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20:11:40
但是，由于学生的年龄、认识能力性格各异，学生犯错误形式又各不相同，批评的方法也会各不相同。为达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就必须善于研究和掌握批评工作的意识。尽管批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批评的性质、形式等方面看，较常见的有下列几种。
一、当众批评
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一些急迫场合。在学生行为容易造成一定危害或重大影响时，必须利用当众批评方法，及时制止事态发生或发展。当然这种方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宜采用。因为它有时会使被批评者感到失了尊严，丢了面子，从而激化矛盾。使用时必须慎重，同时应辅以其他批评方法，缓解和消除激化矛盾的因素。
二、个别批评
这种方法是适用较广泛的批评艺术。它适用于多种场合。学生违纪后，将学生找到适宜地方，通过批评谈话，指出学生错误的危害性，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在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心理上较平衡，在感情上较接近，便于两者间的思想双向交流，因此，收效较大。
三、点名批评
有些学生违纪较严重，造成较坏影响或危害，此时可以运用点名批评艺术，在一定场合或范围内，指名道姓地批评，说明其错误事实及危害，分析其原因，以期引起被批评者及全体学生的认识与警戒。因此这种方式，在较庄重的会议和场合下运用较多，它对制止一些容易造成蔓延则又不被人们所注意的错误倾向，是行之有效的。
四、泛指性批评（又叫不点名批评）
当一种错误言行或倾向，在较多人身上出现时，为制止其发展蔓延，这时就要运用泛指性批评。在批评中说明表现，晓以利害，引起警觉，以提高众人的认识。
五、及时批评
平时，有的学生违纪现象如不立即制止，就会引起更大的危害或恶性事故，这时就要运用及时批评。例如两个学生打架斗殴，虽然被同学拉开，但仍然不服气、还要比个高低时；或者有的学生做危险动作，玩弄危险品时，这时教师必须运用及时批评方法，解决问题，防止恶性事故出现。
六、暗示性批评（或叫侧面批评）
有的学生平时不太接受批评，直接批评常常产生负面效应，这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老师讲课时发现一个学生未认真听讲，而在下面看课外书。这时老师为避免产生负面效应，可用暗示性批评方法，对他讲：“是不是有不懂的地方，我可以再给你讲一下。”这样，让学生明白，老师发现了他违纪，又不感到挨了批评，丢了面子，同时也感到老师对他的关心，从而达到批评的目的。
七、提醒性批评
有时，由于学生缺乏生活常识或知识常识，不自觉中犯了错误而本人还并不知道，这时，教师可用提醒批评方法来教育他。例如，课堂上，教师来到一个学生面前，询问有关问题，学生坐在那里回答，显得没有礼节，碰到此类事情，教师可以对他说明其错误，使他注意礼节常识的学习。此外，对于有的学生思想行为有不好的发展趋势，也能预见其后果时，教师也宜采用提醒式批评方法，教育学生，防止问题的发生。
八、鼓励性批评
有时，教师明明知道学生犯的错误，但为避免用直接批评，而伤了学生自尊心或产生抵触情绪，可避开正面批评，而用鼓励性批评方法，引起学生自己的注意。例如，班上有的学生喜欢下象棋，以致影响了学习成绩下降，这时教师不直接批评他不重视学习，而已鼓励批评方法，对他讲：“你的棋下得很好，以后在课余时间再下点功夫，提高一下，如果你的学习成绩能像下象棋这么好，那就更好了。如果你能用研究象棋的精神，来研究学习，我想你的学习成绩和棋艺都会有很大提高。”这里貌似鼓励，实际在批评他学习不用功，但这样的批评，可以达到克服他的缺点的目的。
九、幽默式批评
人的一生可谓批评无数，但是批评的正确目的究竟是什么？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
下午，第一节历史课，因为中午一些繁琐的小事耽误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使得我没来得及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恰巧就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找了我上黑板听写，成绩的结果可想而知，四个字形容：一塌糊涂。还记得上次老师在班上表扬我，说大家要向我学习，可现在，这17分就是我为大家做出的榜样吗？因为事情多，没时间复习，这就是我拿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吗？真是太荒谬了，太对不起老师对我的期望了。
从上次的100到现在的17，面对这一落千丈的分数，历史老师感到极为的不满，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我知道老师说的那些都是为了我好，因为我历史学不好，对老师又没有什么损害，他何苦劳费心神地来批评我呢？这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我好啊！使我太骄傲，太不争气了！
如果说赞扬是抚慰人灵魂的阳光，那么批评就是照耀人灵魂的巨镜，能让人更真实地认识自己。
圣人教导我们要“闻过则喜”。发现了自己的缺点，也就意味着会有新的进步，这正是值得高兴的事，我应该好好地去感谢历史老师啊！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上总结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中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我党的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基本的原则、态度、方法、形式等。可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的标志之一。”“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矗’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党章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我们很难说存在着一种“幽灵批评”的“流派”，甚至很难认为该批评正在兴起。更确切地说，这个术语的运用或许能汇总在最近的20多年，以及从各种源头的批评思想中涌现的一系列意象和趋向中，这些意象和趋向似乎将继续对今后几十年的批评产生一种多少具有幽灵性质的影响。如果我们回溯得更久远些，就会发现：布朗肖关于死亡和文学声音的不确定性回返的关注，以及他对于模糊的、释放性的、同时又具有威胁性的文学“空间”的关注，或许就是一个（早已不可避免地被堵塞了的）“发源”点。
