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手抄报范文

法律手抄报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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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教育宣传日手抄报的内容：法律小故事

自古有云：“国，无法则乱，民，无法则贫。”

当我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在马路上，你是否留意过路口的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这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有人过马路不走人行道;在路口看见红灯想就走就走;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与机动车较量了起来……让人看了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好好珍惜。”但为图方便，有多少人在马路中横跨铁栏，穿越马路，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方便吗?

这个星期，正好轮到我们班在学校里值日，我们发现了许多违反校规的同学，他们有的不穿校服，有的打打闹闹，午休时间还强行闯入校门……

再说上个月发生的货车司机强行冲卡恶性事件吧。11月19日凌晨，在水官高速收费站，4辆货柜车拒缴过路费，连续冲卡，最后一辆带着拖挂的货柜车还没驶出安全岛就急转弯，尾部的拖挂勐然撞向收费亭，连收费亭里坐着的工作人员都被撞翻!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右手骨折。

那些货车司机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这些不良行为背后的后果。

犯错误是每人都不可避免的事，所以要用法律来约束我们错误的行为。我们要遵守法制，决不能知法犯法，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与法同行，让我们懂得岁月的短暂，生命的宝贵;与法同行，让我们摆脱冲动和鲁莽，拥有理智和稳重;与法同行，让我们拥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法制教育宣传日手抄报的资料：法律在我心中

1、青少年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法律?

(1)应该掌握最基本的法律知识，深入了解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

(2)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武装自己。

(3)要具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具有挫折意识。

(4)要有勤奋的精神和执著的追求。

(5)要具有坚强的自制力，具有健康的情感。

2、青少年获得法律帮助的途径有哪些?

未成年人获得法律帮助和途径主要包括：

诉讼途径：打官司;

非诉讼途径：投诉，调解，裁决，仲裁，复议，申诉等。

法律服务的主要机构是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还有就是可以找当地居委会，妇联，公安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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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抄报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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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法制教育手抄报的内容：未成年人保护法

1、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2、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3、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要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4、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5、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6、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7、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8、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

9、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吸毒、卖淫等行为。

10、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11、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12、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13、学校应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

14、学校应当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15、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

初中法制教育手抄报的资料：与法同行

同学们，我们千万不可忽视了自己的安全问题。安全工作不可麻痹大意，它关系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也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和生命。为了让大家都能在安全中度过，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些安全法制常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我们虽然年龄尚小，但已经不同程度地接触了社会。目前社会治安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社会上还存在违法犯罪现象，作为小学生的我们，遭到不法分子侵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提高预防各种侵害的警惕性，消除对危险的麻痹和侥幸心理。同时也要树立自我防范意识，掌握一定的安全防范方法，增强自身的防范能力，使自己在遇到异常情况时，能够冷静、机智、勇敢地去应付。

1.独自在家，要锁好院门、防盗门等。

2.如果有人敲门，千万不可盲目开门，应首先从门镜观察或隔门问清楚来人的身份，如果是陌生人，不应开门。

3.不邀请不熟悉的人到家中做客，以防给坏人可乘之机。

4、外出或在公共场所，同学们遇到的社会情况会比较复杂，尤其需要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如遇到特殊情况受到违法犯罪分子的直接威胁和侵害，仅凭同学们自身的力量很难防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公安部门报告。

(1)匪警电话的号码是110。这个号码应当牢记，以便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拨打。

(2)拨打110电话，要简明、准确地向公安部门报告案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当事人、案情等内容，以便公安部门及时派员处理。

(3)打报警电话是事关社会治安管理的大事，千万不要随意拨打或以此开玩笑。

同学们，安全工作事关我们家庭幸福和健康生命，希望大家处处留意，事事小心，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对安全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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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抄报篇3

有关特权车恶意违章的报道不绝于耳，如11月18日《江南时报》就报道，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蔡兴教告诉记者，今年3月～6月，海南省公、检、法、司机关车辆，军队车辆和省直机关琼A9字头特殊号牌车辆闯红灯、乱停放等违反交通安全法的现象比较突出，仅今年3月份琼A9字头车辆的违法行为就达6835人次，平均每天发生220多人次。其中牌号为琼A93396的特权车两年内闯红灯158次。针对此种现象，各地也经常掀起各种整治特权车违章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但总是收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各种整治行动都是阶段性的、运动性的，而特权车所享有的特权和植根于驾驶特权车人头脑中的特权思想却是长期的，特别是许多特权车的主人或多或少能掌握、制约或影响交警的升迁、财政等各种命运，因而，一旦联合运动中支持交警的实权力量退出，交警对于这些特权车违章处理便十分棘手，显得颇为无奈。

看来，北京市将实行的对各级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和驻京部队车辆的违章行为实行抄告的制度，实际上也是这么一种尴尬处境的反映。试想，如果一名普通百姓交通违章了，该按交通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抄告。可是对这些特权车却要实行抄告制度，交警的目的恐怕是要借助特权车的单位来帮助他们加强对特权车的管理，此种方法尽管无奈，但不失为当前现状的一种有效选择。

不过，这种抄告制度到底向谁抄告呢？报纸语焉不详，笔者无从知道。如果仅仅是向违章的特权车所在的单位一抄了事，其能取得多大的效果，笔者深表怀疑。因为，特权车违章的盛行本身就与一个单位默视乃至纵容这种耍特权的现象有关，何况许多违章的特权车本身就是单位领导的，或是车上坐着的就是单位领导，将违章的特权车抄告单位，更无异于与虎谋皮。

因而，在笔者看来，要让抄告制度发挥实效，这种抄告就绝不能简单抄告违章的特权车的单位了事。抄告要全方位的，一是要抄告违章的特权车的单位；二是要抄告违章的特权车的单位的上级；三是要抄告能制约和监督违章的特权车的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的纠风督察机关；四是抄告民众，张榜告之民众和并在媒体上曝光。在此基础上，有关监督机关查处和给予违章的特权车驾驶人纪律处分的制度也必须跟进。总之，只有让置违章的特权车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特权车肆无忌惮违章的现象才能有所收敛，道路安全才能更加有保障。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法律手抄报篇4

其实，微信公众号实施抄袭等侵害著作权行为的情况，相当泛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转载著作权人的作品时，没有得到权利人的许可，也没有支付报酬；二、更等而下之，连著作权人的名字都不署，或者张冠李戴。就前者来说，按中国《著作权法》的规定，除非是合理使用(比如说适当引用)或者法定许可使用，未经许可、不付报酬就转载，就是侵权行为；对于后者，还侵犯著作权的人身权部分———署名权，用通俗的话说，这就是“抄袭”。

