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8:43:55
一天夜晚，小明的双手、耳朵、眼睛、鼻子、小嘴巴在争吵，不信的话你听，手先说：“我能给你们挠痒痒，要不，你们怎么受的了。”耳朵不服气说：“要不是我听声音，大脑总司令可能让你们工作呢？所以，我的功劳最大。”眼睛说：“我的功劳最大，因为我可以看到许多东西，不然的话，你们就成瞎子了。”鼻子很不服气说：“要不是我闻味道，小嘴吧就不知道吃什么，呼吸也很困难。”小嘴巴说：“要不是我吃东西，你们就没力气干活，我的功劳最大。”五官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就找到大脑总司令，请它来做主，大脑总司令说：“你们能把别人的长处都集在自己的身上，谁的功劳就最大。”可手只能挠痒痒、耳朵只能听、眼睛只能看、鼻子只能闻、嘴巴只能吃，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话都不争了。大脑司令说：“团结一致才能做好事情，要和睦相处，知道了吗？
从这以后，五官和睦相处地生活着。
鼻子大声地说：“我的功劳才最大！我日夜不停地工作，还不是为了主人？要是没有我，你们一个个早就憋死了，还能在这儿说话？”
这时，嘴也争着说：“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要是没有我，你们一个个早就饿死了，同样活不了。还有，要是没有我，主人就成了哑巴。我的功劳比你们多，比你们都大！”
“喂！喂！喂！”耳朵大声地嚷嚷，“主人戴眼镜，保护视力，把镜腿架在我身上；主人戴口罩，讲卫生，把线套在我身上；主人……再说了。要是没有我，这世间无奇不有的美妙动听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成了聋子。我的功劳最、比你们都大！”
五官还在继续争吵……
就在这时，脑袋意味深长地说：“大家不要吵了！其实你们都有功劳，主人少了你们其中一个都不行。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主人服务。”五官听了，觉得脑袋说得对，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鼻子先开了腔：“你们看，如果没有我，人们就没法呼吸，无法呼吸就会死去。由此，我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您老歇了吧！上次脑袋感冒，您老还在睡觉，要不是我，我们现在恐怕都躺在木头箱子里了。你还一个劲儿说自己多能干……”嘴巴第一个出来反驳。
“咳咳……你们俩省省口水吧！有我在你们俩想都别想。”眼睛说。
“你怎么了？你能帮脑袋吸收养分阿？你能帮脑袋呼吸还是能让天上掉钞票阿？”鼻子和嘴巴同时吼了起来。眼睛一时被吓了回去。
一天,大家都在安静地休息着，忽然，手无意揉了一下眼睛，眼睛受到了刺激，流出眼泪来，眼泪流到了鼻子里，鼻子忍不住迫使嘴巴打了个个喷嚏，唾沫溅到了手上，手正要去打嘴巴，没想到打到了嘴巴的近邻——耳朵。
“手先生”，耳朵抢先发言，“我说你怎么朝我乱打，要知道，没有了我，你们可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可是，你竟然朝我乱打。”“你不就是只能听那么两下子吗，要是没有了我，你们都要饿得扁扁的了。”嘴巴不服气。“你们算哪根葱？”眼睛发火了，“要是没有我，大自然的万紫千红、百花争艳，你们能看得见吗？要说老大，我才是当之无愧的人选呢！”平时沉默寡言的鼻子也忍不住了，说：“我才是不折不扣的老大！”眼睛、鼻子、手和嘴巴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你们这群笨家伙，连这都不知道。你们得想一想，如果没有了我给你们提供氧气，那你们还能生存下去吗？还敢跟我争老大，切！”鼻子又说到。手不屑一顾地说：“要不是平时我给你们按摩，你们能有这么白嫩的皮肤吗？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才是老大哩！”“是我”“我是老大”“你算什么，我才是老大呢！”``````大家闹成一片，声音十分嘈杂。
“是谁在吵，把我都给吵醒了。” 原来是大脑总司令醒了。五官见大脑醒了，忙跑到它面前去，七嘴八舌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请它评判谁当老大合适。大脑沉思了一下，对它们说：“如果谁可以吃、可以看、可以呼吸、可以按摩、可以听，谁就是五官之中的老大。”五官听了，费尽心思地按照大脑总司令的话去做。可是不管怎么样做，鼻子只能呼吸、嘴巴只能吃、耳朵只能听、眼睛只能看、手只能按摩，谁也无法做到大脑给她们提的条件。这时，大脑语重心长地对它们说：“你们是一个集体，个人有个人的作用，如果离开了这个集体，谁也无法生存。所以，你们要团结友爱呀！”
五官听了大脑的一番话，知道自己错了，觉得很惭愧。从此，它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了。
[摘 要]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Mr Zhu Shaohou's Study on the System of Granting
Noble Title by Military Merits
Key Words：Mr Zhu Shaohou；system of granting noble by military merit; Qin and Han dynasties
Abstract: Mr Zhu Shaohou is a famous expert on the stud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China. He has made a lot of a- chievement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in the land system and rank relation， the system of granting noble by military merit， the study of Bamboo Slips and Wooden Tablet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etc.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n the system of granting noble title by military merit， he traced its development from begnining to the end， revealed its value in economy and politics， its effect and place in history.