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3 08:05:01
如果要找一个民国时期的头牌女作家,那么这人非张爱玲莫属。
她的爱情和她的作品一样,参照了一个歧义的传奇:妖异多姿,是非不断。她在承受浮华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孤寂。
她是那个时代的一口枯井,深不可测,任人评说,却也清冽久远。
通向男人的内心是胃,通向女人的内心是阴道;如果一个男人不去勾引一个女人,别人说他不是个男人,勾引了,却也不是个上等男人。――这是张爱玲对婚姻的刻骨体验。
生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最后她一语成谶。
她的任何一句爱情经典都可以让今天热恋中的男女心生怯意。她看透了世间浮华,唯独没有看透自己。
她用苍凉的文字,给我们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喧嚣华丽,以及风流云散的爱情寓言。
她和胡兰成的故事伴着老上海弄堂里咿咿呀呀的胡弦声,演绎了一曲缠绵无望、灵肉纠葛的倾城之恋。
那个时代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张爱玲。
二
1944年2月4日,孤岛上海。
也许张爱玲一辈子都将铭记这一天――在这一天,她见到了胡兰成。
那时候的她,碎裙流苏,嫣然百媚,是名闻上海滩的女作家。而他则是恣意风流,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的汉奸美男子。
见到他,只是第一眼,她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里是欢喜的,希望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而她的才情也征服了这个披沙拣金的多情才子,他说,只是第一眼,他便认定她是民国的临水照花人了。
以前,他只是从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里见过她;而今,她从她艳丽妖娆的文字里妖娆地走出来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先是觉得张爱玲个子高,又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的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体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他不愧是情场老手,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感觉。那天,张爱玲特意穿了一条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
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她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没有顾忌他已有妻室,心想,他是爱她的,她也是爱他的。
很快,他们恋爱了。尽管这时候,外面的炮声隆隆,日本败亡的哀歌已响,但她顾不了这么多。
她,因了岁月荣华,天真。之前,她所有的生活都是在文字里想像。他,因了岁月沧桑,洞悉。之后,他在她的感情和其他女人间游刃有余。
一抹浮华苍凉的爱情传奇上演了。
和所有的男女一样,他们忘记了战争,忘记了身份,甚至忘记了自己,他们度过了一个情意绵绵的开头。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她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热情,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与他相爱了。
他每周都会从南京跑来和她一起读《诗经》里的句子。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桃夭》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提供了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
他们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以一纸婚书为凭。她唯一的好友炎樱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果实。
她对他说,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她想起《诗经》里和他一起读过的对爱情的期盼: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然后她用她一生的骄傲,尊重地在婚书上写下了这简单不过的九个字: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她的婚书早已洗尽了她文字里的风华。这一刻,他只是她的男人。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她多么渴望回到大汉,她是《凤求凰》里的卓文君,那么他是那个情深意重的司马相如吗?她不知道。也许他会是的,她在心里暗暗地想。
其实张爱玲也是知道他的,加上时局的无常,她心中有着隐隐的担忧。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她不愿,不敢去想。