这还真有点“幽灵”的味道。原来幽灵批评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还是有些虚虚实实、神神秘秘，看不见摸不着，说它有就有，说它无就无。
作为幽灵批评的源头，这里提到了法国思想家布朗肖以及他的有关阅读的理论。1955年布朗肖出版了《文学空间》一书，该书的中译本已于2003年出版。在“阅读与交流”一章中布朗肖写道：“任何阅读……是一种指控，它取消这一切，把作品归还其本身，归还其隐名的影响，归还强烈的、非个人的表述，即作品。读者本人始终完全是隐名者，他是不管什么样的读者，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坦诚的。读者并不把自己的姓名添补在书上（如从前我们先辈所作那样），而是以其无名的在场，以这种谦恭的、被动的、可互换的、毫不足道的目光———正是在这种目光轻轻地注视下书似写出来了，远离一切和众人———抹去了一切姓名。”在布朗肖看来，任何阅读都具有幽灵的性质。阅读行为就像《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耶稣令众人将挡在墓前的石头搬开，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阅读亦可以创造奇迹，使幽灵复活。布朗肖接着写道：“把这块石头翻滚开，当然这是件美妙的事，而且我们每时每刻用日常的语言在完成这事，并且，在每时每刻我们在同这位拉撒路交谈，他已死3天，也许死了许久，他在那精致织造的细布条包裹之下，向我们作答，同我们交谈，推心置腹。”幽灵批评就是指“和文本发生一切联系的基质，是阅读发生时的一种不确定的基础，是对和死者进行一种令人恐怖而又渴望的交流的再次召唤”。
阅读行为的幽灵性质归因于文本的幽灵性质，因为任何文本都是写在羊皮纸、莎草纸或普通纸张上，因而具有“擦抹”（erasure）的性质。羊皮纸上的文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文本的意义就通过这些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蛛丝马迹显现出来。这就像海德格尔“在删除号下书写”“存在”一样，最后“存在”在又不在，肯定又否定，有形又无形，一方面其传统的含义被删除了，另一方面又留下了痕迹。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写道：“那个删除号并不仅仅是否定的符号，它是一个时代的最后的文字，在它的笔触下先验意指的在场一方面被删除了，一方面仍然留下了清楚的踪迹。”总之，在德里达看来，“一部名著如同一个鬼魂，时刻都处在运动之中。那个怪物[鬼魂]四处游荡，例如它四处出没，居于无何有之乡”。可见，所谓幽灵批评与后现代脱不开干系。
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这就是互文性。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分析》一书中指出：“每篇作品都是一些引语的拼凑物，是对另一文章的吸收和改变。文本间性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概念。”当代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中解释了什么是互文性：“它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诚然，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文学的历史是文学作品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幽灵批评将这种互文性特征进行了改写：
一个幽灵被另一幽灵侵扰，这几乎就像十八世纪的哥特式受到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悲剧的影响，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悲剧又受到希腊戏剧之恐惧的干扰；更深入下去，所有这些文本显现自身又都受到先于文本存在的世界的侵扰，而我们又只能在文本中，以及通过文本来理解那个世界，那个口语传统的世界，那个受到口语的更原始侵扰的世界。
文本的幽灵性质又决定了书写在文本上的历史的性质。幽灵批评认为，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是矛盾的，它们本质上没有归属，正如哈姆莱特的父亲的鬼魂，是“未领圣餐的、希望落空的、未受临终涂油礼的”。“它们对我们诉说着所有过去的岁月，但是它们的声音并不权威，而是劝诫的，预兆性的，它以过去和将来的厄运警示着人们，最重要的是，它反复地诉说我们在世上没有归属感、随处飘泊的痛苦，认为我们迷失在一种潜在的空间里，一种即使推开岩石也无法再创的空间里。”
德里达有句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Thereisnothingoutsidethe text），直译为“没有任何东西在文本之外”。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了另一种译法：Thereisnooutsidetext。“这在许多人看来，就产生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脱叙述或者说文本性。”这句话或许可以简化为：“一切东西，皆为文本。”作者的意图不能控制文本，文本中也不可能包含唯一的、本质的意义。一个文本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这个意义，而是因为它不可能是别的意义。至于为什么不可能是别的意义，这却不是解构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们只是促使人们从起作用的意义程式中解放出来，并且更清楚地看到“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是如何在文本中形成的。