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历时最久，成就也最为显著。鉴于学界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及其兴衰过程、阶级属性、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模糊认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朱先生就开始研究军功爵制，意欲通过对军功爵制的产生、确立、发展、演变直至衰亡全过程的考察，“把这个长期不为史学家所重视，并已模糊不清的军政制度，通过研究，钩沉索隐，考证探微，寻找其来龙去脉，恢复它在历史上的原有地位，使它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得以澄清。”[1](p3)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他也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使自己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
一 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基本线索
1．春秋时期军功爵制的产生
所谓军功爵制，是指按军功(也包括事功)赐予爵位、田宅、食邑和封国的爵禄制度，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而建立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它与西周奴隶制下世袭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西周宗法制下，各级奴隶主贵族地位世袭，其所受爵位也是世袭并固定不变的。五等爵制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受封者不仅辖地而且领民。在军功爵制下，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所有臣民都有可能按其军功大小获得相应的爵位和利益，故又称因功赐爵制。但即使爵位最尊的封君，也只能在其封邑内“衣食租税”，并不能完全占有土地和人民。因此，军功爵制是对世袭的五等爵制的否定。
从五等爵制到军功爵制的演变，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的反映。朱先生将军功爵制置于春秋战国奴隶制趋于崩溃瓦解和封建制逐渐产生确立的大背景下，结合春秋时期齐、晋、秦、越、宋、楚等国赐予“田宅爵禄”的史实，对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分析，证明军功爵制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并成为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笼络人心、吸引人才和壮大自己势力的手段。及至春秋晚期，军功爵制更成为他们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工具。西周奴隶制下的世卿世禄制和“工商皂隶，不知迁业”[2](p1942)的格局已被打破，出身低微的管仲和鲍叔牙、狐偃和赵衰以及孙叔敖等人，分别受到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的重用和赏赐。晋定公时赵鞅在誓师词中关于“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2](p2156)的承诺，既是军功爵制在晋国的具体运用，也是赵氏壮大自我势力的主要手段。通过这种制度，不仅大夫可得到爵位封邑，士人可因赐田而成为地主，而且庶人工商等身份者也可获得自由，甚至可由此步入上层政治舞台。这无疑是对西周宗法制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2](p1744。)的等级制度的否定。因此，“如果说五等爵制是西周奴隶主阶级所建立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话，那么军功爵制就是适应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而建立的封建等级制度。”[1](p6)不过，当时的周天子虽已大权旁落，但他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在政治上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春秋时期军功爵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五等爵制的彻底废除。直到战国中期，随着魏、齐、赵、韩、秦、燕、宋等国诸侯的相继称王，五等爵制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2．战国时期军功爵制的确立
战国时期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其中军功爵制是各国普遍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如魏国李悝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根据“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原则，以功劳授爵禄，改变了以往“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卿世禄制。[3](p166)鉴于长期以来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而形成的“上逼主而下虐民”的状况，吴起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4](p239)又如韩国申不害实行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4](p662)“循功劳，视次第”[5](p929)的任官赐爵制度。其他如齐国、燕国也都推行“明爵禄”、“无功不当封”[5](p1099)的制度。至于秦国，则更是集各国军功爵制之大成。《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推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军功爵制。司马贞《索隐》解释“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条说：“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至于“明尊卑爵秩等级”条：“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也。”可见当时是严格按照军功大小以“明尊卑爵秩等级”的，有无军功已成为衡量人们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由此不难看出，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建立了军功爵制。
