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1

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后来，鲁迅将小说创作的目的表述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基本上道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目的:改良人生是为了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也是改良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现实。

1920年代末那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太阳社和创造社青年批评家与以鲁迅、茅盾为首的资深批评家的论争，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内不同思想倾向和批评类型的冲突。此后，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思想文化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才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隐蔽情状一跃将社会政治的现实目的凸显出来，并将那些并不怎么认同的资深批评家卷入这场“革命”潮流，调整了他们的批评视角、方法和标尺。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沿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路径迈进的时候，已经从文化角度显示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立场和方式。这在五四时期就有复古派的反对，但在五四后的1922年起，一批迟到的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门下的中国弟子们，打着“新人文主义”的旗号在东南大学以《学衡》为阵地，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学术文化冲突。新人文主义与此前的复古主义是不同的，他们是在学术和批评的意义上来反对文化激进主义，阐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思想的，1930年代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将这一批评形态推至成熟，并且是在纯粹“批评”的范畴和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批评抗衡。从20年代以新人文主义抗衡五四的泛人文主义，到30年代以人性论抗衡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阶级论，这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中两种不同批评形态间不同批评思想的冲突，其焦点就是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与限制，批评思想上的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范畴上的道德范畴与社会政治范畴上的对立。事实上，即使在社会历史批评形态中，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与风格的冲突，如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型现实主义与以茅盾为代表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冲突，也是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冲突，乃至到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人情”和“人性”等理论批评话语也不时与泛政治的社会历史批评(包括庸俗社会学批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1980年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拨乱反正”，清理“文革”十年造成的理论混乱格局，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迭起，文学批评发挥着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作用，在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中，对文学新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批评，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推动文学思潮乃至于整个文学的繁荣发展。社会历史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繁荣进程中，以强烈的时代和社会使命感，以应有的胆识才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较资深的批评家，他们集文艺界领导、报刊主持者和评论家于一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批评余热，如冯牧、陈荒煤以及陈涌等批评家。另一部分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中年批评家，他们以比较成熟而又开放的心态介入文学现实，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观念，对同代和“知青”作家作品又有亲近感， 在推进文学新潮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80年代的另一变化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一批在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继从80年代初走向专业研究之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承接起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传统，对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一些文学“禁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批评，如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的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杨义、季红真、陈思和、赵园、刘纳等。他们的批评大体上是以鲁迅、周作人、曹禺及五四文学的研究介入批评界的，“民族灵魂”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焦点，启蒙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批评立场，而“泛意识形态化”则是他们的基本批评观念和方法。这种批评显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泛政治化”、“泛现实主义化”不同，他们对文学进行了“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以思想史、哲学、美学等范畴和视角对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重新理解和判断。[1]在“文化热”中，“泛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化批评思路，最容易转化到文化批评思路上来。

因此，“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不久就转向了“泛文化”批评，进一步拓展了批评视野，“文化”既是他们的批评内涵，也是他们的批评对象。我们将这种不同于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的这一形态称为历史文化批评，以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文化热”充分调动了批评家参与文化建构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对批评视野、思维和视角的开拓和丰富。文化热中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将批评目光引向地域文化，“京派”和“海派”，以及新近的“寻根小说”，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此后又进一步拓展为对20世纪文学和地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和政治文化关系的批评阐释。不过，在文化热潮中，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引起批评家的兴趣，乃至于拓展到比较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显要学问。早在闻一多时代就展开的文化人类学批评在时隔半世纪后有了足音，叶舒宪、萧兵、方克强等学者和批评家，成为这一批评形态的代表。这一批评形态已不同于上述的历史文化批评，而是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学原型进行了一种文化批评，我们称之为文化原型批评形态。由上可见，社会文化批评系统在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呈现出不断拓宽批评广度和不断深化批评深度的状态，显示了该批评系统的阐释空间和发展前景。

审美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可以追溯到世纪初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王国维的审美批评。王国维是在中西美学理论视域中来思考纯文学问题并展开其对《红楼梦》的批评的，他与梁启超视文学为政治工具的社会政治思路正好形成一个反向，即视文学为审美，从审美角度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尽管王国维在日后的影响不及梁启超那么显在，但他却是内在地发生着影响。五四时期创造社的现代浪漫主义倾向及此后的纯艺术批评，都在暗合着王国维的艺术审美思路。唯美主义在1920年代具有一定的文学市场，以创造社为主要阵营的新文学团体，明确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旗帜与文学研究会抗衡，争夺话语权力，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的路向。审美和艺术的批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主要表现在诗学中的艺术诗学批评、“纯诗批评”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学批评中，如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的诗学批评。不过，这一批评路向在文学批评中，尤其是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泛印象主义的批评形态。[2]这方面最直接的“元老”是周作人，他在“人的文学”表述中就流露出了“个人”的文化和文学立场，为他日后退居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个人趣味的艺术天地作了埋伏。

当周作人的志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发生抵触，当他的理想难以实现时，在现实面前，他又退回到“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中去，经营起了“自己的园地”，“叛徒”之鬼隐去，“隐士”之鬼浮现。他所倡导的“主观的批评”、“创造的批评”及其“宽容”批评原则，对自由主义派别批评家亮出了导航的信号，直接开启了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而在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批评理论代表人物朱光潜对王国维的审美批评进行了嫁接，形成了超越社会政治的审美文学观和批评观。在京派批评家中，朱光潜主要建构其批评理论，李健吾和沈从文等主要进行作家作品的实用批评;文体上既有“抒情的论文”和与此接近的感性形象的朱光潜的美学论文体，又有梁宗岱的诗学批评文体，萧乾和常风等的书评体，还有李长之的评传体。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对40年代的李广田等人的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有九叶派理论家袁可嘉的现代诗学批评的呼应。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政治”性和“革命”性的批评受到质疑，回归文学与回归批评的呼声在批评界广为流传，批评的自由独立意识渐趋强化，表现为对个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对创造精神的崇尚。不过，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批评，既是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呼应，也是超越，超越其理论视野，广泛吸纳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的个性主义成分，形成一种“泛个性主义”或泛审美的批评形态。“首先它在思想内涵上不仅强化了康德美学的非功利原则以及尼采美学的非理性原则，还广泛接受了存在主义美学的个体自由原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超越理论，但其主流仍是德国的浪漫美学。其次它接受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新批评等文论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思想”，表现为“审美之维”和“本体论之维”。[3]这些批评思想资源，在当代青年一代批评家笔端，统合为个性自由思想和审美创造精神，其中除了德国浪漫思想外，还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这种批评思想来源庞杂，范围广泛，不是一个完整严格的批评体系，在80年代的浪漫、自由文化语境中表现为泛个性主义形态。

泛个性主义批评实践产生于新时期文学初期关于“朦胧诗”讨论中的“新的美学原则”，这一批评形态总是对那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有亲近感，表现出“青年”文化色彩。特别是1985年文学新潮迭起，将泛个性主义批评推向高潮，应该说，批评对个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和对创新精神的崇尚，反过来又助长了新潮文学的繁盛发展。同时，“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批评口号，“批评即选择”的一系列个性化批评观念的亮相，强化了批评的个性主体意识和独立自由意识，批评实践中感悟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充分展现了批评的个性化审美空间。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个体感性或非理性“自由”的偏激，以及个性构成中的“深刻的片面”。

