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范文
时间：2023-12-11 17:55:11
交易成本篇1
关键词：交易；交易过程；交易成本
交易作为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基本含义从未超出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的范畴，但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却始于1932年科斯发表的《的性质》。人们对交易成本理解的分歧，使得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构造经济理论时，产生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模式。考察人们在不同背景下对交易成本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拓展对交易成本的进一步理解和把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工具，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的其他活动。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着交易过程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行沟通和交换信息。有必要对即将转移的商品进行检验和计量，起草契约、咨询律师和专家和转移商品。依赖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交易成本采取两种形式：买者和卖者的投入品和资源（包括时间）；在既定市场上商品的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价。因此，从新古典的观点来看，交易成本只是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在之间与个人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费用，它类似于生产成本，可分为“固定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杨小凯把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其中，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费用，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甚至税收等。内生交易费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交易水平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才能得到的，它由交易次数与每一个交易的费用之积决定。狭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市场协调资源，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而产生的。
（二）“新制度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之间，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合同的履行成本。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描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声称：“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推广到所有经济制度环境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纠正偏离准则而作出的双方努力及争论不休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4）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在他们看来，交易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与背景中的，它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其必然包含对自然的的人类进程中形成的秩序或规则，这就引发了制度成本。张五常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他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归因于：（1）人们理性的无知或缺乏信息。（2）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因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搜寻和谈判，是因为对其所购买的和消费的商品的不了解。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过高，造成经济体系的崩溃。诺斯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耗费，维纳则区分了经济交易成本与交易成本，其中政治交易成本是在进行政治交易推进制度变迁中所耗费的资源成本。
2.从产权的转移进行分析，强调了产权是交易成本中的核心
科斯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巴泽尔进一步指出，“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因此他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对交易过程的比较广泛的理解，使得一部分产权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监督成本的）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柯武刚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由信息搜集（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在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作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他们都强调了产权在交易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交易的核心就是自由选择、让产权获得其归属的过程。因此，“交易成本就是建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总之，他们把交易成本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
3.从不确定性出发，加深对信息成本的
交易过程是交易者的动态博弈过程，交易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交易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交易者各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面对复杂的交易情况，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识别、搜集、分析、加工、综合和处理，依赖于其外部感觉材料的供给状况、交易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在劳动分工中的相互地位，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在参与交易博弈过程的一方，其决策行为取决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对此，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就等于信息费用，因为寻求交易方、协商和决策、监督和执行都与信息相关。人们需要搜集有关价格、产品质量与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方，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人们对有关商品及供求情况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协商和决策的成本；人们对交易的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因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使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交易过程。
4.从机会主义出发，加深对监督执行成本的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穷尽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可能，因此他们会适时调整其交易策略，“千方百计地谋求自身利益”，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在交易过程中：（1）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当交易偏离了交易准则时，交易各方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使得交易的达成费时费力；（3）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交易中一方被迫接受不利交易条件蒙受的损失；（4）博弈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专用性租金的争夺。
新制度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给出了对交易成本定义的看法。他认为机会主义是研究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它对涉及人力、物质资本特定投入的经济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把由交易困难、在交易中接受不利交易条件和交易不成造成的损失都视为交易成本。实际上，这些交易成本都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谈判过程中契约的达成要求更高的条件：更严格的商检标准、检验机构、索赔条款、抵押标准，并在契约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大的执行力度，强化履行契约的行为。
三、结语
交易成本篇2
【关键词】交易成本理论；林权交易；分析；交易成本费用
1 引言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对森林使用权的意识和重视程度快速提高，林业产业已然成为社会投资的一个热点，通过市场来实现林权交易、流转以及配置林业生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鉴于我国林权交易日益频繁，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工作的意见》，各省林业部门也相应制定了《关于林地林木流转管理的实施办法》，积极推动林权交易运作，引导森林使用权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能够自由的在市场上交易和流通。但总体来说，我国南方的林权交易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交易程序不规范、林权市场信息不足、森林资源资产价值缺少科学的评估、交易成本费用过高以及交易双方在林权交易中获取的收益低等问题。因此，为活跃国内的林权交易市场，我们就要以降低林权交易成本费用为核心，改进林权交易工作管理制度。
2 交易成本费用的基本理论
交易成本费用是指一个市场在正常运作中所花费的成本。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品的价格进行价格查询，以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一方面是双方在林权交易中，在询价、协商以及履行交易合同等步骤时所花费的成本。除此之外，根据交易的不确定性因素，交易成本费用还应该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是指在交易前双方应该根据交易的不确定因素，对交易当中双方应该具备的权利和责任进行明确的成本；而事后交易成本则是指在交易完成后需要的花费的成本，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在交易完成后，并且在交易协议的限期内，如果其中一方要从协议关系中退出时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2）交易的双方一旦发现交易价格有误而希望对价格进行修改时需要花费的成本；
（3）交易双方之间在处理纠纷时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4）使交易协议能够长期稳定保持下去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总的来说，交易成本费用就是物品所有权在市场转移时花费的资金成本。
3 我国的林权交易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3.1 林权交易市场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南方，森林大都处于偏远山区，由于交通条件差，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各地的林权交易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群众对林权市场交易认识不足，林权市场交易率都比较低，投资者直接与林权所有者私自交易情况比较普遍。这个阶段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林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不健全，虽然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建立了管理机构，但整体上缺乏专职人员，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其次是林权交易市场监管缺位，仍处于无序管理状态。再者是林权交易宣传不到位，林权信息收集与渠道不畅通。
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市场，最具价值的就是丰富的交易信息，信息流通是保证市场运作的基本任务。而在广大山区，由于缺乏信息平台和市场，林权信息得不到顺畅流通，信息范围小，获取信息渠道也少，这无疑增加了林权交易的信息搜索成本。
3.2 林业产权的自身特殊性
由于林业产权的自身特殊性，导致在林权交易过程中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 主要包括交易双方在林权评估以及防止侵权两方面的工作花费。
（1）我国南方的地势比较复杂，森林的环境条件差异较大，加上森林经营者的管理水平高低等因素影响，不同区域的林木生长状况都不近相同，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统一的价值标准来确定。因此，在林权交易中，森林资源资产价值必须有评估中介机构做出调查评估。而当下，各地具备森林资产评估资质的中介机构单位都比较少，由于森林资产评估外业调查时间长、内容多、价值评估风险大等因素，中介机构往往不愿意受理评估申请；如受理，其要求的评估服务费用都比较高。
（2）森林属于一种特殊商品，且效益具有多重性（除经济效益外，还具有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比其他商品或者资产，林权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或者侵权影响，如森林经营关系到当地村民的食水工程、农业生产灌溉，或者农村日常薪材、放牧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林权交易过程中防止侵害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3 林权交易流程和形式不规范
在现有的林权交易中，我们经常发现，交易双方往往沿用旧时契约，没有采用规范的协议或合同文本，对一些重要或必要的条款没有做出具体说明，如权属争议的处理问题，再次转让的问题，山金支付时间要求问题，集体林权交易的公示问题，2/3以上村民（或代表）签名问题等等。这种普遍现象的发生原因，除交易双方的知识水平不高、疏忽大意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各地管理部门仍未制定出或推行规范的林权交易协议文本，没有起到模板示范作用。另外，在林权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没有到基层司法部门或林业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缺乏应有的监督管理，也是造成协议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各地政府在林权交易制度上进行了许多探索，也制定了一些林权交易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但由于存在宣传不到位，交易机构不完善，交易管理人员缺乏，服务收费标准不规范等方面的原因，造成林权交易市场未能规范化运作。因此，在林权交易中频繁发生各种违约纠纷，而纠纷引发的仲裁和索赔处理成本也就必不可少了。
4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林权交易策略
4.1 完善林权交易制度体系
在降低林权交易成本的各种工作中，对现有的林权交易制度体系进行完善应该摆在首位，以从宏观以及在源头上遏制交易成本的浪费。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该充分发挥部门职能，联合多部门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现有的林权交易或流转的管理办法，设置完善、健全的林权交易规范要求，为各地开展林权交易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明确的操作规范。这将对现有的林权交易状况进行整体约束，为推动林权交易市场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为了减少在林木价值评估工作上花费的成本，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还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林业要素价值评价标准，分别对不同环境和管理状态下的林木价值提供参考标准。另外，各地要积极引导社会设立森林资产评估中介机构，要根据本地经济状况，统一制定评估收费标准，降低服务费用，为林权交易提供有力的技术服务保障，进而推动林权交易市场高效运转。
4.2 加大政府投入，加强管理监督
政府在林权交易市场中的角色不应该仅限于监督者的角色，除了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对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严格监管，各地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为林权交易提供优质服务，加强林权交易登记的管理。例如：（1）建立林权交易信息平台，积极收集和当地的林权信息，通过整理后将最优质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需要的人们手上，进而缩减交易双方的信息搜集成本；（2）多渠道、多媒介传播林权交易信息。充分利用人们关注的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报刊、电子网络平台等，让林权交易信息传播空间更为广泛；（3）加强林权交易的登记管理，进一步规范林权交易行为；（4）在解决林权交易的纠纷、仲裁以及违约等问题中，充分发挥政府的司法调解作用。
4.3 建设创新型的林权交易市场体系
为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建设创新型的林权交易市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市场体系是一个系统管理工程，它应包括林权信息平台、林权交易平台、法制宣传平台、司法公证平台、林权评估平台等组成部分。各地政府应加强体系建设，采取科学整合方法，力促各个平台形成窗口一体化服务，进而提高林权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确保林权交易市场体系顺畅运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祝雄，王晓丽.关于赣、闽两省活立木转让情况的调查报告[J].林业工作研究，2002（1）.