所以，“微信抄袭第一案”的法律是非对错，争议并不大，明显就是侵权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层面上走出“抄袭时代”。

客观地说，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并不让人满意。特别是近五六年，以微博、微信、APP为代表的自媒体爆发性增长之后，对著作权的侵权更呈现“扁平化”，“十个公号九个抄”成了常态，似乎也很少有人去较这个真。这形成了“破窗效应”，让更多的自媒体肆无忌惮地抄袭、盗载原创性作品。

没有原创精神，不尊重知识成果，不奖励真正的创新者，互联网是做不大的，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柱。所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中央决策层高调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下，尊重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被放在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

5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上李克强总理讲了几个故事，除了“证明你妈是你妈”那个故事之外，李总理还提到了一位台商代表向他讲的心声：这位台商在大陆营商最大的困难，不是优惠政策不够，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

在“互联网+”创新模式下，没有对原创知识产权的周密保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从谈起。

事实上，自从去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著作权之争，开始进入沸腾期。比如，去年6月，以《新京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向时事新闻APP“今日头条”维权，堪称打响纸媒维权的第一枪。之后，去年年底时，原创新闻网站“澎湃新闻网”的七名作者联名维权，控诉他们通过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网易在转载时既不支付报酬，甚至还删去了作者的姓名。到了今年2月，新华社连发三文，质疑微信官方对公众号内容抄袭泛滥问题管理不力，微信官方做出回应：称要对公共号抄袭现象亮剑，发出了“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的公示”：抄袭一次，删文并警告；第五次，永久封号。

法律手抄报篇5

关键词：敦煌；寺院；会计凭证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92-09

Abstract： Accounting vouchers are an important type of document in Dunhuang temples， which together with account records and reports form a complete accounting system. Accounting vouchers of Dunhuang temples come in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Pan（判）， Shisheshu（施舍疏）， Quchaoshu（取抄署）， as well as contracts and other related pap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original documents in detail and points out that Dunhuang temple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uditing， organ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se documents， which record and control transaction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pkeep of the temples. These voucher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ccounting books and working out financial reports in the temples and illustrate the strictness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system in Dunhuang temples.

Keywords： Dunhuang； Temples； Accounting Vouchers

敦煌文献中的会计文书大量为河西都僧统司和敦煌寺院所有。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会计文书，对解读中古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财产管理和会计制度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就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的形态和分类研究而言，研究者或根据文书的计会内容，将其区分为常住斛斗历和常住什物历两大类；或按照文书形态，将其区分为账、历、牒、状、疏、帖等；或借鉴现代会计学的概念，将其区分为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告。众所周知，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发生和完成情况、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也是组织经济活动、传输经济信息、实行会计监督的重要依据[1]。原始凭证又是会计凭证中的重要类型，是反映经济收支和交易活动的第一手材料，为登记账簿、进行会计核算提供了最原始的依据。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包含多种不同形式的原始凭证。但是，相对于诸色入破历和入破历算会牒的研究，目前学界对敦煌寺院会计凭证似乎措意较少{1}。

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借鉴现代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以唐代官厅会计文书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为参照，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的支付命令（判）、文记（取抄署）、施舍疏、契约等原始凭证的编制和使用情况作进一步探讨，揭示其在财产管理和会计核算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深化对敦煌寺院财产管理和运作过程的认识。

一 支付命令（判）

李锦绣先生指出，符牒、判、木契、榜是唐前期官仓库出给过程中四种必不可少的支纳凭据。其中，判是仓库执行出纳手续时所须秉承的详细支付指令，由其上级机构下达[2]。晚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官仓库出纳活动中，我们仍然可以觅得“判”的踪迹，如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第231―232行略云：“十六日，奉 判支与金银匠王神神妻亡助葬粗纸两帖。”[3]是知，归义军军资库在对外支出库藏物资时也是“奉判”而行的。以现代会计学角度而言，这类判文正属于原始凭证的一种，它们起到了通知要求进行某项经济业务的作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同样存在这种性质的原始凭证，如P.3730《酉年（841）正月奉仙等牒并荣照判辞》载：

1. 牒，奉仙等虽沾乐人，八音未辨，常蒙抚恤，频受赏劳。

2. 及课差科，优矜至甚。在身所解，不敢隐欺。自恨德薄

3. 无能，不升（胜）褒荐，数朝惶怖，希其重科，免有悚遗，

4. 却加重赏。奉仙等四人，弟子七人，中心忻喜，贵

5. 荷非常。所赐赏劳，对何司取，请处分，谨牒。

6. 酉年正月 日奉仙等谨牒。

7. 检习博士卿卿、奉仙、君君、荣荣，已上四人各赏绢

8. 一匹；太平已下弟子七人，各赏布一匹。付∷荆

9. 依老宿商量断割交给分付。廿日 荣照。[4]

史奉仙等人是隶属于敦煌佛教教团的音声人，因演习音乐辛苦而获得了教团的赏劳。奉仙等人向都司申牒的目的主要是询问从何机构支取。上引文书第7―9行是释荣照针对申牒所作的批覆。荣照是当时河西教团的最高僧官都教授[5]。他在判语中详细说明了赏料的品类、数量和支付对象，并要求∷尽岸细钪Ц”。显而易见，这件牒文并判辞是奉仙等人领取绢布的凭据，而对于作为支付一方的∷纠此担在收到上述书面指令后才能向有关人员支出财物。是以，本牒文并判是一件典型的出纳原始凭证。又P.3730V《吐蕃年次未详沙州教授和尚乘恩判》记载：

（前缺）

1. 光妙神斋日，老宿与法律诸大德商量，赏老

2. 人布两匹。如无布，麦亦得。仍付戒藏、义辩

3. 依数支给。乘恩。[6]

乘恩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约9世纪前期）曾出任河西教团中的都教授一职[7]。这件由承恩签署的判文同样是有关于教团对外支付赏料之事。承恩在判语中对赏赐物品进行了具体指示，并要求将其处分意见转付与僧戒藏、义辩二人，由他们遵照执行。这件判文也可以证明，都司在颁赐财物一类的出纳活动中，上级机构（或僧官）的判文是财物保管机构执行支付手续的必要依据。