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产生于1980年代后期。当泛个性主义批评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批评信息的时候，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也在其关注视域中，特别是85新潮文学出现以后，形式主义的“语言”、“文本”成为青年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向往的艺术境界。批评家以为“文本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本体存在”，“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批评的对象置换为“应当以文学语言的创造和作品语言系统的生成为对象”[4]。文学批评由泛个性主义的“审美之维”切换为作品语言的“本体之维”。文学文体学、叙事学、语言学成为文体语言批评的“三学”，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成为这种批评形态的主导理论框架。正是由于文本语言批评是从泛个性主义批评转换而来，因此，在文学“形式”中往往留存着“个性”“社会”的因子，这预示着它有融合“文化”与“语言”于一体的可能，或走向中西融合的文本语言批评，或走向语言与文化融合的语言—文化批评。社会文化转型导致人文理想主义的边缘化，先锋文学所进行的语言游戏和通俗文学所进行的媚俗实践，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引入，使得文本语言批评转向了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解构批评，如陈小明、王宁、张颐武、戴锦华等先锋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解构批评完成了三大转型，一是由社会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二是由实用性批评转向学院型批评，三是由以作家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向以批评家为中心转化。[5]因此，新文化批评的兴起源自于解构批评，如果说解构批评关注的是先锋文学、第三世界文化、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的话，新文化批评的话语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汉语、语境、文化、性别、种族、民族、知识等话语，其关键词由“后现代主义”转换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文化批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对“汉语”文学现象的文化批评，如郑敏、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对汉语文学现象的批评，以及“汉语批评”、“汉语文学”等批评话语;对文学的文化修辞论阐释，如王一川;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关注，如姚文放等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孟繁华、王德胜、高小康、周宪等的批评话语;对电子传媒文化的分析，如尹鸿、南帆、黄鸣奋等批评家的现代传媒文化批评;对当代文化现状的分析和思考，如汪晖、王岳川、陶东风等批评家的当代思想文化批评。由此可见，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在解构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与文学的学科边界过程中，沿着语言—文化的轨迹建构着自己的批评空间，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及其西方人文科学话语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中，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占据着主流地位，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预示着批评的最新走向。从总体上看，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这一走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文学批评形态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由对民族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走向对民族国家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焦虑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J].文学评论，1989，(5).

[2]景国劲.中国现代泛印象主义批评的文化品格[J].齐鲁学刊，2001，(2).

[3]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J].文艺研究，1996，(6).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2

[关键词]话语分析 批评性 目的 理论框架

一、引言

话语分析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理论框架上受到诸如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的影响，同时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第一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话语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提出“批评性”视角，其目的、定义、发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论框架能否达到批评目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二、“批评性”的提出

批评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学批评学家们将语篇被评为一种话语方式，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环境下运作的思潮下引导下开始的，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方法忽视了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因而其后果含消极成分。

如果从哲学基础上来考察，可以从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来源。Habermas在197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话语分析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把语言研究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这就使一般的话语分析增加了“批评”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历来提倡“怀疑”、“批评”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导的“批评性社会理论”。批评性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评语言学因而认为，作为电视报刊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学派给批评性下了十分精辟的定义：不把任何东西想成理所当然，通过文本中的线索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省，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Not taking anything for granted， opening up alternative readings (justifiable through cues in the texts); self-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making ideological positions manifested in the respective text transparent，etc.）。

自1989年后，批评语言学渐渐转向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作为批评语言学一个分支，CDA同样关注社会现实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以及话语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致力于发现改进这种不平等的方法(Martin 2000a)。和主流语言学家不同，CDA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篇作为语言的存在形式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Fowler，1991）。批评语篇分析学家主张“语篇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在社会的互动作用中产生”（Teun A. van Dijk， 1998）。“话语是是社会实践的语言（Discourse is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Fairclough，1989)。其含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语言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实例。表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社会行为，语言与社会实践关系紧密。语言使用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所制约的。CDA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语言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论基础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批评性话语分析较多集中在政治、新闻媒体、广告、医患交流等比较传统的分析领域。对话语分析，各学派有自己独特的阐述。

从话语的含义可以看出，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与社会意识结构（socio-ideological structures）具有辩证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具体的，一方面从广泛意义上以及各个语言层次上来讲，话语是由社会结构构成并受其影响，如社会阶级关系，或诸如法律、教育系统的特殊机构，或各种话语及非话语的规约习俗对话语都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话语具有社会建构性，即话语对社会结构有反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如上文提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社会规约。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偏见、社会歧视以及对事实的歪曲等，是“隐含在常规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设”。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这就是主体将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这时其控制能力也最强。批评话语分析者的目的是要揭露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号召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些观点主要来自Habermas和Foucault。他们在分析话语时始终把语言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锋芒直指社会生活中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的行为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向大众灌输其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正如批评性社会理论反对的，社会中的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认为，作为新闻媒体中介的语言有很强的选择性，它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解读新闻以及提示其中意识形态作用有用的工具，即体现了“社会结构决定话语特性，话语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

在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Fairclough(1992a:12)将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和批评性的方法。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语篇分析方法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而忽视了语篇的效果和语篇中的权力。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标是要具有广泛的解释性，寻找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成因，并发现语篇在社会宏观结构再生中的作用，提示语篇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反映隐藏的意识形态。

Fowler(1991)认为批评语篇分析是一种“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使读者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批评语篇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

作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语言理所当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蕴含的复杂性，去除简化论，教条主义，二歧论乖影响，在研究中不断自省，使权力关系结构和透明化。

三、理论框架

正如黄国文指出的，话语分析虽然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但语篇分析者都会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研究。同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但因为语言学基础不同，分析的理论框架也不尽相同，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等等。国内代表有辛斌，陈中竺，丁建新，廖益清，田海龙，张迈曾，徐立新等，多是引进理论，并积极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

虽然各学派的语言学甚而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以其中最有影响的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Fairclough(1995)提出三维分析框架（three-dimentional framework），将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在内的多种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三维的：（1）语篇(text)，口语或书面语；（2）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social-cultural discourse）。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a)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description)。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上Fairclough吸收了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简称SFL）的观点。(b)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interpretation)。(c)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explantation)，如图一所示：

他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影响，但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决定语篇。语篇分析应该是多维的、多功能的、历史的和批评性的。他通过衔接、及物性、词义、词序、隐喻等研究了语篇与当今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篇在英国社会的民主化、商品化、技术化进程中的作用。Fairclough既重视对微观层面的新闻语篇的分析，也重视对宏观层面的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框架的构建，重视对语篇与社会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话语分析离不开语言分析，其主要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分析往往在词语、短语和句子结构以及语篇等层面上分析语言意义，例如，从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名词化(nominalization)，话语预设，隐喻或修辞手段，语调、语气、人称代词的等。这些文本形式上的选择都是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

Fairclough不仅就语言与权力的关系(1989)、批评性语言意识(1992b)、新闻语篇(1995)、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社会中的语言(2002)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使其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并推动CDA的发展。

