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股指期货交易已成为西方金融市场最热门的交易，股票分析家称其为“股票交易中的一场革命”。其中，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股指期货合约主要有：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期货合约、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及美国主要市场指数期货合约等。下面将根据上述各种股指期货合约交易运作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一）股指期货交易模式

由于各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水平及国情不同，目前国际上进股指期货交易主要有一种模式：(1)以美国、英国及香港地区为代表的分离模式，即股指期货专门在期货交易所（或在专设的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比如开设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开设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期货合约及在香港期货交易所的香港恒生指数货合约等。(2)以日本为代表的整合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开设股指期交易，比如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易地点就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类似的有韩国、以色列、挪威等一些新兴国家。(3)以巴西、波兰、俄罗斯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即证券交易所及金融期货交易所分别设立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如IBOVESPA指数期货由巴西金融期货交易所开设，而ISENN指数期货则由圣保罗证券交易所开设。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投资全球化以及证券业国际竞争的加剧，证券业和期货业高度分割化的市场结构模式逐渐变得缺乏效率，因此，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合并已成为国际化趋势，可以预计股指期货交易的整合模式将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

（二）股票样本指数的选择

综观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股指期货合约所选择的股票样本指数（即合约标的），它们虽然它括综合指数、绩优股指数、普通股指数、成分股指数等众多品种，且各有特色，但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能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对应股票市场的整体情况。如标准普尔500种股指的样本股市值约占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0%；作为第一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线综合指数则为全美1700余种股票价格指数，这些股票约占美国有价证券价值的96%；伦敦《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是由1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所构成的加权平均指数，这100家成分股的市值约占英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恒生指数虽然是33种各具特色的绩优股的指数，但它们的价值能达到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总市值的79%左右。上述这些典型股票价格指数的优点在于具有抽样面广、代表性强、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各种股票的价格对整个股市行情的影响，有利于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等避险交易，因此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的标的指数。

（三）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

在股指期货的交易中，合约价值是以合约单位与标的指数的乘积来表示，而合约单位是个固定值。世界上各国不同的股指期货品种，其合约单位也可能有所不同；各交易所一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各种股票价格指数的特点、流动性及交易成本合理情况来确定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证券期货市场较成熟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由于机构投资者和拥有较多资金的专业投资者为市场的主流，为了满足机构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的需求，这些国家各交易所确定的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都相对较高。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证券期货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小散户，为保证股指期货合约的流动性，这些国家各交易所确定的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就都相对较低。

（四）股指期货合约报价及合约最小报价单位限制

股指期货合约报价限制是指每日价格的最大波动范围的限制，报价限制幅度的确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其大小直接影响到股指期货交易自身风险的大小及其避险功能发挥的程度。在国外股指期货市场中，对有无报价限制有不同的规定，如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指数、日经指数期货合约等就没有设立报价限制，而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恒生指数、伦敦《金融时报》股票指数等大多数股指期货的合约都设立了不同的报价限制。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否确定报价限制主要是根据各种股指期货的特点、市场发育程度及投资者构成来决定。

所谓最小报价单位，是指股指期货的买入价与卖出价的最小差额。确定合适的最小报价单位要处理好市场的活跃程度与投资成本的关系。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定其大小的必然理由或公式，但从国外股指期货合约中可以在报价限制和最小单位之间找出一些规律（见表1）。

在表1中，除去最高比例值和最低比例值，大多数比例值为100:1。这为我们确定最小报价单提供了某种参考依据。

（五）关于股指期货保证金水平

国外早期金融期货保证金一般定为合约价值的10%左右，但通过对目前国外较著名的股指期货合约的考证，发现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所引用的保证金水平与10%相去甚远。实际上现在股指期货保证金水平大多为固定值。如标准普尔500种指数期货合约的保证金为500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股指期货合约保证金为2500英镑；恒生指数期货合约保证金为15000港元。因此仅仅简单地以合约价值的一定比例确定保证金水平并不是很科学。那么期货合约保证金水平如何合理确定？通过对国外多种股指期货合约的比较分析发现，保证金的水平与日交易价格波动限制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见表2）。

从表2中可以发现，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水平与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的比例在2:1左右。考虑到这些股指期货几十年的运作都很成功，我们可以认为实践证明了这些合约指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确定保证金水平基础应该是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

（六）股指期货合约期限及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香港恒生指数期货的合约月份为现货月份、现货月份随后的一个月份以及近期的两个季末月份。美国的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纽约交易所股指期货等大多数的股指期货合约是按季交投，即合同月份为3、6、9、12月。因此，按一年的每季作为暖指期货合约期限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已在世界上大多数股指期货合约中采用。

有关股指期货的最后交易日，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合约、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等规定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或之前一日）为最后交易日，而像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则定在合约月份的第3个星期三等。总之，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将最后交易日定在合约月份的下半月。

二、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模式设计

我国股指期货交易模式的设计，对于确保股指期货合约的成功上市和规范运作十分重要。在设计中应从下列几个方面考虑：其一是遵照国际惯例，其二是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发展需要，其三是尽可能满足投资者的避险要求，其四是确保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交易的活跃。鉴于此，借鉴国外股指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就合约设计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设想。

（一）我国股指期货合约上市地点的选择

有关选择哪个城市作为我国股指期货合约上市地点，国内期货界说法不一，候选城市主要是上海、武汉等。笔者认为最佳的上市地点当首选上海。因为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历史上就曾经是远东的金融、贸易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不但是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而且已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另外，从证券市场的规模、市价总值、上市公司的数量、辐射能力、吸引力和地理位置等方面来看，上海也具有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有关交易所的选择，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亡海期货交易所相比，无论在交易、规模、资金管理、监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参照国际上通用的股指期货交易整合模式，可以考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股指期货合约。

（二）合约标的指数的选择及合约价值、合约单位的确定

鉴于沪深两个证券市场现有的综合指数与成分股指数不宜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标的，考虑到套期保值效率及反操作要求，以及10年内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参照国际市场的通用方法，可以综观选取两个市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300家公司（300家公司股票市值最好占沪深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以上），编制统一的综合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标的物，以此反映我国证券市场的整体运行趋势。

在确定我国股指期货的合约价值及合约单位时，首先应考虑流动性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同时要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状况。通常，合约价值越高，流动性就越差。因为合约价值过高，就会把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排除在市场之外，根据我国股票投资者的分布情况，股票市场中拥有5万～20万元左右的中小投资者最多，他们必将成为股指期货市场的主体，如果合约的价值过高，势必使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影响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但是如果合约的价值过低，虽然其流动性增强，保值成本却会加大。考虑到近几年我国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三类企业”将构成我国股票市场的主要战略投资者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的重要力量，由于它们的资金量巨大，从保值成本的角度考虑，所确定的合约价值不宜过低。这样，根据市场的活跃程度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合约价值确定在10万元左右比较适当。若将合约价值定在10万元，选择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合约标的指数，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新兴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一般在1800～2200点的区间之内波动，那么上证综指期货的合约单位确定在50元（10万元／2000＝50元）左右较合适。

（三）合约报价限制及合约最小报价单位的确定

如何确定合约报价限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若限价幅度太宽，价格限制的作用不明显；若限价幅度太小，既会出现频繁的市场休克现象，又给投资者的避险操作带来难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限价幅度不能大致包容股票现货市场指数的涨跌幅度的话，回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就将不同程度地打折扣。鉴于以上原因，再结合我国股市近几年的走势情况，对每日价格波动限制拟确定为100个指数点。

