哥哥”和“弟弟”在英文中对应的称谓都是“brother”。同样，夫妻双方对其同性别、同辈分姻亲的称谓也是一样的。丈夫或妻子称对方的父亲均为“father—in—law”。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推崇的宗法制度重视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和长幼亲疏、内外有别的纲常伦理，西方社会提倡平等博爱的法制思想，从而引起了英汉称谓用语的差异，即汉语的纷繁众多，英语的相对简单。
3．2 等级制度与宗教影响的不同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不仅在家族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整个社会亦如此。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 ：“中国最重三纲。”“三纲”中的第一纲就是“君为臣纲”，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问，臣民之问各有称谓。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官职体系，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职衔称谓。因此中国的这种严格而又复杂的等级制度，使得汉语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的名目众多，形形。而西方社会由于在其封建历史时期实施的是宗教政治，而非官僚政治。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国王他所统治的各级宗教组织的势力也远远超过了官僚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官衔自然也就不像汉族人那样看重。所以，英语国家的职衔称谓常以宗教为普遍。称谓中多用首名、教名，姓氏名字多源于《圣经》。
3．3 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中国是礼仪之邦，称谓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礼仪规范强调“自卑尊人的礼貌准则。这种压抑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们在价值评判上对 自身才能、作用的有意贬抑和不愿外露即自谦 ；却喜欢抬高对方，即“贬己扬人”，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社会行为准则反映到语言上，就是严格区分敬称和谦称，由此产生的诸如“卑、鄙、敝等 自谦词和“尊、令、贵”等敬他词不胜枚举。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讲究谦虚恭敬敬语和谦语仍大量存在。
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却追求人人平等，人们在价值取向上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形象、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他们强调 自我独立精神淡薄亲族观念。表现在言语交际上，少有谦语，敬语电较汉语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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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姓氏 取名 特点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5-0181-03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姓名，姓名对每个人而言很平常。人们将它用于日常交际，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着自己和他人的姓名。父母在给新生儿命名时都带有美好的愿望和期待，希望人如其名。同样藏族人的名字也寓意深长，乃是藏族祖先世代积累的极宝贵的财富。
一 从有姓到无姓
汉族人是有姓氏的，如赵、钱、孙、李，百家姓人尽皆知。藏族是无姓的，一般用四个字做一个名：扎西多吉、次仁旺堆等。为了称呼方便，人们只用名字全称的两个字来简称。你要问藏族同胞：“你贵姓？”，恐怕就会遭遇尴尬了。
1.六大姓氏的传说
历史上藏族人也是有姓的，但现在藏族人大多数只有名而无姓。根据藏族历史传说，从猕猴和罗刹女结合诞生了六个小猕猴起就有了藏族祖先，也就产生了最初的六个姓氏。另有传说，最早的藏族居住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六大氏族，即赛、穆、党、东、札和珠。各大氏族中又分化出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各有自己的姓氏。
2.进入阶级社会
然而，自从有了阶级，有地位的人为使自己的家族世袭相传，显示自己出身的高贵和家族的显赫，往往把家族或者庄园名作为自己的姓。如：昆・公却杰布，他的后代的名字便带上“昆・××××”，如昆・公嘎宁布、昆・公嘎坚赞。这种以家族名为姓的称法，就像汉族中的“陈氏世家”“李氏世家”一样。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分封有功之臣以领地和封号，人们便把领地名冠在名字前以显示地位和官位，如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如玉妥・云丹贡布、多仁・丹增班觉、多嘎・次仁旺杰，这都是用自己庄园的名字加上自己原来的名字为名称的。因为庄园领地是世袭的，所以他们的子孙也冠上庄园的名字。
以前藏族的姓氏是带有深刻阶级印记的符号，具有一定的特权性质，只有上层的一些达官贵人和活佛才有姓氏，普通百姓没有姓氏。那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隶，人身都属于奴隶主，不仅没有姓氏，甚至也没有名字，主人会把他们像呼猫唤狗一样使用，哪里还有姓名可言？
二 佛教传入后对藏族人名的影响
佛教未传入藏区以前，藏名多为一人一名，内容古朴简明。佛教传入后，尤其是后弘期以来藏名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浸染佛教色彩，并逐渐形成由僧人取名的例规。
婴儿出生后，父母请喇嘛为之行命名礼。喇嘛取名多源于佛经，并且选的是含有“美”与“福”的字眼，如扎西彭措（扎西意为吉祥，彭措意为长寿）、晋美才仁（晋美意为无畏，才仁意为长寿），“相秋”是菩提之义，“多吉”代表金钢杵，“白玛”“尼玛”比作莲花和太阳，“洛桑”专指纪念“宗喀巴”。人们相信让活佛取名对一个人来说一生都有益处，会保佑一生一世吉祥平安。所以，藏族人名的内涵，不应忽视其极丰富的佛教文化色彩，这几乎成为民俗民风、民族习惯，值得我们深究和领悟。
三 平民取名
长期以来，由于藏族姓名中语言与地域变化相对缓慢，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过去父母大都带孩子到寺庙请喇嘛取名字，这些名字的宗教气氛特别浓，有的父母因为贫穷，请不起喇嘛取名，则干脆以孩子降生日为名，或者是由长年近亲或村中有威望的人取名。平民取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寄托自己一定的思想感情，堪称丰富多彩。
1.以物体或者日期命名
用自然界的物体做自己的名字，如：达瓦（月亮）、尼玛（太阳）、白玛（莲花）、梅朵（花）、玛琼（小酥油）等；也有用小孩出生日做名的，如：朗刚（大年三十）、次松（初三）；还有用星期为小孩起名，如：尼玛（星期日，也作“太阳”解）、达瓦（星期一，也作“月亮”“月份”解）、米玛（星期二）、拉巴（星期三）、普布（星期四）、巴桑（星期五，也作“金星”解）、边巴（星期六）。
有趣的是，从星期日（尼玛）到星期六（边巴）又依次可称为头顶、额头、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下巴之意。听到这样的名字，不用问便知道此人是星期几出生的。
2.寄托感情取名
有的父母为了寄托自己的感情，反映在孩子的名字上。如父母为了使儿女长寿，便给孩子起名“次仁”（长寿之意）、“齐美”（无死）等。而父母嫌小孩太多，想结束生育，便给小孩取名“仓木决”，意思是终止。“穷达”的意思是最小的，表示再不要小孩。
和汉族一样，藏族也有类似于“狗剩”“狗蛋”这样的“赖”名字。过去由于经济和卫生条件限制，农村里出生的孩子易夭折，有的父母以为是鬼神在与之作对，往往会给孩子取一个很贱的名字，为的是好养活。如：“其加”（狗屎）、“帕加”（猪屎）、“其朱”（小狗）等。现在，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农村婴儿死亡率较低，也很少有人起贱名了。
而在内地受重男轻女的影响，给女孩取名为“招弟”的也不乏其人，有趣的是在藏族如果父母想生男孩，便给自己的初生女儿起名“布赤”（带男孩之意）。
3.其他情况取名
另一种以祝愿或吉祥词语来取名的，如：泽让（长寿）、扎西（吉祥）、旺宗（具备权利）等；有用爱称代替名字的，如：扎洛（全名为扎西泽仁）、达戈（全名为达吉洛伍）等，一般“洛”“戈”“基”等属爱呢之词。
有些名字是用父名中的两字与母名中的两字组合的，如父名是多吉次旦、母名是格桑卓玛，孩子名叫次旦卓玛。
四 社会变迁新变化
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说，和平解放前，藏族的姓氏具有一定的特权性质，像阿沛、拉鲁等既是姓氏，又是庄园的名称，而像帕巴拉、策墨林等则是活佛的封号。随着和平解放和封建领主的消失，藏族人实现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代表特权的贵族姓氏也开始淡出藏族人的视线，而姓氏也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1.新中国成立后取名的变化
新中国成了后，随着人们政治生活的变化，在取名字时，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金珠―解放、达玛―红旗、德吉梅朵―幸福花。名中烙有时代之印的名字：牧区常有“萨基尼玛”的人名，其意就是革命的太阳；“金珠美朵”就是解放的花朵。也有的为了赶时髦，给小孩起名为萨杰（新生），这类名字多数是用汉文的含义来命名的。
2.新时代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今藏族人的名字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由于没有姓氏带来的重名现象，越来越让藏族民众感到困扰，并想方设法彰显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创新的给下一代取一些新鲜的名字。
不同于藏族姓名中常见的“次旦德吉（长寿幸福）”，30岁的卓嘎给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取名“慈丹德吉”，以避免和别的孩子重名。“尽管念法相同，藏语中‘长寿’的意思也没有改变，但在汉字的写法上却不易和重名的人搞错。”卓嘎说：“另外，从汉语角度来考虑，慈有仁慈的意思，丹有牡丹花的意思。我希望女儿以后善良又美丽。”
在某新闻单位工作的拉巴次仁给儿子取名叫索朗尼安。在藏语中，索朗是有福气、幸运的意思，尼安则是数字25的意思。拉巴次仁说：“我儿子是25号出生的，而当时在医院的床位号也是25，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吉祥，也很希望这个数字能给儿子带来幸运，所以给他取名叫索朗尼安。”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拉巴次仁颇费心思，他分别从藏语、汉语、英语三种语言的角度考虑。他说：“索朗尼安从汉语的角度解释，可以说成索朗祝你一生平安！很吉利！而从英文角度考虑，儿子的名字可以减缩成索尼，和著名品牌sony音同，而据我所知，sony一词最早来自英文的sunny一词，意思是可爱的、阳光般的。所以我儿子的英文名就叫sunny，我希望他成长成一个可爱的、阳光般的孩子。”
3.藏汉联姻带来的变化
在四川、青海、甘南及的昌都等地，因藏汉联姻受汉族姓名的影响，出现带汉族姓、藏族名的名字，如：张旺堆、李次加、陈贡布、赵仁增等。
在青海汉地的藏族地区也存在依照汉族立姓，如他的家族名叫“卓仓”，意为“麦家”，就用麦字近似的汉字“梅”作姓，起名“梅多吉”“梅托米”等。
五 同名问题
最让藏族青年边巴次仁头疼的就是重名带来的烦恼。边巴次仁出生在星期六，藏语中，边巴是星期六的意思，次仁是长寿的意思。他说，在，有太多叫“边巴次仁”的藏族人，“我上小学时，班上就有四个叫边巴次仁的，老师只好按年龄大小在我们名字前加上一、二、三、四予以区分。当时我年龄最小，我是四边巴。”
在旧，只有占总人口5%的达官贵人和高僧活佛才有姓氏，而95%的藏族民众只有名字没有姓氏。藏族同胞由于绝大多数没有姓氏加以区分，重名的现象相比内地可能更多。为了区别，人们往往要在名字前加上他的职位，性别、年龄大小或地名。