而其它学派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具有实用价值，如Reisigl和Wodak（2001）指出批评性的三维度：以文本为基础的批评性，以社会审视为主的批评性，以及反省式的批评性。这三个方面表明分析者为达到批评性的目的，应深入把各个层面的语境分析和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我批语式的进行自我修正：从选择研究对象到选择研究方法，从取样到为该样本建立合适的理论框架，再到对分析结构进行解释。而社会认知学派的代表人van Dijk（1991）对英国媒体对种族关系的报道进行语言特征和结构上的分析，陈中竺（1995）也分析了两篇关于罢工英文新闻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言技巧，以达到心理控制——都是对批评性最好的表现。

四、局限性

在语言学方面，Halliday的SFL很好的提供了描写(describe)、解释(interprete)话语的语言学工具，即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除了结合SFL分析，还有其它语言学理论，如JAGER多运用隐喻（metaphor），Wodak则借鉴了推导理论（argumentation）和修辞（rhetoric），丁建新、瘳益清也尝试结合语用学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为了使得CDA体现Critical的本质，在完善固定下一个理论框架时，语言学家在不断加入新的元素，不至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多视角的分析批评。但相应的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缺乏充足完善的理论框架，而使得社会实践分析相对薄弱，缺乏说服力。所以正如Wodak表示的，目前CDA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将细致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各个社会领域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显然，批评语言学家们还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话语的社会理论加强补充。

Wodak（2007）还提出一个问题：最初所要达到的批评性目的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理论框架，方法论，评判标准产生冲突，因为任何倾于程式化的教条主义都是与批评性的目的相违背的？对分析者本身的判断，肯定需要一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又由谁来定？怎样的标准才能达到真正批评的目的？Widdowson也质疑CDA的可靠性，CDA的分析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不是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中性，不偏不倚。所以，从语料的选择具意识形态和选择语篇的语言特征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看，CDA的说服力都有所削弱。

另外，她也提出，批评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反对、纠错、打倒，而是运用语言学知识以及丰富的社会知识，有意识的去认识文本中隐含的意义。Martin提出积极话语分析，即以友善、宽松、和谐的态度，以否定和肯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建设性”为目标对话语作分析，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目的就是为了对语篇（更准确说是话语）进行批评式的审视，揭示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自然化的意识形态。为此目的，批评语言学家在不同语言学基础上尝试提出不同理论框架，主要集中在文本微观分析结合社会理论宏观分析的结合上。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问题有待解决，完善以真正达到“批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2]Fairclough．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95．

[3]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94．

[4]廖益清．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1999．1-4．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3

与微时代或微文化相关的命名，最早可能与微软、微博、微电影等的深入人心相关。在电影领域，微电影的名称胜出“网络电影”、“电影短片”，微时代胜出 “多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全媒介时代”等名称，也隐喻了“微时代”来临的不可阻挡。更有甚者，去年备受争议的电影《小时代》也以片名隐喻了一个以 “小”、“微”为特征的时代或文化的来临。

微时代最为重要的媒介是网络。互联网的介入，对电影的制作、传播、产业均带来根本的改变。这种多媒体或全媒介的电影生态对电影的影响有内、外两个方面。“内”会影响到电影的叙事和美学形态；“外”则影响到电影的传播方式。当然，这种“内”与“外”又形成互相影响、互为复杂的因果关系。毫无疑问，在微时代的背景下，电影实际上早已“被传统化”，成为一种传统媒体，无论技术还是美学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电影不仅要与新媒介争夺受众，它也要利用新媒介来传播和营销，打造舆论影响力，同时新媒介也在不断地改变着电影的语言表现方式、叙事形态等。同样，电影批评的生态、形态、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功能价值等也都在这个全媒介时生着巨变。概而言之，今天的电影批评，正经历着文化批评的落潮、艺术批评的失语、产业批评的尴尬和网络批评的崛起。网络批评的崛起对于电影的生产、传播和生态，电影批评的方式和生态，乃至某些以电影为中心而产生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新变。

电影曾经为现代文化转型以来的大众文化空间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电视等新媒介崛起之后降低了，其娱乐、工业化作用提升了。而在一个全媒介的微时代，电影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一、微时代电影传播变化 ：从封闭空间转向开放的、破碎的时间性

电影的“影院观赏行为”本是电影的根本条件。但经历过电视传播的冲击后，现又面临着网络的更为猛烈的冲击。现在电影的观看并未在电影结束后停止（甚至也不是从影院观赏开始，被全媒介舆论空间包围的观众可能早已受到影院外其他媒介的耳濡目染），而是在影院外继续进行，在微博、微信、电视、多媒体、大众报刊传媒上，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一个全媒介的话语空间中继续进行。电影观赏不再仅仅限于梦幻般的影院观赏，在电视上、网络上、移动媒体上，都可以随时观看，电影形态也不再限于银幕电影，或商业化、广告化，或草根化、世俗化、粗鄙化的微电影也颇为喧闹――种种美学现象让我们想起现代美学中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或“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等新命题的讨论，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被认为是当代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一种“充斥于当代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费瑟斯通），这种现象表现为实在与影像，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差别已被“内爆”，已不复存在（波德里亚）。在日常生活日趋审美化的背景中，在消费行为与青年文化的大狂欢中，高雅艺术与大众通俗艺术的界限被抹平了，甚至艺术观赏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也消失了，原来的经典的美学秩序与艺术等级遭遇解体。正如费瑟斯通所描述的，“艺术的文化（高雅文化）所涉及的现象范围已经扩大，它吸收了广泛的大众生活与日常生活，任何物体与体验在实践中都被认定为与文化有关。 ”[1]

二、微时代电影艺术品质的降解 ：从内部转向外部，电影本体的消散

微时代的一些电影（如被称为“现象电影”的电影），票房、话题性、轰动性似乎不再与电影品质有绝对的、直接的关系。“艺术品质”一般的小成本电影能够“轻易”获取令人瞠目结舌的高票房，甚至公认质量差、无论专家还是普通观众都批评吐槽的“烂片”也能引起轰动，也会有不错的票房。微时代的电影成为一种“低度艺术品质”的大众艺术形态，艺术向文化降解，艺术现象向文化现象扩散。

相应地，电影的艺术批评往往失效、失语。因为它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悖论：电影的艺术性与票房（一定程度上的受众美誉度和欢迎度）常常不成正比，甚至还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负口碑”营销，越骂票房越好，令专业批评者格外尴尬。比如，批评界认为《失恋 33天》艺术性很一般，几乎没有情节发展，流水账，对话太多，是“电视剧化”的电影，但票房却出奇得高。《人再途之泰》遵循类型电影的创作规则，小人物、小情怀、公路片，在艺术上也难言有多大的创新，却获得了天文数字般的票房，再一次创造了“以小博大”的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私人订制》也是如此，一边是“恶评”贬斥不断，另一边是票房屡创新高，成为上映第一周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院线排片量则顺势而大涨，部分院线的排片量甚至提升到 70%。

所以，这似乎是一个电影本体消失的年代，电影的外部因素如话题性、时尚性、明星效应等压倒了电影有关艺术、语言、形式等的本体因素。很多时候，看电影已不再是欣赏艺术和表演，而是花钱买谈资，以及年轻人恋爱与社交需要，是一种“伴随性”的生活方式。