3．秦代军功爵制的演变
由于资料缺失，战国各国军功爵制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但文献中却不乏秦国和秦代二十级军功爵制的材料，只是各书记载不尽相同而已。如专门论述军功爵制的《商君书·境内》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的爵制就有所不同。若就爵名及其排列顺序而言，从一级到九级，二者完全相同，但从十级以后却有显著差异。其所以如此，正是军功爵制在历史上前后承袭和发展变化的反映。前者是商鞅变法时秦国的爵制，后者则是秦统一后的爵制。前者显示的军功爵制自一级以下至小夫，还有校、徒、操三级；一级以上只有十七级而非二十级，其最高级爵为大良造。由于战国中期各国国君还都是以侯为号，故其爵制中没有侯爵，最高者称君。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均被封君而未封侯。再如商鞅也被封为商君而不称商侯，其正式爵称则是大良造。直到惠王以后，秦国才出现侯爵，而且封侯者极少，以至秦始皇大将王翦有“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之抱怨语。至于大量分封关内侯、伦侯和彻侯等侯爵，则是秦统一六国以后的事。
秦统一后军功爵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二十级爵制。凡有爵者，均可据其爵位高低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秦政府重视军功爵制的贯彻落实，“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评议、颁赐军功爵的机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主管军功爵的工作；在各级军队中，建立了劳、论、赐一套评功赐爵的程序；在地方有县丞、县尉颁赐得爵者应得的食邑、土地和其他奖赏”。“军功爵制在秦代是具有实际政治、经济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制度，它与西汉中后期以后军功爵制的轻滥情况不可同日而语”。[1](p48)
4．汉代军功爵制的日渐轻滥与衰亡
汉承秦制，但并非完全承秦不改。汉承秦代爵制，是指刘邦入关以后；在此以前，则沿用楚国旧制。故刘邦在入关前颁赐其部下的九种军功爵(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上间爵、五大夫、卿、执帛、执珪、侯)均为楚爵。及至他入关以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以争取人心，遂放弃楚制而改行秦制。刘邦在汉五年(前202)五月五日诏令有云：“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6](p54)其中所谓“故爵”即指秦爵。
刘邦在沿用秦代爵制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革。其最大的变化是在二十级爵位之上，又增加了一个王爵。秦代废封建，立郡县，故其爵称中无王爵。汉朝建立后，刘邦在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错误地“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不仅王爵可世袭，而且其他子弟还可封侯。于是，汉代军功爵制中遂有了宗室王、侯二等爵。其次是高爵级别的变化。秦时七大夫(即公大夫)以上即为高爵，故在前引汉五年五月五日的诏令中有“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之说。但不久刘邦就将高爵提高一级，规定“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6](p65)即公乘以上才算高爵。汉惠帝即位后，将高爵界限再提高一等，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6](p85)实际上是以九级的五大夫为高爵的起点。与此同时，汉代的高爵所享有的特权也比秦代优厚，而低爵者的待遇则比秦时更低。这反映了汉代获得高爵的既得利益集团漠视低爵者利益的事实。但是，直到吕后时期，包括低爵在内的军功爵仍然具有实际价值。文景以后，由于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军功爵制失去了原来奖励军功的作用，汉朝政府不仅滥赐民爵，而且还将军功爵赐给不与战事的后宫嫔妃，还大量卖爵。不仅政府出卖爵位，贫困百姓也可自卖自爵。此外，中央政府对诸侯王不断打击，使其权势和地位均大不如前。于是，军功爵制日渐轻滥，以致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不得不创立新的武功爵“以宠战士”，“以显军功”。[6](p173，p1159)汉武此举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加剧了军功爵制的轻滥趋势，到西汉末年，军功爵制遂走向衰亡。东汉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察举、征辟制的推行和募兵制的兴起，使军功爵完全失去了获得官位和减免赋役的作用，人们得爵不喜，夺爵不惧。到东汉末年，曹操又建立了新的爵制，虽然继续保留了列侯、关内侯和五大夫的爵称，但除了列侯和关内侯外，其他都是空有名号而无封邑田地、也不食租税的“虚封”而已!而且五大夫已由九级提高到十五级，与以前名同实异。其他高爵不复存在，公乘以下的民爵徒有其名，军功爵制的衰亡不可避免。
二 军功爵制的价值
