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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英语世界 传播
一、21世纪前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1952年,张爱玲的第一部英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由美国司克卜纳利公司出版。《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和《时代》周刊都对该书的出版做出了评价。然而,《秧歌》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出版社也没有再版。1957年,美国戴尔公司和司克卜纳利公司分别拒绝了张爱玲自译小说Naked Earth(《赤地之恋》)和英文小说Pink Tears(《怨女》)的出版。时隔14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中国二十世纪小说选编》中收录了张爱玲自译的被誉为其“终身成就”的《金锁记》。至此,20世纪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画上了一个句号。
二、21世纪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之路
要论21世纪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首先要提及一个人,那就是李安。2006年,国际知名华人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拍摄完成并于次年成功上映,获得64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同年12月,《色・戒》又获得美国电影金卫星奖的最佳外语片殊荣。由此更多的英语世界的人们开始认识张爱玲这位中国作家,开始关注她传奇式的人生和作品。
电影《色・戒》拍摄的同年,《纽约书评》决定把张爱玲作品集作为“经典图书”出版。研究张爱玲文学的美国学者Karen S. Kingsbury作为张爱玲小说的英译者,当时已在汉语环境中生活了近二十年,在香港大学翻译杂志《译丛》和《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上发表过其英译的张爱玲作品和有关张爱玲作品的评论文章。
此次由《纽约书评》出版的英译张爱玲作品集共收录了张爱玲的6篇短篇小说,除了新译的《倾城之恋》,其中还包括Karen S. Kingsbury的4篇译文:《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封锁》和《白玫瑰和红玫瑰》,以及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作品集用《倾城之恋》作为书名,于2006年10月出版。《纽约书评》在欧美出版社中声誉极高,由该社出版发行张爱玲作品,对于张爱玲文学走向世界来说是个极具意义的里程碑。向来以选录标准极为严格而在英语文学圈影响巨大的英国企鹅经典文库,于2007年12月收录了Karen S.Kingsbury英译的张爱玲作品集 《倾城之恋》。
Julia Lovell(蓝诗玲),是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历史和文学教授,著名的中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出版过多部中国题材的著作和译作。她将张爱玲比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并指出优秀的中国文学同样具有普世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发掘一国历史的简单窗口。电影《色・戒》上映的同一年,Julia Lovell 出版了其英译的《色・戒》(Lust,Caution:The Story),由Anchor Books 纽约兰登书屋发行。在Julia Lovell看来,张爱玲构思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79年才最终出版的《色・戒》,是对大陆主流批评界的响应。《色・戒》英译本的出版和电影《色・戒》的上映相得益彰,把人们重新带回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让英语国家的读者们深深感叹张爱玲这个传奇女子的才情。
三、21世纪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的原因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浪潮
2005年,英国企鹅现代经典文库首次收录了一部中国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有评论家指出,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极为重要的一步。Julia Lovell随即在英国 《卫报》刊出长文,以Great Leap forward()为题追溯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西方的历史。老舍、巴金、鲁迅、沈从文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陆续被英译并出版。21世纪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象绝不是独自出现的,而是在中国现代小说西进传播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2、致力于传播中国优秀现代文学的中国学者的努力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历程,其间涌现出许多致力于发掘和传播中国优秀现代文学的中外学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西进传播浪潮的产生和发展。
这些中国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当属夏志清。奠定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位的是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出版。西方学者和学生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皆来自于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Karen S. Kingsbury和Julia Lovell都曾表示,她们对张爱玲的了解是从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长达42页的论述开始的。
李安是推动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不可忽视的力量。张爱玲的文字向来被称为拥有独特的电影表现语言。她的小说一再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搬上荧幕,却一再遭受议论,即使对于李安这样一个国际知名导演来说,把张爱玲的作品拍摄成电影也仍然是一个挑战。他选择用电影的语言诉说张爱玲文学,这激起了英语世界人们对张爱玲笔下世界的向往和探索。
3、致力于发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国家学者的努力