在都司因从事放贷业务而引发的物资出纳活动中，判文也发挥了原始凭证的作用。据BD.6359V

（6）（咸59V）《辛丑年（821）龙兴寺寺户团头李庭秀等请便麦牒（附处分）》：

1. 龙兴寺户团头李庭秀、段君子、曹昌晟、张金刚等 状上

2. 右庭秀等并头下人户，家无着（著）积，种莳当

3. 时，春无下子之功，秋乃凭何依托。今人户等各请

4. 贷便，用济时难。伏望 商量，免失年计。每头请

5. 种子伍拾驮，至秋输纳，不敢违迟，乞请处分。

6. 牒，件状如前，谨牒。

7. 辛丑年二月 日团头李庭秀等牒（朱印）

（中略3行签名）

11. 准状支给，至秋征纳。十

12. 三日。 正勤。

13. 依上处分，付仓所由

14. 付。[8]

这是一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教团寺户向都僧统司申请借贷年粮种子的牒状。牒文末尾第11―14行为都司僧官的判决意见。都司教授宋正勤首先核准了寺户的借贷请求，然后某未知名僧官接续判案道“依上处分，付仓所由付”，意即按照宋正勤的批示，并指令将附有判文的请牒送交都司仓，要求都司仓所由遵此向借贷者支付斛斗。文书内容到此为止，但可以推知，都司仓主管者在接到判文后，才将发放粮食给借贷的寺户。因此，本件既是寺户向都司办理借贷业务的申请文书，也是都司仓给付斛斗的原始凭证。

以上案例中，不论是隶属于教团的音声人向都司领取赏料，还是寺户向都司仓借贷，都必须先行申牒请批，通过后，凭判支取财物。而都司仓、∷镜炔莆锉9芑构则必须严格按照上级僧官或机构发出的判令支出斛斗。上述判令作为支付通知书是十分典型的原始凭证。这类凭证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河西教团直接控制的都司仓等物资收储机构在出纳管理和会计核算过程中就已经建立了较为严谨的手续制度。

二 文记（取抄署）

文记或称文钞，是唐代官厅会计核算中经常使用的一类原始凭证。据《通典》卷149《兵二・杂教令附》引《卫公李靖兵法》云：

诸兵士随军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数，并衣资、弓箭、鞍辔、器仗，并令具题本军营、州县、府卫及己姓名，仍令营官视检押署，营司抄取一本立为文案。如有破用，队头、火长须知用处，即抄为文记，五日一申报营司。

军队营司对军士携带的衣物、武器装备设有专门的登记文案，即衣装账簿。当兵士支用衣物装备时，队头、火长必须予以记录。而且这些记录内容被要求“五日一申报营司”，使营司得以及时掌握变动状况，并用作修改衣装账簿的依据。显而易见，这种由队头、火长抄写的文记即属于原始凭证的范畴。又唐《厩牧令》复原第44条（唐25条）云：

诸府官马及传送马、驴……军还之日，令同受官司及专典等，部领送输，亦注肤、第，并赉死失、病留及随便附文钞，具造帐一道，军将以下连署，赴省勾勘讫，然后听还。[9]

官马驴在行军过程中因死失、病留等所立之文钞亦属原始凭证，可敷造帐之用。文记的具体形式究竟如何，上述两则文献均未确示。《唐律疏议》对文记的内涵却有一段重要的提示，该书卷第15《厩库律》“监主贷官物”条记载：

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若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有文记准盗论，文记，谓取抄署之类。立判案减二等。[疏]议曰：……“文记，谓取抄署之类”，谓虽无文案，或有名簿，或取抄及署领之类，皆同……[10]

根据律文、律疏的解释，文记是有别于文案的某一类文书的统称。举凡名簿{1}、取抄、署领等均可归入文记。取抄的运用较为广泛，唐《仓库令》复原第2条略云：“诸受租，……随讫给钞总申。”[9]493官仓受纳租物时，要向缴送者出具抄文，以作为其完纳租税的原始凭证。这类取抄实物在吐鲁番文书中俯拾皆是，如《武周如意元年（692）里正李黑收领史玄政长行马价抄》（64TAM35：28）云：

1. 史玄政付长行马价银钱贰文，准铜

2. 钱陆拾肆文。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里正

3. 李黑抄。其钱是户内众备马价。李黑记。[11]

又大谷5823《周通生纳税抄》云：

1. 周通生纳天宝叁载后限税钱壹伯壹拾

2. 陆文。其载七月二日，典魏立抄。[6]296

以上所引取抄，一件是史玄政缴纳按户抽配的长行马价后，里正出付与他的书面凭证，一件是县典给付百姓缴纳户税的凭证，均为纳税的原始证明。除了用作完纳赋税的凭证，唐代官民间的其他经济交易活动中也有使用取抄的情形，据《唐景龙二年（708）补张感德神龙二年买长运死驴抄》

（72TAM223：25―1）：

1. 张感德先去神龙二年十月内买长运死驴

2. 壹头，皮壹张，给抄讫。今称失却，更给抄。

3. 旧抄在，不在用限 。景龙二年四月

4. 廿日，胡基抄。会纳历同。典。[12]

神龙二年，张感德从某官府机构购买了长运死驴一头、皮一张，同时获得“抄”文一份，作为交易成立和合法有效的证明。但张感德之后不慎遗失原抄，于是他向发文机构申请补领。承办官典经过核查有关“纳历”中的双方交易记录，确认交易真实发生过，所以向其重新出具了上述抄文并申明旧抄作废。此案中，张感德遗失交易抄文后还不厌其烦主动向官方申请补领，说明具有法律证明文件和经济凭证双重属性的取抄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文记中的署领在出土文书中也有具体实例，《唐开元十九年（731）康福等领用充料钱物等抄》（73TAM506：4/11）略云：

20. 使西州市马官天山县尉留、典壹人、兽医壹人、

21. 押官壹人，伍日程料，领得钱贰伯伍拾文。开元

22. 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典赵宝领。[13]

这件文书记录了典赵宝领取市马官一行人等的五日程料钱，文书末尾有领物人的署名。原编者将其定为领用钱物抄，大致无误。但根据前揭唐律法条，笔者以为若将其定为“署领”似乎更加妥帖。又大谷1014《西州都督府兵役（兵曹）关系文书》载：

1. 分付和忠钱练

2. 右禄直练从库出，晋阳押领[（后略）[14]

是知，官员从官仓库支取俸禄须由本人或代领者立据签字。本件文记末尾有“晋阳押领”等语，故应为署领无疑。取抄与署领是相对而言的，收纳者出具取抄，支领者签押署领。当然，实际使用中两者可能并不存在截然区分。

