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调查报告范文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传承影响因素企二代

一、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一）家族企业的概念

一般认为，企业是否称“家族企业”，是看其家族对企业的影响力。那种以一个或者几个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作为企业的核心，直接控制其所有权或经营权的企业组织，就可以称为“家族企业”。一项对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50个市、县、区的1947家私营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私营企业目前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而南通作为纺织企业集群地，据统计数据显示，2/3的企业为家族企业，而这些企业即将面临着传承的问题。

（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内容

1、表层传承：职位传递。企业中的领导职位，是和一定的权利、责任、义务紧密联系一起的。越是高层职位、关键职位，对应的责任权利越大，对企业运作的影响力也越强。有谁担任领导人，直接决定企业的决策。因此，家族企业的代价传承首先表现为职位的传递，即企业更换重要经营管理职位的负责人。

2、深层传承：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传递。仅仅是企业关键领导人职位发生变更，并不能完成家族企业的传承。家族企业创始人在淡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可能对企业发号施令，甚至再度出任领导人，或者更换后继者。在企业初创时期，创始者集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于一体。随着企业壮大，家族企业会吸收更多的家庭成员加盟其中，领导人也会讲部分经营权、甚至部分资产让渡给子女或者朋友、亲戚等。这种情况在企业创始初期就会出现，由于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多企业采用的是家庭作坊生产，其中4/5的创始人表示在创始初期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难的就是资金问题，往往这些创始人会采用合伙的方式解决困难。于是就会发生经营权、所有权、控制权的转移，而将这些权利转移给后继者才算是真正的完成转移。

3、核心传承：事业传递。家族企业领导人从来都不会仅仅将企业看做是自身拥有的存量资产或在未来可以带来增量资产的机构，而是发自内心地将企业视为在有生之年积聚全部心血构建的事业。尽管80%的创业者希望自己的子女接管企业，但是，企业领导人认为传递给后继者不只是数字形式的货币资产和以机器、设备、厂房等形态存在的物质财富，而是将未尽事业向新生代传递。所以在企业是否由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时，60%的创业者表示只要有利于企业，将会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不希望企业走向衰落，尤其不希望企业毁在子女手中。

二、家族企业传承中的企二代

（一）企二代的概念

子承父业 既是两代人之间进行的财富转移,更是企业控制权的交接 。严格地说 , “子承父业 ”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企业控制权移交 ,因为其企业控制权仍然控制在家族手中 ,发生的仅仅是企业的经营权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但这种转移 ,一方面可能由于新一代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 、更开阔的经营思路 ,能加快企业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 ,也有可能是仍然完全继承上辈的衣钵,使企业的控制权更集中于家族成员手中。这正是我们说这种企业控制权转移具有非典型意义的原因所在 ,这也决定了“子承父业 ”的转移方式的局限性 。然而 ,不管是家族企业的所有者还是经营者都会因为其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而时常避免强调这一问题的关键性 。

（二）企二代的优势与弱势的分析

据调查80年代企业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占26%，大专与大学占46%，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8%，而90年代企业家相应的数字分别是54%、42%和4%。而这批企业家中就有着大量的“企二代”的身影。

作为高学历、高出身的企业的第二代领导者，渴望被社会认可、渴望用业绩证明自己的因子。他们在公司的发展上多采取并购、多元化等可使企业成长速度呈几何状发展壮大的战略，“品牌与资本运营”、“打入国际市场”，对他们来说了如指掌。相比之下，他们比第一代创业者身上更多了几份大气和高度。但是盲目的超越企业承受极限的大肆扩张和不重视稳固扎实的根基以及媒体和公众的礼赞，使得他们只能在风暴来临时才恢复清醒。

作为企业的第二代掌门人，他们继承了创业者们许多特点，并且在观念上比之更加大胆、创新，但是对待困企业遇到的困难，他们那种犀利敏锐的眼光，没有独撑危局的魄力霸气，看不清矛盾本质的能力。而凝聚力、号召力、感染力这些可以使员工全体一心克服难关的能力，他们同样也比较欠缺。

平心而论，企二代们目前的尴尬境地，只是创业者希望他们做的更好的恨铁不成钢，为了企业的生死存亡，老帅们只得复出、指点，但是相信这些创业者也明白，许多更大的风雨雷电还在后面，如果不给企二代更残酷的磨练、更狂暴的考验，那么每逢遇到为难，他们就必须一次次的出山，而企二代会逐渐褪去上进、张狂的个性，蜕变成为阿斗刘禅。而这结局，绝非是创业者和第二代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

“企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头脑更灵活，知识面更宽，很多人将继承父辈产业，他们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接人待物、言谈举止方面都显得有一定教养，比较豁达，同时视野也更为宽阔，接受新事物能力更强，敢想敢做，敢闯敢拼。 但同时“企二代”对个人生活品质考虑得更多，欠缺对事业的执著。相对来说，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普遍缺少性教育，所以需要培训提高。

目前的企二代挫折感、危机感较为欠缺。这对企业发展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一代人吃苦耐劳，敢于冒风险，机遇和勤奋加上果断处事成就了家具产业今天的辉煌，这一点从第一代人日常的言谈举止和办事风格上都会有所体现。与此相比，民企第二代的紧张感、危机感明显不如第一代，特别是在心理素质上，缺乏父辈那种敢冒险、善打拼的精神。由于第一代创业者具有累积财富及努力实现自我奋斗的强大动力，在维护财富方面他们要比第二代细心和谨慎得多。而“二代”由于父辈给予了他们远超出社会常规的优越条件，对财富的珍惜程度相对讲就会弱一些。

同时，企二代们也接受着来自父辈的阻力。由于时代原因，一代和二代对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企业经营等方面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二代”在逐渐接班的过程中，两代人的经营理念时常发生冲突。

改革，是促使事业走向另一个高度的必经之路。有80%的企二代认为接管企业以后会施行改革，而图一显示尽管有60%的创始人接受改革，但是仍有40%的创始人不愿意改革。这就促成了两代人矛盾增加以及父辈们的阻力。

不可否认，与父辈相比，接班的民企少帅更多的具有现代知识型色彩和青年人的激扬。看上去他们管理企业要比父辈现代得多，眼界更为开阔，目标也更为清晰。他们注重现代公司发展战略，重视与世界接轨，并学会经营品牌与资本运作。他们有着在全球化市场中与国际化力量较量，继而获胜的强烈渴望。这绝对是种进步，也是民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市场竞争规范化程度提高的大环境下，必须适应的新方向。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企二代表现出的整体浮躁，也令人担忧。如他们热衷于资本运作，而非实体经营，不管条件是否成熟，都试图早早“上市”，或者动不动就制定海外战略，这或许与他们拥有富足的家境和良好教育有关。

三、解决传承的对策

我们建议家族企业的传承应采用内部培养加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法，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将成为首要任务。”通过多项措施培养第二代企掌门人，包括在省、市委校开展集中培训，并到国有企业进行挂职锻炼，此外还有导师帮带，聘请具有丰富务工作经验、经营实绩突出、会形象好的员企业家，对他们进行帮带培养，这个模式很好。通培训提高二代的经营管理能力所做的培训，既要有理论上的提升，更要注重实践能力的锤炼和提高。

对于继承而言，应该采用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承决策。创业家族在对行业环境、 企业发展战略和家族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传承时机、 继承候选人的范围 ,明确所有者、 管理者和其他家族成员在传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并在企业和家族内部就相应决策内容和传承意愿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阶段是继承人的培养。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 , “子承父业” 仍将是我国家族企业首选的传承模式 ,因而继承人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包括继承人的正规教育、 在岗培训、 职业发展、 外部工作经历等。此外 ,对继承人的能力进行阶段性评估 ,及时发现能力缺口 ,进而对培养计划做出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阶段是至关重要的阶段，它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1、后继者完成系统的正规教育。良好的正规教育是将子女塑造成为合格接班人的重要基础。几乎所有的家族企业领导人，都努力把子女送往国内外最后的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学校现代科技知识，掌握管理本领。

2、后继者在完成学业或者其他外部个人发展事项后进入企业，具体负责处理某项业务工作。刚刚进入企业的后继者几乎对企业发展的所有事项都很陌生。因此必须扎根企业，参与企业的经验活动，在实践中培养经营企业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后继者还要借助具体业务展现自己出色的才能，树立形象，解决其在公司信赖度和威信度的问题。

3、后继者进入公司管理高层，协助创业者处理重要经营事务。这一阶段主要是将后继者带出来。在创业者的带领下，后继者通过参与整个企业的经营工作，逐步培养从全局出发深刻理解企业内外条件和作出决策的综合经营能力。对于家庭成员后继者而言，这一阶段还可以考虑给予其少量的公司股份。

4、后继者担任关键职务，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创业者在这一阶段仍然扮演着最终决策者的角色，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则全部交给后继者独自负责，创业者只是进行指导，如果后继者是创业者的子女，在该阶段可以考虑赋予其更多的股权。

5、后继者完全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该阶段标志着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工作的基本完成。创业者退居二线，或者完全离开企业，充当辅政大臣的角色，后继者全面控制企业，并独立地对企业所有的重要经营决策作出决断。在继任者是子女的情况下，这一阶段可以考虑将大部分股份转让给后继者，创业者只保留少量股份。

第三阶段是继承人的甄选 ,包括继承人选拔标准和程序的确立、 继承候选人能力的评估和接班人的确定。尽管继承人选择的部分规则在第一阶段已经确立 ,但是还需要根据企业战略和行业环境的演变做出相应的调整 ,因为继承人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决策 ,而是一系列决策。此外 ,家族企业中往往有多个家族成员的参与 ,因而为大家所认同和接受的选拔标准和程序的确立对成功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的。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一、家族文化属于宝贵文化遗产

中国是一个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文明古国，家族观念成为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由家族观念孕育生成的家族文化则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张力。最近，一项网络调查显示， 你知道你爷爷或奶奶的姓名吗这个问题，有42.1%的调查参与者回答不知道。然而另一方面，每年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赶回家过年。这样的情形令世界对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感叹不已。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血浓于水，这些带有浓郁家族精神的家族观念，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族人，在增强宗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抵御困难、创造成就方面，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家族文化核心的家族观念是 失落还是回归，提倡家族观念是落伍还是进步，由此引发的争论尤其引人关注。

有人认为，喜欢谈论家族历史和伟大祖先是典型的阿Q先前阔精神。然而，一个连家族和祖宗都不知道的人怎么谈修养和素质;没有修养和素质的人又怎么可以有和谐团结的家庭;一个没有和谐团结家庭的人，怎么可以到社会上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一个连父母都不尊敬，和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以及亲属等都搞不好关系的人，怎么可以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做好工作?中华民族自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训，然不修身何以齐家?不齐家何以治国?不治国何以平天下?

笔者认为，没有家族观念的中国人属于价值模糊的边缘人。家族观念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它是家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合理的社会产物。忽视或曲解家族观念，是精神文化大交融、大比拼中出现的一种传统精神背反，是个性极端膨胀和个人极乐主义扩张的结果。专家说：家族文化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观念为核心。就内容而言，在中国文化的诸多构成中，与地缘文化(以及物缘文化、神缘文化)之类的亚文化相较而言，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文化，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巨大。亲缘关系，一般表现为宗族关系、亲戚关系，包括血亲、姻亲关系，以及泛化的干亲关系，主要是血亲和姻亲关系。亲缘关系中，又以血亲关系为重，但在当代社会中，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随着人们拓展资源和社会关系需要的增长，姻亲关系在家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在亲缘关系中，血亲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血亲关系所蕴含的伦理亲情，血亲关系的天然性，无疑可以超越时代性和阶层性，超越世俗社会的功利性而长期存在，并在不同时代都顽强地用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方式彰显出来〔注2〕。可以肯定地说，优秀的家族文化，对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是有很大积极价值的，任何时候，中国特色背景下的社会进步，都将需要潜力巨大的家族文化予以支撑和推动。

我国的家族文化具有其特定的物质外壳，是其永恒精神价值的寄托之所，它包括家乘谱牒、宗祠庙宇、宗族文化活动等等。由于封建制度下的家族文化具有封建宗法的特征，所以往往成为新派人物加以攻诘的致命软肋。故我们首先明确，我们是在排除了封建宗法在家族文化中的影响后来谈家族文化话题的。也就是说，新时代的家族文化物质外壳中，是剔除了封建宗法元素的，我们主张的是一种与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理想相一致的中华家族新文化。

族谱是家族文化的第一载体。它是家族文化内涵、历史、秩序和体例的综合容器，是一个家族人心所向甚至魂魄所依的文化归宿。因此，我国历来有修谱的传统。欧阳文忠公主张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并说30年不修谱为大不孝，这应该是家族历史传承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有一篇博文说：近日跟几位朋友交流，发现家乡人民修家谱的热情颇高。国家也是如此，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由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的千万字巨著《中国家谱总目》，经过6年的打磨之后，在2007年底定稿。据说不久的将来，全球华人只要一点鼠标，就能寻根问祖，查明自己的来历。玄极了!从临澧现状看，据初步调查，已有40多个家族先后续修过族谱，这40多个家族大约涵盖了全县43万人口的80%以上，影响可谓不小，且势头方兴未艾，正应了前人盛世修谱的感言。

一种社会现象既然形成，我们就应该理性地对待它。特别是修谱成风的现象背后，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社会动机和潜台词，我们的社会工作者难道不应该认真研究吗?本人发现，热衷于续谱的主要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中只有极少数人对此有所关注。我觉得，这是中老年人经过人生的历炼和总结，感悟到了一种历史传承的责任，也从家族青少年的精神状态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紧迫感。反方人士常理直气壮地质问：你了解家族辉煌历史和家族显赫人物又有什么用?当衣穿还是当饭吃?而我以为，中华民族津津乐道五千年文明史做法的合理性，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族史不是也可以研究家族兴衰的经验教训，以启迪和激励子孙后代吗?

