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两则范文

文言文两则篇1

李社钊

《寓言两则》这篇课文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它用生动形象的故事告诉我们，学习不能急于求成和心存侥幸。

寓言《揠苗助长》形象地讲述了古时一位种田人急于求成的故事，他每天都巴望自己的庄稼早日成熟收获，为了达到目的，他竟然拔高禾苗帮助庄稼长高，但事与愿违，他的禾苗全死了。我们现在是小学二年级学生，是学习基础知识的关键阶段，在学习上要吸取揠苗助长的教训，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想一下子学会很多知识，这样反而肯定会影响今后的学习，最终像故事中的种田人一事无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没有学好汉语拼音，又怎么懂生词的读写呢？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加减计算，又怎么能进行混合运算呢？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把基础知识学好。

寓言《守株待兔》生动地讲述了古代一位种田人心存侥幸，想不劳而获却一无所获的故事。一天，这个种田人偶然地捡到一只撞死的肥兔，之后，他就放下了自己的劳动工具去整天地等待意外收获，然而，他等来的却是自己的田地变成荒芜。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学习上没有不劳而获，不能心存侥幸，否则必定害了自己。学习哪里有不劳而获的呢？你不学习，知识是不可能自己飞进你脑袋里的。

文言文两则篇2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小朋友，带上你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一起来做个自我检测吧，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

一、基础题

(共20题；共96分)

1.

（8分）比一比，组词。

夸________

姿________

彻________

编________

跨________

资________

砌________

偏________

2.

（10分）给划线的字注音。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泛滥

吹竽

宣传

编造

高超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口腔

混在里面

彻底

机械

模仿

3.

（3分）在横线上填上合适的字。

装________作势

________充数

邯郸________

4.

（3分）写出近义词

挥舞—________

虔诚—________

厉害—________

5.

（2分）根据不同的环境运用诗句。

一天，我和妈妈一起去看瀑布。当我看到长长的瀑布从山顶飞快地直泻下来，那么壮观，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诗：“________，________。”

6.

（3分）根据词语的意思写出适当的词语。

________：比喻没有本领的人冒充有本领，次的充作好的；有时也用来表示自谦。

________：故意装出某种腔调，做出某种姿势，想引人注意或吓唬

________：表现在外面的铺张奢侈的形式或局面。

7.

（5分）按要求完成习题。

①火星表面没有生命存在。（改为疑问句）

②老师带病坚持工作，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我们不会忘记。（改为反问句）

③汽车在奔驰。（扩句）

④战士们消灭了全部敌人。（改为被字句）

8.

（5分）用词造句

①尤其：

②似乎：

9.

（6分）填上合适的数量词。

一________小诗

一________小路

一________花瓣

一________石桥

一________狂风

一________阳光

10.

（5分）在方格中抄写诗句。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11.

（5分）把肯定句改成否定句

①他喜欢上学。

②他喜欢玩游戏。

12.

（5分）把陈述句换成把字句

①一只老鼠被一只小花猫捉住了。

②一堆堆的垃圾被清洁工人清理掉了。

13.

（2分）把下列词语补充完整。

实事________

因时________

14.

（5分）将下列陈述句改成反问句

①小姑娘美好的心灵，正像晶莹剔透的钻石。

②楚国在南边，你不能往北走呀。

15.

（4分）读课文《邯郸学步》，给下面句子加上标点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________未得国能________又失其故行矣________直匍匐而归耳________

16.

（5分）扩句

①人们看着英雄。

②老农介绍情况。

17.

（5分）缩句

①江泽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

②海边的沙地上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18.

（5分）将下列句子改为陈述句。

①地球不是人类的母亲，生命的摇篮吗？

②越过岷山，怎能不使红军战士喜笑颜开呢？

19.

（5分）修改病句。

一会儿，继续又来了几个碾米的老乡，碾台又吱吱扭扭地转了起来。

20.

（5分）读课文《邯郸学步》，翻译下列句子。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二、阅读题

(共2题；共12分)

21.

（5分）根据课文《邯郸学步》内容，说一说课文讲的是什么？

22.

（7分）课外阅读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余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1）解释加点词的含义：

①以至于斯也。斯：________②从而谢焉。谢：________

（2）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的中心。

参考答案

一、基础题

(共20题；共96分)

1-1、

2-1、

3-1、

4-1、

5-1、

6-1、

7-1、

8-1、

9-1、

10-1、

11-1、

12-1、

13-1、

14-1、

15-1、

16-1、

17-1、

18-1、

19-1、

20-1、

二、阅读题

(共2题；共12分)

21-1、

22-1、

文言文两则篇3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语言禁忌；中西文化；全球化

语言禁忌深刻的嵌入在中西各自的文化之中，无论是在书面语还是日常交际用于中，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各种语言禁忌，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随着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加深，中西文化之间在语言禁忌上有着诸多差异也有着相似之处，这些语言禁忌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与融通。