谈及致力于发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国家学者当提到三个人: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Julia Lovell 和Karen S. Kingsbury。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Howard Goldblatt翻译过包括老舍、巴金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2008年被企鹅出版社买断的《狼图腾》三个英译版本都出自Howard Goldblatt之手。Julia Lovell是被Howard Goldblatt 称为和他一样“也许仅有”的英美国家专门翻译中文作品的翻译家。她曾在英国《卫报》以Great Leap forward()为题追溯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西方的历史,并对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上影响甚微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引英语国家的读者们发掘中国文学在传递中国历史文化之外的纯粹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当大多数人说中国现代文学不如中国电影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大的时候,Julia Lovell的 《色・戒》英译不仅回应了同名电影的上映,更是把英语国家观众的视角更加深入地引向张爱玲的现代文学作品。美国女学者Karen S. Kingsbury深厚的汉语理解力和对张爱玲原作的深刻领悟力,使她的翻译给读者带来了还原原作的感官刺激。正是有了Karen S. Kingsbury这样痴迷于张爱玲文学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作为张爱玲作品的译者,张爱玲作品才迎来了英译的高潮,才得以顺利地在英语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文学传播价值。
4、无法降温的“张爱玲热”和“爱玲产业”
1984年,台湾《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由此引发的“张爱玲热”持续至今三十多年依然未减。1995年张爱玲逝世后,“张爱玲热”曾经达到过一个高点,电影《色・戒》把“张爱玲热”再一次推向高点。“爱玲产业”伴随着“张爱玲热”蓬勃发展,这无疑刺激了国外市场对张爱玲作品的需求。于是,作为扩大和顺应国内“张爱玲热”的一部分,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四、英语世界张爱玲小说传播产生的影响
1、推动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小说的传播
英译张爱玲作品集《倾城之恋》和《色・戒》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现代小说英文版张爱玲一章的空白。张爱玲作品集被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录,成为继《围城》之后中国现代小说英译的又一里程碑。张爱玲的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人眼中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的提高。
2、凸显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播价值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价值
张爱玲给世人描绘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图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中,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人有着新旧社会转型时期无异于社会形态变革的复杂心理和价值观。张爱玲文学共融着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渗透在小说中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因子,随着21世纪初英语世界张爱玲小说传播的兴起在西方社会浮出水面,凸显着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播价值。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和语言使用、苍凉的文风和美学体验以及女性主义的独特文学视角,无不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价值之外更为突出的纯文学研究价值。张爱玲小说的传播热潮必将把英语国家学者们的眼光引向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价值。
3、为汉语英译及其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拓展空间
季羡林先生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认为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寻求整体的综合的东方文化之路,会使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饱含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基底的张爱玲文学必然要在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够被更好地译为他国语言。21世纪初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只是英译张爱玲的一个开端。这也将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创新提供更多译本研究资料,为汉语英译及其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拓展空间。
4、推动了国内“张爱玲热”和张爱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07年,电影《色・戒》在我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8年,《倾城之恋》被改编成电视剧。2009年2月,曾被张爱玲在遗嘱中要求销毁的《小团圆》由台湾皇冠出版社“违规”出版。今年4月,张爱玲备受瞩目的英文小说《雷峰塔》(Fall of the Pagoda)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取得的认可和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张爱玲热”的继续升温,推动着张爱玲研究向更加深入的领域发展。
五、英语世界张爱玲小说传播的前景预测
李安带给西方世界的张爱玲电影才《色・戒》一部。已经英译出版的张爱玲小说也只有6篇。相对于张爱玲高产出的文学作品而言,21世纪初英语世界的张爱玲小说传播现象只是英语世界了解张爱玲的一个开始。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张爱玲小说传播可能会变得更加热烈和多样化,更多的学者和译者也许会借助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高潮,英译更多的张爱玲作品,促进新的传播高潮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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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刘绍铭,《爱玲小馆》[N].上海:《东方早报》,20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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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Julia Lovell,Great Leap Forward [N]. London: Guardian,2005,6,11