从政治视角看，今天的家族已经完全是一种松散的社会存在，没有任何行政约束力，但有一种东西却是家族所特有的，甚至政府、社会部门、司法也不具备的特殊能量，那就是基于血脉的亲情和向心力，当一个人处于盲目或冲动状态时，来自血缘亲情的劝诲可能解决连法规也不能使之就范的矛盾。合理借助这种血缘亲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成就对社会有积极价值的目标，不是常常会事半功倍吗?

实际上，家谱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积极向上的，有着显而易见的主流精神，它突出体现在族训、宗规和凡例等文字中。如官亭尹氏族训：怀祖宗以晋族，毓子孙以兴姓;守忠义以利国，奉孝悌以事亲;悦忧劳以齐家，避逸豫以修身;精文理以涤愚，秉道德以去尘;虚名利以冶心，实功业以立命。细细琢磨，不是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十分合拍吗?

二、社会和谐需要家族文化铺垫

什么是社会和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虽然我们不能夸大家族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优秀的家族文化中寻找到许多旨在构建社会和谐的闪光点。家族文化最闪光之处，主要体现在四大文化特征，即德文化、 法文化、孝文化和爱文化特征。显然，这些文化特征从本质上与总书记所论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是共鸣的。

再如《中华尹氏通志》所载中华尹氏家训(节选)：齐家兴国、激励后生，爱国济世、团结精诚，遵纪守法、激浊扬清，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居安思危、处变不惊，明礼诚信、高洁清风，淡泊明志、天下为公，孝敬父母、百善先行，父母在堂、朝夕温恭，远离双亲、心信相通，关心二老、衣食住行，敬则生爱、最重笃诚，推诿虐待、天理难容，教育子女、尊祖敬宗，家国天下、祖训彪炳，父慈子孝、世代恩情，宽严有度、切莫纵容，崇尚科学、培养精英，国家栋梁、人人称颂，律己要严、诚待宾朋，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社会交往、择友慎重，邻里纠纷、心态公平，换位思考、洞达光明，内外和睦、事业有成，恩爱夫妻、情深意浓，有福同享、患难与共，遇事商量、力戒纷争，情意无价、互敬宽容，相濡以沫、琴瑟一生，白头偕老、夕阳更红，学古鉴今、受益无穷，纵观族史、代代尊荣，文臣武将、爱国公卿，工商巨子、科技先锋，才艺圣贤、层出不穷，家训永在、万代兴盛。这些训词又何尝不是一部与和谐社会构想强烈共振的家族文化经典?而且，各姓族谱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试想每个家族都在本家族内部长期坚持进行这样的教化和熏陶，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又何愁没有基础和动力呢?

除此之外，家族文化的积极价值还体现在各种健康向上的联谊活动和建设项目中，那些对家族古迹和族史的保护与传承行为，同样也是为社会作出的积极贡献。

三、家族文化需要社会引领扶持

家族文化即具有坚韧性，又具有脆弱性。其坚韧性在于不管人们怎么评价和看待它，它都不会因为任何个人的意志而灭亡。其脆弱性在于它完全没有行政支撑，意志可自生自灭。诚然，许多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家族概念，但在中国，如果家族概念消失，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灵魂皈依可以说都与家族相连，在中国，家族的消亡，可能也预示着国家民族的精神灭亡。所以，我们不能漠视家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懂文化、有远见的领导者，应该自觉充当家族文化理性的扶持者和引领者。

文化部门可以考虑建立谋划家族文化发展的责任。家族文化涉及到典籍、设施和文化活动等等，为了避免盲目、低俗和混乱，文化部门可从地方文化发展的通盘考虑上着力，制订指导性意见或规划，使得家族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更贴近先进文化的标准，更具普遍性和恒久性价值。这是个全新课题，但也是个极有意义的课题，不仅是一项创新，而且是一项使本地文化建设抢占发展先机的积极举措。

民政部门可以考虑积极扶持家族宗亲会的建立与运作。对于有意图成立宗亲会的家族，我主张民政部门在原则上予以支持，提供机构名称登记、审批、注册的方便。为了使这项工作有序推进，建议民政部门制订一个《关于成立家族宗亲会的指导性规定》，其中应包括宗旨、原则、活动、程序、管理等相关内容，以便把方兴未艾的家族组织与活动引导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共同轨道上来，为地方营造和谐氛围积极培植一支新的生力军。

档案部门可以考虑积极指导族谱编修和保存工作。国史、方志、家谱是我国历史文化三大支柱，好的家谱，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教化价值，还有欣赏与研究价值，因此，指导区域内的民间力量编修好的家谱，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档案部门作为专业部门，对族谱的编修具有专业业务优势，对现行政治原则也深有了解，因此是可以对族谱编修工作提出科学指导的优势部门。建议档案部门制订《关于族谱编修技术性与思想性指导方案》，而且尽可能介入各家族族谱内容的必要审定指导，以确保新编族谱积极的、进步的、科学的价值。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乡村 财产继承 宗族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并未发生重要变化[1] ，这就为研究乡村社会财产习俗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海内外学者对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了许多区域性研究。[2] 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角度对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及宗族社会之间关系作一探讨，以期加深对乡村财产制度与宗族社会的理解。

一、 南北方各地乡村财产继承形式

近代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主要形式，诸子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绝大多数地区财产继 中并无嫡庶差别，如黑龙江的11个县家庭财产分析均无嫡庶区别，仅见湖北汉阳、麻城两县及福建连城县家庭析产中嫡庶有别，而且连城县的此种现象发生在戚族主分条件下。[3] 诸子均分还可以通过下一代或妻子来实现，所谓“子承父业”、“妇承夫财”。[4] 而各地私生子参与诸子均分则以生父认领与社会承认为条件。[5]

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养膳田地、长子长孙田地等习俗。父母享有养膳田地的财产权，诸子不得主张变卖或均分。[6] 长子长孙田地亦称长房田地，北方长子长孙田地继承资格仅限于长子及长子所生长子，如山西临县“长子长孙地”限为“酌分给兄之子地若干亩”，主要是因为长子长孙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如万全县“长子因祀祖先之义务，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称长子长孙田地为祀田，如陕西华阴县“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其长子长孙田地主要表现对血脉相续的重视，湖北乡村社会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长子，而不论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长房田。长孙也并不限于长子所生之长子，而是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江西萍乡家庭长孙田就是“给予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而且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长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长子长孙并没有主持家族祭祀责任，安徽贵池的长孙田就是长孙婚娶教养等费。[8]

当然，大多数地方的长子长孙田地所占比例极小，如福建顺昌等县长房田地约占家庭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农家的长子长孙田地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使许多地方的长子长孙继承特权趋于消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和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的一些家庭财产分析继承中，诸子均分极为彻底，已经不再作其它财产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11] 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并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习俗制度。[13] 虽然黑龙江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大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14]

妇女可以终身享有奁产管理权和收益权，夫家不能占有奁产，改嫁妇女甚至可以随身带走奁田，沅陵县将奁产称之为女户田。[15] 浙江宣平县奁产为妇女死后祭产，但大多数地方奁产在妇女死后仍归娘家所有，陕西西乡县、安徽贵池县 “如女死亡，其产业仍归娘室”。妇女并没有奁产的最终处理权，也并非奁产的继承者，仅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江苏松江县、福建建阳县均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习俗。[16]

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大多数地方习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亲）中确立昭穆相当之人为继承人，继承宗祧及财产。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但一些地方则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围内立继，有依亲等顺序在亲支范围内决定继承人的应继与以贤以爱选择继承人的择继区别，满铁华北调查显示，亲侄有继承优势，立继多由“由家长兄弟的儿子（作为过继子）继承全部家产”。[18] 但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更强调依亲等顺序继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习俗应继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而择继必须分润亲支族人。[19]

一个嗣子子继承两个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习俗在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直隶、陕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习俗，许多地方的兼祧习俗以生母推定继承宗祧财产的人，所谓“各继宗祧，各继财产”，其兼祧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类似于孙继，实际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继承财产。并继、关继与并祧则是则是亲族两个以上继子共同继承绝嗣家庭宗祧和财产，此习俗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方均有发现。[20]

异姓继承以赘婿与外甥继承为多。招赘婚多发生在无子有女家庭，南北方乡村均存在，但赘婿继承在北方尤为突出，如陕西就有11个县报告有赘婿继承习俗，陕西等地还盛行孀妇招赘继承，相当多的县报告有孀妇赘夫继承财产习俗。赘婿继承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赘婿并无宗祧继嗣权，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财产，由其所生之子继承宗祧，甘肃东乐县、陕西保安县、湖北通山县等地赘婿承受所有财产，但不得承嗣，生子须从女姓以承祀。此种习俗实际上是以外孙为继承主体，赘婿只是继承了财产管理权，因而赘婿不得当卖财产，如甘肃平凉县 “女家所有产业许赘婿管理，不许当卖，若有当卖情事，女族可以争阻”。第二种情况是赘婿承受部分财产，另立一嗣子与赘婿均分财产，此种赘婿未取得宗祧继嗣地位，不负责死后奉祀，仅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第三种情况是以赘婿为继承主体，亦即以赘婿为子，赘婿为子的前提多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无应继之人，此种赘婿多须从妻家之姓、与妻家共同生活、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此种赘婿等于异姓继子，甘肃全省、陕西南郑县、略阳县、福建政和县、江苏昆山县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的赘婿均属赘婿为嗣，兼有异姓继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赘书实际上等同于继书，甘肃全省、江苏句容县等地招赘婿为子时“写立赘书为据，名为赘书，实与继书无异”。[21]

外甥继承是一种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的外亲继承形式，陕西渭南县外甥的继承顺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辈，甘肃天水县“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继承也相当普遍，安徽当涂等县的外甥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江西“无子孙可以承继者，例得招外甥来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袭受其遗产”。 大多数南方地区仅认同外甥继承权，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继承权。而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外甥继承与内侄等姻亲继承联系在一起，如山西临县、高平县内侄外甥均可继承，甘肃全省“得立两姨及中表之子为子”。北方的姻亲继承还有随娘子继承形式，如山西、陕西等地死带子（改姓继嗣的随娘子）即可继承继父财产。[22]

非亲属的异姓继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闽南等地亦较盛行，非亲属的异姓继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系以异姓为嗣的继承关系，异姓构成继嗣关系一般以自幼抱养的异姓子为条件，如山西山阴有“血布养子”习俗即抱养异姓他人初生之子为嗣，偏关、屯留等县的抱子为嗣也与此相似。继子关系一旦成立，其财产继承权利不可剥夺。另一种为不构成继嗣关系的异姓义子继承关系，虽然义子与养父母并不构成宗祧继承关系，但义子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财产，不过其对养父母家庭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利，而是由养父母酌给财产。[23]

可以看出，南北方乡村社会均以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继承为主要继承形式，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姻亲及异姓继承方面，北方乡村社会习俗对姻亲及异姓继承有较多的认同，虽然闽南等地对异姓继承及赘婿继承也有着较多的认同，但南方大多数地区仅仅认同外甥及外孙等外亲继承形式。不过，北方大多数地方姻亲及异姓继承的继承顺序也低于亲族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或权变继承形式，如河南嵩县等地只有在同宗无应继者情况下才能招婿为子，河北清苑县、高邑县的异姓继承也是以亲族或同姓无相当继承人为条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许多地方，异姓继承大多须经亲族许可，如陕西华阴等县异姓嗣子须凭亲族才能有财产继承权。[25] 南北方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基本特点。

二、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观念

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26]

陈其南十分重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继承习俗的影响，进而其分房理论认为汉人财产继承关系就是每个儿子独立继承父亲宗祧的继嗣观念展开。[27] 在国家政权及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南北方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国家法律及儒家正统文化并没有规定一套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展开的财产继承制度，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也不能完全与国家法律或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保持一致，如许多地方有“禁止赘婿”并禁止赘婿继承财产的习俗，有的地方又有赘婿为嗣继承宗祧与财产习俗，而法律规定赘婿没有宗祧继承权，但允许招婿养老、并可以继承部分财产；亲女继承绝户财产也为清代法律所规定，一些地方亲女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而大多数地区并不认同亲女的继承主体地位。[28] 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习俗是在与社会生活需要及宗祧继嗣观念互动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及宗族关系影响，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点。