考虑方便运作和活跃交易，同时根据上述谈到部分国外股指期货合约中有关合约的报价限制与合约最小报价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大多数比例值为100:1，报价限制若取100点，则合约的最小报价单位为1点。以上证综合指数为基准，化作金额的话，即最小跳动点为50元人民币。

（四）关于合约保证金水平的设定

保证金的设定，一般以涵盖一日内价格波动风险来计算。如前所述，大多数国外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水平与日价格波动幅度限制的比例在2:1左右。假定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合约标的，日价格波动限制为5000元，则保证金水平可确定为1万元，该水平为合约价值10万元的10%。

（五）合约期限及最后交易日的确定

当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对合约期限按季节划分，有较长的期限。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指数波动频繁，因此，不宜实行中长期期限的股指期货交易，可先从较短期开始，故合约月份定为3、6、9、12四个月份为宜。

关于股指期货最后交易日，不妨采用西方国家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即以合约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为最后交易日，如这一天不是交易所的工作日，则最后交易日为该日之前的一个工作日。

【参考文献】

[1]屈年增主编.中国证券市场专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10.

[2]张书帮.中国期货市场规范化发展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9.

[3]中国证券报[N].2001年各期.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在财政税收以及社会管理、金融、电力计划等都是以省作为基础责任单位，但是当前区域市场却是我国电力市场的重点建设对象。所以，当前我国电力部门需要进行分析的是大用户直购电的开展层次，即首先在区域层次还是省这一层次开展的问题。下面便进行相关的比较分析。

1省内开展优势

1）当前很多电力市场交易平台都是省级平台，因而大用户直购电在省内开展同实际的客观环境较为匹配。2）省级政府对于电力市场的发展较为重视，因而政府的支持力度也相对较大，作为重点行业，电力工业在生产、消费、计划以及电价管理上都会得到省政府的直接指导，即各省政府对于这些内容都有着直接的决定权，大用户直购电模式在省内直接开展，方便与资源配置，有助于省内经济的平衡发展，所以政府会更加支持，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3）同省的电网、发电企业以及大用户相对较为熟悉，且所处的政策环境相同，供求关系信息传递较为方便，因而可以长期稳定的合作。4）除了个别的地区外，电价在同一省内基本相同，因而大用户直购电在省内开展遇到的阻碍也相对较少。5）目前电网规模不断的扩展，省内的建设力度也越来越大，因而在直接交易网络的发展限制也相对减弱，所以省内直接开展大用户直购电模式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2区域开展优势

1）市场主体在区域电力市场中相对较多，并且每个主体所占据的份额相对较少，因而可以方便与对市场的控制，从而可以提高区域内公平交易的水平。2）不同省份可能属于同一区域，但是由于省份不同，所以所应用的发电机种类以及用电习惯都不同，即用电高峰可能会存在差异，而在区域中直接采用大用户直购电的模式可以错开用电高峰，并使得水火互补，将区域资源进行优化。

3区域开展的缺点

1）跨省交易。由于同一区域中可能会出现多个省份，因而大用户直购电模式的开展有可能会跨省交易。当前我国的电价体系大多以省作为基础单位，因而同一区域中的不同省份之间会有较大差异的电价差，同区域大用户直购电的模式有可能造成的跨省交易，由于输配电价无法合理确定会受到严重的限制，所以，利益调整是在区域开展大用户直购电必须要面对的难题。2）由于电网的建设力度不断增大，因而电网规模不断扩大，省间输电规模也随之扩大，输电通道的建设也不断加强，但是省间电力资源虽然流动性得以增加，但是省间联络容量资源仍旧匮乏，这就限制了当前区域大用户直购电模式的开展。3）电力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并且电力行业的发展会影响到一个区域的经济水平，然而由于省间政策不同，因而在电价体系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区域开展该种交易模式会直接影响到供电的水平和质量，改变一个省内供电发行业发展的整体形势，因而会受到政府以及企业的双重反对。所以，为了保证大用户直购电的交易方式能够顺利开展并得以推广，必须首先对推广试点层次进行确定，初次试点可以在省内开展，当条件以及环境稳定后可以适当的在区域中予以施行。

二、交叉补贴分析

1现状分析

交叉补贴现象在我国当前的电价体系中十分普遍，这种现象会在大用户直购电模式推行的过程中得以解决，这是由于通过大用户直购电的方式能够对电力系统中的利益格局进行有效调整。由于我国传统的电价体系影响，在电价中交叉补贴现象较为严重，例如电力企业对用户进行补贴、高压用户对低压用户进行补贴、生活电用户收到工商电用户的补贴等。由于大用户属于高等级用户，本身接入等级高、用电量相对较大，且用户自身负荷率相对较高，因而在电价上会相对进行调整，即降低其用电价格，这就造成了严重的交叉补贴状况。为了解决交叉补贴问题，相关部门在近些年不断开展工作，例如，在相同地域内，相同电网的价格相同，这就使得区域直接所产生的交叉补贴现象得以改善；而针对工商用电对居民用电的交叉补贴现象则通过并价的方式进行解决，从而使得不同类别的用电交叉补贴现象得以改善。另外在此基础上，严格管制居民用电以及农业用电和生产用电，另外在电价的调整过程中，对农业和居民生活生产用电调整幅度进行限制，从而限制物价涨速过快，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但是，这一政策加重了不同类别的交叉用电现象，短时间内我国的主管部门还没有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改变这一问题，而这也是大用户直购电发展必须面对的障碍。

2收取方式分析

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短期内完全取消交叉补贴是不现实的，交叉补贴将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应该循序渐进地逐步减少交叉补贴，由暗补逐步变为明补，由补贴多到补贴少，在条件成熟时取消补贴。

三、结语

作为国家电力市场改革的核心内容，购电交易模式的转变是重中之重，通过开展大用户直购电的交易模式，可以对我国的电力市场购买环境予以优化，并形成多元化的市场环节，通过开放售电侧市场，有效完善电力市场的发展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市场竞争格局更加的稳定、成熟，并使得市场交易模式更加的丰富，令电价更加的合理，同时推进相关规定、法律条文的建立健全，并累积经验，为我国电力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3篇

>> 信托的生死时速 孕妇和醉鬼的生死时速 天堂口的生死时速 最美妈妈的生死时速 拷问城市的“生死时速” 爱情跑道上的生死时速 南明弘光政权的生死时速 李连杰：银幕外的生死时速 猎豹与瞪羚的生死时速 湄公河上的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 海关生死时速 救援，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 亚马逊 生死时速 滑雪 生死时速 火箭/生死时速 京东生死时速 龙宫上演“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300秒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交易员的生死时速 交易员的生死时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模式

在影视剧中，证券交易员经常会说：“我分分钟都会进出几亿……”这些人是高频交易员，往往在一天之内进行上百笔交易，将其中的微小差价积少成多。因此，交易速度至关重要，成败决定于毫秒间。由于机会稍纵即逝，通信延迟就成为高频交易员的头号大敌，为此证券公司不惜花费巨资租用更快的网络。

美国FastMacaws公司把这个需求变成了利润，专门为证券公司提供高速交易网络。意外的是，不是独享1G的高速光纤，而是濒临淘汰的无线微波。

影响网速的关键是物理定律。光在玻璃（光纤）中传输的最高速度是每秒20万公里，远低于电磁波每秒30万公里的空气传播速度。虽然对于常人而言两者都是一眨眼的工夫，但对金融交易可是生死时速。

该公司专门为各大金融交易机构架设直线对传微波，通过点对点的微波信号塔中继，让信号以近乎直线的方式传播，远远快于需要不断切换线路的光纤。 前景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排污权交易　行政管制　排污收费

一、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

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成熟的理论作为后盾，笔者认为用外部性理论、“公地的悲剧”理论和科斯定理更能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外部性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所谓外部经济，又称为正外部性，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某个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其行为会使其他人抑或整个社会获得利益，而这些受益者并不需要付出何代价。而外部不经济，亦负外部性，指的是，某个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他的行为会使得其他人抑或整个社会受到损失，但是这个造成外部不经济的行为主体却并不为他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成本。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环境保护领域便构成了政府对企业造成污染征收排污费或环境税的理论依据。?