很快,时局翻转。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
她叹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上海这座城市即使陷落了,但总能够容得下我们这对夫妻吧,她想,春心托杜鹃,银汉相牵也挺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的末日也到了。他从武汉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温州斯家。这时胡兰成不甘寂寞的风流本性再次显现――他搭上了乡下女人范秀美。
归云一去无踪迹,聚散难期。在张爱玲望眼欲穿的相思中,胡兰成和这个大他两岁的女人开始了新的恋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与胡兰成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到了温州。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是在旅馆见面的。
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的一把椅子上,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
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倒像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其实胡兰成明白,亡命天涯的男人,活着逃出去是唯一的动力与目的。爱情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住风雨。老妈子似的爱,他知道,张爱玲给不了他。新潮、独立、敏感的女性,哪有乡下目不识丁的旧式女人可靠、安全,又无需男人花心思哄着。女人愚蠢也是一种智慧,无才便是德。这大概是胡兰成当时真实的感受了。
回头沧海又尘飞。她真的是委屈,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深情是担不起的重担,情话也只是偶然兑现的谎言。也许在她的生命里,他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张爱玲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就像她的《半生缘》里曼桢对世钧说的:“我们回不去了。”是的,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他和她之间已经隔着一道时光的海。
一转身,便是天涯两断了。
她只是太傲岸了,她把自己的感情放得很低很低,却把自己的自尊放得很高很高。最后她不得不把自己的一生都包裹起来,直到最后作茧自缚。
多少爱,转眼成空。这个时候,她大概想起了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场景。那时候的他,谈吐风雅……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
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世人都说张爱玲世故,其实她说出的这个理由,差不多是情感游戏中最幼稚的原理,就像1+1=2这样的简单加减。说是世故,大概也只是孩子似的单纯明朗吧。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张爱玲选择在他一切都安定下来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并随信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
她用30万元断了对胡兰成的思念。张爱玲走得决绝,可还是有些心疼不舍,毕竟夫妻一场,720天的时间,不短。
胡兰成的两年,却是张爱玲的一生。爱那么短,痛却那么长。
对待爱情,她一点都不世故,更谈不上精明,倒有几分笨愚。当初遇上胡兰成,明知道这个男人是个火坑,一个爱字,还是天真地跳了下去。
三
自此,这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炎樱没有理他,张爱玲也没有理他。这样的男人,就像是罂粟花,看是好看,可终究是毒药。
这一次,她不再摇旌。两年的婚姻,她早已伤痕累累。爱得彻底,走得也决绝。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大概是痴心的妄想吧。
后来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她用了几十年的时光,把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爱几乎都融入那本叫《小团圆》的小说里。她最终用了这样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把自己和胡兰成的感情,做了一个彻底的清算。她给了自己一个苍凉的微笑。
情到深处花靡尽,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她的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1951年,张爱玲离开了让她荣辱纠结的上海,之后辗转香港,最后去了美国,嫁了大她许多岁的作家赖雅。然而她一生的爱似乎已被胡兰成燃尽。
胡兰成后来去了台湾,他把张爱玲和她的爱,得意洋洋地装进他的《今生今世》里。山河激荡,容光飘摇,笔触里也有缱绻的留念。也许他还是懂些她的。