一种是在名字前加大、中、小，如大巴桑、中巴桑、小平措。也有把不同地方来的人，用地名加在名字的前面，如堆穷旺堆、亚东旺堆中的“堆穷”和“亚东”都是地名。还有少数用人的生理特征放在名末加以区别，格桑索却（拐子格桑）、扎西巴杂（麻子扎西）、丹巴国钦（大头丹巴）等。也有用职业来区别人名的，如玛钦次旦（炊事员次旦）、兴索强巴（木匠强巴）、尕让泽旦（铁匠泽旦）。还有的要在名字前加上他的职位，比如局长扎西、乡长扎西等。或是用性别和老幼来区别的，如同样一个“达娃”，男的叫“普达娃”，女的就叫“普姆达娃”；又如大人和小孩都叫扎西，那么区别老小可叫“波扎西”（阿爸扎西）、“普扎西”（小孩扎西）、“嫫央金”（央金老太）、“普姆央金”（女孩央金）。
六 藏族名字的特点
1.藏族名字的字数
藏族人的名字有两个字（音节）、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和六个字的，最多可以达到三十字（例如“班禅大师”的名字），但最普遍的还是四个字（音节）和两个字。
一般平民没有姓，名字是四个字，如：“多吉次旦”“索朗旺堆”“更堆群佩”等，为了方便，人们常用两个字来简称。有用第一三个字简称的，如：“更堆群佩”简称“更群”、“单增曲扎”简称“单曲”；也有用前两个字或后两个字作简称的，像“多吉次旦”简称“多吉”，“索朗旺堆”简称“旺堆”。但没有用二四两字作简称的。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只用两个字，如“单增”“尼玛”“次仁”“达瓦”等。
在青海藏族和北部人名中，由于地方性语音的差异出现本来是四个字的名字，说快了、说习惯了便成了三个字，如：“仁青措”应是“仁青措姆”，因为说快了，把后面一个字省略。又如：“央扎西”本来是“央金扎西”，习惯把“金”字省去了；如：“次仁吉”应是“次仁德吉”，因为说快了，把后面的第三音节“德”字省略。但在青海地区的藏族也有起三个字的名字，如“桑杰加”“卓玛措”等。
藏族的名字变化较多，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特殊的叫法也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2.男女姓名
如同内地男孩多取名军、伟、勇、龙、虎，女孩多叫英、霞、丽、艳、花、凤；藏族名字也有男女之分。
有些名字是男性专用的，如“晋美”（无畏）、“罗布”（宝贝）、“顿珠”（成功）、“格桑”（好运）、“占堆”（灭敌）等等。
有些则是女性专用的，如“卓玛”（度母）、“拉姆”（仙女）、卓嘎、央金、曲珍、梅朵等等。
还有男女通用的名字，如“白玛”（莲花）、“次仁”（长寿）、“达娃”（月亮）、达瓦、尼玛、巴桑、扎西、格桑等。
前面说男女性别不明显的中性名字，但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谁生出了一个千金，都是要琢磨着给取一个水灵灵的名字。仅让人听见这个名字，就要魂牵梦绕了。卓玛就是最典型的藏族女孩子的名字，本意是仙女的意思。最早的时候，唱《北京的金山上》的歌手叫才旦卓玛，后来容中尔甲又唱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达瓦卓玛》，其中有“我梦中的达瓦卓玛”这样朴素迷人的句子。
3.一人多名现象
藏族名字还存在一人多名的现象：有些俗家人为祈福消灾，常由高僧取第二个名字；僧人常有俗名和法号两个名字；有些人因患大病，人们认为必死无疑却重获新生，也会改名为：西罗（重获新生，临死脱险）。
藏族村寨中家里添小孩是一件大喜事，孩子出生后第三天或一周内要给孩子取名字。孩子的名字多是由孩子的祖父取名，也可以由老年人、喇嘛或邻居来取名。先取的是藏族名字，即小名。在出生后一个月左右，还会得一个汉名，即学名。小名前一般不加姓，分家之后不改名也不取名。死时喊小名。长辈喊小辈直呼小名，同辈可互称小名，小辈不能喊长辈的小名，可依照亲戚称谓称呼，如尼玛叔叔。
4.亲戚称谓
对亲戚的称谓，藏族与汉族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汉族对亲戚的称呼有严格的区分，比父亲大，称“伯伯”“伯母”，比父亲小，称“叔叔”“婶婶”。藏族就没有那么严格，凡是父亲的兄弟，都称“阿库”；凡是父亲的姐妹，都称“阿妮”，祖父、外祖父统称为“波拉”；祖母、外祖母统称“莫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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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规定的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第一批）
一、社会生活类的禁用词
1. 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独眼龙”“瞎子”“聋子”“傻子”“呆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
2. 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不使用“最佳”“最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
3. 医药报道中不得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等词语，药品报道中不得含有“药到病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最新技术”“最高技术”“最先进制法”“药之王”“部级新药”等词语。
4. 对文艺界人士，不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等词语，一般可使用“文艺界人士”或“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
5. 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各种活动报道，不使用“亲自”等形容词。
6.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通稿中不应使用“哇噻”“妈的”等俚语、脏话、黑话等。如果在引语中不能不使用这类词语，均应用括号加注，表明其内涵。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脏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SB”“TMD”“NB”等，也不得在报道中使用。
二、法律类的禁用词
7. 在新闻稿件中涉及如下对象时不宜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1)犯罪嫌疑人家属;(2)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3)涉及案件的妇女和儿童;(4)采用人工受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5)严重传染病患者;(6)精神病患者;(7)被暴力胁迫卖淫的妇女;(8)艾滋病患者;(9)有吸毒史或被强制戒毒的人员。涉及这些人时，稿件可使用其真实姓氏加“某”字的指代，如“张某”“李某”，不宜使用化名。
8. 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在法院宣判有罪之前，不使用“罪犯”，而应使用“犯罪嫌疑人”。
9. 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原告可以起诉，被告也可以反诉。不要使用原告“将某某推上被告席”这样带有主观色彩的句子。
10. 不得使用“决定给某政府干部行政上撤职、开除等处分”，可使用“建议给予某某撤职、开除等处分”。
11. 不要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不要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称作“省人大副主任”。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不要称作“人大常委”。
12. “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不得称“村长”。村干部不要称作“村官”。
13. 在案件报道中指称“小偷”“强奸犯”等时，不要使用其社会身份作前缀。如：一个曾经是工人的小偷，不要写成“工人小偷”;一名教授作了案，不要写成“教授罪犯”。
14. 国务院机构中的审计署的正副行政首长称“审计长”“副审计长”，不要称作“署长”“副署长”。
15. 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不要写成“检察院院长”。
三、民族宗教类的禁用词
16. 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不能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族”等。也不能随意简称，如“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为“维族”，“哈萨克族”不能简称为“哈萨”等。
17. 禁用口头语言或专业用语中含有民族名称的污辱性说法，不得使用“蒙古大夫”来指代“庸医”，不得使用“蒙古人”来指代“先天愚型”等。
18. 少数民族支系、部落不能称为民族，只能称为“XX人”。如“摩梭人”“撒尼人”“穿(川)青人”“僜人”，不能称为“摩梭族”“撒尼族”“穿(川)青族”“僜族”等。
19. 不要把古代民族名称与后世民族名称混淆，如不能将“高句丽”称为“高丽”，不能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泛称为“突厥族”或“突厥人”。
20. “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不能把宗教和民族混为一谈。不能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族”。报道中遇到“阿拉伯人”等提法，不要改称“穆斯林”。
21. 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报道，不要提“猪肉”等。
22. 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只说“宰”，不能写作“杀”。
四、涉及我领土、主权和港澳台的禁用词
23. 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其称作“国家”。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连用时，应格外注意不要漏写“(国家)和地区”字样。
24. 对台湾当局“政权”系统和其他机构的名称，无法回避时应加引号，如台湾“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选委会”“行政院主计处”等。不得出现“中央” “国立”“中华台北”等字样，如不得不出现时应加引号，如台湾“中央银行”等。台湾“行政院长”“立法委员”等均应加引号表述。台湾“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等也应加引号。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区领导人，即使加注引号也不得使用。
25. 对台湾地区施行的所谓“法律”，应表述为“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涉及对台法律事务，一律不使用“文书验证”、“司法协助”、“引渡”等国际法上的用语。
26. 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为“两岸三地”。
27. 不得说“港澳台游客来华旅游”，而应称“港澳台游客来大陆(或：内地)旅游”。
28. “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香港、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
29. 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港”“中台”“中澳”等。可以使用“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或“京港”“沪港”“闽台”等。
30. “台湾独立”或“台独”必须加引号使用。
31. 台湾的一些社会团体如“中华道教文化团体联合会”“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有“中国”“中华”字样者，应加引号表述。
32. 不得将台湾称为“福摩萨”。如报道中需要转述时，一定要加引号。
33. 南沙群岛不得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
34. 钓鱼岛不得称为“尖阁群岛”。
35. 严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五、国际关系类禁用词
36. 不得使用“北朝鲜(英文North Korea)”来称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直接使用简称“朝鲜”。英文应使用“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或使用缩写“DPRK”。