（二）“公地的悲剧”理论

“公地的悲剧”这一个概念得名于英国生物学教授哈丁20世纪70年代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同名论文。公地的悲剧的背景是存在一片牧场和牛群，该牧场是公地，在牧场上的牛群则是私有的。牧民对这个公地没有产权，所以牧民并不会顾及牧场所受到损害，而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怎么通过更多的放牧来增加个人的经济收益，即个体的牧民通过在公地上放牧获得了内部经济性，但另一方面，众多牧民将牲畜赶进牧场所产生的牧场退化的外部不经济性却要由全体牧民共同承担。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环境中的大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资源，任何主体都有权利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个体的排污者通过向大气中排污获得了内部经济性，然而，众多的排污者向大气中排污而使得大气容量超限进而使环境遭到损害的外部不经济性最终要由让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这种行为所造成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行为只会带来恶性循环，大气环境遭受到的破坏越来越多，最终只会酿成“公有环境污染的悲剧”。

（三）科斯定理

针对上述的“外部不经济性”和“公地的悲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上世纪70年表过一篇名《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科斯提出了运用产权理论加以解决的方法。后世把这篇论文基本思想被称为科斯定理，即在产权界定明确且可以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律如何判决最初产权归属于谁都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将达到最优化；在交易费用为正数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必然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根据科斯的观点，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笔者认为，目前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自然资源缺乏明确的产权归属所导致的“公有环境污染的悲剧”。对环境容量来说，它是一种有价值却没有价值体现的经济资源，我们应该为环境容量建立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但是要建立环境容量的市场，就必须界定不同的经济主体对环境容量的权利，只有在对环境容量的权利界定之后，不同经济主体对该权利价值评估的差异才会促进该权利在不同主体间进行交易。这种交易的结果是促使环境容量的使用权流向对其评价最高者的手中，从而实现环境容量的价值最大化，这就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二、现有治理模式的缺陷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为了使这种外部不经济性与内部利益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我国主要采用了两种模式：行政管制模式和排污收费模式。

（一）行政管制模式的缺陷

我国在早期主要是采用行政管制的手段，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同时运用各种惩罚措施令企业绝对遵循。我国环境法中的环境标准制度、限期治理制度都是此模式的典型。这种治理模式固然有其优势，实施成本较低，管理简便，环境改善的效果往往在短期就能显现。但是，这种模式过多地采取硬性规定直接对企业的排污行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以实现管制目标，并没有考虑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方面的差异，“一刀切”的模式显得过于僵化，缺乏经济刺激，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行政管制模式难以调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也无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类组织，当污染治理只会给企业增加成本不会产生任何收益时，企业对国家的管制措施是消极的、排斥的。采用行政管制的方式硬性规定企业禁止新建、扩建企业来防止增加环境中污染物浓度，这种做法会限制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这种模式过高地估计了政府在信息搜集方面的能力。“环境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决定在各污染源间如何划分治理责任，制度并实施管理制度，但缺乏必需的信息；企业掌握治理污染所需的技术和信息，但为了减少治理责任，它们不愿向管理部门提供真实信息，这就造成了信息与动机之间的矛盾。”?最后，行政管制模式多是由政府来指定污染控制的方法和技术，使企业丧失了自由选择的空间。

（二）排污收费模式的缺陷

经济激励手段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具有间接性的特点，它通过对企业运营中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争取实现外部性内在化，同时在最低的成本水平上治理污染。我国在这方面主要是采用了排污收费制度，该制度的运用不但为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筹措到了资金，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激发了企业治理污染的主观能动性。可是，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在现今的经济和环境条件下依然存在诸多弊端：第一，排污收费的征收范围过窄，收费标准不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现今征收排污费的四种污染物之外出现了很多别的污染物质，比如电磁波辐射、光污染等，这些新出现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在很多情况下比已列入收费的污染物质更甚，若不把这些污染物质纳入排污费的征收范围，不但有违常理，而且也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第二，“我国多数地区实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着眼于对单个企业的排污控制，缺乏对本地区环境容量的总体考虑，即使能够确保每个企业都能够达标排放，但只要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增加超过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仍会继续恶化。”?第三，排污费的用途和目的出现了“异化”。“收费制度所取得的减排效果的大小，以及这一制度对经济的影响，都部分地依赖于所收的排污费的用途。”?但是，在我国目前排污收费的模式下，政府难以有效的监管资金的用途，有学者指出，“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的体制相比，我国的收费资金显然更多地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这为收费主体的‘谋私’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种现状使排污收费制度无法独立承担起治理环境污染的重任。

三、我国实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对行政管制模式和排污收费模式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已经到了“瓶颈期”，需要引入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放眼世界，综合利用行政管制、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等措施进行环境保护是各国的普遍做法，而排污权交易制度本身所独有的优势也使其成为治理环境污染的必然选择。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实现环境质量目标提供保证。在污染物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开展排污权交易，而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排污权来自排污单位通过各种手段节约出来排污量。另外，通过发放、转让排污许可证的方法，政府能够对改善环境质量目标实施动态调控，而有意愿改善环境质量环保组织及个人，可以进入市场中买入排污权。

其次，能够激发企业治污的积极性，从而令治理污染的社会总成本得以降低。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中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进行治理，往往忽视经济成本和效益，而企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对治理污染态度消极，而排污权交易制度弥补了这一缺陷。如果企业自己治理污染所消耗的成本高于市场上销售的排污权的价格，它当然就会选择购买排污权来代替自己治理污染。反之，如果企业自己治理污染的成本比市场上排污权的价格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自己治理污染后将剩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得利润。这样排污权制度就能够有利于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污染治理责任，那些治污成本高的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以降低成本，治污成本低的企业则可以通过销售节约出来的排污权得到收益，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

再次，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及规范政府行为。与行政管制模式相比，排污权交易制度更能促使企业积极采取先进技术治理污染。在行政管制模式中企业也会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政府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但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对技术的需求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排污权交易制度则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获得的减排收益归为己有，提高了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此外，排污权交易制度对规范政府行为也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在排污收费的模式下很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环保部门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可能放松对企业的监管，这种权钱交易公众一般很难发现。

而在排污权交易的模式下，企业通过销售排污权所获得的利益要比“寻租”大的多，这样就减少了权钱交易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扩大了污染治理者的范围。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上，环保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出于自己的意志到市场中去购买排污权，然后不再出售该权利，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市场上流通的排污权减少。由于污染物排放总量是相对固定的，排污主体能够使用的环境容量资源减少将能够使环境质量朝着有利的方向改善。?