[2]刘洋.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述评[D].长沙： 湖南大学，2005.
[3]盛洪.分工与交易[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
[4]阿尔钦.产权： 一个经典注释[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
交易成本篇3
关键词：交易成本；合同；资产专用性；范式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87-03
一、制度与人性分析如何可能
在新古典经济学声闻日隆的年代，现代公司内部结构长期保持“黑箱”状态。企业理论几乎是消费理论的翻版，新古典学派利用生产可能性集合，将最优性归结为边际转换率和相对应的投入品价格比率的相等。此类抽象范式会遮蔽一些问题的细节，并且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旧制度学派之贡献于兹显现，它挑战了经济学忽视制度的传统，并且将交易置于整个经济分析核心。康芒斯认为，经济活动最终单位应该包含冲突、相互性和秩序三个原则，交易包含了这三个原则，遂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然而，旧制度学派虽强调制度重要，却认为制度不可分析，尤其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的综合，它避开了方法论上的争论，支持可操作性。不仅坚持制度重要，而且进一步坚持制度可被分析，正是后者将新旧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论及诸如“损失厌恶”的个人心理，并关注这些心理对经济现象的影响。但杰文斯和帕累托等人使心理因素逐渐和行为分析相分离。经济学越来越倚重抽象的偏好公理，人性也愈发单一和不可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显然反对这种不现实的人性假定，他们认为应以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在这一点上，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旨趣相同，它们都试图还原人性本来的样貌，拒斥“黑板经济学”。经济行为分析的代表人物是西蒙，他认为完全理性是严重脱离现实的，并提出有限理性假说，他对威廉姆森有着重要影响。
二、作为概念的交易成本
尽管科斯对旧制度学派的批判多于肯定，但他不能完全隔绝康芒斯等人的影响。交易成本在其作品中的核心地位，与康芒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分析方法如出一辙。科斯之高康氏一筹在于，他将交易成本贯彻研究始终，使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范式。
交易成本起因于所有权的转移，或更一般地说，起因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们是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产物。在一个完全集中决策的集体经济中，将不存在交易成本，它将为管理成本所代替。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阐释了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之高，有时会让人放弃市场交换，转而组建企业进行内部交易。科斯进而指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1]。可见，科斯之宏愿是建立一种能够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他成功地找到了那种决定性因素，即交易成本，也初步澄清了企业边界问题，但却没能说明企业所担当的功能是如何在他们中间分割的。
与如今学界言必称科斯的局面迥异，交易成本在产生之初并未被得到足够重视，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无从量化，更难以验证，费舍尔甚至认为交易成本显得累赘多余，因此在1937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交易成本概念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尴尬境地。转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高斯和阿罗等人的研究使主流经济学家不能继续对交易成本视而不见，他们素来坚持的零交易成本理论遂告破产。这使交易成本有望成为从概念发展为一种新的组织研究范式。
三、作为范式的交易成本
范式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究其本质，范式是一种理论体系，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因此，“交易成本”若想完成从概念到范式的进阶，需要进一步理清其基本假设、核心概念与理论方法，以形成更为谨严、一致和公认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这项工作的主要进展与威廉姆森有关，他继承了康芒斯的学术遗产，以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描述交易，并度量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作为一种范式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初步建立。
（一）基本假设：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
与现实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秉持的行为假设有些苛刻，那种自利、理性、具有无限最大化能力的个人会使治理结构变得无足轻重，威廉姆森显然不认同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的草率假设，他要解析的是奈特说的“我们所知道的人性”，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威廉姆森关注人类的认识能力与动机。
认识能力由三种理性构成：收益最大化的理性、有限理性和有机理性。威廉姆森师承西蒙，服膺有限理性假说，他之对理性作如是观与组织研究的合同视角关切甚密，因为人们只有在主观上渴望最大化，而有限的认识能力却限制了这种追求，才会有兴趣研究组织制度。威廉姆森将自利行为分解为投机、只求私利与服从。投机，或谓机会主义是指“欺骗性地追求私利”[2]，往往包含许多主动或被动的形式。在保险学文献中，事前投机被称为逆选择，事后投机则被冠以败德之名（道德风险）。前者指称的情况是，身体羸弱的人更倾向于积极投保，而保险商很难将这部分投保人分辨出来，因此面临巨大风险。更一般地讲，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次品驱逐良品的现象，阿卡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释。道德风险则是指投保人由于不承担风险责任，因此不采取缓解风险的行动，最终导致事后执行问题。鉴此，投机从本质上与信息不对称有关，它是“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能混淆视听的行为”[3]。投机的直接后果是，第三者，如法庭、仲裁人，在事后介入时，会面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况。可以说，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承诺，讲求诚信，我们便无须大费周章地设计契约结构，因为即使遇到不测，契约各方也会本着维护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协商处理。在君子的世界里，我们只需要一般性合同条款便可相交甚洽。不幸的是，投机行为真实存在，因此，在事前设计防范措施以避免投机对交易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必要的。补充一点，威廉姆森在分析机会主义时忽略了“要挟”，而这种投机行为很常见。比如，当交易一方发现另一方的投资极难转移，他会堂而皇之地攫取准租金。
概况而言，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一旦结合，交易活动便令人沮丧地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
（二）核心概念：交易三维度
威廉姆森认为，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指标是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使董事会面临一项重大权衡：从技术上讲，专项投资能够节约成本，但也同时带来了巨大风险（资产无法改变用途，一旦发生危机，企业很难脱身），那么企业是否应当进行专项投资？
1.资产专用性。它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2]，一旦交易宣告破裂（合同不能如约履行或不得不提前终止），专用资产很难低成本地转作他用。与专用投资相对的是一般性投资，它涉及在整个交易领域都能普遍使用的通用技术，不会产生专用资产闲置问题，因而一旦有违约现象，投资能够很容易地转向次优用途。鉴此，那些涉及巨额专用资产的交易最适宜采取专用治理结构，以保护专用资产的安全，事前抑制投机行为。威廉姆森也特别强调交易双方的身份，他认为，如果参与者珍视交易关系，那么为了支持这类交易，各种合同和组织保护措施就会出现。需要特别指出，签约中的专用资产和非专用资产不能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相对应。因为有很多资产，在会计记账上属于固定资产，但就用途而言是非专用资产。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强调，人的行为导致不确定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虽重要，但对经济组织的影响是有限的：若交易不涉及专用资产，则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不会促使保护机制的出现。惟有交易涉及巨额专用资产，不确定性的加剧才会迫使人们设计专用治理结构。
3.交易频率。其意义在于，对于反复发生的大额交易，为建立这种专用治理结构所花费的成本是很容易补偿的。
（三）理论框架
1.合同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它秉持一种非合同的组织研究框架。但经济学若想揭开公司黑箱的幕布，就必须建立新框架。为此，新制度经济学采纳了合同科学的思想，从合同角度重新审视经济组织。并且，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也演化出不同的研究分支――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前者是一系列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后者是经济单位间的安排，它治理这些单位合作或竞争的方式。它能为其成员提供一个可以合作的结构或一个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制度环境分支关注博弈规则的建立，而另一分支――制度安排――则更加重视对组织细节的研究。制度安排分支内部又可分为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前者认为合同是完全，而后者则将交易视为不完全契约（合同），并试图在事前认识到潜在冲突并设计适宜的治理结构来阻止或弱化冲突。威廉姆森的组织经济学可被划归于此研究进路。
2.交易与契约。（1）从交易到契约。交易包含交换和契约两项内容。交换意指产权的转换，不牵扯承诺或潜在的未来责任。“契约则是对未来履行作出承诺”，投资“价值依赖于其他合作方对承诺的履行”[4]。威廉姆森显然关注后者，在他的语境中，交易可基本等同于契约。故此，契约特征主要是由交易的三个维度塑造的。（2）根本性的转变。按照契约的时间顺序，威廉姆森将契约成本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成本指为签订契约而付出的成本，事后成本则指那些相继发生的管理、沟通、监督和执行契约中承诺的任务成本。威廉姆森所谓“根本性转变”指的正是前契约向后契约的转变。在前一阶段中，交易各方掌握着选择权，而在后契约阶段，他们丧失了这种权利。可以说，双方事前的承诺，“约束了选择权，也限制了未来重新谈判的可能性”。契约之要点在兹，它“保护依靠的、信赖的资源免受不当履行的损害，并担保他们有一个预先规定的赔付”。
3.基本模型。以K作为交易专用资产的衡量尺度，使用通用技的交易不涉及专用资产，K=0，与之相对，应用专用技术的交易体现了资产的专用性，因此K>0。这样，威廉姆森搭建了有关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当K=0时，交易使用的是通用技术，一旦遇到风险，资产可以轻易地转作别用，因此，仅靠古典契约（市场交易）便可满易之需。当K>0时，专用资产被“锁定”于特殊交易之中，很难转向次优用途，因此，古典契约已无法降低专用性资产的风险。
S表示契约的安全程度，S=0表示契约无安全保障，S>0反映契约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若p代表S=0时企业获得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p’是S>0时获得同样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p>p’[5]。
现在我们来考察图1所示的三种情况。节点A是K=0的情形，表示资产是非专用性，投资计划并不肇端于双边交易，只是偶然的市场交换，因此无须信息披露。节点B是K>0，且S=0的情形，此类交易涉及专用资产，但没有采取保障性治理结构。这解释了节点B处价格较高的原因：对买卖双方而言，他们需要分别承担安全成本和交易不稳定的成本。B点的高风险使信息披露对资产所有者变得尤为重要，他们可以利用信息预测契约的发展趋势，并制定相机而动的计划。节点C同时符合K>0，S>0的条件，它表明交易既涉及专用资产，又有双边治理结构的安全保障。
值得说明的是，A、C为均衡点，而B是非均衡点，B总有向节点A或B过渡的倾向。当资产专用性较弱时，交易双方自然会选择古典契约（节点A的情形），当资产专用性较强，人们会愿意负担治理成本，以减少专用资产的风险。
四、结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足以成为一种新的组织研究范式，但它在一些核心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度量性方面仍有缺陷。威廉姆森通过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来度量交易成本，但这未从根本上解决交易成本难以量化的弊端。究其原因，对于简单交易，只用一个其形成类似于一个生产函数的交易函数，就能提供交易技术的充分描述。许多契约，尤其是较重要的契约要复杂得多，通常假设一种令人费解的复杂性。其结果是，用数量表示交易成本变得困难，并且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样，较为复杂的契约、制度及经济安排的分析就不得不更依赖于一些定性分析方法而不是定量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8.
[2] 埃瑞克・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41-245.
[3] 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2.
[4] 阿尔钦，伍德沃德.企业死了，企业万岁[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8.
交易成本篇4
交易就是一种权利的让渡，国家间交易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利的让渡。以国家间安全合作为例，以追求安全为目标的国家，由于其独自实现安全代价过于高昂，需要与通过他国合作来实现国家安全。正如戴维·莱克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的目的，政府必须招募海陆空三军，购买和维护大量的军事设施，需要大量的投入以开发军事技术和军事规划，因此，通过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可以实现“联合收益”，以便能减少资源的投入。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涉及到国家权利的让渡。比如在安全合作中，国家将部分军队的指挥权让渡给非本国的指挥机构，国家将部分决策权让渡给多边机构等。这些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会丧失这些权利，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而让渡权利。 由此可见，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也属于国家间交易的一种，受交易成本的约束。 按照科斯的定义，交易成本就是指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一般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犹如“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是无法被彻底消除的。在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对交易成本的界定比较松散。有的学者使用到交易成本，但并没有给出严格的界定。有的学者基本上就是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不加修改的直接转接过来。在 1990 年发表的《政治交易成本理论》中，诺斯将政治交易成本定义为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各种资源的耗费。也有学者将政治交易成本具体界定为：搜寻交易对象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与执行成本以及政治组织成本、政治制度运行成本。