37. 有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中，既包括一些既有国家，也包括一些地区。在涉及此类国际组织时，不得使用“成员国”，而应使用“成员”或“成员方”，如不能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而应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英文用 members)。
38. 不使用“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世界”，而要用“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世界”。
39. 在达尔富尔报道中不使用“阿拉伯民兵”，而应使用“武装民兵”或“部族武装”。
40. 在报道社会犯罪和武装冲突时，一般不要刻意突出犯罪嫌疑人和冲突参与者的肤色、种族和性别特征。比如，在报道中应回避“黑人歹徒”的提法，可直接使用“歹徒”。
41. 公开报道不要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说法。可用“宗教激进主义(激进派、激进组织)”替代。如回避不了而必须使用时，可使用“伊斯兰激进组织(分子)”，但不要用“激进伊斯兰组织(分子)”。
42. 不要使用“十字军”等说法。
43. 人质报道中不使用“斩首”，可用中性词语为“人质被砍头杀害”。
44. 对国际战争中双方的战斗人员死亡的报道，不要使用“击毙”等词语，可使用“打死”等词语。
然而，人也有没有名字的时候。初期的人类就没有名字。那时，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处于一种浑浑噩噩、无自我意识的状态。他们吃的主要是各种水果等植物，属于素食动物，体力远不如狮子、虎狼、鳄鱼等肉食动物，需要小心地提防各种猛兽的袭击。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只会用眼睛、鼻子，凭视觉、味觉和触觉区分彼此，没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自然也不可能给每个个人冠以姓名。
那么，人的名字从何时才有，从何处而来呢?
最早的人名是图腾
距今四五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原始人开始有了图腾观念。那时人类形成了一个个彼此独立的母系氏族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人类最初的社会交往是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他们都以图腾作为本部落身份的标志。虽然当时还未产生姓名这个概念，但在实际上，图腾起到了姓名的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男子需要有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志，于是就产生了氏。“氏”字起先的意思是“是”，表示存在的意思，即谁谁在这儿，也就是部落支系的居住地。“氏”往往借用图腾、徽号或地名作为标记。这时出现了大量有姓氏的家族，比较著名的有神农氏系统、伏羲氏系统、高阳氏系统、高辛氏系统、轩辕氏系统等。传说居住于轩辕之丘的轩辕氏最早的族长是黄帝。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带有国家意义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朝开始实行分封制，氏的地位又一次上升。有一定的封地、有特殊地位的人才可称氏。此外，氏还可以代表姓族中重要的分支，成为夏朝的诸侯。比如颛顼帝之后的已姓，在夏朝分生出昆吾氏、苏氏、顾氏、温氏等氏族，并成为夏朝的诸侯国。这时，氏的来源也更加广泛，图腾以外，还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
文字出现之初的姓氏
社会进入商朝之后，文字出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图腾的标识化、符号化、图案化为图腾演变为正式的姓与氏架起了桥梁。据考古发现，我国的殷商是古文字产生并开始大量使用的时代，而商代文字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被古文字学家称之为“徽识”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刻在青铜器上，标明了这一器具的所有者。所谓“徽识文”，实际上就是家族或氏族的标志。这些徽识文许多是动物形象，如马、鱼、龙、凤、虎、狼等，其图腾色彩彰然可辨。这些图腾符号演变而来的象形文字是文字萌芽时期最基本最古老的文字，他们是某个氏族、某个部落或者某个家族的代表，亦即姓或氏。
另据考古，发现了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这是商朝后半期殷商帝王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在这些卜辞和记事文字中发现了姓名的“姓”这个字。它是最早的“姓”字，由“人”和“生”两个字组成，其意为人所生，因生而得“姓”。秦代刻石《诅楚文》中，见到“姓”字是“女”字和“生”的组合字，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这一字形最终被东汉人许慎定形，他在其所作的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大字典的《说文解字》中释意为“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生”。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氏”字在甲骨中也被发现了。在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氏”字作“口”状。在殷商青铜器散氏盘的铭文中也有“氏”字，也写作“口”。
姓与氏的关系
周武王灭商后，正式确立了姓与氏的关系。西周“裂土分封”，同姓、异姓诸侯国1300余，天子尊为大宗，诸侯称为小宗。西周的宗法制规定：诸侯国君的嫡长子继承国位和爵位，一姓之祖由嫡长子来祭祀和继承，虽经百代而不变其姓，此即所谓大宗；国君嫡长子以外的儿子统称为庶子，也称别子，史称公子，他们不能继承君位，凡获得分封的另立一家，获得新氏，往往以封邑为氏，称为小宗。别子的嫡长子继承新氏族，为新氏族的大宗，而其他儿子须再立新的支族，往往封于乡、亭，以乡、亭为新支族。没有土地可以分封的儿子，以祖先的号、谥、爵、官、名、字、居、事、职、次等为新氏族；五代以后降为庶民，无氏可立。国亡后的国君嫡系一族往往以国名为氏，或以所继承的姓为氏。
由此可见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姓和氏二者是分开的，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周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大动荡，这时产生了无数个氏，也衰亡了无数个氏。由于姓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先秦时期保留下来的姓仅仅30个左右，而保留下来的氏却有近千个，我们后来提到的姓氏几乎都是出自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氏。
命名方式的确定
到了秦朝，姓氏开始合一。促使姓氏合一的根本原因是秦朝的郡县制取代了周朝的裂土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既没有国、邑、乡、亭、里五等世袭封土，也没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皇亲国戚、功勋武将也没有自己的封土。宗法分封制度的灭亡使西周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被清洗殆尽，原先代表贵贱的“氏”与区别婚姻的“姓”之间的本质上的区别消失，氏与姓都只剩下标志血统的作用。
西汉时姓、氏完全合一。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在“姓”的大概念上，恢复了远古“姓”的内涵，其主要功能是用来别婚姻。姓氏合称，仍取姓之义，表明个人所生家族的符号，并且自天子到庶民人人皆有姓氏；名则是分辨个人的独特符号。人名的结构为“姓+名”式。当时我国处在封建社会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因此不少人在取名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有些人注重对国家的贡献，取名孔安国、赵充国、于定国等；有些人景慕古代英雄人物，取名陈汤、赵尧、张禹；有些人尚武，取名苏武、班彪、夏侯胜；有些人气概豪迈，取名孔奋、魏霸、法雄；有些人德操卓荦，取名曹操、董卓、庞德等等。汉族现在使用的命名方式就是在秦汉时期奠定的。
关键词：侗族；香禾糯品系； 农业遗传资源； 命名制度； 分类系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91-08
命名与分类是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事物的重要切入点。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将原始分类视为人类认知的源头和普世基础。如他们所说：“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1]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言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研究中。美国人类学家布鲁席（S. B. Brush）在《农夫的功德》一书前言中指出：“对于人类学者或体验异文化的旅行家而言，作物多样性就象是不同生命的护照。作物品系的命名与分类开启通向农村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门，如环境知识，人地之间的联系，与大地抗争的艰辛生计，针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技术，等等。”[2]这一点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以往的很多山地民族农业研究正是由于无视当地农民对其本土作物品种的命名和分类系统，而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知识系统，只能用武断的“科学主义”价值判断和对“他者”的贬斥来掩盖自己对土著农业智慧的无知。为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重新投放到最基础的原点，根据我们2007年实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过程中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等地所获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命名和分类出发探讨侗族的传统农业智慧。
侗族是一个主要栖息于山地近水小坝子地形带的稻作民族，在传统上，其稻作农业以特有糯稻品系——香禾糯为主，在香禾糯品系的命名与分类上创造和传承了一套独特的农业认知系统，从而成为侗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精髓之一[3]。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在其1969年主编的《认知人类学》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任何民族的文化，虽然不一定是物质现象，但却都是通过认知对物质现象的组织，即通过对物质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而得到的认知模式；人类进行分类是认知的需要，世上万物纷杂，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命名和分类使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世界缩小成为我们能把握的规模[4]3。不过，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其新著《语言人类学》中对泰勒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批评，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命名和分类不仅有文化表达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践的价值，“知识涉及对生产和生活的有意识的组织，它们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可知、可见的实践中去。同时，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再生产或者改造原有结构”[5] 。这一点似乎也很适合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认知案例，因为据初步调查所知，侗族关于本土水稻品系的语言认知系统与其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即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不断的“结构化”过程[6]。因而可以说，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研究，对于认识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的传统低山地水稻农业的深层内涵和实践特点具有特殊的多重意义。