军功爵制是作为五等爵制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秦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无爵位和爵位的高低。汉代军功爵制虽日渐轻滥，但在西汉初年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对一般百姓已无实际意义，但在军队中仍具有一定的作用。[1](p51～72，p179～251)简牍材料显示，在秦汉的户口登记和断案治狱等官文书中，都有关于当事人有无爵位和爵位级别的详细记录。朱先生在《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p179～191)一文中，将秦代七级以下低爵者享有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当官为吏和乞庶子的特权。当官为吏必须有爵，无爵者不能当官。有爵者可役使无爵者，高爵者可役使低爵者，因功得爵者，还可推荐一名庶子到军队和政府中为小吏。但无爵者不能役使有爵者，即使高爵者已被罢官，也不能给低爵者做仆隶。二是赎罪和减免刑罚的特权。在秦律中，犯有同样罪行者，因有无爵位或爵位高低之别，所受到的处罚是不同的。有爵者犯罪，可减轻处罚，既可“降爵赎罪”，也可“以爵抵罪”。[7](p180)有爵者56岁即可免役，无爵者到60岁方可免役。这在《商君书·境内》和《汉官旧仪》及睡虎地秦简中均有反映。三是用爵位赎免身为奴婢的亲人。与无爵者相比，一级爵位甚至抵得上无爵者五年的戍边期和若干千钱。四是生活上的优待。有爵者在出差途中，可依其爵位高低享有不同的住宿、饮食服务标准和车马等交通便利；在其死后，也依其爵位高低确定丧葬礼仪和墓树多少。七级以下低爵者如此，七级以上高爵者所享有的特权自不待言。
汉代军功爵拥有的特权和优待虽不及秦代，但仍具有实际价值。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8]的出土，为我们认识汉初军功爵的价值，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朱先生从若干方面，论述了军功爵制在汉初的实际价值。[9][10]其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占有田宅、减免赋税和爵位卖钱、折价等方面。根据《二年律令》，汉初按六个等级授予田宅，第一至第四等级分别是侯爵(彻侯和关内侯)、卿爵(大庶长至左庶长)、大夫爵(五大夫至大夫)和小爵(不更至公士)，第五级是无爵位的公卒、士伍和庶人，第六级是犯有轻罪的司寇和隐官。不同等级者所受田宅的数量相差悬殊。侯爵和卿爵所受田宅数量庞大，其中关内侯最高可授田九十五顷、宅九十五(彻侯因有封国，故无受田记录，只受宅一百零五)；卿爵中最高的大庶长可受田、宅各九十顷、座，以下依次递减二顷、二宅，至最低的左庶长也可受田七十四顷、宅七十四。至大夫爵则数量骤减，最高的五大夫仅可授田廿五顷、宅廿五，大夫仅授田五顷、宅五；小爵所获田宅更少，分别只有四顷(宅)至一顷(宅)半。至于没有爵位的士伍、庶人等，只能各获一顷一宅，而司寇、隐官等轻刑犯人可各获半顷、半宅。军功爵制的经济价值还表现在有爵者可依其爵位高低享有减免赋税的特权，这在《二年律令》中都有具体规定：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人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刍稾节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入钱。
——《田律》
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
——《户律》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田律》
一般百姓“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稾皆二石”，他们与“不租，不出顷刍稾”的卿以上爵位者和“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的卿以下爵位者的负担，显然有别。尤其是那些“卿以上”爵位者，占有大量田宅，但却不出田租、刍稾，足见在汉初军功爵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虽然汉代已出现官重爵轻的趋势，但有爵者仍然享有相应的官级待遇。就汉初与汉元帝时的官爵对比关系而言，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元帝时高爵与高官对比较细，低爵与低官对比较粗，而《二年律令》所记则恰恰相反。二是元帝时高爵地位高，中爵地位低，公乘以下就不再与官级对比；而《二年律令》所记汉初高爵地位相对低，中爵地位明显提高，公乘以下至公士分别可比六百石至佐史。这说明汉代军功爵虽日渐轻滥，但有爵者(特别是中高级爵位)仍然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和地位。
汉初军功爵的政治价值还表现在爵位的可继承上。特别是作为彻侯、关内侯“后子”的嫡长子，可以继承其父的所有政治、经济特权，实际上是世袭制。其他如卿级爵(左庶长到大庶长)、大夫级爵(大夫到五大夫)和小爵(不更到公士)的嫡长子，均为降级继承(从降九级到降二级不等)，其他众子所继承的爵位就相当低了。按照爵位降二级继承的原则，上造、公士的嫡长子已无爵位可继承，只能进入庶民阶层。
军功爵原本是对立有军功者的赏赐，即使非军功，除后宫嫔妃外，一般也仅限于授男子，故史书中屡见有诸如“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之类的记载。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中，却明确规定“女子比其夫爵”。此外，另有四条关于对逃亡和犯罪的“上造、上造妻以上”和“公士、公士妻以上”如何减轻处罚的律文，足证汉初拥有军功爵者之妻，也可享有与其夫同等的待遇。丈夫死后，以寡妻立户者，可继承其夫的爵位，即所谓“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女子比其夫爵”是军功爵政治价值的又一体现。
根据《二年律令·钱律》可知，汉初军功爵也可赎罪免刑，而且“一级爵位竟可以免除死罪一人，或免除城旦舂(四至五年刑)、鬼薪、白粲(三岁刑)二人，隶臣妾、收入、司空(一岁刑及刑徒之类)三人为庶人，如果被判为肉刑而未上报者，就不再行刑。一级爵位竟有这么大的作用，显示出军功爵在当时确有非凡的价值”。[10]
拥有爵位者不仅生前，在其死后也因有无爵位和爵位高低之别而有不同对待。如在政府赐予的丧葬费中，给卿级爵和五大夫以下爵者的棺椁钱就有明显差别，无爵者则只有少量棺钱。
军功爵的政治、经济价值，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如占有田宅和减免租赋，既是经济价值，也是获爵者政治地位的体现。其他如出差途中各传舍提供的食宿、车马服务，皇帝赐予酒食的数量，以及死者棺椁钱的多少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军功爵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仅限于西汉初期吕后当政及其以前．此后军功爵制逐渐轻滥，到西汉末期，除高爵外，所谓“民爵八级”只是一种荣誉。到东汉时，连学识渊博的王充也不知道“民爵八级”有何用处了。这些论述，使军功爵制在秦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具体显现出来，并进而折射出军功爵制兴衰存废的历史轨迹。
