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记叙文范文

叙事记叙文篇1

中学记叙文写作教学普遍存在着“高耗低效”现状。不少中学生几乎不会叙事，在他们的叙事作文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叙事文，要么是不懂叙事技巧，单纯直白地记生活流水帐，要么是叙事枯燥乏味，缺乏细节或渲染，要么语言颠三倒四，缺乏流畅性。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文叙事理论的缺失。

中学作文的叙事理论基本停留在记叙文的相关知识上，比如记叙的六要素、记叙顺序、记叙人称、记叙详略等等，这些记叙文知识虽与叙事学知识有对应的地方，但是比较粗浅，也缺乏系统性。叙事学的视角理论、叙述者理论、时间理论、情节理论、人物理论以及叙事语法等知识，比记叙文的知识更丰富、更系统，也更具有操作性。本文将从叙事学理论出发，以人物和情节为主要切入点，试图架通叙事学与中学叙事作文教学之间的桥梁，并期望通过这项探索寻求符合中学学情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记叙文写作教学途径，最终促进学生以记叙文写作能力为主的叙事能力的综合发展。

一、叙事情节的安排

情节是指按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叙事学中的情节观虽然是基于小说而言的，但因其在“事件”这一角度上与记叙文存在交集，所以相关理论可以移植到记叙文写作教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行动的摹仿，所谓情节，指事件的安排。”他把情节界定为对“事件的安排”，这种安排其实是对故事结构本身的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记叙文写作中情节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完整的事件。在中学记叙文写作教学中，借助叙事学情节观的相关内容，能够加深学生对“情节”的理解，从而掌握处理情节的方法和技巧。

（一）结构的完整性

传统记叙文写作教学中，最基本的就是强调记叙文“六要素”，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强调的是情节的完整性。而叙事学情节观中关于结构的完整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认为，有机完整性原则是情节的第一要义，强调情节“任何一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减，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因此必须强调记叙文各部分之间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学生在叙述过程中的“赘余”，会极大破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在平时训练中要重点解决学生作文中与情节结构脱节的内容的删减，增强文章情节的整体性。

（二）布局的合理性

在传统的记叙文写作教学中，记叙文布局的合理性主要侧重于叙事内容的详略，即该详处用墨如泼，该略处惜墨如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要倚靠体积与安排”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叙事学中情节布局的合理性更侧重于各情节要素之间的组织规律，这种组织规律在布局上主要体现为各情节组成部分的承续原则，主要表现为时间顺序的原则和因果关系的原则。从时间原则来说，任何事件都是在时间的延续中发生和发展的。我们经常说事件是一种变化过程，这无疑是以时间为基础的，因为所有事件都可以无一例外地在时间的轴线上表现出来。因果关系原则是一切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的普遍原则和基本规律。先有生，后有死;先有离别，后有重逢。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前一个事件是后一个事件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后一个事件则是对前一个事件的继承和发展。由此环环相扣，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写作中，时间原则和因果原则可以结合使用，共同促进情节的合理发展。在记叙文写作教学中，可通过让学生了解情节安排的原则，培养学生合理安排情节的能力，在平时训练时可以让学生尝试围绕一个中心编故事或给出一段情节让学生续写。

（三）安排的艺术性

谈到情节安排的艺术性，首先要让学生认识何为“艺术性”。要解决这一认知层面上的问题，必须了解叙事学上的两个基本概念的区别，即“故事”和“话语”（情节）。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故事”是指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在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实质上是“对故事内容和表现故事内容之方式的区分”，也就是说，“情节”是相对于素材的文本表达，作为素材的“故事”是一定的，而作为文本表达的“情节”却是千变万化的。通过这一认识，加深了学生对“情节”的了解，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记叙文写作不是对生活原原本本的“再现”，而应该是对生活素材的艺术加工。在中学记叙文写作教学中，可以重点训练学生对同一素材的不同处理方式，通过不同方法的比较，理解对素材的不同艺术处理而造成的不同审美效果的差异，进而提高学生对素材的创造性表达的能力。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记叙文是以写人、叙事为主的文章，即便是叙事也离不开人物，可以说人物是记叙文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而在叙事学理论中，先后产生了许多种人物观，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一是“功能型”人物观，主要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的媒介或执行者，将人物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其作用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二是“心理型”人物观，这种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逼真）的人，人物往往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真实的内心活动和鲜明的性格特点。在这两种人物观中，与记叙文写作中人物塑造的价值取向比较接近的是“心理型”人物观。也就是说，记叙文写作中的人物更多关注的是人物的形象、性格和心理的丰富性。叙事学理论关于人物的塑造，更多关注的是叙述形式，因此学生通过对不同人物塑造方式的认识和掌握，可以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有章可循，游刃有余。就人物塑造的基本方式来说，主要有直接形容和间接表现两种方式。

（一）直接形容

直接形容是一种将人物的基本特征直接且明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方式。它通常采用一些特定的形容词、抽象名词、喻词对人物加以直接界定，采用直接形容的方式刻画人物具有清晰明确，一目了然的特点。在文章开头做这样的描述，不仅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得以直接展现，而且使读者能够对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能为人物在以后的情节中的种种行为寻找到根源。这种直接形容的方式在传统的叙述作品中比较常见，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常常在小故事的开头对人物做一些基本的描绘，如“宁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聂小倩》）作为一种叙事成规，这种方式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权威性和静止性，在运用中对它的采用必须是谨慎而有限的，最好与其他方式结合起来，以免产生某种不均衡的效果。在记叙文中，它往往被用在开头或结尾，作为文章引起下文的“引线”或在文章结尾起总结强调作用的结论。

（二）间接表现

与直接形容相对，指的是不以直接指示的方式来表明人物的性格特点，而是采用各种手法来展示并以具体的表现反映出这些特点。间接表现的方式能使人物更加丰满和立体，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更加注重读者的个性化和能动作用，突出读者参与文本创造的能力，在现代的叙事作品中更为常见，地位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和读者的青睐。间接表现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比较常见的方式有行动、语言、外貌以及对环境的描绘。

拿鲁迅的《孔乙己》来说，行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排”和“摸”两个动作，虽然都是付钱，但表现出的意义却不尽相同，“排”字不仅显示出他穷酸的本相，而且也有向别人卖弄他一文不少的意味，而“摸”则说明他已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语言上，孔乙己则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如“多乎哉？不多也！”“窃书不能算偷”等，一方面显示出他显摆学问，炫耀他读书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深刻地揭示了他迂腐不堪的本质;外貌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和短衣帮一样低下，“穿长衫”则又说明他仍然自命清高，不愿与短衣帮为伍，这种矛盾的表面行为下有着深刻的意义：孔乙己受封建思想的荼毒已根深蒂固;环境方面，咸亨酒店的人包括短衣帮对他的取笑和嘲讽，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冷漠和麻木。总之，作者综合运用了间接表现的四种方式，将一个心地善良，执着于功名不可得，走投无路以致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读书人的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孔乙己这一形象保持着难以忘怀的印象。

直接形容和间接表现这两种人物刻画方式各有特色和优势，不同的作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其中某一种方式，但是就叙事作品总体来说，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通过两者在叙事作品中的相互交融和相互组合，能够使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表现得更加完整和生动。在记叙文写作教学中，可将上述塑造人物的方法特别是间接表现的方法，逐一进行单项训练，然后，在篇章训练中再加以综合运用，这样学生的刻画人物能力可以得到显著提高。

三、结语

将叙事学相关理论纳入中学记叙文作文教学体系，是中学记叙文写作教学的全新尝试，也是将中学记叙文写作教学纳入科学化、系统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记叙文写作实践中学生必备的知识与能力为立足点，借鉴叙事学中的相关理论，从情节和人物两个角度出发，对中学记叙文训练体系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期望能将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为中学生叙事能力的提高提供相应的帮助。

参考文献：

[1]谭君强.叙事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范红彩.高中作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北方文学，2012，（4）.

[3]明庭友.记叙文写作创新例谈[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6）.