其实，乡村社会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其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陈奕麟曾经对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作过探讨，他引用（宋）陈淳《北溪字义》对族人继嗣“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的解释，认为宗祧继嗣的根据是气脉说。[29] 气脉说以父子及族人之间的男系联系为继嗣依据，属于正统的父系宗祧继嗣观念。但各地民间的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为根据，许多地方的民间继嗣观念以血脉说为根据，认同外甥及外孙的宗祧继嗣权，如陕西蓝田扶风等县以甥舅有血统关系，以甥为嗣“竟视与亲生子无异，甚且有合户欢迎，酌酒相贺者”；甘肃皋兰县“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争者，盖谓姊妹之子与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脉同出一本，较同宗之人或尤亲也”。安徽当涂贵池等县外甥 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盖以外甥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统较为亲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孙继承。

各地的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形成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民间继嗣观念存在着南北方的某些差异。北方社会表现以“宗”为其继嗣特点，“宗”的继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间的世代连续性，还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与小宗区别。[31] 在继承中区别长子与众子是中国血缘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则应有之义，在南北方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中均有其表现，如绝次不绝长、长子不出继等习俗，黑龙江、奉天、热河、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南等地乡村均能发现。[32] 但是，北方社会更强调长子的“大宗”地位。在华北的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顺义县沙井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象征着宗祧继承的牌位、祖匣、家谱多归长子继承。[33] 长子继承祖屋也是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特权，如陕西华阴县“原有祖房恒为长子分得，故俗有长子不离祖之说”，山西兴县“惟长子务须居其原宅，故曰长子不离旧院”，《同官县志》记载“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34] 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牌位、祖匣、家谱及祖屋，被视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而南方社会则以“房”为其继嗣特点，房不仅代表了父子间的世系连续，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独立与父亲构成世系联系，强调每个儿子在继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继嗣观念的差异还表现在嗣子义务方面。北方强调嗣子的送死责任，摔盆执幡即是获得嗣子资格的一种凭证，可以得到财产继承权。河北清苑县、山西神池县、山西临晋县、陕西渭南县、甘肃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顶盆者、摔盆者及执幡者为嗣子的习俗[36] ，在死者没有亲子或未立嗣子的情况下，丧礼中“有继承资格者往往争摔牢盆，以为取得继承之根据”。[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为嗣子，因为他们履行了送死义务，也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如山东东阿县、临朐县摔盆或顶盆者不能继承宗祧，也可继承部分财产；黑龙江各县承办丧事及顶灵驾丧者均有遗产继承权。[38] 北方各地习俗将人子送死义务与财产继承紧密相联，以致乡村丧礼多有“争继夺幡，辄致相哄”[39] ，实际上就是以此争夺财产继承权。

北方乡村社会虽然有长子以抽提祀田为名的长子田，但此种祀田常常徒具虚名，供奉血食并未成为嗣子的重要责任，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迳行继承的情况，如华北地区，继嗣奉祀观念淡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庄的农民甚至认为自己的死去亲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无子者死后无须立嗣子解决血食供奉问题，其财产由兄弟分析继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均有不为自己兄弟立嗣而迳行分析财产的案例。[40] 南方乡村社会继嗣观念则以供奉血食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为嗣子的重要责任，也是嗣子获得财产继承权的依据，强调财产继承与供奉血食的联系。南方许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苏高淳县死者无遗产，由亲族为之积资并立继供奉血食；湖北汉阳、浙江东阳、福建连城等县为未婚夭亡者立继， 继子有供奉血食责任和继承财产的权利。[41]

在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关系中，社会生活需要－宗祧继嗣观念－财产继承习俗三者处在一种互动之中，而社会生活需要往往处于关键地位。中国亲属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扩展性[42] ，亲不仅有血亲、姻亲关系，而且可以扩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亲或非姻亲关系，社会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种共同生活的非宗亲关系及非亲属关系虚拟为某种宗祧继嗣关系，从而丰富了宗祧继嗣观念与财产继承习俗的多样性。在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中，异姓为嗣多以自幼抱养为条件，也是因为自幼抱养的异姓子有长期共同生活而具有亲情纽带。如陕西汉阴县、浙江诸暨、山西偏关的异姓为嗣习俗强调“抱养异姓三岁以下之幼子者”，此种异姓子有完全财产继承权。[43] 华琛在香港新界调查发现，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往往就从陌生人那里买下男孩继承。华琛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与自己具有较强的亲情纽带，抱养异姓子也可以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能够保证继子的忠诚及家庭财产的安全。[44] 斯图柯德在华南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冥婚名义上为死去的儿子立继，实际为自己立嗣孙作为继承人，人们解释立嗣孙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骗并夺走自己的财产”，而嗣孙可以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45] 兼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亲情纽带的嗣孙作为继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非亲属关系并不虚拟为宗祧继嗣关系，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可以成立。如许多地方的异姓子并没有宗祧继嗣权，但这并不妨碍长期共同生活的异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财产继承权。对于义子所生之子（即义孙），因为生长于家庭之中，各地习俗普遍认同为“自家人”，承认其与亲孙一样的地位与继承权，河北各县“若义孙则产于己家，虽义子所出，而情均天伦，固与亲孙无殊也”。[46]

社会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产生，如同父同祖亲关系历来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基本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同父同祖亲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始于乾隆年间，前代无有”。[47] 人们甚至也会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宗祧继承原则，如许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继承财产，就是因为养亲无人，寡媳承担家计劳动，“实因本县农村经济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吴兴、安徽广德等县，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户丁稀少”，为了解决家庭劳动力和继承人，于是民间兴起“异姓承嗣办法”。在闽南，异姓继承普遍，就是因为当地房族争夺激烈，人们普遍多立异姓继子（即螟蛉子），以增强家庭及房族势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担在海上贸易中冒险犯难的勾当，在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存资源的闽南社会，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运。[50]

三、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对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诸子均分制度下的儿子潜在财产权对于大家庭分裂有着决定性作用，“往往会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51] 近代习俗调查资料表明存在着此种儿子潜在财产权，如甘肃平凉县、浙江义乌县均有未分家析产的儿子“将家中财产书立约据，出卖与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税过粮管业。[52] 潜在财产权往往引起兄弟间冲突，满铁华北调查发现大家庭内兄弟之间常常会因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费支出、浪费金钱、懒惰等发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锐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往往是妻子算账而丈夫发言”。[53]

妇女奁产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妻子娘家带来的财产属于特有财产，与家产区别开来，自带财产是与家产区别的私产，所谓‘贴己’，称之为夫妇‘两人的东西’”。[54] 由于奁产的存在，大家庭内部的一对新夫妇往往“构成了共同体”，“他们被赋予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一个新家庭开始在家庭内部生长”，最终导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农家庭之间的共业联系，或是由于财产本身存在着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况，或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关系。在河北省宝坻县，家产分析后，井、碾磨、车、采土场、家屋宅地、进出道路等为共有公产。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车和大车、骡等现象较为普遍。[56] 家庭之间存在着共业关系使原来的大家庭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关系。当然，此种共业关系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具有暂时性特点，此种家族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强大持久的宗族分支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合法依据的财产继承习俗也规定了一个父系继承的系统，宗族成员之间有着继嗣及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与宗族村落的成长。在促进宗族成长方面，南方养膳田作为祭产共业继承习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养膳田地继承上，南北方习俗有所差别。在北方乡村社会，养膳田的继承仍然与养生送死有关，陕西蓝田县养膳地就是“父母生养死葬之业”，负责养生送死的儿子享有养膳田的继承权。陕西扶风县的养膳地是个例外，名为香火地，归主持家族祭祀的长子继承，实际上也大多用于生养死葬的开支。[57]

南方社会重视奉祀祖先，“蒸尝视为孝子仁人最要之务”[58] ，抽提祭产为一项重要社会习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养膳田往往成为共同继承的祭产。虽然由于近代乡村财富向城镇的转移、乡村贫困化及新文化对祖先崇拜的冲击，养膳田抽提祭产甚少发生，但近代习俗调查资料及方志均有此习俗记载，如福建浦城“父母养膳约占诸子分产之半数，父母亡故，即以为祭产”；江西横峰县养膳田，“如父母均故，则拨作父母祀产居多”。[59] 宜北县家庭析产，“抽存一部分父母犹存作为养老田，殁后作为祭田”。[60] 与此同时，在四川等南方地区，与北方长子继承祖宅习俗不同，有“分爨时除留祖宅”作为共同财产的继承习俗。[61]

此种祭产、祖屋的继承为家族共同继承，成为宗族凝聚的物质基础，也是宗族关系成长的基点，中江县的风俗调查说： “兄弟析产分居各为一家，遗产多者则留一份为蒸尝，共占蒸尝者则分别为宗族，其无产或遗产少者则各随生活而人他适，有家制而无族制者多矣”。[62] 南方乡村土地关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共同继承的祖先祭产较多，“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遗下以备祭祀者为血食”[63] ，其中许多祖先祭产就是由养膳田转化为祭产。共同继承祖先祭产的子孙 “不论族服疏远”均可参加集体祖先祭祀活动，“皆设有祭银、祭田以赡其祀”；[64] 同时共同祭产可用于宗族的赡济助学及公共事务开支，“子孙贫者因得分惠，而资以振之”[65] ，从而构成了宗族生长的物质基础。

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分支理论中，公产是宗族分支与凝聚的关键，拥有公产的“小族支会不断成长，成为一个大而繁荣的合作单位”。[66] 近代乡村财产习俗调查资料可以对弗里德曼理论作一个补充：这种带来宗族分支与凝聚的最早公产主要就是养膳田转化而来的祭产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继承特性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密切联系的宗族群体因此而成长。

北方社会的养膳田主要用于生养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继承，缺乏共同继承的祭祀公产；而长子长孙田及香火地等属家庭私产，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义，临县长子长孙田“初不知为主庙祭而设”，兴县“析产者亦拨长子、长孙田，然不知其为祭设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动，“祭品不必备物，视农家所恒有者，仪文简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产物质基础，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洁蠲奉奉祀处”[69] ，乡村社会祠堂稀少，北方宗族关系就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南方社会恰好与此相反，养膳田转化为祭产，祭祖活动又强化了人们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产不断积累、合并与扩大，乡村社会普遍出现大规模的祠堂公产，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关系。

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也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在乡村财产继承过程中，宗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产分家的中人是亲族与外亲、乡邻的结合，如高邑县家长分产时，需要“约同家族长辈或乡邻中洞达事理者”均分财产。[70] 在许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势力，如黑龙江各县分析财产“由主持家务者召请亲族公同议定”。而且族长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清苑县“凡同族遇有继承分居事项，须有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71] 特别是在非亲子继承的财产继承或争议较大的亲子财产继承中，习俗上往往由族长代立分书，族长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权与宗族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宗族主要依据宗祧继嗣原则制约家庭父权的财产继承安排，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假如父亲的遗嘱不公，本门亲长或族长可以改变”。[72] 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县、浙江富阳县，赘婿继嗣并继承女家财产均须经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家庭父权作出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特殊财产继承安排，须经亲族或宗族认可方能生效；[74] 非亲子的立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宗族势力的操纵与影响，各地宗族均有不得异姓乱宗规定， 1934年的武昌张氏宗谱“凡例”规定：“倘溺爱异姓而不择立本宗者，须由同族将其产业捐入祖祠，以作祭业，而除其名，永不入谱”。[75] 异姓财产继承人往往面对着宗族势力的强大压力，难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县，养父母去世后，“义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亲属之干涉，其或夺其财产而逐之”。[76] 四川蓬溪县的抱子多为“各族属轻视欺凌”。[77]

一般说来，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其财产继承中的宗祧继嗣原则就更为严格，而且更多地照顾亲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择继有分润亲族的习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给若干财产”。当然，乡村宗族社会毕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父权仍然是影响财产继承的基本权力，宗族有时也会与家庭父权达成某种妥协，如江苏句容县赘婿继承的家庭“须纳资于祠，其婿即可登谱顶门，享有被继承人一切之权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会因金钱出卖宗祧继嗣权，而是承认异姓子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并不承认他们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而是将异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谱系或是有区别地列入谱系之中，湖南长沙、浏阳等县宗族将异姓子列入副谱或零谱，江苏武进、浙江诸暨、福建建阳等县宗族是在谱系中标明义子继子抚子螟子等字样，或者是在谱系中“亲生子则朱线，买养子则用蓝线”，或者是在谱系中分内外行以容纳异姓子。[79] 以此方法将他们区别于宗族，同时又将他们纳于宗族生活共同体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关系薄弱的地区，宗族关系还不能构成强大约束力，家庭父权在立继方面就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财产继承习俗中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等就会较多，北方乡村许多较多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与宗族关系较弱有关，如陕西蓝田县当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异姓继承较多，“并无户族以异姓乱宗名义出而理论”。[80] 可以认为，南北方宗族关系强弱差异是造成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26页。