一、香禾糯的历史背景
香禾糯是我国湘黔桂三省毗邻山区的侗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当地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下选育出来的特有水稻品种，属于民间所说的“大糯”品系[7]，是国内外学界所称的“特种稻”中最具民族地域特色的品系之一[8]。全球著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社亚太分社主编石磊（Richard Stone）撰文论及香禾糯时，将其译为“Kam Sweet Rice”（意为侗家香糯稻）[9]，可谓十分准确到位。香禾糯虽然在历史上是侗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但近百年来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目前仅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南部方言区还有一定规模种植，而黎平县双江乡的“黄岗”（侗语Wangc Kgangl的音译）寨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坚持大面积种植香禾糯的典型侗寨，因此我们当年将项目点选在这里。
香禾糯历史起源的具体年代已难以追溯，但侗族稻作源远流长却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侗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这已被史学界所公认。而百越民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集团之一，这也是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或同意的观点，特别是得到了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证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实中的和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语言材料对文化起源、传播和演进的研究，解决文化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游汝杰和周振鹤以侗台语材料为证据，结合野生稻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推测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1011]，而侗族的历史分布区则正好属于这个地域范围。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等著作，结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白保罗（Paul Benedict）的澳泰语假说，在全方位地收集壮侗语族有关稻作的词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古音构拟，进一步证明了“壮侗语诸族的先民百越最早种植水稻”并形成“‘饭稻羹鱼’稻作文化”等历史问题，考证侗台—南岛语先民古越人最早发展稻作文化，年代应当在6000年以前 [1213] 。
但是，包括侗族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早期稻作文化中的稻种是什么？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定论，有旱稻说、粳稻说、籼稻说、籼粳未分化稻种说、糯稻说等，不一而足。我国农史学家游修龄考证说，百越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14]，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糯稻是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大陆历史上的主打水稻品种[15]，他们都相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历史上曾存在一个“糯稻文化圈”。从民族历史地理分布上看，侗族属于这个“糯稻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其糯稻农业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显然与此一脉相承。侗族南部方言区各地流传的族源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当中都有关于其先民在糯稻种植方面的叙事。如流传在从江县往洞乡的《九洞祖宗迁徙歌》唱到 “祖宗原来那地方，田地都在高山上，六月天干土变白，就像晒干的构纸一个样。构纸晒干不会裂，田地干裂陷得下牛羊”。因缺水灌溉才离开祖源地，来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云贵高原边，定居发现“祖公选的地方是银地金坡，家家户户鱼米多。田里的糯禾多得发了霉，地里种出的棉花织布无处搁……”再如流传在黎平县中潮镇佳所一带的《我们祖先怎样落在这个寨子上》同样描述到原祖居地“田在上，水在下”，由于当时没掌握提水灌溉技术，“田中常遭旱”，才举族从“江西”搬到黎平佳所一带，看到这里“有山有水有田塘”便定居下来，果真“这里适宜种糯稻，从此侗寨白米替杂粮” [16] 。 这些口承民间史诗将种植糯稻与族群起源联系在一起，世代传唱至今，足可见在侗族的族群记忆中，糯稻历史地位之重。
综上所述，从黄岗村现存和记忆中的25个香禾糯品种命名制度来看，以成熟期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引种地地名命名的品种有7个，占25个品种中的28%；以引种人和保种人人名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有9个，占25个品种中的36%；以生境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品质特征命名的品种有1个，占25个品种中的4%；以收割方式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看来人们还是青睐于性状特征命名法和地名命名法。以地名命名的品种都是外来品种；以人名命名的品种，有的是当地固有的，有的则是从外村引进的；其他命名法的品种，反应从外村引种而来的信息不明确，借助对其他侗族村寨的调查材料，似乎这些品种名称在其他侗寨也存在，尤其是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如老牛毛糯、小牛毛糯、杉树皮糯等等，以往在侗族地区曾广泛种植。也就是说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是一种民族性的品种，并且名称几乎统一；而其他方法命名的品种，尤其是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是一种地方性或村寨性的品种，同一品种，在此村称为这，在彼村则称为那，同种异名现象十分突出，这给我们全面、准确调查侗族香禾糯品种系列数据带来了很大难度。如黄岗村持续、广泛种植的“列珠糯”，在黄岗称为“列珠糯”，在毗邻的自然村—岑秋则称为“黄岗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吴元华副所长曾将该所60年代在侗族地区普查到的200余个香禾糯品种名单拿给我们看，我们当即就发现名单上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不少。这些品种与其它品种是否存在同种异名抑或异种同名？由此看来，我们对于香禾糯品系命名和分类的调查研究还只能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开端，无论是对其他许多侗寨还是整个侗族地区的香禾糯谱系，都还有待由语言学、人类学和农学工作者共同协作去进一步跨学科的调查和梳理。
三、分析讨论与理论思考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可窥管香禾糯对侗族社会文化深刻影响之一斑。以美国学者罗西（Gail Rossi）的说法，侗族是“一种隐藏在大山里的文明”（a hidden civilization in the mountains）[19] ，而以梯田和混农林的农业文化形貌为基本特征的山地农耕制度是这种文明的基础。因此要深入了解侗族文化，就必须首先深入分析侗族关于农业的传统认知系统。而侗族对于农作物的命名和分类，则是侗族认知系统的最基本的呈现。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说，“命名和分类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特点之一，是观察、比较、分析和概括能力的体现”[20] 。
人们怎样给事物命名？这不仅仅是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感兴趣的实践问题，也历来都是认知哲学和分析哲学关注的哲学问题，因为人类作为社会的和符号的动物，他们对生命和意义的探寻、对秩序的建构，皆始于命名和分类[21]。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诸子之间的名实之辩。例如，《管子·九守篇》就曾提出过“名生于实”“循名而督矣”“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等著名论断。国际学术界的认知哲学和认知人类学领域中存在着两种命名理论。其一是由弗雷格、罗素等人提出，后来由维特根斯坦、丘奇、塞尔等人加以补充修改的“摹状词命名理论”；其二是由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主张的“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 [22]。持前一种理论的人们认为，专名和通名在实质上是缩略的或伪装的确定摹状词，命名活动就是在把一组确定摹状词或一组特性与一个名称相关联，也就是说，它取决于命名对象具有这样一组特性。持后一种理论的人们认为，命名活动取决于名称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其所依据的并不是名称的意义，而取决于名称的起源和历史，即与名称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影响，而不取决于被命名对象的偶然特性。丘吉尔之被命名为“丘吉尔”，不是因其本人的种种特性，而且因其父母的命名以及从此别人这样称呼他而建立的历史传递链条。这两种理论相持不下，争论至今未果。这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和认知哲学家内尔森所说的：“今天我们对语言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并没有比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做得更好。在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义学方面，人类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然而，在更为重要的有关名称（names）和被命名的事物（things named）的关系方面，情况却远非如此。”[23]5