关键词：张爱玲 颓败 补遗 苍凉
引言
张爱玲这个与月亮共进退的女人倾其一生都在她的阴性闺楼中书写着只属于她的人生传奇，她细腻的笔触、阴郁的笔法、超脱的意象、分裂的人格都在诠释着自己独特的颓废文风。而描绘这个苍凉世界的苍凉事，却是张爱玲为自己不完满的人生在补缀遗漏，这份颓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历史既定，也可以说是大环境与小环境失衡下的必然选择。 中国
一、家庭缺失的阴影与颓败气息的必然
张爱玲的出身注定了她的不平凡。她左手拉着曾外祖父李鸿章，右手牵着曾祖父张佩纶，这两个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不仅给了她名门望族的虚衔，更给了她封建大厦行将没落的虚无荣耀。
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的人物。父亲之于张爱玲，是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爱的封建家长，因此张爱玲的作品里父亲基本是缺席的——不是患病，就是根本不出现。张爱玲故意的忽略背后传达出的是她内心深深的隐痛。
相比于父亲，母亲给她的新式教育是夹杂着母亲名媛淑女的理想的，或许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只是一个叫做“母亲”的符号而已。父亲的冷漠无情并没有将这个孩子推向绝境，但母亲之于她的“琐屑的难堪”却将她引入深深地自我怀疑的深渊，这样的状态对于她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致命的，直接呈现在其作品中则表现为，我们能经常读到一系列恶母亲的形象。
家境的变迁和父爱母爱的集体缺失可以说是张爱玲幼小心灵的一场灾难，在她的心灵深处埋藏下了悲哀的因子，因此张爱玲认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家道中落，身世曲折使张爱玲摆脱不了兴亡沧桑之感，反映在她的小说中便是寒冷、残缺、伤感的苍凉。张爱玲在她的《<传奇>再版序》中也承认：“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
张爱玲作品里的人物往往是虚伪、势利、扭曲，呈现出变态和病态的。她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非正常的小人物放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而演绎的永远是不能言说的悲哀。病态的家庭和社会的泥沼滋生的细菌腐化了整个社会，那种惆怅与悲哀在她的精神土壤中根深蒂固。
二、历史郁积的底色——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失衡
张爱玲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并确立恰好处于一个风云际会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张爱玲奇迹般的大红大紫。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十分到位地说过，“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的很。”[2]
张爱玲的成与败都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息息相关的，没有这场战争也绝没有张爱玲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辉煌，但同时她冷眼战争与苦难的态度也让她受到主流文学话语的非难和指责，大环境和小环境在她身上发生了裂变和失衡。
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环境和家庭环境里，但战争给了她与社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不仅成了她日后写作的重要素材，更让她对人生、对人性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她的个人情感世界中被注入了更多非个人性的内容。她回忆围城中的感受时这样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3]这些无疑都表现出张爱玲面对战争时内心的焦虑：每个人都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这样的心理落差带给张爱玲的是强烈的不安全感，注定了她毁灭性的结局，它颠覆了张爱玲的世界。
三、颓废的镜像——无法舍弃的苍凉
张爱玲自己曾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4]苍凉一直是张爱玲作品最忠实的底色和基调，纷繁芜杂的人间百态、苦苦挣扎的世间男女、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都是张爱玲作品中着意烹调苍凉底色的作料。张爱玲的作品浮现的往往是一种难以排遣的郁结，一种吞不下吐不出的难以言状的悲凉。
张爱玲小说可以说是一部日常琐事的颓败传奇，她不嫌繁琐、不吝铺张地记录了上海弄堂和与之掺杂的诸多流言，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尽是难以名状的荒凉。张爱玲笔下的人如机器一样异常有规律，她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重复、不断轮回的固定流程。芸芸众生只是为活着而活着，而女性的命运更是不堪，女儿只是为了被嫁出去而活着，她们只是一台哺育子女的机器，嫁出去的女儿又重演着母亲的悲剧，再次成为扼杀女儿幸福的凶手亦或是帮凶。一辈辈人就这样毫无一点变异地无限循环，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才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
张爱玲用一种荒凉感来替代人性美的缺失，她惯用回忆的调子去叙述在沉沦中挣扎的人生，回忆夹杂着时间流逝的荒凉，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则是堆满尘埃的古旧的历史——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影影绰绰的镜子、慢了拍的老式钟，这些记录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的机械人生。时间的阴影，黯败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让人感到彻骨的荒凉。
张爱玲的苍凉是难以言状的“悲”，无垠，落寞，无奈。这一种苍凉不是白的无瑕的悲，是一片空落落的、灰蒙的、难以遣散的郁结。它勾住过往又牵连现在，时间的线索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但总有东西刺得人焦虑、难受，以至崩溃，直至虚空，这是白茫茫的颓废的色彩。
结语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扭曲地生活在一个似乎异质的空间里，她们永远重复着伤害与被伤害的循环命运，更无法逃开被遗弃、被践踏的命运。这里没有亲情，没有爱情也没有友情，有的只是利用与被利用、伤害与被伤害。兄弟是刽子手，母亲是帮凶的惨案屡屡上演；男女之间永远的是追逐，不变的是玩弄。张爱玲笔下是窒息的人性在大舞台上的全方位的展示，她留给我们的空间是压得喘不过气的颓败世界，这便是张氏颓败的魅力所在。她在解剖人性，用血淋淋的方式，却留给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白茫茫的苍凉世界是她在为自己缺失的人生补遗，也是在为我们缺失的人性补遗。