一、语言禁忌

（一）禁忌

禁忌在英语中叫taboo（塔布），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汤加语，有“神圣的”、“不可接触的”和“要极其注意的事”的意思。在我国有关禁忌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及拘者为之，则牵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见《汉书・艺文志》）。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关于禁忌也有过经典的解读，他认为：“塔布（禁忌），就我们来看，它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塔布在波利尼西亚语中的反义词是、noa’，就是‘通俗的’或‘通常可按近的’意思。所以塔布即意指某种含有被限制或禁止而不可触摸等性质的东西之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神圣的人或物’在意义上和塔布便有些相同”。i禁忌文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时间非常久远，可以说禁忌是与人类的文明同时起步的，这也就导致了禁忌的种类繁多，形式不一，而语言禁忌则是人类禁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禁忌语、言语禁忌、语言禁忌

国内的相关研究之中经常会出现三种学术语言用来指称人们语言上的禁忌，分别是禁忌语（taboo 0r taboo words）， 语言禁忌（Iinguistic taboo），言语禁忌（verbal taboo）。上述三个学术用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是其所指的范围大致相同，这里采用语言禁忌这一术语。语言禁忌只是人类禁忌文化之中的一种，语言成为禁忌“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 ii 因此，语言禁忌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起源于原始部落对图腾的崇拜和对灵魂的崇拜之中，它根植于人们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也和统治者利用迷信统治有关。正是由于人们各种神秘力量的畏惧与迷信，才迫使人们在自己的言行上做出必要的限制，否则就会因为语用失误而导致不必要的惩罚，也会招致周围人的敌意，受到社会排斥。

二、全球化背景下汉英语言禁忌的异同点

语言禁忌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本质上有其共同特点，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越来越频繁，相应的汉英语言体系之间沟通与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各自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势必会存在一定的障碍与隔阂，与此同时，各种语言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也会存在诸多相同之处。语言禁忌自然也在这种辩证的发展之中存在着差异，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会趋于一致。

（一）汉英语言禁忌之间的相同点

在任何语言体系中，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有其共性。国内学者赵毅和钱为钢在《言语交际学》中将不同语言体系的使用规则归为两大类，分别为语言的道德规则与安全规则。汉英语言体系最大的共同点即在于两者共同的道德准则上面。这些道德准则在汉英语言体系中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承担着类似的功能，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之中，还是规范的书面用于之中，两种语言体系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共同的道德规则。这些道德原则细化来讲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共道德，二是职业道德，三是家庭道德。

首先，汉英语言体系都遵循一定的公共道德规则。语言的公共道德原则主要用来约束各自的语言行为，维护语言的公共性。在中华文化里，儒家对语言的公共道德性规定的较为明确，而且提出的在较早。儒家思想里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想，这一思想规定了人们言语的道德性。“听”与“言”都是人们语言交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他们都得遵循“礼”的规范与要求，所谓“礼”即为社会公德，使人们约定成俗的一种行为习惯。语言的公共道德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语言交际中的社会公德，必须得到大家认可，不能损害并违背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语言的公共道德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公共语言文明。汉英语言体系里面都有各自的粗话、脏话等非文明用语，这些用语是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最为典型是公众人物在用语时不能出现粗话、脏话，例如中国人的“国骂”，英语的“four-lenerwords”。因为一个国家公民的用语足可以体现出这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粗话、脏话已经被文明所不耻。越是到社会的上层，语言的文明程度显得就更为重要，用语变成了一门学问与艺术，它背后代表着不同层次人们的身份、地位，语言的公共文明在汉英语言体系中都被视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准则。（2）汉英语言体系里面都拒绝流言的传播与扩散。流言是对事实的歪曲，其危害在于流言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引发社会不稳，还会有损社会的公平公正，背离正义原则。因此在汉英用语的规则上面禁止流言的传播也是一项基本的道德准则，甚至上升为法律准则。因流言造成的恐慌与社会不安的例子比比皆是，2011年爆发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中，就有人造谣，碘可以防辐射，结果导致众人哄抢食用盐，造成盐价上涨，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在汉英语言体系中，对流言都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杜绝的。

其次，汉英语言体系都遵循一定的职业道德规则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现今社会各项道德指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体现在语言规范上即要求各种职业群体遵守自身的职业操守和规范，在用语上要符合相关职业的要求与标准，禁止违背各自职业的基本语言规范。这一点在汉英语言体系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当今社会的各种职业标准就体现了汉英语言体系中的这种道德准则。例如政府官员、医生、教师、军人等等，他们各自的职业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必须遵循各自的职业要求。政府官员作为政府的代表、人民的代表，其在语言规范上就有很多要求，特别是政府的外交人员，他们的每一个措辞代表的就是背后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与意志，如果用于不规范，其损害不仅仅是其个人，而是整个国家。医生、教师作为一个圣洁的职业，其背后承担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医生向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在与病人交流够同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以故意隐瞒病人病情、对病人进行言语伤害的。教师也一样，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成才，其说话用语体现了其自身的素养，也影响着学生的素养。军人作为一个神圣的职业，一直是一个高大威严的形象树立在人们的面前，并且由于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所以军人在其职业的影响下，其言谈是不能轻浮、散漫的，而且军人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其言行还需做到保密。职业道德标准是汉英语言禁忌中必须遵守的一个道德标准，谁违反了这个标准就是违反了语言禁忌，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重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最后，汉英语言体系中还须遵循基本的家庭道德。语言的家庭道德标准即在家庭中，人们虽然处于一种血亲关系下，但是言行必须遵循必要的家庭道德准则。亲属的称谓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在汉英语言体系中。根据亲属关系的不同，我们会有不同的称谓。这种亲属称谓是以家庭伦理与道德作为支撑，是违背了这种规则，就是违背了家庭的伦理与道德。以下表为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中家庭伦理道德是如何透过亲属称谓体现出来的：