不仅官厅财计管理活动，而且民间经济交易和私家理财记账中也会普遍用到取抄署等文记。据《唐会要》卷52《忠谏》记载：“初，有贾人张陟负五坊息利钱，征理经时不获。杨朝汶遂取张陟私家簿记，有姓名者，虽已偿讫，悉囚捕，重令偿之……又于陟家得卢载初负钱文记，云是卢大夫书迹，遂追故东川节度使卢坦家僮，促期使纳。”商人张陟通过设立账簿、文记打理商业交易活动。五坊使从张陟家搜检出的文记是卢载初欠负张陟钱款的书面文件，由负债方卢载初手书，并作为原始凭据由商人张陟收存。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取抄、署领等文记具有形制简洁、方便易行的特点，因此，它们在官方和民间的经济活动中被广泛应用。唐末五代宋初时期，作为原始凭证的抄在敦煌地区仍然较为常见，如P.2161（P2）《年代不详（十世纪初）兵马使岳安等还谷赎舍抄》略云：

2. 粟拾硕、布壹匹，已上斛斗及干货都

3. 拾柒硕，并总还讫，一无欠少。今

4. 候阴兼行巷村邻，押抄示名为

5. 契日，抄在岳家觅不得，已后抄出 ？

6. 在 论限。 舍主兵马使岳安（押）[8]400

兵马使岳某与某人进行了一宗房宅交易，买方全部偿清作为房价的斛斗及干货后，卖方出示了抄文以作凭证，但是事后原抄遗失。本件文书即另行制作的一份证明文件，内中复述了事件原委并申明原抄作废，而以此新抄为准，此抄亦具有法律效力。又Дx.1417《丙子年（976？）杨某领得地价物抄》略云：

1. 丙子年十二月四日杨领得地价物抄。生绢壹

2. 匹，长叁丈柒尺叁寸，准折湿物贰拾伍硕。白斜

5. 已前褐准尺数折物捌石。（押）[8]390

本文起首即有“领得地价物抄”之语，是知为抄文无疑。文书主要记载了地主杨某在一桩土地交易中已收领到地价物若干。以上两件抄文，第一件末尾有舍主、舍主亲属和见人的签名、花押，第二件亦有花押。可见，抄文在形制方面一般须具备“押抄示名”。

取抄署在敦煌寺院经济活动中亦有使用，如Дx.1383《壬戌年（962？）翟法律领物凭》：

1. 壬戌年十月 八 日，于令狐兵马使手上领得粟贰拾壹

2. 硕伍斗。领得马{真边麦肆硕伍斗，为记。

3. 领物人 翟法律（签押）[8]389

这则取抄记录了同一天内一连领取的两笔麦粟收入。从文末的押抄示名来看，它应该是敦煌某寺制作的原始收入凭证。又Дx.1424《庚申年十一月僧正道深付牧羊人王拙罗鸡羊数凭》：

1. 庚申年十一月廿三日，僧正道深见分付常住牧羊人

2. 王 拙罗鸡白羊、l羊大小抄录，谨具如后：

（中略）

5. 伍口。已上通计肆拾口，一一并分付牧羊人王拙

6. 罗鸡，后算为凭。

7. 牧羊人王拙罗鸡（押）

8. 牧羊人弟王悉罗（押）[3]578

这是一件某寺常住牧羊人从寺院领取放牧羊群的原始记录，文末有领取者王拙罗鸡等人的署押，或者亦可将其视作取抄署一类的文记。文书中的“后算为凭”等语表明，本件抄文也是之后寺院与牧羊人进行业务核算的凭证。又S.3984《丁酉年（937）报恩寺牧羊人康富盈算会凭》云：

1. 丁酉年十一月三日[立][契]。报恩寺徒众就大业寺齐

2. 座算会，牧羊人康富盈除死抄{1}外，分付见行羊数：（后略）[8]372

“死抄”或指羊死亡后，寺院根据牧羊人的报告及其缴送的死羊皮、肉等实物，而向其出具的证明文书。S.4704《辛丑年（941？）二月徒众纳死羊凭据》或即属于此类死抄的实物，文书记载：

1. 辛丑年三月廿日，徒众因城北索将头庄上拔毛日

2. 见纳死白羊羔子玖口，l羊羔子陆口。（押）[3]576

它与前引唐令中“死失、病留及随便附文n”的性质接近。报恩寺在与本寺牧羊人的结算活动中，死抄是点算减少羊数的证明。所以，取抄署等文记既是经济往来业务的证明文件，也是寺院编制账簿和从事财务结算的依据。

当然，还有比取抄署更为简略的文记。如Дx.1365《癸未年净土寺周僧正还王都料锁价绢契记》载：

1. 癸未年七月十九日，净土寺周僧正绢七疋还王都料生铁口

2. 锁价用。{2}

本条支出文记省去了经办人和当事人的署名签押，大约是随手记录以作为编制帐历时的提示。民间经济活动中制作的文记与官方相比更加简易灵活。

目前，我们可以得见的敦煌寺院取抄署领类的原始凭证不多，揆诸情理，单件取抄署多是由寺院向纳物者开具，寺院一般自然不会收存，另外这也可能与领得历（抄录）的使用有关。敦煌寺院的出纳活动频繁，财计管理者为减少原始凭证的数量、简化算会手续，较少制作这种一次性的取抄署，而径以领得历代替，如S.6981《辛未―壬申年（971―972）某寺某某领得历》略云：

8. 十二月十四日，领}户李章v旧}稞（课）粟伍硕叁斗。愿。

9. 十七日，领得南梁户杨再住算领粟两硕。愿。壬申年正月

10. 一日，弁才亡赠粟肆硕。愿。……[3]138

本件文书中，某寺僧愿按时序逐日记录了手上的各项收入。而S.5495《唐天复四年（904）灯司都师会行深信依梁户朱神德手下领得课油历》则是专门针对梁课收入一项经济业务设置会计科目编制的凭证，文书略云：

1. 天复四年甲子岁二月一日，灯司都师会行、深信依

2. 梁户朱神德手下领得课油抄录如后：

3. 三月十一日，领得油壹斗，朱。……[3]115

以上两件领得历中的每笔收入前均标明日期，末尾有领取者或缴纳者的亲笔署押（有的加盖印件，如Дx.4277+Дx.6042）。这种通常被归为收入账簿的领得历，或者也可以视作取抄署的演化和发展，是介于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之间的一种文书类型{1}。它们是可以多次填写、使用的原始凭证，从这个角度看就略接近于现代会计凭证中的累计原始凭证。

综上，取抄署之类的文记作为原始凭证是敦煌寺院算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类原始经济凭证。而由一次性凭证取抄署发展而来的领得历则使账务处理活动更趋清晰和高效，也为寺院管理者了解和掌控某项经济业务提供了便利。