那么，侗族香禾糯的命名到底是属于维特根斯坦式的基于语义内涵的摹状词命名模式还是克里普克式的历史因果模式呢？从侗族的香禾糯命名分类实践来看，答案应该是它既是摹状词模式，也是历史因果模式，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将两种理论模式相结合才能发挥整全的解释力。具体地说来，上述香禾糯命名制度中以成熟期、生境特征、性状特征、品质特征、收割方式等作为缘由的命名法，显然就属于摹状词命名模式。而以保育者人名和品种交流来源地的地名等为缘由的命名法则与克里普克所谓“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高度吻合。换言之，只有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好地解释目前香禾糯命名制度的内涵和特征。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着许多族谱，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笔者查阅了馆藏的部分清代族谱，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字辈（名称不统一，本文称字辈）进行了一些探讨，谈谈清代族谱字辈问题，以期有助于对清代时期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及民俗现象的认识。
一
在馆藏十三姓二十二种清代族谱（家谱、生庚薄、清明坟会薄。下称《某谱》）中，我们从各姓入蜀的时间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乱外逃，清初稳定后回籍，或落业原籍附近，或落业它县。典型的是钟姓。钟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内江县大通乡梧桐里草延镇金紫桥，传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蔺贼奢崇明”、张献忠及部下三次过邑和“吴三桂又变”，族人“避兵远徙，窜入夜郎”，钟植伦“三走遵义，数年吴逆平”回原籍，老业被别人报占，因祖坟所在，“故不忍远离，仍就近居焉。”二种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湖广填四川”等入蜀落业。《周谱》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还有朱姓的朱光先。他们是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迟的是资中陈姓和简阳城钟姓，分别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们再从各姓入蜀来源看，他们分别来自湖广（含湖南、湖北，楚）、广东、江西、陕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广有十姓，来自麻城县、桃源县、新化县、新宁县、陵零县、衡阳县。广东有三姓，来自长乐县、永安县、博罗县。来自江西一姓。来自陕西扶风县一姓。各姓回籍和入蜀落业后，大多数获得一定土地，随着清初逐步稳定，以及清代统治者赋税政策的优惠和生产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生产的继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劳动力的支持，加之主观上壮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伦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等等，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宗族内人口增多，为维护宗族制度，族谱的编修和续修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之一。《雷谱》说：“迄于今，生齿渐繁，基址宏开，衣食既足，礼义宜兴。倘不将谱参阅校订修明，数世而后则昭穆无所考证，凡我同宗亲疏等相遇，恐视至亲如秦越者也矣。”《朱谱》也说：族谱“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序以昭穆，人伦明焉。纲纪正而人伦明，则一本之绪传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名号可考，包括无余，胥备至当矣。”《马谱》还说：“家谱之修何为乎？上稽宗祧，述遗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伦也。”《陶谱》称“谱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国修续族谱的历史悠久，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古代的礼制和宗法》李学勤）。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制度毁灭性打击，“谱遂大废”（《嘉祐集》卷13《谱例》）。经过北宋苏洵、欧阳修等编修本家新族谱的大力倡导，族谱修续又兴。四川在清代是一个移民大省，通过修续族谱追叙宗族和先辈创业历史，增强宗族凝聚力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个清代期间，以至民国，族谱的修续工作方兴未艾。在各族谱中，修谱时间最早、续修次数最多的是《李谱》。第一次修谱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续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续修是光绪丁丑年（1877），第四次续修民国元年（1912）。各姓在修谱前，族谱的传、存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在明末清初之乱遗失明代族谱，回籍后无谱而修谱。李姓称：“我族在有明一代，谱凡数数修矣，……无如献贼屠川，川南卅县户口百无一存，而谱牒亦因之荡失。”邓姓也是“当明季之乱，旧谱失遗”。二种是清初入蜀未带谱牒，或无谱可稽而修谱。威远叶姓“昔高祖辈入蜀，未带谱牒”，朱姓“旧谱未传于蜀地，新谱宜修于家庭。”三种是入蜀落业后回原籍抄来族谱。周姓旧谱是入蜀落业后，由周尚金、周尚银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来。四种是明代族谱在明末清初因乱散失外地，回籍后辗转访寻抄回旧谱。内江钟姓族人避乱携族谱逃遵义等地未归，而钟志吾“窜黔回蜀时未有老谱”，咸丰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谱。基于这些情况，各姓在清代修续谱时，资料来源不一。有老谱的依据老谱，或寻得老谱后，修订已修的谱。如《周谱》依据“旧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误），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为洪武七年，有误）”的旧谱而修。《雷谱》也远追雷开宪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谱。内江《钟谱》嘉庆十年（1805）修，后获得散失黔省老谱，“较原地更为清楚”，咸丰六年（1856）续修时进行了说明。无老谱的凭先辈口授传闻，或记录的零星有关材料，或参考史书、县志记载，甚至搜寻族中明时旧墓旧碑文字修谱。许多族谱在叙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不少口授传闻，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记录。内江《钟谱》、跳墩坝《张谱》等在记述明代事时，参考了内江县志、《明史》等。《邓谱》对族中先辈“生卒有考庐墓”。跳墩坝《张谱》对入蜀或回籍后修谱情况则说的非常详细：明时族中名宦乡贤“有县志可稽，家乘、修祠记足据”，“兵燹后文献无征”，“爰是据觉悟公碑阴之记，中丞公临难自叙之谱，且更据县中遗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谱之。对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则按照实际搜集记述或续记谱中。但在缺乏先辈传闻、文字记录，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难，以及修谱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谱时间比较晚的，谱中有些记载也不准确。内江、威远叶姓为一族，威远《叶谱》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属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内江《叶谱》在同治年间（1862—1874）编，清楚记载入蜀第二代叶国征生于湖广常德府桃源县，依靠先辈生庚簿准确记录传存，这明确了威远叶姓入蜀来自湖广常德府桃源县。这是我们档案馆研究族谱需要重视的问题，要根据族谱资料来源理性地对待族谱中的史料和价值。
各族谱的体例、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各具风格，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必须在各自族谱中记述宗族字辈，专门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专篇，或通过“族规”、“祠规”、“凡例”、“例言”、“条规”，明确规定和要求宗族内族人取名遵守字辈，违反者要受到族内的责惩，确保字辈在宗族内的正常使用。如《周谱》、《李谱》等专门列有“派名”篇，《陶谱》有“班次说”等等，族谱“班次可据”。可见字辈在宗族和族谱内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还要刻上字辈。如《周谱》就记载周懿墓碑上刻有“讳懿，班次长，字运金”的文字，说明周懿属“长”字辈。不仅如此，如果宗族内字辈出现紊乱或者不明确，还会促进族谱的修续工作。内江《钟谱》说：“迄今传远而生齿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复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异日椒衍瓜绵，后世子孙必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讲也。”《李谱》称“家谱者，所以记名号而叙班次也，续家谱者，以名号班次之日繁复，从而记叙之也。”还说“所谓名号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统系之，则族属散漫，咎将安辞。”因此，当宗族内字辈“紊”、“繁”时，必须修续族谱。
二
字辈，是宗族内规定族人取名统一使用的表明辈（代、世）次用字（偏旁）联缀的成语、对联或诗句。各族谱中对字辈的称谓不统一。称呼“字辈”的有资中《陈谱》；称呼“字派”的有《罗谱》、《马谱》、《王谱》、内江《钟谱》；称呼“班次”的有《朱谱》、《马谱》、内江《钟谱》、《邓谱》、《周谱》；称呼“班行”、“班排”的有内江《钟谱》；称呼“班派”的有《王谱》；称呼“班辈”的有跳墩坝《张谱》；称呼“班位”的有资阳《叶谱》；称呼“辈数”的有染坊坝《张谱》；称呼“派名”的有《周谱》、《李谱》；称呼“派弟”的有内江《钟谱》；称呼“派行”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称呼“名次”的有简阳城《钟谱》等等。有的同谱内也称谓不一，《马谱》不同称谓有三种，内江《钟谱》不同称谓达五种。这是无规范统一的名称或同谱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国按照字辈取名起源较早，称为“排行”，即“兄弟双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左传》中有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焚如、荣如、简如，“这是排行之始。”汉末的刘琦、刘琮兄弟，三国魏的应璩、应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谱》“派名”中说：“命名之谊详于中（申）繻，班次则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联缀，谊实本此。秦、汉以来，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仅见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晋，此风少歇。右军、大令父子同派，斯实紊矣。”其中关于命名问题，提及了鲁桓公的嫡长子出生后，曾经问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传•桓公六年》），但认为“班次则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话人物，在屈原《离骚》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记载；同时讲了先秦已经有了“以一字联缀”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晋间，“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认为王羲之和王献之因为“之”字而是同辈“实紊矣”，则是不知道晋至南朝间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缀后，父子间也如此，非以字辈取名。