三 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
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这是朱先生一再强调的观点。他曾“对名田制的性质进行过反复探讨，认识也有一个反复变化的过程。起初认为名田制是土地长期占有制，后来又认为是土地私有制，最后又恢复是土地长期占有制的认识。但是，对于名田制始于商鞅变法，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名田制就是秦的受田制等认识则是前后一致的”。[11]他在《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一文中，将军功爵制与名田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西周五等爵制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的话，那么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就是名田制。名田制与军功爵制是在井田制、五等爵制破坏的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两者又是同时遭到破坏，同时走向衰亡的。”[1](p141)春秋时期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尚不明朗。到战国时期，各国法律中已有了根据爵位高低占有相应数量的田宅奴婢的规定。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正式确立了军功爵制和名田制。所谓名田，即以名占田，是根据户籍上的人名和军功爵位高低及其他身份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的制度。汉高祖五年诏书中所谓“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即指此而言。它是以户籍上有名为前提的，即所谓“上有通名，下有田宅”。[12](p20)在名田制下，不论有无爵位，都是由政府按不同的等级授予相应数量的田宅，并由接受者长期占有，一般就不再收回。因此，名田制实际是一种土地的私人长期占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然而，政府对授出的田宅也并非完全放任不管，如对田宅的继承和买卖等，还是有所约束和干预，尤其不允许冒名占有他人田宅的行为，如《二年律令·户律》云：
田宅当入县官而詐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入田宅。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
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
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
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
从上引律文来看，政府并不反对田宅的买卖和转移，它所关注的并不是田宅的归属，而是将田宅落实到户口上。也就是说，田宅分割后必须“定籍”。因此，政府鼓励田宅分割后单独立户定籍，甚至对冒名占有田宅而能自首者予以重赏，而对不及时办理定籍手续的乡部官吏，则给予重罚。《二年律令·置后律》中对妇女田产的处理律文和《户律》中对关于“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副上县廷”封存保管的规定表明，汉朝政府对授出的田宅不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且得以认真执行，其目的就在于将田宅的变动反映在户籍上，进而保证租税的征收。[13][11]
但是，土地一旦被长期占有，就必然迅速演变为土地私有，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名田制也不例外。秦统一六国后，“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秦亡汉兴，刘邦乃诏令“复故爵田宅”，即恢复秦的军功爵制和名田制，还强调“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可见汉初确已实行按军功赐田宅、爵位的制度。不仅对获得军功爵者赐予田宅，而且对一般官吏也有名田宅的规定。由于秦人重爵，官爵相称，有爵就有官，故只有按军功爵而名田的制度，不必有按官级名田宅的规定。汉代重官轻爵，有爵者未必有官，有官者也未必有与其官职相称的爵位，故对官吏也有名田宅的规定。[12](p27～28)[1](p148～149)这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关于自彻侯、关内侯以下，以至无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和犯有轻刑的司寇、隐官等授予田宅的有关规定可得到印证。虽然秦汉两代的具体方案未必完全相同，但直到西汉初年，按军功爵秩等级授予田宅的原则依然未变。
汉文、景之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尝债者矣”。[6](p1132)到汉武帝时，遂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这次土地兼并浪潮虽然由于汉武帝的严厉打击而被遏制，但却无法挽回名田制被破坏的局面。东汉后，豪强地主代替军功地主而掌握政权，以军功爵位高低而授田的名田制再也没有恢复。
四 军功爵制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变迁