微电影、网络剧更是如此，它们与商业关系密切，有的很粗糙，如《万万没想到》。所以，好像是传播大于本体，外部重于内部。

三、文化批评淡出和艺术批评失语

电影批评是电影传播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方式。但与电影生态的巨大改变相应，微时代电影批评的生态、形态、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功能价值等也都在发生着巨变。

（一）文化批评的命运

“文化批评”的风起云涌和盛衰沉浮是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批评界的一个重要现象。 20世纪 80年代堪称中国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尤其是继电影语言自觉、本体意识觉醒的形式主义批评或艺术批评潮流之后，“文化批评”的风起云涌。

从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化批评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应时应势的必然，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仅仅把电影看做艺术或文本而进行艺术或审美的批评已经远远不够，不能解决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关于“娱乐片”的讨论，就是一个超出了艺术本体而主要关涉功能、受众甚至电影工业本性的争鸣与探讨。

近年来，中国电影批评界和以大卫 ・波德维尔的“大理论”批评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批评界，涌动着对文化批评的较为激烈的反思潮流。对电影批评的困惑、反思和希图重建，是一个中外皆然、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电影批评界对电影文化批评的反思一直在进行，即使在文化批评兴盛之时。的确，当时的文化批评实践还难免存有夹生之嫌，也有着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更有着总是以西方话语说自己事的“话语恐慌”感。新中国电影 60年或改革开放 30年后的今天，这种反思仍在进行，而且渐趋激烈，甚至不乏完全否定的看法。如陈山先生曾批评：“这个以西方的尊神命名的中国电影理论新秀的‘独立宣言’，公开声明与鲜活的一线创作剥离，走西方纯学院派电影理论之路。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理论‘独立’，不但丧失了由前辈电影理论家钟惦

等一代人甚至用生命开创的建立中国原创电影美学的最好时机，也使得一部分富有才情的青年学者在电影观念极其活跃的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前夕集体退场。 ”[2]

文化批评虽已落潮，但并未消失，其方法、精神成为今天电影批评的遗产、传统和有机组成。文化批评的方法更加符合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与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向，商业化逻辑的进一步强化是合拍的。就此而言，随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深入，电影文化批评依然具有生命力。

（二）艺术批评的失语

新时期以来，电影批评的第一阶段带有反思和清理地基的性质，关注电影本身，讨论诸如电影与文学性（“电影就是文学”）、电影与戏剧性（“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现代化、“声音本体论”等问题，意在强调电影的语言本体、艺术本体等“电影性”问题。此间中国电影理论建设，“廓清自身的属性、功能及创造规范是当务之急。 ”[3]此一阶段的理论建设既是对“”以来自身问题反思的必然，也是对巴赞、克拉考尔等外来理论皈依（不乏误读）的结果。此间惟一与电影本体关系不大但意义深远的是从“娱乐电影”开始的关于电影的娱乐“功能论”争议，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而夭折。

在这种情势之下，批评界的困惑不可避免。当时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张艺谋作品时感到一种“方法论的苍白”，“我们无法找到适合于张艺谋电影的套子或框子，找不到衡器，也就无法确定衡量其价值的标准。 ”[4]“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和模式来相对完整地讨论张艺谋电影。美学批评？ ‘先锋 /大众 ’对置模式？意识形态批评？ ‘作者电影’理论？精神分析学？生命哲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的苍白，在八方搜寻、殚思竭虑之下亲身体验了认知视角和理解基点的失落所带来的困惑迷茫”。[5]在我看来，这种困惑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张艺谋电影发生转向，离开精英知识分子要求的那种艺术电影、“作者电影”越来越远的结果。

毫无疑问，电影的艺术批评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某些商业大片一味追求视觉奇观、轻忽叙事和故事的今天，对于叙事、情节、结构、电影语言等基本艺术要求的强调是有必要的。但电影是一种以大众文化性为主导的艺术门类，是一种满足观众世俗理想的“世俗神话”。就此而言，艺术形式方面的标准成为一种“弱指标”。那么，以审美、品位、精致、风格、韵味、整体、意义等为宗旨的形式批评、艺术批评有时就难免“削足适履”、“南辕北辙”了。电影还是一种“强视觉艺术”，以画面为主要媒介，声音元素、外在情节、人物的行为动作、尤其是对话语言等，接受过程中则居于次要地位。商业电影长于造型，弱于表现心理，不适合表现诸如个体意识、个人记忆、梦境与幻觉、心灵自传、叙事游戏等“艺术电影”、“作者电影”所擅长的内容，它是面向大众的、通俗化、消费型的艺术。这使得诸如注重故事母题、主题类型、原型人物、类型人物、叙述模式、民间文化智慧等分析的文化批评大有用武之地。因此，电影的纯艺术批评不可能再是显学，其对电影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但目前占据中国电影市场格局主导地位的大片，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分追求视觉奇观，重视听刺激、轻故事叙事的问题，对此，我们显然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批评和反思。在这方面，以分析影片的叙述、结构、镜头、场面调度等方面见长的艺术批评，应该有用武之地。

四、产业批评与网络“微批评”的崛起

（一）产业批评的实用与尴尬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发中国电影批评领域的新生力量。不妨说，产业批评的异军突起，恰恰是针对文化批评空泛、封闭、过度阐释的弊病，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出现早已将 ‘无根的游谈 ’远远地抛在了后边”。“电影产业对内地电影理论界原有存身基础的震撼也应作如是观。面对陌生的文化产业，整个电影理论的观念、体系和存在方式究竟如何革新，这正是新世纪电影理论家所要正视的课题。 ”[6]

电影批评的产业研究转向是一种客观现实，却凸显了不少问题。诚如论者指出，当下作为显学的产业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电影产业研究应该属于管理学或经济学的的研究，本质上不属于电影学的本体研究，因此对于电影产业的研究，除了丰富与拓展电影研究的视域之外，也对电影的本体研究造成了戕害，特别是许多对电影的内容与形式缺乏基本了解的管理学、经济学者的介入，在电影产业研究中居然可以丝毫不涉及电影的内容”。[7]因此，如何深化产业批评，是电影理论批评界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毫无疑问，要进一步解析《失恋 33天》《人再途之泰》《小时代》《天机 ・富春山居图》等的票房成功的奇迹或怪相，除了艺术分析、档期、营销等的产业分析外，还可以进行受众心理、文化心理、象征性、寓言性、原型性、社会话题性、议程设置等的分析。只有多学科地、尽可能丰富立体全面地进行分析解剖，才可能接近真相――那条“现实的渐近线”

展壮大，电影的产业批评迅速崛起，成为（巴赞语）。

（二）“微时代”的微批评趋向

面对文化批评的淡出，“艺术批评”、“形式批评”的失效，和“产业批评”对于电影文本的远离，再加之电影外部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和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全媒介语境导致的电影传播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网络批评的崛起是势所必然的。

毫无疑问，在今天以网络、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为载体的电影影评迅猛发展，在新媒介、全媒介的背景下，观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可以发表议论和评价，可以吐槽，而网络影评对票房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甚至有的导演都承认雇佣水军帮助宣传营销，这充分证明了网络影评的不可小觑。

全媒介时代以电影、影院为发端的公共文化空间绝不限于影院，而是一个遍布各种媒介、众声喧哗的跨媒介舆情空间。但电影的网络批评也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情绪化、谩骂化的非客观公正性，难辨是否水军的非实名制等。如何规范化？要不要规范化？能否真正起到让受众辨别影片优劣、推动电影产业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关注的。

总之，近年来，在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电影批评的形态、功能等都正在发生着巨变。言简意赅、网络体、微博体的影评客观上鼓励用最简括的文字抓住影片最核心的创意问题，直接表达意见（赞！或是衰！），最能抓住眼球。简言之，就是电影批评“微批评”化了。这或许是电影批评在“微时代”，在当下现实语境中秉持的持续开放的态势，更是电影批评葆有生命活力，继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微时代，“大数据”，是无数的“微我”、“无序”和 “小数据”组成的。我们只有不放弃，不抛弃，不自暴自弃，才能进化生成新的电影批评形态和重构新型电影文化空间。

注释：

[1][英]迈克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39.[2][6]陈山.回望与反思：30年中国电影理论主潮及其变迁[J]，当代电影，2009（3）.