德里达认为，历史就像哥特文学一样从没有一个开始，或者说是永无起源，在这种状态下，过去拒绝被彻底禁锢，而是依然要对进步的新开始的显在区域进行侵扰：显然，它最初就是一种幻影。因此，没有幽灵就无法书写历史，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历史的叙述必须必然地包括幽灵；事实上，这些叙述还可以稍稍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也是一系列通过幽灵写成的东西。历史是一系列对死亡的叙述，但是历史自身也是由死亡来完成的一系列叙述；我们在面对历史时所听到的声音，无一例外的都是幽灵发出的，它们将知识的可能性幽灵化。总之，历史以一系列的幽灵形式出现，人们无法称呼，也无法摒弃它们。
文本中的幽灵既不能令人感到保存了历史，又无法让我们觉得摆脱了往昔；任何一种感受都是试图将幽灵以启蒙的标准加以归类，企图让幽灵“受制于”一种逻辑，可逻辑又无法认识到幽灵的存在。
幽灵批评的对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哥特文学。哥特文学是指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的一种小说类型和流派。“哥特”（Gothic）一词原指日尔曼民族的哥特部落，后来逐渐用来指“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指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建筑风格，以教堂和城堡最为典型。这种建筑尖顶高耸，窗户狭窄，内部幽暗，有地道乃至藏尸所等设施。哥特式小说的发端是贺拉斯·沃波尔（1717—1797）的《奥特朗托堡》（1764），它叙述一个发生在中世纪古堡里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哥特式小说多以中世纪为背景，故事多发生在神秘的古堡里，其描写的内容主要是谋杀、迫害、、神怪等，情节离奇诡异，气氛神秘、阴森、恐怖。总之，在哥特文学中幽灵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幽灵批评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因为历史常常被理解为幽灵、幻象、鬼魂出没之地，因此，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常常与幽灵有关。后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而言的。如果说，昔日的殖民主义要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后殖民”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之后”，也就是说，殖民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彻底的解决，而只是过去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现在转换成了文化和话语问题。殖民主义随着殖民时期的开始而开始，但并不随同殖民时期的结束而结束。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看来，帝国主义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文本化”和“艺术化”的过程，一个形成某个供人们认识理解的对象的过程。人、地方和经历可以通过书本而得到描述，以至于书本（或文本）甚至比它所描述的现实更具有权威性，其用途也更大。这就是世界的文本化。后殖民主义者试图做的，就是创造一种将声音归还无声者的话语，为那些被历史所拒绝的人写一部历史，恢复那些作为殖民“他者”的没有被书写的经验。然而，“后殖民研究把第三世界文学作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而进行理论化时，有可能在冒险推行一种相反的新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使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陈规化和从属化……那些殖民地的各国人民经常指责后殖民研究既自相矛盾地消除了它所想恢复的历史的真实性，又拓展了它希望摧毁的西方文化霸权”。当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凯列班对他的主人说“你教会了我语言，我因此学会了诅咒”时，这种矛盾便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因为纠缠于历史、文本、话语之中，因此幽灵在其中频繁出没，时隐时现，实属正常。
至此，我们总算隐隐约约知道什么是幽灵批评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手持“幽灵批评”的手术刀去解剖和分析那些具体的文学文本了。然而，“当我们开始在幽灵的暗光中阅读一个文本时，我们发现自己正朝着某个方向进发，那里是一片废墟、一个具有古文物研究之快乐和恐惧的客体，一个具有潜力的重构的区域，而该重构的成功又很难企及。因此可以说，幽灵批评提供了某种、而且是非常不确定的存在于文本表面的谦卑，那是对吹嘘有可能发掘准确的历史的一种必要反抗，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存在着偏颇”。从这个意义上说，幽灵批评不过是解构批评的又一种说法。
