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争功作文范文

五官争功作文篇1

眼睛最嚣张，所以最先说：“我应该是最重要的！你们想，如果主人没有我，就看不到五彩、漂亮的世界。过马路，红绿灯都看不见，都出车祸了！到了悬崖，也以为前面还有路，又出人命了！所以我最后果要。”

耳朵也不甘落后，抢在鼻子前说：“我抗议，凭什么就我们兄弟俩分开了，你们都没有。你眼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工作不认真，得了近视眼，戴了个眼镜，居然还把眼镜腿挂在我身上。还有，如要不是我，主人就听不到优美的旋律、好听的歌，主人的妈妈叫他，他都听听不见。老师讲新课了，主人也听不到，成绩还会下降。所以我最重要！”

鼻子因为最后说，因此怒气冲天。他说：“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抗议！为什么你们这些懒虫天一黑就休息了，而我却还要加班？所以我抗议！再说了，如果主人没有我，还闻不到饭菜香美的味道，吃起来都没胃口。所以我才最重要！”

他们三个就这样越吵越大声，相互争论不休。这时，在他旁边的嘴被吵醒了。于是，他们三个马上就去找嘴评理。面嘴却说：“你们都错了！你们三个，包括我在内，对主人都很重要。你们想想看，我们都有自已对主人的好处，主人缺少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非常大的损失！而这个损失也是弥补不了的呀！”

他们三个觉得嘴是在胡言乱语，于是，就干脆来了个“全体罢工”。这时天亮了，那个小孩的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那个小马上跑过去一闻，说：“妈妈，这菜好臭啊！”气得他妈妈把那些菜全倒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小孩上学了。来到学校教师开始进课了，那个小孩却什么也没听见。老师发现他跟平时的表现有些不一样，就请他回答问题。而他起来却一问三不知，下午还被留下来了一个小时。在回家路上，正好是大人们下班的时候，公路上的车非常多，那个小孩在过马路时，把红灯看成了绿灯，刚走上公路就出了车祸，被送进了医院。嘴耳朵、鼻子、眼睛都受了伤。嘴很不高兴，他说：“现在还好意思在那儿。”

五官争功作文篇2

鼻子先开了腔：“你们看，如果没有我，人们就没法呼吸，无法呼吸就会死去。由此，我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您老歇了吧！上次脑袋感冒，您老还在睡觉，要不是我，我们现在恐怕都躺在木头箱子里了。你还一个劲儿说自己多能干……”嘴巴第一个出来反驳。

“咳咳……你们俩省省口水吧！有我在你们俩想都别想。”眼睛说。

“你怎么了？你能帮脑袋吸收养分阿？你能帮脑袋呼吸还是能让天上掉钞票阿？”鼻子和嘴巴同时吼了起来。眼睛一时被吓了回去。

五官争功作文篇3

    西汉思想界一个最大的背景，乃是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

    一

    钱穆在考察博士制度的衍变时指出：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于是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如果我们接受钱穆的观点，认为六艺与诸子的关键区别乃是官学与私学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罢百家之学，即以学术上的专制结束分裂时期的争鸣，显然反映了通过高度的专权以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武帝此一举措的本意不一定在崇儒而更可能在尊王。因为武帝罢黜百家，同样罢黜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则属六艺，原为王官之学。在汉朝人心目中，六艺并不代表儒家，而是代表官学。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如刘向父子编《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所以钱穆说：“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2]这种说法确有其相当的说服力与可信度。首先，武帝时期对强化中央集权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他也采取确实了一系列的措施，罢黜百家而仅立五经博士乃是巩固中央集权最重要的文化措施之一──隆官学之地位以加强王权。其次，这种说法也较充分地说明了武帝时期政策外儒内法的实质（武帝独尊的并非是儒术而是官学）。所以，我们认为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举措主要目的乃是尊王而非尊儒，但这一举措却开启了独尊儒术的可能。由于儒家继承了王官之学的学术传统，尊官学同时也就是尊儒学，这使得儒学能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自动调整自身的思想趋向而使其能投合统治者的需要与爱好，使其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调整，首先是迎合。我们知道，武帝时期，首先得宠的是春秋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公羊传》宣扬的思想适合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1，《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例如《春秋》开卷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解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实际上“王正月”原本的意思是因为当时各国历法不统一，故说明是按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董仲舒采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依据，并说“一”是“天之常道”，“常一而不灭”（《春秋繁露》卷十二《天道无二》），这对于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的汉朝，正在完善高度专制的封建统治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他为汉武帝在政治上成就大一统的局面提供了经学依据。2，“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故事），合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3，“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符合汉武帝随便杀人的需要；4，“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符合统治者成为特权阶层的要求；5，《公羊传》的“二类”（人事与灾异）理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需要[3]。

    其次是发展。我们知道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一直只是一种理论形态和理想企画，从未运用到现实统治之中。胡适曾指出过先秦儒家与墨家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儒家往往只是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而极少涉及实现目的的进行方法和为什么要如此的理论论证。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所说细目，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该如此如此的[4]。儒学的这种弊端，在汉朝初期的宗教政治实践中明显暴露了出来。汉武帝时期举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典，如封禅、郊祀、明堂等，儒生们一直没能拿出相应的能够操作的礼仪出来。董仲舒的贡献，正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寻找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并将儒学从理论形态向实际运用落实，从理想企画向现实操作过渡[5]。这一过渡的中介就是“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要原理而形成的灾异祥瑞之说。由此培养出一大批擅长灾异之说、并以此干政的儒生。元帝以后，? 院蟛帧⒋笮〈鞯热宋淼娜迳蚍⒄沽巳逖е械睦褚侵В⒔湓擞糜谕持握叩母飨睃a href=//zhengzhi.7139.com/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政治宗教实践中。从此，汉朝的儒生形成了两个流派，一派以灾异见长；一派以礼仪专擅。但也正是这种调整与发展，汉朝以董仲舒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理论与先秦儒学相比有了种种偏离，如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等等。等到董仲舒成功地以调整了的儒学理论占据了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这次成功的实践以及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由此带来了世俗功利的种种益处，使得汉儒在学术趋向、人格素养上都显示出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我们概而言之，乃是思想理论上的神学化、人格素养上的庸俗化、学术作风上的固陋化?BR>     二

    我们说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西汉官方意识形态是神学，最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改造天人感应观念，将天塑造为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第二是它利用阴阳五行将经学方术化。

    为了使自己理论具有神圣的权威，从而能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所接受，经学理论家必须借助于天意。而将天意运用于人事，则借助了“天人感应”这一传统的观念。天人合一这一规律的建立渊源于原始宗教观念，人类根据自己的形象、感情、行动以及思维规律塑造了上帝及神灵世界，然后根据这一以移情方式建立起来的神灵世界，产生天人合一这一观念。但到了战国年间，天人合一观念的论证由宗教方式演变为哲学方式，天人合一观念的枢机由原来拟人化的神灵演变为涵盖自然与人事的本体──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包括自然与人）都是道所产生出来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董仲舒一个最重要的改造是继承了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在用天道勾通社会政治时，将道家的自然之天改造成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他首先利用这一人格化的天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形而上的、终极的依据。古代天命论把王朝的兴替归为天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则从理论上反复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儒家所谓“道”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把这个“道”用之于治国，便是德治仁政。他说：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一方面，他为儒家的价值准则提供神学的论证，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价值准则乃天意的体现，所以顺天或逆天的标准，就看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天子来说，即以是否行德政为标准，他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同上）