[3]远婴.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发展主潮[C]，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8.

[4]陈墨.张艺谋电影世界管窥[J]，当代电影，1993（3）.

[5]应雄.别了，80年代――张艺谋电影论纲[C]，论张艺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1.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4

指正与引导者:早期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如中国早期的电影一样,中国早期的电影批评显得幼稚。但是在电影批评的发轫期,知识分子即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与要求。在《告电影批评家》一文中,松庐认为“一个艺术家,仅仅能本着他的天才去尽力的创作,他不能承认他的工作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至于指正他的错误的责任,那就要归于所谓电影批评家了”,进而指出电影批评家应该“运用他那富有赏鉴艺术的眼光,把所观后感到的印象凭着自己的眼光,把所要说的话写出来”,因此,电影批评家应该具有“指出片的佳点而揄扬之和摘出片中的劣点而纠正之”的责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担此种责任。影评家能“有艺术赏鉴的眼光;懂得艺术上真善美的原理;抱着和平公正的态度;对于专门艺术有心得的研究;有处世的经验而能洞悉社会状况;有历史的眼光而能考察时代的关系”。①此种对影评家的要求表明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褒扬优点与指摘错误的责任。通过对1920年表在电影期刊或报纸上的相关电影批评文章的检视,我们会无一例外的发现“引导影戏、促进影戏”是对电影批评家的责任的共同要求。当时的电影批评文章大多首先对某部影片的故事内容进行介绍,然后从影片的摄影、用光、镜头以及人物的服饰、表演等方面一一指出优势与不足。这些批评文章虽然话语简单,但是在电影本体的层面对电影艺术的建构提出各自的设想。此外,在批评家立场的问题上,多数人提出批评者应该具有公正的态度,这应该可以看作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早期阐发。关于电影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状况,《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样表述:只要影片能吸引城市小市民观众,有所谓票房价值就趋之若鹜,拍什么影片都行。②虽然将电影投资人都界定为投机者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是当时一部影片能否吸引观众是投资者着重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早期中国电影经历的滑稽片、历史片、神怪片等几次的畸形高峰也就在所难免。面对这种畸形的繁荣,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通过影评的方式发表自己对此种现象的忧虑,以及对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劲曹的《中国电影与艺术》一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文章首先从艺术与情绪、艺术与人性、艺术与时代、艺术与国民性、艺术与道德五个向度解释了电影怎样才配称艺术。进而,从这五个问题出发,指出中国电影并不配称作艺术。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大声疾呼:“打倒一切虚伪的、兽性的电影,而建设真挚的人性的电影;铲除病态的、沉郁的、消极的电影,而创造灵肉健全的、的、积极的电影;铲除囿于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电影,而建设自由思想、解放束缚、反抗压迫的电影。”③在当时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下,这种要求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其对人性、自由、民众的关心,体现出知识分子对电影艺术发展的理想要求。这种理想化的要求作为一种思潮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对电影创作和观众充当的指正、引导角色在左翼影评中体现得更为明显。1930年代的左翼影评非常注重时效性,可以说是有片必评。“常常是影评小组组织进步影评人对影院实行分工负责,在新片试映或首映之后,马上就在街头的咖啡馆甚至馄钝摊上就完成了评论的腹稿或初稿,第二天就可以见报了。”④而左翼影评人在一些大报纸的电影副刊(如《晨报?每日电影》)上所发表的影评在当时的观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观众都是在看了左翼影评人的文章之后才去看电影的,甚至到了“报刊杂志如果没有左翼作家的文章便没有人看”的地步。⑤由此可见,当时的左翼影评对观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左翼影评人对当时电影创作的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经常就某部电影或某个问题召集电影创作人员一起座谈,针对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卜万苍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我又想到了以前时候的制片人与批评人间的隔膜……其实,制片人应该以研究的态度接受一切批评人的批评是有益的,而批评人应该以诚恳的友情的态度来领导制片人也自然是必要的”,同时他又表示“我自信是受到了批评的影响而获得许多进步的人,对于诸君的意见,我愿意拿最诚意的感谢来接受。”⑥从卜万苍的例子可以看到,左翼影评人虽然在某些批评标准与批评目的上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创作语境中,他们对电影创作者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变革者:198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批评在很长时间内沦为政治的附庸,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长时期置于政治话语的藩篱之中。在这种语境中,早期中国电影批评中知识分子的指正与引导者的身份变为被引导与被驯化者。进入新时期后,长期受压制的独立意识得以解放,知识分子通过电影理论与批评纷纷表达对中国电影发展状况的见解与主张,在电影批评中呈现出变革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变革力量主要体现推动电影观念的变革及与电影创作者的互动两个方面。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社会的精神层面,扮演其社会良知的角色,并担当起文化和精神启蒙的责任。”⑦面对笼罩中国电影界十余年的“三突出”电影创作观念,知识分子在电影理论批评界高举电影观念变革的大旗,对电影语言现代化问题、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蒙太奇与长镜头以及电影的民族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讨论。将电影观念的变革应用于电影创作中的典型范例来自张暖忻与李陀。二人同时具有电影理论批评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早在1979年,张暖忻与李陀就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首先指出当时中国影片的语言非常陈旧,然后回顾了世界电影史上几次重大的电影语言变革,并指出“世界电影艺术在现展的一个趋势,是电影语言的叙述方式上,越来越摆脱戏剧化的影响,而从各种途径走向更加电影化”。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电影语言必须走向现代化,当然“强调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绝不是主张对国外电影语言生硬地套搬与模仿。”⑧此文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引起广泛的争议,相继出现了邵牧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郑雪来的《电影美学问题论辩》、徐昭的《从西方电影史看电影语言的演进》等一系列文章,对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回应。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很快在李陀编剧、张暖忻导演的影片《沙鸥》中得到体现。对于此影片,有批评者认为:影片在结构上着重于叙说含义的艺术追求,加上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启用非职业演员,特别是探索使用长镜头,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纪录派”影片的风味。⑨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电影观念的变革与电影创作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者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即为创作研讨会的召开。在这一时期,有针对某位导演电影创作的研讨,如1985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的“成荫电影创作研究讨论会”;有对电影技术的研讨,如1987年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影电视剪辑学术研讨会”;有对中国类型电影的研讨,如1988年由《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还有对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关注的研讨会,如1986年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当代电影》编辑部联合主持召开的“中国新时期女导演创作回顾研讨会”等。对中国电影来说,1980年代娱乐片的兴起与高涨无疑为后来中国电影的转型奠定了 基础。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娱乐片风潮表现了相当的敏锐性。1987年《当代电影》曾连续三期刊登题为《对话:娱乐片》的文章,参与对话的既有理论家与批评家,还有编剧和导演。1988年由《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可以看作是这三次对话的延续。共有包括电影厂领导、电影创作者、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在内的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时任《当代电影》主编的陈昊苏提出要确立娱乐片的主体地位,⑩对娱乐片的创作与批评形成巨大的影响。此次研讨会围绕娱乐片热的背景与意义、娱乐片的概念与功能、中美娱乐片的对比以及如何提高娱乐片的质量等几个重要议题展开研讨,虽然涉及的议题仍较为宏大,但将娱乐片的功能与意义提高到了相应的高度,表达出知识分子改变中国电影纯艺术的单向维度、娱乐片与探索片共存的变革理想。