字辈在宗族中维护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简阳河东《钟谱》“命名派行”里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字辈的作用。“世系源流，国史赖以序始终，而家乘则赖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与，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兹者公同酌定……预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虽错处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问名，而即知尊卑，别亲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们从具体作用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字辈可以明确宗族内世系。宗族内族人通过字辈取名，确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确，“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字辈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这就关系着宗族制度的维护问题。《李谱》说：我族“子孙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统之，则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绵绵延延，传之无穷，不其伟欤！”
其次，字辈可以规范宗族内族人取名。依据字辈取名，使宗族内族人名字具有统一、整齐特点，有规可寻，“归于画一”。同辈间字辈相同，双名的姓名同辈就有两个字相同，单名字辈偏旁相同；不同辈间字辈不相同。
再次，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分辩尊卑。字辈中每字的先后顺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内不同的辈次，字辈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辈，依序前推高两、三、四等辈；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辈，依序后推低两、三、四等辈。依照字辈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内族人辈份高低。辈份高为尊，辈份低为卑。辈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辈份高的，“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在修谱时，字辈还可以对不详的族人依照所属字辈排序。《马谱》中规定：“旧谱有序其名而不详者，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实际也是按照字辈分辩尊卑。
第四，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区别亲疏。字辈通常是以每一个宗族为单位制订的，同姓之间能够区别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辈就同宗族，自然就亲；虽然同姓，但字辈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当然就疏。《马谱》“马氏祠规”要求，“凡老谱所未载，来历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窜入，庶非妄拜汾阳。”以避免乱攀、妄攀而乱宗族。乱攀望族是修谱历史上的通病，虽然经过苏洵、欧阳修等创立族谱编修新方法的冲击，但其风未绝。因而，各族谱中对此都努力杜绝，确难以完全克服。
依靠字辈寻得同宗的事在内江《钟谱》里有记载：邑南“长峰镇钟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义回内江者，与吾祖正良公同属一派弟，不识为兄为弟，亲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识宗亲，须向破堰寻觅。乾隆年间（1736—1795），其孙成琏、成瑞来访，见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跃然曰得之矣！”并于嘉庆四年（1799）合族捐资在破堰桥同修祖祠。这个字辈寻宗事中，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同属一派弟”，“亲疏何若”的问题，也就是同宗族同辈也有亲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对亲，同宗不同支的相对疏。还有同宗内不同支各自制订字辈的情况，又在同宗内支与支之间通过字辈同否区别亲疏。一般辈数越远的越疏，而辈数越近的越亲。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决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内计算，即从高祖至玄孙纵向为九族，九族内为亲，出九族相对疏。高祖“高者，言最在上。”玄孙“玄者，言亲属微昧也。”（《尔雅义疏•二•释亲四》）这是从纵向讲的；“父之从父晜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尔雅•释亲》）也就是祖父的兄或弟称为从祖父，从祖父的子开始称为族父，族父的子称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经称为亲同姓了。这从横向表明三代以内不同支的亲疏关系。跳墩坝《张谱》有“谱之远祖则略，近祖则详，以先后之势然也。本支加详，他支从略，以亲疏传闻异也”的修谱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亲疏问题。
三
各姓字辈的形成和来源因宗族发展情况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第一，修续族谱制订字辈，字辈因谱而立。各姓在修续谱时，宗族内必须讨论、议订字辈，形成宗族内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辈，并且记载于谱中。一是修谱时归纳先辈取名用字形成字辈。其中，先辈取名有可能有字辈，依照字辈取名，或有意识按照字辈原理取名；也可能无字辈，随意取名。这种情况形成的字辈已经是过去的事实。有的族谱是归纳明代及以前的先辈取名，如《李谱》、资中《陈谱》等。《李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上追十二辈，从明代洪武时（1368—1398）的先辈取名开始归纳；有的族谱是从入蜀或回籍时的先辈开始归纳，如简阳河东《钟谱》、《周谱》、《邓谱》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辈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还有的是从入蜀或回籍以后几代起，如《陶谱》是从回籍以后四世开始归纳的。二是修谱时新议、公议字辈。在归纳先辈取名形成字辈同时，还议定以后数辈字辈。《雷谱》在嘉庆元年（1796）修谱时，从父辈开始议定字辈。跳墩坝《张谱》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时，“前二十代皆无班辈，实望弟与吾议，自二十一辈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爰拟二十字载在谱后。”三是续修族谱时续议、改订字辈。续议字辈是在已有字辈外“增议”、“新议”字辈，与已有字辈各自独立；还有是在已有字辈后增补字辈，联系紧密，形成一体。《李谱》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辈外，又独立“增议派名”十六字。《邓谱》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辈外，光绪十六年（1890）修谱时，“合族又绪以二十字”字辈。内江、威远叶姓各自修谱时，于原有十字字辈基础上，又在其后续增十字，与原字辈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辈。改定字辈是在已有字辈上进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辈。最具典型的是简阳河东《钟谱》。道光辛丑年（1841）修谱“排行五十六字”，光绪丁酉年（1897）续谱时又认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拟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复。”因此，原有字辈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废除，另外改定新字辈。《罗谱》记载，光绪时（1875—1908）任族长的罗笔峰规定有“万世永昌”为字辈，后增衍为二十字字辈，也形成新字辈；另有“长房萱公派国桢公系及笃之公系，别立‘文章华国’四字为字派。”在二十字字辈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统一而免混淆。”这也是改定和废除字辈的情况。
第二，入蜀前议订的字辈在入蜀后继续使用，新议字辈也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谱》说：“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议班次，来自湖广，支派皆同。”所以，《周谱》中的“历代班次”和“新议班次”都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谱》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议定的“楚次”字辈，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谱》道光八年（1828）修谱，记载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广所议之派”。
第三，无族谱规定字辈，宗族内约定字辈遵行。许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时没有族谱和字辈，就在宗族内由长辈或有威望、有学问的族长、族人约定、议订字辈，供宗族内族人取名使用。《邓谱》修谱前的字辈是因为清初邓联芳回籍，“鹭序之班未详”，所以，“咸丰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竖碑，培补祖茔，宣明班次，庶几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绵延不绝矣。”在“培补祖茔”同时，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约定遵行。内江、威远叶姓皆从入蜀第二代开始约定字辈取名，编修族谱时记载谱内。还有的虽然没有形成字辈，但取名时有字辈用字的约定。《陶谱》中记载回籍第二世有五子，为“之”字辈，三世为单名，五子各自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选字为自己儿子取名，第四世就开始统一按照议订字辈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为宗族内族人迁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辈。许多宗族内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断迁徙，出现散居，这样就导致同宗字辈不相同情况出现。同宗字辈不同有多种形式。内江、威远《叶谱》记载，内江、威远、资中叶姓入蜀初约定“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乾隆乙亥年（1855）冬叶国祥迁移威远，修谱时将“官清民自安”改为“家齐业必昌”，并续增“奉先思孝友，诗书继世长。”而内江、资中叶姓依然按原字辈取名，内江叶姓也续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威远的“家”为第六代，“世”为十九代，而内江的两字分别为十二代，十一代。这样形成同宗因迁徙分处不同地域而字辈变化，甚至出现相同的字辈字辈次混乱。简阳河东《钟谱》“各房另拟”字辈是一种同宗不同房、字辈不同的情况，但它是有意识改定并记载谱内的，有椐可查。乾隆壬子年（1792）马纯程修《马谱》时，回籍后以马纯程以上两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观前后之名讳，竞有混同，盖因谱未修而派未确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结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辈就有同辈多达八字（偏旁）的，查阅《马谱》中该辈名字，实际还没有概括完。这是同宗无字辈、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马谱》“马氏祠规”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拟数字则亲而反疏，决不妄改。”避免同辈多字辈。