叙事记叙文篇2

三年级秋季叙事记叙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当你在成功的阳光中沐浴着，你的心情是无比自豪；当你被失败的月色包围时，你是以泪洗面，还是振作起来？用信心，一颗坚持到底的心让成功的阳光重新照耀在你的身上。生活，一波三折……

有一次，我去上素描课，老师让我画风景—石头屋。我瞟了瞟图画，心想：“哼，这么简单的画谁都会画，小儿科。我拿起笔，大笔一挥开始画起来。经过一小时多一分，我的得意作品诞生了。这时，老师的目光落在我的画卷上生气地说：“什么？！石头画成马铃薯，树林画成大西瓜？！重画！！”听了老师的批评，我的心像被火焚烧着一样，辣得直跳。“哈哈哈……”全班哄堂大笑，还说我画上的石头是大便，树林是一层屎。迎着他们轻蔑的目光，奚落的眼神，我的肚里翻江倒海，呀，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心里酸酸的。这时，我的耳畔边响起了一句谚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退步。我一定要重振军威，让我的下一张画画得更好！

我又取了一张白纸，仔细地观察着图画上的每一个景物。我聚精会神地描绘着一栋栋石头屋。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正细心画着一个景物，头上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掉，这时，我感觉到手臂酸痛，口中有种淡淡的咸苦之味。再抬起头，觉得脑袋特别的沉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画一幅好画真不容易呀！两小时过去了，我终于画好了。这时候，老师的目光又落在我的画卷上。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想：不知道老师还会不会批评我啊！想不到老师拿起我的画卷，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说：“你们看，育灵画的线条多流畅，立体度多强……，这一次迎接我的不再是冷嘲热讽，而是一声声诚心的赞扬。赞扬声一阵接一阵，我心潮澎湃，心身仿佛浸在了蜜罐里。我激动地想：这甜蜜是经历多少次辛苦才得来的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各有各的魅力，不是吗？

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需要你去战胜它，克服它，画画如此，生活也是如此。生活，一波三折……

叙事记叙文篇3

《许三观》由韩国导演兼演员河正宇执导，与韩国知名演员河智苑、尹恩惠共同合作，以“许三观”命名，讲述了底层社会小人物充满黑色幽默的悲喜人生，温情脉脉的情感叙述掩盖住了特定历史背景的沧桑和厚重。电影《许三观》一经上映便毁誉参半，在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中，那些原本支撑文本的“精髓”被舍弃，这成为大部分观影者最为痛心的所在;而影视改编所进行的全新立意，以及符合韩国民众审美需求的叙事则成为一部分支持者追捧的关键。在这样争论纷纷的情况下，电影《许三观》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也得到了文学研究者与影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那么，《许三观卖血记》从文学到影视的改编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叙事转换和空间想象？本文将做详实分析。

一、 沉重的历史言说转为温情的家庭想象

以余华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留给作家的更多是面对历史的那份执着、热情、守护、责任，他们关怀着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以博大的情怀书写着历史的悲凉。原著《许三观卖血记》以冷静而克制的言说方式将小人物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挣扎刻画得无以复加，透过许三观一人的生命历程，展现的是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有所体现，《活着》以福贵为叙事中心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对现实的纵深开掘是文本的最大闪光点。原著中，许三观每每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会用卖血战胜挫折，卖血帮助他撑起了一个家，让他渡过了人生的惊涛骇浪，在苦难中学会消解苦难，诙谐幽默地走过坎坷的一生。然而，隐藏在许三观卖血的一生背后的是令人倍感心酸和凄凉的悲壮历史。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知青下乡都直接影响着以许三观为代表的劳苦大众们，他们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他们悲惨的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民族历史。这是原著真正要传达的主旨，是在含泪的微笑中体悟到历史的沉重和民众的苦难。

而在电影《许三观》中却无法感受到这份苍凉，更多的成为了对温情家庭的一种想象。影片并没有明显交代导致许三观贫穷的原因，对贫穷的展现力度也不够，同时，贫穷成为了家庭生活和睦温暖的助推剂，而非对历史进行追问的钥匙。淡化历史真实，对生活进行诗化的呈现是电影《许三观》给人的直观感受。比如，演员们红润的脸庞、得体的着装、健硕的体魄与国家困难时期底层百姓的真实状态并不相符，反而又回归到韩国家庭伦理剧的诗意叙事中。影片几乎没有谈到背景时代的艰辛，在架空的历史想象中使视角局限在许三观一家身上，让观众看不到家庭背后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局势，这就大大缩减弱化了原著的深厚主旨。当然，忽略原著的存在，单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影片《许三观》在对家庭伦理的阐释中还是成功的，这与韩国电影擅长于家庭叙事有直接关系。

影视作品对文学的改编不可能做到完全尊崇原著，尤其是跨越国界的重新编写，文化上的差异和历史道路的迥异势必会造成不同的表述方式。二战结束后，中国走的道路曲折而坎坷，或者“”的历史是韩国民众无法理解和承载的，他们所走的是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即使是有着世界性视野的电影人也难以真正参透这段历史对中国百姓精神上的深刻影响。当重要的历史印记被抽离出来以后，剩下的就只有个体命运的沉浮和以家庭小单位为叙事焦点的狭窄视角。所以说，韩国版《许三观卖血记》不可能展现激烈的矛盾冲突，更无法呈现宏阔的中国社会历史，对时代历史的延展和人物命运的开掘都达不到原著的效果。

二、 饱满的底层形象转为单一的理想式人物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不是那些正面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卑鄙、粗俗、落后的反派人物，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灰色人物想象，被称为“中间人物”。这类人通常保留着人性的光辉，真诚可爱、质朴简单，但同时又自私狭隘、愚昧无知，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形象。许三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廊上的主要形象之一，就在于他的真实性，嬉笑怒骂、喜怒哀乐都与大多数底层民众相类似。比如，许三多在追求“油条西施”许玉兰时，把为许玉兰花费的所有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后以此“要挟”许玉兰嫁给他;当得知儿子一乐是许玉兰与何小勇的私生子时，他为了报复，竟然与林芬芬发生关系，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活脱脱的一个阿Q。可是，为了家庭能够挺过难关，他一次次卖血维持生计，即使一乐不是亲生的，他依然用生命拯救一乐，闪耀着良善的人性之光。而妻子许玉兰更是典型的中国底层妇女的代表，一方面勤劳能干、操持家务，另一方面又经常哭天抢地，数落丈夫的种种不是。人物形象丰满立体，有血有肉。

河正宇所饰演的许三观首先在外貌形象上就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百姓截然不同，帅气的外表反而成了一种误读。《活着》中的福贵是由其貌不扬的葛优饰演，举手投足间都有着中国普通百姓的风采，而河正宇的形象太过端庄正派，还有着一股英雄气势，使人物瞬间失却了值得玩味的空间。影片中，当许三观知道自己用鲜血养育的儿子是何小勇的“野种”时，许三观对此事的反映应该是最能体现个人品质的片段，他会消极怠工、懒散无赖，以此顾影自怜，为自己表示哀悼。原著中对许三观的言行举止、心理状态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但电影却一笔带过，很多观众只能通过许三观独立躺着留下一行眼泪来理解他复杂的心情。同时，为了报复妻子婚前不忠，他与初恋情人发生关系，那种为了维持公平而产生的隐匿的内心世界令人不寒而栗，也让这个人物变得立体丰满。可是河正宇没有能力展开如此深刻的叙述，他只能选择抹去许三观身上的不光彩，使这个人物理想化，他行为端正，用卖血的钱抚慰一个断腿的可怜女子，这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时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原著中，许玉兰这个人物绝对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泼辣能干、心直口快，时而坐在门槛上大声哭诉自己的不幸，将家里的丑事宣扬出去。余华笔下对许玉兰呼天抢地进行控诉的画面描写直接将一个悲情而又带有喜感的中国妇女描绘出来，如果是中国导演进行拍摄绝对不会将这些精彩的片段省去。可是河智苑饰演的许玉兰保留了她的精明能干，少了那股时而“破罐子破摔”的泼辣劲。河智苑完美的妆容、优雅的身段等都是对韩国传统妇女的贤淑形象的表现，不像是饱经世事沧桑经历了人生苦难的悲情女子。影片中大多数人物在性格上都太过干瘪，形象不够立体，缺少生命质感。

三、 生命意义消逝的苍凉转为父子亲情的赞美

影片《许三观》与原著《许三观卖血记》在精神指向上大为不同，最终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也不在同一层面上。原著中，余华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聚焦历史、社会、苦难以及底层民众生存的“艺术”，最后探讨生命意义的突然消逝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空虚和恐慌。电影《许三观》在结尾处的确感人肺腑，为父子亲情和家庭人伦唱了一曲赞歌，许三观一家其乐融融地坐在餐馆里吃包子的画面让人无比欣慰，然而完满的结局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对生命透视的力度，留给人的反思空间变得狭窄了。

事实上，许三观用卖血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卖血表示身体强健，卖血为一乐还医药费，卖血解决儿女私情，卖血给儿子治病，卖血帮助孩子们返城，甚至年迈时为了吃一碗炒猪肝都要卖血，卖血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常态，也是他用来抵抗卑微与虚无的方式。当有一天血头嘲笑他的血只能用来做油漆，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时，许三观意识到自己生命意义的消逝，他感到莫名的空虚和无力，禁不住在街头放声大哭。他不知道以后家里再遇到大灾大难，他该拿什么进行抵抗，人生的无聊感、生命的无力感油然而生。余华是残酷的，他看似轻盈的叙说，实质上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这是原著在折射历史背景的同时又一深刻的立意，然而，电影《许三观》在这一层面上也没有进行挖掘。

可以看出，电影将“卖血记”三个字省略足以说明导演的言说方向，卖血这一行为本身变得单调。最浓墨重彩的片段是许三观为了给一乐治病，在去首尔的途中一路卖血，差点丧命，最后面容枯槁气息奄奄地躲在角落里被儿子找到，父子亲情的叙述达到了高潮。卖血最终被简单地理解成父亲对儿子无私的爱和付出，而忽略了卖血对许三观整个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是影片改编的失败。尤其是许玉兰为了给一乐治病不得不卖掉肾脏，一家人相依为命的影像表达圈囿了文本的解读空间，亲情的泛滥难免让人陷在浅层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河正宇用熟悉的韩国电影建构方式讲述了父子亲情和家庭人伦的故事无疑是可圈可点的，但就文学的影视改编而言，他过多地掺杂了个人的理解和想象，对文本的领悟只能算是浅尝辄止。