当然，近来出版的涉及幽灵批评的著作还有不少，譬如布思和斯托特编著的《幽灵：解构、心理分析、历史》，贝里和沃尼克编辑的《灵魂的阴影：后现代主义和宗教》，斯拉沃热·齐泽克和泰奥德·阿多尔诺编著的《绘图意识形态》，该书的导言即齐泽克撰写的《意识形态的幽灵》，自然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将哈姆莱特的幽灵与马克思的幽灵联接起来，后人纷纷招魂驱魂，幽灵出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601年，莎士比亚创造了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徘徊在英国的舞台之上。汉姆莱特父亲的幽灵全身甲胄，神情悲哀，脸色惨白，阴森恐怖，出现在月光之下，露台之上，“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夜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从此，欧洲文坛，鬼魂出没，幽灵不散。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如今，写下“共产主义幽灵”的马克思，在德里达笔下也成了幽灵（见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马克思的幽灵们……这意味着可能有一撮，尽管不是一伙、一帮或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群与人或不与人共处的鬼魂，或某个有或没有头领的社团———而且是完完全全散居各处的一小撮。”在德里达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再往后，2004年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病逝，他也成为了“解构或解构主义”的幽灵，并在全世界弥漫与徘徊。
幽灵批评似乎还颇成气候，但是，什么是幽灵？其实论述者并不怎么清楚，因此真正的系统深入的论述并不多见，而在不得不展开论述时，论者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说东道西，要么隐喻象征。德里达对幽灵倒是有所界定，但依然颇为玄乎：
那幽灵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它宁愿成为某个难以命名的‘东西’：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肉体，同时又亦此亦彼。因为正是肉身和现象性方能使精神以幽灵形式显形，但它却又在显形中，在那亡魂出现或那幽灵回来的时候消失无踪……它恰好就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某个东西，并且人们也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某个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相应的名字和一个对应的本质。人们并不知道：这并非由于无知，而是因为这个非物体，这个非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于彼处的缺席者或亡灵已不再属于知识的范围，至少是不再属于人们认为他可以以知识的名称去认识它的范围。
幽灵难以命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它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个东西，它已超出了我们的知识领域。如此看来，幽灵批评根本的修辞和特性就是神秘。然而，神秘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设若是清晰的，那么，这种“神秘”并非神秘；设若是无从把握的，那么，这种“神秘”又有何意义？幽灵批评由于其“神秘”，也变得有点“神乎其神”。这样一来，我们对于什么是幽灵批评终究不甚明了，但是，行文至此，我们确乎知道什么是批评的“幽灵”了。
1998年，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Compagnon）出版的《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犔犲犇é犿狅狀犱犲犾犪犜犺é狅狉犻犲）一书印证了这一点：原来理论就是幽灵，批评就是幽灵。伊格尔顿认为，过去，活着的作家是不配成为研究的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大多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检验一项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和意义，其方法是看它是否无用、无聊，以及深奥的程度，“理论只不过是一群年轻幼稚、情感受阻的男人，在比较他们自己的多音节的长度而已”。文学批评不再关注文学文本，而只关注批评文本，或者说批评本身。批评成为了脱离文学的批评，成为了脱离的文学所指的纯粹的能指符号，这就是所谓“元批评”。“理论”本身成为焦点和中心，理论似乎可以自己生产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任何经验和实践都不再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于是，批评家和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一样，都成为了一些寄生虫。