当然,这都是些迷茫陈年的旧月了。尽管他们后来还一直保持着通信。只是在她的心里,再无波澜。《诗经》里既有桃之夭夭的相恋,也有江水无情的分离。所以她不悔,不恨,不怨。
1995年,9月8日,75岁的张爱玲,带着她绝世苍凉的手势,随着那段尘封的爱情,在异乡飘零了。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原因是张爱玲家里太洋气，洋气到让人目瞪口呆魂飞魄散。眼前这装饰得鲜明刺激的香闺，正像那颗羽绒被下的豌豆，证明她是一个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同样让他惊叹的，还有张爱玲真正的宝藏，她的智慧情趣。张爱玲不善交际，平日里只能跟姑姑嘀嘀咕咕，突然见一个不讨厌的男人对她有着这样的兴趣，便觉得他是在爱自己了。欢喜之下，亦把自己的世界完全向他敞开。
在他面前，她是会“作 ”的，倒一杯茶，也会斜着腰送过去，穿一双桃红绣鞋，告诉他桃红是能闻到香气的，甚至于拿出童年收藏的玻璃珠子，递给他看……她要把自己的前生后世都放在他面前。
我相信，张爱玲所有的好，胡兰成是能接收到的，可问题是，第一，她的那些好，太密集了，写文章还讲究个庸嘉相济，隽语要和平常句子搭配着来；第二，张爱玲的好，她的“作”，她的媚，都像是书里的，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有章法，而没有一个女人那种天然的、原生态的可爱；第三，她懂得太多，胡兰成一开始也挺来劲，想着西洋文学你在行，中国文学我可是强项，拿了本诗集想教她，不曾想，两人坐在一道看，那里面的字都只跟张爱玲打招呼，胡兰成说个啥倒要伺候张爱玲的脸色，就这么着，还老是荒腔走板，每每弄得沮丧。
所以，胡兰成的笔下，有这样的字句：这样伴了几日之后，两个人都觉得吃力。
这就是一个知识女性的悲哀了，她不是不懂得一个女人应该温柔妩媚，也不是不想这么做，关键是，她是先知而后行，不但落了模仿的、理性的痕迹，还让对方深感有敷衍的义务，如此一来二去的，脸上尽管还孜孜然，心里已经吃不消了。
胡兰成后来在武汉结识的小周正相反，这个小护士，那时只有十七岁，没有上过什么学，胡兰成写她的美，是含在眼睛里的笑，毛绒绒的脸颊，走累了时红晕飞起香汗津津，还有那种小女孩式的天真与泼蛮。
胡兰成也曾问小周要过照片，小周也在后面题字，题的是隋乐府：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跟这样一份娇嗲比起来，张爱玲的“低到尘埃里”就显得用力过猛了。
张爱玲之于胡兰成，像一件豪华的裘皮大衣偶然落到一个穷女子的手里，也许未必合身，也许未必舒服，但她知道它是贵的，所以，她珍爱它，愿意穿给人家看，但心里欢喜的，还是自己那一身俏丽的家常衣裳。
有一个也许会被正人君子批为庸俗的观点：金钱才是检验爱情的唯一标准。一个人肯为你花钱，不说明他爱你。但不为你花钱，则说明不爱你。
胡兰成说，张爱玲版税高，不用他养，所以他给钱，也不过像情人那样给一个礼物。
胡兰成逃离武汉时，却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小周。到了香港，他自己捉襟见肘，还给小周寄去路费，想要接她过来，可惜她下落不明，从此各分天涯。
喜欢无知少女，胜过知识女性，倒也不是胡兰成一人。钱钟书就说，女人有女人的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起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这大概是很多男人未曾掏出来的真心话了。
张爱玲说，女人要崇拜才会快乐。她对胡适，就有一种如对神明般的崇拜，亲眼看到他厚实的肩背，大头大脸，觉得简直就是一尊铜像啊!
当然，这崇拜，由距离而生，但是，正因为他不是这样一尊铜像，他才有被她爱上而不单是崇拜的可能。都知道胡适是谦谦君子，让人如沐春风的好人，却不知他也有“坏”的一面。是梁实秋还是谁说过，他擅长和小姐太太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鬼话”，应该是在钢琴边，壁炉旁，适之先生脸上带着少少的诙谐的笑意，和小姐太太们说说天气等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话。重在气氛，重在那样一种若有若无的两性的吸引，你说是轻度调情也可，换成谈话双方是同性，就不可能从那些不咸不淡的话里感受到那种淡淡花香似的愉悦。
胡适不是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所以有和曹诚英、韦斯莲的那些纠葛，坊间甚至传说他和陆小曼也有那么一段，我觉得他倒不至于会挖老朋友的墙角，但他在女性的世界里受欢迎，这是毫无疑问的。
张爱玲从不指望嫁一个道德完人，对于胡适的“异性缘”，她应该不会太反感，反倒有可能欣赏。胡兰成说过，她倒是愿意一切女人都喜欢我，这点没错，胡兰成的问题是，他还同时喜欢一切女人，胡适这一点上，应该比他有底线有节制。
因为如上几点，我一度认为假如张爱玲能够与胡兰成“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地遇上，他们倒是一对神仙眷侣。可惜的是，胡适是有老婆的，而且拘谨的不漂亮的张爱玲，怕也不是他喜欢的那一款，没办法，中国男人有一种统一的审美观，据我猜测，胡适应该不会例外。
不过，后来我又想，就算胡适对张爱玲也有兴趣，他们的感情能持久吗?胡适有很多可爱之处，但他有一个严重的不可爱之处，就是太“温”，你可以理解为“温和”，也可以理解为“温吞”，他不说人坏话，也不赞成别人说人坏话，这一点上，和张爱玲难免缺乏共同爱好。
张爱玲本人是尖刻的，聪明人要不是修养特别好，都无法忍住刻薄的欲望――他们不但刻薄别人，也刻薄自己，若是跟老胡在一起，就得戒掉刻薄这一好，怕不把张爱玲闷死?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啊!