四、小结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5篇

在国际上推行的各种碳交易体系中，欧盟的“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cap-and-crade）已被发达经济体广泛应用。实践证明，它对于促进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碳减排是富有成效的。应该注意的是，欧盟的“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基于工业化已经完成、结构变动趋于平缓、碳排放峰值已经跃过的发展状况，因此，如何理解和借鉴欧盟的经验，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和发展方式加速转变，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与欧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但人均碳排放水平低，碳排放的结构变化仍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提出了基于碳强度的相对减排目标，因此，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实现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的碳交易体系，是一个值得探索和讨论的问题。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将广东、湖北两省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五市，列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深圳积极推进碳交易的试点工作，同时，组织高校研究机构学者、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企业和中介机构的专家，成立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就碳交易涉及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的一部分成果集中在“本期论题”发表。

《开放导报》开设“本期论题”专栏以来，第一次将“本期论题”的论文覆盖到本期全部内容，这是一次积极的探索。能够实现这个尝试，主要得益于深圳碳交易研究课题组提供的丰富的研究成果。鉴于论题文章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为便于阅读，我们将“本期论题”划分为三个栏目，即“碳交易市场理论探索”、“碳交易市场国际经验”和“深圳碳交易市场实践”。

在“碳交易市场理论探索”中，《建设可规则性调控总量和结构性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探索与深圳实践》一文，创新性地提出了规则性配额调整和结构减排的概念（Kegulable Cap，Structure and Trade），认为这是适应中国现阶段国情的碳排放交易模式。《基于有限理性重复博弈理论的碳配额分配机制研究》，则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重点研究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碳配额分配机制的设计问题。《碳排放权会计问题初探》，提出了企业应该如何对碳排放权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新问题。

如何借鉴欧盟的经验，是“本期轮题”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关文章主要来自深圳碳交易考察团提供的第一手考察报告，《学习借鉴EU-ETS经验与建设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欧洲三国访谈录》，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这一成果。为了便于阅读，报告以访谈的方式发表。考察团成员还整理了有关欧盟碳交易注册登记簿、德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架构以及欧洲能源交易所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为资料也一并发表。此外，“本期论题”论文涉及深圳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深圳碳排放特征、火电行业和建筑行业的碳排放，以及碳交易的立法、交易平台建设、“三可”机制等内容，这些论文既体现了深圳的实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6篇

>> 网络交易信用风险的防范分析 我国网络购物的信用风险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的信用风险传染模型研究 基于神经网络的信用风险预警研究 信用风险分析方法的发展 网上交易信用风险评价研究：基于网上拍卖的卖方视角 银行间市场交易系统的信用风险模块设计研究 网络银行个人客户信用风险评价研究 网络借贷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研究综述 信用风险研究分析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农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评估研究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网络借贷平台信用风险的测度和控制研究 基于P2P网络借贷的信用风险管控研究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基于信用风险与ABC分类方法分析的应收账款研究 基于 Fisher判别方法的信用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信用风险评估中的财务分析方法 信用风险的变革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倪翠云.我国网络购物的信用风险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1（6）：61-62.

[3]于鸣燕.人工神经网络在金融领域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7-06.

[4]冯炜.消费者网络购物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06.

[5]洪琼.C2C交易模式下诚信问题的研究[D].安徽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9-06.

[6]周艳美，李伟华.改进模糊层次分析法及其对任务方案的评价[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8（5）：212-214.

[7]刘巧玲，张金城.在线拍卖信用行为的博弈分析[J].商业研究，2007（8）：211-214.

[8]张浩，洪琼.一种网络交易诚信风险的判别策略模型[J].中国集体经济，2010（34）：93-94.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7篇

张定胜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卷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卷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刘孟俊（liu, 2001，又见cheng, liu and yang, 2000）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杨德兴（yang，2001)）和李国强（li，2001)则运用超边际分析来揭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分工网络大小之间的关系。他们证明, 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用企业制度对管理知识和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 以保护这些知识财产不受侵犯的办法. 它可用来促进生产企业家思想和有型产品之间的分工.

这些研究证明与传统四大贸易命题(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ohlin, 定理，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定理,和鲁宾辛斯基, rybczynski, 定理）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有一般规律，但是最有普适性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规律是交易效率改进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的正面影响。这一规律虽然也可以找到反例，但却是最不易找到反例的。由于分工网络模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有关，而产品数量、资源存量及贸易流量是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适用性最广的规律应是与经济组织拓扑性质有关的规律，正如分子生物学中基因结构的拓扑性质是比分子中原子排列的几何特性（非拓扑性质）更根本的决定物种变化规律的因素一样。 在杨小凯（yang, 1991, 1996）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对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linder pattern of trade）。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根据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通关检查、签证及其它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

廖伯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孙广振（sun，2000)和张永生（zhang，2000, 2001)则发展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理论模型，

对外部性、公共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的超边际分析：chu and wang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and ng and yang (2000) 将外部性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揭示外部性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杨小凯（yang，2000), 杨小凯和叶永南 (yang and yeh, 2002) 则将道德风险引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研究道德风险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他们证明, 当外生单位交易费用下降时, 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每人工作努力程度, 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2000)用几个对策论模型，研究由讨价还价和分工网络规模引起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分工网络规模的影响。所有这些模型都预见，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 杨小凯（yang，2000)吸收了马斯金（maskin）、米尔格龙（milgrom）和霍姆斯特朗（homstrom）近期对哈特（hart）不完全合约理论的批评。他将双边道德风险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和企业制度的杨－黄模型中。这个模型通过吸收马斯金批评中的技术实质，避免了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逻辑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 模型假定, 个人用动态规划最大化预期效用时, 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但模型却又假定决策者因交易费用太高而不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因此不可能写下相机和约, 而需要不完全和约.本文中的模型通过吸纳maskin，tirole，holmstrom和milgrom对不完全合约的批评来支持ghm模型的精神。它证明，在不存在无限相机状态不可描述性和再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将道德风险与产品和劳动力的监控或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ghm模型的一般均衡形式，ghm模型的精神依然保存。在ghm扩展模型中，是不同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测度成本在起作用，而不是书写合约时可能发生的昂贵绝对成本在起作用。它显示，当一种活动可能涉及极高测度成本和相连道德风险时，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用于避免对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直接定价和营销，同时通过劳动分工展开这种活动。劳动合约可能没明确规定雇员应该做什么，它要求要雇员做什么雇员就得做什么，因而它是不完全合约。对雇员生产的任何东西的事前特别规定的所有权和对剩余收入的索取与决策权的不对称，加上对公司名称(企业特定资产)的排他权，是对那些知识资产间接定价的十分精到的方法。那些知识资产，如管理秘诀，过于无形，即便通过专利法，也不好直接定价。这样，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促进无形知识财产生产和有形产品生产之间的劳动分工，进而提高总合生产力。

方星海和朱天（fang and zhu，1999), 姚顺天（yao，forthcoming)，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 sachs, woo, and yang，2001)的论文，报告了对转轨经济学进行超边际分析的近期研究。他们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分析政治经济学、隐性及显性的腐败，以及其它一些经济转轨中的问题。