仍以国家间安全合作为例。为了达成合作协议，国家需要获取潜在合作伙伴、掌握外部环境信息、为达成协议进行谈判，这就需要花费成本。这类成本属于“事前成本”。在达成协议之后，国家需要监督合作伙伴的履约情况，一旦合作伙伴背弃约定，需要对违约者实施制裁；在环境发生改变时国家之间需要重新谈判，这也需要花费成本。此类成本被称之为“事后成本”。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为的因素，包括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交易因素，主要是指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投入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国家间的交易成本也可以用上述因素来进行衡量。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的有限理性是前提性假设，也就是说当我们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去分析国家间关系时，就必须接受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威廉姆森指出，只有承认理性是有限的，才会更深入的研究市场和非市场这两种组织形式，承认人的领悟能力有限，就会促使人们转而研究制度问题。国家有限理性虽然只是假设，但它却可以成为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国家有限理性才会在交易中产生“摩擦力”，才会需要去搜寻信息，了解其他国家偏好，因而产生交易成本。如果国家是完全理性，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合作协议就是一个“完全合同”，也就不存在后续的执行成本问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这样一个理性无处不在的世界中，所谓合同，也就成了计划的天下”。国家不可能预料到后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不可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了如指掌，因而在达成合作协议时就无法“计划”好所有的环节。
在国家间互动中，有两种因素对交易成本影响最大：一是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二是国家间的不确定性。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所谓机会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也即通过欺诈寻求个人利益。经济学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作为推论的前提，也就承认行为体的逐利行为。交易成本理论中的机会主义与这些逐利行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欺诈性”，威廉姆森将“欺诈行为”归结为“撒谎、盗窃、欺骗、以及有预谋的误导、歪曲、掩饰、混淆以及其他让人迷惑的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种类有多种多样，但其本质是对契约效力的不尊重和随意违反。戴维·莱克指出，机会主义者不尊重契约义务，相反在可能的条件下寻求个人私利。在国家间合作中，格伦·斯奈德曾提出两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被抛弃”与“被牵连”。被抛弃是指一个国家的合作伙伴逃避正式或非正式的条约义务，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被牵连是指一个国家被合作伙伴拉进一场不情愿的冲突或战争中。莱克认为除了上述两种机会主义行为外，还有一种被称之为“被剥削”，也就是一个国家打破协议中关于收益与成本的既有规定，最终改变协议条文，使他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上述这三种机会主义行为本质上都是国家为追求私利而罔顾任何协议或集体利益。当然，国家间的机会主义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对有宿怨的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常常会趁着对方国内冲突或局势不稳定时发动突然袭击，以争夺战略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机会主义攻击”行为。这种带有落井下石的行为破坏了两国之间书面或者默契型的关系协议，也属于机会主义行为。
不确定性是指难以预料与测度的变化，经济学家库普曼斯将不确定性分为两类：一是初级不确定性和次级不确定性。而威廉姆森认为库普曼斯的分类遗漏了机会主义的策略性不确定，也就是“行为上的不确定”。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确定性有多重含义。布莱恩·拉思本总结了国际关系各种理论中对不确定性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所说的不确定性就是指国家缺乏对其它国家意图的信息掌握，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认为不确定性不仅涉及到对其它国际意图信息的缺失，还包括对这些信息理解方式的不确定。但从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不确定性既包括国家无法掌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信息，还包括对其他国家行为的不确定。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事前成本，还影响事后成本，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国家间交易成本就越大。
国家机会主义与国家间的不确定性是相互关联的。国家的机会主义会导致国家的不确定性升高，例如，在军事同盟中，盟国的孤立主义会增加其他盟国的不确定性；同时，不确定性也会诱发国家的机会主义，例如，已经达成协议的两个国家，一方可能对另一方遵守约定没有信心，就会才率先背叛协议。
（二）交易成本与制度化之间的因果逻辑
在回顾科斯的思想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科斯的著作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一个对于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启示是，“当交易是有成本的时候，制度是重要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认为，交易成本的变化会导致“合约结构或组织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是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的”。罗伯特·基欧汉在研究国际机制需求时同样指出，世界政治中充斥着“市场失灵”问题，制度的缺陷会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会阻碍国家间有效的合作。因此，为了纠正这些缺陷，减少交易成本，国家需要自觉的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就是选择交易费用更小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通过制度创新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可以解决国家间信息不对称、缓解道德风险，监督不负责任行为，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合作。
交易成本篇5
Internet上有充足的信息，而你只要坐在计算机前，便可以到世界各地的网站搜索信息，因此Internet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中的搜索成本；由于Internet可以让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省掉常规多层次的经销体系，因此交易过程中的协商成本和契约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由于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成本很低，它可以很容易比较各家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Internet 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需求方和供应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甚至它可以扭转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传统的常规商业环境中，相对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商家拥有较多的信息，因此它可以利用消费者的无知，对他们索取较高的费用，获取超额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者剩余（supplier’s surplus）。
而在互联网上，消费者获取信息非常容易，经与其他供给者比较，他可以知道有关产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这时候商家就不再具有信息上的优势，也就无法任意提高价格，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决定力量由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享有的是对他有利的价格，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剩余（supplier’s surplus）。
要注意的是上面所讨论的信息不对称都是针对一致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网站是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要提供个人化的产品或服务，则上面的讨论就需要修正了。如果公司利用Internet一对一个性化服务的能力，提供消费者完全顾客化的服务或信息组合，这时公司需要知道个别消费者的偏好，而消费者也无法将你所提供的服务或信息和别家网站作比较，因此消费者对网站或网站对消费者，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由此可见，因特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换个角度看，凡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就具有附加价值，也就能在互联网的商业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如网上信息过于泛滥，而搜索引擎的存在正好可以降低搜索成本；网络上的商店太多了，素质参差不齐，这时网络商店就可以担任中介者的角色，提高质量的保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电子认证中心（CA）就有存在的必要。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
同大多数技术革命一样，互联网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为随着利润率的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生产者利润的大幅度增加。
互联网使世界经济更加透明、更加开放。买方和卖方更易于进行价格比较；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不必再有中间环节；交易成本和市场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总之，随着成本不断降低，竞争日益激烈和价格机制渐趋完善，市场越来越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式，即充足的信息、零交易成本、市场准入自由。这一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才有的理想经济模型在互联网时代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借助于互联网，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交流的以更好的实现，市场效率得以提高，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际上，"新"经济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使"旧"经济更加富有效率。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实距离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某些行业中，较低的边际成本（例如，在网上销售软件的附加成本接近于零）和网络效应（例如，操作系统使用的越广泛，愿意用它的人越多）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导致垄断的出现。尽管如此，由于互联网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市场竞争，它也就可以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水平。
虽然我们很难在实践中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但也的确有一些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些商品， 如书籍和光盘，从网上购买要比在传统商店里购买的价格（包括税和运送成本）平均低10%左右，虽然很多网上电子零售商根本无法取得利润这一事实无疑也使其欠缺说服力；来自网络公司的竞争也会促使传统零售商降低产品的价格；对银行等服务业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据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投资银行的计算，银行人工转账的成本是1.27美元，机器转账的成本是27美分，而如果通过互联网转账，其成本则只有1美分。
2. B2B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尽管网上零售商或其它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公司，例如Amazon或eBay，总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互联网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以企业对企业（B2B）形式出现的电子商务活动。根据GartnerGroup的预测，到2003年，美国B2B电子商务的全球营业额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网上B2C的零售额还不到4千亿美元。
B2B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首先，减少了采购成本，企业通过互联网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价格最低的原材料供应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有利于较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第三，有利于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企业从而可以减少库存或消灭库存。这样，通过提高效率或挤占供应商的利润，B2B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经济模型中，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所有这些会对通货膨胀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价格不变的话，低成本会刺激企业的产量增加（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S1移至S2的位置），产出的长期平衡水平会提高，价格总水平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水平也一定会下降。除非价格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而且达到了一个较低的供求平衡点之后，才可能会出现通胀下降的情况。