研究某一历史现象，不仅要认识其产生、确立、发展和衰亡的轨迹，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揭示其本质特征。军功爵制的产生和确立，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斗争需要的产物，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朱绍侯先生通过对此问题的探讨，揭示了军功地主集团由逐渐崛起到日益衰落过程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变迁，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内在特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西汉军功爵制的变化是一个现象，反映出西汉军功地主集团势力的衰落，豪强地主集团势力的兴起，这才是本质”。[1](p221)军功爵制的兴衰过程，是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社会政治变革的缩影，反过来某一时期社会政治的变迁又直接影响着军功爵制的内容。
军功爵制是作为五等爵制的对立面而产生的。西周末年以来，天子衰微，诸侯崛起，奴隶制等级制度渐趋崩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田的不断开垦，西周奴隶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井田制遭到破坏；世袭奴隶主贵族的腐朽没落，又使其自身失去了管理国家和控制局势的能力。与此同时世袭的等级观念已发生动摇，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受到挑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亦不复存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各国诸侯，为了笼络人心、壮大自己以称霸天下，不仅在经济上采用新的剥削方式，而且在政治上从下层的士、鄙人和工商业者中选拔人才，因功赐予爵位、田宅的军功爵制遂应运而生。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已普遍推行军功爵制，军功爵已成为人们政治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军功爵制在春秋时期对于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壮大及其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到战国时期，军功爵制就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工具。[1](p18)虽然秦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基本上是商鞅变法时确立的，但在秦统一前后，爵秩和爵称都有很大变化。如商鞅变法时，在一级爵位以下还有校、徒、操三级，而在高爵中没有侯爵；秦统一后，取消了校、徒、操三级爵称，但在高爵中出现了侯爵。这种变化，正是当时社会政治和军事形势发展演变的反映。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争夺非常激烈，人心向背对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车兵是当时的主要兵种，除了征召黔首当兵外，还需要大量服杂役的奴隶和罪犯。在军功爵的一级以下设校、徒、操三级爵位，既是部队作战的客观需要，也带有争取包括奴隶和罪犯在内的广大下层群众支持的目的。至于在高爵中无侯爵，则是当时秦国国君尚称公而未称王的缘故。而秦国雷厉风行的贯彻军功爵制，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将有无爵位和爵位高低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经济利益的大小结合起来，从而将全国都纳入战争的轨道，以适应封建兼并和统一的需要。秦统一后，各国间的争夺不复存在，以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已完全控制了政权。加之兵源增多，步兵已取代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军队中无需再征召奴隶、罪徒服杂役，原来为奖励徒隶的校、徒、操三级爵位也随之取消。
汉承秦制，秦代按军功赐予田宅爵位的原则也为汉初统治者所继承，但秦与汉初以及在汉初的不同阶段，军功爵制的具体内容却各不相同。在秦统一战争和楚汉战争期间，为了争取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对立有军功的各级将士，都给予优厚的奖赏。然而，一旦时过境迁，军功爵制的具体内容也随之变化。正如朱先生所论：
在汉政权稳定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权的统治者已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得高爵的当权派，就尽量扩大自己的特权，而对于获得低爵的人，就不太关心，甚至是漠视，这就是低爵的待遇不断降低的原因之一。另外，秦实现统一，主要依靠政府军的力量，它可以使立有军功获得低爵的士兵，去役使无爵的农民。或让获有低爵、出身于奴隶的士兵，用爵位去换取父母和妻子的解放。刘邦实现统一依靠的是农民军队，他不可能让获得低爵的起义农民，去役使不起义，或起义而没有获得爵位的农民。同时，有些奴隶在起义中已经获得解放，获得低爵的农民军战士，也不需要用爵位去换取他们父母和妻子的自由。这也应该是汉代取消“乞庶子”和以爵位免除父母妻子为隶臣妾制度的一个原因。[1](p70～71)
就总体而言，从汉高祖刘邦到惠帝、吕后时期，因军功赐田宅的精神并未改变。但“七大夫以上皆食邑”的优惠已被取消，而代之以除彻侯外皆赐田宅，并对“卿”以上爵位者给予不出田租和刍稾税的特权，这是一种明显袒护军功大地主的政策。这与史书所记当时“吏多军功”、“公卿皆军吏”和“公卿皆武力功臣”[6](p149，p2098，p3592)的政治形势是相适应的。“吕后要想巩固政权，稳定政权，必然要拉拢以军功起家的文臣武将及各级官吏。于是通过吕后的赐田宅制度，又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形成了汉初军功地主掌权的局面。[13]