杨小凯的论文（yang，1999)则是对资本和投资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此文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和储蓄决定论(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正关系) ，‘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水平和模式的话’，在物质和人力资本或在新产品创新上的投资，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生产力。此文用一个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强调的资本理论数学化。它证明投资是用来加深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的工具。由于交易费用、专业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以及固定学习费用之间复杂的两难冲突, 当交易效率很低时, 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不是正的, 资本与劳动相对量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也可能不是正的。这为c. jones (1995) 的否定这些正关系的经验证据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是对城市化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们的模型产生了同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同的预见。孙－杨模型预见，无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平均企业规模和总合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之间出现正或负的关系都是可能的，而fujita-krugman模型则预见这些变量之间只会有单调的正关系。他们的模型也内生了城乡土地价格差别. 此差别可因分工网络扩张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du (forthcoming)报告了对景气循环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吸收了布兰查德（blanchard）对一个内生景气循环、内生增长和内生分工演进的早期模型的批评。布兰查德批评说，在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内生景气循环的模型中，景气循环可能会被世代交迭平滑掉。

我相信，上面对超边际分析最新研究的评述，一定漏掉了不少正在进行之中的研究。我还需要读几篇刚出来的论文，并对此类文献中正在进行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进行全面了解。从我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我知道这一领域目前还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 四、评论、挑战和批评

在这一节中，我首先勾勒对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主要的肯定性评论，然后勾勒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挑战和批评。

詹姆斯 布坎兰（见james buchanan, in ken arrow, et al, 1998）对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的综述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此文将对经济学家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不论他们具体的兴趣何在……对规模经济和劳动专业化之间区别的分析，将使很多经济学文献的重心发生新的倾斜，特别是作者将此同马歇尔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得经济学家偏离了斯密的轨道。”。此篇文章的另外一位评审人（见杰弗 博兰，jeff borland in k. arrow, et al, 1998）指出，“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斯密以来到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一期间对专业化问题研究的评论。第二部分对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或被视作‘新’贸易或增长理论的专业化模型进行扼要概述。这些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用商品种类数的变化来代表分工的变化。第三部分则全面介绍了新兴古典的专业化模型，杨小凯是其中的先驱人物。这类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工的变化同时由商品的种类数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来表示。在读完一个文献综述后，对其最好的检验办法可能就是进行设问，在所综述的领域中，是不是有足够的实质性文献来支撑这样一个综述？在读过杨和刘的论文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十分肯定的。看起来同专业化有关系的问题之多，使得我们不难接受霍撒克（houthakker's (1956, p. 182)）曾经说过的话，‘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哪一领域不会因为对专业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而得到提高’”。

对这一文献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sherwin rosen, donald smythe and avner ben-net’s 对杨小凯和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yang and ng1993)一书所做的评论。罗森将此书视作“一流”（见professor a. sinclair的报告）。诺贝尔奖提名者fischer black评价此书为“才气横溢的著作”（black's letter to ng and yang）。他指出（(pp. 255-56, 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模型将增长视作一个提高专业化的过程，这种提高又是通过学习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及具体生产过程来获得的。运输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优势是后天获得的，它在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合约成本意味着一个产权中的最优模糊度；甚至很多‘外部性’都是内生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后，货币和信用就成为关键，但它们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演进；甚至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和最优的。所有这些，都同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 691-92）中说，“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虽然作者声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多样性，但它的范围却横跨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等众多主题。它主张微观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完全回到经济组织问题……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具原创性的书。它的动机是良好的，其基本的见解也引人注目。杨小凯教授和黄有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它使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见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vol. 151, pp. 571-72）中说，“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他指出，“此书中发展的模型集中在专业化、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生产什么与购买什么的个体决策等之间的关系上。这样，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这本书应归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归于那类集中于交易费用与企业及市场间边界的文献。作者对专业化的强调，使他们的框架有着区别于科斯、威姆姆森和其他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在专业化的选择，以及生产什么和购买什么上的内生化，使得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有别于很多产业组织和组织经济学文献。当然，他们从后者中吸收了很多做模型的技巧。”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看出，这类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 它将经济学研究从资源分配导向引至组织导向。同一些审稿人认为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一位审稿人指出，“作者观察到，交易效率的提高（每单位贸易品更低的费用）可能实际上会导致一个更高的总合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生产效率的提高要超过这些提高的费用。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因为它同那些强调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用于交易上的资源的观点是相反的。事实上，货币化的主要好处，不是来自于花在交易上的资源的减少，而是来自于其带来的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指出对企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用一个内洽的模型将关于企业存在的很多观点形式化：（i）降低交易费用(高斯)；（ii）促进分工（专业化递增报酬）；（iii）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张五常)；（iv）用有形商品市场替代知识和管理等无形产品市场。

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对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yang and rice，1994）有非常高的评价。他们不但称此论文“会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标准参考文献”。他们也指出这类模型与当时开始的克鲁格曼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之间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城市出现解释成贸易中交易费用下降的结果。驱动力是同分工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这篇论文同克鲁格曼近期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相似，但却有别于后者。他们都关心如何解释城市的出现；而且，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和外生不可改变的农村部门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是，这两种方法在规模经济的设定上却各不相同。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规模经济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在杨和赖斯的论文中，规模经济却来自分工。”但是90年代末的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却没有这么走运.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虽能预见很多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能预见的现象, 例如, 城市化, 工业化和分工同时演进时, 城乡土地价格差别会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而平均企业规模可能缩小. 但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根本无法与fujita-krugman对城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相比.

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超边际分析的论文是这一文献中最走运的。不但审稿人给予很高评价，使之得以在好杂志上发表, 也是此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的论文被视为劳动分工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型。审稿人也注意到这类模型与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的有趣的差别，即”人口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分工是由人口以外的力量驱动的。”而在有规模经济的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90年代初一些独立的发展这一模型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原因可能是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太难操作。90年代中这方面的独立研究有一些成果(zhang, 1997, 1998, wen, 1997)。但却没引起广泛注意. 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同时内生生产力的提高、贸易的增加、生产迂回度的增加，以及分工的提高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没引起很多注意, 尽管几位最好杂志的审稿人很喜欢它。

在90年代初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文章都被看成发展经济学的文章。斯迈思（smythe, 1994）是第一个指出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发展出一个 “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种科斯企业理论的数学模型，以及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变化的理论。” 90年代中, 这类模型的发展遇到一些阻力. 主要是因为不熟悉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差别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网络效果之间差别的审稿人不相信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域. 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在90年代末有过引人注意的发展。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规模经济的模型可以代替这类模型。

杨小凯和威尔士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论文（yang and wills，1990)）在得到审稿人强有力支持和在引用率方面仅次于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成功。但这方面研究的后续文章却没有这么幸运。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第11章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不以为然。而刘孟奇第一个引入保险以对付交易中的风险的模型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个模型证明, 当每个交易的风险因保险而减少时, 整个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的风险反而会因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增加而上升。

对货币理论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研究（yang and ng，1993, ch. 17和程文利, cheng，1999）是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持反对态度的另一例子。审稿人对一般均衡模型可用来同时内生分工水平和货币出现大加赞赏，且对模型预见分工水平上升, 生产力增加和货币出现时, 总交易费用不减反增的现象印象深刻。

对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 尽管审稿人肯定了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超边际分析解释景气循环与局部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相比的优势。

对于分工超边际分析的基础理论（sun, yang, and yao，1999, sun, yang, and zhou, 1998）的评价相当正面, 特别对数学证明的正确无人置疑。

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近期的快速发展，令人满意地吸收了斯蒂格勒对主流经济学的如下批评（stigler，1976），“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宏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何以竟被视为一种失败？它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年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所谓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是，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90年代早期，对这类文献中的模型主要有如下批评。