因此，我PASS掉了胡适，认为钱钟书更合适一些，一部《围城》看下来，可知钱大师刻薄的段位可以与张爱玲匹敌，更难得的是，他的刻薄不阴冷，一会儿说这个太懒，一会儿说那个太笨，还在《围城》里给老爸画了一副漫画，大伙都不跟他计较，看透了他不过是一点孩子气。
张爱玲本人极其多疑，非得对对方有足够的信任，才能活泼放松天真下来，若是碰到对方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人，她一开始可能也会欣赏他的犀利智慧，但相爱容易相处难，时间一长，那“推测”落到她身上，她只怕也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推测”起来，要知道，那也是她的长项。
和钱钟书在一起就不会，他虽刻薄，却没有蛇打七寸的那种狠劲儿，对于他来说“有趣”比“致命”更重要，对于他的“胡说八道”，大可以以“童言无忌”视之。所以，他难得地有了一份幸福的婚姻，杨绛曾经著文详细地描述了他婚姻状态下的那股孩子气。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搬家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将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投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尘，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二十九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她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尘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和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后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着，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边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1、岁月静好下一句是现世安稳。
2、“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出自胡兰成的名句，这是他对张爱玲的承诺。意思是：生活平安宁静为好，现在安定健康为佳。句中透出作者宁静，恬淡的生活态度。不愿致身于利欲之中，一种和谐的认知态度。
3、“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胡兰成在与上海滩才女张爱玲结婚时撰写的。1944年，胡张二人结婚时，写下了一纸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句话也被收录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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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胡兰成 《今生今世》 清嘉婉媚
提到胡兰成，世人更多地会想起才女张爱玲，没错，胡兰成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他们的爱情纠葛给涉世未深的张爱玲带来的是永久性的情感创伤，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生涯。
胡兰成，旧式文人、才子，同时是政客、汉奸。这样双重的身份，社会和文化界对其评价诸多，主要集中在其人理应当废，而其文是否该废的争论上。一种说法认为一个人的人品有大污势必影响创作，所谓“文如其人”；另一种观点是其人理应当废，但他的文章确乎不错，因此不可因其人而废其文。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下面就以《今生今世》这本书的阅读观感加以分析。
一
《今生今世》一书，我认为最好的章节便是《韶华胜极》。止庵先生有云：“才子也者，首先真得有才，形之于文，是为才子文章。以此而论，胡兰成堪称人中翘楚，确实绝顶聪明，处处锋芒毕露。”[1]余光中先生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文反对胡兰成到台湾任教，但谈到胡兰成《今生今世》的语言特点时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今生今世》……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力气，‘清嘉’而又‘婉媚’。”[2]所谓的“清嘉婉媚”，我认为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大雅至极