结语

叙事记叙文篇4

论文摘要：叙事学理论发源于西方，以形式主义批判而闻名于世。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它已逐渐成为充满活力且风行各地的学术思潮之一。将叙事理论引入电视新闻研究有助于使电视新闻研究走出社会学批评的单一模式，不啻是开辟了一条品鉴电视新闻的新途径。本文通过对叙事学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电视新闻叙事学的简介，探讨了叙事学在电视新闻研究中的可为之处，且进一步以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调查》个案分析。

一 .关于叙事学理论

1.叙事学的定义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叙事学（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定义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2.叙事学的起源和发展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

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读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3.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

二 .电视新闻叙事学

电视是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时间上看，彩色电视在西方的普及与叙事学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传统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而事实上它仅聚焦于文字叙事，探究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致使二者在其后的十余年里并行不悖，无甚瓜葛。但随着电视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电视媒介中是否也蕴含着叙事。电视理论家科兹洛夫指出在当今美国社会里，电视已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

从新闻类节目寻找新闻背后的故事到广告类节目营造品牌的故事，从mtv专职于音乐故事的讲述到电视剧对人生故事的倾情演绎等等，“故事”不仅坐上了电视节目创作领域的醒目席位，而且成为其市场化攻城略地的有效手段。[1]学者于德山直言，电视融图像、声音、文字等叙事媒介为一体，能现场同步地对事件进行记录描述，它已成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叙事媒介。”[2]正由于电视对叙事媒介的整合性、对叙事内容的包容性、对叙述技巧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后经典叙事学略显庞杂的版图中开辟电视叙事学分支是必要的。电视叙事学是以叙事学方式来研究电视节目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电视新闻从叙事学发展历程来看，其研究范式先后经历了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语境研究的转变，目前大多学者所进行的电视叙事研究也可以归类于此。

当代电视新闻节目因其高效快捷地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新闻故事而成为了叙事研究的绝佳范本。在运用叙事学分析工具进行电视新闻文本分析中，不少学者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黄昌林即为其一。他致力于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对电视叙事的分析中，已有多篇学术面世。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一文中作者对电视新闻叙事进行时空关系的三维审视。作者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时空复合艺术，它在纵向的时间流程中叙述新闻，在横向的空间运动中展示关联。”并进一步述说，电视新闻是对新闻时空元素进行声画复制与拼贴的媒介形态，正是在其叙事时空的流畅性安排中彰显出电视新闻的内在价值。[3]

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借由叙事模式对电视新闻进行多维度解读。学者陈霖对电视新闻的叙述主体进行了深度探讨并言辞果断地指出“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新闻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4]其论述在于德山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和当代中国叙事格局》中得以进一步发挥。于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图像叙事主体是群体化的。“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无疑是群体化的过程，在其运作过程中每个叙述主体的个性化功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都受制于传习下来的叙事规范。”对此做出类似探讨的李勇将电视新闻的叙事主体细分为主持人、记者主持人和图像叙述者三部分，并强调“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分化后的叙事主体相互配合，在不同层面图像叙事中强调同一个‘声调’和‘价值’。”[5] 此外，刘红明是试图将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理论引入电视新闻分析的研究者之一。在其《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一文中，作者指出新闻工作者对叙述时序中倒叙方式的广泛运用是“因新闻基本规律和电视传媒特点做出的理性选择”，“新闻只有打乱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将一些最吸引人的信息提前抛出才能赢得受众。”如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就为上述言论做了个精致的注脚。同文中，作者还援引大量案例介绍了电视新闻常用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全知)、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限知)等叙述类型。[6]

新闻专题节目因其“像包装小说一样包装新闻，像讲述故事一样讲述新闻”而极大地刺激了叙事研究者们敏感的神经。王纬等人对美国30多年来享誉不衰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的叙事模式分析颇见功力。作者归纳出《60分钟》的3种叙事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模式，每期节目都可套用其一。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叙事模式分别赋予记者们侦探、分析者和游客三种隐喻身份进行叙事报道，以传达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制造中产阶级神话。[7]与之类似，李德刚在《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中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规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模式：结果未知型叙事、结果已知型叙事、混合型叙事（前两者的综合），这在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中得以充分展现。此外，作者还敏锐地发现新闻调查节目中内涵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并强调“只有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叙事文本的精髓——矛盾冲突”，新闻调查节目正是在冲突的制造与解除中“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胜负未卜的对抗性游戏，且在游戏的展示过程中让观众得到叙事快感。”[8]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主体。“叙事”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主要方法。著名新闻人穆青就认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面对新闻写作实践，面对在新闻实践中大量产生的以叙事为主的新闻作品，作为“领先”的理论研究，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建构专门的新闻叙事学，并以此来创造和丰富实践。

1.新闻叙事理论现状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开始, 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开始出现， 1999年吴炜华发表了《新闻摄影的叙事学分析》。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前哨》中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刍议》，认为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具普遍性、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叙事学是探究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但由于当时的理论界认为叙事学是研究虚构故事的理论，所以对范步淹提出的新闻叙事学建构的提议没有给与很大的关注。[9]

2003年，两本国外的新闻话语分析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话语与社会变迁》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叙事学热。正是在这一年，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2003年何纯发表了《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一文；同年，黄挺在《军事记者》中发表了《学好新闻叙事学》，并对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叙事学和新闻学就像两个不同圆心的圆，沿着各自的轨迹运动，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相交部分，这便产生了化合反应。也就是两门学科打破了原有内在结构的链条，打乱理论层次，离散知识颗粒，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这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新的基本理论层面。随着逻辑的延伸，在多学科的合力之下，原先各自比较稳定的因素就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晶体。[10]

2003年以后，运用叙事学分析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论文日益增多，2003年尚世海发表了《叙事文体学视角下的新闻与文学》；2005年陈力丹、陈虹、何国平分别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序》、《试论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和《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等文章。

也在2005年, 我国学者曾庆香以《新闻叙事学》命名的专著出版, 完成了我国新闻叙事学建构的初创之功。2006年，何纯先生的《新闻叙事学》也付梓出版。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新闻叙事学的概念虽然已经被提了出来，但真正属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却并没有多少，大部分学者是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新闻学。新闻叙事学专著的出版是新闻叙事学学科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闻叙事学的建构已经完成。学者们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叙事学的论文，但对新闻叙事学学科的建构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什么是新闻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也存在这分歧。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都需要对新闻叙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新闻叙事学的学科基础

新闻叙事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建构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支撑与联系。

首先是需用新闻学的理论来审视和指导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它阐明的是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新闻叙事作为新闻活动之一种，无疑要接受新闻基本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新闻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包括新闻叙事原理、叙事人、叙事方法等，无不要接受新闻学原理包括性质论、价值论、伦理观等的规范与指导。

叙述学“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它是“原理性的研究，它注重在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差异中反映出普遍规则”[11](p6)。新闻叙事作为“表述形式”、“叙述形式”之一种，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无疑也要借鉴叙述学的研究成果，即以叙述的原理和普遍规则为指导，参照叙述学研究的要素和范畴，并结合新闻叙事内部独有的特性，去发现新闻叙事这一“特殊现象”之中独有的本质、形式和功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是指新闻叙述的真实性，即一件新闻作品应真实地表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真实”其实是表现在语言文学的叙述之中，就广播电视新闻而言，还包括图像、声音等符号系统之中。但无论使用哪一种符号表述，新闻的真实都是叙述的真实。因此，新闻叙述学的研究，还必须以语言学、修辞学为基础，从词汇、语句人手，研究新闻叙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研究新闻叙事的叙事形式和叙事方法的逻辑起点。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核心内容是对事物真假的认定和名实同一的要求，而思维是通过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因此，对以真实为生命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新闻叙事的研究，也就必须以逻辑学为学科基础，方能得出合理的必然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3. 新闻叙事学的定义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定义，黄挺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的本质、属性、功能和形式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新闻叙事作品和新闻叙事行为, 特别是承载一定信息的符号如何更好地表现传者的认知态度、意图等等。[12]何纯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中所下定义为：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3]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 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14]

为新闻叙事学下定义，首先要明白新闻叙事学和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最主要的是和新闻学和叙事学的区别。因此在阐明新闻叙事本质的前提下，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基础上才能对新闻叙事学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3.1新闻叙事的本质

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 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它的编码方式满足的是人类对新闻信息取舍和信息效益最大化的需要, 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话语类型———新闻话语。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新闻话语, 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结构特征的认识, 来确认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独立性。

新闻叙事的本质是新闻信息的传递，它研究的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如何流动，以及这一信息所产生的认识和情感信息如何流动。新闻叙事的内涵在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素材、故事和新闻叙事文本。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事件，即原始的新闻事实；故事是记者头脑中的新闻事实，是新闻事实的物质状态在记者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而新闻叙事文本就是最终受众看到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经过记者编码后的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再由受众将其还原成他们头脑中的新闻事实。

新闻叙事的素材层面：素材是固定的，包括客体和过程。客体即行为者、地点、时间；过程即在客体中与对象一起或通过对象而发生的变化。过程强调的是诸事件之间的发展、连续、变更与相互关系。新闻叙事的素材是我们必须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可更改的。新闻叙事的故事层面：在这一层面探讨的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如何加以艺术性的编排，包括诸如顺序的安排、叙述的节奏、频率与聚焦等。