互联网也不可能永久性的降低通胀，因为后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仍然坚持以前的通胀目标，那么通胀水平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一旦互联网带动的价格下降且通胀降至目标以下，央行就会降低利率，允许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保持通胀水平不变。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因为网络化而下跌，但其他与网络无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引起通胀水平的上升。根据目前最全面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估计，对发达国家来说，B2B电子商务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平均永久性提高5%，其中2.5%以上将在今后十年中实现。这意味着GDP以每年0.25%的速度增长。如果把这份报告中没有考虑到的产业也包含进去，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大。
2. B2B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尽管网上零售商或其它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公司，例如Amazon或eBay，总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互联网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以企业对企业（B2B）形式出现的电子商务活动。根据GartnerGroup的预测，到2003年，美国B2B电子商务的全球营业额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网上B2C的零售额还不到4千亿美元。
B2B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首先，减少了采购成本，企业通过互联网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价格最低的原材料供应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有利于较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第三，有利于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企业从而可以减少库存或消灭库存。这样，通过提高效率或挤占供应商的利润，B2B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经济模型中，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所有这些会对通货膨胀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价格不变的话，低成本会刺激企业的产量增加（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S1移至S2的位置），产出的长期平衡水平会提高，价格总水平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水平也一定会下降。除非价格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而且达到了一个较低的供求平衡点之后，才可能会出现通胀下降的情况。
互联网也不可能永久性的降低通胀，因为后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仍然坚持以前的通胀目标，那么通胀水平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一旦互联网带动的价格下降且通胀降至目标以下，央行就会降低利率，允许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保持通胀水平不变。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因为网络化而下跌，但其他与网络无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引起通胀水平的上升。根据目前最全面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估计，对发达国家来说，B2B电子商务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平均永久性提高5%，其中2.5%以上将在今后十年中实现。这意味着GDP以每年0.25%的速度增长。如果把这份报告中没有考虑到的产业也包含进去，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大。
3. 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率提高
从历史上看，年均增长速度达到0.25~0.5%已经是很不错的成就了。据估计，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中，铁路运输的投入使用使美国的产出增加了10%。即使互联网本身无法实现这样的经济效率，那么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共同创造的生产率增长已毫不费力地接近了这一水平。如今，计算机、软件和电信业已占美国资本存量的12%，这与美国19世纪末铁路时代的高峰期时铁路业所占的份额相距不远。
同历史上的几次技术革命相比，信息技术占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与铁路业仅影响货物的运输不同，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的很多部门，包括服务业在内。举例来说，互联网可以提供新的信息系统、新的市场、新的通讯方式和新的分销办法，数字分销系统甚至能够创造出某些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动力。
交易成本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YC09A073)。
[作者简介]杨青龙(1982- ),男,湖北荆门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价格理论。
一、引言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重要的。比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美国又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在微观层面,许多国际贸易实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也不容忽视。
无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杨小凯(2003)[1]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高度重视交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赵君丽、吴建环,2008[2];樊瑛,2007[3])等,这为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本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的本质乃产权的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黄少安,1995)[4]。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手和让渡。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随着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被视为是对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并未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产生足够影响。显然,这与相关贸易理论不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有关,要明确这一点,看看主流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前提就足够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对市场本身效率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题”(朱刚体,1997)[5]。Trefler(1995)[6]的实证研究表明,以H-O-V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测的贸易量与国际贸易中实际的贸易量存在着巨大差距,Trefler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丢失的贸易量之谜”(missing trade mystery),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未能考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程大中(2009)[7]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本文旨在对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相关文献作一回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众多,但不可否认,“交易成本”可被拆分为“交易”和“成本”两个术语。由于“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术语,本文从对“交易”的讨论开始。依据康芒斯(Commons,1934)[8]的概括,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这表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则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于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自然就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den Butter和Mosch(2003)[9]指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运输(距离)、贸易壁垒、关税等有关的传统成本,而且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信息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成本、诉讼成本、控制成本、与国际支付有关的成本等,交易成本可被理解为追求贸易利益时出现的摩擦成本,贸易交易中有三个阶段可被区分开来:(1)联系(contact)、(2)合同(contract)、(3)控制(control),这三个阶段都产生交易成本。杨小凯(2003)[1]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他认为,外生交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的运输引起的费用;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为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而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则为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熊贤良(1993)[10]指出:“国际贸易是交易的一种形式,其中的交易成本除了具有一般交易成本的特点外,还有因国际贸易与一般国内交易不同而来的特殊内容。一般而言,与同类型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常常更为普遍也更高”,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因地域和空间上的分隔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由文化、历史及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由国际贸易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
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生产活动则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为相关当事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生产中各种要素投入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之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有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要素和产业特性等因素所决定,而交易成本则是与交易有关的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11]。贺文星、袁国良(1996)[12]则将企业总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并指出如果生产成本保持不变,那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出口的产品就会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考虑到“公司是贸易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贸易发生的机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的资源调整是贸易利益的来源”,“贸易可以理解为地处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交易行为”,“贸易成本是两个公司的交易成本”(施炳展,2008)[13],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贸易成本通常以从价的关税等价形式来表达。Jacks, Meissner和Novy(2008)[15]指出,贸易成本是与跨边境货物交换有关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因此它会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常用的术语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大多数纯贸易理论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为“贸易成本”,但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杨小凯(2001)[16]认为,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到贸易量的大小。根据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在其经典文献《贸易成本》中的看法,可以认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至少包括运输技术、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合约制度、货币与汇率制度、法律法规、零售及批发渠道等。
关于这一主题,在定量测度方面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Wallis和North(1986)[17]通过在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中1870年~1970年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度量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会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根据刘志铭、申建博(2006)[18]的介绍,Wallis和North的方法曾遭到众多批评:第一,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往往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很难单独对交易成本做出测度;第二,他们所计量的交易成本总额实质上是市场上总的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而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一个经济中真实的交易成本总额。为了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在微观层面,Williamson(1985) [19]把交易成本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他认为签订合同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互相依存的,要计算这两类成本往往很困难,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才能估计出各自的交易成本。本文认为,Wallis和North测度的其实是国内交易成本而非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分析对象都是“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共性;而Williamson的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则对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存在重要启示。