文、景以后，军功爵制的轻滥是军功地主开始衰落和朝廷政策重大转变的表征。一方面是非军功赐爵的日益增加和政府大量卖爵；另一方面是民爵与吏爵有了严格界限和军功赐爵限制转严，从而使军功爵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价值。朝廷政策的转变对军功地主衰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对王侯势力的铲除、削弱和打击，二是选官用人政策的改变。汉初以来较为宽松和缓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许多农牧业和工商业者，积累了大量财富，所谓“网疏而民富”。他们通过买爵，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则跻身于官僚队伍。特别是朝廷提倡文教、尊崇儒学，通过察举征召、贤良对策和博士弟子等途径选拔官吏，为大量非军功起家的豪强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以致各级官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他们的崛起，极大地冲击甚至取代了往日的武力功臣。非军功赐爵范围的扩大，就是为了抬高豪强地主集团的地位；确定民爵与吏爵的严格界限和对军功赐爵限制转严，是为了杜绝一般吏民通过军功爬上政治高位，掌握政权。改变以往“无功不封”的原则，也是为适应凭借经济、文化优势而非军功掌握政权的豪强地主集团的需要。“军功爵制的变化，是与西汉地主集团势力变化趋势相一致的。西汉中期，军功地主集团腐朽没落已成定局，失去了左右政权的能力，而豪强地主集团已经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西汉政权的支柱。……因此，西汉政府不得不改变因军功赐爵的原则，无功也可以授爵，以适应从各种途径爬上政治高位的豪强地主集团的需要，使他们也能享受到封爵食邑的特权。”[1](p221)
秦汉之际军功爵制的变化既是当时社会政治变革的反映，而且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界限。“如果说在秦以前，在军功爵制草创阶段，新兴地主阶级集团需要吸收各阶层人为他们出力卖命，因而军功爵制的阶级性、等级界限还不太严格的话，那么在汉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政权已开始巩固，军功爵制已基本定型，这时军功爵制的阶级性和等级界限就显得突出了。”[1](p65)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04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九)转变观念寻找最佳观念促调解。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比例较大，笔者所在的法院，再审维持率近40%。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同一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没错，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忽视了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集权与分权关系 正职副职权力
江泽民主席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方面工作做得如何,班子状况怎样,同‘一把手’关系很大,因而必须对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1]正职领导者,是担负着总揽全局、统一指挥的全面责任的人。正职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是:处于核心位置、起着关键作用、负有全面责任。这个定位就决定正职领导者在运用权力中的主导地位。正职领导者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应该做到“五要五不要”:
1 要集权而不要揽权
正职就是主官,主官就要主政,主政就要集权。如果正职手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在一个单位就不能起到统帅和统管的作用,更不能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核心。正职领导者要善于把握集权的度。该集中的要集权,不该集中的要善于授权或分权。那么怎样把握集权的度呢?在这方面,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2]事关全局性、方向性、政策性、协调性等方面的权力是不能授予任何人的,正职领导者必须独揽。但是,主官又不能独揽一切权力,小权是要分散、分工的。WwW.133229.CoM不能事事都是你说了算,都由你拍板,都由你去干,结果在许多单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主官忙的团团转,副职闲的没事干。 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正职必须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决不能事必躬亲。
2 要放权而不要弃权
罗素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荣誉欲望。放权就是授权、分权,实行分而治之。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群体对权力和荣誉的欲望,有利于调动群体的积极性,特别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副职的作用。正职对副职的分权放权,要做到八个字:放心、放手、放权、支持。在授权、分权时,要把权力和责任一并授予对方,这是领导者 科学 授权的重要原则。但是,主官必须切记放权决不是弃权。对副职分管的事不能不管不问,出现失控的局面。不能出现什么都是副职说了算的情况。更不能出现参谋比局长大,局长比部长大的现象。正职领导者必须防止出现主动和被动两种弃权现象,防止出现权力真空。
3 要决断而不要专断
毛主席说,领导的责任就是出主意,用干部。这两者都需要领导者要善于决断。所谓决断就是决策、拍板。主官必须具有善于决断的能力,当副职向你请示汇报时,必须有主见,决不能优柔寡断,更不能让副职自己看着办,这是主官的失职,也是缺乏领导能力的表现。但是,决断又不是专断。江泽民主席强调指出:“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3]在你的单位如果没有党委时,主官领导者也不能你个人独断专行,特别是在重大问题决策时,也要征求班子成员多数人的意见,这是组织原则,也是领导者民主作风的体现。
4 要有为而不要争功