亲属称谓是家庭道德最直接的体现，是都不能违背这种道德规则。我们不能对着爸爸叫“妈妈”。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道德准则在汉英语言体系中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它保证了家庭内部环境的和谐与有序，区分了人们血亲关系的差别，塑造了家庭必须的伦理与规范。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果缺乏这种规范性的准则约束，那么整个社会的构建也将无从谈起。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必须遵守这种必要的语言规范，违背它就意味着犯了家庭的语言禁忌。

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是汉英语言体系中都具备的语言规范与道德基础，这一点是汉英语言禁忌中的最大共同点。当然，汉英语言体系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其必然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障碍与麻烦。

（二）汉英语言禁忌的差异

汉英和英语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虽然在语言禁忌上有共同点，但是两者语言禁忌的差异也很明显。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1、汉英语言禁忌在问候语上的差别。在汉语世界人们碰面经常会问一句“吃了吗？”这似乎成了人们日常交际中最常见的问候语。但是在英语世界，这句话却在理解上与汉语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英语世界里对“吃饭”这一话题的理解与中国人是不同的，在中国这个具有农耕传统的国家里，“吃”是一个不会引起误解的话题，而在英语世界“吃”不是人们日常话题中的一部分。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你吃饭了吗？”他不会讲其理解为一个日常问候语，而是会想到你是不是要请他吃饭，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吃了没有，而又不邀请他去吃饭就会引起双方的误解，他会理解为是不是怀疑他没钱吃饭或者怕你贪他便宜。本来是一句客套话，在汉英不同语境下其含义完全不同，甚至会造成误解，变成一种语言禁忌。

2、汉英称谓语上语言禁忌的差别。在汉英语言中称谓语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前文所说它维护了家庭的伦理道德。然而汉英语言世界中称谓语又是大不相同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汉语世界中形成了差别有序的语言称谓体系。根据辈分的不同、血缘关系的亲疏、交往时间的长短等各种条件，在对人的称谓上会有所区别。“辞典《尔雅》就记录了90个亲属称谓词。据考证，秦汉成书的我国第一部百科到清代，各亲属称谓达1000余种。进入20世纪的中国，封建宗法关系尽管不复存在，但亲属、亲戚关系在社会关系网中仍然居重要地位（黎昌抱，2001）。面在英美等国家，他们强调重视核心家庭，重视个体.强调男女平等、人人平等。而不太讲究辈份、长幼。如果一名小孩碰到他爸爸的朋友.家长会鼓励他称其为先生、或直呼其名，这在中国是不能被接受的。” iii在中国如果一个人直呼长辈的名字是一种冒犯与无礼，是要遭到责备的，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自古形成的就是一种差别有序的社会格局，这种格局作为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在中国，称谓语十分讲究，语言禁忌也非常之多，而在西方人们对称谓的区分则没有中国人这样细致与讲究，这是中西文化交流沟通中经常出现障碍的地方，是需要避免的。

3、汉英语言体系中禁忌词汇的差别。在汉英日常用语中存在许多禁忌词汇，这些词汇在中西文化中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也是人们极力避讳的。以“老”这个词为例，在中国“老”是一种资本，一种权威，一种沉淀，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过马路、坐公交车等等场合人们倡导扶老人过街、给老人让座。在称呼上，我们经常会称“老大爷”“老大妈”等等，这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尊重。而在英语体系中“老”代表着衰弱、无能、呆板甚至无用。在西方这个强调个体主义的社会里，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老”，“老”字对人是一种轻视与侮辱。这与汉语世界中的“老”字所代表的含义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在禁忌词汇上，汉英语言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其充分了解。

通过对比研究，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语言禁忌，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也有想通之处，这是中西文化之间在交流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了解研究中西之间的语言禁忌对加深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汉英语言体系起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内部蕴藏的精髓远不止文中所提。通过对两者某些方面的对比研究，也只是起到了管中窥豹、抛砖引玉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差异与雷同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与探索。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如何求同存异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语言禁忌一样，既要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要利用两者之间的想通之处，这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i 转引自曾剑平，汪华.语言禁忌与文化心理[J].江西社会科学，2001（5）.

ii陈原.社会语言学[M].学林出版社，1983.

iii 转引自，裘燕萍.汉英亲属称谓系统的对比研究[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参考文献】

[1]胡雯.英汉亲属称谓及虚构亲属称谓的对比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8.

[2]侯静.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禁忌[D].河北大学，2008.

[3]贺今昱.从英汉语言禁忌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D].黑龙江大学，2007.

[4]裘燕萍.汉英亲属称谓系统的对比研究[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5]施晓伟.英汉语言禁忌的建构与解构[J].浙江大学学报，2006，36（4）.