四
各谱字辈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一般按照辈次先后依序联缀成句、对联或诗句。内江《钟谱》认为“族中班排字样，或单或双，古颇不拘”。从字辈句数上讲，二句至数句不等，多为偶句，尤以四句为多。在各谱中，两句的有《朱谱》“楚次”；四句的有《朱谱》“川续”、《罗谱》、《马谱》“四句”、《邓谱》、跳墩坝和染坊坝《张谱》、简阳城《钟谱》、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雷谱》、资中《陈谱》、《李谱》“增议”、《陶谱》“二十字”、《周谱》、威远和内江《叶谱》字辈；八句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王谱》、安岳《陈谱》、《陶谱》“四十字”、《周谱》“新议”字辈。从字数上来看，每句四字（言）至数字。四字句的有《王谱》、《李谱》字辈；五字句的有《周谱》、《朱谱》、《罗谱》、《邓谱》、《陶谱》、威远和内江《叶谱》、《雷谱》、跳墩坝《张谱》、简阳城《钟谱》字辈；六字句的《马谱》、安岳《陈谱》字辈；七字句的有资中《陈谱》、简阳河东《钟谱》、染坊坝《张谱》字辈。此外，也有一句或者七句的。《罗谱》“万世永昌”、“文章华国”为一句字辈，《李谱》原字辈就为七句。更有联缀不能成句的。《马谱》六世字辈属于罗列式的，第一世为“东、火、天、氵、王、龙”，第二世为“传”，第三世为“纯”，第四世为“家、文、广、言、车、正、振、心”，第五世为“德、再、佑”，第六世为“麟、国、兴”等字和偏旁，同辈多字和偏旁，不能成句。《王谱》的“承登子”也不能成句。各谱字辈的总字数都达二十字以上，其中三十字以上的达八姓，四十字以上达五姓，尤其以《周谱》六十字为最多，次为简阳河东《钟谱》五十六字。我们不妨将《周谱》字辈录于文中：“历代班次”是“士梦以思可，友文志永兴，庭奉朝承嘉，尚正大益长。”“新议班次”是“荣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秩序本天定，彝伦在人全，谟烈由今绍，奕叶普相传，家乘恪遵守，祥发永绵长。”从字辈形成过程和字数多的情况不难说明：一是各姓在修谱时，喜欢续订或新议字辈，不断追求寓意完美；二是字辈崇尚多字，反映了修谱者希望宗族人丁兴旺、永远发达的一种理想意愿。马纯程在修《马谱》时还说：“苟四句话竭之后，有能承其志者，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庶几谱牒无蒙，字派不尽。是殆予之厚望也夫！”一个修谱者希望“谱牒无蒙，字派不尽”的殷殷之情跃然谱上。从各谱使用字辈字数看，在整个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一般使用了十字左右，因此，各谱字辈如果在清代后继续使用，至少还要使用二百至四百年了。
字辈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形成许多鲜明的特色。一是努力追求美好寓意，多选择吉祥兴旺、隆大昌盛、光宗耀祖、福禄寿长、忠孝仁义、诗书儒林、国家朝廷、文武安邦等等含义的文字，组成有寓意的句子。如《马谱》“四句”字辈：“朝廷重用贤良，忠孝发为文章。厚德信能载福，盛名宜绍前光。”染坊坝《张谱》字辈：“廷乾可志宀凤金，士毓文昌作国臣。永耀邦家光祖德，诗书继世翼儒林。”《李谱》“增议”字辈：“纲常克定，明庭增光，孝敬和顺，贞吉安康”等。二是四句以上字辈多数类似诗句，有的就是一首诗，有平仄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因此，选字除考虑寓意外，还注意音韵和对仗。如跳墩坝《张谱》同治辛未年（1871）议定字辈：“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孝友能时守，世代自绵长”等。三是选择偏旁代字，这是许多族谱字辈采用的，是一种重要的选字方法。《马谱》六世字辈中偏旁占有较大比例，染坊坝《张谱》字辈句“廷乾可志宀凤金”中的“宀”、“金”，《李谱》字辈句“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中的“金”、“之”、“木”都是偏旁。四是字辈用字避讳。清代避讳非常严格，字辈用字是不能犯讳的。这里讲的是宗族避讳。宗族内因为某方面原因，忌讳某字，就需要避讳，在字辈用字中也自然不用避讳字。如《王谱》字辈句“善显名扬”，“原议作‘善德名扬’，以‘德’字为吾族所共讳，因易之。”五是字辈用字在字辈内不得重复，避免辈次混乱。《马谱》就强调，在字辈用完后“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但个别谱中也出现相同字的情况，《李谱》字辈“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先木果茂，正学文兴，木子洪昌，万代永登。”其中就有三个重复的“木”字。六是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如《邓谱》字辈“文、国廷思君宠”句，“文、国”同辈。简阳城《钟谱》字辈“文、开道仁鸿昌”句，“文、开”也是同辈。《马谱》六世字辈也属同辈选择多字。这些是一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特殊的同辈选择多字要数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族内分为“瑅公派”、“琮公派”、“环公派”、“珘公派”、“珑公派”、“瑸公派”共六派，每派各立字辈，除第一句相同外，其他三句二十一字每派各不相同，即同辈选择了六个不同的字，但六个不同的字却偏旁相同。如“瑅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培树时煊守福循。敏伦详继思贞润，康逢邦国铨岳珍。”“琮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增楷昭炘安祥行。政伯谦维憲贡泽，度进邠因铭岑珣。”各派“以土、木、日、火、宀、示、彳、文、亻、言、纟、心、贝、水、广、辶、阝、囗、金、山、玉等各偏旁”相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培”、“增”虽然字不同，偏旁相同，凡是字辈字偏旁相同，在族内就是同辈兄弟。这是多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七是为使字辈成句有寓意或成词，字辈中选取与实际取名不一致的字。《王谱》字辈第一句“王国文武”，“王”字辈的实际取名是单名“亻”偏旁，如王仙、王作、王仪兄弟。可能一方面是为组成“王国”一词，二方面是表示“王”姓。《朱谱》的“枝南希世永”句中，“枝”字辈的实际取名用字是“毓”字，也应是求“枝南”寓意。八是概括先辈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弱些，有意识新订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更强。正如《罗谱》所言：先辈取名用字“悉成过去，礼无追改，不能变更”。新订字辈是供现在和将来使用，用字具有选择性，寓意性就更强。如《雷谱》字辈：“汉扬洪山三，仁义礼智信。培德家声远，忠孝能定国。”第一句寓意性就弱。染坊坝《张谱》字辈等也是这种情况。此外，还有字辈用字未确定而入谱的情况。《王谱》字辈有三种，一种大约在咸丰（1851—1861）以前拟定，二种是咸丰初期对第三、四句“因易之一生孝友十六字，乃成武公所议，然尚未妥，以待酌拟可也。”三种是“为康之作。”因而，一、二种三、四句不一样，一、二种与三种二、三、四句不一样，属于用字未确定。《陶谱》也是两种字辈未确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吾宗字派自四世起，原定为四十字”，嘉庆至同治（1816—1869）年间“七世祖绍绪公所拟字派为二十字”，两种字辈都在使用，所以，修谱的陶诗炎建议：“余意‘世’字以下，统归一派为宜。若以祖先所定，世守不渝，则当专依一派，勿致混乱”。
各姓为使本宗族字辈寓意完美尽善，都精心拟制字辈，有的还请当地名人代拟，表现出很高水平。一般在选用成句、古代诗词和典故，表达良好愿望外，还有的寓意是叙述宗族历史或发展内容。内江《叶谱》“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句出自《警世通言》中。有的词语、句意出自《诗经》等，如《邓谱》字辈句“贻谋怀燕翼”，简阳河东《钟谱》字辈句“奕代渊源绳祖武”，《朱谱》“川续”字辈句“祖武克延雍”中的绳祖武、祖武等就出自《诗经》里。《罗谱》字辈“万世永昌大，孝友必贤良。善庆存诗训，养正绍书香”中，“善庆”为罗氏善庆祠名，“诗训”指罗氏“世传远祖”元末期入蜀，令子孙“散处各邑”避难，“当时，曾口授七律诗一首，叙明源流，以为乱平复合之证”，“养正”指罗氏兴办的养正学堂。跳墩坝《张谱》字辈句“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其中“忠烈”指张氏十二世伯祖明安庐巡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亮谥“忠烈”事，《明史》中有记载。《邓谱》字辈句“东汉勋猷显，南阳世德长”中，显扬邓氏先辈邓禹在东汉扶助光武帝刘秀的显赫功勋，邓禹曾任大司徒，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南阳”指邓禹是南阳新野人。《朱谱》“川续”字辈的“枝南希世永，祖武克延雍，协典辉麟凤，云扬继我宗。”是内江名人“赐进士出身原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河工议叙道”王果“拜撰”的。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也值得称赞，非常巧妙，充分利用汉字偏旁的特点，将分房不同字辈联系起来，达到“虽分而犹合”目的。
五
字辈确定以后，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严格遵守，正确使用。如果不正确使用，宗族内要进行一定惩罚。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罗谱》说“族众规定以后改名必须将字派置于姓与名之间，以归划一，其有不合此规定者，由祠中为之改正，交房长通知本人遵改，务希注意为幸。”《马谱》“马氏祠规”也讲“前订六言四句班次尚未改完，后添丁者仍照前循序立派，永远遵行。但派字当安在上一字，万不可颠倒，后若颠倒者，各支族长责惩之。”内江钟姓分派订字辈，要求“分派之后，各房俱照字样改名，不得任意妄改，以致房数混乱。”简阳河东《钟谱》也要求对“预派五十六字”“世世依定上、下，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这些要求和规定都提出了正确使用字辈的方法。
第一，在使用字辈取名时，字辈字在名中有规定位置。宗族内族人取名，在严格遵守字辈同时，字辈字放置名中的位置必须正确，不能颠倒。简阳河东《钟谱》字辈每一字标明了“上”或“下”。如第一句是“上下曰上佳上世上廷上永上生下”，其中“上”或“下”表示字辈字在名中的位置。简阳城《钟谱》字辈也有标明。有的字辈虽然没有标明“上”或“下”，但宗族内也有约定。“上”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一字，“置于姓与名之间”，如《罗谱》“世庆”、“世文”兄弟，这是最普遍的位置。“下”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二字，如简阳河东《钟谱》的“成上”、“寅上”、“信上”、“明上”兄弟。在有的谱中，也出现用错位置的情况。《王谱》字辈“昌”应为“上”，谱中同辈有“忠昌”、“应昌”、“汝昌”、“果昌”兄弟，位置变为“下”。
第二，字辈字是偏旁的情况比较复杂，运用要准确。字辈字是偏旁的多是单名使用，这是字辈使用中比较复杂而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字辈字是不成字的偏旁，非常明确，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宀”，是运用带“宀”的字表示字辈，同辈有“张宽”、“张宦”、“张密”、“张容”等等，《马谱》“六言”字辈许多也是非常明确的偏旁。而有的偏旁是成字的。再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金”，不是直接使用该字，是作为偏旁使用，同辈有“张錺”、“张锟”等等。更特别的是《李谱》字辈的“之”，也不是运用该字，而是取有“廴”、“辶”旁的字，同辈有“李进”、“李逵”、“李筵”、“李廷”、“李延”等等。
第三，字辈字不是取名用字，而是表示单名。《邓谱》字辈“联仕芝单单名宏”句的“单”，标明“单名”，不是取名用字，是指该辈系单名，同辈有“邓珪”、“邓珩”、“邓玠”、“邓珣”兄弟，实际是使用有“玉”旁的字。
第四，运用字辈字同音或近形字取名。如《邓谱》“芝”字，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邓仕华”墓碑上，刻有“男之茂、-贤、-奇、-成、-林”，在取名中表示字辈的字用“之”，与字辈字“芝”不合，但是同音和近形字。