    这样就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提高到天命不可违抗的地步。这一学说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以后的儒生纷纷借天意对人君加以限制，对天子进行有效的劝谏。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的祥瑞符命与灾异“谴告”说便不断被采用。

    祥瑞、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中介是阴阳五行观念。阴阳五行思维框架的扩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物质到抽象观念并到社会人事的过程。

    先秦以前，中国人对自然界普遍原理的认识以及规律的把握上最根本的模式有两个，第一曰阴阳，第二曰五行。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是对自然的分类、并试图由此建立关系，揭示规律。事物间的关系，就阴阳两分法来说，是一种此伏彼起、相辅相成的关系；就五行分类法来说，则是五行相克或相生。具体的物质可以从它的制造材料、颜色、质地、形状等和五种元素加以类比，从而确立具体归属。而抽象观念（最主要的是时空观念）则可以通过它们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再间接地与五行发生联系。

    无论阴阳分类法或是五行分类法，都具有同类相感的规律。早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阐述了这种同类相感的规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此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则有了更进一步和更详尽的论述：

    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必生棘楚。

    正是在天人合一这一原理的支配下，人们将五行观念扩展到社会人事之上。《月令》和《吕氏春秋》就通过五行的分类而使自然界与社会人事建立起普遍的联系。汉儒以灾异干政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将自然现象抽象为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将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演绎为社会政治状况，从而占验吉凶，采取措施以趋利避害。

    儒生人格上的庸俗化倾向主要是指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建立之后，儒生纷纷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治学如此，为政同样如此。这种人格上的庸俗与卑劣在礼仪派儒生身上表现得远较灾异派儒生为明显，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无可置疑的事实。汉朝的儒生在奉上掷地有声的奏章的同时，却希世比周，苟合取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同一目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奏章以名节自高，一方面，曲学阿世为明哲保身，这都是为了谋取利禄。诗学博士出身的匡衡在弘恭、石显当政时，阿谀曲从，附下罔上；甚至盗占田土以自益；张禹以经学名世，政治上党附王氏，为其开脱；生活上争田地、殖货财，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孔光为孔子之后，哀帝期间善待董贤，平帝年间，唯王莽是从，无鄂鄂之风。这几位当世大儒尚且如此，儒林风气之败坏，可想而知。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经学取士这一制度使得儒生们习惯于苟合取容，曲学阿世。而灾异派儒生言灾异并非是真的出于对天意天道的信仰，灾异往往是对帝王的挟持手段，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常常成为派系斗争中的利器。翟方进就是被反对派以伪造天象的手段陷于死地的[6]。这一例子很能说明灾异只是某些儒生政治斗争中的武器，而? 钦娴氖嵌蕴斓捞煲庥序闲叛觥H绻娴亩蕴煲庥序系男叛觯趺锤椅痹焯煜竽兀?BR>     五经博士系统的建立，使得五经为发策决科的标准，由于博士的学术专利导致学术的日趋固陋，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盛行的章句之学上。训诂之学、传记之说与章句之学乃是西汉经学著述的三种不同形式，实际上也代表着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所谓训诂之学，即解释字词含义，疏通成文则举大谊，其不可通则阙之，较为疏略，流行于战国到汉初。传说之学与训诂体裁不同。训诂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传说往往失却原文之本意。班固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说这种形式流行于景、武至宣帝年间。第三种形式即是章句之学。这种形式乃是离章辨句，逐章逐句进行解说，使经学转成支离，它盛行于宣帝以后[7]。

    章句之学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弊端。夏侯胜攻击夏侯建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流行越久，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对章句之儒有着很尖刻的评价：“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简，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班固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可见章句之学的弊端首先是破碎繁琐，其次是虚妄不实，再次则是习常信古。宣、元以后的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经学中章句风气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尽管有识之士一再抨击，但由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十分适合博士制度的形式，所以它不但没有消歇，反而越发兴盛。我们知道，即便在普通的教育制度下，如果占据教师的职位，便拥有了合法的所谓“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而在中国，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应该说是始于汉朝。当传授和诵习儒家经典成为利禄之途以后，这种权力就不仅仅是“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了，他能使自己的弟子广泛地进入政府机构，占据要位，从而权势再推动话语的生产，话语又产生出新的权势，如此使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享有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控制权。为了赢得这种权力，汉朝经师往往以繁琐的讲解来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识权威，这就是章句之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为博士立学官，著章句传于弟子，即成了“家法”或“师法”。

    三

    正因为治经成为利禄之途，立于学官便掌握了话语、筛选等权力，因此，自宣、元以后，这种对权力的争夺开始趋于激烈。

    宣、元以后，经学有三个重大的迹象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谷梁学压倒公羊学、《诗》学开始兴盛；第二，刘歆为古文经争夺学官地位；第三，谶纬之学兴起。

    谷梁学压倒公羊学、诗学的兴盛乃是学术思想界对武帝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反思后引发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武帝时期，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儒学为正统的官方理论的地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较多地沿袭了法家的做法，如任用酷吏，法治严苛；实行盐铁国营，国家铸币以聚敛财产；崇尚军功，推行买爵制度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截然两橛的情况，金春峰先生将其归因于在当时出现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折。对匈奴持续39年的全国性战争，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使得国家的全部生活处于战时体制，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力量，一切人力和物力，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之中[8]。而处于在战争体制当中，法家理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能最具效率、最直接地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秦朝统一中国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它在战争年代的实用性。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宣帝继位时，为颂扬武帝功业，提议为武帝设庙乐，夏侯胜批评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元帝即位后，贡禹上书，也把予头直指武帝，指出武帝“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武帝时候的汉朝似乎与汉儒所痛恨的秦朝有相同之处了。对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的批判必然也会反映在经学上。