现如今，文学系的很多年轻老师能够嘲讽任何事，却没有任何期待；能够解释一切，却什么都不崇拜。他们把文学变成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进而将文学系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学术荒地。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专业化，而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它也变成了一潭文学死水。“文学理论一旦不再申明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学，不再指点出什么是文学研究当下的相关性与危险性，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盎然生机。”这正如在哲学上，逻辑实证主义的胜利剥夺了该学科享有浪漫和灵感的权利，只留下专业能力和智力上的老于世故。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哲学、文学和政治》一书中所指出：“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自然趋势是支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才能而不是想象的才能，是用单调、讽刺的知性代替热情。”理论的幽灵终于替代了文学的想象和热情。
敬爱的党组织：
5月6日，作为党的发展对象，我参加了物流与工程管理学院第一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通过这次会议，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党内的生机与活力，学习和收获颇多，同时也发现了自身的许多不足，结合党员要求，对自身的不足之处有几点总结：
1、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拥护的，但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还明显不足，通过与周书记的交流谈心发现对党的理论知识知之甚少，像《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历史》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党的优秀作品《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的学习感悟太少，这也导致了对许多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很好理解。
2、对党员的权力与义务的理解不足。党员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作为党的发展对象，不奢求什么权力，在义务方面就有待改进。我能努力做到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防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但没能很好的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曾作为生活委员，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帮助班里同学更好的学习生活，现卸任后，反思自己对同学的服务少了许多。
3、在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记得与宋珍同志的交流中，曾指出我在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理论运用方面还有所不足，这也与对理论知识尚不能深入理解有一定关系。一名共产党员应做到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说一些空话、大话，要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结合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学习先进思想和理论知识，摈弃浮躁的心灵，求真务实，一切以实践出发，争取在各方面有着长足进步。
4、有些自由主义，具体的就在于：知道自己错了，也懂，就不想改；做事喜欢一团和气，对有些问题任其发展。我也经常自我反省，但反省后可能只能持续几天，并不能坚持纠正自己的某些错误。
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理论知识不足，集体主义的思想还没能扎根在脑中，主观能动性不足。接下来针对以上问题，我将做如下改正：
1、我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仔细研读这些党的优秀作品，体会和吸取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教训。针对现在学习这些优秀作品可能有些吃力这一问题，我会先选择通俗的和语言优美的作品和小说读，提高自己的阅读兴趣。如最近在读《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时候有困难，就先选择读博客中推荐的《苦难辉煌》这部小说，提高自己的阅读兴趣与对当时环境的了解，以便以后的进一步学习。
2、加强集体主义思想，在以后的人生中，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像党的优秀人物学习。对党要有责任感，很欣赏总理在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努力坚持，做到知行合一。
3、定期看党支部博客，关注时事政治，每天学一点党的理论知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把长的文章截短，常读常体会。同时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勤进图书馆，勤学勤思，有意识的加强主观能动性，改进自己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
以上是我对自身的不足进行的自我批评，望党组织批评指正。
汇报人：物流Q0941班杨悦
[关键词]文化批评理论方法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Press，1977，p.26.）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GayatriC.:InOtherWorld,p.267,NewYork:Routledge,1988.
