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批评家

摘 要：艺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同步，时间跨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艺术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必然带来艺术事件的膨胀，批评（特指艺术批评，下同）作为对于艺术事件作出回复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不能缺席。中国的批评是有历史传统的，臧否人物之风尽管在六朝时期最盛，但是除特殊时期外都有一个较为平和的批评氛围。批评作为艺术发展的参考信息的历史不同于中国固有的批评，从人格批评转移到作品批评最终到事件批评是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的。

关键词：批评；批评家；艺术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45-02

中国现代意义的批评是“”以后才建立起来的，85新潮美术运动时期，作为冲破“一元传统”的旗手，出现了一大批批评家。这个时候的批评家固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批评界的重量级人物，但是当时却是在各自职位上工作兼带从事批评（或说“写文章”更准确些）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是杂志社的编辑们，或许是艺术院校的师生们，也或许是研究院的研究者，再或许是什么单位的闲杂人等，总之不是自诩为批评家的人。百废待兴的时期涌进了西方几千年的思潮，尽管对于每个这个时期的年轻人而言流行的不过是几百本书，但是它们背后的文化积累足以颠覆自己几十年学习的一套理论，于是对于现实改革的言论涌现出来。批评家自然是写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但是仔细考察这个时期的批评文章，艺术家自身的批评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建构的草创期就是把从西方理论中学习的东西拿来直接在中国艺术改革中进行实验，无论这些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总之对于中国艺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批评在这个时期就是介绍、归纳梳理、总结和指导，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批评是在一条战线上对于不合理开战的，诸多未开发的阵地被占领了，同时也抢夺了许多阵地。

89艺术大展之后的艺术进入短暂的休眠期，但是短短三年时间批评却取得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80年代批评是大家都在用别人的理论共同面临中国艺术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90年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批评家的真正独立和中国批评理论体系的建立，尽管这种新建立的体系还十分粗糙。批评家理论的支撑是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和批评家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中国批评界的山头现象是这个时期发展的必然产物。`80年代批评人物的分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出国发展和中国艺术发展与国际接轨。利益存在必然带来纷争，观点不同则出现群体分化。批评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而是理论操纵的时候批评家的领导地位也便确立了。

90年代末一批新的言论出现并没有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但是时间推进21世纪两件事情的出现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批评以及与批评相关的问题。一大批`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参加到艺术批评中来，他们或许是艺术史论专业的科班出身，或许是艺术家转行，或许是中文、外语等专业人士的半路出家，总之批评界似乎一下热闹了起来。`80年代的美术运动是因为一批重要的杂志支持和参与其中，`90年代的杂志则逐渐蜕变成卖版面的盈利性机构，`90年代末网络的普及促使平面媒体的变革，从而使改革后出现的新杂志和网络共同带来了媒体新时代。批评新锐们纷纷出现，新媒体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时间批评如潮，但是我们的批评真的进步多少？在量的背后质有多少改变？追随自己师长或挑战某个权威出现的新锐批评家们是否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批评体系？一系列的新事件必然带来相关的问题，赢得了眼球之后是不会走路还是走的更好了这是`70、`80年代出生的青年批评家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批评的公众化

网络作为交流平台把大家的距离从空间和时间上一下浓缩到很近，博客、论坛、社区以及各种网站把信息的传播面和传播速度仅仅是系于一念之间和一个敲键盘的动作。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大量的工作却是一些不知名却与此有关的人们进行操作的。在不愁东西发表问题的情况下批评自然是成为一个普遍化的行为。

批评的范围是什么？艺术家、艺术作品、展览、批评家、批评文章和其它艺术事件等一切与艺术相关或打着艺术名义的事件都是艺术批评的范围。网络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平台，加之新杂志的广泛存在都对公众充满了诱惑。言为天下公器，发表自己的批评言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国人并未养成如此的习惯。从这个层面上讲批评不仅仅是文章，可以是短短的一句话，可以是视频，可以是转述的言论等等。批评作为一种行为是个体的事情，但是针对于群体而言批评则是一种责任。当下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在行使批评这种行为却并未履行批评应担负的责任，即实施的是批评无意义的过程。

什么是批评的责任？批评者的言论是负责的而非随意的，批评是客观的而非别有用心的，批评是有语言逻辑的而非不可解读的，批评是内在情感建构在合理性基础上的表述而非理论的堆积，等等。批评的目的是对于中国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任何意义的批评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介定的明确就必然要给其一个底线，笔者认为底线就是情感是真实的和语言是通顺的。

公众参与批评的时代是否需要批评家？回答是肯定的。从事批评的人不一定是批评家，但是批评家一定是从事批评并且是具有出色批评的人。那么，是否批评家就是在多次批评中脱颖而出的呢？批评的底线可以放置的很低，对于批评家的认可却是必须要根据其是否真正的构建了批评内在需要的理论体系。