    众所周知，武帝时期最得宠的乃是春秋公羊学派。但公羊学在宣元以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些理论显然会受到非议。公羊学被武帝重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针对当时诸侯王叛乱所鼓吹的大一统思想。因此它鼓吹大义灭亲，过分强调君臣纲常，而使父子兄弟伦常受到损害。正是在公羊学盛行的年代，武帝治淮南王狱大事诛连，甚至最后武帝父子也兵戎相见。而宣帝作为受害者戾太子的孙子，对此有着异常深切的体会。而儒生们痛感武帝的刑名法治使得亲情伦理受到损害，稳定的家庭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社会风气不再敦厚和睦，于是大力鼓吹礼治，通过礼教的建设来提倡、恢复一种等级秩序井然（这一等级秩序由于武帝年间推行卖官鬻爵等制度而遭到破坏）和睦温馨的人际关系。公羊学强调刑名法治，使得宗法伦常、温情脉脉的一面大为削弱，《谷梁》的受到重视，与这一时期开始重视礼制有很大的关系。元帝时期温柔敦厚的《诗》学的盛行正是这一思想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成帝年间，刘歆上书为古文经争立学官。但我们并不认为此时与今文经学相对抗的古文经学体系已经形成。确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释经观点上有许多不同，但这些区别主要是在东汉以后形成的。西汉从文献体系到理论体系是否存在着一个与今文经学相对抗的古文经学，是颇有疑问的。首先，从文献体系上来说，很多今文经本身已经吸收了古文经的内容，如《尚书》、《周易》；其次，刘歆争立《左传》等3经，原意只是补陋缺，广道术，并非要用古文经代替今文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西汉的材料来看，治古文经与治今文经在理论体系、学术方法上并无太大差别。所以，我们不能对刘歆争立古文经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太高的估计。总的来说，这依然是由于博士制度成为利禄之途而产生的权力之争。元成以后的儒林学风确有相当的不同，由此而形成派系，但我认为，这种派系的形成其界限并不在于所受经文的文献体系有差异，也不在齐学和鲁学这种地域差异，而在于学术特长有差异。概括说来，汉儒中的一派擅礼仪，以贡禹、王吉、韦玄成、匡衡、师丹、孔光等人为代表，汉儒中的另一派擅灾异，以董仲舒、眭弘、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刘向、翼奉、李寻、谷永等人为代表。这种擅长以他们所治的经典? 幸欢ǖ墓叵担ǔK道矗巍兑住贰ⅰ洞呵铩贰ⅰ渡惺椤返娜迳迷忠欤恢巍妒贰ⅰ独瘛返娜迳美褚恰T垡院蟆妒费似穑褚桥扇迳季菰嚼丛街匾牡匚唬嵌匝镄鬯枷氲男纬捎凶徘苛业挠跋臁?BR>     博士制度成为利禄之途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谶纬之学的兴起。尽管谶与纬有别，但无论是谶，还是纬，都是希风望幸之徒为谋取利禄而作。所谓纬书乃是在野的章句之学，其目的就是一朝能被统治者青睐而立为学官；谶乃是更直截的投合之举，希望一发中的便能平步青云。所以，谶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希世阿附。而汉朝最成功的干政之学乃是灾异祥瑞之说，所以谶纬之学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今文经学中的神学化倾向，充斥着虚妄迷信之说。使得西汉晚期思想界笼罩在神秘主义与非理性的黑雾之中。

    理论上借助于宗教神学的方式，人格上受利禄权力的引诱而卑琐庸俗，学术上为拥有和保持话语权力，这使得治经的儒生偏离了先秦儒家的理性主义立场。受现实政治的巨大影响，他们无意也无法正确客观地反映自然社会，当然也无法揭示客观规律。他们的思维陷溺于一种模式而无法自拔，由此，导致西汉年间各种虚妄迷信之说大泛滥。从整个西汉年间来说，思想界的主导倾向是反理性主义的。

五官争功作文篇4

中前期文官参与军政：范仲淹为代表

担任边区统帅，领兵作战本是武将职责所在。在宋太祖、太宗两朝，除了少数个例，基本由武将主导地方军务。比起宋太祖，宋太宗更加防范功高善战的武将，多用谨慎平庸之辈为主帅，并且滥用监军和外戚，这也是太宗时期对辽作战多次重大失败的原因之一，名将郭进和杨业之死就与监军有莫大关系。

真宗当政时，有文臣提出具备军事才能的文官可以为帅统兵。他们认为一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帅的传统，出将入相并不罕见；再则，文人统兵不会像武将那样骄纵跋扈，拥兵自重；三则文人指挥作战多有方略智谋，而武将仅凭“一夫之勇”。宋真宗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文将，比如工部侍郎钱若水因行军部署出色，改任武官（邓州观察使）。真宗一朝，文官⒂刖事虽然比太祖、太宗两朝要多，但并不普及亦缺乏代表性。

1040年三川口、1041年好水川两次战役大败于西夏之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韩琦、王沿等总领（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的军政和民政大权。范仲淹等人的官职都有“经略安抚使”和“都部署”这两个职位。此次任命是“宋代文臣统兵普遍化的分水岭”，经略安抚使成为文臣担任边区主帅的体制官职，曾经多属于武将官职的都部署（后改为都总管）也基本由文官担任，武将沦为文官的副手，以文驭武之策逐渐成熟。

对于宋夏战争，范仲淹颇具远见卓识。他认为西北宋军数量多，但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不应急于和夏军骑兵会战。相反，宋军应在要害之地筑城修寨，招降藩部以削弱西夏补充宋军，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用浅攻长期骚扰打击西夏。范仲淹因戍边有功，擢升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遂有“庆历新政”。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宋夏战争告一段落，范仲淹的很多举措和构想尚未充分发挥威力，但仁宗朝之后北宋对夏作战的策略吸收了范仲淹的军事思想。

范仲淹的另一贡献是发现、提拔将才，狄青和种世衡都在范仲淹任职西北时崭露头角。狄青最重要的功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种世衡则是“种世将门”的开创者，其子弟后代在对夏作战中屡立战功，在北宋末年的宋金战争中仍是关键角色。

范仲淹等文臣担任边区军事统帅，却并不愿意由文职转换为武职，尽管武职观察使的俸禄要远比同级文职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文臣有自知之明。他们清楚自己的优势是谋划经营，镇守后方，并节制武将，至于领兵作战、亲冒矢石非其所愿，更非其所长。

进士出身的帅臣：王韶和章P

1067年宋神宗继位后，在王安石支持下，一改前朝边事保守和容忍的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这一时期功绩最大的统兵文臣非王韶莫属。王韶，进士及第，曾担任过主簿和司理参军等基层文职。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详论攻取西夏策略，深得神宗赏识，被命为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通过机宜文字职任历练的官员，多有机会升为边路帅臣。神宗任命王韶为机宜文字或许亦有此长远考虑。在神宗和王安石，尤其是后者的鼎力支持下，王韶大放光芒，经略河湟终于开花结果。

1072年，王韶大败吐蕃军，占领河湟要地武胜军。神宗遂成立熙河路，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1073年王韶率大战五十多天，拿下河、岷、洮、叠、宕五州，开边战争结束。熙河开边收复了河湟等汉唐故土两千余里，更取得了对西夏作战的优势地理位置，西夏面临宋军东南两线包夹。

文职出身的王韶颇有整顿、治理和经营之能。经略河湟之时，王韶采取兴马政、扩藩兵、通贸易等举措，不只巩固边防、羁縻诸蕃，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当地经济，起到了安边和怀柔的作用，并促进藩汉交流融合。范仲淹也以知边治边闻名，但范仲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夏作战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思想，并能发现人才之上，王韶则是北宋少有的能带领兵作战的文臣，其战争指挥、谋划韬略之高超，不输于北宋任何名将，更有开拓国土之大功。故而王韶担任机宜文字六年后就升任枢密副使，速度奇快，他当时年仅四十五岁，为神宗时期最年轻的枢密副使。

1092年（哲宗元v七年）的洪德城战役是宋夏八十年战争的转折点之一。进士出身的环庆路经略使章P是这次战役的战区主帅。章P反对哲宗前期再度保守的对夏战略。

1092年10月12日，西夏梁太后率军二十万大举进攻环庆路。环庆路扣除各城寨的戍御部队，只有正规野战军两万六千人和四千藩兵。见敌众我寡，章P毫无惧意，派折可适（北宋折氏将门的优秀将领）领兵一万隐藏于山岭之中等待时机。由于环州城防守准备充分，夏军撤围而去。折可适在夏军撤退的洪德城附近设伏。经过一昼夜激战，夏军大败，处于中军的梁太后“几不得脱”，宋军斩敌首级千余（不包括坠入坑谷而死，重伤而死，被打散掉队和被宋军投毒而死者），缴获的马、驼分别为六百和九百余匹。