注释：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6页。
[2]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5页。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艺术特色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重点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过于局限，有人说她的写作技巧过于新潮，掩盖了其它方面的描写等。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小说视角独特，风格迥异，文字闪现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灵动之气，具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很多字句都堪称经典。本文拟从其艺术特色方面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雅俗结合的题材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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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文妘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随着她揕称“奇迹”的作品《传奇》、《流言》的问世，关于这位天才女作家的传奇般的传说便从此在海内外广为传颂，“流言”至今。
她的名字叫张爱玲，英文名字的中泽，她是清未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官宦世家，却擅写平民甚至小市民的苦东，而生活与其处世之道却又全然不同，她生活的世界是一种别样世界，她用自己独特的笔为我们剖开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一、别样的苍凉基调
苍凉是张爱玲故事的底色。她在《流言·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对照。”这是张爱玲对自己艺术观和美学观的总结。
作家的生活阅历、艺术视野、人生观、艺术观决定了她创作的价值取向。与同时代大多数新文学作家不同，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视察人生的态度是带着悲剧感的冷静审视。这种悲剧源于作家独特的审美感悟，以及由悲凉身世引发的悲凉心境。张爱玲出身名门，但显赫的家世到了张爱玲的父亲这一代已日见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弄风捧月，坐吃祖业，不思进取。而且性格暴戾、乖张，与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母亲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相容最终导致了父母的离异。父亲娶进了姨太太，令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张爱玲最后因与后母不和被父亲毒打囚禁达半年之久。“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得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那个曾经煊赫，曾经繁华的门庭留在作者记忆深处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张爱玲最后从这充满腐败气息的旧家庭逃走，并再也没有回去过。“但过往的萧杀岁月却已像极热的烙铁，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凉。”这一切直接影响到作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张爱玲的笔下，无论富家公子，还是贵族小姐，在他们充满七情六欲的悲欢离合中，总有一个生命的底色作为大背景存在着。这个底色是苍凉的，无告的，没有光的所在。
《倾城之恋》中的那对男女，女的白流苏出生于式微的封建大家庭，因婚姻不幸而离异回到了娘家。娘家人接受她的叛逆行为，是因为她手头当时尚有一笔钱，等到钱被兄嫂盘光，她立即成了这个家中男男女女的眼中钉。所以她尽管有着一个大家世的背景，却也只是大树上飘落的一片叶子，无根无依。男的柳原是一富商之子，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之恋有他的存在。落地伊始他受到的便是西洋文明的教化和熏陶。等到父亲去世，他远涉重洋赶回来继承遗产，才发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尴尬境地：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宗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于茫然无际中抓住了对方的臂膀，犹如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共同的人生，熟悉的血缘使他们互相吸引，不同的文明教养又使他们相互排斥。张爱玲不忍让主人公随时代的影子沉落，而用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们。惟有在这倾毁中，人去掉了一切物欲的名利的追求，还原为原生状态，才有了真情的浮现。这种恋爱没有琼瑶似的，没有三毛式的至情至性，只有看破红尘后的悲凉和无奈。
苍凉的世态，苍白的人生，以及悲观的人生态度使张爱玲对世态人情绝少天真和幻想。受西文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她习惯于从人性的角度去把握悲剧人生，以、金钱欲、非理性去解释悲剧，阐释人的行为动机。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指盼依赖官商遗孀的姑妈顺利读完大学，然后遇到一个真正喜欢自己的人。照理说，这点要求很普通，一点不过分。可是她碰错了时间和地点，更碰错了对象。她忘了自己的的至亲姑妈已是个被金钱异化了的人类渣滓。当年，冲着金钱去。她自甘堕落为男人的，然后又用男人的钱疯狂地玩他们的同类，藉此获得心理的平衡。梁太太于这金钱的泥坑里醉生梦死，渐渐风韵日衰，眼看无法挽住上流社会如狼拟虎的男人。这时的薇龙的主动投籍无异羊入虎了，梁太太答应薇龙的请求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做了精刮的运算后的“英明”决策：“她对于银钱的交易，一向是仔细的，这次打算在侄女儿身上大破悭囊，自己还拿不出主意，不知道这小妮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投资？……不如趁今晚请客的机会，叫这孩子换件衣裳出来见见客。”有这样一个姑姑，加上身身的软弱，贪慕虚荣，薇龙终于没有摆脱表面繁华的香港上流社会的诱惑而一步一步走进姑妈的圈套。“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消失了，消失得无声无息，忧如一个苍凉的手势。没有哭天唤地的悲恸，没有斩钉截铁的怨怼，有的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
无论是白流苏、葛薇龙，还是佟振保、曹七巧，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她站在悲哀苍凉的基石上，揭示深藏于人性深处的自私、冷漠和虚伪，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
二、别样的女性角色