任何一名领导者当他获得组织赋予的职位以后,都渴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要有所作为,创造出最佳的工作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与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努力分不开。但是,作为主要领导者必须明白,你的工作成绩决不光是你个人奋斗的结果。各级领导者所取得的成绩,是和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领导活动实质上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向互动的过程。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组织的帮助,离开群众的支持,你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主官领导者切不可争功争利。一个单位有了成绩,当然是主官领导的好,这个功无需你去争。作为主要领导者有功不争功,不仅是一个领导者的品质问题,领导风范问题,同时也是领导 艺术 问题。实践证明,一个领导班子搞不好团结,其主要原因,一是权力之争,二是名利之争。正职领导者必须具有见荣誉就让,有功不争功的良好品质。其实在荣誉面前你的姿态越高,你的威信就越高,说话的力度就越大,别人对你就越服气。
5 要负责而不要诿过
领导者就是某一方面的负责人,主官领导不但要敢于负责,而且要敢于负全责的意识。从宏观上讲,有了成绩是你负责的结果,出了问题也是你主官领导的责任。特别是当你的副职领导出现了失误时,你更不能把责任推到副职身上。而且你首先要承担领导责任,不能怕影响自己推脱责任。主官应该有推功揽过的品质和胸怀。总之,有功不争功,有过不诿过,也是领导者搞好班子团结,创造领导环境,提高领导威信,塑造领导形象的重要 艺术 之一。
副职领导者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又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协助正职领导者考虑全盘工作而又负责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具体工作实施的领导者。副职领导者正确运用权力的关键是找准自己的位置,应该做到以下四点:
5.1 找准自己位置,做好分管工作
副职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是:参与全局决策、负责具体工作。具有参与决策权和局部工作领导权。因此,副职领导者必须有很强的角色意识,这种角色意识体现在五个方面:维护核心意识、积极配合意识、敢于负责意识、服从大局意识、做好本职意识。这就要求副职领导者在工作中做到:主动不越位、辅佐不离位、周密不空位、负责不涩位。副职是主官的助手,必须具有对主官负责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努力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又不能侵权越位,这既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也是对主官领导的支持。
5.2 尊重上级意见,不搞分庭抗礼
副职领导者要做到四句话:尊重领导、服从领导、不与主角“争戏”、维护主官权威。一个单位能否正常地开展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这个单位的领导能不能构成一个核心,在一个单位的领导层来说,如果有党委的,党委领导是核心。没有党委的,正职是主持全盘工作的,正职应该成为领导核心。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副职没有权力和正职比高低。所以副职要服从领导,尊重领导。特别是当你的意见与正职领导不一致时,副职必须服从正职领导者的意志,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就是组织原则和纪律。
5.3 要有全局观念,发挥智囊作用
副职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他的职权范围和作用性质。副职要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对主官负责的精神,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从本单位建设的大局出发,关心本单位的长远建设。在研究总体规划、讨论措施、制定方案、处理问题时,副职要为正职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和助手,起好智囊作用。
5.4 敢于承担责任,不把矛盾上交
矛盾和问题每时每刻都存在,作为一名称职的副职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分析和解决矛盾,当好助手,不回避矛盾,不轻易上交问题,只要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要力求妥善解决,为正职分忧。副职领导者只有敢于承担责任,有能力独立解决矛盾,才能让正职领导集中精力解决带全局性的问题,保证工作目标的实现。
参考 文献
[1]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
[2] 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今天下午，我们又开始了排练，在排练第一次的时候，整体上来说还行，除了甘德祚和邹武差点忘词外，其他都好。力求完善的我自然要求他们再练一遍。
这一遍他们倒是没有问题，可我的问题却来了，怎么回事？原来是我无法入戏，被逗得前仰后合。你想想，一个节目，一个相声的节目，还没有把别人逗乐，自己那嘴就笑得可放下个拳头，无法与别人配合就不说了，关键是这样的形象，如何能上得了台？又如何能在铁石中放金子光芒？
深思熟虑一番后，我决定对自己展开“强行入戏”的训练。太阳慢吞吞地爬回了家，我一个人反锁上自己房门，独自练习。
入戏……入戏，相声??《五官争功》，我演眼睛，原饰是冯巩……我拿出光碟，放进DVD机里，又将原版相声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有所领悟地点着头：
不论是眼睛，还是其它四官，它们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功。什么是争功呢，重点的体现就在于这个“争”字，争功争功，就是争功劳。所以想要入戏，必需得把自己想像成一名参与竞争的选手，应该对其它器官的话不服。
对！就这么干！我兴奋地叫了一声。太阳终于又出来环游了，我找到其它“四官”，排练了一遍。
……很快就排练到一半，又到了那个令我发笑的地方。我拼命地换位，似乎自己就是一名竞争者。这样，我的笑意就消失了，流露出来的自然是不服气??“就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地看着没我什么事呀？”……获得了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