第二条主线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以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探讨为重点,以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力模型为基本工具,通过引入“距离”等变量,寻求贸易发展的“阻力项”,主要运用贸易法和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对于价格法,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14]有精彩论述;而针对贸易法中的传统引力模型方法,钱学锋、梁琦(2008)[20]总结了其三大不足:第一,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ex ant)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第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无法考虑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第三,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总之,“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贸易法不太令人满意,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14]。为了化解这些难题,Novy(2007)[21]、Novy(2008)[22]分别提出了两种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模型。Novy(2007)[2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jk,τkj和 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且二者对称,EXPjk和EXPkj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值,GDPj、EXPj分别为j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GDPk 、EXPk分别为k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ρ为替代弹性。Novy(2007)模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和现有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缺陷,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钱学锋、梁琦,2008)[20]。Novy(2008)[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i为i国国内贸易值,xjj为j国国内贸易值,xij为i国向j国的出口值,xji为j国向i国的出口值,σ为替代弹性。Novy(2008)模型不仅对同一时期的跨国横向比较是适用的,而且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以及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适用的。
四、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
(一)理论修正
一些传统贸易理论往往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而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贸易成本。这使得贸易理论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正如Deardorff(1984)[23]的评价:“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贸易成本在贸易模型中几乎被忽略了。那些模型认为,即使将贸易成本考虑进去,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0)[24]甚至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我国有学者进而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茹玉骢、金祥荣,2008)[25] ①。
在将贸易成本纳入主流贸易模型的努力中,学者们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开始。Samuelson(1954)[26]和Mundell(1957)[27]将运输成本纳入贸易模型时,提出了“冰山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表现为运输过程中商品的自然损耗。在“冰山模型”假定下,运输成本的存在会使同一种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出现差异,进而形成保护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效果。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28]则开发了连续商品型的李嘉图模型,认为运输成本的纳入将造成国内价格提高,进口规模减少,甚至可能使一种商品成为非贸易品。Norman和Venables(1995)[29]则构建了一个货物和生产要素可贸易的H-O模型,并且贸易涉及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要素移动以不冲突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当相对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会对贸易模式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即便当国际移民成本有微小下降,也会引致足够大规模的移民前往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降低货物和要素交易成本的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贸易,只有考虑到货物贸易和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才能对其生产和贸易效应做出预测。台湾学者黄登兴、黄幼宜(2003)[30]通过模型证明,当运输部门得耗用部分国内资源时,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使贸易量不增反减。若运输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投入近似程度足够大,运输部门技术进步所省下的资源,反而造成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扩张,随着进口需求的减少,贸易量下跌。该文得出的结论显然对传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类关税效果”(implicit tariff effect, ITE)是一个挑战。
众所周知,运输部门只是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之一。那么,一般地考虑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之后,传统的关于贸易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Anderson(1979)[31]等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引力模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的乘积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Krugman(1980)[32]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HME),即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方。在线性模型中,Krugman和Venables(1990)[33]采取了交易服务价格外生给定,Ottaviano et al.(2002)[34]则假定交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该部门和农业部门一样,采取完全相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上述模型并未对交易部门的特定特征给予足够关注,Holzhey(2003)[35]在Ottaviano et al,.(2002)[3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独立的交易部门,该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为古诺竞争且进入壁垒取决于规制政策,并且出口销售和本地销售都存在一些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如果经济上的“小国”比“大国”有足够更自由的交易部门或经济“小国”的地理面积足够小,通常预测的贸易模式将会消失。
引入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分析后,会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杨小凯(2003)[1]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均衡分工水平越高[1]。(2)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则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出现二元结构的均衡,即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另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跳到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即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1]。Deardorff(2004)[36]指出,当存在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或其他成本)时,由于通常对比较优势的衡量仅仅简单比较一国与世界的成本或自给自足价格,所以无法很好地描述贸易模式,他在包含贸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比较优势法则的重新表述,认为一个产业的净贸易(无论双边还是全球),同时取决于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则[11]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比较优势的重要部分,而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制度对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本身或制度本身就是引起贸易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从而影响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改变贸易格局的目的。”张纪(2007)[37]试图建立纳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袁志田(2000)[38]通过构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模型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不仅是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贸易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正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亦有启发。这一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樊瑛,2007)[3]。Melitz(2003)[39]建立了异质性企业理论,该理论假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相当于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笔者注)。Bernard et al.(2003)[40]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其一,出口企业的大量销售降低了平均固定成本(相当于“规模经济效应”――笔者注),其二,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海外利润可弥补一些进入成本(可弥补部分交易成本――笔者注)。Antras(2003)[41]则把产权、不完全契约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一体化模式,进行企业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外包模式,进行企业间贸易。Antras(2005)[42]建立了动态的李嘉图总体均衡模型对南北贸易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南方国家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产品成熟导致的高科技投入下降,随之而出现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品在契约有效率的北方生产(交易成本低――笔者注),后来低技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当地的低工资(生产成本低――笔者注),这种转移首先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发生,后来外包给南方企业在企业边界外发生。总体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值得指出,新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命题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吗”、“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中的网络、中间商与匹配”等主题展开(程大中,2009)[7]。