《韶华胜极》一章讲述的是胡兰成出生并成长的故乡――浙江嵊州胡村。作者笔下的故乡是他儿时的记忆也是他老之将至却再也回不去的回忆，所以在这回忆里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他的想象。在胡兰成的笔下，他的故乡纯美如画，风物人情无一不是闲美的，故乡春天里简静的桃花、刚发芽的桑树，沿门挨户打卦的木铎道人，雪白的蚕茧，清明的菁饺烧饼，活泼可爱的采茶女；夏季里端午拔菖蒲、听故事，暑夜无眠宣宝卷；秋天里重阳节吃白酒，秋收后看大戏；冬天里过年忙又忙……胡兰成把故乡的春夏秋冬写了一遍，似乎儿时的经历历历在目，让心心念念的游子心驰神往，也让读者如沐春风。
文中语言极富古典韵味，文思简静细腻，用词文雅轻灵。最富有特点的是在对一事看似朴拙的描摹之后会“秋波一转”，添上一个语义转折却富含感慨意味的“小尾巴”。但这个小小的感慨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合情合理，让人体味出作者的敏感和才思。如“采茶”一节结尾处：“惟后屋茶灶间里有人在做茶叶，既是把炒过搓揉过的青叶子再来二度三度焙干，灶肚里松柴微火，只听他悠悠的嘘一声，双手把镬里的茶叶掀一掀，日子好长。”这“日子好长”四字，看似简单却意味深远，所谓“词虽尽而意不尽”，教人心神荡漾，久不得释。这样含蓄婉转却饱含浓厚情思的结尾，将文章的古典韵致推得更远更长。类似的句子还有“法无戏论”一节中的“沿溪钓鱼，山色桥影，桑竹人家，春风春日，皆在溪水里，人与溪水与鱼儿一样的鲜活”、“竹子的好处是一个‘疏’字，太阳照进竹林里，真是个疏疏斜阳疏疏竹，千竿万竿皆是人世的悠远”。胡兰成的笔调舒缓柔和，文字简洁清雅，微微的慨叹开阔了意境，显得情深而意远。
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各章大标题和其下小节标题大多采用古雅的四言格式，@示了古典的建筑美和音韵美。例如大标题有《韶华胜极》、《有凤来仪》、《民国女子》、《汉皋解佩》、《天涯道路》、《永嘉佳日》、《雁荡兵气》、《瀛海三浅》等。小标题《韶华胜极》一章就有“胡村月令”、“桐阴委羽”、“胡门吴氏”、“法无戏论”、“古镜新记”等。此外，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古典诗词、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显示了非常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学修养。例如温州避难期间有一段对恩人范秀美的夸赞：“她的人蕴藉，是明亮无亏蚀，却自然有光阴徘徊。她的含蓄，宁是一种无保留的恣意，却自然不竭不尽，她的身世呵，一似那开不尽春花春柳媚前川，听不尽杜鹃啼红水潺，历不尽人语秋千深深院，呀，望不尽的门外天涯道路，倚不尽的楼前十二阑干。”虽似有夸张，但其文采可见一斑。
（二）俗之可爱
《今生今世》一书中大量收录了民间方言、戏曲、民歌和童谣，体现了“俗而有趣，浅而不薄”的生机和意趣。文中大量录入了母亲责骂孩子的话语，例如孩子挑食，母亲会骂：“如何可以吃饭萎瘪瘪，小人该有什么吃什么！”孩子玩疯了，母亲就叫：“小人嬉戏也有个寸当，这样跌魂撞投胎似的，还不停了！”小孩毛手毛脚，母亲也骂：“小人怎么这样逆簇，会手脚一刻亦不停的！”听来引人发笑。
胡兰成还在文中回忆了儿时听过的戏文，夏夜里听小舅舅宣的宝卷，秋收后各村办素斋唱绍兴大戏时听到的《游龙戏凤》唱词。还有比口才，赢座位中的女子道：“无木也是乔，有木也是桥，去了木，加上女，是娇娘的娇，娇娘人人爱，我先坐下来。”风趣中透着几分机敏，清新可爱。
文中胡兰成还多次提及广西民歌：“唱歌总是哥第一，风流要算妹当头。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另一首“读书不像读书人，好游不像好游人。衫袖恁长裤脚短，你有哪条高过人”，调笑中藏着民间劳苦大众式的幽默诙谐。
至于童谣，在《韶华胜极》一章中更是比比皆是。清明节有童谣“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看姣姣”。唱纺织娘的童谣：“火萤虫，夜夜红，绩佳婆婆糊灯笼，公公挑菜卖胡葱，新妇抽牌捉牙虫。”这些富于浙东民间乡土气息的文学形式的加入，使得文章更本色自然、清新可人。这些看似“俗”的特征反而成为胡兰成式的语言特色，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三）禅意深远