（1）这些模型太特殊，而且太偏离主流，因此审稿人不知道究竟应将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这是审稿人拒绝他们不熟悉或不喜欢的新思想的一种非常策略的办法。但是，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原创性。自从1990年代中期几位审稿人将之视为一种“新兴文献”和“快速增长的文献”之后，这类抱怨就销声匿迹了。

（2）一些评论者在评论没有企业的模型时抱怨，这类模型只同前工业化经济有关。但是，自从此类文献中几篇关于企业制度和内生迂回生产链条中链接数及中间产品数目的以来，这类抱怨也不见了踪影。这类模型的优势是，它能将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进，以及新产品的出现解释成事后生产函数（事后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人们做出决策之后才能被看到）随着参数值在不同临界值区间的变化而在不同分工结构之间非连续跳跃。对一个新类型的企业或一个新类型的商品，新的事后生产函数就可能从这种超边际跳跃中出现。

（3）一些审稿人抱怨，在这类模型中，交易费用是外生的。目前，已有十余篇论文对这种正当的抱怨进行了回应。它们将内生交易费用（议价权力引起的扭曲、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外部性和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引入到模型之中（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这些模型显示，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对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之间有趣的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真实的商业故事，而这些故事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则无从解释。例如，有几个模型预见，随着保险的出现或运输效率的提高，生产力、分工水平和内生交易费用也会同时提高。

（4）有几位审稿人声称，这类文献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有无止境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即dixit and ethier类型的垄断竞争模型）来讲述。这类抱怨对这个新文献构不成合法的挑战。如果尊重审稿人的良好意愿，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了解分工网络效应与企业规模经济概念之间的区别。由于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太冗长和麻烦（必须考虑很多角点解甚至更多的角点解组合，它们组成可能的市场结构），很多经济学家不愿意去进行这样一个充满风险且又有着高投资成本的事情。大多数的审稿人和编辑都不熟悉这类新文献。大多数一流杂志的编辑都将此类论文送交给该文献的竞争对手进行评审。只有少数编辑将此类论文送到对这类文献做出了主要贡献的人手中进行评审。因此，这类论文在一流杂志上发表的机会就较小，以至在短期内会影响到作者获得终身职位、晋升乃至事业前景。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

一、前 言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一种网上支付的安全支付服务，能够在买家确认收货之前，替买卖双方保管好货款，并且确保交易的安全性。由于电子商务中的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是面对面进行的，这种没有信用保证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商家不愿先发货，怕货发出后不能收回货款；消费者不愿先支付，担心支付后拿不到商品或商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双方都不愿意先冒险，网上购物无法进行。第三方支付平台正是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公共的、可以信任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电子交易中欺诈行为的发生，消除了人们对于网上交易的疑虑。

二、电子商务与第三方支付

（一）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依托Internet进行营销宣传、业务洽谈以及支付结算等商务活动的新型网上在线贸易方式。它将参与商务活动的各方，商家、顾客、银行或金融机构等利用计算机网络统一的联系在电子商务的统一体中，全面实现网上在线交易过程电子化。电子商务系统的关键在于完全实现网上在线电子支付功能。

（二）第三方支付

所谓第三方支付，就是一些和产品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

（三）电子商务与第三方支付

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资金“中间平台”，是在银行监管下保障交易双方利益的独立的非金融机构。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简言之，它就是一种承担“代收代付”和“信用中介”的第三方机构。

三、第三方微信支付平台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微信支付平台

（1）微信支付平台的产生

腾讯公司旗下的微信产品对移动支付平台这一服务项目的开发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与“滴滴打车”的合作，进而改变人们出行方式的新尝试。面向巨大的出租车市场，改变了市民“路边招手”、司机“扫大街”的出租车运营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出租车的空载率，缓解了上班高峰期乘客打车难的问题。

2013年12月31日，微信5.0上线了，该版本微信添加了如表情商店、绑定银行卡、收藏所阅读、绑定邮箱、分享信息到朋友圈等新的功能，为支付平台实现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2014年1月15日晚，微信了货币型基金理财产品――理财通，被称为微信版“余额宝”。投资者只要绑定相关合作银行的银行卡就能购买微信理财通。

（2）“滴滴打车”漏洞分析

作为支付平台的合作“滴滴打车”宣布独家接入微信，支持通过微信实现叫车和支付，在接入微信后，用户可以在“我的银行卡”中打开“滴滴打车”，并完成叫车和微信支付；并且在滴滴打车客户端也接入了微信支付，目前使用微信支付付款的乘客可立减10元车费，支持微信支付收款的司机可立享10元奖励。

央广网北京7月16日消息打车软件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近日有消费者反映，用滴滴打车软件叫到了“黑车”。家住在北京丰台区的卫女士反映，7月12日的上午9时许，她通过滴滴打车软件在家叫到了一辆去往世界公园的出租车，可出了小区门之后发现，停在门口的竟然是一辆私家车。

四、第三方微信支付平台的相关建议

（一）应用网络金融平台的建议

滴滴打车司机端注册需要司机提交真实姓名、公司、车牌号、准驾证号等等信息，待身份审核通过后才能使用。当我们叫到黑车时，可以把车牌号、司机的注册手机号一并记下反馈给客服，查询核实之后会直接禁用黑车的账号。

在使用网络金融平台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防范：

1、在平时登录支付宝时，取消“记住用户名”、“十天内自动登录”等设置。

2、选择只有自己知道的邮箱作第三方认证通道。网络金融时代除了密码之外，有一个认证渠道很重要，修改密码这样的操作都会经过这个平台进行认证，所以建议选择一个隐蔽的只有自己知道的认证平台，比如，市民可以选用只有自己知道的邮箱作为认证渠道，而这个平台也会起到像密码一样的保护作用。

3、设定消费限额。银行业内人士指出，持卡人最好对绑定快捷支付的银行卡进行限额设定，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如果遗失手机，出现安全隐患后，这时候修改银行卡密码是不行的，这时候最先要做的是打电话给支付宝客服，冻结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然后冻结支付宝绑定的各银行卡的账号，还需对自己的手机号码进行挂失，防止其他绑定手机的业务出现安全问题。

五、结 论

总而言之，第三方微信支付平台服务的出现符合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也是网上支付业务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本身依附于大型的门户网站，且以与其合作的银行的信用作为其信用依托，因此第三方微信支付平台能够较好的突破网上交易中的信用问题，有利于推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温斌.我国网上支付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 赵颖.第三方支付的模式分析及问题探索[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 李二亮.第三方支付分析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 刘云强.浅议第三方支付平台[J] .电子商务.2005 （9）：92-94

[5] 何卓明.第三方支付研究[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5（6）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企业合作 合作动因 伙伴选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复杂，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步从对立型竞争向合作型竞争转变。这种合作竞争不仅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对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企业之间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基于战略联盟、供应链、虚拟企业的合作问题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

一、我国研究企业间合作问题的基本状况

我们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对社会科学、经济范围内的全部文献进行检索，检索项选“题名”，检索词为“企业合作”，通过精确检索之后，一共检索出245篇文献。另考虑到CNKI没有收录部分权威杂志，故我们又检索了《经济研究》、《管理工程学报》等期刊，数据采集时间是2006年11月，此刻，CNKI只录入到2006年9月刊物的文献，而且这是全国文献的不完全统计，所以本文只能给出研究的概貌。