新闻叙事的文本层面：这一层面是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的部分，它探讨的是叙事文本的核心概念“叙事者”是谁的问题。叙事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新闻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新闻文本以特征。　3.2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叙述学是在其前身“小说技巧”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的研究成果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15]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作品”进行了框定，主要是指小说、民间故事、神话、史诗、叙事诗、戏剧、电影乃至连环画等，其中尤以小说为主。赵毅衡说得更清楚简明：“所谓叙述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而且集中研究艺术性文字叙述，即文学叙述，包括小说和叙事诗。” [16]这就是说，叙述学是把文学叙事作品和叙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新闻学系统内，它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而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抽象的，它从一般新闻报道文体即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深度报道和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纪录片等的文本中归纳出新闻叙事的一般原理；它又是具体的，它要通过对大量有形的新闻叙事材料的占有和分析，阐释新闻叙事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并总结出新闻叙事的方法与技巧，以此来“领先”新闻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明确之后，我们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学问。与叙述学把以虚构为主追求艺术真实的文学叙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同，新闻叙事学把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与方法作为对象。叙述学研究的文学作品的“事”一般而言是虚构的，即所述之事不是“本事”，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新闻作品所叙之事，依据新闻的本质，则必然是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即事实。因此，新闻的叙事必然地有着客观真实的特点，其叙事的原理和方法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点，从叙事方式和叙事原理入手，归纳总结出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

3.3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要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构建中，在考虑到首先应扣住新闻叙事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的社会功能，亦即在系统内部的结构中探讨新闻叙事的意义和学科建设的作用。加强学科建设，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提高新闻工作的整体质量，肯定是一种必需，而对目前尚付阙如的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建构，又尤为重要。  　比较的方法是区别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本质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中，将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相比较是一条寻找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必由之路。自有人类以来，从先民们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之后的竹简丝帛到今天信息时代多种媒介共存，“人—事”的构成一直是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形态，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叙事也便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活动。罗兰•巴特说道：“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 [17]那么，新闻叙事与叙述学所研究的叙事的异同、叙述学所研究的文学叙事方法对新闻叙事的借鉴与指导作用等，就能在比较中予以鉴别与认识；新闻叙事的特点也能在这一比较中突显出来。赵毅衡说：“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这起码是先行者对于研究路径的探索和指导。

3.4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研究新闻叙事学，主要的范围是从文本出发，揭示新闻叙事的原理与方法，即新闻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也就是叙述方式来表现新闻本质的。新闻叙事的框架、视角和新闻叙事人是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叙述者：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

叙事角度：新闻叙事角度,是叙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观察和叙述故事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了叙述者和所叙述事件的一种表述关系,是叙述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叙述角度能创造新闻报道的“文本价值”,使新闻文本更加完美和艺术,更具可读性。关于叙事角度的分类,我们沿用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三分法,来进行新闻叙事角度的研究建构。 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和原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4.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他说在此定义中，包含了新闻叙事学的三个基本理论界面：新闻文本及话语结构特征研究；新闻叙事行为研究；新闻叙事策略研究。这三个理论界面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框架。[18]

蔡之国认为有必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点,从叙事原理和叙事方式入手, 建立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新闻叙事学”框架，以促进新闻学的深入发展。根据叙事学一般可以分为故事、话语、叙述三个层次，他从这三个层次出发,以新闻事实为基点, 对新闻叙事学“ 故事”“话语”和“叙述”进行了研究。新闻叙事学里的“故事”,是被叙述的内容,它由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事件组合而成；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来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叙事故事、新闻叙事话语和新闻叙事策略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19]

新闻叙事学的建构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命题。实际上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 基本上可以说出现了两种比较大的建构思路。一种以话语分析的路径为路径, 使得新闻叙述学成为一种关注话语表层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语言技术分析性很强的学问； 一种把新闻叙事学理解为对新闻作品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分析, 高度靠拢文学叙事学。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和叙事学紧密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对于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立一定要参考新闻学和叙事学的诸多理论甚至是学科建构，但毕竟新闻叙事学不等于新闻学或叙事学，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的理论作为支撑，以自己的学科特点作为建构的标准。叙事理论将叙事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故事”即“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一个是“话语”即“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新闻叙事（报道）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即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因此可以将新闻叙事分为新闻叙事事实（何纯称为新闻叙事语法）和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和方法。新闻叙事是真实的客观报道，但在客观报道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倾向性。新闻有一定的立场，新闻的报道过程是一个阐释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因此新闻叙事人的研究也应该是新闻叙事学要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从动态看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新闻报道过程还存在着一个报道接受的终端环节，报道接受者和接受行为也应该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为四部分：新闻叙事人；新闻叙事事实；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接受。此部分包括了新闻叙事的主要方面，从动态来看也是信息传播的流动过程，因此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

三 . 对于《新闻调查》的叙事学分析

《新闻调查》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结合国情《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不但包括所谓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调查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调查过程是将已有的素材组合成情节。而这些情节还不是观众收看到的电视节目，在这之间，还有将情节转换成话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叙述。

“在当今世界，电视是最多产最重要的叙述媒体。”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以叙述功能为主的叙事性报道。“叙述一词包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叙述的内容，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即被讲述的故事。其二是叙述话语，即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叙述语句本身。其三是叙述动作，即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的支配叙述话语的“叙述”本身。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本身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元素：叙述者、时间、视角、结构。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新闻调查》的叙事方式。

（一）、叙述者

赛姆尔-查特曼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是“如何”，也就是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

不管故事怎样被人讲出来，讲故事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叙述者。叙述者分为“现身式”(explicit)叙述者和“隐藏式”(implicit)叙述者。即使是“隐藏式”叙述者也不可能把他的存在和痕迹完全掩盖起来。正如瓦尔特·本杰明曾说过的：“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中留下其抹不掉的痕迹，亦如制陶匠人在陶制器皿上留下其抹不掉的手印。”

《新闻调查》的叙事者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出镜记者。《新闻调查》的简介中称：“我们的调查通过记者来完成。记者既是调查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所以，调查记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完成了热奈特列举的叙述者五个功能。

(1)、叙述功能，即讲故事。《新闻调查》每期40分钟的节目都是叙述者通过调查，为观众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讲述的是陕西省某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农民自杀的事件。《无罪的代价》讲述的是某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逮捕，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后被终审判为无罪的前因后果。《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讲述的是山西运城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事情。

(2)、指探功能，即控制叙述推进方式。例如在 《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中，出镜记者面对镜头说“在人民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5月17号，人民医院宣布解除隔离后，我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接着叙述者的这段话，叙述行为向前推进。

(3)、组合功能，即与叙述接受者组合成叙述行为的终点和起点。对于调查行为来说，作为叙述者的记者是叙述的起点，观众是叙述行为的归宿。而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以后，又会对节目进行反馈。比如一名观众这样说道：“我是一名军人，看了无罪的代价有很多感慨，一是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者，不该过多的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二是我们党的有些干部太腐败”记者和观众直接的交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

(4)、传达功能，即发送叙述的信息。记者不仅调查到了事实的真相，还通过电视手段将调查的过程发送给观众。《戒毒者之家》向观众传达了目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措施和现状。《大官村里选村官》传达的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改革的进程。

(5)、证实功能，即角色化功能。叙述者在故事情节中或多或少起到一个角色的作用。像《新闻调查》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扮演的是类似侦探的“行动元”角色。双城的创伤 中，记者面对三缄其口的曾经自杀的孩子，通过真诚的交谈与引导，渐渐向观众揭开孩子们集体自杀的秘密。在这期节目中，正是记者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记者是这次调查行动的主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这一角色，真相决不会自动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时间

电视新闻作为话语，它的结构是线性历时结构。在电视话语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时间在电视叙述中具有二元性：一个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发展实际消耗的时间；另一个是本文时间，即电视展现该故事所用的时间。故事时间与本文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在叙述频率和时长变形中。

(1)、叙述频率。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事实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事件重复与话语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事件重复的效果是使不断发展、流逝的生活事件中某些东西有节奏地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双城的创伤》中，双城镇小学学生苗苗，5月19号，突然和同班的一名女生一起服毒自杀，可这似乎只是个引子。在此之后，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悄然启动。5月21日午2时，双城中学高二学生赵某服毒，抢救无效死亡；5月22日午1时……事件的重复产生了某种意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为调查行动创造了合理性。

话语重复是《新闻调查》经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典型的话语重复是让多个事件亲历者讲述同一件事情，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不同人的叙述形成一种相互印证或者相互对质的效果。谁在说真话，谁在说谎，观众一目了然。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中，农民李祥服毒后被家人发现，对于李祥的婶婶是否向工作组求救，以及工作组组长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等是否见死不救这一事实，李祥的婶婶、薛成芳、工作组成员尹和全分别作了陈述。李祥的婶婶说：“我说不得了了，娃子喝了药了。你们人多，看给我想想办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薛成芳说：“我确实没有听到(求救)。”尹和全却听到了老人的敲打窗户的声音：“我把大门开开以后，老人说李祥服毒了。我赶紧就喊人，薛主席说什么事，我说李祥服毒了。”对比了三人的陈述以后，观众不难看出谁是谁非。记者不做评判，但是观点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话语重复”产生的效果。

(2)、时长变形。时长变形是指话语和故事持续时间的关系，查特曼概括为如下五种搭配关系。

省略(ellipsis)：话语时间为零。电视叙述有赖于省略。

概括(summary)：话语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因为对时间浓缩存在困难，除了蒙太奇连续镜头，视觉媒体较少使用概括。