除了《今生今世》之外，胡兰成还著有《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等。其中《禅是一枝花》是胡兰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台湾居留期间对禅宗第一奇书《碧言录》的解明，可以说是中国禅学的一件大事。胡兰成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今生今世》一书中也普遍存在胡兰成对于现世寻常生活中的禅意的追求。“乡下人忙于收成，畈上稻桶里打稻，一记一记非常稳实，弘一法法师说最好听的声音是木鱼、稻桶的声音便也有这样的安定”。稻桶的声音里体现着民间生活的稳实可靠，而秋天却有一丝丝感伤的味道：“人世因是这样的安定的，故特别觉得秋天的斜阳流水与畈上蝉声有一种远意，那蝉声就像道路漫漫，行人只管VV去不已……”“有人吹横笛，直吹得溪山月色与屋瓦变成笛声，而笛声亦即是溪山月色屋瓦，那嘹亮悠扬，把一切都打开了，连不是思心徘徊，而是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正经起来，本色起来了，而天下世界古往今来，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没有生死成毁，亦没有英雄圣贤，此时若有恩爱夫妻，亦只能相敬如宾”，这是一种心境的豁然开朗，体现了禅宗的“顿悟”，给人以含蓄悠长的脱俗之感。
二
胡兰成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除了他才情甚高写得一手“才子文章”之外，更为人诟病的是其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做出了追随汪伪集团、有失民族气节的汉奸行为。他曾一度官至汪伪集团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被称为的“文胆”，并写了《战难和亦不易》、《中国人的声音》等不少为辩护和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胡兰成的汉奸身份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一个风流自赏的洋场才子最终在民族大义上栽了跟头，以至于本该叶落归根的年纪仍然漂流异地，客死他乡，不能不说是其人生的最大失败。《今生今世》里谈及他一生的感情经历，那种“坦荡到，真实到可恶”的形象的确令人不齿。
《今生今世》讲述了胡兰成一生七段感情经历：结发妻子唐玉凤，广西教书时续娶全慧文；在上海时与英娣离婚，与张爱玲签订终身；去武汉办报期间又与年仅十七岁的护士周训德有染；抗战胜利后为躲避搜捕，与救命恩人斯家姨娘范秀美假戏真做结为秦晋之好；去日后，与房东妻子一枝共处三年，后另娶上海黑帮头目吴四宝遗孀佘爱珍。每一段感情都可以说是始乱终弃，胡兰成对每一段感情都没有抱着负责的态度，自始至终就是风流浪荡子的做派。这个对国家、对女人都毫无忠诚可言的人，不但从无愧疚之心，而且心安理得得令人气闷。每次弃旧迎新，都说“不觉得怎样抱歉”、“此乃天意当然也”。这种对滥情的自我否定，对过往的自我安慰，说是自欺欺人也不为过。
虽然《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发妻病亡一段，胡表达了他的哀痛：“我是幼年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但是更为人注意的却是胡兰成本是去借钱为发妻看病，居然很淡定地在义母家一住数天，“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以至于未能见发妻最后一面。对此胡兰成解释了一大通，但我还是隐隐地看出了他的懦弱和逃避。
胡兰成与才女张爱玲的情感纠葛更为张迷们所熟知，胡兰成“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两人相知相惜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可是好景不长，随着胡离开上海去武汉办《苦竹》杂志，结识了护士小周，他薄情寡信的本性又一次暴露无遗。“我与爱玲说起小周，却说的来不得要领。一夫一妻原是人伦之正，但每亦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随着抗战的胜利，胡兰成隐姓埋名逃往温州乡下与范秀美过着“夫唱妇随”的生活，“我与秀美的事，没有告诉爱玲，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对此陈昶在《胡兰成研究综述》一文中转引江弱水先生的评价很准确：“他对女性，情虽不伪，却也不专，他要的是‘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而他的情意会随其行踪的转移而改变，焉能系于一身！他自认为是一位‘永结无情契’的高人，在旁人看来，到底只是个朝秦暮楚的荡子。”[3]
因此，从《今生今世》一书看，胡兰成其才的确当惜，其人其事其人品又当别论。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是要秉承实事求是、客^公正的态度，不可以偏概全，也不能一叶障目。历史自有公论，我辈权且做惶惶之论。
参考文献：
[1]止庵.胡兰成与《今生今世》[J].文汇读书周报，2003（10）.