[2] 仁井田升《中国 农村家族》主要以华北满铁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社会，其中涉及到近代华北乡村财产继承习俗问题；沃尔夫、黄介山的著作（arthur p.wolf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调查材料及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研究台湾三峡地区婚姻与收养制度，其中涉及到过继子与财产继承等问题；斯图柯德的著作（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9）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问题，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财产继承权问题。华琛的论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vol.10,no.2(june 1975) ,293-306.）则对香港新界的过继习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也对长江中游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作了一些探讨。

[3] 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录》）（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页。

[4]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见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4页。

[5]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4、1580－1583页。

[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6、1676、1517页。

[7]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22页。

[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页。

[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72－1573、1579－1580页。

[10]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07－108页。

[11] 《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宁县风俗调查报告》（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博野县风俗调查纲要》，《河北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县风俗调查纲要》，《山东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档：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5页。

[13]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页。

[15] 《 沅陵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9页。

[1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页。

[17] 在湖北，汉阳等7县准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在麻城等2县则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626、1655页。

[18]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页。

[1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页。

[2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页。

[21]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页。

[22]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页。

[23] 《调查报告录》（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页。

[2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5、1298页；《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111页。

[25] 《调查报告录》（二），第1721页。

[2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00、1549页。

[27]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1－158页。

[2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88、1380、1375－1376页。

[29]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国85年春季。

[3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6、1784、1476页。

[31] 石磊以华北地区为例说明“宗”的继嗣特点，石磊：《房与宗：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汉人继嗣体系》，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委员会：《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

[32]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页。

[33]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36－137 页。

[34] 《调查报告录》（二），第1754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简称《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编，1930年印本， 300页；《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第69页。四川绵阳有“多有宗子分老宅习惯”（《四川省绵阳县风俗调查纲要》，二档：十二（6）全宗，18269卷），绵阳地区与陕西、甘肃交界相邻，疑为陕西移民习俗。

[35] 陈其南以华南地区为例总结了房的继嗣特点，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131－136页。

[3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页。

[37] 河南开封“率牢盆”等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81－1382页；山东东阿县“摔漏盆” 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页。

[38]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1402、1318－1372页。

[39]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2页。

[40]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77－178、114页。

[41] 《调查报告录》（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页。

[42]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48、1567、1452页。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8页。

[47] 黄安《滠水吴氏宗谱》，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县风俗调查表》：《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54－1555、1479、1594页。

[50]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页。

[51]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52] 《调查报告录》（二），第1260、1037页。

[53]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224、104页。

[54]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127页。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82.

[56]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 137－139页。

[57] 《调查报告录》（二），第1730、1737页。

[58]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51页。

[59] 《调查报告录》（二），第 1597－1598、1517页。

[60] 《宜北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934页。

[61] 《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0页。

[62] 《中江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会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69－1170页。

[64] 《新化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1页。

[65] 《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90页。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p53.

[67] 《临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兴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9、597页。

[68] 《密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2页。

[69] 《无极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7页。

[70] 《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页。

[71]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7－1360、1295页。

[72]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17页。

[73]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5、1418、1566页。

[74] 《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75] 张佩华等修：《武昌张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凡例，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76] 《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

[77] 《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78] 《调查报告录》（二）， 第1685、1693－1694、1639、1659、1466页。

[7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99、1680、1470、1567、1590、1598、1526页。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作者］马玉华（1965―），女，博士，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史；庄成余（1967―），男，昆明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人们开始重视边疆问题。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贵州省于1945年成立了“边胞文化研究会” ，这是贵州省重要的边政机构。边胞文化研究会在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宣传和改革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尤其在少数民族调查方面较为突出。本文根据民国时期资料，对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进行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

中图分类号：K291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3－0159－06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1］。于是，西南边疆省份各自设立了一些边政机构，云南有“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省有“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有“川康建设期成会”和“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等。本文以民国时期资料为基础，对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1945年10月，贵州省政府“为适应环境，促进边胞文化，特于省政府下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聘派专人负责，研究改进，出版刊物”［2］。研究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当时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兼任；设常委委员3至5人，委员若干人，均由省主席就省级机关高级人员中指任。研究会设调查、研究、出版3个组及秘书室。调查组主要负责边疆问题的调查研究；研究组下分史地、教育、政经、礼俗、卫生等；出版组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刊物及《边疆文化丛书》。

边胞文化研究会以民国时期盛行的“国族同源理论”为基础，“以开发边疆，改进边胞（少数民族）习俗，提高生活水准、文化水准为宗旨。”［3］（P246）提出“确保自由权利，发扬平等精神，巩固统一组织，发挥团结力量，造成尚同风气，促进共同进化”六大纲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主张实行改良服装、统一语言及各民族通婚三大政策［4］。

1945年，研究会一成立就制定了以后三年的工作重点，“第一年的中心工作：1被狡鸸人注重边陲；2贝俳边胞共同进化；3比啡瞎族一元理论；4背导中国化运动；5狈⒀锲降染神；6奔忧勘叩毓ぷ鳌5诙年注重边区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第三年：1奔忧炕导工作；2倍啪民族自决、高度自治之荒谬言论；3蓖瓿山ㄉ韫ぷ鳎同时对言语之统一，服装之改良，通婚之鼓励，亦列为经常中心工作之一，随时宣传劝导。……”［2］

边胞文化研究会是40年代贵州重要的边政机构，其工作主要有研究、宣传和改革三方面［5］。研究方面：研究首重资料，故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比较重视资料搜集，除由贵州省政府饬令各县征集文物、史籍、图片、填报调查概况外，并派员赴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考察，收购有价值的资料，以供研究参考。同时聘有通信研究员，远驻于我国边疆地区，搜集边疆文物制度，再与贵州省做比较研究，如当时马鸿瑞被派驻承德、赵捷民派驻北平等。研究方法是参考实际资料，以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等方式研究，来阐扬所谓国族同源理论。

宣传方面：首先发行刊物，边胞文化研究会发行有《边铎旬刊》和《边铎月刊》等刊物，并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边铎旬刊》于1945年10月10日开始发行，到1948年时共发行85期；《边铎月刊》于1946年3月创刊，到1948年发行到第二卷。这两个刊物贵州省内外的文化机关和团体均有寄赠，互相交流。1945年1月，刊印有《改良边胞服装住宅图说》，颁发各县以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1947年7月，又印有《贵州边胞风习写真》。

为使宣传迅速而有成效，研究会曾派员到边地实地访问宣传，如1945年冬，李寰、陈贻荪及梁聚五等赴石头寨观礼，并宣传访问；1946年10月，又派本会研究员李祥金、张问童两人赴雷山、炉山等县考察访问等。同时，凡从事边疆教育及边胞青年来省城者，边胞文化研究会或寻机晤谈，或开茶话会联欢。

改革方面：主要是与各级政府会商联络，制定各种改良实施办法，通饬各地实行，限期完成，由政府实行强制同化。

二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中，较为突出的是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由白敦厚拟定《贵州省各县市边胞概况调查大纲》，大纲要求调查报告分上下篇，上篇为一般状况，下篇为少数民族的特殊状况。其后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与大纲大体相同。目前看到发表在《边铎月刊》上的调查报告，主要有《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这些调查资料是实地调查所得，成为人们了解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为我们保留了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的宝贵史料。

（一）《镇宁县边胞概况》

镇宁县（今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部，为滇、黔孔道，北连普定，西接关岭、东邻安顺、南界紫云。少数民族占了全县人口的80%，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少数民族有“夷（今彝族）、苗、戎三种，苗胞较少，有黑苗、花苗两种，零星散居，不上两千人；戎胞尤少，近西部之比工上、下两寨，人口约三四百左右；夷胞最多，类分‘补以’、‘补农’、‘补开方’（译音）三种，人口约八万五千人。”

调查报告分一般状况（包括地理、经济、教育、卫生等一般情况）、各族特殊状况（包括各族的历史、组织、礼俗、生活等内容）、结论三部分［6］。

报告对镇宁县各族的由来有初步的识别，指出：“本县边胞，除戎、苗为当地土著外，夷胞均于明洪武时迁徙而来，”根据本县一些边胞家谱记载，这些“边胞确由江西移来，而且实系明时征南军之后裔也”。在结论部分，对于边胞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以下建议：1背闪⒈呶窕构，作为指导边民政治之最高机构，此组织无论在中央在省都应设有，并确定政治的全盘计划，按步实施。2.澄清吏治，严惩土劣。3备纳粕活。认为本来边民素好勤劳，惟其生产方法及工具，非常幼稚，产量最低，兼受一般巨富高利贷之剥削，乃边民社会穷困之主因。故一面应当改革生产方法，一面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另一面成立农村贷款社，使他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4.促进教育：主张在边地，应由省政府拨款多多创设省立小学，普遍分配于边疆各地，进而在边民集中之地，设立边疆师范，以培养师资人才。5.交通：交通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极大之关系，故开辟边区的公路，实为不可缓之要务。6.提高政治认识，对于各地边胞人才，应当随时调查，量才录用，使其对服务方面，深感兴趣，并边情亦因此能上达。这些建议，中肯而有远见。

（二）《望谟县边胞概况》

望谟县系民国29年（即1940年）春，奉命划拨贞丰、关岭、紫云、罗甸四县边区之地，新设的县治。位于贵州省西南部，东界罗甸，西毗册亨，南邻广西省，北与关岭、紫云县接壤。本县民族可分汉、夷、苗三类，汉人多居高山地带，一般称之为客家。夷族人口最多，约占90%以上，分布较广，平原地带、重要城镇、场集所在地等，是他们的聚居地。苗胞分布在县境僻远之地，有白苗、黑苗、老苗、孛拉子、红苗等。

调查报告共有两大部分，一是全县一般概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卫生（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几方面内容。二是夷族状况，包括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生活（衣、食、住、行及嗜好）四方面内容［7］。

此调查报告是对望谟县边胞情况的全面介绍，对各民族分布情况的调查十分仔细，详细介绍了各乡镇民族情况及户数。本文与其它调查报告不同的是在教育一项，从学校、私塾、社会和宗教教育几方面进行介绍，尤其是对本县天主教堂教育情况的介绍，是其特点。

（三）《荔波县边胞概况》

荔波位于贵州省南部，毗连桂边，东北连三都、榕江，东南倚下江及广西宜北，南邻广西思恩，西接广西南丹，北界独山。本县民族有汉、夷、水、苗、瑶五种，合计八万四千人，夷族、水家占人口的50%，苗族和瑶族占人口的30%，其余为汉族。

《荔波县边胞概况》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关于全县一般状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税捐、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为各族特殊状况，分为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能力）、礼俗（言语、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和娱乐）、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几部分［8］。

此调查报告是对荔波县边胞情况的较全面介绍，与其它调查报告不同的是讲到了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由于汉夷同化，荔波县存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其租佃制度有三种：1.土肥径捷之田，工少效多，则佃主与佃户平均分花；2.土瘠丘多，此事半功倍之田，则须由佃主帮助佃户耕牛一只或二只，以资耕耘，分花亦可各半。3.开荒，荒芜之田，经佃户开拓，佃主亦得帮助佃户耕牛一双或二双，及粮食七八秤，并给予佃户三年收益。租制则于每年初议定租金数目，年终给租，其收获如何，地主概不过问。从租佃制度来看，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并不严重。本县原来为蒙、皮、雷三土司辖地，清末改土归流，改为州县制。民国成立后，废州设县，以县长综理县政。

（四）《平越县边胞概况》

平越县（今贵州福泉市）位于贵阳东南，东接黄平、炉山两县，南与麻江县，西与开阳、贵定两县，北与瓮安接界。主要有汉族和苗族，其中苗族占全县人口数的18%强，分布于各乡镇。苗族有花苗和黑苗两种，以所穿衣服为区别，语言亦略有差异。苗族系贵州土著，花苗原籍平越，黑苗多由麻江、黄平两县移入。《平越县边胞概况》分上下篇。上篇包括全县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务、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四部分）、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主要记述苗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由来、传说和变乱）、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和丧葬）、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9］。

这篇调查报告与《荔波县边胞概况》的内容大体相同，由于平越县只有苗族同胞，所以其下篇只介绍苗族状况。

（五）《威宁县边胞概况》

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插入滇省，西南北三方与云南省的昭通、鲁甸、会泽、宣威、彝良等县接壤，东北和东南与贵州省之赫章、水城连界。威宁原为乌蛮居住地，其民族有汉、夷、回、苗四种，汉族众多，占全县人口数的60%，分布遍于全县。次则夷族，约占全县人口数的20%，除附城一二个乡外，夷族几乎遍及各乡。威宁夷族有土目、黑夷、白夷和仲家等类，土目为部落时代之酋长，势力厚而领土广，世代相袭。若论族众，当称黑夷，至于白夷和仲家，则为土目黑夷之佃户，多属贫弱。回族惟西南四、五个乡为多，占全县人口数的10%左右。苗族人数较少，只占全县人口数的5%，依据其服饰分为青苗、大花苗和小花苗，散处本县西北部。