现代文学中出名的女作家很多，笔下写的确也多为女性，如庐隐笔下的“海凉故人”，丁玲笔下的“沙菲”，凌叔华笔下深宅大院的小姐……这些女作家多是站在与笔下女主人公同一立场，以同情的角度来描写这些女主人公在这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的悲哀，或反抗，或寂寞……，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张爱玲则不同，她注意介绍的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承承相袭。
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就是一个因不幸婚姻而心理变态的女人。曹七巧是给姜公馆的二奶奶，她娘家是开麻油店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她绝不可能成为姜家的媳妇，因为姜公馆的二少爷生下地就是个残废，门当户对的做官人家的女儿不肯嫁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才“降格”做成这门亲事。从此，曹七巧就给戴上了“黄金枷锁”，在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里生活，在姜家，从老太太到伺侯她的婢女小双，没有一个瞧得起她，她虽然不象传统的妇女那么柔顺和被动，很不服命，不断地和周围的人们碰撞，在精神上跟他们互相残杀，始终没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环境把这个素质本来就不好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极端自私和残暴的人，一个活生生的魔鬼，她自己被黄金的枷锁锁住了，失去青春和幸福，最后她也用那沉重的枷锁劈灭了几个人，包括自己的儿女。曹七巧的变态心路，实际上是写了女性的被践踏，受残害到人性的灭绝过程。这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出作家的眼光是与这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谐统一的，即只把女人看做女人，而不是女人，只重视她们的性别的一面。她的小说中出现的大多数女人都在为婚姻奔忙，因为婚姻在她们即意味着全部生活。白流苏自己说：“多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于是找到结婚一条路。敦凤也说自己的再嫁米先生“我的事，舅母还有不知道的？我是完全为了生活。”虽然五四时期，尤其是五四后期，已经有很多作家对在这“恶浊的社会”里是否能够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妇女个性的真正解放提出疑问，但只有张爱玲的小说对于妇女的“自立”没有一点肯定的描写。在她的小说中妇女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只是成为男人的附庸，只不过看这个附庸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来确定选择者的成败，例如自流苏、敦凤的成功，沁西亚的失败……所以说张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是有别样风味的。
三、别样的诗语言
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学语言运用是非常卓越的。有人说是“诗的语言”，有人说是“有意模仿的技巧，也有人说她创造了“张爱玲体”，她的语言有其鲜明的个性：华靡中有素朴，流丽中见凝重，词旨多寓篇外，耐入寻味。
“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工”而后方能“淡”，绚烂之极方能素雅，张爱玲就到了这种“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境界。如曹七巧最初亮相时穿的衣装，就有雪青、银红、葱白，雪青闪蓝等颜色集于一身，搭配十分讲究。梁太太一副面网和脸部可以分别出暗黑、紫黑、黑绿、青苍等色泽，区分得十分细致。这就是张语言的绚烂多采。而在长安与童世航之间的爱情和婚姻被曹七巧一手毁了之后，又有一段委婉而朴素的文字：
“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戴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现在稀有的柔和。……世航微鞠了一躬，转向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
张小说语言不仅华靡中有素朴，还在描景、状物、写人时将静止的状态化为一种流动的状态，有一种流动的美，而双不乏孳生的一面，如曹七巧的骂人：
“不害臊！你是脖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要过门！……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不就是看中了姜家的门第！别睢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回事！……”
撇开了长安的谎言不说，更主要的是揭露姜家所谓世家大族的腐朽没落，掂起来很有分量。
张爱玲小说的片语只言，一句对话，一个比喻都有着不同于字面的含义，语言极富特点，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
关键词：悲剧意识 男性形象 人性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引人关注的当然是那些女性形象，而对于人类的另一半――男性，作者也有相当精彩的描写。相比而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比女性能体现出更多的文化意蕴，更具有哲理性和反思性，也更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和体现悲剧意识上的惊人才华。由于张爱玲蔑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男权文化，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弱化的、病态化的男性世界。
一、封建没落社会中“遗少”们的生存悲哀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经典“遗少”的男性。姜季泽是《金锁记》中成日混迹于烟花柳巷的姜家三少爷，他不务正业，没有什么真情可言，面对七巧对他的爱恋，他只是“心里动了动”，就再也没有了。然而当他亏空了家产后，却去找这个“由姨太太扶正的嫂子”，“撩拨她”企图以出卖自身去赢取曹七巧的宠幸，最终他的伎俩还是被七巧识破，被七巧赶出了家门。在这个精彩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昔日里的姜家三少爷穷困潦倒的落魄模样。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生活在这个封建没落社会中男性形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就是《花调》中的郑先生，他虽然不似季泽那样被钱财和迷了心窍，但他的生活状况却让人心生怜悯。“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4]这几句话深刻形象地说出了郑先生的悲剧人生。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变革，郑先生却仍然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是自己。郑先生家里是拮据的，但他的日子却不受金钱的束缚，不论有钱没钱，他依然是抽鸦片、住洋房、全家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他把女儿的婚姻当成了他最后的经济来源。[5]对于郑先生而言，他不是不知道女儿心中的痛苦，而是他早已不耐烦了女儿无端的浪费家里的钱财了，倒不如在她往黄泉路上走的时候，轻轻地推一把，让她早早的离开。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类被封建社会所抛弃的男性还有很多，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靠女人生活的乔琪乔。《倾城之恋》里吃喝嫖赌、“玩出一身病来”的白三爷、白四爷， 以及把白家带向困境的大赌徒白老太爷；《十八春》里玩， 娶姨太太却依然以旧道德判官面世的遗老沈啸桐，这些个从封建旧家庭走向没落的男人，他们看到了旧家庭走向没落的全过程，昔日身上的光环早已不在。