自我言说者:新世纪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消费社会特征越来越显着。消费时代的“去中心化”解构了原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解释、指引与教化等社会功能。因互联网的出现而日益壮大的“迷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知识分子对电影作品、电影现象、电影创作的解释权。互联网的迅捷性使得影迷很便捷地获得关于电影的任何信息,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与相对的自由度,也使其很快成为影迷发表意见的集中场域。影迷可以很自由的通过BBS、博客、微博等发表对电影作品、电影现象的见解,原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对电影意义的再生产现在被影迷所替代,在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是意义再生产的中心。相对于网络电影批评的众声喧哗,传统的主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的电影批评则日益陷入自我言说的尴尬境地。关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境遇,学界的有关论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忧虑。有论者指出“电影批评如何面对‘商业’和‘大众’,是重构电影批评话语的关键所在。”11有论者则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批评处于“批评本性、批评功能、批评对象的缺失”的状态,应该要“重提批评家的职责与使命”。12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在电影批评中应该承担的指正与引导者、变革者的角色已经发生蜕变,在坚持学术立场的苍白口号中自我言说着。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表现之一即对当下中国电影转型的集体失语。失语不是不发表意见,而是知识分子对于电影的批评与中国电影发展现状日益隔膜。当下中国电影正进入产业时代,在学界关于电影的产业研究也相应成为“显学”,面对年产逾500部的国产影片,是否一个产业研究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产业研究的终点是否在于观影人次、票房收入等数据机械的列表呈现?当批评者对中国电影现状痛心疾首、哀其不争的时候,其对中国电影的创作究竟了解多少?陈山教授主张“知识分子必须把心态放到和创作者平等的状态,要和他们平等地交流、对话,要考虑到他们的处境……评论的时候要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介入到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考虑。”13陈山教授的要求从侧面反映了目下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的隔膜。批评的内向性是知识分子自我言说的另一表现,根源在于对理论的僵化运用。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影是最年轻的艺术。同样,电影的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说也不够完整,因此从其他艺术门类借鉴理论成为电影批评的必由之路,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当电影批评忽略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性,而成为验证某些理论的场域时,这种批评对于电影本身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又或者面对影片,批评者不去直面其审美经验的表述,而沾沾自喜于晦涩术语与理论的再阐释与再创造,这样的批评文本对观众(读者)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理论应介于读者与作品之间,而且文学理论要通俗。14对于电影批评来说,这一构想同样适用,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沟通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的中介。

结语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5

针对今天的学生大多均为独生子女，从小没有经历太多挫折、很难接受别人批评意见的实际，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教师经常使用正面表扬的教学方法而规避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批评教育教学方法的现象，我个人认为，表扬固不可少，适度的批评更不可缺。因为"没有批评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缺乏批评的教育是苍白的教育，失去批评的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教育"。但我们作为教师，在批评学生时切不可草率行事而需谨言慎行。下面就此问题，谈一些自己浅显的看法。

1.教师批评时首先要注意自己言行公平、公正

作为教师，我们由于受传统的"师道尊严"教育思想的影响，总是习惯把学生单方面的"绝对服从"作为学生的最高行为准则，学生一有不顺服，就会受到我们的批评。我曾经在所带的学生中做过一些调查，从学生角度看，老师批评时的不公平和老师的污辱性言词刺激导致学生和老师发生冲突最多；反之，从教师角度看学生，在教师批评学生时，因为学生的不诚信行为和学生违纪导致老师和学生起冲突的可能性最大。教师在处理这一类问题进行批评指导时，一方面要注意方法和技巧，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言行的公平、公正。正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教师批评的教育力量取决于批评的道德性质，取决于批评的分寸和威信……如果教师不是进行细腻的、恰当的批评，而是代之以采取痛骂一顿的办法，刺伤学生的自尊心，这样做会使学生变得冷酷、绝望、凶横和孤僻。他们会以敌意的态度对待教师，批评的艺术在于严厉与善良的圆满结合：学生应该在教师的批评中感受到的不仅是合乎情理的严厉，而且是对他充满人性味的关切。"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公正、公平的待遇，所以，换位思考、多一些理解，我们作为相对于学生的管理者在批评时只要尽力做到公正、公平，就会减少、避免很多的师生冲突，达到有效教育学生的终极目标。

2.批评时的面要窄、要有"度"

教师在批评时一定要注意，批评的学生一定要少，学生少"火力"才能集中，道理才能讲清。如果批评的面大了，树"敌"过多，其实是把自己推到了学生的对立面。所以在批评时，首先应肯定大多数，要把大部分学生拉到你这一边。特别要注意自己批评时使用的言辞，最好不要讲"你们班成绩最差"、"看你们就不顺眼"之类的话。此外，俗话说："话过三遍如稻草。"世界万事万物都要有一个合理的尺度，超出这个尺度，事物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特别是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长大，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教师如果还是用暴风骤雨般的训斥来批评学生，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甚至还可能造成师生间的感情对立，增加今后教育、转变的难度。相反，恰如其分的适度的批评，不仅能让学生改正错误，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还能增进师生感情，从而更好地接受老师的教育。因此，当学生犯了错误时，教师要就事论事，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揪着同一问题不放，苦口婆心地劝诫，结果换来的往往是学生的无动于衷和麻木漠然，要不就会产生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在批评教育过程中，批评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即不要"唠叨"，不能随意上纲上线，无限扩大；只有实事求是的批评，才能使犯错误的学生无言以对，自知理亏；最好一次过错，就批评一次；对学生缺点错误的批评应随机进行，切不可等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序才采取措施，应随时发现，随时批评，让错误在萌芽状态就得到改正，若小洞不补，大洞必定叫苦。批评学生，不同于与学生谈话，时间要把握好，不能长，也不能太短，应在5――15分钟之内。把问题讲清楚，道理说明白，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想，去反思。

3.批评要因人、因地而异

由于学生性别、性格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的心理特征也就不同，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所以，教师在选择批评方式时，要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般而言，一些思想单纯的调皮学生，他们生性好动，自控能力差，往往吃硬不吃软，对于他们批评的方式可以直接一些；而一些性格倔强，品格和成绩都比较差的后进生，对于他们，教师一定要讲究批评艺术，尽量不直接点名批评，尤其不要在有女生的大众场合公开批评。