(二)贸易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McCallum(1995)[43]运用1988年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境内的省际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的22倍,这引发了大量对“国界影响”的研究。Baier 和Bergstrand(2001)[44]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表示交易成本,他们运用16个OECD国家1958年~1960年和1986年~198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约30年间16个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150%,其中关税下降可解释38%的贸易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可解释12%的贸易增长。Kneller, Pisu和Yu(2008)[45]的研究表明,对英国制造厂商而言,在其他国家经商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一方面,以前不出口的厂商的开始进入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厂商的全球参与程度,这些出口厂商将其产出的更大份额销售到国外。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贸易理论影响甚微,国内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对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存在四方面直接影响,即:第一,削减贸易量;第二,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的存在妨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使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的移动减少,缩小来自贸易的利益,增加了一国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困难和时间;第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采取批发交易的形式,而一些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如能节约交易成本,仍有生命力;第四,交易成本还迫使贸易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形成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机制。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第一,带动了许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第二,促进贸易主体即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朱刚体(1997)[5]将国际贸易大致分为三类: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其中,公司内贸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外部市场存在代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会追求生产过程的成本极小和利润极大,而且会选择对公司来说最合适的交易媒介”。袁志田(2000)[38]假定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各种竞争障碍,而将国内交易费用内化为生产成本,通过将交易费用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是使厂商之间的生产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国家竞争,使国际贸易区别于国内贸易的根本原因,国际贸易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特征现象。而西方文献则更多地在“贸易成本”的语境下讨论其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如Demidova(2008)[46]注意到全球化的两个特征,即生产率提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并且在异质性企业和技术不对称假设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它们的福利效果,研究表明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升必将损害本国,并且如果技术不对称足够大的话,下降的贸易成本可以增加技术先进国家的福利而降低落后国家的福利。
五、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对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应该说,以上文献可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启发。文献回顾表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前提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即便一国存在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成本大、交易障碍多,国际贸易仍然无法正常进行。本文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②。
但是,已有文献仍存在如下不足,从而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首先,从定性角度看,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严格地说,贸易成本系对应于制造成本而言,交易成本系对应于生产成本而言,于是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尚需进一步厘清。其次,从定量角度看,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条路线还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挖掘两条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进行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测度时相互借鉴,可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注 释]
①茹玉骢、金祥荣(2008)[25]还指出,“非正式和正式合约实施制度
的主要功能是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
而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②对于这一命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论证。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赵君丽,吴建环.新新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6):96-101.
[3]樊瑛.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7(12):4-8.
[4]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141.
[5]朱刚体.交易费用、市场效率与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J].国际贸易问题,1997(11):1-9.
[6]Trefler, D..The case of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myste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1029-1046.
[7]程大中.国际贸易[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5;239-242.
[8]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4.
[9]den Butter F. A.G. and R. H. J. Mosch, Trade, trust and transaction costs[R].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TI2003-082/3, 2003.
[10]熊贤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J]. 南开经济研究,1993(3): 50-57.
[11]李景峰,刘英.国际贸易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4(2):16-19.
[12]贺文星,袁国良.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国际竞争力[J].国际经济合作,1996(9):36-38.
[13]施炳展.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测定――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J]. 国际贸易问题,2008(11):24-30.
[14]Anderson, J. E. and Eric van Wincoop, Trade co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Vol. XLII (September): 691-751.
[15]Jacks D. S., C. M.Meissner and D. Novy.Trade costs,1870-2000[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8,98(2):529-534.
[16]Yang Xiaokai, Economics[M].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17]Wallis, J. J. and D. C. North.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A]. in: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18]刘志铭,申建博. 交易费用的测度:理论的发展及应用[J]. 财贸经济,2006(10):77-82.
[19]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 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3-36.
[20]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3-62.
[21]Novy, D..Is the iceberg melting less quickly? International tradecosts after World War II[EB/OL], www2.warwick.ac.uk/fac/ soc/economics/sta/faculty/novy/, 2007.
[22]Novy, D..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panel data[EB/OL]. www2.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s/ sta/faculty/novy/, 2008.
[23]Deardorff, A..Testing trade theories and predicting trade flows[A].in: R.W.Jones and P.B.Kene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Vol.1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84:467-517.
[24]Obstfeld, M. and K. Rogoff,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A]. in: Ben S.Bernankeand Kenneth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C].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25]茹玉骢,金祥荣.合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08(2):119-127.
[26]Samuelson, P.A..The transfer problerm and transport costs Ⅱ. 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J].Economic Journal, 1954,64: 264-280.
[27]Mundell, R.A..Transport cos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7, 22:331-348.
[28]Dornbusch, R.. S.Fischer and P.A. Samuelson, Coma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and payments in a Ricardia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5): 823-839.
[29]Norman, V. D. and A. J. Venables. International trade, factor mobility, and trade cost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5,105(November): 1488-1504.
[30]黄登兴,黄幼宜. 运输成本、资源和贸易量[J]. 经济论文专刊 (Taiwan Economic Review), 经济学系出版, 2003, 31(3): 347-364.
[31]Anderson, J. 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 69(1): 106-116.
[32]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950-959.
[33]Krugman, P. and A. J. Venables, Integr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eripheral industry[A]. in: Christopher Bliss andJorge Braga de Macedo, eds. Unitiy with Diversity in the EuropeanEconomy: The Community’s Southern Frontier[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6-75.
[34]Ottaviano, Gianmarco,Takatoshi Tabuchi and Jacques-Francois Thisse.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 409-435.
[35]Holzhey, D.,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trade[EB/OL], 省略/ETSG2003/papers /holzhey.pdf,September, 2003.
[36]Deardorff, A.,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R]. Research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500, 2004.
[37]张纪.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39-48.
[38]袁志田. 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J]. 世界经济,2000(10): 57-61.
[39]Melitz, 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and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J]. Econometrica, 2003, 71(6):1695-1725.
[40]Bernard, A.B., et al..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1268-1290.
[41]Antras, P..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J]. 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 2003,118: 1375-1418.
[42]Antras, P..Incomplete contract and the product cyc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4):1054-1073.
[43]McCallum, J..National boarders matter: Canada-U.S. regional tradepatter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3): 615-623.
[44]Baier, S. and J. H. Bergstrand,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tariffs, transport costs, and income similar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3:1-27.
[45]Kneller, R., M. Pisu and Zhihong Yu, Overseas business costs and firm export performance[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41(2): 639-669.