《威宁县边胞概况》分上下篇。上篇为全县一般概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古迹）、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是关于本县民族的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和人物）、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和体貌）、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10］。

与上面两篇调查报告不同之处：一是在组织一栏，增加了人物一项，介绍本县所谓“为国宣劳”和对教育有贡献的几位人物，如对教育有功者缪良玉、孙家祥等均有介绍。二是在语文一栏,介绍了威宁苗族文字的由来。苗族文字历史较浅，创造只有四十年。苗文的创造者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来威宁石门坎传教，发现苗族语言难通，乃采用各国字母26个，仿用拼音，联成字句，以教苗族同胞。三是在礼俗下面，增加了节令和体貌两项。尤其对少数民族体貌的介绍，如苗族体质较弱而黄，个头稍矮；夷族鼻高而面黑；回族体强而剽悍等，这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观察和描述。

（六）《施秉县边胞概况》

施秉县位于贵州东部，西邻黄平，北界石阡、余庆，南接台江，东连镇远。本县主要有汉族和苗族，苗族占全县人口的60%。其分布特点是县城以北多汉少苗，县城以南多苗少汉。本县苗族分为河边苗和高坡苗。

《施秉县边胞概况》分为上下篇。上篇包括全县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三部分）、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苗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由来、传说和变乱）、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和礼貌）、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等。［11］

与《威宁县边胞概况》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在礼俗一栏，《威宁县边胞概况》记载的是苗族体貌，而《施秉县边胞概况》是礼貌。

上述镇宁、望谟、荔波、平越、威宁和施秉6县边胞概况均是由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分别选择黔西南、黔东南、黔西北和黔东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派专门人员赴上述地区实地考查，收购有价值之资料，进行研究，汇编而成的系列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对于了解各民族状况，制定边疆建设计划做了准备。

（七）《台江边胞生活概述》

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文章还有王嗣鸿写的《台江边胞生活概述》，发表在《边铎月刊》第二卷1期。

台江位于贵州省东南，东界剑河，南邻雷山，西接炉山，北以清水江与施秉、黄平两县为界。台江县边胞占了全县人口的90%，皆为黑苗，细可分为五类（以县内边胞的习惯分）：即方朗（意为下域人）、方纠（意为上域人）、方西（意为西方人）、方排（意为高坡人）和方你（实为水家）。

《台江边胞生活概述》共有台江地势、边胞类别与其分布概况、经济生活略述、一般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三部分）、一般礼俗（有婚姻和丧葬）、风俗习惯（有过年、敬桥、登高、划龙船、吃新、抬龙、抬猪、吃牯脏、摇马郎等风俗）、迷信观念、特殊技能与特殊习性（包括绣花、织布、洗染三种技能，有健康、勤苦、朴实、重情谊、重信用、互助合作等习性）、英雄崇拜、对汉人与政府之印象及结论［12］等十部分。

文章对台江县边胞好的风俗习尚，如辛勤耐劳、节约单纯、忠诚守信等美德，及简单合理之婚丧仪式、不受礼俗之严格束缚，不失人生之本来面目等良好风俗的赞扬，对他们迷信观念的批评，对边胞英雄崇拜的正确分析，都是实事求是，难能可贵的。

（八）《车寨社区调查》

车寨地属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位于县城以北，这里是侗族聚居区。全寨合计170余户，人口1400余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在此创立村寨教育实验区，实验村寨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收容侗家子弟入学。车寨既为村寨教育实验区的地址，1946年3月，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研究工作中列入了“车寨社区调查”一项，经过调查，梁瓯第先生写出了车寨社区调查报告。《车寨社区调查》分为前言（简述了车寨设立村寨教育实验区的经过）、车寨释名（车寨的命名，意为使用水车的寨子）、历史沿革（据称车寨原为苗民的住地，其后侗族迁来，侗族勤敏，为苗民所不及，苗人遂被迫移住山坡，侗人反客为主，车寨成为侗族聚居区）、地理背景、社会概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寨风民俗（银毫的币制、女系财产继承制、忧郁的歌堂、斗牛的经济意义）、同化关系（向来侗汉关系协调融合）等七部分。［13］

这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的记录。

三

边胞文化研究会是民国时期贵州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机关，以“国族同源，共同进化两大理论为研究宣传之目标”，其目的是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统治。

到1948年，边胞文化研究会在“边胞学生数字之增加，边胞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之遴选，（贵州）省训团优秀边胞青年训练之挑选，省政府边胞参政之奖拔，不良习俗之改革，……边胞妇女职业训练班之成立”［2］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颇多，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是典型的民族学、社会学的文章，如《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是民族学的调查报告；梁瓯第的《车寨社区调查》，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完整记录。这些成果均为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可靠，内容丰富，成为人们了解民国时期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今天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

但是，作为贵州省政府下属的边政机关，边胞文化研究会无专职研究人员，其成员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处职员兼任，无定额资金延揽人才。这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相比，资金和人才明显不足，取得的研究成果就大打折扣。对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开发和建设，也没有设计出开发方案。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主张实行改良服装、统一语言及各民族通婚三大政策［4］。由于的影响，他们在出版的《改良边胞服装住宅图说》中把贵州少数民族的服装看成是“奇装异服”，强迫少数民族改装。实行强迫同化政策，由各级政府制定同化办法，限期完成，要求统一语言，即用汉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还强迫民族通婚，这些都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和反对。

参考文献：

［1］ 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J］北哒公论第1卷1期1941，08，10［2］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J］北哳煸驴第2卷1期1948，01

［3］ 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M］惫笱簦汗笾萑嗣癯霭嫔纾1996［4］ 白敦厚碧盖省边胞文化［J］北哳煸驴第10、11期合刊1947，01，01

［5］ 边胞文化研究会工作参考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J］北哳煸驴第2卷1期1948，01

［6］ 镇宁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2、3期合刊1946，06，01

［7］ 望谟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4期1946，07，01

［8］ 荔波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7、8期合刊1946，10，01

［9］ 平越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9期1946，11，01

［10］ 威宁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10、11期合刊1946，12，01

［11］ 施秉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12期1947，01，01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小学生调查报告范文300字一：

李氏的起源，过去世为大理，当时只有当官的才能姓理，后来春秋末期老子辈为理官，遂为李为氏。因皇帝姓李，唐朝时期李为国姓，皇帝赐予有功之臣为李姓，才大大增加了李氏的人口。河南是李姓的第一大省。古陇西，既今日甘肃监洮，为李氏重要发源地。

在历史上唐朝中，还有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朱邪氏、董罗氏等因建国有功而赐予李氏，正因为大量别的姓氏改为姓李，所以李姓才成为唐朝第一大姓的重要原因，也为后来的李姓人口逐渐增长而打好了基础。

历史上李姓的人才很多，如春秋末期思想家李耳、唐太宗李世民、药物学家李时珍、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还有我们的副总理

据统计李氏人口总数为一亿，其中中国有9207.4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7.19%。

小学生调查报告范文300字二：

这个学期的星期五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身体检查。报告单出来了，我发现我们班的同学都有近视眼。我给我们班的同学进行了一次小学生近视眼调查报告来调查我们班近视眼的主要原因。

调查

我拿了我们班同学的报告单进行了分类和总结，调查法，图表说明法，访谈法，关察法，归纳法。

分析

大多数人都是平时不注意保护眼睛而导致近视的。不注意用眼卫生如看电视和上网时间太长等等。是现代儿童近视大增的主要原因。调查表明，学生近视的发生与其父母或兄弟姐妹有无近视有密切关系，高度近视基本上是由遗传造成的。父母或家族中有近视的儿童应该作为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重点对象。

结论

1看电视的距离太近。2看电视的时间太长。3写作业的姿态不正确。4在光线太强或太弱的地方看书。5长时间在电脑前。6看激光。7不认真做眼保健操。8在车厢里看书。9不合理吃东西。10遗传因素。

建议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企业文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2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家族企业迅速成长，家族企业的成长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11年12月，全国工商联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中显示，就广义家族企业而言我国85.4%的私营企业为家族企业；狭义家族企业，有55.5%的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同年福布斯中文网也《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调查了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上市企业2272家，民营企业为1268家，其中460家为家族企业，占民营上市企业总数的32.68%。在创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占当年上市家族企业总量的44.60%，比2009年和2010年全年的35%和33.85%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家族企业在发展经济、减缓就业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作用日趋显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调查的3286家家族企业中，经营年限平均为8.8年，远低于欧美和日本的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同时统计数据显示，在未来的5年至10年时间，我国家族企业将大量进入家族传承期，在报告中还指出，有接班意愿的企业主子女只占16%、，仅占意愿明确样本的三分之一，报告中进而估计，以现在的形式看来，仅有30%的家族企业有望顺利延续到第二代，然而第三代家族成员能够顺利接班的仅为10%～15%。家族企业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家族企业的定义

纵观中外，关于家族企业的定义众说纷纭。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家族型企业是指企业创始人及其伙伴或家庭掌控大部分股权，与职业经理人的私人关系维持紧密，并且在财务、资源分配及高层管理者选择等方面保有高阶管理决策权。隆内克认为家族中有两个或以上成员对企业所有及参与即为家族企业。我国工商联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中提到广义的家族企业是以个人或家庭拥有50%以上控股权为标准；而狭义的家族企业不仅拥有50%以上控股权，而且有家庭成员参与管理。福布斯中文网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认为当代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构建的企业组织形式，着重于实际控制及家族性的原则。

以上观点都强调了掌握所有权及参与经营权，归纳定义为以血缘、姻缘为基础的家族掌控企业主要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经济组织。

二、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的优势与劣势

企业文化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过程中，企业所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包括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

1.传统家族企业文化的优势

在我国家族企业初创时期，特有的家族企业文化确实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效，不可否认，这个时期家族企业文化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

(1)家族企业文化为企业形成了信任感和向心力。在一般企业中，以契约形式为约束，讲求的是绝对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关系单一，存续时间不稳定，容易被外界干扰因素破坏。家族企业是以血缘、姻缘及地缘为基础，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般企业中纯粹经济关系的不足，在初创期家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造就了核心成员目标一致，奋斗方向一致，一呼百应的向心力，正是凭借凭借这种干劲，使家族企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即使步入成长期，家族企业规模扩大，员工数量增加，但家族企业仍然以亲缘、友缘、地缘等关系作为优先考量，在企业内部构筑了一个泛家族的关系网络，虽然人员范围有所扩大，但是企业核心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依然类似于家庭关系，管理者在企业内以长辈关心后辈的情感，依然深入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了解员工的困难及所需，在管理中处处体现着“亲情”的和谐。在这种人际关系和谐氛围中，员工把企业视同家庭，对企业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比较强，归属感明显，一般都会忠于企业，全心经营，努力工作。这些感情是单纯的制度化企业很难达成的局面。

(2)家族企业文化价值观相近，有利于沟通。在家族企业初创时期，员工数量少，多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成员，世界观和价值观相似，心理距离接近，目标统一，企业成员之间在沟通的时候，不至于产生心理障碍，而且比较容易互相谅解，站在双方的立场思考问题，而且长期共同的相处使得大家在言语沟通和非言语沟通上都有很大的默契，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在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的时候也会加以考量各种关系因素，以情感纽带为标准的非正式沟通方式发挥了积极的效用。

2.传统家族企业文化的劣势

以内部人情感为主导的传统家族企业文化发挥显著的成效，成员向心力强、心理契约成本低、决策速度快、管理成本低、成员奉献精神强、凝聚力强等；但家族企业到了快速成长期，企业规模膨胀，外部招聘员工成为主要的人员扩张手段，高素质人才不断引进，显现的问题层出不穷：家庭成员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越发明显，关系管理制约了企业内部人与企业其他员工的沟通，人才发展局限。应该看到，家族企业文化也有其劣势。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近日，北京中关村海龙科技城门前人头攒动，国内GPS移动导航系统第一品牌凯立德携手MOTO、NOKIA、神达、长虹等十数家厂商展开了主题为“凯立德大家族精彩呈现”的GPS导航设备联合大促销活动。本次活动促销品牌众多、促销手段也是花样迭出，价格跳水、好礼不断，更有厂商把旗下的GPS产品拉到了千元以下的价格段，使GPS真正走下了神坛，成为大众化的电子消费产品。

本次联合大促销共持续两天，促销现场异常火爆.其中长虹的展台拉出了“为国手喝彩，为奥运加油”的大条幅以王励勤签名的乒乓球套装吸引了现场的大量人气；奥可视也展出了1 999元、1 499元价位的不同款式GPS，其中M10更是以3.5英寸屏幕、999元的价格震撼全场，并赢得了消费者的普遍好评；神行者也凭借着与凯立德的深层战略合作，在此次促销中抢尽了眼球，其7英寸超大屏幕产品标价3 280元，价格仅与半年前的3.5英寸屏产品相当。而曾经的GPS手机之王神达A701，在此次促销中也打出了3 599元的特价。在促销现场，每个品牌的展位前都聚集了众多GPS爱好者，或了解最新产品动向，或趁此次联合促销为自己的爱车“转正”，成为真正GPS一族。