教师在批评学生时除了注意因人而异之外，还要留意批评时场合的不同。最好在教师自己的办公室，避开其他学生，而不必避开其他教师，可借助其他教师言语的旁敲侧击，使其及时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此外，教师在正式场合、公开场合批评教育学生时，应严肃、庄重并充分展示平等姿态，说理和批评要清晰而委婉，有分寸，尽可能注意学生身上的长处和闪光点；而在非正式场合，特别是只有师生两个人的时候，态度一定要诚恳，要以理服人，在人格上要平等相待。进行这种个别谈话，不妨自然随意、坦诚些，以情说理，真诚相待地直陈缺点，热烈而诚恳地讨论，都会使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心和爱护，从而更好地接受教师的思想、认同教师的观点，达到我们引导、教育学生的目的。但要注意，只有被批评的错误具有代表性，批评一人可以教育全班学生时，才可以公开批评，起到对全班学生"敲警钟"的作用。此外，还要考虑"点不点名"，大凡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点名批评必须慎重，尽量少用。点名批评之前应考虑：点名之后，被批评者可能有几种反应，应如何对待。其他同学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应如何对待。若估计点名时，被批评者可能大吵大闹，那应该暂时不批评，认真核查事实，真正分清是非，然后再进行批评。但慎重归慎重，态度还是要坚决，应该点名的，决不可姑息。

4.谨记批评后要进行及时的心理补偿

人人喜听赞美之辞，任谁挨了批评心里多少总有怨气，时间久了，积少成多，就可能滋生对立情绪。所以教师在批评学生之后，不能和学生赌气，而应及时给学生消气，顺气，再鼓气，即所谓的心理补偿，如进行谈话补偿、提问补偿、帮助补偿等，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老师没有鄙视他。我之所以在此使用谨记二字，是因为心理补偿在批评之后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适时、适度的使用心理补偿，会让我们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培养深切的师生感情，进而让我们更好地实现教育、教学的目标。

其实，批评有法，但无定法。批评是一服"苦口的良药"，比起其他教育方式，批评要敏感得多，我们不管采用什么形式的批评方法，都要做到"必须以爱护学生为前提，以不伤害学生的自尊为原则，以唤起学生的自知为目的。"在我从教的这些年里，从没有和学生产生过激烈的冲突，矛盾吗肯定会有，就看你如何巧妙地解决。只要我们掌握好"表扬和批评"这两大法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在学生心目中真正的好老师"。

实际上，只要我们心中再多一点爱，就会发现我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可爱；就会发现当一个老师其实也很幸福；就会发现我们享受的每一天其实都很美好。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6

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精神，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南茹村党支部决定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以及做好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为做好此项工作，南茹村拟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会议主题和基本要求

南茹村2020年度组织生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主题是：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反对四风”、“服务群众”为重点，坚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民主团结，促使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为完成南茹村工作提供加强组织保证。

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学习贯彻精神的重要途径。党支部及全体党员要围绕组织生活会主题查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和措施。

二、组织领导

为开展本次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和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建光

副组长：赵德凯

成  员：王福槐、张文祥、杨荟君、杨四堂

刘春贤、李明世、王子爽、王文章

三、会前准备工作

1、认真组织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开展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让全体党员学习系列讲话、党章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道和了解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目的和方法，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开展谈心谈话，在召开组织生活会之前集中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党支部书记与支委委员、与每一名党员都要谈心，支部委员要相互谈心，党员彼此之间也要谈心，对存在问题而又认识不到位的党员要反复谈心，帮助提高认识、正视问题，平时有分歧、有疙瘩的更要通过谈心，消除隔阂、增进了解。支部班子成员彼此之间，要提出1条以上有质量的批评意见，在谈心时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共识。

四、会议具体安排

（一）支部直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组织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党员民主评议方案进行民主评议。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2020年3月20日，党员活动室

（三）会议议程

由党支部书记对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的准备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并就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程序：

1、党支部书记带头作对照检查发言：紧接着其他党员逐一对其开展批评，待所有党员提出批评意见后，党支部书记作表态性发言。

2、支部委员作对照检查发言：接着其他党员逐一对其开展批评，待所有党员提出批评意见后，党支部书记作表态性发言。

以此类推，待所有支部委员依次按上述程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其他党员依次按照上述程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3、党支部书记个根据自评和互评情况，对党员逐个进行点评，着重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及建议。

4、开展民主测评，组织支部全体党员填写测评表，测评设：“好”“较好”“一般”“差”四个选择档次。

5、党支部书记就如何贯彻好落实会议精神和会议成果抓好问题整改、加强支部建设，进行表态发言。

（四）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1、严明工作纪律，会议期间，应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的党员要统筹安排好工作，尽量克服困难，参加会议。确应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按程序履行请假审批手续。

2、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当老好人，不搞无原则纠纷，做到动真碰硬有辣味，让每个党员都能红红脸、出出汗，受到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真正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自我批评要直奔主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问题，相互批评要抹开面子，直接了当指出问题和不足，真心实意提出改进意见。

五、会后工作

1、综合批评党员，党支部根据民主评议情况，结合平时掌握的党员现实表现，实事求是的进行综合分析，对每名党员提出评定意见，并向本人反馈。

2、用好民主评议党员的成果，对民主评议党员的而结果，党支部要张榜公布。同时，对表现优秀的党员，予以表彰表扬，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对长期不发挥作用甚至起负面作用的党员，逐一落实教育帮助措施，促其改正。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7

批评是每一位老师作为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方法之一。与"人不怕表扬"正相反，"批评不讨人喜欢"。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被人批评是一件让自己面对别人的时候难堪的事。班主任对学生的批评主观上希望通过批评促使学生能克服避免犯错及改正错误的思想行。的确,批评包含有品评、判断、指出好坏的意思,它的积极作用可以激励人、鞭策人、教导人。然而我们说话的方式往往与我们预期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在批评学生时必须讲究方式方法,领悟批评是一门艺术。

一、批语要客观公正，有所针对。

批评通常是在事情发生后出现的，教师一定要深入了解事实，调查情况，通过研究分析后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给予公正合理的批评。客观公正是教师对学生作出评价的最基本要求。

有时，教师会用"你总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从来"、"根本"等这类以偏概全的字眼，使学生心理觉得受冤枉。所以在选定评语之前，教师要明确你要批评的是针对学生的哪一件事，哪一个行为。点明了某一值得批评的行为，教师不致于"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将犯错误学生的所有行为笼统地纳入批评的目标，也不至于因某一位同学有违纪行为而在班会上批评全班同学。对学生而言，针对某一件确实有的行为的批评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二、批评要平等和气，委婉含蓄。

教师批评学生时，理智地把握住自己的情绪，不要用训斥、威胁的口气，也不要用斩钉截铁的语气，那种瞪眼睛、拍桌子，大声叫嚷等发怒的表示都是要不得的，会使学生产生对抗的逆反心理，也有损于教师的形象。每个学生都有较强的自尊心，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用平等和气的态度，讲究委婉含蓄，考虑环境条件，时间、场合，设身处地为接受批评的学生着想，尽量不在全班同学面前点名批评某某同学，可以点事不点名，表明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这样既成全了被批评学生的面子，也起到教育其本人，同时教育大家的作用。班主任满怀爱心，满怀理解，用平等和气的态度点明学生的错误，真情感化着学生，启迪学生的心灵，使之产生自我批评的意识。