在20号刚刚结束的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大会后，我对自己做一个全面的表述：首先我是一个不做违心人，不为违心事的一个人，范文之思想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范文。接下来的种种条条，都发自肺腑，不流于形式，是扪心自问后的答案。从本意上看，这是一个固执到骨子里的人，原则和底线非常分明的人。但是正是如此，原则和形式是两码事。原则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和渠道得以捍卫和实现。一个不懂体现形式的原则分子，终究会撞的头破血流，在寂寞孤独的角落里，不甘心的舔食自己的伤口，咬着牙，含着泪，下定决心，明天还是会有太阳的。勇敢的走到太阳照射的区域内，感受阳光雨露的滋润。不违心，真诚的抬起头看着太阳的光芒，色彩斑斓。原来只要迈出这一步，就可以了。并不是太难。难的是自己为自己包扎，自己为自己加油!打开双臂，自然就会有和你拥抱的人。
在很多事情上，错误的表达形式带来了些许不应有的误识。为了避免被第二块石头绊倒，改变工作方法，以此适应当前和以后不断变化的环境。以顾全大局的胸襟去辅撑公司战略的实施，积极不封闭的踏入传统文化的大门。对于传统文化，我一直徘徊在门口，用一种审视和辩证的眼神看着这一扇门，破旧、无光泽、幽暗且不明朗，犹豫、怀疑不愿接近，给自己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我对此不敢兴趣或哪个东西太难。实际上，只要打开它，院内的风景美不胜收。一个人要想在思想的深度上有所造诣，必然要寻找到支点和根基，否则浮华背后只有空虚和成长的障碍。昨天看了范曾在CCTV《我们》栏目上的访谈节目，感触尤深。感悟能力是中国文化就有的一种神力，但是需要升华和修炼，只有感知和领悟才能参透许多未知和提升已有的只砖片瓦。
作为一名职业培训师，具备良好的表达形式和演讲技术，远远不够。手里拿着刀，但是臂膀依然娇嫩，需要锤炼。不排斥所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因素。就像孩子偏食一样，好吃的多吃，不合自己口味的一口都难以下咽，就像要命一样。但自认为难吃的食物不一定是不具营养价值的，营养均衡才能保证身体的正常发育，强壮成长。
看别人不顺眼，说明自己的涵养不够。培训师是学员的标榜，师艺、师风、师威的基础应该是师德，表里如一，内外兼修，方能更上一层楼。包容、囊括、含蓄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感激那些在成长路上帮过自己的人，更要感激善意的打压和路中间的石头，因为他们都鞭策了我的忍耐力和正确的判断意识，不屈从、不忘我、不焦躁、不炫耀、不盲从，用一颗理性的头颅去斟酌，反复的推敲，直至实现一个完整的木桶。人人都有长板，长到他人羡慕和嫉妒，人人都有短板，短的甚至没有，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木桶，因为容纳的物质实在太少，如果常人从长板处看起，觉得了不得，但是绕到背后看，原有的期望值和现有的感受值不能形成良好的平衡比值，100-1=0就是此意吧!天平的平衡不是因为禁锢在某一种状态下，而是在不停的调整中，看似在动，实则重心不变。
剖析至此，可能还有很多未被自己挖掘的死角，还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帮我补缺，实现大水桶的完整。
“我”这个话题可以说是从小陪我到“老”，从小学到现在的作文，该话题已重复写过（N+1）遍，多的没法说，只得摘其经典，客观分析侧面反映“我”和我的作文怎么长大。
小学三年级时的文??“我有一个嘴巴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还有两个手和两个脚……我很黑，但是我很帅。不喜欢说话……”
自我批判：
呃……先别的不说，此片段可谓经典中的经典，举世无双啊！光量词来看，那是相当的有分量！不敢担保本人继续照此“个个”发展下去，哪天会奔到上帝面前说：我家有三个猪！通过前半节的说法（算不得肖像描写）我们不难得知，此人五官俱全，至于是否端正就有待继续追究。
而第二句完全可以证本人的自恋显形基因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可能会对以后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副作用，导致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在此特地提醒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孩子有此倾向一定要重视并好好观察，切勿顺其自然。
最后几个字言简意赅，简洁有力地把本人沉默寡言、忧郁悲哀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方面看，还是有优点可取的，至少可以承认自己的优点，而且直接导致每学期的评语总有一句“该生性情极其冷漠，有轻微的抑郁症”之类的话。（对此，本人持沉默态度）虽然这篇作文得的是“下”，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要拍两下手以示鼓励。
如此白痴的作文实在不能再分析下去，搞不好自尊心强的孩子会自卑到去撞墙……那这个时期就称做“白痴时代”吧。进入下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