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范文

现代作家篇1

摘要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道家文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是否有契合性,这从他们的作品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上可以略有体会。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化气质。道家文化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探索个体生命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道家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文学精神及审美形态多有或潜在或显在的影响,体现了文学现代化变更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关键词:道家文化 中国现当代作家 文学观念 审美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学作品一直以来也深受着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熏陶,特别受儒、道、佛三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以及历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至深,认为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地位,而忽略了其他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作家的影响。实质上,综观历代以来的作品,不仅仅只是表现儒家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政治理想模式的功利思想,也有许多作品具有与儒家文化一样高尚的地位和恒久的话语权威。比如说道家文化的取向与儒家文化的取向恰恰相反,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从空间而不是从时间着眼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话,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两种典型的文化模式。如果我们从现代生命主义哲学的立场去考察道家文化的话,道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儒家文化致力于社会理性的构建,道家文化却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尽管道家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其思考问题的核心却是以个体生命自由为基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家文化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探索个体生命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

历代以来,在我们现当代文学评论里就有许多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的文学批评方面的术语以及概念。如果说儒家的文化精髓是实用主义,那么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熏陶就是一种经验以及超脱,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儒、道这两种文化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里才可以继续衍生发展。

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道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以及现当代作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所反映的思想也很深刻地以作品的形式在作家的作品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古代的“诗仙”李白便是道家文化影响的杰出作家。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中,神仙思想给我们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二 道家文化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体现

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经验不同于儒家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以思辨方式去探索把握宇宙本体、宇宙生成等问题的智慧体系。如果与儒家文化崇尚“人文”相对,道家文化则是崇尚“自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而不人”。“自然”就是道家文化的终极价值,也正是道家文化的最重要命题。在自然中,道家崇尚的是浪漫与想象。老子说“道法自然”是一种不受人为操作、干扰和改变的性质,具有天然性、自然而然性以及人类的不可介入性。这种自然性反映在现当代作家当中也十分明显,比如鲁迅与道家文化精神的联系,就首先体现在这种对价值自然的认同上。青年鲁迅在确立“立人”思想的过程中,“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派众数”,在对传统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病进行激烈批判的时候,其价值尺度和道家文化的“自然”具有密切的关系。鲁迅认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对西方浪漫主义“自然”的认同,与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自然”的回归,两者并非偶然性的巧合,而是一种深刻的共鸣。

此外,在现代作家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像郁达夫那种“对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天性”,而郭沫若以诗人气质的热情来歌颂“物我同一”以及“泛神”就是无神,一切自然就是“我”的表现的精神张扬。更有著名女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就是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哲理诗篇《道德经》里所歌颂的那种貌似柔弱,实则坚韧的“水”的自然精神有着内在契合之处。“呼兰河”作为萦绕作家心际,哺育着作家,激发着作家创作灵感与哲思的一条“挥之不去”的“母亲河”,成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母性文化情结与寻根意识,道家思想是它的文化之“根”。

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现道家的这种精神方式在现当代文学这样的语境以及现当代作家群体当中的生存十分不易。从“五四”到今天的文学发展史上,我们所搜寻的也近乎是一种大海捞针般的艰难。这种艰难并不是文学的错,也不需要把责任归咎于作家,因为社会发展到了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整个社会时局的喧哗生变,现实也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觉醒的文化先驱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以及思想,但他们大部分是为“人生派”以及“革命派”的代表,抱着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愿望来对待文学,使得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有了政治功利的角色。他们认为政治束缚着思想,文学就应当承担起政治的角色,不但要担当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的重任,还要肩负道德拯救的重任。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起这类理想派,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像林语堂的那种对人生意识即道家的超越意识,而“京派”作家的那种“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式的思维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中对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挽歌式的创作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另类。如同他们带了乡土气息的作品,“京派”作家虽然身处繁华闹市,现代都市却成为他们想象中的“恶之花”。我们暂时不说京派鼻祖沈从文对复归人性的强调,其创作风格与创作行为也具有浓厚的道家文化精神,就其得意弟子汪曾祺就是受着道家影响很深的作家。从汪曾祺的作品里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就能够深深体现出道家思想。再有《徙》中的谈甓渔有着浓厚的出世思想。《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

道家所表现的文化精神内核,是一种淡泊悲凉背景下的庄子的那种“哀乐不能入”的坐忘隐世情怀,面对时世变迁以及浮躁凌厉的社会,人们普遍有着不平衡的心态,这种心态决定在他们的作品里不可能与道家沾上亲戚,甚至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消极遁世的心境。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人性本真所需以及道家所真正表现的更是一种对自由意志和真诚个性的张扬的这样一种新的道家气质。