交易成本篇7
【关键词】 交易成本 谈判费用 关系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TC)最早起源于制度经济学, 科斯(Coase?R?H )认为交易成本(费用)就是市场上发生的每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1]。1937年科斯第一次开辟了交易费用分析的新思路[2]。科斯通过研究企业性质,认为市场运行过程中,各组织的交易存在着交易费用,它是“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包括2 项:(1)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2)谈判和履约的费用。科斯首先打破了交易零成本的观念[3],认为任何交易都会产生正成本;然后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对企业之间的交易展开了分析,指出从现实环境的观察中,经济学家同意价格机能是一种较佳的协调机制,但也承认企业家的协调功能。
后来,阿罗认为[4] “交易活动是构成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系统的运行费用”,“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
达尔曼(D ahlm an?C?J)认为[5],交易成本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执行和控制成本。这些都属于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
威廉姆森在正式提出交易成本的内容前,曾分析不同资产专用性下的治理成本,并总结了不同的治理结构[6]。后来在1996 年出版的《治理机制》中提出交易成本包括:(1)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成本;(2)使协议适应预期不到的突发事件成本;(3)实施协议的成本;(4)终止协议的成本;(5)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6)为避免冲突而进行的谈判并付诸法律而支付的费用。
1986年,马修斯[7]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
1999年,Aidanving和 steven Globeman把交易费用分为谈判费用和机会主义费用[8]。谈判费用包括:谈判本身产生的费用;修改合同的谈判费用;对外部的监控费用;产生冲突或解除合同所引起的制裁费用。机会主义费用是任何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使机会主义而产生的费用。
张五常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制度成本[9],张五常在其《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以记件工资契约为例[10],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所有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
有学者在交易成本的范畴研究中提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1]。狭义交易成本仅指双方或多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而广义交易成本则包括为了进行交易而发生的所有耗费,其中包括维护关系的成本。雷星晖等(2008)在解释广义交易成本中提到:作为供应链间接活动的交易成本属于狭义交易成本的范畴,而作为供应链质量保证活动的交易成本则是区别于纯交易过程发生的费用,这部分成本通常是为了获得、维持和发展供应链上企业关系而耗费的成本,是能够创造关系价值,并反过来影响狭义交易成本的成本,称之为关系成本。而Heide,Jan B(1994)也认为,交易成本与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维持的全过程是相关的[12]。
桂良军(2006)认为[13]关系成本包括改善沟通技术与方式的成本、技术支持成本、资金融通成本等侧重于影响发展双方关系的成本,关系成本包括了交易成本,或认为关系成本即为交易成本。
现阶段对于交易成本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内涵,应建立在广义交易成本的解释之上,既包含了狭义交易成本(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解释为基础),又包含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之间为发展和维护关系而发生的所有耗费(以桂良军等归纳的关系成本为基础)。
参考文献:
[1] Coase?R?H ,Nobel Lectur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Pro- duction,i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Evolution,and De- velopmen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230
[2] 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1-9
[3] R.E.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44
[4] Arrow.K.J,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issues perti- 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A],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C], The PPB System,1969,1:59-73
[5] Dahlman?C?J,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2:141-162.
[6] Williamson.O.E.Strategizing,economizing,and economic orga- niz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1991,12:75-94
[7] Matthews,R.C.0,The Eeonomie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
ces of Growth,Eeonmi[J],Journal,1986,96:903一910.
[8] Aidan Vining Steven Globerman,A Cone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out souring Decision[J], European nage- ment Journal,1999,6:645一650
[9] 夏林,基于交易成本的企业纵向关系治理机制选择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郑州,郑州大学,2007年
[10] 尚琳琳,企业性质分析的双重标准:交易成本与效益[D], 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厦门大学,2001年
[11] 雷星晖,张柯,基于企业关系分析的供应链交易成本的研 究[J],经济经纬,2008年,第5期:123-125
[12] Heide Jan B, Inte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in marketing channel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4:71-85
交易成本篇8
首先，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研究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的理论相似处，寻找二者的理论契合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与主要观点为：李心合（2002）教授认为，正统财务学是依据“理性选择范式”来进行理论研究的，这种范式认为财务分析框架不包括制度框架，由此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缺陷。企业财务行为的制度性和社会性，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进行理论融合提供了基础；饶晓秋（2004）认为，二者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责任会计、成本管理、质量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等几个方面。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对于企业成本管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在优化企业成本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减少企业成本支出，这将是一种全新的优化成本管理的方法，为成本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贺颖奇、陈佳俊（2006）认为，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中，管理会计应该作为一种控制范式进行研究，而且它也是组织控制的一部分，应该发挥其应有的控制作用。其次，计量层面的研究，由于企业交易种类繁多，要准确计量所有交易成本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很多企业都试图将管理会计理论运用于交易成本的计量中，以期能够找到一些对成本计量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实施建议。Miller和Cooper等人将交易成本运用与“作业成本”核算之中，得到的结论是，企业交易容易产生间接费用，所以，控制间接费用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减少交易的发生。黄鹏、陈钢（2000）认为，交易成本会计系统对企业的成本控制非常重要，因此，现代企业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合适的交易成本会计系统，对交易成本进行进一步控制和管理。段秀芝、黄晓波（2009）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计量交易成本，第一种是改进企业日常的会计活动进行直接计量，另一种是利用企业的成本会计系统以及会计核算资料进行间接计量。最后，应用层面的研究，具体做法是先找出管理会计某些操作方法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的联系，然后将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这些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管理会计问题的解决中，这些问题包括：企业重组、企业并购、转移定价和预算管理等。对于企业重组，魏亚平（2000）认为交易成本也存在于其中，并对其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而且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减少企业交易成本的建设性措施；对于企业并购，陈玉罡、李善民（2007）认为企业并购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分为隐性的和显性的两种，并证明了企业并购就是为了节约这两种成本；对于转移定价，潘飞等人（2007）论述了交易的特征对内部定价的影响和转移定价系统应该实现的目标；对于预算管理，王炜瀚（2010）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建立有关的激励机制来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生。
二、企业的交易本质：从不完全契约到层级结构
市场让很多交易者明白：交易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减少犯错。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常常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交易计划，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易的本质也经历了从不完全契
（一）交易的本质与不完全契约
一个完整的交易涉及到多方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互不相关也可能相互冲突，因此，在交易发生之前，需要以契约的形式将涉及的各方利益及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应对方法确定下来，所以，契约的本质就是协调各方利益冲突，契约的签订过程也就是交易的实现过程。因此，对交易本质的研究离不开对契约的研究。交易契约一般包括两种形式，即正式的交易契约和非正式的交易契约，其中：正式契约是指那些以具体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的契约，它们一般都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受法律的保护；非正式契约则是指那些没有用具体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而是由组织中绝大部分人默认而得到的一种契约形式，这种默认包括风俗习惯、管理行规等非文本形式。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完全契约不可能存在，这些原因具体包括：交易双方的疏忽、契约条款语义的模棱两可、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条款的成本较高等。所以，交易的本质是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而存在的。
（二）交易的本质与层级结构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层级结构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层级结构设计得当将会提高组织效率，节约交易成本，反之，则会降低组织效率，增加交易成本。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交易契约，这些交易契约大都是由委托人与人签订的，其表现形式可以用层级结构来概括：企业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部门机构，其权利下放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下放管理权给董事会，使其有权对公司的日常管理和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另一方面是下放监督权给监事会，使其有权监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董事会又将管理权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总经理，以此类推，总经理与部门经理之间、部门经理与部门主管之间、部门主管与下属员工之间都存在这种权利下放的关系，这样在企业中就形成了一层管理一层的层级结构，这种层级结构不仅可以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带来的问题，而且有利于组织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交流，从而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这种至上而下式的层级结构能够对企业内部交易进行有效控制，具体可以用图1表示：
三、管理会计：企业交易治理的制度安排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各种签订合同的行为都是重要的经济制度，一旦签订合同，企业就成了一个由外部交易和内部交易综合而成的综合体，如果出现交易行为，必然会带来交易成本，可以从管理会计的视角对交易行为进行有效治理，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一）企业是交易的综合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知道，一旦签订契约，就表明交易已经实现，现实生活中，交易总是无处不在的，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这些形式包括劳动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等，甚至连企业的出库单、验收单和考勤表等一系列简单的文本形式也属于交易契约的范畴。签订交易契约后，企业就成了外部交易与内部交易的综合体。企业的外部交易主要反映企业与外部交易对手之间的竞争。显然，外部交易涉及到交易对手，其发展形式并非完全由企业单方面决定。因此，为了协调双方利益，使外部交易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部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社会舆论等规范因素，然后再签订合理有效的交易契约。在理想的交易环境中，交易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可以事先预见的，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双方的谈判能力、资源丰度、经营战略等因素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政府的行政权威都会对其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企业的内部交易时刻在企业中发生，而且这种发生是井然有序的，即沿着企业的层级结构来运行。内部交易存在三大特点：一是其交易主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如今，企业内部交易的主题是“市场”，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其主题则是“生产”；二是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如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源入库和设备更新等，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业绩评价和管理条例的落实等；三是其交易类型各不相同，主要包括网络型交易、上下级部门之间的交易和同级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易三种形式。这两种交易对企业的运行都有着重要作用，外部交易可以促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内部交易可以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流动，相互分工，各司其职，又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管理会计对企业交易的治理