三 施舍疏

施舍疏是僧俗施主向寺院、教团布施财物时所使用的文书。通常，它随施物被一道交与寺院。但由于某些施主的文化水平不高，变通之下，疏文也可由寺院。施舍疏的内容通常包括施物的名称、数量、去向，施舍的时间、地点、缘由、目的以及施主姓名等[15]。

敦煌寺院将普通布施者个人的施舍称为散施，散施是寺院的重要收入的来源之一。除了施舍疏，敦煌寺院的入历和算会牒对信徒的散施财物往往有详细的登记。因此，寺院或教团进行会计核算时，施舍疏可以作为原始凭证，供编制入历、算会牒等的账历使用。敦煌寺院的施舍疏在形式上有多件连写和单件之分，在内容上也有繁简之别。

现代会计制度中，原始凭证的审核是账务处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只有校验合格的原始凭证才能作为编制记账凭证和登记账簿的依据，以此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与准确[1]204。作为原始经济凭证，敦煌佛教教团和各寺的施舍疏存在着明显的整理、审核痕迹。如P.2837V《辰年支刚刚等施入疏十四件》记载：

（前缺）

………………………荣照…………

（中略）

（三）1. 布壹丈，施入修造

2. 右弟子所施意者，己身染患，圣

3. 力加持，似得减损。今投道场，请

4. 为念诵。

5. 辰年正月卅日女弟子王氏疏。

6. 已前壹拾柒道疏。卅日，荣照。

………………………荣照…………

（四）1. 胡粉半两，施入修造。镜一面，施入行像。

2. 右所施意者，为慈母舍化以来，不知神

3. 识，今头（投）道场，请为忏念。

4. 二月八日女弟子十二娘疏。（后略）[3]59-60

本卷残文书现由七纸粘缀而成，每纸抄录施舍疏一至三道不等。每道疏文中所记物品名称的右侧和文书空白处多有勾画符号，与敦煌寺院各种会计账历中所采用的勾画方式一致。会计账历中文字右侧的勾画符号一般表示某笔账目结算完毕或已清点核对，予以勾销。文字下方空白处的勾画符号则表示行文至此结束[16]。是知，审核疏文的重点在于确认其中登录实物的名目、数量是否正确以及防止他人随意虚造和涂改。

另外，这卷文书每两纸的正面骑缝处均有僧官荣照的署押。押缝是唐代官文书处理程式中的重要手续，通常是长官、判官对其职守负责的一种表示[17]。敦煌寺院施舍疏上骑缝署押的作用应与之大致相同。又，本件文书在第三道疏文后载：“已前壹拾柒道疏。卅日，荣照。”这是荣照在辰年正月卅日针对当天（或之前一段时间）施舍疏特别添写的一条汇总性注记。所以这批疏文是由荣照整理、审核，注记实际是对整理、统计和勾检结果的扼要说明。

P.2583《吐蕃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也采用了多件连写的形式。文书残存部分系由十二纸粘连而成{1}，每张纸多只抄录一道疏文，且抄写笔迹不同。由此可知，这件文书是由若干独立的疏文董理、连缀所成，而非一次性抄录。与P.2837V相同，本卷文书中每道疏文都有勾画符号。文书第12纸的末尾处还有正勤的署押，笔迹与之前的疏文不同。正勤即前揭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都司教授宋正勤，他应该是这组疏文的整理者或审核者。

类似的施舍疏在吐鲁番出土的寺院文书中也有发现，且时代更早。如阿斯塔那170墓所出《高昌子等施僧尼财物疏》。这件高昌国统治时期的寺院施舍疏中就有明显的朱笔勾画痕迹以及布施财物的朱书合计数字等。[18]可见，中古时期佛教寺院在会计核算活动中对施舍疏的整理、点算、审校具有普遍性。

当然，教团财计人员对施舍疏的审核并不仅限于施物的收入情况，如羽076R《比丘法邻僧衣、布、纸施入大众疏》载：

1. 布僧衣壹c（对），布壹匹入大众其布法山便

2. 右所施意者，为寄身深患，药食虽

3. 投，未蒙痊损，今投道场，请为念

4. 诵

5. 六月八日比丘僧法邻谨疏

6. 法事真法师

7. 法邻城门前施布壹匹，纸大小两帖和？入

8. 大众

9. 法邻斋。已前∷静⒃瞥讫，已后其物

10. 见在洪辩。

13. 洪辩[19]

这是僧人法邻因患病而向道场施物，请为念诵佛经以求早日痊愈的疏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施舍疏第9行以后洪辩另笔添写的一道注记，它完整地交代了教团对法邻所施舍斋〉拇χ镁过和现存状况。本案例中，教团对施舍疏的核验已经超出了简单的账物校对，而涉及∷镜惹昂缶手过施物的机构和人员，体现了校核活动的细致与周备。

要言之，针对信众的施舍，敦煌教团或寺院首先为他们逐一立写施舍疏以作凭证，其后再将这些零散的单页粘连成卷，进行编联整理、统计与审核。施舍疏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账务处理，既可以充分发挥其会计监督的作用，又为后续其他帐历的编制提供了基础和便利。所以，作为原始经济凭证，施舍疏是敦煌佛教教团会计核算和财产管理中的又一重要凭证资料。

四 契 约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在唐宋时期日臻完善和发达。敦煌寺院也广泛使用到雇佣契、借贷契、出租契等各种契约。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民间契约又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民间契约，仅在法律方面起证据作用；一类除具有法律方面的证明作用，还是登记会计账簿的依据[20]。敦煌寺院使用的契约文书多数就兼具这两种功能。

经济契约是原始交易凭证。现代会计实务中，契约（合同）虽然附属于会计资料，但不能直接用作会计核算的凭证。敦煌寺院的账务处理过程中尚不存在如此严格之界限。所以，我们或者可以将其纳入原始凭证的范畴进行考察。而且，在会计期末，敦煌寺院财计人员确实也常依照契约中所拟定的条款确认收支和执行结算业务。S.6781《丁丑年（917）正月十一日北梁户张贤君二年油课应见纳及沿梁破余抄录》记载：

丁丑年正月十一日，就库算会，北梁户张贤君，乙亥年、丙子贰年课，应见纳及沿梁破余，谨具抄录如后。准契见纳油数：（中略）张贤君亥、子贰年中间准契欠油壹硕叁胜（后略）。[3]343