[2]余光中.青青边愁[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3]陈昶.胡兰成研究综述[J].文学评论，2011（11）.
[关键词]《色・戒》；李安；张爱玲；美化汉奸；丑化抗日志士
李安拍了一部电影――《色・戒》。近来，“真爱无罪”的宣传广告铺天盖地。这广告词还真是拿捏住了李安的心思。《色・戒》讲述了一群抗日志士用美人计刺杀汪伪要员易先生的故事。王佳芝负责易先生。在交往中，王佳芝和易先生产生了爱情。关键时刻，王佳芝告诉易先生“走，走吧”，使得易先生死里逃生，刺杀失败。易先生随后派人把行剌的抗日志士一网打尽，包括王佳芝在内的抗日志士被易先生枪决。在电影中，李安极力渲染王佳芝对易先生由恨到爱的客观环境：父亲在英国，她寄居在舅妈家中；她暗恋邝裕民，邝裕民却对她无动于衷；她为了谋剌易先生，不得不向嫖过的梁闰生学习性经验；她不名一文，却不得不和充满珠光宝气的阔太太周旋；她写给父亲的家信，老吴毫不客气地把它付之一炬；她的对手易先生，凶残、狡猾、变态。在这严苛的环境之下，易先生体贴，并送给她一枚价值11根金条的钻戒，王佳芝动了真感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易先生把王佳芝也送上了断头台。对于王佳芝的死，易先生痛苦万分。他坐在王佳芝住过的床上，表情木然，黯然神伤。
对于抗日志士王佳芝和汉奸头子易先生的爱情，李安却为之辩白，“真爱无罪”。王佳芝对汉奸易先生的爱真是无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说，爱是有原则的。爱，要看对象，要讲道德，要讲廉耻，要讲民族尊严。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时期，爱汉奸，就是爱日本，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有罪，日本侵略有理。若说汉奸易先生对王佳芝的真爱，那就是在美化汉奸和日本，丑化抗日人士。日本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汉奸叛国投敌，沦落为日本人的鹰犬和爪牙，祸国殃民。易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身材矮小，好色，变态，凶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王佳芝却由被迫到甘愿，由刺杀到爱护，由仇恨到爱恋，显示了汉奸魅力无穷。王佳芝爱上这样一个汉奸，显然是在丑化爱国人士。“真爱无罪”是超越道德和民族利益的泛爱论思想。李安用泛爱论，不但蹂躏了中国人民的肉体，而且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在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却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狮奖，真是匪夷所思!李安在获奖之后发表感言时说：“感谢中国观众，以及中国香港的同仁。希望这个奖项和所有的华人分享。”分享什么呢?是分享汉奸蹂躏中国的和日军侵华的快乐吧!
李安曾说过：“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电影是要吸引观众到一个黑匣子里来，要花钱花时间，必须要有新意才能让观众聚精会神地盯着大银幕，看两个钟头，这很重要。”抗日不能慷慨激昂，日本侵略中国，按照李安的意思，中华民族要热烈欢迎汉奸和侵略者，要像王佳芝一样去献身?所谓“新意”就是用和镜头来征服观众，让汉奸去蹂躏抗日志士的肉体，去中华民族的精神吧!他这“新意”的确是不同寻常!“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张爱玲到底看透了什么?