三 中国当代作家的道家文化气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道家精神开始有个复兴历程,汪曾祺、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马原等作家在当代文坛唤回了道家精神,尽管他们不曾对道家精神做过深入的研究,也不曾树起什么“新道家”的旗帜,但他们的作品足以确认:新时期一种新的道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在世纪末成其波澜壮阔之势。对道家精神的当代理解,我们依然可以将“新道家”的自由精神置于世纪末的悲凉背景下考察时,也就能明显感受到它的当代性,淡泊、静虚也好,旷达、奔放也好,都是对浮躁心态和委琐人生的批判,都是对自由意志和真诚个性的张扬。这种浩然正气正是当代“新道家”区别于庄子哲学中“哀乐不能入”的“坐忘”、麻木、冷漠之气的根本所在。

在生存日益压迫感的重力之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从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出,他笔下的人生世界中并没有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存方式而出现,否则,出世必将代替入世,这显然不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生。这是由道家自身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道家将“道”推至宇宙本源的地位,而道创生万物依循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则。因此,“自然”便作为一种规则在道家思想中占有至高的地位,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种人生追求的极境,是超越人世的孤独与泯灭情感的冷漠,即《庄子・大宗师》所谓:“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的境界。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为一般人视为幸福。显然,在汪曾祺笔下,入世与出世都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他寻找的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

贾平凹在对宇宙人生的观照中亦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认同,这种观照是借助于对神仙、鬼怪、道士、隐士、女人、水等意象建构来表现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极具道家文化意蕴的意象世界。贾平凹自《废都》以来的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富有浓郁的道家色彩,这既是他创作的继续,又是他创作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对现实悲剧性的审视视角,从社会政治层面转向历史文化层面最终转向道家。

同时,作家张炜《古船》中的人物隋抱朴的道家养气之术,也正是融入了现代政治的智慧。从《古船》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张炜的心理结构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家精神。从张炜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及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道家精神的影响并认同了道家的主要价值观。

文学发展到了21世纪之后,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商业化也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作家摈弃了固有的传统,不再是为了一吐而快地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后者就纯粹迎合市场的需要,以金钱为枢纽。但任何一个作家一旦为了挣钱就陷入了一塌糊涂的境地。如果作家一旦陷入这种境地,他的眼里与作品里就再也看不到自然以及人性,也无法超脱自己的精神,更无法超越一切认为的束缚。这就与道家所强调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看重作为人的自由之构的本性、重视本体超越伦理有着严重的冲突。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本体安全受到了威胁。在信仰缺失的现时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同样面临着普遍意义上的迷茫与失落。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奇异的小说现象,这类小说绝大部分以中国某一古代历史时期或超时空为背景,融合幻想、神话、武侠、励志、爱情等多重因素进行创作,通常都带有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的特色,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是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的素材。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玄幻小说的体现也是在道家经典中引入了超现实色彩,它凭借古代神话志怪小说,像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一特点也反映在著名的玄幻小说《搜神记》和《诛仙》中,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宣扬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比如《悟空传》的结尾是百代草木容枯的意象,《大唐双龙传》则以主人公退隐江湖,漫步风雪漫天街头收尾。这种超越寄托了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精华。而《灵侠传说》中的“这套心法把禅宗的寂灭无意和道家的有意无为两种精神境界融合,讲究的是无意无为,即是又或不是的那种玄之又玄的精神层面。”再如《紫金传说》里的:“他一直以为自己正在修炼精神力,这样恰恰符合了道家的无为的主旨,无形中让他避免了许多厉害的魔障。”

四 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也只是勾勒出一个宏观的基本轮廓,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行更细致地思考和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离开,并且总是若隐若现。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叶玉麟:《白话译解庄子》,天津古籍书店,1987年版。

[3]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 刘保昌:《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5] 刘小平:《中国当代文学与道家文化研究综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现代作家篇2

2、王小波 ：出生于1952年，逝世于1997年，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3、史铁生 ：出生于1951年1月4日，逝世于2010年12月31日，中国作家、散文家。代表作品有《我与地坛》 《秋天的怀念》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插队的故事》等。

4、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代表作品有《安静》《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

5、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逝世于1988年，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代表作品有《老实人》《蜜柑》《雨后及其他》。