这件抄录中提及的“契”是指本寺与梁户张贤君间订立的捉油梁契约。敦煌文书中留存有水}、油梁租赁契约的样文{1}，其中即涉及承租方应纳梁课数额和缴纳时限的规定。此算会文书中的“准契见纳油数”、“准契欠油”等语表明，寺院在与承租油梁者算会时是严格按照契约规定核算梁户的已纳和未纳梁课数目。由此可见，契约文书也是敦煌寺院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采据的原始凭证，在算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契约文书本身就已明确标出将被用作结算凭据，如S.4116《庚子年（940）报恩寺牧羊人康富盈算会凭》记载：

庚子年十月廿六日立契。报恩寺徒众就南沙庄上齐座算会，牧羊人康富盈，除死抄外，并分付见行羊籍：大白羯羊壹拾叁口，白羊儿落悉无陆口……已前白羊l羊，一一诣实，后算为凭。

牧羊人男员兴（押），

牧羊人康富盈（押），

牧羊人兄康富德（押）。

其算羊日，牧羊人说理，矜放羔子两口为定。又新旧定欠酥叁升。（押）[8]374-375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将本件文书定名为算会凭。但文书起首所云“庚子年十月廿六日立契”却又正是敦煌契约文书中惯常采用的套语，如S.1398《壬午年慈惠乡郭定成典身契（习字）》这种典型的契约文书中就有“壬午年二月廿日立契……恐后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凭”等语[8]353。所以，本件文书在内容上虽然与一般意义的契约差距稍大，但从形式看，将其视作契约似乎亦可。这种特殊形态的契约正为寺院会计核算提供了重要依据。

契约不仅对经济业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详尽规定，有时也具备产权或债权的书面证明作用，因此，寺院在一定时间段内对这类原始凭证也会相应地加以妥善保管。大历九年，长安寺高僧不空示寂后，将“祥谷紫庄将倍（陪）常住，其庄文契并付寺家”{2}。敦煌寺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据P.3587《年代不明（公元十世纪）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记载，敦煌某寺常住什物中有“诸家卖危ㄉ幔┪钠跫奥虻馈⒙郏轮）}文书一角。”[3]46本件常住什物交割清单中，购置房地产业和碾}的契约文书就赫然在列，这正可以说明敦煌寺院十分重视对这一类原始经济凭证的保管。

五 结 语

原始凭证本身具有内容散碎、形制简短、运用灵活的特点。在财产管理人员编制完各类账簿和会计报告后，有些凭证可能很快就被废弃。所以，在目前存留下来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原始凭证的数量相对不多。本文列举和分析的几例原始凭证远远不能反映敦煌寺院会计凭证的全部形式与内涵，但已经可以说明，敦煌寺院在其财计活动中普遍采用到原始凭证，以及时记录各项经济业务，严格掌握和监督财物出纳等情况。这些原始凭证从编制方式看，既有一次性凭证也有可以连续多次填制的凭证；从文书形制来看，则有适应不同场合和需求的判、施舍疏、取抄署、契约等多种样态。同诸色入破历等会计账簿和算会牒等会计报告一样，原始经济凭证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会计文书体系。

其次，敦煌寺院和教团已经注意到对各种原始凭证区别进行整理、审核与保管，以为之后的登记账簿和结算业务服务。上文在论及契约、施舍疏等凭证时，对这方面内容曾予以具体分析。归纳言之，当时寺院在原始凭证的保管方面主要采取了以类相从和粘连成卷的方式。有些原始经济凭证，如BD.6359V（咸59V）号文书中六件关于寺户向都司借贷的牒状和S.1475号文书中十多件属于灵图寺的借贷契约，虽然都司和灵图寺的财计人员没有将它们整理粘贴成卷，但从目前的保存情况可以推断，在其被利用来抄写佛经前应该是收存在一起的[21]。另外，除了作为会计资料由财计人员集中收管，有些原始凭证还被列入常住什物加以妥善保存。在原始凭证的审核方面，敦煌寺院采取的具体形式则至少包括勾画、署押和统计三种，以此确保凭证文书的准确、可靠。寺院和教团的财产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之严谨于此也可见一斑。

最后，编制原始会计凭证是敦煌寺院会计核算中的重要环节，体现了其财计制度设计和运作的合理性。在敦煌寺院账务处理过程中，从制作原始凭证到编列各类收入支出账簿再到编制入破历算会牒等会计报告，形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核算序列。判、取抄署、施舍疏、契约等原始凭证为编制诸色入破历和入破历算会牒提供了依据。所以，各类会计凭证在敦煌寺院和教团的财务运作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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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抄报篇6

事件回放

2015年7月，传奇仙侠剧《花千骨》在湖南卫视热播，播出第七周的网络播放量破百亿，成为时下全民热追剧。电视剧稳坐收视宝座，也提升了网络小说原著《仙侠奇缘之花千骨》的点击量。

《花千骨》走红的同时，一则质疑《花千骨》原著小说抄袭多部网络小说的消息被曝光。报道中，有细心网友摘录了《仙侠奇缘之花千骨》的部分内容与其他网络文学作品对比，对其相似处加以标注并制作了详细的对比图，以此证实该小说涉嫌抄袭《花开不记年》《箫声咽》等多部网络作品。此言论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网友认为，对比图并不能完全证明《仙侠奇缘之花千骨》抄袭其他作品，充其量只是借鉴。另有专门人士指出，对比图展示的《花千骨》原著小说部分内容涉嫌构成通常意义所说的“抄袭”侵权。

孰是孰非，一时难断。现从文艺作品的文化价值、我国法律对于网络文艺作品的保护出发，综合解读《花千骨》涉嫌侵权风波。

律师解读

解读1 合法的文艺作品及其传播形式的法律保护

文字及其组合是固化的人类思维和情感，是将人类文明成果传承至今的基础手段。基于此，近现代的世界各国都开始积极保护文字文学艺术及其作品并达成普遍共识。其中，产生于19世纪后期并于20世纪70年代最后修订实施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是世界性的知识产权法律条约。

该公约定义“文学艺术作品”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及其他著作，讲课、演讲、讲道及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戏剧作品或音乐作品，舞蹈艺术作品及哑剧作品，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电影作品或以与电影摄影术类似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图画、油画、建筑、雕塑、雕刻及版画，摄影作品以及与摄影术类似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实用美术作品，插图、地图，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设计图、草图及造型作品。

我国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加入国，有义务根据条约规定制定国内法，以履行条约约束力转化为国内法律的国际义务。由此可见，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定义同样适用于我国法律对相同文化产品的保护定义。我国文艺工作者也同样认识到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张抗抗提出，以文字创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是各种艺术门类的“母体”，它可衍生出电视、电影、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是诸多作品的“源头”……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创新”，文艺创作也是“创新”。爱护作者的创作力，保护原创作品，就是保护我们的创新能力。