《色・戒》是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让我们看看张爱玲笔下的小说《色・戒》吧。张爱玲以欣赏的笔调写汉奸头子易先生。她写易先生对王佳芝的真情：“我们不是要买个戒指作纪念吗?就是钻戒好不好?要好点的。”她写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痴情： “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她写抗日志士的变节：“那些浑小子经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抗日志士王佳芝是怎样爱上汉奸易先生的呢?在张爱玲写来有三样东西：“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权势是一种”，价值11根金条的钻戒。是易先生的、权力和金钱征服了王佳芝。显然，张爱玲美化了汉奸，丑化了抗日志士。李安对张爱玲小说的主题不但心领神会，而且在电影中还有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
张爱玲对汉奸的感情不单单在小说中有所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他对汉奸也是一往情深。在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抗日的艰苦岁月里，张爱玲却和当过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相恋相爱并结婚。抗战胜利后，汉奸胡兰成躲到温州，她依然恋恋不舍，追到温州，在胡兰成手头拮据之时，她慷慨相助。后来，胡兰成逃到了日本。由此看来，小说《色・戒》有张爱玲自己的影子。也正因如此，张爱玲对这篇小说情有独钟，用三十年的时间写了这篇小说。1979年在《惘然记》序言里她这样写道：“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三个小故事”是指《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从这段文字看来，张爱玲对《色・戒》所饱含的情感是深挚的。之所以和汉奸胡兰成有着这么一段姻缘，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佳芝的行为了。从张爱玲的思想、行为和小说来看，张爱玲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汉奸。对于这一点她还觉得有点儿冤枉，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这篇文章里她写道：“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到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这里所谓的“私生活”当然是指她和汉奸胡兰成的爱情。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体。不能说张爱玲只爱胡兰成的躯体吧，如果是这样的话，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美男子到处都是，为何她还要去爱胡兰成呢?原因当然是胡兰成的思想和灵魂――汉奸。胡兰成的肉体只不过是他思想和灵魂的躯壳而已。不但自己爱汉奸，而且在《色・戒》中还要让抗日志士王佳芝也去爱汉奸。这种思想和行为，不是文化汉奸又是什么呢?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没有留在大陆，没有留在香港，也没有留在台湾，而是远走高飞，定居美国。这个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张爱玲的所作所为，迅雨(傅雷先生的笔名)早在1944年就批判过，他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其实，傅雷先生的犀利目光已经看清了张爱玲文化汉奸的嘴脸。
时光流逝，中华民族抗日的硝烟散去，汉奸的丑恶嘴脸慢慢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创伤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弥合。普通的中国观众对那段岁月已没有切肤之痛。就是在这时，李安带着《色・戒》来了。李安是聪明的，他剪掉了影片中血腥的场面和的镜头，并用“真爱无罪”来加以包装。果然效果奇好无比，大陆各大影院纷纷上映肌节版的《色・戒》。
李安拍摄《色・戒》的动机有三：一为金钱。作为商业电影，首先要有利可图，那就要找卖点。《色・戒》最大的卖点就是裸的。这些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名言：“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用色情镜头来吸引观众，目的是让他们慷慨解囊。就连美国这样一个性解放的国家，都嗤之以鼻，把它列为。有很多观众是冲着色情镜头和床上戏去的。有些观众在看了删节版的《色・戒》后牢骚满腹，抱怨把“精彩镜头”都剪掉了。在他们看来，掏腰包就是为了看床上戏。更有甚者，有些大陆观众，竟跑到香港去看足版的《色・戒》。二为美化汉奸。“色易守，情难防”的宣传让观众看到了易先生的“真情”，汉奸并不都是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在李安看来，他们可亲、可爱。三为张爱玲辩白。“真爱无罪”，王佳芝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指责。同样，张爱玲和汉奸胡兰成相爱也无可厚非。总之，张爱玲不是文化汉奸。大陆观众看着这为汉奸和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招魂幡，吸着这精神鸦片，不知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