企业是交易的综合体，企业的存在必然会有交易的发生，而交易的发生又必然会产生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在关注事先既定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降低交易成本，管理会计便是企业交易治理的产物。首先，管理会计对企业外部交易的治理。随着企业交易范围、性质和主题的变化，管理会计也随之变化，从早期的传统管理会计发展到现在的战略管理会计。对于企业内部交易的治理，传统管理会计与战略管理会计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其中，传统管理会计主要关注契约中的交易双方，为交易双方签订契约提供相关信息，并跟踪契约的履行情况，价，从而降低签约成本；而战略管理不仅仅只关注契约中的交易双方，还将关注点投向了顾客和竞争者，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减少签约成本的目的，还可以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为企业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其次，管理会计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治理。上文已经论述了企业构建合理的层级结构对企业运行的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来治理企业的内部交易，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由团队生产所带来的失灵问题，还可以有效减少成本的发生。管理会计能够将企业运营中的各种情况反馈给企业的管理层，使管理层时刻掌握公司的运营动态，为其提供适时的决策信息，加强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敏感度，降低决策失败的风险；管理会计还能对层级结构中的委托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就是上一级能根据所掌握的管理会计信息来监督下一级的工作，使每一层级的工作都能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合理运行；管理会计还可以依据事先制定的管理模式，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和业绩评价机制，对人的合规行为进行正强化，对违规行为进行负强化，减少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三）管理会计的制度化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认为，管理会计是很多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现象，所谓制度，其实就是众多习惯、规则和惯例的有机结合体，但是制度对员工的影响比这些习惯、规则和制度的影响要更广、更深远，它要求所有成员在行为上和心理上都要认同并严格遵守。因此，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制度一经确立，就不容易改变。在组织的实际运行中，组织会要求其成员严格遵守这些制度，管理会计在此是就会发挥应用的控制性作用，通过其行政权威和层级制度，使组织成员严格遵守惯例和规则，并通过长时间的强化练习，使他们从心里认可这些惯例和规则，从而实现制度化：从表面上看，管理会计的制度化是通过管理会计实践，将其规定的流程、制度等付诸实践来完成的，这个过程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实质上看，管理会计将抽象化为组织的惯例和规则，管理和规则的制度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经历一个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化过程，就是这一过程，使企业的文本上的规范变成了企业成员行动上的价值观，也就是使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具体的行为模式。
四、管理会计的归宿：交易成本最小化
契约签订的过程就是交易产生的过程，一旦交易产生，必然出现交易成本，管理会计是治理交易成本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一些人为因素的存在，管理会计也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
（一）生产领域
企业对成本控制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18世纪工业革命后，企业主敏感的认识到规模经济的优势，将手工作坊型的生产方式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并雇佣一些固定的长期工人，与这些长期工人签订长期雇佣合同，也就避免了频繁签订短期合同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到了20世纪50年代，很多企业都主张“生产第一性”目标，推动式生产系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属于企业的卖方市场，企业生产出的产品能够被很快的销售出去并获得可观的利润；后来，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又被机器制造所取代，企业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批量生产，这就减少了交易发生的次数，节约了交易成本。企业对成本的控制经历了从标准成本到目标成本的转变，标准成本有其自身的优势：第一，它渗透到了企业管理层级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它的制定也是采用相对民主的协商式方法，既吸纳了企业不同主管部门的代表参与协商，也尽量吸收企业底层员工参与讨论，这一民主式讨论过程，既降低了决策失败而带来的损失，又避免了由于员工与领导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员工实施过程中交易成本的产生；第二，标准成本为企业内部交易提供了一个依据，每个企业成员在进行内部交易时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依据进行，比如员工领取材料要填领料单，材料入库要填入库单等等，这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节约交易成本。但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的加剧，再加上标准成本本身存在的预测偏差和随机偏差等问题，它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目标了。此时，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目标成本为企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它的关注点已经扩展到企业的外部市场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内部市场，根据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价格来确定目标成本，再激励企业员工通过改进生产和提高效率等方法来达到目标成本，从而使企业在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二）业绩评价领域
员工获取工作机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行为，企业会通过劳动合同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交易行为确定下来，为了避免劳动纠纷和交易成本的产生，劳动合同会对一些必要的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进行详细规定，其中，量化指标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助和工作时间等，非量化指标包括工作能力和晋升机会等。其实，每份劳动合同都相当于一份交易契约，由于契约不完全性、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签订交易契约就会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控制。管理会计对业绩评价领域的控制所采取的方法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一般都是只进行全面的财务业绩衡量，比较著名的方法就是综合比率评价体系，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通过线性关系把一些财务比率结合起来评价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但是由于其衡量指标相对单一，它所得出的结果缺乏足够的灵活性、科学性和说服力；后来又出现了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经济附加值评价法等评价体系，前者综合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后者为解决问题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方法。1993年平衡计分卡出7现，它是市场环境变化的产物，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多维度、多视角的对企业业绩进行衡量，能够全方位的节约交易成本，是企业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重大实践，其衡量路径就是按照四个维度对企业的业绩进行客观评价，这四个维度分别是：财务维度、流程维度、学习与成长维度和客户与市场维度，它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其中：财务维度强调企业整体职能范围的绩效；流程维度强调生产流程管理和供应商管理的优化；学习与成长维度强调员工不断学习的重要性；客户与市场维度强调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性。平衡计分卡与以前的评价体系的区别在于：首先，它强调人的重要性，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所强调的学习与成长维度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它不仅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而且在企业中营造自觉学习的企业文化，使学习成为企业员工的一种内化行为，从而节约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其次，它强调顾客满意度的重要性，它要求企业及时根据顾客需求的变化来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提供顾客满意和喜欢的产品，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浪费；最后，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企业的生产流程、销售流程等环节都不是一层不变的，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革和改善，节约交易成本。
（三）战略管理会计领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传统的管理会计方法已经不再适应这样的环境，战略管理会计便应运而生，它从战略的高度来关注企业发展，既对企业内部经营进行战略审视，又关注企业外部顾客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内外兼顾，通过聚焦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构建“价值链”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是二十世纪末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战略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且竞争对手无法超越和取代的一种能力，对于不同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的聚焦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企业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为其核心竞争力，有的企业则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其核心竞争力，还有的企业则以无与伦比的售后服务为其核心竞争力，等等。虽然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核心竞争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已经构建或在努力构建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核心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企业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夺取交易的主动权，才可以有效的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从而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反之，如果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仅会使交易成本显著增加，而且很快会被其他企业打垮，被市场淘汰。对企业价值链的构建，其实质就是以价值链为基础对交易链进行优化，从战略管理的高度看，这种优化不仅要在企业内部进行，还要扩展到企业外部去。首先，是对企业内部交易链的优化。为了更好的节约交易成本和创造价值，必须对企业内部的交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以将其区分为“可增加价值的交易”和“不增加价值的交易”，前者包括企业产品的加工制作、销售、营销等活动，后者包括企业原材料的储存、对不合格产品进行的加工和检验等行为，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就需要提高前者的运行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占用，对后者应努力消除一些不必要的交易，力求将这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降为零；其次，对于企业外部交易链的优化，一方面，企业要积极主动与外部供应商进行合作，通过持续改善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如相互之间建立伙伴或者同盟关系以及加强彼此的信任，使双方的交易链都得到优化，从而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另一方面，企业也要积极寻求与顾客协作的有效方法，如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高配送货的效率和加强售后服务等方法，使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交易链得以优化，既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又能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从而实现企业与顾客的双赢。管理会计从传统会计发展到战略管理会计，这一历程表明，管理会计作为一项重要的企业制度，在减少企业交易成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要想节约交易成本，必须认识到企业是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的综合体，对于内部交易的治理来说，应将管理会计运用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优化企业的层级结构，使管理会计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于外部交易成本的治理，企业应该积极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合作，政府也应该营造良好的交易环境，达到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本文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融合的研究，主要是将管理会计的某些理论运用到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从生产领域、业绩评价领域和战略管理领域来论述管理会计的最终归宿，即交易成本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