除去非论文文献以及内容与企业之间合作无关的文献，1997年至2006年历年发表的题名含“企业合作”的论文共计120篇。其中2006年各刊物发表的论文总计10篇，因其不能反映2006年全貌，故我们只画出截至2005年数量的统计图。(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历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而且1997年至2000年数量平均，几乎呈水平直线；2000年之后，论文数量开始增多且逐年稳步递增，2005年达到高峰。从整体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进入21世纪，随着企业间的合作越来越多，我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企业之间合作问题的研究。

通过阅读这120篇论文，我们发现在宏观层次上，学者们侧重于对虚拟企业、战略联盟以及供应链这三个领域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合作问题的研究（具体比例分配见图2）。在微观层次上，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企业合作内涵与模式、企业合作动因、合作伙伴选择与评价、合作关系协调与管理等四个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普遍采用实证分析和定性归纳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问题。

由于篇幅以及笔者水平有限，我们只能选取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来加以简单的总结和概述。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进展

1.企业合作的内涵与模式

在现有文献中，专门研究企业合作内涵和模式的论文几乎没有。企业合作的概念在理论上也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贾若祥在《企业合作模式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把不同的学者对企业合作的不同解释进行了总结与归纳。罗定提指出“企业间的合作是指企业之间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达成的长期合作安排”。李秋容提出了虚拟企业合作的概念，认为“虚拟企业合作指当某种市场需求出现时，为了应付这一共同目标，各个主体集中核心优势，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进行动态配置和优化组合，共同及时的开发生产、快速地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暂时的联盟形式”。衡朝阳认为“互补是企业合作的基本前提，双赢是企业合作的结果，市场是解决竞争与合作矛盾的关键”。比较公认的概念是：企业合作指在某种经济体制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企业为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等特定目标而建立的超越正常市场交易而又没达到一体化程度的以经济交往为主、同时包括技术、资金、信息、人才交流在内的密切往来关系。

在企业合作模式上，我国学者们是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来讲的，但都有较一致的看法。合作模式按企业间合作程度可分为市场交易、固定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网络、松散的合作网络、中心转包人、许可协议、战略联盟等;按企业间关系方向的不同分为：横向合作(与替代者或互补者合作）、纵向合作(与供应商或顾客间的合作)和网络型合作(既有横向又有纵向);按合作内容可分为生产合作、研发技术合作、销售合作、资金合作;根据企业经营目标的不同，合作还可以分为能力聚合型、能力提升型、能力创造型和能力补充型等四种类型。

2.企业合作的动因

目前，我国学者大都围绕着国外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合作动因展开探讨，同时还有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专业化分工等理论流派。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等多种理论。以下笔者就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主对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

（1)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率先提出，后来，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概念进行了补充并正式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为我国学者分析企业合作动机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砾认为“寻求交易关系的稳定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企业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内在动因”，他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决定因素来研究得出：①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促使“组织学习”，减少因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同时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的控制了因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交易费用；②企业间的合作能充分利用合作组织的稳定性抵消外部市场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由不确定性引致的交易费用。何苏华也指出企业通过建立长期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有助于降低契约谈判费用，简化协调过程，增加关系性专用资产投资，最终达到降低总体交易成本的目的。张浩成在研究企业合作动机上提出新视角即企业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追逐产品的兼容性和互通性是促成企业间研发合作的主要因素。罗炜等认为“合作协议使合作伙伴共同进行资源投入，形成了一种相互抵押的激励机制，迫使合作企业按照事先商定的协议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2)其他理论

首先，是规模经济理论，何苏华认为企业间通过合作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其他企业的经营资源，无需通过设施、组织和机构的扩张就能实现企业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等功能的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的扩张。其次，企业合作能使分工更加细化，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罗炜等提出“在异质性资源基础上合作产生新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一个主要动机”。

总之，无论用哪一种理论来解释企业为什么要寻求合作，归根结底有以下几点：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第二，降低交易成本，共同分担经营风险；第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第四，提升企业实力，实现规模经济。

3.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评价

在现有文献中有63％的论文是研究合作伙伴问题的，统计表明合作伙伴选择问题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焦点。刘希松通过模型提出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流程即核心竞争力的识别、对通过检测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价以及优选三个阶段。AHP层次分析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两者的综合是学者研究合作伙伴选择与评价问题采用的主要方法。

AHP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 Satty 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其基本思想是把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在最低层次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各目标权重后得出加权值，然后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比较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对上一层的因素排序，得出加权值，逐层计算排序权值，得出总排序。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即可用于决策。邵良杉等在《AHP法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中详细介绍了AHP法，提出了伙伴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给出了一种基于AHP的多目标决策评价策略，并结合实际验证了该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W.W.Cooper和Rhodes等人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效率评价方法，其实质是关于一组多输入、多输出的观察值来估计有效生产的前沿面，并据此进行多目标综合效率评价。DEA模型有很多种如CCR、CCW等被我国学者广泛运用于合作伙伴选择的研究。刘希松运用数据包络分析CCR模型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根据选择流程对每一个阶段逐步进行评价最后择优。当然，数据包络分析法偏向定量方面的因素，忽视了“信用”、“文化”等非定量因素。

郑政平等认为AHP法过于依赖决策者的主观判断，而且当决策者数目过多时，决策者很难给出满意的决策结果。而DEA方法的评价结论则又完全依赖客观数据，往往不能反映决策者对各准则的偏好程度，所以他将两者结合，建立了含AHP约束锥的DEA合作伙伴的评价模型，很好地解决了两种方法的不足。

张丽梅从理论上提出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4个一般原则即核心能力原则、总成本核算原则、学习能力原则、风险最小化原则。同时，要注意合作伙伴是否具有突出的互补或相似资源，基本价值观是否一致。万映红等也指出选择合作伙伴是关系到合作成功的关键所以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注意双方共同战略和企业文化的匹配性，从而优化双方的合作。我国学者对合作伙伴选择和评价的研究尽管论文数量较多，但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创新性低，大部分都是实证分析，对方法的实际验证较多。

4.合作关系的协调与管理

在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分析企业间的合作过程，设计有效的合作方式，并加强对合作关系实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是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学者运用博弈论和委托理论来分析该问题。王永平等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合作竞争的动态过程，结果发现，该系统的演化方向与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相关，并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另外，合作产生的超额利润、双方因合作所投入的初始成本以及其贴现因子是影响供应链合作竞争关系演变的重要参数。只有遵从合作利益的极大化，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以及坚持长远的观点，企业才能建立和保持稳健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双赢的境界。刘松先则从战略联盟的角度对联盟内各企业成员间的合作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六个约束条件，特别强调博弈必须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才有合作的可能，在合作中有效信息沟通和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合作稳定而长久的前提。

冯春花把企业合作看成委托关系，她认为企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基于此基础去与其他企业合作，所以企业之间是通过一种协商机制来谋求共赢的目标，而能力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为委托方，能力较弱的一方则为方。委托方要设计一种合作方式使对方在合作中参与并积极参与，双方必须通过协商或者讨价还价最终形成一种使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案，从而双方的利益能互相均衡。该委托模型有时候不存在最优解，只有次优解。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企业间的合作带有不确定性，合作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企业间的合作不应该追求合作的最优解，而是寻求合作的动态均衡。

赵忠华建立了合作伙伴合作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信任程度、和谐度、积极性、满意度、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伙伴企业的竞争力与运营能力六大指标，并应用多级模糊数学评价方法对合作效果进行了评价与验证，为我们评价企业合作效果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三、结论

近年来，研究企业合作问题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多，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大都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虚拟企业、战略联盟以及供应链下企业之间合作的动态过程。可以看出，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评价以及合作过程的管理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在合作伙伴选择的问题上，学者们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通过实证分析，构建了非常有效及可行的分析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为企业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方法。由于企业合作过程的复杂性，合作效果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合作过程的研究我国学者还仅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大量的、实证性的定量分析。如何在理论基础上作更深层次的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是我国学者今后在研究企业合作问题上的又一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贾若祥等:企业合作模式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地理研究.2005.7第24卷第4期:P641-651

[2]罗定提:企业间合作关系理论研究现状[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5.1第19卷第1期:P1-7

[3]李秋容:中小企业虚拟合作成功因素分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第7卷第2期:P47-51

[4]衡朝阳:企业合作竞争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2:P55-58

[5]王砾:浅议企业竞争优势中的合作协同作用 [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9第28卷第5期:P132～136.