场景(scene)：话语时间等于故事时间。

延伸(stretch)：话语时间长于故事。时间。最好的例子就是慢镜头。

停顿(pause)：话语时间在流逝，而故事时间为零。

研究时长变形的目的在于揭示时间选择背后的叙述者价值取向。以《无罪的代价》 为例，主人公陈远豪被关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叙述者将这段时间大幅省略，叙述者的兴趣集中在审判和执法部门拘留陈远豪的原因上。记者柴静在采访中得到了陈远豪在看守所里作的一首诗《坐牢不寻常》，《无罪的代价》以此诗概括这段时间里陈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诗的最后几句是：“人说坐牢不寻常，我把牢房当战场，坚持真理斗邪恶，定叫人间正气扬。”这几句诗多少表达了隐指作者(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一个人格)的创作意图。“此外，考察时间变形有助于我们刻画电视叙述者的特征。” 如果叙述者遵从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规律自然叙述，就会减少对故事的干预，藏而不露。如果叙述者的话语顺序凌乱，时间扭曲，叙述者插手故事的痕迹就很明显。

（三）、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也就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有权从任意角度叙述；有限视角——只允许从某个特定角度叙述。

1955年奥地利文论家斯坦采尔在《小说类型》中提出至少应当区分三种“叙述环境”即：全知作者式；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式。

记者是调查活动的主角，摄像机只是把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因此可以说，电视画面就是记者见闻的记录和再现。热奈特认为区分视角就是弄清“谁见到”，由此可以认为，出镜记者是《新闻调查》的角心人物，《新闻调查》运用的是斯坦采尔所称的“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出镜记者是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调查者。叙述焦点转移入作品中，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

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出镜记者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调查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例如：《“解谜”民工荒》中，记者离开作品采访的对象，向观众这样描述：“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民工潮’。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著名的打工城市东莞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企业为什么缺工?大量的民工又去了哪里?”……有时这种交待是通过画外音进行的，画外音对自己的称呼有时是“记者”有时是“我们”，因此，可以把画外音和出镜记者看作同一个叙述者，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同一的。其次，出镜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调查者)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可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

在事件发生现场设身处地地叙述也让观众身临其境，观众甚至能透过出镜记者感受到当时紧张窒息的气氛。如果不是采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叙述视角，这种效果是难以达到的。

（四）、结构

《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在一段话中提到了“叙述结构”。他认为 《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

王纬等在《保持中间地带——<六十分钟>的叙述模式》一文中将调查性报道的叙述模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侦探模式、分析者模式、游客模式。并认为，侦探模式的调查性报道最接近调查报道原始意义的报道。这类报道一般以揭露内幕或案件侦破为内容，记者的角色等同于侦破片中的侦探，通过一步步发掘线索、调查推理，最终揭示事实真相。观众的收视乐趣主要来自于惊人内幕的逐步展现，以及伴随调查过程的推理性愉悦。《新闻调查》的编导徐涛在《追踪伪劣输液器》后记描述了他们暗访的过程，感叹这像是侦探小说：“2000年11月8日，我……来到江苏常州，悄悄地住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宾馆。根据举报线索，当晚……。姚老板与我们约定……。这些如今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侦探小说。”

    调查性报道存在两个过程，一个是新闻事件的实际发生过程，另一个是记者的调查过程。这是两个逆向的过程。前者是由原因导致结果，而后者是从结果推知原因。前者是按时间顺序发展，而后者是按逻辑顺序推演。调查过程还要经过后期的剪辑，调整叙述顺序。讲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件叙述顺序的安排。

以《无罪的代价》为例。它由五部分组成：天门市人民法院两次一审均判处陈远豪因涉嫌挪用资金、陈在看守所上诉、汉江市中院终审宣判陈无罪、陈被双规的原因：天门市领导认为陈向外地投资导致资金外流、陈被关押之后金天公司逐步衰落。《无罪的代价》并没有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组织话语，而是把陈远豪被关押这一结果放在前面，被关押的原因放在后面。这样就产生了悬念。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调查行为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求证、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调查性报道的悬念构建，一般都在节目编辑阶段，利用故事自身的冲突，调整视听语言达到设置悬念的目的。《新闻调查》的悬念设置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为策划的痕迹很淡。《新闻调查》由于素材的客观真实性和不可变更性，不可能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进行人为设置，只有当素材采集完了以后，根据整个叙事结构和栏目风格找准悬念的切入点，在文本上设置结构并安排悬念在开头、中间或结尾的位置。

在《新闻调查》叙事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出镜记者把故事的全部、局部或某种迹象与征兆向观众作预先提示，去加剧人物冲突、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使观众随收视对象的命运、遭遇而悲喜交加、紧张、焦虑《寻亲十八年》讲述了一个叫程娜娜的女孩，5岁那年被人拐卖到河南农村，以后漫漫18年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故事到结束之前都没有告诉观众娜娜最终是否找到了亲生父母，而是叙述她坎坷的寻亲之路和社会各界对她的帮助，观众被娜娜曲折的经历所吸引，为她的遭遇而悲伤，为她能否找到父母而紧张。故事的悬念从头至尾紧紧抓住观众。

有人认为，《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是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作为调查者的记者同时也是新闻的叙述者。他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设身处地地为观众展示新闻调查的历程。《新闻调查》常常运用侦探模式，围绕悬念展开调查。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构建每个调查。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独到、叙述时间的张弛、叙述结构严谨等，都是《新闻调查》在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电视是综合运用具象画面和抽象语言叙事的媒介，把电视看成一门叙事艺术可以加深我们对电视调查性报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电视媒体的理解。

结束语

叙事理论给今天的电视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将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不仅有助于使电视新闻走出社会学批评报道的单一模式，从而提供了电视新闻研究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之从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走向了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为止，电视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已产生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叙事学以其形式主义批判闻名于世，而事实上任何叙事文本都不仅仅只关涉到形式问题，它还必然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走向意识形态的电视新闻叙事分析已初步意识到这些，并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但依然不够完善。也许我们应该将叙事形式与更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如能以更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其他理论资源实现多元互补，那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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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何纯 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4期

[14]齐爱军 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 现代传播 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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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齐爱军 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 现代传播 2006年第4期

叙事记叙文篇5

[关键词] 新闻叙事 叙事者 叙事角度 叙事方法

新闻叙事学是在新闻学和叙事学的碰撞和融合中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传播的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普遍、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行为。新闻叙事是对事件和事件场景的复述，是对历史或事实的还原，在此复述和还原过程中，真实是生命，其叙述结构往往是简单明了的,逻辑顺序往往是单一的,语言运用往往冷静以求客观。

一、叙事者

(一）传统新闻叙事中的叙述者

叙述者，是叙事文内故事的讲述者。众所周知，记者与新闻事实经常处于“异时异地”状态，对新闻事实的采访大多为“事后采访”，需要借助与新闻事实相关的人才能完成叙事。另外，我们最终看到的新闻文本是编辑对记者采写的新闻或多或少改动的结果。因此，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编辑。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旁观的叙述者，指记者不是事件的参与者，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眼前故事；参与的叙述者则是记者成为新闻事件中的人物，这在“个人亲历性报道”中十分常见。从受众角度来看，记者是缺席叙述者或隐蔽叙述者，新闻文本显得冷静客观；而记者是公开叙述者，则具有交流性、亲近感，其感染力也较强。“采访对象”也是新闻文本的重要叙述者。新闻采写一般具有事后性，要准确详细地叙述新闻事件，就离不开当事人、见闻者以及与此有关部门人物等采访对象的叙述。新闻文本中的采访对象承担了部分甚至是完全的叙述人角色，这在专访新闻类型中尤为明显。编辑是否担当叙述者，需根据新闻修改的程度大小而定。

（二）叙事主体的变化

新闻叙事的主体有精英和大众之分。所谓精英，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这些杰出人物，自古以来不仅掌握着国家的行政资源，而且掌握着信息的传播渠道，掌握着叙事的话语霸权，一直是新闻叙事的主体。而作为新闻受众的大众，只是被动的倾听者、阅读者和接受者。但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媒体资源的垄断性受到根本颠覆，新闻叙事不再是一个垄断性的职业，而成为普通人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普通公众渐渐成为新闻叙事的主体叙述者，非记者可以拍摄社会新闻，非名人可以拍摄个人传记，非专家可以开设博客,获得了信息权力即话语权。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叙事，首先是一种平民叙事。其次，大众文化使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叙事成为个体化叙事。以前掌握叙事霸权的叙事者，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体化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代表的存在。他们的出场，传播着国家、政党、地区、单位等集体的声音，代表着集体的立场，并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大众只需要支付微小的一点费用，就可以在一个广阔的信息空间中获取信息，并依托于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进行双向交流性质的信息传递与回收，就可以成为新闻叙事的参与者乃至讲述者，就可以成为新闻叙事的主体。在这种条件下，可以用自己个性化的方式讲述新闻事件。个性化同平民化一样，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新闻叙事主体的两大鲜明特征。

二、叙事角度。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的受众以阅读兴趣为主，更喜欢选择有新闻冲击力的感性文章。这自然要求新闻的叙述方法发生体制性的转换。其中的叙事角度是转换的中心。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曾将叙事的角度分为3种：

1.零度焦点叙事

这种叙事又称全知视角叙事，这种叙事角度的叙述者无固定视角，不受视域限制，如同一个全知全能、无处不在的上帝一样洞察世间一切。这种视角的好处是灵活自由，可以对报道的事件作全方位、全景式的叙述，具有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权威感。

2.内焦点叙事

这种叙事叉称限制视角叙事，是以文本当中的人物作为叙述者的一种叙事角度。叙述者或是事件的主导参与者，或是事件的旁观者和目击者，因而只限于叙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内焦点叙事又可以分为记者视角、当事人视角等方式。记者视角采用两方式展开：一种是用“记者看到”、“记者观察到”等格式，向受众介绍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读者较为客观的感受；另一种是用第一人称“我”(或“我们”)的口吻来叙述.