文言文两则篇4

关键词： 前景化 过分规则性 文体风格

一、过分规则性与前景化的界定

1.前景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前景化是文体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视野不断开阔。前景化起源于绘画艺术，绘画者将要表达的艺术形象凸显于背景之上，以吸引观众注意力。在语言学中，前景化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派别中，在文学或艺术创作中，由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很熟悉的东西会麻木，要消除这种麻木，就要陌生化，或者除去熟悉性，使要表达的意思前景化，使观察者的大脑对艺术作品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后来布拉格学派把它应用到结构主义中，代表人物穆卡罗夫斯基（Mukarovsky）认为前景化是普通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区别，是一种文体特征。在此时期出现了“变异（deviation）”这一术语。雅克布森（Jacobson）提出了除了变异之外的前景化的另外一种重要特征――排列（parallelism）。随后，里奇（Leech）将其应用到文体分析中并介绍了前景化的分类及作用。韩礼德（Halliday）重新定义前景化为：和全文意思相关的有动机的凸显。在后期进行问题分析的时候，前景化主要被划分为两大类：变异（deviation）和过分规则性（overregularity）。

2.过分规则性

变异是指打破常规语言的规律从而刺激读者的兴趣达到前景化的目的，也可以叫做定性前景化；和变异相反，过分规则性是定量前景化，是对语言规则的过分遵守，虽然它未偏离语言准则，但在不同语言层面它对语言准则的遵守以额外较高或者较低的频率出现，那么它同前者一样可实现前景化目的，例如：反复。过分规则性主要有以下分类：语音过分规则性（phonological overregularity）、词汇过分规则性（lexical overregularity）、句法过分规则性（syntactic overregularity）和语义过分规则性（semantic overregularity）。谐音（assonance）、首韵（alliteration）、尾韵（consonance）、押韵（rhyme）都属于语音过分规则性；词汇过分规则性主要指的是一个单词或者短语的反复；句法的过分规则性是指同一种句式的反复使用；语义过分规则性是指通过近义词（synonym）、同义反复（tautology）和冗语（redundancy）来实现语义的微妙重复。

二、过分规则性的成因

过分规则性是手段，前景化是目的。而前景化又是语言交际过程中体现语言艺术魅力的必然需要。为了更好地说明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逻辑辩证关系，首先必须了解造成作者追求过分规则性的原因。

1.文体风格的要求

过分规则性的语言如果实现了前景化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作者的独特的作品风格，会给人新颖的感觉。特殊文体风格是对常规文体风格的变异或者过分恪守。文体风格、前景化和过分规则性三者的关系是：过分规则性是手段，前景化是目的，最终赋予文体风格以艺术价值。

2.语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语言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整体趋势是由繁到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前很多典型的违反常规的错误如今已经被视为是正确的，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针对这一现象，很多文学作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使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过分规则性，以凸显它。

3.内部语言的无限丰富性和外部语言的局限性

语言可以分为两种，思维使用的语言叫做内部语言，沟通交际使用的语言叫做外部语言。思维结果如果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需要一个从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转化过程，外部语言是内部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主观世界是细腻复杂的，相比较而言，语言系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有时不能全面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可以借助一定的手段来表达其想法，过分规则性就是其中一种手段。同时，内外部语言的矛盾性也是变异产生的原因。

三、过分规则性使用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过分规则性是强调对语言准则的过分恪守，掌握得当会使语言表现力丰富，同时也能遵循语言的逻辑性、一致性和清晰性。过分规则性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反复，反复是一种衔接手段，韩礼德曾经说过，词汇衔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词项反复（Halliday，1994：330），再者，反复也是一种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被作者用来实现特定的修辞功能，可起到强调的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英汉语互译中，两种语言衔接手段方面差异悬殊，译者需要进行相应的转换，以期翻译出地道的译文。

四、过分规则性的局限性

过分规则性这一手段是建立在读者能够理解作者意图的基础上的，如果未能被看出，那么前景化的目的也不可能实现，作者独特的问题风格也无从谈起，所以前景化的文本解读至关重要。过分规则性被最常用于诗歌，对于诗歌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文本意义取决于前景化了的语言形式以及读者以语境为前提的解析，在此过程中，主观性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下面举Robert Frost诗的最后一节为例：

The woods are lovely，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诗句的最后两句话用了过分规则性这一前景化手段，结合诗的前部分，并对最后一节反复思量读者就会发现，最后一节其实是个比喻――森林象征着死亡之林，充满诱惑，诗句拒绝死亡，但是不否定死亡的吸引力。对死亡的拒绝从最后两句就可以看出，如果读者不能理解，那么作者的思想也就无法体会了。

五、结语

前景化是历史、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是蕴含着作者的动机的，它的作用在文学作品方面尤甚。前景化的实现形式之一――过分规则性在诗歌、散文中的应用更鲜明些，韵律节奏的变化，诗句或者短语的反复，这些应用一方面展示了作者们驾驭语言的能力和技巧，使内部语言能够活灵活现地通过外部语言表达出来；另一方面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单调，使作品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更容易激发读者共鸣，使读者乐于挖掘诗歌的深层含义。

参考文献：

［1］刘小妮.前景化的文学语用研究.长沙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吴显有.他山之石：从陌生化到前景化.开封：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张禄德.功能文体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4］Mukarovsky，J.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In Zhu Gang（eds.），Twenties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

［5］Jacobson，J.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Jean J.Weber（ed），The stylistics Reader.London：Arnold，1996.