二、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充满矛盾与痛苦的“绅士”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中塑造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绅士”――范柳原。 由于“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恋”有了他的存在，为了拿回遗产也吃了不少的苦。拥有大把金钱的他事业成功，在社会上左右逢源，但他也是洋场社会的花花公子，“把女人看成脚下的泥”、“对女人说惯了慌”。他喜欢流苏却不打算娶她，因为他看出了流苏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奴性。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两人都有着私心：流苏为了他的钱和以后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柳原则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女友，一个娼妇”，而非一个妻子。但其间也曾有“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刹那真心，可这份“真心”却少的可怜。他为了使流苏自动投入他的怀抱，而自己又不用负任何名门闺秀与婚姻承诺的责任，煞费苦心地用印度公主来刺激流苏。在这场无爱的较量中，战争让柳原与流苏相濡以沫，“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倾城成全了流苏，她得到一桩向往的婚姻。然而在这一桩看似圆满的婚姻中，张爱玲依然在流露着她的悲剧意识，她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到了范柳原内心深处那个守旧的灵魂，看到了这个爱情中自欺欺人的虚无承诺。文章的最后也向我们指明的这个并不圆满的婚姻的结局：他终于接受了流苏，但却把“对她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没有“一样感情是千疮百孔的”，所有的婚姻都充满了痛苦与挣扎。
三、家庭条件形成畸形儿的悲剧性格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这一类的人物，他们学习新的知识，接受新式的教育。但是却生活在专制家庭的挤压下，心理极端的病态。《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是这一类的典型。他四岁上就没有了母亲，从小在父亲与继母的痛打与羞辱中长大，父亲打聋了他的耳朵，他也整日做着白日梦。生活在这样一个荒凉衰败旧式家族中，他渴望确认自己，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恐惧，这一切都导致了他病态心理的产生。他开始仇视和警惕周围的所有人，哪怕是真心对他好的人。他仇恨自己死去的母亲，因为她没有和言子夜私奔，自己无法成为言子夜的孩子，他仇恨学校里的言丹朱，嫉妒她的健康、开朗、活泼……他甚至在对言丹朱拳打脚踢中证实自己。封建专制的家庭生活环境注定了聂传庆的悲剧，他什么也逃不了，生活还得继续。“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6]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封建家庭生存下的病态男性的悲剧，他无法冲破家庭的牢笼，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只是盲目的生活，沿着旧的生活继续走下去。最终一步一步陷进封建的沼泽，被旧有的生活方式压制，身心都被异化扭曲了。张爱玲对这一类的男性即充满了同情又充满了指责。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男权意识正在逐步的消解，女性的独立意识也随之加强。张爱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和男性批判意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代在进步，但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仍有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发生，也许有一天女性真的可以和男性真正的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男性，到那时会不会又会发生女权主义呢？如何才能使男女和谐相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余斌著.名家张爱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 马建高.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名作欣赏，2005（3）
[4] 张爱玲.花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 张爱玲.花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张爱玲走时，我才不过2岁。于是，我用编织的梦，听她的孤独。
她已是位古稀老人，因为她的青春早已在向前的奔逃中绝尘而逝。她理着腿前的鲜艳旗袍，苍白的发丝在空气中独显衰老，张爱玲握着岁月的痕迹，低语着她生命中最旖旎的一点记忆。20岁的她是清高的，是厌世的，她不愿任何人步入她的世界，而窗外那个所谓的世界对她而言好似一块腐朽的烂木，充满恶臭和虚伪的面具。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的确，在她20岁时就已经成为杂志社的常驻作家了，用她那唯美的文字一点一点的描绘人世的悲凉。张爱玲生的丽致却又高大，像一个看惯尘世的高傲者，直到遇到了笔名流沙的胡兰成，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张爱玲沉醉在胡兰成的才学善言中，她早已管不了这人世的苍凉，自私的索取自己的人生，于是，她用<<封锁>>换来了胡兰成的爱情，也用<<封锁>>埋没了这虚假的幸福。
张爱玲站在雨中，隔了数年的烟雨，她仍旧看不透，她的心也无法再次承受些什么了。站着站着，像夜雨中的一朵玫瑰，奈凉风从桥的尽头吹袭过来，站着站着，碎碎的雨便落成了寂寞，一点一滴砸乱心头，万物默默嬗蜕，她的眼中凝成了好多故事。
“我总以为这世事皆悲苦，如此而言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太多的人值得我怀念了，而谁又会记起当年那个风光传奇的张爱玲呢？和那么多孤独相伴的日子都过去了，这些被世人遗忘的痕迹又算的上什么。”张爱玲的眼中是一丝自嘲，好似吹皱了一池春水。“那些辉煌的过去不过是瞬间罢了！我挥霍了那么多青春，再也不能反悔了。罢了罢了，死，也许是一种解脱吧”她的脸是一道惨淡的笑容，岁月磨老了张爱玲丽致的脸，也磨老了她丽致的心。她幽幽走上阁楼，等待死亡的洗礼。
摘 要：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是一个相貌出色、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又是一个“不彻底”的青春杀手，具有平凡的小人物的特点。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王佳芝有其丰富复杂的青春、人性与叙事学意义。《色·戒》以王佳芝为典型写出了青春生命的非理性特点，揭示了青春阶段某种意乱情迷的状态以及青春同周围世界的矛盾冲突。青春是多情的，而世界是残酷的；青春是幼稚的，而世界是老辣的，这正是青春的脆弱之处，也正是人生的苍凉所在。王佳芝的悲剧结局，给世人特别是青年人留下深刻的“色”与“戒”的思索。