3.外焦点叙事

这种叙事又称纯客观视角叙事，是指叙述者像一台摄像机那样客观记录事情的表象，不追溯事情的历史背景，不涉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叙述者也不抛头露面，评头品足，抒发胸臆。外焦点叙事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叙事视角，它适合记者写出有现场感的“视觉新闻”。同时由于写作意细节，有现场感，因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新传媒时代的新闻叙事经验已经证明，由于零度焦点叙事过于依赖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容易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并因此而被新闻界摒弃。于是，具有目击者和旁观者意义的内焦点叙事和外焦点叙事，便成为大众文化时代展开新闻叙事和创新文体价值必然的视角选择。在这种基本的叙述策略下，新传媒时代的现代新闻叙事，便产生了许多技术性的改革：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开始探索以影像叙述为主要载体的叙述方式,努力从细节捕捉反映历史原生态的瞬间，以增强叙述的现场体验；更加直率和坦露地表达了现代人的感性主义主张；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开始探索以故事化为主要目标的叙述话语,直接使用读者熟悉的与有关表象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以及短语短句切割场面，以增强节奏感和可读性。他们充分运用事件、行为、场景等基本成分，确立合理的顺序，把握合适的节奏，进行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事件编排，例如删掉起承转合以及逻辑铺垫，以使新闻层次更加分明；他们经常使用陌生化手法完成事件叙述，以使读者重新审视事件过程，也经常用新闻人物的间接评论代替叙述者的直接评论，以增强新闻叙述的真实性。

三、叙述什么

新闻价值既为新闻事件本身所固有，也是新闻叙述者在叙述中所构建出来的、符号化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因此，大众文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事件选择，作为一种历时性的价值取向，明显与精英文化时代有所不同。精英叙事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文化类型，始终履行着分析现实、探讨未来的功能，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于是，对重大事件进行严肃性、思辨性、学理性叙述，在叙述中传播文明、弘扬正义、树立价值，便成为精英文化时代新闻叙事的内容要求。新传媒时代则与此不同，这个时代的新闻消费者他们追求的不是价值的恒常性而是价值的多元化，他们关注的不是普遍的社会理想而是当下的感受状态，他们讲究的不是审美的卓越性而是短暂的流行效应。新媒体时代的这些新闻消费者，自然要求新闻叙事宏大化，并呈现出一些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新特点。首先，新闻叙事的娱乐性即它精神上的轻松和愉快性，大众文化的基本形态就是一种世俗、快乐、感性的文化。因此，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随着新闻消费者对娱乐需求的越来越强烈和迫切，随着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飞速发展，反映并满足这种需求的新闻叙事便成为叙事潮流。与此相适应，纯粹性的新闻叙事向娱乐性的新闻叙事转换，以换取满意的经济效益，便成了一种时代的必然。而与此同时，严肃新闻的比例则开始下降。其次，新闻叙事的草根性亦即日常生活化。大众文化时代的新闻叙事者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新闻消费者看不到他们想看的新闻，或者看到的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新闻”，那么新闻的生存便成为问题。因此，那些空洞的大话、套话、工作总结、会议程序都因为没有可读性而渐渐被现代新闻叙事所抛弃，而社会大众身边发生的民生事件则取而代之，成为现代新闻叙事的中心。

参考文献:

[1]齐爱军. 关于新闻叙事理论框架的思考. 现代传播 ，2006(4).

[2]蔡之国. 对新闻叙事学有关问题的研究.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叙事记叙文篇6

一、民歌叙事类型

民歌是人民群众“活的历史”，叙事民歌以口头性、回忆性的方式讲述令民众难忘的生活事件。民歌的体裁样式决定了其承载的事件信息是有限的、片段式的、零星的，可能多首同主题民歌才能粗略描述事件的全貌，因此民歌叙事有“大叙事”与“小叙事”之差别。“大叙事”不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的“宏大叙事”（mata－narrative），而是借鉴利奥塔关于把大叙事分裂为小叙事的分类思想，也把民歌叙事分为大叙事和小叙事。这里的大、小叙事，不是指当前学界流行的叙事与政治、历史等的关系，而是结合文学主题、母题、意象，仅仅是叙事容量上的区分。大叙事是主题叙事，小叙事是母题叙事。

大叙事是歌手受思维定式或情感表达的影响，演唱时围绕抗争、相思、灾害等单一主题进行材料取舍、抒感的叙事。内容上大叙事的细节或事件多些，甚至显得零散，但形散而神聚。如河曲《想亲亲想得我戗不住》：想亲亲想得我戗不住，泪蛋蛋刮倒棵小柳树。想亲亲想得迷了窍，尿尿跌进个山药窑。想亲亲想得[花啦，千谷穗认成芝麻啦。想亲亲想得[有些雾，险乎把大伯子他抱住。想亲亲想得常梦梦，半夜起来发愣怔。……想亲亲想得活不成，变成蛾蛾飞上你身。

这首民歌围绕“相思”主题展开，从以泪洗面的相思到化蛾相随的想象，层层推进，意象频变。歌手选用了生活中多种小事件、小插曲来服务主题，尽管这些事件不一定真实，有夸张的成份，但生活气息浓，尽在情理中。

小叙事是歌手对生活片断的记忆，具有聚焦性，往往是生活中的小插曲，相对于以主题展开的大叙事而言，小叙事是母题叙事。母题与意象关系紧密，陈鹏翔、王立二位先生的论著多有论述，认为应“将意象研究纳入母题研究的范围之内”。①小叙事某种程度上就是意象的叙事，像《刨洋芋》、《挖山药》，一首民歌就是一个生活小插曲，一个小事件，一个意象。偏关民歌《见妹妹合拉开门笑》：“耕地回来放下犁，饭也没吃来你。一进大门土圪台，等了你半天不出来。野鹊子不叫门轴轴叫，定猛儿见你合拉开门笑。”歌词意象鲜明，给人以青春活泼的气息和生活真实感。可见，意象叙事是一种较为“精致”的叙事，韵味无穷的叙事。需要指出的是：小叙事是指母题叙事，它的外延远远大于意象叙事。很多民歌母题叙事，其目的并不在于营造优美的意象，而仅仅是表述一个客观行为。民歌是民众传情达意的手段，由于民众知识水平有限，民歌叙事更多的是简单的意义陈述，不具备构建意象条件。如汾阳《参军小调》：“我送哥哥去参军，哥哥前方打敌人，哎呀呀哎呀我的哥哥，杀敌为的救苦人”，仅仅是叙述“我送哥哥去参军杀敌”这一事实，“送别参军”只是一种行为，一个母题。如果说此类叙事也有意象，那你肯定需要发挥想象，在送别情景上、哥哥的形象等方面进行意象的“补白”。这与《见妹妹合拉开门笑》这种意象鲜明的歌词直观呈现，截然不同。

二、民歌叙述模式

民歌叙述模式，是民歌叙事的结构安排、技巧和范式。山西民歌受古代史传文学、说唱文学、戏剧等影响，形成独特的点评式、评书式、讲故事式等叙述模式。

评书式叙述方式，是民歌在叙述上有评书说唱文学的叙事特点。如河曲《水刮西包头》：“光绪三十年整，出了个异事情，水刮一个西包头，刮的实实苦情，众明公稳坐下听我与你表分明。当天一圪瘩瘩云，空中响雷声，对面山下一伙伙的人……”这种设悬念结构安排，演唱有针对性以及套话“众明公稳坐下听我与你表分明”等都有明显的评书遗痕。

点评式叙述，是民歌在每一小段都带有情感化的点题式评语，造成民歌每段结句与其他句子不同。例如左权《哭五更》七言为主的民歌基本结构中，出现了三字点题式结句，带有史书评语的味道：一更里月儿升，女儿灯下做手工，一针一线来缝纫，两脚疼痛不敢吭，哭几声。……四更里月平西，女儿床上哭啼啼，有心偷把裹布拆，妈妈知道万不依，打骂哩。……

讲故事式叙述结构，是民歌开头叙述先介绍人物、时间、地点等，再展开叙事，这一特点与民间故事开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家住在……我的名儿叫……”或“我的名儿叫……家住……”，成为叙述事件的范式，如“我的那名字叫老斗，家住在忻县酸刺沟，当过那长工受过苦，每日里起来（嘿）放黑牛，（嘿）放黑牛。”也有以时间开头的叙述范式如：“八月二十三，下午八点半，八路军决死队展开百团战……”。时间叙述范式是民众对影响自身生活的历史事件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民间故事人物的泛称叙述特点在民歌里也有反映，如长治《拙媳妇缝裤》：“有一个小子眉[长得坏，娶了个媳妇没有料材……”由于民歌的更新速度远远赶不上时展的速度，导致民歌中的事件日益故事化。