可见，合法的文艺作品及其传播形式在我国也应受到普遍性的承认和法律保护。

解读2 我国网络文艺作品及传播的法律规制

2014年7月，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互联网发展重心从“广泛”向“深入”转换，各类网络应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在我国，除《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基本法，关于网络信息及其应用的法律规制主要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2004年）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年），还包括《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5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在内的十余部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等法律适用性规范。

依据上述法律的普遍性规定，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改编权等17项具体权利。网络著作权法规明确规定了对法定形式的文学文艺作品权利人享有网络传播权利的法律保护。

由此可见，首先，网络文艺作品属于文艺作品，无论其文艺载体为何种形式，实质上仍然属于著作类知识产权客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普遍保护；其次，互联网成为此类文艺作品的新兴传播形式或渠道，这区别于传统的纸媒体出版的发行传播方式；最后，网络文艺作品的权利侵害方式与传统媒介中的侵权形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即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通过非法复制、粘贴、盗用、改写等更为隐蔽迅捷的篡改、剽窃方式本质上与法律规定禁止的非法修改、保护作品完整、非法复制等侵害方式是相同的，该不法行为同样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解读3 《花千骨》原著被认定侵权需具备的要素

对著作权作品以非法复制形式加以侵害，狭义上又可划分为两类行为方式：抄袭和剽窃。

抄袭是指完全窃取他人作品，即以同样的作品形式，全部照抄他人作品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形式或内容的行为，或者说是从形式和实质上均非法复制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这是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依媒体报道的既有事实，《花千骨》作品的原作似未达到如此严重的著作侵权程度，故作者行为大致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抄袭定义。

剽窃则是指照抄他人的思想或言词，或引用他人的作品内容却不标注其来源。可见，剽窃的行为在广义上仍可归属为抄袭的不法行为，只是这种方式更为隐蔽，较难甄别。从现有事实来看，《花千骨》案涉及的抄袭指责恐怕更多应是涉嫌剽窃了他人的作品。

此外，考虑到人类文化信息的传承及复制的实质需要，实践中认定文艺作品的抄袭和剽窃侵权行为主要标准是：被侵害的作品受到法律保护，即其本身是合法的文艺作品存在；在实质性内容上，引用内容或形式超出了法定或合理的范围；应属超过“适当引用”标准，即引用的部分未明确标注出处，且超过法定数量或内容。

关于“适当引用”的数量界限，我国《图书期刊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5条明确规定，“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

因此，《花千骨》原著作品是否构成我国法律意义上的以剽窃方式侵害他人著作权，应当从上述方面一一识别。如果该作品全部满足上述标准，无疑应当认定侵害他人著作权，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应依据“法律保护独创性，并不苛求首创”的原则，属于合法的文艺借鉴。至于根据《花千骨》原作改编的影视作品，只要其改编、表演及传播方式依法取得了原作品作者的同意或许可，因其作品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至于原著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除其事先明知原作侵权仍合作改编传播的，一般不应共同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

作者简介

侯刚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刑事辩护、公司商事法律顾问、房地产与拆迁法律事务等。 手机：1350133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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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抄报篇7

[关键词]窃电 防范 管理 措施

中图分类号：K82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防窃电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三个阶段。业扩管理流程的防窃电管理为事前管理，从装表接电后到抄、核、收过程的防窃电为事中管理，运行过程中对窃电行为的查处为事后管理。在防窃电全过程中，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很难区分哪个阶段重要、哪个阶段不重要。因此，要搞好防窃电工作，必须统筹安排，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取得防窃电工作成效。下面，就防窃电的管理措施谈几点看法。

业扩流程中的防窃电管理

1、业扩管理过程中的防窃电组织措施

加强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组织技术业务培训，提高业扩流程参与人员的思想素质和技术业务素质，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以主人翁精神自觉维护供用电企业的合法权益，堵塞窃电漏洞，不搞人情电，关系电，杜绝网开一面，更不允许内外勾结窃电。

从防窃电角度要求对业扩流程实行规范管理。新装和增容业务应对现场查勘、方案审订、设计审核、中间查询、竣工验收、装表接电制定相关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杂项申请业务也应制定相应的对策，例如丢表、烧表、计量故障，也要有严格的办事程序。总体上做到规范化、程序化、个别问题则可结合实际，灵活掌握。

建立约束机制，加强内部防范措施。供电方案审批、设计图纸审核和装表复核，这些制度既是防窃电技术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措施，既可纺防止工作上的失误和疏漏，也是防止人为制造窃电漏洞的有效措施。

加强《供用电合同》的管理。除了让用户明确合同条款并签章外，更重要的是让用户明确窃电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既对用户可能产生的窃电心理先打上一支预防针，同时也给事后的窃电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合法依据。

业扩管理过程中的防窃电技术措施

在确定供电方案时，要根据用户报装容量，尽可能采用高供高计，并采用专用计量柜（屏）、专用计量箱；对同时具有高压和低压供电的三相大用户，采用装设主、副两套计量装置提高窃电难度；对低压三相用户，尽量避免经互感器计量，应采用额定电流较大的三只单相电能表计量；对低压单相用户，尽量采用集中电表箱。所有低压供电的用户必须加装漏电保护。

在对设计图纸进行审核时，应尽可能采用防窃电装置，对低压供电用户，表前线路应采用铠装电缆或套管防护，用户表前和表后的进出线应清晰明了，尽量减少迂回和避免交叉跨越。对专变与电能表分离或经互感器的计量二次回路应选用铠装电缆或全封闭套PC管。

在工程的中间验收中，特别注意用户隐埋工程是否按图纸施工，防止用户预先做手脚。如在直埋电缆下面同时预埋电缆到隐蔽的地方，通过私自改接线实施窃电。

竣工验收和装表接电时，重点检查计量装置防护是否完善，如表箱、封印等，是否还存在窃电可能，必要时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装表应由一人操作，一人检查复核，对经互感器接入的计量装置，应特别注意检查其接线是否正确，变化、极性、相序有无接错。在确认无误后及时加封上锁，并办理用户签章认证留底等手续。