纯粹从战果看，洪德城战役并不是一场大胜，但宋军以少胜多，弹性防御战术运用娴熟。

1098年的平夏城决战，章P综合多种防御手段，步步为营，不但打退夏军的猛烈攻势，还深入西夏境内攻击，大获全胜。此战之后，宋夏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北宋手中。章P后来被擢升为枢密副使。

五官争功作文篇5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 改革的理论思考。

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局促使了我们对工作机制的思考，可以说，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当初尝试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正是从对“一步到庭”审判模式的反思开始的。9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一步到庭”的审判模式，随即在全国法院推行，就是法院受理原告后，由立案庭完成文书送达、排期开庭等准备工作，承办法官开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甚至卷宗都是开庭时才交给承办法官的，一切主张、证据都要等到开庭时才呈现在法官面前。推行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促进审判公开，保障法官形成判断的一切信息来源于公开的庭审，防止法官因进行庭前准备工作而与当事人接触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影响，先入为主，有碍公正，甚至发生不廉洁的行为，同时也有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这种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而事实上，在没有商业化法律服务和律师强制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将纠纷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法律争议，庭审中法官的精力不得不大量消耗在沟通解释工作上，而不是法律判断和选择，受庭审固有仪礼、程式所限，庭上沟通解释又是极其艰涩的，这样的庭审当然只能是无序和低效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都疲惫不堪。由于法官对案件缺乏了解，当事人对诉讼规则和庭审活动的意义也难以理解，庭审的盲目性较大，举证、质证、辩论难以充分展开，庭审效果大打折扣，一次庭审往往难以定案，庭后法官又不得不会见当事人或反复开庭以核实、澄清、释明有关问题，以致公正与效率都难以保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步到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从对“一步到庭”的否定，我们又引申到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庭审固然是审判的基本形式，在现代法治强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其严密的程序保障作用是其他审判形式不具有的，但是，诉讼的目的毕竟是寻求公正和救济权利，而不是为了单纯展示程序的完美，在我国尤其如此。人们关注更多是诉讼结果和过程的易参与性，这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决定诉讼结果的只能是事实和法律，这才是理想的诉讼，完整的公正，现实中，虽然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状态，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尽量降低诉讼经验、诉讼策略等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为原则，而在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庭审中诉讼经验、诉讼策略、技巧对结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这样日趋专业化的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不依赖代价高昂的商业法律服务，诉讼的“福利性”就这样被消解。所以，“庭审中心主义”有将诉讼异化为“圈内人游戏”、“富人游戏”的危险。

笔者同时对诉讼争议的层次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诉诸法院的纠纷按其争议的层次性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双方既无事实争议也无法律争议，的目的只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救济其权利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借助诉讼形式；二是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但法律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争议，或虽有争议，但事实、法律依据确切，是非自现，无需复杂的法律判断；三是事实争议较大，缺乏证据或证据矛盾，存在证据法上的争议，需要运用证据规则通过复杂的心证过程才能作出事实推定；四是虽无事实争议，但在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存在争议，需要法官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选择判定；五是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的争议。上述五个层次的争议中只有后三个才需要复杂判断，需要经过程序严密的庭审，而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大多数是前两种情况，若不加区分的一律进入冗长复杂、程式严格的庭审，其实是对审判资源的浪费。所以，对诉诸法院的纠纷法院必须有所甄别，不应一律进入庭审，要有一套清晰有效、运转顺畅的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应当置于审前程序之中。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纠纷倍增，而法院物质、人力资源相对恒定，不可能走外延式发展之路，那种将纷至沓来的纠纷不加甄别地纳入庭审的“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内涵式发展，改变传统诉讼观念，调整审判模式和法院内部工作格局，以提高整体司法效能。

三、功能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应公众诉讼心理，成本高昂，应相应调整，因而，在保证庭审作为强制解决纠纷正当程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过滤，筛选并整理归结出标准的法律争议交付庭审，这既是应对“诉讼爆炸”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庭审质量，使其更加鲜明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前提。民事审前程序应当兼具庭审辅助功能和终结诉讼功能，成为与庭审并重的、既有辅助功能又具独立价值的程序阶段。

单就数量来说，在许多国家，审前程序都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如美国大约有98%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得到解决；英国也有98%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即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了争议；加拿大、德国也有效率很高的审前纠纷解决机制。这表明，功能健全、运行顺畅的审前程序，可以直接解决大量的纠纷，极大地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审前程序一方面应为庭审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应逐步成为一种依靠自身构造就能够独立解决纠纷的诉讼形态。

国家法官学院司法审判研究中心教授毕玉谦认为：我们应当转变审前准备程序是为开庭审理而进行准备的观念。应当使审前准备程序功能多元化，在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如调解、裁判、使当事人撤回诉讼、明确争议点、使当事人交换诉讼主张等。通过该程序，在庭审前使事实明朗化，提高审理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姜启波、刘小飞认为：我国应当围绕当事人整理争点、收集证据、促进和解以及保证案件科学分流来构筑审前准备程序，赋予其独立的程序价值，而不应仅仅把其作为为庭审做事务性预备工作的辅助程序。我国建立审前准备程序的目标有三：一是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的状态，以促进诉讼；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三是科学分流案件，使之进入最适合的程序，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1、决定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进行繁简分流；2、指导当事人取证和举证，主持证据交换；3、进行庭前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4、固定证据，整理争议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审前准备程序除了处理程序性工作外，还要处理一些实体性事项，如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审前调解、简易判决。

四、相关制度配套。

建立相应的审判组织和完善相关诉讼制度是具有独立价值和功能审前程序得以确立的关键，结合我国法院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调整审判资源，设立审前法官。

审前程序由谁完成，是否需要专门机构或专人主持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一般有这样几种做法：由承办案件的庭审法官主持；由参加合议庭评议的一名法官进行，其他法官不参与；由审判庭内设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完成。这几种做法均不能在庭前终结诉讼，不具有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期待。近年来，各地法院出现一些新的做法：一是在立案庭设立预审法官，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前准备工作，并不受庭审法官的指导监督，主持交换证据、固定诉请、整合争点，在此基础上促成调解，这一过程称为预审。预审仍以辅助庭审为主，辅之以庭前调解功能。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最初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二是成立速裁庭、调解中心或速裁调解庭，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准备庭，分别负责速裁、调解和庭前准备工作。

笔者认为，首先，审前程序的审判组织应专门化，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庭审法官不宜参与审前工作，特别是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参与本文所称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审前程序，确保他们只以法庭上所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对案件的判断，这是司法成熟国家的通例，个中道理不必赘述。故应设立专门的审前法官，当然，这个称谓还可斟酌。其次，审前程序的功能和审判组织均宜集成而不宜分散。一般来说，程序运行的阶段越少，效率越高，故笔者主张建立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四位一体”的审前程序，所谓“四位一体”即四项功能集于同一程序，由同一审前法官独任完成。考虑改革尚处探索阶段，且机构设置受限于组织法，故重点在于功能和具体操作的完善，暂不必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在法院目前的组织机构中审前法官显然只能设于立案庭。