[6]何苏华:企业合作网络的成因及其运行机制 [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第21卷第3期:P1～3

[7]张浩成:企业合作研发动机研究的新视角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3:P26～28

[8]罗炜唐元虎:企业合作创新的原因与动机[J].科学学研究.2001.9第19卷第3期:P91～95

[9]贾若祥刘毅:企业合作问题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P30～36

[10]刘希松陈蕊:灵捷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研究[J].商业研究.2005.5总第313期:P19～21

[11]邵良杉等:AHP法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5.4第24卷第2期:P214～217

[12]郑政平周燕飞:含AHP约束锥DEA模型在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中的应用[J].现代机械.2005.1:P43～44

[13]张丽梅:虚拟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与管理[J].国际商务研究.2003.3:P24～28

[14]万映红李江:企业合作策略动机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0.4:P82～86

[15]王永平孟卫东: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4.2:P96～98

[16]刘松先:基于合作博弈的企业战略联盟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5.7(下）:P153～154

[17]冯春花.供应链企业合作的动态均衡分析[J].市场周刊.2004.10:P32～34

[18]赵忠华:虚拟企业合作伙伴的合作效果评价[J].社会科学辑刊.2005.2总第157期:P184～186

交易模式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开放存取 电子期刊 出版集中 捆绑交易 价格危机

1 前 言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学术期刊馆藏量难以跟上世界学术期刊总量的增长；期刊价格上涨率数倍于物价指数。到80年代末，经费短缺状况日趋严重，期刊采购数量呈负增长，出现所谓“期刊经费危机”。上世纪9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联盟(ARL)讨论如何采取行动对抗大出版商的期刊价格垄断，于1997年建立“学术出版与学术界资源联盟(SPARC)”，推动和支持创办高质量平价学术期刊，以取代价格过高的出版商期刊[1]。这一举措得到美国大学协会(AAU)和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AUP)的支持，后者拥有100多个非营利出版社成员[2]。

1998年由Pew基金会、ARL和AAU主持召开各大学和图书馆行政高层的“Pew高等教育圆桌会议”， 讨论了期刊经费危机并提出5项应对措施：①不过分追求论文数量；②改进议价策略和精选采购书刊；③处理好作者版权；④投资电子模式的学术交流设施；⑤与评定终身教职或职位晋升脱钩[3]。有评论认为：这个看似“简单明确”的图书馆问题，解决途径却像“伦巴舞步——前进、后退、侧移、回转，然后重复……”[3]。当时北美地区研究型图书馆每年书刊采购经费总金额为6.8亿美元，如果各图书馆能够协调行动目标一致，将对出版市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与会者更希望新兴的电子期刊能改变出版市场的面貌。

2 期刊经费危机与开放存取运动

2.1 向大出版商的抗争行动

本世纪初，开放存取(OA)运动引起对传统期刊模式“革命”还是“改进”的热烈讨论[1]。在著名期刊Nature的OA运动讨论专栏中，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撰文“西线并不平静”（“西线”引自著名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书名）[4]，文章中谈到了2003-2004年经过激烈抗争和艰苦的谈判，加州图书馆与出版商Elsevier签订了费用上涨少许缓和的期刊捆绑订阅和付费使用协议；对于OA期刊，尽管存在不少疑问，希望它能缓解图书馆面临的期刊“价格承受危机(affordable crisis)”。这代表了当时图书馆界的看法与愿望[5]。然而图书馆与大出版商抗争的拉锯性谈判事例，迄今仍不断涌现[6]。

2.2 OA运动的新动向

2011年11月的Berlin 9（“柏林宣言”第9届）年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华默斯(Harold Varmus）说：学者相信开放存取对于科学发展有益，但实际采纳时有所迟疑，“因为事关他们的职业前途”； 他指出“应该改变学者们相互评价的方式”，而这种改变的进展不够理想[7]。与2010年Berlin 8会议的气氛不同，这次会议被评论为：“不去浪费时间评击(bashing)”出版商及其期刊价格昂贵问题，而是着重讨论“科学知识共享的重要影响(impact)”[7-8]。回顾12年前华默斯发表激进的公开信，号召科学家签名“抵制”向传统期刊投稿、支持新型“廉价”的OA期刊，则是另一番景象[1]。

近年来，OA运动侧重于促进学术研究成果公开获取，向政府和大学部门宣导“强制执行(mandate)”的开放存取政策，低调对待大出版商的期刊费用高昂问题。这种趋势的背景情况是：OA期刊与传统期刊似乎在平行发展[9]，论文开放仓储迄今未减少图书馆对传统期刊的采购需求[1]。

3 出版机构的集中化趋势

3.1 出版商的兼并扩大

表1中的期刊出版机构以及引用指标数据，取自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10]，这些数据表明：随着电子期刊的普遍使用，出版机构不断兼并集中，2005年左右（当时图书馆电子期刊数量开始超过纸质期刊[11]）这种兼并情况更为明显。

出版商兼并扩大，增强了竞争实力，而进一步排挤较小的出版机构，并且更有能力创办新期刊以适应新学科分支的要求。大出版商“捆绑”的期刊种类逐渐增加，在图书馆期刊采购中的重要性随之增加。现今全球约有2 000家出版机构，每年发行约150万篇论文于23 000种期刊上；4家最大的出版商——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和Taylor & Francis所出版的论文数量，占全球出版论文数量的50%（2010年）[12]。 在SCI收录的约10 000种期刊中，四大出版商所占份额接近一半，如见表1所示：

3.2 期刊捆绑订阅模式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子期刊的推广，图书馆对大型出版商的期刊采取“大宗捆绑交易(the big deal)”的订购方式，它降低了期刊单本平均价格（“优惠”的捆绑折扣价），使相同经费可订阅较多期刊，于是期刊订购费用挤占其他采购费用的程度稍许减轻，也表现在单本著作采购量从2000年起止跌回升[1]。然而，“大宗捆绑交易”是一把双刃剑：①受合约限制，期刊“捆绑”不能部分剔除，于是在经费和需求变动时，图书馆失去期刊订购取舍选择的自由；②合约期满期刊续订费用上涨多少，仍需艰苦谈判。

大型出版商以“捆绑交易”的批量化和折扣价为手段，针对各图书馆不同经费情况区别定价，尽可能榨取其经费的大部分。这是因为捆绑交易中各核心期刊不能用其他期刊替代，形成一种“非弹性”的市场（购买需求不随价格提高而改变），谈判的议价空间不大。应对大出版商捆绑交易的期刊价格过度上涨，除了抗争抵制、舆论诘问评击以外，便是各图书馆组成图书馆联盟进行旷日持久的艰辛谈判。

4 经费短缺情况下的书刊采购

4.1 学术期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