记者了解到，此次GPS联合大促销是以凯立德大家族的名义发起的。所谓凯立德大家族就是凯立德与其主要硬件合作伙伴及核心渠道商构建的上下游产业联盟，并通过市场推广和联合销售两个核心，共同推进国内GPS的普及。据统计，我国现今的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 300万辆，而且每年汽车销量的增幅仍在两位数以上。几千万辆的现有保有量加上超常规的增长速度，即便只有10％的车辆安装GPS卫星导航仪，最终的需求量也是令人咋舌的，而凯立德能够以一个GPS移动导航系统制作厂商的角色联合众多硬件厂商及渠道，成立打通整个产业链的GPS行业联盟，以实现国内GPS行业的飞速发展，其实力可见一斑。

近日，国内两大市场调查机构――慧聪和赛迪（CCID）先后了最新的GPS行业市场调查报告。据了解，慧聪的数据来源于消费者目前正在使用的后装GPS产品，数据抽样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四个经济发达城市，并在4S店、停车场、维修厂及洗车店等地点对800名车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出；而CCID的数据则是从全国各省会城市销售渠道入手调研而来，包括了汽车后市场和IT渠道所销售的一机一图，以及终端正版软件的销售数据统计，从渠道角度对国内GPS行业进行了调研。在慧聪的2007年度上半年GPS行业市场调查报告中，凯立德位居榜首、城际高科和灵图紧随其后。CCID稍后的2007年第二季度报告也显示，凯立德同样以绝对优势名列第一。虽然两个机构调研的渠道有所不同，但市场领头羊凯立德的优势却非常明显，“双冠王”的称号也从另一个层面反应了凯立德在国内GPS行业的领导位势。

此次联合大促销，众多大品牌同台竞技，促销幅度之大也是本年度仅有。据凯立德介绍，本次参加促销的众多大品牌均采用了凯立德的GPS移动导航系统，硬件性能和优质导航系统的完美软硬结合是凯立德大家族对所有GPS用户的承诺。在现场MOTO和NOKIA的相关销售人员也表示，凯立德GPS导航系统具有出色的人性化设计，流畅性和稳定性也较为出众，而这也正是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成立凯立德大家族的重要因素之一。希望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我们的产品，体验到GPS带来的便利，从此享受行车生活。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土家族研究；历程；阶段特征

[作者]黄柏权，三峡大学武陵民族研究院教授。湖北宜昌，44300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48-009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学发展历程，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民族学应该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卷认为：新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三大阶段、五个时期。三大阶段是：“”以前，“”时期，“”以后；五个时期是：1950年年初至1957年“反斗争”开始之前，是民族学在中国得到恢复和发展时期；1957年“反斗争”开始以后到1966年“”开始之前，是民族学艰难发展时期；1966年“”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民族学学术发展遭受严重灾难时期；1978年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方略的研究，是民族学在中国重新恢复和再发展时期；1992年至今，是民族学在中国走向开放和学术转型时期。①土家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解放后所走的历程大致一致。但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特征。纵观土家族研究所走的半个世纪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奠基阶段(1950年～1957年)；曲折发展阶段(1957年反斗争开始～1966年“”暴发)；停滞阶段(1966年～1978年)；复兴阶段(1978年～1987年)；全面推进阶段(1988年～现在)。

一、奠基阶段

早在1930年代，著名学者凌纯声、芮逸夫赴湘西调查苗族情况，1948年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对土家族的风俗习惯有所记载。凌、芮二位先生离开湘西后，石启贵被聘为补充研究员继续对湘西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在其《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等成果中都有关于“土人”的记载。1941年，卢美意先后在《青年之声》上发表了《湘西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明之贡献》和《湘西历史文化之新发现》，也涉及到对土家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估价。由于当时土家族未被当局确认，所以调查研究者往往用苗族统而言之。

真正对土家族的研究始于5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配合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确认土家族的民族成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的。1950年，田心桃以苗族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田心桃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了“土家”的一些情况。当时，中央为了进一步掌握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事先拟了一篇稿子，然后选一名代表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田心桃代表“土家”录了音。罗常培教授听完录音后说：“土家语是属藏缅语族。”于是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特派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专家杨成志教授对田心桃进行了专访，田心桃按要求用土家语翻译了许多词汇，并向杨教授讲述了土家的生活习俗和遗存的文化，还通过杨成志教授向中央赠送了“西兰卡普”等工艺品。罗常培和杨成志教对田心桃的采访和对土家语的研究，拉开了建国后土家族研究的序幕。

50年代土家族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识别“土家”的民族成份，因此，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大要素对土家族的语言、历史、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进行了调查研究，而重点又放在语言和历史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则采用了实地调查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民族学与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语言研究方面。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之“共同语言”是确认一个民族成立与否的关键条件，因此，对土家族的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自罗常培和杨成志教授对土家语录音资料进行研究后。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又深入到湘西北“土家”聚居区，对永顺、龙山、泸溪等地的土家语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并写了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1954年，著名语言学家王静如教授根据严学窘、汪明璃等人的调查，结合方志对土家语的记载，写成了《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一文，文章通过比较研究后认为：土家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一种语言。1955年3～6月，湘西北的土家族教师彭武一为了给各级党委和政府确认“土家”的民族成份提供依据，写了《湘西土家语言句法初探》一文，他通过对土家语和云南的彝语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湘西土家语言列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是非常正确的，不容置疑的。”王静如先生认为土家语接近彝语支，而彭武一先生则完全肯定土家语是彝语支。此外，中央和地方调查组的调查都涉及到土家语的问题，只是未作深入研究罢了。

第二，在历史研究方面。土家语作为一种独立语言被认定后，就涉及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渊源，为了弄清土家族的渊源关系，潘光旦先生经过几年的艰辛劳动，于1955年完成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土家族是由古代巴人发展而来的。1957年向达、潘光旦在《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的联合发言中，再次强调了巴人是土家先民的观点。潘光旦先生的研究不仅奠定了土家族历史研究的基石，而且为土家族的最终确认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土家族历史研究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彭武一撰写的《湘西土家人民古代历史研究纲要初稿》，这篇文章是彭武一先生在1955年2～3月写成，也注明“为提供各级党委识别民族成份作参考用”，所以作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反映了当时“土家”知识分子希望确认民族成份的迫切要求。彭武一通过考证认为：“土家古代历史是异常悠久的。它来自甘肃和四川这个方向，它的远祖是戎中之氐，它的近祖是巴子国遗族中的板蛮。”其观点与潘光旦先生有相近的地方，但所取的论证材料却有差异。

彭武一的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争论，1956年12月，湖南省政协民族工作组就土家问题举行了讨论会，瞿崇文、何汉文等围绕彭武一的《湘西土家人民古代历史纲要初稿》作了长篇发言，他们的发言基本上否定了彭武一的观点。这场由土家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对进一步弄清土家族的族源及土家族民族成份的确认都有促进作用。只是这些资料至今仍封存在档案馆里，未被大多数人所见到。

第三，调查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初为确认土家族的民族成份，对土家族地区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查。自1952年严学窘先生深入到湘西北土家地区进行调查后，1953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汪明璃等一行深入到湘西北龙山的苗市乡和多谷乡，保靖的昂洞乡，永顺的凤楱乡等地进行了调查，这是中央组织的调查组第一次深入土家地区调查，调查结束后，1954年由汪明璃执笔写成了《湘西土家概况》，这个报告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湘西北土家族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以及与相邻民族关系等情况，这个田野调查报告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专门反映土家问题的实录报告。1956年夏天，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在谢鹤筹的率领下又深

入到湘西北的永顺、保靖、龙山等地调查，写出了《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潘光旦先生于1956年夏、冬两次深入土家地区调查，分别写出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和《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两个报告，这些报告不仅保留了珍贵的资料，为确认土家族的民族成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配合中央的调查研究工作，湘西北各县和湖北恩施专区都在50年代初期对土家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了数十个调查报告，如《湘西“土家”语言调查报告》(1956年)，《关于访问土家族情况报告》(1957年)，《恩施土家族情况》等。但这些报告都未能公开出版发行。

奠基时期的土家族研究有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土家”同胞要求确认“土家”的民族成份，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所以调查研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时间紧迫，研究的针对性很强，政治色彩浓厚。

第二，调查研究者多是上面派的知名学者。当时参与“土家”调查研究的罗常培、杨成志、严学窘、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璃等人都是知名的专家教授。由于他们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方法，科学的研究态度，得出的结论赋有权威性。不仅为中央落实民族政策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他们的研究结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土家族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上注重田野调查。学者们多次深入到十分闭塞落后的“土家”山寨，调查访问各阶层人士，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还对“土家”文化以深切感受，他们将第一手资料和感受，结合文献记录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潘光旦先生不畏双眼高度近视，右腿抱残，拄着双拐两次深入“土家”地区调查研究，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才完成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及两个很有说服力的报告，从而成为土家族研究的鼻祖。严学窘教授在湘西考察期间从马上摔下来，差点送了性命。前辈学者不畏艰难，不畏险阻，热爱科学，献身科研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土家学人。对现在的土家族研究仍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第四，研究面狭窄。由于当时研究的针对性强，又属拓荒工作，所以研究面狭窄。一是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对湘西的调查研究，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少有或没有涉及，尽管潘光旦先生多次设想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湘鄂川黔边，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未能如愿。二是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语言和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少有或未有涉触。因此，拓荒时期的研究还不能反映土家社会的全貌，拓荒工作也未能全面完成。

二、曲折发展阶段

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在1956年被确认下来不久，“反斗争”迅速扩大到“民族问题”上来，一些为确认土家族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士遭到批判。首先有人在《新湖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向达、潘光旦、彭泊等人，说他们在政协会议上就“土家问题”的发言是“主义”的“言论”，他们很快被打成“分子”。据初步统计，因土家问题被打成或遭受批判的有300多人。此外，一些学者也站出来批判向达、潘光旦等人的学术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8年《历史研究》第十一期发表的王忠撰写的《驳向达、潘光旦关于土家族历史的谬说》一文指出：“向达、潘光旦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联合发言，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界的分子拼凑力量披着学术外衣向党恶毒进攻的显著例子之一。”这篇文章除了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和对二位先生的人身攻击外，作者也对向、潘二位先生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批评。该文的作者认为，巴人根本不可能进入湘西，潘光旦关于土家族是巴人后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该文作者以“溪州铜柱”的记载为依据，认为土家族来自贵州，即是乌蛮。论文的作者还认为，潘光旦先生关于江西彭氏进入湘西“土家化”后成为湘西北的统治者的事实也不成立，指出湘西彭氏是当地土著。这种争论虽然当时带有政治上的色彩，但它涉及到土家族的族源问题的讨论，对进一步弄清土家族的族源有一定的促动作用。但是，这种学术批评采用人身攻击的方式，甚至上纲上线指责为政治上的野心，把学术批评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十分有害的，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神圣性，也自然影响了土家族研究的进展。使刚刚开始的土家族研究遭受到严重挫折，影响了其正常进行。

这一时期土家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谢华编著的《湘西土司辑略》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土家族简史简志合编》。前者由中华书局1959年11月出版。该书共分八个部分，概述了湘西彭氏土司的基本情况，考察了古代湘西历史地理和古民族的活动情况；同时，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如“赤石蛮”彭彭咸兄弟起兵及归楚等进行了考证和梳理，“彭士愁与马希范盟于溪州立铜柱为界”，也对上溪州、下溪州的辖地和永顺、保靖-~司的世系作了考订，并对下溪州的32个土王(包括永属三州、六峒)和保靖土司37个土王(包括所属大喇司的15个土王)的事迹作了梳理。《湘西土司辑略》是最早对土家族土司进行考证、研究的历史著作，资料十分丰富，考据也较翔实，对今天的研究仍然有参考价值。

《土家族简史简志合编》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对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泸溪、桑植、大庸和湖北恩施专区来凤、鹤峰、利川等县的调查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编写而成的。参加编写的有刘孝瑜、施正一、胡克瑾、王炬堡等，初稿于1959年4月写出，之后曾到湘西、恩施等地争求意见，校对材料，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才完成。该书除前边的概况和后面的大事年表外，分为八章。从其章节的安排看，未有对土家族的渊源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没有采用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从五代以后写起；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此外，这一阶段还发表了《党的民族政策辉煌胜利：湘西凤楱寨土家族人民的今昔对比》(《民族研究》1958年第4期)，《湘西土家摆手舞的历史来源和活动情况》(彭武一《舞蹈丛刊》1958年第4期)，《在党领导下的土家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彭黎，《民族研究》1960年第2期)等少数几篇介绍土家族历史、文化和现状的文章。

这一时期为了配合上级的工作，有关方面对土家族地区进行了几次大的社会调查。在的背景下，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到湘西北永顺、龙山等地调查。形成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凤楱寨调查报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草果社调查报告》，这两个洋洋数万字的调查报告对土家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是我们今天了解解放初期土家族社会难得的资料。