文言文两则篇5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文言文两则篇6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转贴于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注 释

① [唐]贾公彦《义疏》。

②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 — （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 2001，（1）。

④ 贺麟，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⑤ 严复，译例言[A].

⑥ 严复，译者自序[A]。

⑦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书[A]。

⑧ 唐人，翻译是艺术[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⑨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文言文两则篇7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 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注 释

① [唐]贾公彦《义疏》。

③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 — （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 2001，（1）。

④ 贺麟，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⑤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A].

⑥ 严复，<名学浅说>译者自序[A]。

⑦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A]。

⑧ 唐人，翻译是艺术[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⑨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文言文两则篇8

十九世纪末，东西方各有一位学者几乎同时对指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各自发表了对本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这就是德国的弗雷格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和中国的马建忠从语言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

一　《文通》指称研究的哲学基础

马建忠的指称理论，是他的语言观的核心。他的语言观集中体现在《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的《后序》中：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夫曰群者，岂惟群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人之意者则惟字。传曰：“形声相益之谓字。”夫字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字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其变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圆顶方趾散处于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卢、祖仓颉，而为左行、为右行、为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群；即同所祖，而世与世相禅，则字形之由圆而方，由繁而简，字声之由舌而齿、而唇，而递相变，群之势亦几于穷且尽矣。然而言语不达者，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形声或异者，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12页，以下仅注页码）

这里，马氏从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两个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语法的“天赋”性，其要点是：

1.在思维领域里，人类有着不分种族的、古今一贯的共同的意义世界。

2.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此心之所以能意”）和交流思维成果（“此意之所以能达”）的工具，语法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能意”、“能达”是人类社会存在（“能群”）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所在。

3.语言的表层（“已形已声之字”）成分如语音、文字等，各民族间差别很大，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然而作为语言的深层——“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的语法，则各民族间的差别达到了最小限度（“其大纲盖无不同”），因为这是“天赋”的。

4.人类的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具有天然的联系，是天赋的。

基于以上认识，马氏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智慧的惟一工具，他借用“文以载道”的古语来阐说：

天下无一非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13页）

这就是说，语言既是人类意义世界的表达手段，也是人类意义世界高度抽象化的精华。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科学工具，马氏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提出：要吸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髓，首先要抓住学习语言这一关键，而学习语言的捷径在于学习语法。由此他进一步论证了学习语法对于开发人的智力的巨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特别强调汉语语法的特殊性表现于“易”，“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浓澜者则易。”（13页）这个“易”，根源于汉语把介于思维与语言之间的种种形式的（“部分类别”）变化减少到了最低限度。马氏在整部《文通》中始终注意比较中西语言的这种差异——“中国文字无变”（246页）。他深刻对比了中西两种表面迥异的语言，抓住其中的意义底蕴，所以他坚持人类普遍语法的主张，并以古汉语这种古老、丰富而精密的语言为代表，考察了人类语言中所蕴存的普遍意义世界。

二　指称与言说的对立统一

《文通》通过汉语意义世界的描述而体现它的意义理论。《文通》的目的是向童蒙教授语法，为了便于掌握和运用语法，马氏将科学性与简易性统一起来，找到了指称理论的核心——指称与言说的对立统一，由此建构汉语语法学的体系，这个体系实质上就是汉语语法意义的体系。

实词、虚词的划分，现在已被公认为马氏的首创，而实、虚二分，正是《文通》对语法意义的首层分类。

《文通》说：“夫言者，心之声也，而字者，所以记言也。”（381页）所以，“字”的分类就是语言意义的分类（《文通》“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词”）。

《文通》说：“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实字之类五，虚字之类四。”（19页）综观马氏对实、虚各类字的研究来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事理”应该具体化为“对应于客观世界思维对象的意义”，“助实字之情态”应该具体化为“对应于思维组织的结合剂的意义”。这样，马氏对语法意义的首层分类就可以表解为：

“实字之类五”，表面上是名、代、动、静、状五类并列，实际上马氏将它们别为两类：名代与动静状。

《文通》说：“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省曰名。”“凡实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代字之异于名者，名因事物而各殊，代字则所指异而为字则一。……故代字者，不变之名也，用与名同。”(20-21)这是将各代归为一大类。

又说：“故静字与动字两相对待。”（21页）“动静两类字，古人于遣词造句，视同一律，并无偏重也。”“状字原以肖动静之貌，与静字无别。古人于静字状字，统以静字名之。”（286页）这是将动静状三者归为一大类。

又说：“于是记言天下之事物者，则有名字，有代字；记言事物行止之状者，则有静字，有动字。”（381页）“夫事物之可为语者，不外动静两境，故动境语以动字，静境语以静字。”（127页）“行动必由事物而发，而情景亦必附事物而著。”（21页）这是进一步论述指称字（名、代）与言说字（动、静等）的对立统一关系。总之，马氏认为指称与言说是语言反映客观世界的两大基本范畴。马氏对语法意义的第二层分类可概括为下表：