1978年4月11日，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发表。后来张爱玲在皇冠出版的《续集》自序中说，《色·戒》是在1953年开始构思的。张爱玲为写作《色·戒》这样一部短篇，竟耗费了整整25年的时光，这在张爱玲传奇式的创作生涯中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短篇小说《色·戒》扑朔迷离的主题呈现出丰富的多义性，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下面笔者尝试通过对作品故事情节以及主人公形象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色·戒》主题思想的丰富内涵。
《色·戒》情节概要
日伪时期，广州沦陷，岭南大学迁至香港。热血青年们心血来潮，决定设下圈套谋刺来到香港的汉奸易先生，最终选定让话剧社的骨干分子王佳芝施展美人计。不料想易先生突然返回上海，暗杀计划随之流产。珍珠港事件后，学校又迁回上海，王佳芝却留在了香港，因为她不愿再面对过往。两年后，同学们却再度向她发出召唤，让她到上海完成未竟的暗杀事业。小说《色·戒》的情节展开在王佳芝来到上海后，以“麦太太”的伪装身份出现在易太太及其“闺密”们的牌局上。王佳芝要在今晚假借“修耳钉”的名目把易先生骗到暗杀地点：珠宝店。她惴惴不安，借故离开，在南京路上的咖啡馆等候易先生。在焦虑的等待期间，从前的种种复杂心绪掠上心头。王佳芝想起与易先生的种种暧昧情景，以及这两年的经历，内心五味杂陈、徘徊不定。易先生终于来了，他尽管心狠手辣、老谋深算，却也想不到眼前这个跟自己暗度陈仓两年之久的“小情人”会是刺客的布局。去珠宝店的一路上，王佳芝都在思忖易先生是不是真的爱过自己，想的全是小女人那些患得患失的心思。珠宝店外，刺客隐身。王佳芝内心无比焦虑。在易先生低头为她挑选戒指的一刹那，王佳芝从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感受到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于是在紧要关头示意易先生快走。大汉奸心领神会，趁机溜走。
小说《色·戒》的结局是，南京路很快被封锁，某个参与谋杀行动的热血青年被捕，马上招供。不到晚上十点，除了一条漏网之鱼，暗杀团成员全被处决，包括王佳芝。易先生回到家，太太们还在打麻将，吵吵嚷嚷要让他请客吃饭。易先生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想着王佳芝。易先生觉得，这个女人真是“爱”他的，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可他必须杀她。在太太们的笑声中，易先生静静地走出房门。
简言之，小说《色·戒》的情节可以概括为，一位风华绰约的大学生女杀手，初次执行暗杀任务时，在关键时刻因为一念之差竟然放走了追踪两年之久的“猎物”，致使整个暗杀计划功败垂成，包括女杀手在内的大学生暗杀团，全部被落网而逃的大汉奸易先生处决。
《色·戒》人物简析
小说《色·戒》中的人物不多，除女杀手王佳芝、大汉奸易先生外，还有王佳芝的同学邝裕民、梁闰生等。王佳芝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当然也是小说中张爱玲着墨最多、用情最深的一个人物。那么，王佳芝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张爱玲又是如何表现这一形象的呢？
小说中的王佳芝是一个相貌出色、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她有一副爱国热肠而又爱好话剧艺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不太冷”、“不彻底”、“太犹豫”的女杀手。在小说或电影电视剧中，杀手大都是以英雄姿态出现而最后总死于非命的角色，有慷慨悲歌的杀手，有热心助人的杀手，然而似乎更多的是冷面无情的杀手。而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杀手。其“不合格”，首先在于——
这个杀手“不太冷”
小说中的王佳芝并非职业杀手，这个业余杀手的“不太冷”，其一是因为这个杀手“太青春”。青春是一种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状态，本身充满了矛盾、荒唐和非理性的内容，尝试和体验是这个年龄段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特点，而心猿意马、意乱情迷等不由自主的情感状态，也是趟过“青春小河”的人们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王佳芝为了一个崇高的使命，与同学梁闰生初尝禁果，之后又与易先生有过云雨之欢。这种“性”和“情”对王佳芝这位纯情少女而言都是第一次，无论多么荒唐、多么无理，都会在其青春生命中留下难忘的记忆印痕的。在诱杀易先生的一路上，王佳芝都在思忖易先生是不是真的爱过自己，作品中有如下心理刻画：“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在珠宝店里，当易先生低头为她挑选戒指的一刹那，王佳芝从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感受到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于是在紧要关头放走了易先生。这并非王佳芝政治立场的坚定与否的问题，而正是青春的意乱情迷和潜意识状态下的不知所措。在常态社会宽松环境中，青春通常是在不断的“犯错与纠错”过程中走向成熟的；而在非常态的严酷环境中，加之特殊重任在肩，甚至不允许青春犯错，一旦犯错，便要付出沉重代价，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也，从而显示出“青春成长”残酷而血腥的一面。业余杀手王佳芝的“不太冷”，其二是因为这个杀手关键时刻产生了“恻隐之心”。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本性》曰：“恻隐不忍，仁之气也。”恻隐之心和不忍之心的萌生，是缘于内心深处的“仁之气也”。这里的“仁之气”也即同情、怜悯之心，无等差的博爱之心。王佳芝关键时刻的“恻隐之心”遂使青春那“温柔的一瞬”酿成不可追悔的过失。张爱玲有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王佳芝并非“懂得”易先生，这个纯情的少女是因为“慈悲”，所以“手软”。这样，王佳芝作为一个杀手虽不合格，但她的“恻隐之心”和“慈悲的手软”却给人留下深深的思考。张爱玲大胆表现王佳芝这位“青春女杀手”那“温柔的一瞬”，着实写出了青春的某种本色与人性深处复杂的一面。
其次，王佳芝作为杀手“不合格”，是由于——
这个杀手“不彻底”
《色·戒》中的王佳芝固然非常优秀而又勇敢，但她毕竟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换言之，王佳芝并非英雄或者说张爱玲并未把她当成英雄来写；把王佳芝当成英雄来写固然可以，但那是另外的作家版本，而不是张爱玲的了。张爱玲一贯的风格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的悲剧观构建在人的生存意义上，她肯定的是既非“英雄”也非“完人”的“软弱的凡人”的生活价值。因此早在1944年5月那篇回应傅雷的辩论文章中，她就说：“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一贯认为，凡人比英雄更长久也更有内涵，因为大部分人是凡人。小人物往往不彻底，如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大都“不彻底”。对张爱玲而言，王佳芝首先是女人，她唯情感是尊、唯情感是大，这是女人的特点，也是女人的悲剧。在王佳芝的心中，“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但在易先生的心中却认为：“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杀手的命运，就是悄悄地来到，又悄悄地死去。王佳芝的死并不悲壮，但却苍凉。分明是敌我之间严峻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张爱玲将故事点化为男女之间的心理较量，并写出了王佳芝作为凡人的一面，或者说写出了英雄烈士平凡的一面，由此透视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多个侧面。王佳芝这个人物的特色正是在“不彻底”中显示出来的。