与此同时，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指示精神，1958～1959年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中南民族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区进行调查；湘南方面，1957年，组织了湖南湘西土家族访问团，在访问的同时，也调查收集了一部分资料。

1959年，湖南组织群众艺术馆等单位赴湘西北土家族苗族地区调查民族民间艺术。60年代初，湖南又组织力量对土家族的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挖掘，获得了一批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以后研究土家族文学艺术的基础。

这一时期土家族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政治色彩十分浓厚。1957年开始的“反”斗争和1958年的，深深地影响了土家族的研究工作，1958年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和以后对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调查都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开展的。我们可以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凤楱寨调查报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草果社调查报告》，以及《土家族简史简志合编》中看出当时学者们的心态，这些研究成果中处处可见以中心工作为主的痕迹，处处充满了政治斗争的火药味。政治术语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这表明，当时的学者已难以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已成了政治的附庸。

第二，调查研究工作以团体作战的形式出现。如当时到龙山草果调查的就有刘孝瑜、魏启文、何杰、罗小群、李忍、郭礼明、王炬堡等，参加永顺凤楱调查的就有施正一、胡克瑾、石建中、徐云龙、刘志述、韩恒煜、陈问丁等，他们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调查，以便体验当时火热的生活。特别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调查活动，人数达70多人，湖南省组织的土家访问团人数更多，这种集团作战的方式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联系在一起的。此种做法虽然也搜集了一些资料，但与严格的学术调查是有差距的。

第三，这一阶段的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料。据初步统计，从1958年开始到60年代初，仅湖北、湖南两省就搜集了几百万字的土家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这些资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土家族文学艺术奠定了基础。

三、停滞阶段

1966年开始的，完全中断了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66年至1978年十多年间，除了极少数民间文艺工作者默默搜集土家族民间文学艺术遗产外，没有人敢从事土家族的调查研究。不仅如此，在批判和破坏中，土家族传统文化遗产也惨遭厄运，十多年的大肆破坏以及研究的中断，给以后的土家族调查研究造成了不少困难。

四、复兴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土家族研究在继续完成奠基工作的同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湘西北和鄂西南扩大到整个土家族地区；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从原来主要对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的研究扩展到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这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末到1987年土家族聚居区基本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为止。

土家族研究很快进入复兴阶段，主要有以下因素促成：

第一，通过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及民族研究工作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土家族研究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因“土家”问题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解除了研究者的顾虑。在1957年“反”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因土家问题被打成的潘光旦、向达、田心桃、彭泊、彭秀、彭秀枢、彭凯等人，以及因“民族问题”被批判、处理的土家族干部、教师、学生的“冤、假、错案”得到。不仅使以往从事土家族研究的人们消除了疑虑，也给从事土家族民族识别和调查研究的人一颗定心丸。

第三，悬而未决的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的民族成分确认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地区的土家族干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要求恢复民族成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此过程中，各地都抽调力量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为研究土家族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四，地名志和地方志的编修，十大集成的搜集整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政协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的搜集出版，不但为土家族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也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进行。

第五，民族院校的恢复和建立，民族学、民族史等专业的开设，为了教学的需要，土家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和其它院校的土家族教师加入研究土家族的行列，壮大了研究队伍，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

纵观这一阶段土家族研究工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把相当精力放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民族知识的介绍上。湘西以外，这一时期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围绕民族成份的恢复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而进行的。湘西也存在着恢复民族成份、搜集整理民族资料的问题。所以，这一阶段，广大民族工作者和研究爱好者深入土家山寨调查，获得了一批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把正史、野史、杂记和方志、家乘等有关涉及到土家族的资料编辑出来，汇集成册。影响较大的资料集有湖南省民委民族研究所编印的《土家族语言与风习》、《湘西土家族的文学艺术》(1982年印)，鹤峰和五峰两县史志办合编的《容美土司资料汇编》(1984年印)，鄂西州民委编印的《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1986年印)，黔江地区民委编印的《川东南民族资料汇编》(1986年印)，《土家族挤钹牌子》(彭秀架搜集整理，1987年7月民族出版社出版)，贵州民族志编委会编印的《民族资料》第九辑“土家族专辑”(1988年印)。加上各县市搜集整理的各种民族资料，估计在几百万字。同时，编写了大量的介绍土家族历史、文化、风习的小册子，如：《来凤土家族历史简编》(1980年)，《咸丰土家族简介》(1980年)，《湘西土家族》(1981年)，《鄂西土家族简史》(1981年)，《恩施土家族简介》(1983年)，《酉阳》(1983年)，《黔江土家族苗族简况》(1984年)，《唐崖土司概略》(1987年)，《长阳》(1983年)等，约有几十种之多。这些册子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对普及民族知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对土家族的研究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研究开始铺开，但主要集中在历史、语言和文化风习研究介绍上，重点是对历史、语言的研究。研究的铺开，一是从地域上看，除对湘西土家族进行研究外，同时也对其它三大块土家族进行研究；二是从研究的内容看，从第一阶段的历史、语言研究发展到历史、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研究成果仍然主要体现在历史、语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7年共发表各类研究介绍土家族的文章230多篇，其中涉及到历史的90多篇，占40％，语言研究约20篇，占10％左右，有份量的文章都涉及到这几方面的内容。语言研究方面，彭秀模、陈康、何天贞、叶德书等都发表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土家语的论文。田德生、何天贞等编著的《土家语简志》(1986年10月民族出版社出版)是语言研究的奠基成果。

在历史研究方面，著作主要有：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邓少琴的《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徐中舒的《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董其祥的《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等。这一阶段土家族研究的最大成果是王炬堡、

刘孝瑜二先生编写的《土家族简史》(1986年4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土家族的第一部通史，较全面地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是土家族研究又一奠基之作。彭官章、田荆贵、彭武一、张二牧、王承尧、彭英明、刘尧汉、练铭志等都发表了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土家族历史研究论文。此外，彭武一等选编的《土家族研究论文集》(1985年印)、湖北群艺馆和鄂西州文化局主编的《土家族文化论文集》(1986年印)，收集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1983年9月，湘西州人民政府在吉首市召开的土家族历史讨论会，集中讨论了土家族的族源和历史问题，不少学者对潘光旦先生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土著先民说、乌蛮说、氐羌说、濮人说、江西迁来说等新观点。这次盛会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土家族历史研究的一次小结，会后编印了《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收了40多篇文章。

第三，初步形成了专业队伍与业余研究人员相结合的可喜局面。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除了中央民族学院的王炬堡先生，中南民族学院的刘孝瑜、彭英明、张雄、吴永章，吉首大学的彭秀模、彭秀枢、王承尧、叶德书、彭南均，广东民研所的练铭志，湖南民研所的彭继宽、彭官章，四川民研所的李绍明等专业研究人员从事土家族研究外，还有像彭勃、彭武一、田荆贵、胡挠、向国平、祝光强、白新民、彭林绪、田永红、陈洪、龚发达等一大批业余研究者。二者相互学习，共同探讨，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发展。

第四，形成了几个小阵地和研究群体。这一阶段除了《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一些研究土家族的文章外，《吉首大学学报》、《湖南民族研究》(现为《民族论坛》)、《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湖北少数民族》(现在的《民族大家庭》)、《贵州民族研究》，成为发表研究和介绍土家族文章的主要阵地，这几种刊物成为土家学人联络和交流的主要纽带。同时在中南民族学院和吉首大学形成了两个土家族研究群体，他们在土家族研究中起着中坚和排头兵酌作用。

第五，研究力量分散，呈现出各自为战的态势。由于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原因，80年代初土家族研究虽然有几个阵地和研究群体，但四大块各自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研究，相互往来和交流少，研究形不成大气候，诸多学术问题也难形成共识，影响了土家族研究的突破。因此，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加强湘鄂川黔四省区学术交流和联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五、全面推进阶段

1987年11月20和2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成立，标志着土家族聚居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任务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土家族研究也进入全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土家族研究能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主要原因有：第一，前几阶段的调查研究不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积累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为研究全面推进作了资料准备和理论储备。

第二，由于民族成份的恢复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基本结束，研究从单纯的工作需要转向学术研究，从原来只注重在土家族特点上下功夫转向对土家族地区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出发点的转变，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全面推进提供了可能。

第三，前阶段的调查研究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际调查研究经验的研究人才，他们是土家族研究全面推进的直接动力。

第四，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民族文化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从中央到地方更加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重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土家族地区也不例外，不断重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挖掘、抢救和研究，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功能效应，并企图通过研究本地的历史文化，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方式，社会的需要，客观上促进了土家族研究的发展。

第五，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向外宣传民族历史文化和资源成为冲破封闭、接纳外来季风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后土家族地区也充分认识到宣传、研究民族历史文化对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民族地区吸引外资、构建新的产业，其优势在于丰富的资源和富有个性的民族文化。此种认识强化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第六，研究中的竞争和合作推动了土家族研究不断深入。进入90年代后，湖北省民委、恩施州民委、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湖南省民委、湘西、张家界、吉首大学、怀化学院，重庆的万州三峡学院、涪陵师院(今天的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贵州民族研究所等都投入力量对土家族进行研究，或建立学会，或创办刊物。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既带来了竞争，也优势互补，成果互借，为全面推进土家族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这一阶段土家族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全面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第三阶段以研究历史和语言为重点的基础上开始向历史、人物、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宗教、人日、人力资源、饮食、居住、经济、生态、教育、医药、体育等各方面推进，不仅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还把土家族与相临的巴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进行比较研究。据初步统计，1988--2006年共发表研究和介绍性土家族方面文章3000多篇，几乎涉及到土家族的各个方面。这十多年中，公开出版的著作(包括论文集和资料集)近300部。

出版的书籍包括资料集、概况、民族志、历史、考古、语言、宗教、哲学、文化、风俗、文学艺术、经济、人物、居住、教育、体育、医药、工艺美术、家庭家族问题等方面。

第二，协作研究加强，出现喜人的局面。土家族研究的分散状态一直是困扰研究的一大障碍。当土家族研究全面铺开后，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广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分散研究、各自为战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一是建立了跨省区的协作组织，1990年11月成立了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研究协作会和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协作会是由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共同发起组织的，领导小组由四省民委领导及四省边民族部门的领导、知名学者组成，协作会的成立，标志着土家族协作研究的加强，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发展。1991年4月，贵州省土家族研究会成立，湘鄂川三省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参加了成立大会。通过这些学术组织，加强了研究人员的往来，增强了研究实力。2000年9月，张家界土家族研究会成立，湘鄂渝黔的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也参加了成立大会，许多人被聘为顾问和理事。

二是召开了一些重要的会议。如1990年10月在恩施举办了巴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武汉、湘西、鄂西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1990年11月在长阳召开了第一次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研究协作会议，四省民委和湘西、铜仁、黔江、鄂西4个地区(州)民委负责人，以及研究土家族的学者4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是土家族协作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确定了协作研究的任务，决定建立协作研究机构，并出台了相应的措施，这次会议对四省协作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已经召开了七次会议，对推动土家族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1年4月在铜仁市召开了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湘鄂川黔四省研究人员和民族工作者15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研究向纵深发展。1999年10月由湖北民族学院主持召开了“面向2l世纪土家族研究学术研讨会”，2007年1月三峡大学主持召开了“土家族确认五十周年座谈会”，2007年5月，湖北民族学院等单位主持召开了“土家族确认五十周年暨土家族研究学术研讨会”。无论是湘鄂川黔边区的协作会，还是各省属的土家族研究会，都互通情报和信息，经常展开学术交流，既加深了友谊，又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三是协作研究加强。1989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土家族文学史》是四省协会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这部42万字的文学史凝聚了四省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心血。已出版的《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和正待出版的《土家族通史》都是四省通力合作的成果。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由湘西州政协向熙勤、吉首大学谭必友先生等人策划的《中国湘鄂渝黔边区研究》，把四省市边区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下，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来认识和解读，开启了土家族研究一种新的理念。经过四省(市)边区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湘鄂渝黔边区研究》出版了五集，共200多万字，涉及到边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边区研究”能顺利地运作，并形成成果，表明协作研究的加强。

第三，竞争加强，形势喜人。1980年代，土家族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南民族学院和吉首大学。1990年代以后，除这两所高校仍然保存相当实力外，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涪陵师范学院(今长江师范学院)和三峡学院以及重庆市区的一些高校、怀化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及一些高校等都有人对土家族进行研究，出现了共同研究的喜人局面。