马氏以上所论，是词法（即词汇义的概括与抽象）上的指称与言说。在句法中马氏同样以“指称——言说”作为第二层分类。他说：“句者，所以达心中之意，而意有两端焉：一则所意之事物也，夫事物不能虚意也，一则事物之情或动或静也。意达于外曰词。《说文》云：‘意内而言外曰词。’”“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曰语词。”（24页）“然则句之成也，必有起语两词也明矣。盖意非两端不明，而句非两语不成。”（25页）“起词者，即所志之事物也；语词者，事物之动静也。故欲知句读之所以成，当先知起词、语词之为何。”（385页）这层分类可以表述如下：

据《文通》的论列，“静字先乎名者”及先于名的“他类之字用如静字者”（112页）也是言说，这样，言说义又应细别为二：

孤立的词语，从指称角度说意义不大，指称理论一开始就要求在词语运用中研究指称，《文通》也不例外，它一再强调“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15页）。主旨是研究语言的交际单位——句子，语法单位分字、句二级，体例虽以词法为目次分卷，其实是以句法内容贯串其中，词法句法浑然一体而以句法为核心，无论词法句法都以“指称——言说”的对立统一为基础展开研究。

在词法中，如前所述，先分为指称词与言说词两大类，然后再按指称或言说的不同特点分为名、代、动、静、状。这种分类标准后世称为“概括意义”，归根到底，“概括意义”就是指称义和言说义的不同表现。汉语词法学自马氏开创以来一直存在意义、功能（或称“分布”）两种分类标准，其实二者都源于对指称与言说的不同角度的认识，意义标准着重于其内容方面，功能标准着重于其运用方面。后人指责马氏将词类与句法成分一一对应起来，也是误解了马氏从词的运用角度研究其指称意义的做法。

在句法中，马氏运用“指称——陈述”对立统一的观点研究句法结构框架，确立了汉语句子的主谓二分格局，并由此带动了动词研究、短语研究和句型研究，建构了相当丰富而深刻的句法系统。

《文通》将词法句法紧密结合在一起研究，这很容易造成两个层面的混淆，但它得益于上述“指称——言说”两个层面的清醒区分，故总体上能把握住而不相混。它说：“起词者，为所语也；语词者，所为语也。……夫事物之可为语者，不外动静两境，故动境语以动字，静境语以静字，语词必以动、静之字为之者，常也。”（127页）“第二卷之论名字、代字者，所以知起词之所从出也。后四卷之论动字、静字者，所以知语词之所由生也。”（385页）这些都表明它正确区分了“字”与“句”两个层次。当然，在涉及个别问题时，有过一些混淆，这应另文讨论。

三　汉语名词的指称特点

《文通》对“名字”的划分，较他类字的划分范围为宽，几乎包括了一切具有名词功能的词组：“要之名无定式，凡一切单字偶字，以至集字成顿成读，用为起词、止词、司词者，皆可以名名之。”（40页）他把“霍氏之祸”“视同一名”，说“将然之前”、“已然之后”“用与名字无异”；又说“五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江河之所以流”“皆作名字观”（40页）。

显然，马氏正是着眼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具有共同本质——指称性，所以把它们统统归入“名字”。在语法上，这样处理确有混淆词法句法之嫌，然而却与哲学家、逻辑学家的处理方法相一致，他们正是把具有指称功能的表达式统称为“名字”，因为这样在指称研究上有它的方便之处。马氏于句子成分中不设“定语”，或许正是因为他把定中词组都“视同一名”了。

名词的再分类，马氏同样依据指称特点。传统西方语法中名词再分类有三种方法：

《文通》借鉴拉丁语法最多，而拉丁语法常用的是(1)(2)两种分类，《文通》恰恰采用了第三种方法，因为专名与通名的对立正是指称理论特别重视的。这不仅是因为专名（《文通》称为“本名”）表示单指，普通名词（《文通》称为“公名”）表示通指，更重要的是普通名词比起专名来所含的描述成分更多而标志成分更少，因而二者在运用中表现的指称功能差异很大。马氏特别注重专名与通名的区分，这与弗雷格开创的西方指称理论不约而同。

对于第三种方法，《文通》也不是全盘照搬，它所吸收的多与指称有关。例如：

公名则分为二：一曰群名，所以称人物之聚者。……一曰通名，所以表事物之色相者，盖离乎体质以为言也。（34页）

“群名”即集合名词，“通名”，即抽象名词，这两类从指称角度看也极为重要，其中抽象名词所涉及的共相问题就构成哲学界关于“本体论承诺”争论的焦点。

又如“名有一字不成词，间加‘有’字以配之者。”（39页）这里所说的“有”，就是后世所谓名词词头。从指称角度看，这种“有”大略有两种作用：一是加在专名之前作为标志；二是加在普通名词之前构成定指名词。前者如“有虞、有夏、有殷、有周”，后者如“有邦”、“有居”、“有政”、“有家”、“有庙”、“有北”、“有梅”。总之，“有”可看作上古的一种定指标志，马氏重视它是有道理的。