“数字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排列顺序和数量组合的作用，因而一些数字的采用又具有强化叙事顺序感或强化叙事单元的组合力度的功能，由此又使它们与结构之间结下不解之缘。”②民歌利用数字顺序叙述在民歌中大量出现，这一模式使歌手在即兴表演中减少了思维时间，也不容易出错，数字表述中数字多以五、十、十二、常见，如《盼五更》、《叹十声》、《十对花》、《十二月小唱》、《十八愁》、《十八摸》等。此外像灵丘《四季歌》、《画扇面》、《珍珠倒卷帘》，分别是四、八、十四等数字叙述，但此类民歌情况较少。关于数字演唱叙事传统，元杂剧中屡见不鲜，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十二月》。民歌数字叙事受元杂剧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三、民歌的叙述语言

民歌的叙述语言受创作主体的集体性、演唱情景的自由性和传播的口头性、变异性影响，叙述语言有其自身规律。

民歌叙述语言的范式化特点，使得歌手便于记忆和传承民歌。许多佳句成为民歌语言范式，如“走上好比一阵风”、“山丹丹开花顶顶红”、“千里雷声万里闪”、“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没吃半碗米”、“桃花红来杏花白”等。个性化语言常有地方特色，河曲民歌结尾多出现“啥”、“咋”、“甚”、“不”等语词，简洁凝练，还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如“我想哥哥天天哭，不知道哥哥想我不”、“人留儿孙草留根，光棍一个能留下甚”。

叙述语言受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标记的影响很大。民歌叙述语言与歌唱者、歌唱内容有关。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歌手还是民歌事件中的人物，一般都是一两个，这可能与民歌体裁承载的信息容量有限和抒情的内倾性特征有关。因此我们把民歌叙述视角分为“单叙述视角”和“双叙述视角”。“单叙述视角”是民歌的主要叙事方式，这是由民歌大多时候是歌手单独演唱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叙述者以或隐或显的第一人称“我”为主，叙述者也是事件中的人物；也有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出现，故事中的人物与叙述者不是同一关系，而是历史见证人或旁观者，叙述者仅讲述事件，如柳林《相公出城东》。“双叙述视角”是由民歌对唱或民歌故事中出现两位主人公决定。前者，对唱中叙述者与歌手、故事中的人物同一；后者，叙述者是民歌故事中的人物，但未必是歌手，如《打酸枣》、《摘花椒》就有第三人称视角向第一人称视角的转换。

叙述时间影响叙述语言。有些民歌是歌手对事件的回忆，民歌这种记忆性特点造成叙述时间大跳跃、大跨度。民歌叙事的故事时间跨度，可以是一昼夜、一年乃至几年，甚至更长。如定襄民歌：“过了一个丁卯年，过了一个丁卯年，家寒苦杂粮贵，问出奴家换了点钱。”汾西《打土匪》：“民国世事十八年，老天爷害人实可怜，不下雨红寒寒，春天好比十月天，一直旱到二十年……”。民歌中历史事件的时间往往用干支纪年和年号纪年来标注叙述时间，使得叙述语言历史化，尤其这种灾害歌，“在回忆性的叙述中，作者总是在过去和当下两个时空不断穿行”，③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中，主体得以反思，寄托深沉的情感，民歌给人以沧桑感。有时民歌为了突出同一主题，叙事也会出现时间跨度，如《哭五更》等民歌。这类记忆性民歌对特殊时刻进行聚焦，展开叙述，从而使文本时间大于故事时间。如忻州《小姑听房》：“谯楼上打二更呀，反穿上皮袄慢慢地往前行呀；刮了股股儿风搅)呀，冻得奴家金莲疼。”民歌集中描述“二更”这一时间段内小姑的行为与感受，内容丰富，文本时间加长。“当一个事件仅仅发生一次而被多次描述时，我们称为真正的重复。”④河曲民歌《想亲亲》就多角度、多次重复描述“想亲亲”这一事件。如“想亲亲想得见不上面，白脸脸想成个生。想亲亲想得吃不下饭，心火火才把嘴烧烂……”。民歌是唱中叙、叙中唱的艺术。尽管《想亲亲》民歌没有明显的时间标识，但是“想亲亲”一词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使得演唱时间加长了，描述丰富了，叙述语言意图强化了。

“叙述标记是文本中出现的对于理解故事来说具有标志作用的叙述手段。”⑤它包括意图标记和人物标记。意图标记是民歌中歌手所要表达的感情和体现的思想标志。民歌里的意图标记不像书面文学中的标题、序跋、题记等雅致，它带有歌唱性、口头性特点，便于记忆传承。生活中的原生态民歌没有标题，民众口头即兴演唱，但意图明显。民歌的意图标记通常在民歌中的首段首句，如朔县《打酸枣》共三段，第一段首句“八月儿里（呀）来（了一个）秋风风儿嗖（呀哪哈咳 哈），小小的妇人人儿去打酸枣……”起句直奔主题，在晋北民歌中常见，显得晋北人豪爽直率。有时意图标记在一段的末句或末段末句。五台《光棍哭妻》有十二段，每段末句都以“没老婆的好伤心”或“没老婆的好伤惨”作结。有的意图标记在首段首句或每段首句，甚至就是首句中的几个词，如《想亲亲》民歌首句反复出现“想亲亲”，以突出强调。人物标记是民歌人物形象特征得以凸现的直接标记。山西民歌中的小调很多时候事件里的人物一出场先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包括人物名字、事件发生地、时间等，可能受传统戏剧道白影响。如晋中民歌：“家住在山西太谷城，我的那名儿叫蔚凤英，风流才貌无人夺，学针工数我能，描图绘画数我精，心灵灵手巧巧，头一名。”此外民歌里的人物标记，往往抓典型特征进行“白描”，如“大辫子一甩离后套”、“羊肚子手巾呀脑袋上呀罩，皮鞭一扬呀灰毛驴驴叫”。这种鲜明的人物标记语言表述，也是山西民歌乡土特色的具体表现。

民歌叙述还受衬词、衬腔的影响。“所谓衬腔，是旋律中用以咏唱衬词的歌腔。”⑥尽管衬词有助于歌手复杂情感的表达，但衬词的介入本身就是对正常叙事的艺术化中断，而衬腔则把这一中断进一步扩大化。这使得民歌通过衬词、衬腔的灵活运用突破了民歌体裁在叙述上文本的局限性，起到了像小说等体裁情感多变、情节曲折的艺术效果，也使得叙述语言多了几分乐感。

四、戏曲对山西民歌叙事的影响

山西作为戏曲大省，山西民歌的生成中我们不能忽视戏曲文化对民歌的影响。民歌与戏曲关系密切，从起源上看民歌应该影响了戏曲的形成发展，但是从地方剧种的形成看，民歌与戏曲相互影响。戏曲的折子戏、整本戏，从容量上拓展了民歌的文化内涵，“补白”了民歌中戏曲人物和剧情的简单叙述，使得民歌所承载的戏曲文化容易获得戏曲观众认同，这些戏曲观众可能又成为民歌受众的一部分。而民歌的曲调和凝练的语言，也可以被戏曲演唱、吸收、借鉴。民歌创作的集体性、口头性特点，使得民歌赋予戏曲剧情口语化、生活化特点。

戏曲丰富了民歌的叙述内容。上党戏中的杨家将戏、《秦香莲》等，北路梆子《白蛇传》，中路梆子《算粮》、《战洪州》，蒲剧《薛刚反朝》等剧目在山西备受欢迎，正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佘太君、穆桂英、杨四郎、杨八郎、秦香莲、白素贞、王宝钏、薛刚、薛仁贵等不仅仅是历史传说、戏剧文化，而且也是民歌歌唱的内容之一，这些名字已经在历史、戏剧、民歌的承载下变成一种文化符号。灵丘民歌《画扇面》就有走)山、二进宫、朱臣登、拣柴、洪州城等戏。而“‘刘全进瓜’、‘苏三起解’、‘张生戏莺莺’等经典剧目在山西民歌里内容翔实，某种程度上是戏剧的翻版”。⑦

此外，民歌中的戏曲在细节、语言上有时候会发生变化。如灵丘民歌《张生戏莺莺》保存了戏曲张生跳墙和弹琴的情节，但是内容有了新意，以“听琴”为例，“进了书房，进了书房，琵琶丝弦挂在粉墙。大哥拿起弹，小妹妹开口唱。弹呀弹得好，唱呀唱得好，丝弦绷断了，大哥忙接弦，小妹妹另改个调。”“进房”、“挂琴”、“弹”、“唱”、“接弦”等具有明显的演出动作性，这也是民歌歌手演唱的表演性和戏曲的舞台演出性的契合，民歌叙事有了戏剧科白特点。这种变化既是民歌集体创作中对戏曲剧情的改编，也是适应民歌口语化、通俗化做出的叙述策略调整。民歌增加崔张和谐的弹唱互动行为，也暗含了民众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⑧的认同。

综上所述，民歌有很强的叙事功能，民歌叙事受自身体裁所限，不能像散文、小说、赋等展开铺陈，而是以某一主题或母题来叙事，出现“大叙事”和“小叙事”两种叙述类型。民歌受古代史传文学、说唱文学、戏剧等影响，形成独特的点评式、评书式、讲故事式等叙述模式。民歌叙述语言在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标记、衬词衬腔方面有范式化特点，表现出民歌便于记忆传承的特点。山西民歌受戏曲文化影响很大，涉及很多戏曲剧目，内容上同中有异，民歌叙事也有舞台表演特征。