第四，多套丛书先后推出，引起轰动效应。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土家族研究迎来了它的高峰期，相继推出了《土家族研究丛书》、《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五溪文化丛书》、《湖北民族文化系列丛书》、《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重庆民族丛书》、《巴土文化丛书》、《张家界土家族文化旅游丛书》，贵州土家族研究学会出版了《土家族研究》5集。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第五，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喜人，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由于学者们脚踏实地的努力，土家族研究的学术品位有了显著提高。仅2001年一年，就在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有关土家族研究论文8篇，涉及到土家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扶贫开发、人口、社会变迁、文化互动等方面。还有的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奖励，转载和收录的成果逐年增多。这些都表明土家族研究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六，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进入199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对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研究转向对土家族地区现实关题的关照上，力图通过研究为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这些研究涉及到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扶贫开发、旅游和文化产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保护、移民、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教育和人力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为推动土家族地区现实问题的研究，《吉首大学学报》开辟了“湘鄂渝黔边区研究”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辟了“西部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栏目，《土家学刊》开辟了“西部大开发与武陵山区发展”栏目，此外《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研究》等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不少研究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文和调研报告。特别是向熙勤、谭必发等人主编的《中国湘鄂渝黔边区研究》，从1997年开始编辑出版，目前已出版了五集，收录了近千篇文章，涉及边区经济、扶贫开发、企业发展、资源开发、社会问题、教育人才、劳动力与就业等专题，集中对湘鄂渝黔边区的现实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

第七，研究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土家族是中国腹地的山地民族，以往一直未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1990年代开始，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身研究和宣传影响的扩大，土家族研究已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国家都有学者研究土家族。他们参与土家族研究的学术会议，深入土家族地区调查，这表明，土家族研究已冲出自身的封闭体系，开始与国际学者交往和对话。

第八，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当土家族的研究走过50多年的历程的时候，土家族的研究者们已意识到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在这方面，赋有代表性的有田敏的《古代巴族族源综论》(《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1期)，柏贵喜的《土家族研究的历程》(《民族大家庭》1997年第6期)，李绍明的《川渝土家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土家学刊》1997年4期)，彭继宽的《土家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四十年巡礼》(同前)，陈国安的《贵州土家族研究述评》(《土家学刊》1998年2期)，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研究现状述评》(《土家学刊》1998年1期)，黄柏权的《土家族研究四十年》(1998年2期)《土家族族源研究综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2期)等。这些文章都对土家族研究作了回顾性的总结。由湖北民族学院主持召开的“面向21世纪土家族研究学术研讨会”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既对过去的土家族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又对新世纪的土家族研究作了展望。与会者认为：21世纪的土家族要进一步扩大视野，加强协作，提高品位；要重视专业研究队伍与业余研究队伍的结合，挖掘抢救与理论研究的结合；传统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土家族研究与其它民族比较研究的结合；聚居区的研究与散杂居区研究的结合；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化研究方法的结合；民族内部同一性与差异性研究相结合，从而开创土家族研究新局面。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高职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

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课的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应丰富实践教学活动。

一、实践教学目的

为了实现实践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的改革目标，高职思政教学，把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实践，让学生主动把理论知识适用于实践，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力求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上看到实在的效果。

二、实践教学方法

（一）课内实践教学

实践一：制订一份“大学生活规划”。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认识自己，认清未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实践二：经常开展演讲比赛。给学生提供锻炼的舞台，提高学习的兴趣。比如，结合一年级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开展“我的大学生活”演讲比赛；结合二年级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开展“我心中的伟人”演讲比赛等。

作为一名高职思政课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成功过渡，是每年开学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考题。因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绪论就是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第一节就是适应人生新阶段。于是，在上新课绪论的时候，可以组织学生准备一个演讲题目——我的大学生活。引导学生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大学？为什么要来上大学，怎么上大学？

演讲比赛之后，教师做出总结，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以此告诉学生们，生活理想与生活现实的落差。

又如，适逢诞辰之际，可以在二年级学生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时，组织学生开展“我心中的伟人”演讲比赛。目的是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缅怀一代伟人，让学生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主动学习伟人的思想以及点点滴滴，永远铭记伟人的精神，使之发扬广大。但又不局限于，凡是学生敬佩的伟人都可以谈。在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演讲能手和好的作品，比如，《我喜欢的领导邓小平》，《忆共和国第一总理》，《心中的》，《永远的丰碑——记心中的邓小平》等。思想又一次生动活泼进了课堂。

实践三：展开以“大学生谈恋爱利弊”的辩论赛；通过辩论，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担负家庭和社会责任。

实践四：完成以“校园文明状况调查”的调查报告，有关民生问题的调查报告，开展“学雷锋，做传人，树新风”社会实践活动及撰写心得体会等。通过实践调查，开展行为比对，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建议学生对自己熟悉的民生问题进行调查，运用网络和图书馆收集资料，如果对国家大的民生问题把握不好，就调查自己的家乡。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报告，让学生相互传阅。其中不乏一些精品，比如某同学的调查报告，题为《对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发展的思考》，通过：“一、恒合土家族乡的现状分析。二、制约恒合土家族乡发展的原因：1.地理环境差；2.交通不便；3.农业基础脆弱；4.人才匮乏；5.地方财力拮据；6认识落后；7.医疗卫生落后。三、恒合土家族乡发展的四点有利条件：1.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2.交通状况正在大力改善；3.政策优势；4.历史性机遇。四、加快恒合土家族乡发展的两点建议”这四大板块把一个欣欣向荣的农村展现在大家面前。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对当代中国的民生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

广泛深入开展“学雷锋，做传人，树新风”主题教育活动，实施“学雷锋”活动进课堂。在每个任课班级上一堂雷锋主题课，主要讲述雷锋的生平事迹、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核和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同时为了将此项活动推向深入，还向学生提出“六个一”的实践要求，即观看一场宣传雷锋事迹的电影，唱一首学习雷锋的歌曲，看一本学习雷锋的书籍，讲一个雷锋的故事，写一篇学习雷锋的心得，做一件学雷锋的实事。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得体会。

实践五：观看庭审，写观后感。通过感性的实践认识，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与法律素养。

（二）课外德育教学

课堂内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尚不能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需要延伸到全院共同育人的课外德育实践教学，共同实现对学生立体式多维度长时效的思想品德教育。

1.德育实践活动

（1）组织形式。德育实践活动主要由院学生处、院团委组织，思政教师分主题指导的全院共同参与的形式开展活动。

（2）活动内容。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德育实践活动的内容设几个专题：再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由学院各部门有选择性的开展各类活动。

比如，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参加义务献血活动。

结合一年级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第五章，告诉学生献血不会影响健康以及献血的好处。建议学生根据自身身体健康情况为社会献爱心。当献血车到学院开展义务献血活动时，不少学生勇敢地参加了。献血结束后，献血的同学在班上发言。道德修养又一次从课本实践到了生活中。

2.德育系列讲座

遵循“内容实用、活学活用”的原则，充分结合高职生活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学生的特点，举行一系列德育讲座。比如，开展《劳动合同法》和《婚姻法》的专题讲座。让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和家庭生活中少走弯路。

结合《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给大一新生在上完课本知识后，作为课外补充。第一节是职业活动中的道德与法律，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里面涉及到学生求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十一个问题，同时把深懊的法律条文转换成学生通俗易懂的话语：（1）单位的规章制度，职工必须无条件服从吗？（2）劳动者出现哪些情况，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3）用人单位有哪些情况时，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4）劳动合同必备条款都有哪些？（5）发生工伤时合同到期，企业能终止合同吗？等。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6月4日，信息产业部下属的赛迪顾问(CCID)了国内GPS后装导航电子地图领域的第一份权威排名报告――《2006年度至2007第一季度中国GPS后装导航电子地图及软件市场监测》。该报告显示，2007第一季度的GPS市场规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4.9%，GPS后装市场第一次有了权威的座次认定，凯立德、灵图、瑞图分列GPS后装市场的三甲。

近日，在慧聪的07年度上半年GPS行业市场调查报告中，凯立德位居榜首、城际高科和灵图紧随其后。紧接着，赛迪顾问又了GPS市场第二季度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快速增长的GPS市场正呈现出龙头优势明显、群雄交替跟随的特征：市场领头羊凯立德在连续五个季度位列榜首后，再次毫无争议的稳居GPS市场第一品牌的宝座，灵图天行者位居次席。上季度排第三的瑞图道道通则痛失三甲宝座退居第四，而城际通则荣登第二季度探花席位。在这短短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里，GPS市场格局便三强更替，显示出我国GPS后装市场竞争激烈。赛迪顾问的调研报告一直是IT业界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本次的GPS行业调研报告，由赛迪顾问通过对全国各省会城市渠道，包括汽车后市场和IT渠道所销售的一机一图，终端正版软件销售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出，其中整个市场的环比增长率高出80%，而排名第一的凯立德更是超过了这个数值。CCID的报告显示，现今GPS的市场集中度在不断攀升，凯立德、灵图、城际通前三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然超过70%，而其他数百厂商却仅能在剩余的狭小市场空间中腾挪生存，这种实力之间的差距恰似一条鸿沟，让众多小品牌厂商难以逾越。

引领行业发展的企业在各行业中都存在，正是这些企业在经营和产品研发方面的不断创新，才推动了行业的稳定发展。这些领航者的特点也往往比较类似，他们总能领先于其他厂商，推出一些对行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产品或服务。从研发到销售，从市场到社会责任，领导企业总是能够将企业的特点在这些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引领研发 驱动销售

业内人士指出，凯立德能够蝉联第一并在IT领域的两大市场调查机构――慧聪和赛迪的报告中夺得“双冠王”并非偶然。作为现今国内导航软件第一大品牌，凯立德一直以深入的自主研发和精准的市场定位为特色。在近10年的发展历程中，凯立德与英特尔、微软、SIRF等产业链前端厂家保持着紧密的技术研发合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导航引擎设计，超过600人的专业测绘队伍和超过200人的研发团队，使得凯立德产品在地图数据的精准性和软件运行的流畅性方面有突出优势。通过长期准备，凯立德在2007年初推出了全国第一张“全覆盖”导航电子地图，第一次完全覆盖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及其所属2862个县级行政区域，实现了全国路网100%可导航，良好的稳定性以及人性化设计得到了广大GPS用户的一致好评。由此，凯立德迅速确立了自己的行业领航者地位。

凯立德每年投入近亿元的研发资金和庞大的专业测绘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导航电子地图的信息采集。并自主研发了适应中国道路状况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加工、编辑、转换、自动纠错等工具软件系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加工、流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是国内厂商中研发投入最多的企业。

巨额研发投入，极大推动了销量的提升。赛迪顾问(CCID)先后两次的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凯立德稳居市场占有率榜首。更值得一提的是，凯立德已经连续6个季度占领同类软件销量榜冠军的位置。这种销售风光的背后，不光有凯立德专心于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优秀产品的投入，还有其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和对行业威胁的应对措施。

引领市场 联合促销

6月23－24日，凯立德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知名的IT卖场，同时开展了凯立德导航电子地图软件更新换取的"百万回馈"活动，全面引领广大用户对GPS导航的关注。活动当天，除了免费给所有使用凯立德导航软件的用户升级成最新版地图之外，还对最先到场并持有GPS产品的50人给予更大的优惠，即只需花费100元，便可获得价值880元的凯立德正版导航软件一套及价值300元的1年内地图升级服务。凯立德的此次活动，引发了GPS导航业的推广热情。

除了单兵作战还有联合作战。8月11－12日，中关村海龙科技城门前人头攒动，国内GPS移动导航系统第一品牌凯立德携手MOTO、NOKIA、神达、长虹等十数家厂商展开了主题为“凯立德大家族精彩呈现”的GPS导航设备联合大促销活动。本次活动促销品牌众多、促销手段也是花样迭出，价格跳水、好礼不断，更有厂商把旗下的GPS产品拉到了千元以下的价格段，使GPS真正走下神坛，成为大众化的电子消费产品。

众所周知，自从便携式车载GPS问世以来，其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金贵”的身价限制了GPS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此次联合促销中，众多厂家的超低价格打破了这一僵局。神行者凭借与凯立德的深层战略合作，在此次促销中最为抢眼，其7英寸超大屏幕产品标价仅3280元，与半年前的3.5寸屏产品价格相当。奥可视也展出了1999元、1499元价位的不同款式GPS，其中M10更是以3.5英寸屏幕、999元的价格震撼全场，并赢得了消费者的普遍好评。而曾经的GPS手机之王神达A701，在此次促销中也打出了3599元的特价。在促销现场，每个品牌的展位前都聚集了众多GPS爱好者，或了解最新产品动向，或趁此次联合促销为自己的爱车“转正”，成为真正GPS一族。

此次联合大促销，众多大品牌同台“竞技”，促销幅度之大也是近年仅有。本次参加促销的众多大品牌均采用了凯立德的GPS移动导航系统，硬件性能和优质导航系统的完美软硬结合是凯立德大家族的信心所在。凯立德GPS导航系统出色的人性化设计、流畅性和稳定性是众多厂商能够一起成立凯立德大家族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场的厂商都表示希望更多的消费者通过了解和使用GPS产品，体验到GPS带来的便利，从此享受行车生活。

在引领行业发展上，凯立德的表现可圈可点。与数十家GPS厂商联合促销、百万回馈的举动，更让我们看到了优秀企业的良好形象。可以说，凯立德已经找到了行业发展的方向，站在了市场的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