马氏还考察了汉语双音化趋势对指称的影响，他说：

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38页）

从意义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构词法确是很值得研究。两个语素的意义融合会产生微妙的指称效果：(1)内涵的丰富化、外延的专指化：以马氏所举“性命”为例，“性”本是天赋、禀受，可用于万物，“命”指生理的寿夭，也不仅用于人。二者融合为“性命”，不仅有生理的寿夭，还强调人独有的思维、语言、智慧这些人类本性，内涵的多维化，使“性命”只能专用于人。(2)内涵的抽象化、外延的泛指化：如“形”是外形，“容”是容貌，本都是具体名词，但说“形容枯槁”，则不仅有体形，有容颜，更有二者所反映的精神状态，表示一种综合的面貌。马氏说“辞气稍觉浑厚”，就是对这种内涵外延所生变化的正确把握。

马氏还从指称转换的角度考察了古汉语修辞的借代，这就是“用本名为公名”、“用地之公名指人”、“以地之本名指人”（33页）。修辞属于语用层面，以上所论语头属于语素层面，双音并列式词又属于词汇层面，马氏从指称角度把它们统一在一起了。

指称词的另一类——代字，与名字相比，有明显的差异，马氏更有深入细致的考察，此不赘述。

四　言说词转为指称——“名字假借”

“名字假借”是马氏提出来的语法理论。对汉语中这种语法现象，马氏给予特别重视，《文通》收集大量语料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它主要发生于“通名”（34页），因为“通名”就是“所以表事物之色相者，盖离乎体质以为言也”（34页），就是说，语言中需要对事物的属性（“色相”）进行指称，这是抽象名词存在的原因。汉语词无形态，动词、形容词等属性词都可以直接用来指称属性本身。这里揭示了汉语的一个根本特点。通观《文通》全书，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计有：

1.“名字”节中用将近一半篇幅列举丰富的实例进行论证（34-40页）。

2.“偏次”节中列举大量实例显示了组合关系是言说词转为指称的条件，其例有：

声色之好（90页）／轩冕之赏、斧钺之威、少顷之怒（91页）／山溪之险、兵革之利、颜色之戚、哭泣之哀（92页）／千人之诺诺、一士之谔谔（93页）／军之曲折、一人之誉、一人之毁、棺椁衣衾之美（94页）／鸡豚狗彘之畜（95页）。

3.“静字”节中考察了“静字用如名字”的种种条件与指称特点，如“静字单用如名者，前文必有名以先焉”（114页），“无先焉而静字单用者，则所指人物，必其显然易知者也”（115页），“静字不附名字，而先以‘其’字者，必有所指”（117页）。

4.“散动诸式”节中论到“散动用为止词”、“用如起词”、“用如司词”（222-225页），也是“名字假借”，因为马氏说过“用为起词、止词、司词者，皆可以名名之”（40页）。

5.“也”字节论“‘也’字助动字，所以直指其动字之行，其为用也同乎名。”（340页）也是从指称角度来论证动字“用如名字”的。

马氏所论“用如名字”实际包含了两种情况：(1)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如“鞍马之勤”、“道途之远”（34页），也就是以上所述对属性进行指称的情况；(2)定语代替定中词组的现象，如“上”、“下”、“贤”、“贵”用以指人（34页）。前者属词类范畴，后者属句法范畴，似不应混为一谈，但马氏是从指称角度看：二者都是言说词在运用中转为指称用法，又都以上下文的组合显示作为必要条件。

《文通》指出汉语词类的这一根本特点后，汉语语法学界整整争论了一百年。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两次大讨论似乎否定了马氏的看法，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结构主义缺陷的显露和语法研究向意义的回归，人们反过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氏的正确。

五　指称词转为言说——“静字假错”

《文通》“静字假借”主要包括两方面：(1)名词作表语；(2)部分名词作定语。语法学界今天已很少有人赞同马氏的看法。但是按照指称理论，马氏的处理是很有道理的。

1.名词作表语

表语，马氏称“表词”，就是形容词谓语和名词谓语。《文通》说：“若语词言起词之何似、何若，状其已然之情者，当以静字为主。静字后乎起词而用作语词，所以断言其为何如也，惟静字为语词，则名曰表词，所以表白其为如何者，亦以别于止词耳。”（26页）“又或表词不用静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静字，以表起词之为何耳。”（26页）这就是说，表语一般由形容词充当。如果由名词充当，那就是“名字用如静字。”“表词”节中又强调说：“表词则概为静字。然有以名字与顿、豆为之者，则必用若静字然。”（127页）例如：

《史·魏其列传》：“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天下者”起词，“高祖天下”，偏正两名也，其表词也。犹云“所谓天下者乃高祖之天下”也，此所谓用如静字也。……《秦策》：“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虫”“饵”皆名也，而为表词，用若静字然。（129页）马氏坚持认为名词作表语时词性发生了变化，理由就是这时名词与形容词一样，是“表起词之为何”了，也就是说，这时名词已作为言说词使用，不再指称事物，而是描写主语的属性。现代逻辑学的研究证明了马氏是正确的。金岳霖先生说：“‘孔丘是人’这一命题中的主词的对象，确实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孔丘；这一命题所肯定的，是这一客观事物有‘人’那样的客观属性。”（《罗素哲学》，金岳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3页）所以说，凡名词作表语，都是名词的言说用法，即无指用法。