加强对杂项申请如丢表、烧表、计量故障管理，重点做好现场调查核实，并按照窃电可疑的检查程序办事，由用电稽查人员会同抄表人员联合办理。

抄、核、收过程的防窃电管理

1、抄、核、收管理过程中的防窃电组织措施

在实行抄表、复核、收费三者分离后，防止窃电的关键在于抄表和复核两个环节。用电稽查人员要加强对抄表和复核的监督，抄、核人员也应负有对窃电行为发现和举报的责任。一旦发现有明显窃电而抄表和复核人员未发现或发现不举报的，必须作违章处理。利用抄表、收费机会，加强《电力法》等电力供应与使用有关法规的宣传，使广大用户知法守法。一方面要让用户知道电是一种商品，是国家财产，窃电是一种违法的盗窃行为，对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者，供电企业有权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要让用户知道哪些行为属于窃电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制定办事程序和办事规则，按章行事，规范营销管理行为，堵塞工作中的漏洞和失误，防止内外勾结窃电。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抄表人员和复核人员的工作责任和业务技术水平，为及时准备地发现窃电行为、有效地打击窃电创造条件。

抄、核、收管理过程中的防窃电行为，有效地打击窃电创造条件。

为做到业扩流程与营业管理的衔接和协调，实现全过程管理，应采取对新用户第一、二次抄表落实跟踪，并将用户准确的月用电量和日用电量、负荷利用率以及用户的班制等归入用户档案，为日后分析用户用电变化，判断用户是否存在窃电行为，做到有目标查处窃电提供参考依据。

对用电大户和重点单位用电，在做好供电优质服务的同时，必须坚持对其用电装置和用电情况的跟踪调查，建立跟踪档案，做到定期检查，重点管理。对中途需增加用电容量或改变用电类别的管理，要实行内部牵制机制，防止内外勾结，借机在计量装置和用电价格上做手脚，或少核高价电，或少核低价电。对临时用电的用户，也要装表计量，按时抄表收费，并建立临时用电台帐，临时用电结束时必须立即拆除供电线路和计量表计或转为正式供电。不给非法者留下窃电时间和空间。

加强对计量设施的改造，不断引进防窃电新技术、新产品，更换老电表和互感器，将磁卡表换成机械表或其它新型电能表。发现有不合格计量装置，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不断提高计量装置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努力把好计量这个关。抄表人员在抄表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计量装置的检查，一旦发现有窃电迹象必须立即向领导汇报或向稽查人员反映，以免延迟时机，给供电企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查处窃电过程中的防窃电管理

1、查处窃电过程中的防窃电组织措施

建立健全的各级用电稽查机构，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配备合格稽查人员，并加强对用电稽查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用电稽查管理办法，规定检查程序、检查纪律和办事规则，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在窃电的处理过程中，本着“教育、惩处、教育”的原则，加强电力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一是做好用电稽查中的解释说教工作，对每个案件，都要认真分析用户窃电心理和窃电动机，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向用户作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教工作，使用户真正懂得窃电是违法行为，主动承认错误，接受处理，保证今后不在窃电。二是加强对窃电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窃电者的惩处，给广大用电客户以警示，对其他不法者以震慑作用。有效地打击窃电行为，必须与当地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密切配合，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形成“打防结合，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为用电稽查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各供电所都必须设立窃电举报电话和举报箱，实行举报有奖，，并为举报者保密。制定内部职工严禁为窃电者说情的制度，一旦发现，作违纪处理，并公开通报，从而打消窃电者存有的侥幸心理。

加强对用电稽查人员的考核，制定考核办法，对稽查任务的完成、检查程序和检查纪律的执行、办案正确率和结案率、各类报表及档案的建立以及宣传工作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并与个人利益挂勾，按考核得分进行奖惩。

查处窃电过程中的防窃电技术措施

加强对计量装置的监督管理，对计量装置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查，重点检查计量装置接线有无改动，锁具，封印有无被动过的痕迹，计量准确与否，从而寻找窃电线索进行查处。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对群众举报和检查发现的窃电大案、要案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打击，做到打击一个，整顿一片，稳定一方秩序。接到窃电举报，用电稽查人员必须立即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一旦事实成立，无论是内部职工还是外部人员窃电，都必须严格按照稽查规定办理，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做到程序合法、处罚得当。

法律手抄报篇8

美国黑马动漫公司质疑杰弗・昆斯剽窃《大力水手》的事情还没有远去，阿布拉莫维奇被控告剽窃“空无”的概念还言犹在耳，近日，Atkinson质疑吉尔伯特与乔治小组剽窃的事件再度升温，艺术创作中的“剽窃”事件频频轻触法律的蛮腰。法律在面对这种事件时像极了被两个心仪男友追求的姑娘，憋红了脸蛋，却不知道如何做出决定。故而Atkinson即使把此事通过法律解决，到时候法官也未必可以分清吉尔伯特与乔治小组的作品是“借尸还魂”还是“借魂还尸”。毕竟使用报纸广告版宣传机智言论的创意，是否能被某个艺术家据为己有，还没有得到公论。不管最终结果怎样，艺术家Atkinson发声质疑，已经证明了他试图去处理艺术抄袭与艺术犯罪之间的关系，但在中国可能是另一种“和乐的繁荣”景象。

艺术不分国界，抄袭也不论国界。当然，在我们这个当代艺术仅仅只有三四十年历史的国度里，对于西方当代艺术尊崇也是无可厚非的，故而在艺术品的创作上抄袭约等于借鉴似乎也是理所应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一句耳熟能详的话道出了我们与“抄袭”不可撇清的关系，故而抄袭文章，演变成抄袭艺术作品也变得顺理成章。从人们对于曾梵志《最后晚餐》与达芬奇的同名作品在创作形式上的雷同可以看出，人们关注的是高额的数字，“抄袭”与否显然在庞大数字所铸造的光环面前，黯然失色。就像朱苓《的抄袭―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的模仿》中所提到蔡国强、艾未未、邱志杰等的艺术大咖们。尽管他们的作品多少有对西方经典艺术大师的模仿，依然没有人可以撼动他们艺术大咖的

身份。

时间流逝，或许人们早已忘记了曾经那个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但是我们应该还记得那年那个用绘画怀念爸爸的夏健强。不太好运的他因为作品构图类似几米漫画曾一度被质疑。在这里“抄袭”或者“模仿”如何分辨，或许谁都无法给出结论。然而大相径庭的待遇，也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

“模仿”和“演绎”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故而常常会有艺术家选择铤而走险，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宽容”的国度里。安逸习惯的生活，让我们常常无暇顾及抄袭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故而如果Atkinson质疑吉尔伯特与乔治小组剽窃事件发生在中国，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小事一桩。我们一直埋头苦干在艺术借鉴的最前线，哪有时间搭理这有的没的甚至有些“无聊”的事件。如果有一天面对借尸还魂的艺术家，多几起艺术犯罪的案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心的莞尔一笑。（文/张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