①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③吴晓东《记忆的神话》，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④[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8页。

⑤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⑥饶学策《我国民歌中的衬词和衬腔》，《衡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第108页。

⑦彭栓红《多元文化交汇下的晋北民歌初探》，《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54页。

⑧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本文受2010年山西省研究生重点创新项目（编号：20103062）；2009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092027）资助。]

叙事记叙文篇7

［关键词］符号学；文本理论；新闻学；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07-03

新闻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纯理论学科，它与新闻实践紧密相连。但是“新闻无学”的观念是错误的，新闻传播是一种意义行为，它就必然落在符号学的视野之中。在符号文本理论指导下，新闻报道记者、新闻播报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等的教学与实践，就与理论息息相关。只有明白这一点，才不会把电视新闻教学变成一种职业理论训练。

一、叙述文本与新闻记者主持人

赵毅衡认为，文学叙述学中叙述文本可以分化出两种无形态的经验性文本，即底本与述本。底本（fabula）是叙述者进行叙述加工之前的文本存在状况，无形态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叙述文本中则呈现为基本的故事内容，是与叙述事件有关的集合。述本（syuzhet）指叙述者通过易位、限制、挑选、删节等各种叙述加工行为，把底本中的事件讲述出来的特殊形态，也是阅读者感知这些事件的方式。

底本与述本在叙述主体、范围等各方面不同。从叙述主体角度讲，底本无叙述主体，无人赋予底本疆界和文本形式；述本则产生于叙述者的叙述行为。从范围上看，理论上讲，底本的范围无限广大，大至整个现实或非现实世界的存在本身。但就叙述实践而言，可将底本范围相对缩小，以便于学术讨论。述本的范围，则为叙述者截取底本普遍联系网络中的部分事件元素。因而，底本与述本在“时间变形”、“空间变形”、“细节量”等各方面的不同。[1]

将此叙述学理论运用到电视新闻学中，则出现新闻底本、新闻述本与新闻节目播出文本（简称节目文本）三种不同形态的新闻文本。新闻底本是指具有新闻价值的现实生活本身，即具体、真实的新闻事件现场；新闻报道文本是指新闻记者亲临新闻现场，通过新闻采访工作，以客观公正立场对新闻事件进行如实准确地叙述加工而形成的新闻报道；节目文本是指记者、主持人以新闻事实为核心，以新闻报道为依托，在电视台演播厅制作并播放的新闻播报节目或新闻评论节目等。

这三个文本中，新闻底本即新闻事实是基础，是新闻报道的根本所在。新闻报道文本即新闻报道是中心，是新闻记者以为公众服务为己任，将社会生活事件从初始的泛形态化文本，叙述加工为事件的具体化、新闻化形态的文本。新闻播报或新闻评论等节目文本，则为节目流程终端公众所真正观看到、阅读到的文本。这是对前两个文本的总结或深化，较之前二者更加明确具体；同时，更能深入到新闻事件的背后，追踪事件发生的真实缘由、动因及其社会影响等。

在以上不同的新闻文本形态中，各文本的叙述者不能笼统地被认为是新闻记者主持人的人格主体。实际上，新闻记者、主持人与不同新闻文本叙述主体的关系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呈现如下状况：

新闻报道记者＜新闻底本的非叙述者

＝新闻报道文本叙述者

（新闻报道文本）

新闻播报节目主持人＜新闻报道文本叙述者

＝节目文本叙述者

（新闻播报类节目文本）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新闻报道文本叙述者

＝节目文本叙述者

（新闻评论类节目文本）

根据上述几种不同主体关系，可从新闻报道、新闻播报、新闻评论三方面展开电视新闻学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设计。

二、新闻报道记者＝新闻报道文本叙述者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记者应及时针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真实、客观、公正、准确的报道，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己任，实现公众知情权，以建立平等、民主的公民社会为目标。从前述理论可知，在新闻报道文本的形成阶段，新闻记者与叙述者的角色职能是一致的。叙述学认为，述本来自于底本，叙述者对底本的加工所产生的结果是述本。因此，对学生新闻报道的教学训练，实际上就是对叙述者进行“叙述加工能力”的训练。新闻记者需对新闻事件加以判断，并进一步展开具体采写、编辑、报道等新闻实践活动。此新闻报道文本的建构过程，从叙述学的角度讲，是由叙述者完成。新闻文本的叙述者需要对底本进行截取、选择、提炼、加工等工作，由此形成具有新闻价值和意义的新闻报道文本。

可见，叙述加工过程非常重要。首先，新闻记者（叙述者）要判断社会生活中的哪些事件具有报道的意义，根据新闻价值原则，[2]从浩如烟海、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底本中，划定相应的新闻述本范围，确定新闻主题，确定哪些事件需要报道，哪些事件需要深入报道，哪些人物为采访对象，哪些人物为重点采访对象，并由此整理出相应的采访提纲。

其次，新闻记者（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应当极为严谨。与小说叙述的虚构性、情感性、非时效性相反，新闻报道文本的叙述是一种非常严格地叙述，必须遵守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理性平衡、时效新鲜等基本新闻原则。

再次，应将叙述学的诸多理论运用到新闻报道的采访写作中。如将叙述视角、叙述层次、情节结构等理论融会贯通到新闻文本的叙述中，丰赡新闻采访写作的各种策略，使得新闻报道更能吸引受众。

然而，通常新闻采访写作教学中，很多学生将新闻报道的相关理论条目背得很熟，考试拿高分，但在实践中却寸步难行。或者有些学生唯理论是从，被各种理论原则“压迫”得仅剩职业规范却失去专业热情，导致其新闻报道干瘪乏味、毫无生气。

叙事记叙文篇8

一、心灵润色技巧与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

（一）心灵润色技巧

心灵润色是记叙文写作的一种技巧，它是将情感渗透到写作中，来为记叙文的写作润色，这需要初中生心灵的参与，将自己的感情寓于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使记叙文的每一部分都充盈着情感的流露，能让读者体会到记叙文所孕育的真情实感。如以“那一段的时光”为题的作文，教师可以引导男生关注生活中或愉悦，或痛苦，或焦虑，或甜蜜的时光，让他们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从而更好地进行情感的表达与宣泄，将内心世界与写作有机结合。初中生可以通过记叙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教者也可以此来了解初中生的所思所想，这样的记叙文写作如同一座桥梁，既沟通了师生间的情感，又能对初中生的生活与学习做出相应的帮助与指导。

（二）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

记叙文写作是中考的重要环节，也是初中生提高自身写作水平的重要路径。但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初中男生的记叙文写作能力相对较弱。一是初中男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总是运用同一句话或同一个词，并将相同的句子反复应用于不同的作文中；二是初中男生的素材选择单一，从初一到初三的难忘事情甚至是同一件，不能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新鲜的素材；三是初中男生在写作时没有个人情感的参与，套话太多。原因既有初中男生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教师的原因，依据初中男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来看，其心理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女生，男生更凸显出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冲突，这无疑会干扰他们对知识、事物等方面的理解。另外，初中男生的理性思维要多于感性，这使得他们在写作中感情渗透比较滞后，不能用语言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思维等也会影响学生的写作水平，因此，教师要积极加强对初中男生在记叙文写作中心灵润色的引导。

二、心灵润色技巧在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能力中的应用策略

（一）增强叙述情节的心灵润色技巧

初中生记叙文写作的质量与记叙文开展的线索紧密相关，一般而言，记叙文的写作会以作者或文中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为线索，或以事情展开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很多时候是两者融合。记叙文写作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语言，粉饰的句子，而是能够给读者带来心灵震撼的叙述，即使语言朴实无华，只要能够让读者与作者之间实现心灵的交融即可。因此，教师在写作指导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初中男生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来创设多彩的故事情节，依据记叙文的写作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将情感渗透到记叙文写作中，让每一个故事情节都能凸显自己的真实体验。如以“这样的画面，让我流连”为题的作文，教师可引导学生回想生活中的画面：温馨的亲友团聚、闲适的书画相伴、热烈的运动竞技等，从而迅速打开思路。

（二）提高叙述语言的心灵润色技巧

记叙文的写作是通过语言的文学性来表达心灵的感触的，因此，教师既要让学生掌握心灵润色的方法，引导学生在句段中灵活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又要引导初中男生用心灵来关照自己笔下的人或物，将自己的情感与经历寄托于叙述文中，寓情于文，充分表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如《幸福是什么》一文，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引用诗句来增添文采。

（三）深化叙述情感的心灵润色技巧

学生的情感表达是作文写作的源泉，没有情感的作文就像一张白纸，读起来枯燥乏味，只有渗透作者情感的作文才能吸引读者，唤起读者的共鸣。初中男生的情感是不露于表的，他们的情感较初中女生隐藏得更深一些，因此，教师要积极与初中男生进行沟通交流，发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并引导他们将真实的情感蕴于记叙文之中，让这种内在的情感通过记叙文的写作转化为外在的一种形式，既能让初中男生的情感得以表达，又能使记叙文的写作锦上添花。

心灵润色技巧对提升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教师要掌握引导的技巧与方法，促进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