当然，马氏虽凭他敏锐的思辨力感觉到了名词的言说用法，却找不到可用的术语来表述，所以只好借用语法术语“用如静字”来比附。

马氏对表词的认识，也有一个失误，这就是表词有“次”。“次”本是“名代诸字”才有的（89页），表词既然已是“静字”，就不应当有“次”。这一失误，根源还在“次”的理论，尤其在“同次”，此应另文讨论。

2.一部分名词作定语

关于这部分“静字假借”，《文通》有两处较为集中的论述，分见于“静字”节和“偏次”节：

更有以公名、本名、代字、动字、状字用如静字者。夫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之耳。以他类之字用如静字者，如“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于其他公名，则用如静字矣。又“齐桓”、“晋文”、“尧服”、“舜言”之属，“齐”“晋”“尧”“舜”皆本名，今则用如静字。“吾国”、“吾家”、“其言”、“其行”诸语，“吾”“其”二字，皆代字也，今则用如静字。（112页）

《孟公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犹云“天之时”、“地之利”、“人之和”也，而偏正各次皆奇，合而为偶，故不参“之”字，便于口诵。又《离娄上》：“既竭目力焉”、“既竭耳力焉”。又《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公孙丑上》：“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又《万章下》：“君十卿禄。”又“天位”、“天禄”、“天爵”、“人爵”、“冬日”、“夏日”、“鼎肉”、“舆薪”等语，偏正字奇，皆不参“之”字。《庄·应帝王》：“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又《史·赵世家》：“毋为怨府，毋为祸梯。”以上所引，偏正两次皆奇字也，而偏次之用，一如静字，合于正次以成一语，故不参“之”字也。（91-92页）

综合以上两处论述，可知马氏是将这部分“静字假借”现象作为“偏次”的一种情况来处理的。至于“偏次”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用如静字”，马氏虽未明确界定，但若将以上两处论述置于《文通》在词语运用中研究指称的整个理论框架之内来考察，还是可以寻出他的思想脉络：大体上马氏认为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名字才是用如静字：(1)一个名词在前修饰后一名词“以言事物之如何”；(2)与后面的名词合成“一语”，即凝固为一个整体，其间不再插入“之”字。

今天我们自然有足够的术语将以上的意思表述得更精确一些：(1)这个前附的名词只以其内涵发挥作用而不再以其外延发挥作用，从逻辑学上说这是内涵用法，从指称理论说这是无指用法，以大家熟知的上述“王道”为例，“王道”与“道”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种概念，后者是属概念，前者是对后者进行概念限制而推演出来，所增加的内涵正是“王”所表达的属性。如果将“王道”转化为命题，则只能转化为性质命题，即金岳霖先生所谓“主谓词式的命题”（《罗素哲学》103页）。(2)“王道”严格说来已经不等于“王之道”，“王”已不指称现实世界“王”这种对象，其意义略等于“足以王天下的”。从语法上说，“王道”的“王”已不能单说，已经语素化了，“王道”不应再看成偏正词组，而应看成附加式合成词。

关于代词，其指称本较复杂，马氏论其“用如静字”失误也多。简言之，人称代词作定语总是表领属和范围，而这两类定语都是有指的，故马氏认为“吾”、“其”可以“用如静字”是不妥的。当然“其”还有指示代词用法，但指示代词也不存在“用如静字”问题，因为它们仅仅是指示而已，不表属性（不能“言事物之如何”，仅仅可以无指而已）。《文通》认为“用如静字”的代词还有一个“何”（77页），这是正确的，因为“何”用于附名，确可以无指而言说某种虚拟的属性。

至于“动字”、“状字”，本是言说词，这里暂不详论。

总而言之，《文通》“字类假借”的理论，反映了汉语中词语在句中使用时指称用法和言说用法的灵活转换，这确是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之一，马氏也确是深得其中底蕴，故字里行间颇为自信。可惜由于他是在语法中来讲指称，借用语法术语来表述，缺少一套专门的指称术语，所以不免显得模糊且多有失误，这是《文通》整个指称理论的缺陷，也是后人不易认识其精华的原因。

《文通》的语法研究，总体上既有现成的西方传统语法体系作为借鉴，又有我国古代语法思想可以继承；然而关于指称研究，却基本上是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进行的，惟其如此，其指称理论就更具中西合璧的特色，既带有西方那种重分析、重形式、重实证、重逻辑的科学思辨，更带有东方的重综合、重内容、重联系、重价值、重整体把握的朴素的辩证思维。马建忠的指称研究，更富于建设性，从而启迪时人去吸取西方学术的先进思想，终于在中国学术中开创了现代语法学这一崭新的学科。

 

【参考文献】

1　车铭洲　1989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2　牟博　1995　《关于名称的指称功能问题》，《哲学研究》12期。

3　陆俭明　1993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4　涂纪亮　1993　《英美语言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