（二）建立审前强制答辩制度。

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也是一项诉讼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时限，但在没有强制答辩制度配套的情况下，举证时限难以真正实现，操作效果并不理想，以致有的法院实践中已经弃之不用，因为：原告的举证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被告答辩决定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答辩，原告只能根据对答辩内容的估计举证，不免茫然被动；对于因被告答辩而新产生的举证义务，又不得不打破举证时限允许原告重新举证，且此种情况也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围，即没有制度依据又不得不如此；没有答辩就是没有主张，举证的意义在于支持主张，在被告没有主张的情况却要求其提交证据不合诉讼逻辑，也势必影响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限制，以致诉请、证据在庭前都无法固定。可见，没有审前答辩，审前程序的功能会受到很大限制。

审前强制答辩制度应包括：答辩期限，应严格限制在审前程序中，以保证原告在庭前了解被告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材料；答辩内容包括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的基本态度，反驳的理由，即所持的事实、法律依据；拒绝答辩的惩罚性后果，被告拒不答辩一般应按承认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处理；答辩对被告以后诉讼行为的约束，即“禁反言”。在立法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法官应在审前程序中对当事人加强释明引导。

五、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一）预审和速裁。

在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将庭前的一系列工作称为预审，它和一般的庭前准备工作的区别在于，它由立案庭的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审法官既不直接操作，也不监督、指导。工作内容除包括裁定、执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外，还有：指导举证，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类型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范围、举证的方式、证据交换的具体要求及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主持证据交换并对当事人举证加以导引、释明和排除，证据交换要完成固定诉请、固定争点、固定证据。工作成果以预审报告的形式呈现。预审报告的内容主要有：案件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排除的证据；预审法官的意见建议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庭审法官根据预审报告，在没有接触当事人情况下，即可明了案件的争议焦点、无争议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上的争议，以便将精力集中于争点的判定上，从而保证庭审的针对性，提高了庭审质量，这是预审辅助功能的体现。但实践中，预审与庭审的衔接也时常出现一些问题，如庭审法官不认同审前法官对当事人的某些释明，造成法院在程序上陷入被动，另外，预审报告对庭审法官只是参考还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一点也不明确。笔者认为，应科学把握预审与庭审的边界，预审应以辅助庭审为本，防止不当扩张。

速裁是各基层法院实践探索中的做法，目前还不是一个严格统一的法律概念，它是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法官一定限度的程序指挥权及引导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诉讼行为的期间、方式作出选择或约定，以使诉讼更为简便快捷的审判方式，其合法性基础是当事人的程序自决权和合意性。

（二）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在审前程序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审前程序中的功能一是辅助庭审，将当事人五花八门的纠纷“翻译”、类分成标准的法律问题，并以法律的语言、法律的逻辑呈现在庭审法官面前；二是在按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之前终结诉讼、分流案件。前者通过预审来实现，后者是审前程序发展的重点和独立价值所在，是审前法官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在充分释明有关法律关系、法律性质、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调解速裁、劝导当事人撤回无利益的实现的。

预审、速裁、调解的共同特点是程序的柔性，与庭审相比，它们强调的是程序的简便性、互动性、通俗性、沟通协商性。共同的特点和效率要求使它们应当合为一体，具体流程为：案件立案后，先由审前法官独任主持预审，在不违反法定诉讼期间的前提下，本着公平高效、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引导当事人在预审阶段完成诉答、举证和证据交换，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此时，当事人对诉讼态势和结果已有了较为理性的判断，又未经过庭上的对峙，情绪对立不明显，调解成功率会大大高于庭审。对于调解不成，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的案件，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由审前法官迳行判决结案，无需再次开庭；调解不成又有必要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由审前法官提交预审报告，移交庭审。案件是否适用普通程序过去一般由院长或立案庭庭长以案件管理负责人的身份决定，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决策过程，难免主观臆断，而由审前法官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裁决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显然更大程度地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的科学化、规范化。另外，依笔者理解，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优先适用简易程序之意，故这种流程设计也是与此一致的。

操作中，审前法官应首先对审前程序独立解决纠纷的功能和程序特点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当事人知晓通过审前程序结束纠纷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取得诉讼利益，使其主动配合法官工作，理性诉讼，促进诉讼的柔性解决，提高诉讼的效率和社会效果。其次，具体运行要灵活便捷，减少环节，使当事人易于理解和接受。如，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或有条件通知被告当即到庭的，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当即组织诉答，进行调解，不必拘泥于顺序：一律确定举证时限，进行证据交换。另需指出的是，审前程序改革的目的并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便利诉讼，增强诉讼程序的人性化、易参与性，使当事人易于理解与接受，重在案件质量和效果，故操作中不应唯“快”是从，要增强与当事人的沟通，交待清楚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在最大限度地获得与案件相关信息基础上作出自主选择。由于审前诉讼活动的一些变通是以当事人的选择为基础的，故对当事人的释明过程进行完整记录尤为关键，它是程序合法性的依据。因为可能在此阶段终结诉讼，还特别要向当事人交待申请回避的权利。

在这种工作格局之下的立案庭职能大大扩充，不仅是传统立案工作的承担者、审判管理与服务的中枢，还是化解纠纷的重要阵地，对其人员素质、数量也需相应调整。这并非是对庭审解决法律争议的基础性地位的动摇，而是使庭审更加专注于真正的法律争议，这正是对最高法院倡导的“大立案，精审判”工作格局的具体落实。

参考资料 ：

［1］李浩：《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标、功能与模式》，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

五官争功作文篇6

[关键词]宋金；军事冲突；族际交往

10-13世纪的中国，多民族政权林立，和平与冲突相间存在，贸易上的繁花似锦，生活上的相互融合，上层建筑上的政治交往，同时连片的烽火狼烟使得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纷繁复杂。辽宋夏金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和平共处的认同感与逐鹿中原的敌对性上，不断地进行族际交往与融合。从军事角度看，各民族为了争地夺利，矛盾冲突不断发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族际交往，本文主要探讨军事冲突的视阈下宋金的族际交往。在这段历史中，宋金之间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金有强悍的铁蹄，宋则是崇文抑武，军事力量薄弱，勇往直前的金兵与侥幸偷安的宋兵构成他们战争的主旋律，同时也改变了中原安宁的历史进程，金史与宋史紧密的联系起来。

一、国破――金灭北宋

战争的结局注定会有成败，存在着妥协退让般的和议，条件互相协调的平衡。宋金军事冲突的结果，是北宋最后退出了棋局，而南宋则在冲突与和议过程中与金长期对峙。

作为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深刻体会到切肤之痛。“明年二月丁卯，金人帝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1]钦宗也许在登位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结局。“庚子，金人来取宗室。丁巳，金人上皇北行。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密簿，皇后以下车辂、密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为之一空。”[2]