第五，不符合字辈的取名，必须进行更改。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符合字辈，这是许多谱中所强调的。但因为某些原因，有的宗族内族人取名也有不符合字辈的情况，在修谱或族内集会时，要给以更改和注明，以求符合字辈。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按照“仁义传先圣”等字辈改名，在二十二辈中已经有族人取名为“诚”、“注”、“读”等的，修谱时就分别改名为“尚义”、“本义”、“正义”，以符合字辈“义”字，还在谱中注明。
在使用字辈取名过程中，由于同辈字辈相同，双名仅有一字区别，名中用字选择余地小；单名是同偏旁，选字也有一定局限性。加之宗族内族人或不同支、或不同地域，各自取名难免出现同名。仅据《周谱》中周尚玉长子支“维”字辈一百三人的统计，同名“维富”六人、“维银”六人、“维金”三人，其他两人同名的有十二个，两人同音的有五个。针对这种情况，各姓采取了多种措施，以解决同名问题。内江《钟谱》认为“今族众人繁，一字一派碍难取义”，采取“分派”办法，简阳河东《钟谱》也是“近因族众人繁，易涉雷同”，六派分立字辈。这种“分派”各立字辈的办法，实际是对同辈增加字辈字，扩大字辈字范围。《周谱》规定：“族中子孙繁盛，命名不免雷同，宜以卑避尊，以幼避长。今后遇有同名者，便自更改。若先代不敢擅易。谱内注明某与同，庶不混淆，以便查考。”《周谱》和《李谱》都认为“子孙繁衍，命名皆以一字缀系，势必多同。今协议各房房长储一小册，每房生子命名何，必向房长举报登记，春祭咸会祠内，有同即易或志之，归使自易，如此办理，可免同名，并可以杜横累，含混牵涉。”《马谱》办法是：“今以吾内邑之宗支，六世之内，前后同名不同字派者，不复尽更，齐等同名不同字派者亦不复尽改，只将同派同名者而更改之。”可见，对宗族内族人同名运用了“分派”各立字辈，同辈增加字辈字；先代不敢擅易，谱内注明；同派同名者更改或便自更改；同名更改以卑避尊，以幼避长；房长储一小册登记取名，春祭集中对同名更改等等办法和原则，努力避免同名，防止混乱。内江《钟谱》中还讲了“我族中先年有同名者借债书约，其后年久同名未借之子孙竟替还之”的故事，强调“此即前车之炯戒也”。
关键词：称谓语 《红楼梦》 翻译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016-02
1 引言
在人类社会中，称谓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语言文化系统。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讲，它是交际双方因婚姻和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等而建立起来的名称[1]。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系统，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民族不同的称谓语数量及其指称范围。作为语言的一部分，称谓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传统“重名分，讲人伦”，而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使中西方在称谓系统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称谓语的翻译对于译者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语在许多文学著作中均有体现，而《红楼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红楼梦》中称谓语的使用一方面体现了交际者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交际者的文化修养，心理定位及交际动机[2]。因此《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翻译也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大焦点。
2 《红楼梦》中称谓语翻译
称谓语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2.1姓名称谓的翻译
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姓名称谓都有姓和名两部分。所不同的是，汉语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强调继承。姓随父母，名有较大任意性，但大多有一定寓意。如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钱”为其姓，“钟书”则是他在周岁“抓周”时，抓到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而西方人的姓名则是名在前，姓在后，强调个性。姓也随父母，名则分为教名或教名+自取名。教名一般在婴儿接受洗礼的时候，由牧师或父母亲朋为其取名，有一定寓意。自取名则是长大后自己给自己所取的名字。如：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其中William为教名；Jefferson为本人所取，排在教名之后；Clinton为姓，排在最后。由于西方大多数民族都认为教名和姓氏较为重要，所以自取名常被省略或采用缩写，如：William J. Clinton。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作者曹雪芹在人物的命名上也颇具匠心，正如尼科诺夫在《人名与社会》中所说：“越是著名的大师，越是谨慎地为自己作品主人公选择名字”[3]。如：甄士隐，用的是谐音“真事隐”；贾环用的是拆字“坏得多了一点儿”。这种特有的语言文化现象造成了姓名翻译上的一个难点。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看看两位翻译家对于姓名的处理。霍克斯在姓名翻译上多采取音译加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四大家族的主子姓名都是用汉语拼音拼出；客人管家也用音译加以处理；奴婢、小厮姓名则用意译，如：“黛玉”译作Daiyu，“雪雁”译作Snowgoose。杨宪益夫妇在人物姓名翻译上全部采取了音译的方式，但保留了许多中国称谓中的特有现象，如：中国人名中的“字”和“号”。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人们对于取名很讲究，取“名”用以自称，表示谦逊；取“字”是用来让朋友称呼的，表示客气；取“号”则用以表示自己的趣向。“字”和“号”是中华民族称谓语中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如：“姓甄，名费，字士隐”杨宪益将其译为“a gentleman named Zhen Fei whose courtesy name was Shiyin”。虽然杨译本在译名上采取了音译的方式，但是却保留了“字”这种文化现象，将“字”译成“courtesy name”。而霍译本中则完全没有中国所特有的“字”的影子，只是将这句话简单地译为“a gentleman of private means called Zhen Shi-yin”。对于“霍启”的翻译，杨宪益夫妇直接音译为“Huo Chi”，因此无法将作者以“霍启”谐“祸起”，以“冯渊”谐“逢冤”的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造成信息的流失，使译文读者难以把握住作者命名的真正用意。霍克斯将“霍启”译为“Calamity”（意为不幸，灾祸），反映出了原文作者的命名意图。
2.2亲属称谓的翻译
汉语亲属称谓和英语亲属称谓是两种大相径庭的称谓。汉语亲属称谓非常丰富、细致；相比之下英语亲属称谓就显得简单、笼统多了[4]。如：汉语中的堂亲关系有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既要说出性别，还要分出大小；而英语却用一词“cousin”将这些加以囊括，这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在中国，同辈之间越来越趋向于以名字相互称呼，特别是年龄相近的，当然也有使用亲属称谓的，只是使用亲属称谓时，多半以“名（或名中的某个字）+亲属称谓”来称呼。翻译时名字译为拼音，亲属称谓照亲属称谓翻译，译为“亲属称谓+名（或名中的某个字）”的格式。如：“小明哥”译为“Brother Xiao-ming”。
下面看一下《红楼梦》中杨宪益和霍克斯对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湘云笑道：“都是二婶娘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
杨宪益：“My second aunt made me wear it，” she replied， “I didn’t want to put on so much.”
可以这样轻松地定义汉族：在中国，除去少数民族，余下的就是汉族。有些人当了一辈子汉人，临老却被告知自己并非汉族人，已故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将军就有如此遭遇。他曾回忆说，出生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我起名叫‘汉生’”。他和他父亲一直认为自家是汉人。但到了1986年，家乡桑植县民委给他发去公函，称他的民族成分“应定为土家族”，于是当了75年汉人的廖将军在晚年被组织上划为土家族。
汉人的源流如此难以确定，汉人使用的文字语言被称为汉字、汉语也就未必准确，以汉字表义、承载家族历史的姓氏被称为汉姓，也仅是笼统的说法。少数民族也有汉姓，但是源头不同。就以廖姓而言，汉族的廖姓来源本身就比较复杂，有多种说法，一说颛顼有个后裔叔安，封于廖国，其后代以国为氏；源自“姬”姓，周文王之子伯廖受封于廖。至于土家族的廖姓源头，就更说不清楚了。
廖汉生出生后，“恢复汉家天下”了。孙中山在发表《大总统宣言书》时，提出了“五族共和”，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其中并没有土家族。要等到45年后（1956年）的民族识别，土家族才被确立为独立民族，追溯民族史，可以归于历史上的“西南夷”之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有巴中“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但其中并无廖姓。
西南少数民族繁多，大多不在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列，在历代官史上总被冠以各种具有侮辱性的名字，比如“猓猓”。但这些民族却对汉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近来我的一位朋友就从侗族大歌的古调中，发现古侗语与《楚辞》之间有深刻关系。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具有汉姓，他们也有家谱，但其中关于家族根源的记载却很不可靠，往往附会汉人谱系，尤其是汉化较深的后裔，读书出仕以后便讳言出身。我曾深入广西最西、号称“省尾”的西林县，去调查西林岑氏。大量的证据表明“一门三督”岑春煊的家族属于壮族，但西林岑氏的族谱却顽强地坚称自家是汉人，而且“证据凿凿”地与唐代诗人岑参取得“联系”，并叙述了自宋代如何迁往广西，但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唯一的真相是，壮族岑氏具有汉姓。
梁溟先生祖籍在广西桂林，但梁先生说：“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500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他的先祖是蒙元帝室宗亲，元初授职广西，几十年后改汉姓“梁”。又经几百年的蒙汉通婚，已与汉人浑然无别。梁先生是大学者，乃父梁巨川先生也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这样的家族，谱牒记录详实，可以明确知道家族旧事，而更多相似的家族，则已经无从考稽了。
白崇禧将军是梁先生的桂林同乡，却属于“汉满蒙回藏”五族中的回族。他的祖上本是阿拉伯人，称“伯鲁笃丁”，在元代自西域进入中原。明太祖底定天下，敕令色目人使用汉姓，于是“伯鲁笃丁”就成了“白”姓，其时，“伯”与“白”同音。
这段历史记载于白氏族谱之中，而《明史列传第四十四》中记载一位叫“丑驴”的鞑靼人，是元朝的工部尚书，明太祖赐他姓名李贤。“丑驴”之外还有一位“买驴”，后来改汉名叫“吴成”。这些当年的色目人，现在成为回族，他们的汉姓至少已经有600年历史。
同样来自西域的家族，未必都是回族。明初，畏兀儿（维吾尔）人哈巴十奉君命，督师东进，平定湘西叛乱。功成，明太祖赐他“翦”姓，翦，乃翦除乱臣贼子之意。他的后裔从此定居湘西桃源，500年后这个家族中，出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翦伯赞。
出身满族的一代宗师启功先生，以家族派语自定“启”姓，则是当代故事。启先生的改姓，如同纪录片中常采取的“再现”手法，生动地阐释了少数民族汉姓的一种来源。惜乎启元白先生没有后人，这个源出爱新觉罗氏的“启”姓无人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