二、批评家责任的重建

批评家有不同的层次，一种是依靠繁杂的知识体系进行随机的批评，一种是依靠一种既定的他者理论进行批评，另一种是依靠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进行批评。尽管这三种层次之间不是完全分离的，但是在批评体现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当繁杂的知识指引批评的时候立场是不确定的，当使用他者理论批评的时候自我是退居其后，情感上是压抑的，只有批评家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之上的批评才是运用自如的。批评家根据自己的批评体系进行批评不是说忽视他者的理论，而是把他者理论从指导者的位置拉下来根据自己的需要转变为相关证明的论据。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对于批评家分类就是只有合格的和不合格两种批评家。合格和不合格的区别在于一个批评家是否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批评家的责任在`80年代是模糊而又有着命运的必然性，担负着宏大理想的批评家不会也不可能放弃对于既定现象的批评。`90年代批评家成为艺术界的某种权威身份，其利益观念必然要面临某种抉择，蜕变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今天呢？新锐批评家们面临着同样诱惑的同时却不得不承担竞争的压力，如何选择？分流同样是必然。

批评家的责任明显是通过批评使艺术发展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上，批评的实施是在批评家自身知识基础上建构批评理论体系并应用的过程。批评家不能回避情感，批评是在感知情感的前提下动用理论体系来支撑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批评家的责任是要求其本着超然的态度客观评价，这里所谈到的客观是基于和自身的利益关系无关。被称作是“坐台批评家”的那部分批评家就是放弃了作为批评家应该担负的责任。

责任的重建是刻不容缓的。青年批评家关注的范围尽管是广泛的，但是在艺术家和艺术品方面接触最多的是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在批评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自己的责任是每个青年批评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情大于理”传统的国家，人情是影响批评家客观的第一关。对于稿费低廉甚至发表免费的情况下报酬索之艺术家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你能拿钱说坏话吗？言重身轻的情况是批评家不能保守自己的一个主要问题。如何重建责任？首先保证对于事件的评论是非人情的，其次保证对于作品或艺术家的评论是客观的。前者较后者为难，其实现在的青年艺术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这个严重的矛盾。

三、职业与事件

批评家的批评是一种职业，批评本身只是一个事件。批评家从事批评在今天面临着草创期和过渡期批评家们所没有遇到的问题。批评家从事的批评就如检查人员对于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其他公众的批评有着质的区别。或许说网络媒体的流行带来了批评的民主化，诚然网络时代的到来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进步，但是权威真的被消解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权威被质疑的结果是新的权威出现取代原有的权威，网络只是一种更为方便的工具。网络带给我们的是权力中心的置换，个体权力中心转向群体，而群体所在的权力中心控制了更为广大的纵群体，在这个层面上艺术圈的状况以影视娱乐圈最为典型。

权威中心的反面是反权威中心，原来的批评是进行个体孤立，现在是转换为批评是促使群体认同，事件本身无论正负都带来一定的舆论效益。这种效益是获取权威集团的入门券，只是在进入某个群体之后是否能够保持其所在的位置。

作为批评家职业的批评是要承担的一种责任，舆论的监督促使其行使其对于艺术发展应该担负的责任。公众的批评是一种参与，参与的过程是获得某种的过程，有一种游戏的冲动在内，依赖的是情感内在的满足感。如果说批评家的批评是在情感感知的基础之上提供理智的表述，公众的批评却多是情感不加掩饰的表露。

对于艺术事件的批评是两种状态，一种是全面了解之后的系统阐述，一种是了解了一些片段之后情感激起的浪花。批评家的批评负有责任就必须是对于事件前因后果了解清楚之后对于自己情感系统梳理后逻辑表述，公众批评则多是对映入自己感官的事件片段的感受进行语言的描写，这只是内在情感的碎片。所以作为职业需要的批评要求批评家必须符合专业要求，而作为艺术事件而言却又不能回避公众的批评行为，对于公众批评的专业引导是我们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工作。

四、回归理论构建

青年批评家们面临的是自身构建和引导公众并协调和权威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重要的只有一个就是构建自身的批评理论体系。中国本土的批评家尽管每个人的批评文风不同、关注点不同、知识来源不同，还有其它个性的方面，但是对于理论构建却并不够深入，多是在西方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中国式的改革以符合中国艺术国情。青年批评家在面对理论构建问题时同样不可避免从原有理论基础之上进行改造，改造很实用并且省力有什么不好吗？似乎没有，只是嫁接的新品种在表象上是某种情况，其内在的矛盾却是未曾化解的。新理论的构建必须是立足中国艺术发展现状进行批评理论的研究而非借用现成的理论强行解释艺术现象。

理论回归的必然性使得批评家群体的身份更为突出，刚刚召开的中国批评家年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营建一个群体责任监督的氛围。青年批评家参与批评家年会一方面协调了这个群体的各个层次，另一方面也是有利于批评职业化的责任确立和更好的实现行业约束。行业约束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的使批评界内部保持一定的同步性，另一方面也是促进批评发展和监督批评实施的保证。其缺点同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群体利益分配原则导致批评僵化，另一方面则是可能导致批评与艺术创作的对立或与资本的对立。协调问题本身就又给了批评以施展其批评职能的空间。

权力、媒体和资本对于批评家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如何处理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更好的进行批评的前提。名利对于批评家的吸引使青年批评家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的选择。真正把批评从内在知识体系上实施公共化的展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切实重视内在理论体系的建构而非外在的包装，拨开虚假信息的迷雾最终使批评成为承载内在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象，使批评成为中国艺术发展道路上真正的坐标还需要青年批评家们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