宋徽宗和宋钦宗应该是最高地位的战俘，国破并非他们本人所能承受的。同样包括一起北归的后妃，皇子和帝姬们。宗室的成员都受到过较高的教育，徽宗更是皇帝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书画造诣高超，同时与之随行的物件包罗万象，礼器、乐器、服饰、书籍，还包括各类工匠等。这些都是北宋文化的代表，是金了解中原的直接实物，从中可以明白宋的礼制、规程、版图、信仰和文化，同样也接触到技工这样的职业还有其作品。金从物品探求出内在的文明，使得北宋的文明以这样被动的形式进行了一次远行，让两方文化在军事冲突之后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在斗争与交往中逐渐融合。

在金军北归中，“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索。”[3]其中妇女的人数占多部分，由此可以想象她们的命运。“玉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宋国王即宗磐，嘉德帝姬即玉。金奴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二年封夫人。圆珠入兀术寨，串珠入额鲁观寨，均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元年封夫人。宁福帝姬十四岁，即串珠。”[4]这些帝姬，作为战利品被送入宫，似乎以被迫婚姻的方式体现其价值，然而这样的族际婚姻可能是民族融合最直接的表现。曾经的帝姬已是如此，那些一起随行的宫婢和普通女子如何可想而知。

在战俘、战利品的双重作用下，宋金之间的了解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深入，也影响到一脉相承的南宋对金的对策，族际交往仍将继续。

二、战乱迁徙

“宋、辽、金、夏为在战争迁徙、割据对峙中保存自己，不仅契丹、党项、女真等许多民族从占据先进地位的汉文化中汲取着营养，也使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越之处。彼此从偏安一隅的地区统一走向元朝的大一统，这正体现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由局部走向整体的融合。”[5]战乱中有一方胜利了，占领他方土地。百姓们为了躲避伤害，所以选择逃亡。“靖康之役”之后，掀起了一场移民大潮。

以高宗赵构为首，将都城向南迁到临安，使得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金将民迁徙到原宋地与当地人民共享生活，融会贯通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之因地制宜。“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亲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6]因为军事的布防，占领区的扩大，会出现军队的迁移布防，以及他们在生活上对于编户的安排。“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7]“金初期：‘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8]

金在被拓展的土地上实行他们的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宋金两种方式在此地得到了汇合。不可否定的是这片土地见证着他们共同生活。

这样的由人为战乱造成的迁徙，当时的人们是被动地组合，然后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接触的前沿，使得民间的汉化或民族化得以自然而然地进行。

三、语言――族际交往的敲门砖

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有其本身的官方语言，语言的统一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乱时期，各政权都需要对其他政权进行交流和访问，也许是国情，也许是情报，可能是遣使，可能是暗谍，某种程度都是为了获知他方族情。

在语言学中，语言有寒暄功能（phatic communion function），原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施为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感情功能（emotive function）和娱乐功能（recreational function）。语言本身而言，运用它进行交往，从个人逐步扩大到民族，将语言背后的文化显现出来，悄然使民族间通过自身的过滤系统自然地融合。

在平常生活甚且如此，更何况在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了解敌情是首要任务，作为他国，语言就成为了基本工具。而且，这样的任务应该由官方完成。宋朝为了顺利地交流，于是设置了特定的官职，主要有“大通事”、“小通事”，“译语殿侍”。“大通事，差遣官名。录国信所。懂外语（契丹语或西夏语、女真语等），担当接引外国使者时的口头与文字翻译，及抄写使者谈话，上送朝廷等。由品官（包括宦官）充任。小通事，由非品官充任。译语殿侍，以殿侍充译语差遣。译语为口头翻译。”[9]通过官职的设置，使得族际交往更加的正式和规范，这些充当翻译的官员成为了解他族的重要环节。“国信所言本所大小通事传语指使使臣等遇人使到关引接使副三节人从殿庭并在驿抄答听蕃语录。”[10]这些翻译官在当时担任陪同口译和笔译的工作，在军事上，他们作为谈判代表与对方进行协商和和议。在“隆兴和议”中，“大通事”作为代表与金和议，最终达成协议。

四、异族同袍

在战争中，对胜利的结局起重要作用的是士兵，这是毋庸置疑的。军队里，无论士兵原来来自于哪里，此刻他们就是披着同样的战袍，面对同样的敌军，听从一致的军令，这样高度的认同性，不再受到血缘与族际的限制与阻扰，成为了自然的战友，紧密相连。

“南夷义军，沿边胜兵。南夷义军者，、、长宁沿边诸堡寨皆有之，每郡多至四、五千人。夷军，夷族也。义兵者，边民也。又有胜兵，其实皆土丁之类。”[11]该军中的组成部分可谓纷繁复杂。当中的“夷军”则是少数民族的人民，在军队的召集下，异族人民加入到战争队伍里来。

“赤心、忠毅、忠顺、强勇、义胜等军，皆归正人也。赤心军者，宣和中来归之士，以燕人王钧甫、马柔吉领之。忠毅军者，绍兴末，归正人也。隆兴二年夏，上诏于石头城置栅，以处北人之降者，赐名忠毅，拜降将萧琦为都统制，命建康都统王彦以北军千人予之。又名镇江归正人军为忠顺，命都统刘宝以七百人予萧鹧巴。彦言归正人不可聚为一所，今已散在诸军，又北人常疑有发还之意，若聚以付琦，深为不便。王瞻叔令北人皆散禁军中。强勇军者，淮南安抚司所籍绍兴末归正人也。义胜军者，四川宣抚司所籍归正人，契丹，女真，汉儿也。”[12]在这些军中，士兵不再只是汉人。其中有降人、归正人、契丹人、女真人。在战争的大势所趋之下，出现了降人，有些人并被拜降将。因为军事冲突，使得军队中有了这个特殊的兵种，他们的异族性在军队中仍然可以体现，但同样也会融合到现属的军队中。

五、结论

宋金的族际交往在军事的视阈下似乎更有其特色，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转为了另一种形式，可以说，军事视野下，即使在血淋淋般国破家亡的事实映衬下，宋金统治下的各民族仍然是逐渐融合的。在战乱的背景下，通过战利品、战俘、军队的组成成员、外交官员和逃亡的移民，促进了交战双方各自文明的传播。以占领地为载体，移民为主体，以士兵为体验者，证明了两方的文明在军事冲突的情境下得到了交往与融合。因此军事方面的族际交往也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在其自身的领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本纪卷第二十二，徽宗四，四一七页。

[2]（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本纪卷第二十三，四三六页。

[3]（宋）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9月，宋俘记笺证，二四三页。

[4]（宋）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9月，宋俘记笺证，二七五页。

[5]徐春夏，从宋金和战管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A]，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0月，第23卷第5期

[6]（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三十六卷，五二页

[7]《金史・食货志一》1033页

[8]《金史・张觉传》卷133，2844页

[9]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第一编67页。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第四册，职官三十六之四十一。

[1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2000年7月，卷十八485，四一九页。

[12]（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2000年7月，卷十八494，四二三页。

参考文献：

（1）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3）李焘等：《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

（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宋）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9月。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

（8）漆侠：《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9）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

（10）徐杰舜在《宋辽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1）张家驹：《靖康之乱与北方人口的南迁》，《文史杂志》，1942年3月15日第2卷第3期。