三、批评要用词得当，言语由衷。

批评时，不要唠唠叨叨，长篇大论，语言要简洁明了，言语千万不可含讽刺、嘲笑、污辱的意思。批评时语言难听，会使学生产生消极悲观情绪，学生也许会针对那些刺耳的字眼辩驳起来或耿耿于怀，而忽视老师本来要批评修正的那件事，所以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明，用词得当，在学生心中留下良好的形象。

明智的教师，不随便去批评学生。对自己所说出的评语当一回事，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发自肺腑之言。让学生感到教师是期待他受评语的影响而有所改进。教师批评学生表达了教师关切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有责且乐意帮助学生去解决。积极有益的批评就是促使师生双方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合作。

四、批评要侧重引导，灵活转化。

一般的批评多半把重点放在"错"的地方，而未指明"对的"应是如何。如果学生听了你的批评而没有任何行动，又有何意义呢？这样的批评收不到积极的效果。真正懂得批评的人侧重引导，侧重的正而不是误。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批评时要说明该做的事，指出改正的方向，让学生用积极的态度思考批评的问题。

学生犯了错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后悔，这时教师不须批评，而应给予关心和体贴，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当学生犯了错误，通过教育有了正确的反应，接受教师的指点并积极付诸于行动，改掉了错误的行为习惯，这时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加以赞许，恰当地给予表扬，批评转化为表扬，达到了批评的最佳效果。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篇8

论文关键词：体育教学教师批评艺术

论文摘要：批评是对学生的否定评价，使他们认识到与教师要求或自己与同伴的差距。在教学工作中必须慎重使用否定评价，必须注意使用否定评价的时机和场合，必须避免使用使学生感到绝望的斥责方法。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育经验，将批评教育的技能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中学体育教学是培养德、智、体全面人才的重要一环。体育教学受到场地、器材、环境以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教学形式、组织调动更为复杂。活动中，学生又都表现得个性鲜明，体育课中往往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教师对学生行为的评价就显得更重要。

表扬和批评是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表扬较容易为学生接受，是通过对人的正确思想和良好行为的肯定、提倡和鼓励而进行的一种正面积极的教育，是发现美倡导美的教育形式。而批评则是教师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上的过错提出责备并帮助改正的一种教育方式。由于批评是对学生言行的矫正或否定，所以轻易地否定往往使学生的情绪受到负面影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贝蒙认为：继续强调否定行为可能影响学生用一种否定的方法评定自己，从而导致他们在一种自我知觉一致的方式里行动。影响批评效果的因素很多，简单粗暴的批评方式往往会给学生造成心理伤害，使他们产生抗拒心理。而正确的批评方式不仅能使学生口服心服，消除不良情绪，还能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动力。采取何种批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不存在对任何人都立竿见影的批评方式。一般来说批评比表扬更复杂，因此体育教师在进行批评教育时要讲究方式方法，优秀的体育教师在批评教育时往往体现出一种艺术性。

一、体育教师威信的树立是批评艺术的基础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爱。”这是说一个教师愈有威信，就愈被学生所尊敬、爱戴、信任和拥护，他的教导就容易为学生接受并付之于行动。没有威信的教师常常被学生从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轻视，他的教导便难以被学生接受。优良的思想品质、精湛的业务能力是树立威信的保证，当然体育教师的仪表风度等也不可忽视。

二、语言表达能力是批评的主体

研究表明：某一种信息的传递是由7％的语言（单纯语言）、38％的声音（语调、声音节奏等）和55％的身态语言（表情、姿势、手势等）组成的。因此，体育教师在批评学生时，在语言、声音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发挥身态语言的作用。如一声示意的口令“立正”，教师自己应该目光炯炯，身体直立，精神抖擞，信心十足，才能使学生受到感染，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反之，如果喊“立正”时自己左右顾盼，精神颓唐，信心不足，就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达到良好的批评效果，应该注意语言、声音和身态语言等的正确选择和配合。

（1）批评的语言力求准确，富有逻辑性。体育教学的复杂多变，要求教师要实事求是地划分错误的责任界限，分清错误的性质、影响大小。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选择准确规范的字眼，并配以相应的表情和手势，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语言要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如果用些粗鲁、生硬、讥讽的语言和表情，则会刺伤学生的自尊心。因此，体育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多读一些书籍，平时注意现代生活用语和科学的外来语，以及民间谚语、歇后语，经锤炼、选择、积累，日益完善自己的语言。另外，教师还应学一点逻辑学，在批评时便可抓住问题的关键，语言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推理，无可争辩。切忌拖泥带水，颠三倒四，文理不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2）批评的语言应形象生动，饱含激情。爱是教育的前提，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从爱护学生的思想出发。情动于中而溢于表，对学生的态度应是热情诚恳的，推心置腹的。教师在批评时，他的表情、音调、手势要在同批评内容相对应的基础上，或高亢激昂，或和风细雨，或形象风趣。

（3）批评语言要具有启发性。启发性实质上是把问题分解为小问题，采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层分析，渐次引导，最后使学生分辨是非，提高认识。学生受批评时往往带有防御抵抗、惶惑不安、羞怯紧张等消极心理，这就需要教师坚持启发性教育，以扣动学生的心弦，激发他们内部蕴藏的动力，而不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甚至强词夺理，这样才能实现较好的教育目的。

三、要掌握批评的时机、时间和场合

一般在错误的苗头刚出现时，就要及时处理。如体育教师在队列训练中，发现有个别学生做小动作、讲话等，就应立即停下来，进行批评教育，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有的问题则应延时“冷处理”，如：连贯性集体练习中，某学生出现错误时情绪过于激动，教师就应先让其一旁冷静思考一会儿，然后再做处理。

四、要区分批评的对象

教师常有可能对体育骨干、班干部等学生以及和自己有交情的学生有意无意地偏心“照顾”，对他们的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不仅会在其他学生中引起怨恨，而且受“照顾”的学生会产生盲目的优越感，易产生自私自负，不关心集体等毛病。因此，不论是哪个学生，出现错误时，都要一视同仁，公平处理。

五、掌握批评的尺寸

要掌握合理的批评尺寸，首先就要明确行为准则与判断原则，规定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于中学生来说，组织纪律方面以《体育课课堂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基础要求比较合适。同时注意某些不成文的，没有具体形式的规范，它是师生在集体生活中形成的自觉习惯，它往往比规章制度更有约束力。要掌握合理的批评尺寸，还要杜绝提出要求却又不严格执行，或提出不符合学生实际的过高过严的要求。例如：教师要求学生上课必须穿运动鞋，上课时却从不检查，或学生没穿运动鞋也不加批评指出；又如用成人的标准要求学生等等。掌握合理的批评尺寸，必须坚持要求的连贯性和严肃性，不能因为个人感情的需要而此一时彼一时。

总而言之，体育教师的批评要显示其艺术性，就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因人因地因时因事，充分体现出批评的准确逻辑性、形象趣味性、自觉启发性、公正连贯性，并用批评教育的机智巧妙性达到良好的批评效果。

参考文献：

[1]章潭渊,陈科美.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