第三，王佳芝作为杀手“不合格”，是因为——
这个杀手“太犹豫”
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这个杀手“太犹豫”，有些类似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复仇王子”哈姆雷特。细读张爱玲小说《色·戒》就会发现，王佳芝刺杀汉奸易先生一再出现情节上的延宕。首次延宕是因为易先生从香港突然回到上海；第二次延宕则是因为杀手王佳芝关键时刻的“太犹豫”，以致错失良机，酿成人生悲剧。《色·戒》中王佳芝的犹豫不决，使得谋杀延宕，这同哈姆雷特复仇中的延宕有相似的意义。在《色·戒》和《哈姆雷特》中，延宕首先由于主要人物的内心矛盾，其次是由于作者的叙事策略。哈姆雷特的名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在《色·戒》中的王佳芝那里似乎化成了“放他，还是杀他？这是一个问题。”延宕在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矛盾的同时，也使得人物形象内涵丰富；重要的是，利用叙事上的延宕策略，作者引导读者思考一些重大问题，譬如生与死、爱与恨等。在《哈姆雷特》中，正是思考使得哈姆雷特成为哈姆雷特。如果哈姆雷特不假思索就举刀杀人（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太多了，战场上更是普遍），那他就不是哈姆雷特。从某种意义上，正是杀手的“犹豫”性格，使得王佳芝成其为王佳芝，这一特殊形象才成为张爱玲笔下的文学人物，才与历史上“刺丁案”中的烈士郑苹如有所区别。
王佳芝作为一个杀手并不合格，其中原因不一而足；但她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却有其丰富复杂的青春、人性与叙事意义，对这一人物形象的阐释成为我们理解《色·戒》主题的关键所在。小说《色·戒》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自然还有大汉奸易先生，这个贪婪而毒辣的惊弓之鸟，其心理既自私而又阴暗，张爱玲寥寥数笔就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笔者在此不作展开分析。
《色·戒》主题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王佳芝这个青春杀手的复杂性，才使得小说《色·戒》的主题扑朔迷离，甚至人言人殊，莫衷一是。那么，《色·戒》的主题如何把握呢？让我们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探讨其主题的丰富性和多义性。
1.青春是脆弱而苍凉的
按照既往的政治视角和理性思路，很难对主人公王佳芝在紧要关头放走汉奸易先生这种“荒唐”行为进行解释。从青春视角出发不失为阐释《色·戒》主题的方式之一。张爱玲笔下的大学生属于一群热血青年，王佳芝是其中的佼佼者，《色·戒》以王佳芝为典型写出了青春生命的非理性特点，揭示了青春阶段某种意乱情迷的不自主状态以及青春同周围世界的矛盾冲突。青春是多情的，而世界是残酷的；青春是幼稚的，而世界是老辣的，这正是青春的脆弱之处，也正是人生的苍凉所在。王佳芝的悲剧结局是青春意乱情迷、慈悲手软的结果，是热血青年因不谙世事和人性而付出的惨重代价，给世人特别是青年人留下深刻的“色”与“戒”的思索。
2.“色戒”还是“情戒”？
题目虽名之曰《色·戒》，但《色·戒》这篇小说并不“色”。小说写到了“美人计”并且引用了据说是辜鸿铭的那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以及“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但张爱玲只是信笔写来，一点也没有刻意渲染色情成分，由此足见张爱玲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的老到与深刻。
《色·戒》这篇小说里，张爱玲写“色”不是目的，写“情”才是最主要的。无情未必“真杀手”，而“动感情”一直是这篇小说人物最大的软肋。王佳芝因“情”而手软，易先生因“情”而险些丧生；但易先生的“情”对不住王佳芝的“情”，由此显示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立场。“动感情”或说“爱”，是一个人的卑微而矛盾的事情，如张爱玲几段著名的“心语”所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世上没有哪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作者自身对“感情”的理解，多少投进了小说《色·戒》的主题之中，成为我们理解小说主题时的蛛丝马迹。
3.从荒谬到荒谬
按照一般的逻辑，王佳芝放走汉奸易先生这一举动显然是荒谬的，错误的。其实，《色·戒》故事一开始便有荒谬之处，细读文本，张爱玲对此有所描写。诱杀汉奸易先生，其目的固然高尚，但是非得用美人计吗？非得让一个青春女孩子做出名誉的牺牲和肉身的奉送吗？那么，由谁充当牺牲者和奉送者？张爱玲写到王佳芝被选中之后，因首次诱杀未遂，受到同学们的嘲弄和讽刺，这使得王佳芝处境非常尴尬，其内心不安可想而知。王佳芝自主行动是一回事，王佳芝被当做工具又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是不容混淆的。诱杀汉奸故事的过程中，王佳芝才由被动居为主动，恰恰体现出王佳芝生命的主体性。这样，《色·戒》故事可谓“开始就错，结局还是错”，或者说开始荒谬，结局还是荒谬。西方现代哲学家加缪认为，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用在《色·戒》上也是适用的。当然，张爱玲创作《色·戒》之初，未必如是考虑，但读者读出此意，未尝不可，这说明张爱玲的作品本身蕴含着哲理深度，经得起哲学视角的解读。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警员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她把自己视为一件珍宝，秘不示人。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沓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政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张爱玲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雪洞”的比喻，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她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按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爱玲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单的片段形式”，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1961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6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