五官争功作文篇7

运用文献考证方法，从发生学角度探析了“心主神明”的理论由来，指出“神明之心”应为功能之心，“心主神明”这一认识的获取是在古代哲学“心灵论”和取象思维影响下，以文字学为依据，经由表及里观察与医疗验证而来，中医神明之争不存在争论焦点。

【关键词】 心主神明 发生学 理论研究

“心主神明”又称“心藏神”，是心的主要功能之一，首见于《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现就“心主神明”认识的获取作一探析，以冀正确理解其确切涵义。

1 “心主神明”的涵义

心是个象形字，本义为解剖的心脏，是血液运行的通道，“心主血脉”之“心”当为解剖之心。然“神明之心”应为功能之心。

中医学“神”的概念，吸收了古代哲学关于“神”为宇宙万物变化的主宰和规律的认识，构建了广义之“神”和狭义之“神”。广义之“神”是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者和调控者；狭义之“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情感等活动。

“心主神明”是指心有统帅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和主司精神、意识、思维、情志、睡眠等心理活动的功能。

2 “心主神明”的发生学思考

中医学将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精神、意识、思维、睡眠等调控均归属于“心”所统管，“心主神明”这一理论的由来是多方面的，主要与古代哲学的思辨、文字学的渗透、由表及里的观察和医疗实践的验证等有关。

2.1 古代哲学“心灵论”的影响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心主神明”理论也不例外。关于“心为神之宅，神为心之用”的论述，在古代哲学的诸多论述中均可见到。远在春秋时代，古代哲学家就对产生意识、思维活动的器官进行探索，进而形成“心灵论”。如《论语·为政》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荀子·解蔽》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2］；《荀子·天论》则曰：“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2］。先贤的这些论述均将“心”作为思维意识的器官来认识的。孟子亦很重视心在思维中的作用，其有论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3］。可见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而言，“心”是指人的意识、思维器官。古代哲学的“心灵论”，不仅影响到《内经》提出“心主神明”的观点，而且亦为世人所接受。人们将专门研究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学科称之为“心理学”。

2.2 取象思维的应用取象思维是中医学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通过取象比类的方式，在思维过程中对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相通、相似或相近的属性、规律、特质进行充分关联类比，找出共同的特征、根本内涵，以“象”为工具进行标志、归类，以达到模拟、领悟、认识客体为目的的方法［4］。中医学对脏腑生理功能的阐释到处渗透着取象思维的思维方式。如“心为君主之官”的认识就是取象思维的结果。

古人解剖观察发现，心居胸中，两肺中央，两翼有肺辅佐，另有其他脏腑在下调节，这与古代官职中“君主”之职类似，故喻为“君主之官”。以此类推，则对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与调控当由“心”来统领，故有“心主神明”之论。《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5］，《灵枢·五癃津液别》曰:“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类经·疾病类》对此注曰:“心总五藏六府，为精神之主，故耳目肺肝脾肾，皆听命于心。是以耳之听，目之视，无不由乎心也。肺朝百脉而主治节，故为心之相。肝主谋虑决断，故为心之将。脾主肌肉而护养藏府，故为心之卫。肾主骨而成立其形体，故为心之主外也。”［6］，均明确指出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的生理活动都由心所主宰。

2.3 文字学的渗透在文字抑或语言中仍保留有“心主神明”的认识印象。《白虎通义·卷八·性情》曰：“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思也”［7］，《释名疏证补·释形体》言：“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8］，说明“心”有接受、辨别细小事物，感知、识别各种细小变动的功能。而“思”字之初义，正如《说文解字注》云：“思，从囟从心。自囟至心，如思相贯不绝”［9］，提示人的思维活动与心脑有关；“神”之原旨，恰如《说文解字》言：“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10］，意为造就万物之主，产生万物之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可见，“心主神明”的提出是有一定文字学依据的。如今凡与神志活动有关的文字，大多从“心”字底或“忄”旁。如“心旷神怡”“心领神会”“心明眼亮”“心身医学”等词汇中的“心”，均提示“心”与人的思维、意识、情感等有关。

2.4 由表及里的观察 “心主神明”的提出亦与古代医家对人体生理病理独特的认识方法——由表及里的观察有关。在生理上，中医学强调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进行，以五脏所化生的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神志活动更不例外，其既由五脏功能活动所产生，又必须依赖五脏所化的各种精微物质滋养，其中血液是神志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正如《灵枢·营卫生会》所谓：“血者，神气也”。因心主“一身之血”，故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分属于五脏而主宰于心。只有血液充足，神志思维才会正常，表现于外则精神饱满、意识清楚、思维敏捷、睡眠安稳。

长期大量的病理现象观察亦反证心主神明的确定性。例如心血不足之人每见精神萎靡、失眠多梦等症候；而精神情志刺激对“心”的影响又最为直接、敏感。《证治汇补·郁症》曰：“心郁昏昧健忘”［11］，《景岳全书·不寐》引徐东皋语：“痰火扰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12］。以上文献均从不同病理反应角度论述，一旦病变累及“心”，则可见失眠健忘、昏迷不醒等表现。故《类经·疾病类》有言：“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可见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并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13］。可见，无论何种情志刺激，必先“动于心”而后累及他脏，这一认识卓有见地。

转贴于

2.5 医疗实践的验证反复的医疗实践是藏象理论形成、发展的源头、基石。“心主神明”得以传承至今，自然得益于其在医疗验证中的准确性。《诸病源候论·五脏六腑病诸侯》曰：“心气盛，为神有余……喜笑不休，是心气之实也，则宜泻之。心气不足……善忧悲，是为心气之虚也，则宜补之”［14］。中医学对于神志的病变多从心辨治，心火亢盛、痰火扰心、痰迷心窍等为临床常见证型，采用清心泻火、涤痰开窍等治法，并用入心经的中药治之屡获良效，则从治疗效应方面，验证“心主神明”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晚近有学者根据“心主神明”理论，应用补益心气，研制了由党参、炙甘草、远志、茯苓、石菖蒲等补气安神药组成的参桂健脑液(又名：调心方)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变，结果在改善该病的认知功能方面具有确切的疗效，证实了心主神明理论在改善认知方面的临床指导意义［15］。另有研究在探析抑郁症发病机制过程中，指出心对五志过及的耐受能力为五脏之首，强调治疗应从心主神明入手［16］。晚近的医疗实践再次验证这一理论的临床价值所在。

3 述评

综上所述，“神明”之“心”并非实指解剖之心，是侧重功能的综合系统单位。“心主神明”这一认识的获取是在古代哲学“心灵论”和取象思维影响下，以文字学为依据，经由表及里观察与医疗验证而来。

通过对“心主神明”科学内涵及其理论由来的辨析，无疑有力地驳斥了中医界关于“心主神明”“脑主神明”“心脑共主神明”之争，多属无谓的，因为两者不存在争论的焦点。“心主神明说”基于中医藏象学说，即每个脏腑均有独特的含义，它不单纯指解剖中某实体器官，更多是侧重于生理病理的综合功能单位，一个脏腑的功能往往概括了解剖中几个脏腑器官的部分功能。“脑主神明说”，古医籍中虽有提及，但其主要受现代解剖、生理学的影响，与中医学藏象思维模式及理论体系迥然有别，对临床实际意义则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心脑共主神明说”则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但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承认神志活动由脑产生，另一方面，却在对理、法、方、药等方面如何落到实处，未能提出新的有效方法，从而又回到“心主神明说”［17，18］。

参考文献

［1］ 春秋·孔子著，方飞评注.论语（赏析）（第2版）［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14.

［2］ 王 杰，唐镜注释.荀子（第1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05，236.

［3］ 张文修.孟子（第1版）［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95.

［4］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90.

［5］ 战国·管仲撰.梁运华点校.管子（第1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15.

［6］ 明·张介宾.类经（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541.

［7］ 齐豫生，夏于全.白虎通义（第1版）［M］.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60.

［8］ 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第1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5.

［9］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第1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1.

［10］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1版）［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8.

［11］ 清·李用粹.吴唯校注.证治汇补（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84.

［12］ 明·张介宾著，赵立勋主校.景岳全书（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405.

［13］ 明·张介宾.类经（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465.

［14］ 隋·巢元方.鲁兆麟点校.诸病源候论（第1版）［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75.

［15］ 周如倩．心主神明与认知——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的启示［J］.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2004，2(07A):1021.

［16］ 单德红，季 颖，章洪流，等.从五脏化生精气血的能力探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J］.辽宁中医杂志，2003，30（11）:885.

［17］ 丁 兴，陈文垲．浅论脑主神志［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5(3):200.

五官争功作文篇8

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登上历史舞台，到影响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瓦解，我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从萌芽到完善，逐步建立起一套富有特色的制度体系，形成了选任、培养、考课、赏罚、俸禄、品阶、回避、致仕等内容组成的互相配套的有机体，诞生了六种选官制度。

世袭制。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孔子称之为“选贤与能”，认为“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夏商周奴隶社会，为了强化王权，王室、贵族凭借宗法和血统关系世代承袭高爵显职。西周时期，在君权和父权基础上建立起氏族宗法制度，它以宗亲关系划分等级，构成了奴隶制度下不可逾越的森严等级。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的氏族宗法制度之上的官职世袭制度无公平可言，能否成为国家官吏，与人的才能无关，只与是否具有官员家庭血统有关，导致中下层人民无法进入仕途。春秋末期，墨子提出应该让贤能之人担任官吏管理国家，而不是依靠血统决定人才选拔；商鞅通过变法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随着奴隶制度下“金字塔”式政权结构的逐层坍塌，世卿世禄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军功制。我国最早的选官制度是秦初年的军功爵制，即按照战功大小封爵拜官。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就通过军功制把中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吸收到新的政权机构中。春秋末战国初，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各国施行变法，核心内容是废除奴隶主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打破世卿世禄的旧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将奴隶主贵族把持的政治、经济大权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其基本方式是确立以军功授官的任人选官制度。军功制为寒门之士步入仕途创造了机会，有利于国家发掘更多人才，是对世袭制的彻底否定。然而，军功制随意性很强，缺乏选拔人才的客观统一的标准和特定的执行程序，因而并未形成真正意义的选官任官制度。

察举制。又称荐举，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按照一定的名目（标准），从平民或下级官吏中选拔一定数量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官职或提升其职位。察举制的考试方法称为对策或策试，即把策题书于简册之上，使应举者作文答问，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基础。策问考试始于汉文帝，汉武帝时普遍施行。具体方法为先由皇帝提出一些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这些问题依照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并密封起来；然后让被荐举的人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最后根据他们回答问题的成绩分派官职。察举制既保证了选才标准的贯彻实行，从而能够选出真正的人才，又保证了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征辟制。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也称为辟召、辟除。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也称为特诏或特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往往是由于被征聘者在社会上颇负声望，或是出于大臣的推荐。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皇帝下诏征聘或富府辟召，对被征辟的人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一种礼请，故被征辟者可以应聘，也可托辞不就。征辟不就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愿出仕，有的是借此博取声誉。该制度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但也导致了严重的弊病。特别是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

九品中正制。曹丕称帝建魏后颁行的选官制度。在每州、每郡设由本地人担任的中正官，作为选官的专职官员，充任中正的人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官吏。选官方法是通过品评，将每地的士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被评为上等的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做官。该制度是魏晋时期因纠正汉末以来察举、征辟的腐败而推出，初期对杜绝朋党、权收中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等级制度在选官方面的具体体现，其弊端有：一是中正官评品人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因而“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二是中正官往往被豪门大姓垄断，故中正官品评人才只看门第，导致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不但没能为国家选拔人才，反而阻塞了庶族地主和普通知识分子仕进的渠道；三是在品正官品评选用官吏的控制下，国家的任官权实际落到了中正官及其所代表的豪门士族手中，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科举制。国家定期设立考试科目并统一招考，通过考核且成绩优秀者被任用为官吏。创建于隋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历经唐的兴盛、宋的沿革和发展、明的强化，至清末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沿用1300年。唐朝将科举制推向兴盛。有文举和武举两种；文举是最重要的选拔制度，分为制举和贡举。制举根据皇帝调令临时举行，科目繁多。贡举是科举的主要内容，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道举、童子科等。生源一是“生徒”，即朝廷所开设的国子监、弘文馆、宗文馆及各州县的学生，经选拔参加考试；二是“乡贡”，即生徒以外的地方士人均可怀牒自投于州、县，经府、州、县初试合格送到中央参加考试。宋朝的科举制更趋完备。出现由多科目向单科目过度的趋向，王安石变法改革了科举科目，除进士科外尽罢请科。同时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防止考生与考官之间形成门生与恩师的私恩关系，不仅杜绝了朋党扰政，还可收权中央。为防止科考作弊，宋代还出台了《科场法》《亲试进士条例》等规定。凡通过省试、殿试的进士都可直接授官，考试与任用结合，大大简化了官吏录用程序，进一步确立了考试在科举中的地位。明清时期，科举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清朝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分为县试（县官主持，考四场，第一名为案首）、府试（知府和直隶州知州主持，第一名为府案首）和院试（提督学政主持）；乡试为省一级考试，京堂官为主考，各省巡抚为监临官，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大省百余人，小省四五十人；会试为中央一级考试，由礼部主持，及格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主持，录取分三甲，一甲取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取考生的三分之一，赐进士出身；三甲取考生的三分之二，赐同进士出身。

科举制核心价值是追求相对公平正义。一是对象开放、机会均等。通过公开竞争的考试形式，较公开、平等地向社会招揽人才，使官吏任用走上了规范化轨道，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公平竞争机会。二是分级考试、逐级选拔。通过分级考试逐级选拔，利于公正合理地评价和选拔人才。三是分科取士、内容各异。唐代的科举分为文举和武举两种，为各类人才展示才能、入仕做官搭建了平台。四是标准统一，程序严密。从施测到成绩评定都有严密程序，以规范考试全程，如创建“别头试”（考官与考生有亲戚关系要回避），实行“弥封”（即现在的盲评）、“誊录”（防阅卷时辨认笔记作弊）、“锁院”（入闱命题，防止泄密）等制度。五是竞争择优、逐级录用。在唐代，常科及第者，须经吏部铨选，才能放任，官位分九品十三级，成绩不同授予不同品级；明清按殿试成绩分为一、二、三甲，成绩不同授予官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