现代作家篇3

【关键词】多党合作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多党合作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独特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这一理念的革新经历了一个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动态发展过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我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密不可分。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机结合，既能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强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多党合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制度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

多党合作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与民主法制建设息息相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深刻体现了这三者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参加多党合作的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国家政权，充分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各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合作的重要目的，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派作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最大程度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前我国现行宪法中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应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下活动，体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则。

多党合作具有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指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①。这就要求必须引导人民群众加强对国家各项制度的认同，促进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发挥多党合作的政治整合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一直具有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自身正确路线形成的领导力与感召力，吸引了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在其周围，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各派继续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贡献。由此可见，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显示出了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更进一步加强政治整合，尤其是要加强意识形态、政治资源和社会利益的全面整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多党合作具有有效的决策咨询功能。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这就必须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实现决策制定的民主参与，加强决策实施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有效的决策咨询功能，对提升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派作为多党合作的主体，涵盖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界别，能够综合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各派成员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其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合理性，能有效提升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通过多党合作制度，在政府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加强政治协商，使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化、透明化，提升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最终实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多党合作在国家治理中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强调，我国的国家治理同制度的完善与执行密不可分，制度的完善发展与发挥作用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归宿。多党合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独特优势，政治实践中却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主要原因在于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两个方面。

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尚不完善。1949年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改革开放以后，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长期发展，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就：这项制度被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发挥积极作用；多党合作方针得到进一步深化，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多党合作的理论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但详尽地描述了多党合作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方向，还提出了衡量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准；派的自身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派成员在国家各个机关中的人数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当前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具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第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部分西方国家一直试图从政治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来取代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因此我们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在发展中展示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也发生一定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加，这就更需要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协调利益矛盾、促进政治整合的积极作用。党情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的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派的成员数量不断增长，新加入的成员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特征更加明显，这对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有一定的脱节。当前多党合作的理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但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沿革都做了系统的梳理，更是提出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评价标准。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提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②首次概括了多党合作的功能和价值，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但总体而言，我国多党合作的理论体系建设尚不能完全反映出多党合作制度的重大实践成果，而且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对话中也要求我国多党合作需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和话语权，加强多党合作的理论体系建设也是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多党合作的制度执行能力有待提高。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③当前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执行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首先，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机制缺少规范化和程序化。政治协商和提案办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运行机制。2005年的5号文件明确指出“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④”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政治协商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决策主体常用通报的方式来代替事前的协商和事后的监督，对派的知情和参与并不十分重视。提案办理是政治协商的四个主要平台之一，也是多党合作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但是目前派的提案在办理和落实过程中往往缺乏规范化和程序化，提案落实困难，办理过程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挫伤了派履行职能的积极性。

其次，多党合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区域发展不均衡。当前中共中央出台的有关多党合作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主要集中于多党合作的总原则、总方针和发展方向等宏观层面，对于具体操作的微观层面涉及较少。各地主要是依靠地方上出台的一些规章、细则和实施办法作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依据。由于地区间发展差异，这些规章、细则、实施办法在各地的要求不一、标准不同，使全国范围内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程度不尽相同，地区之间呈现较大差异，严重阻碍了制度建设的整体性。

最后，多党合作制度在地方不能够完全落实到位。受制于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程度，地方上多党合作制度的真正落实往往取决于地方领导干部的重视程度。多党合作工作的开展受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的影响较大，每当领导干部出现人事变动或者工作重点发生转移时都会影响多党合作的落实情况，使地方上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归宿。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在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进程中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第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曾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⑤在多党合作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多党合作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建立和创新多党合作的理论体系。在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进程中，需要有与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理论指导。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做到“理论先行”，坚持用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作为实践活动的指南。这就要求在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的理论建设，构建一套既符合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迫切要求。

第三，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为了协调统筹改革中出现的全局性问题，就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在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加强顶层设计，应当注重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提升制度的科学化水平和运行效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就要把多党合作制度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有机结合，从全局出发，在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独特优势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使各个制度既能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又能形成统一的合力。通过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密衔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提高多党合作制度执行力。首先，要提升多党合作的制度构建能力。制度构建能力就是指构建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一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执行能力，就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明确制度的目标指向。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强大的制度优越性，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在多党合作制度的构建中，应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基础上，综合协调各派的意见主张，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要提升制度的落实能力，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制度执行能力的关键。提升多党合作的制度落实能力，首先应当统一思想认识，这就要求不但派要加强对中央有关多党合作的文件学习和精神领悟，中国共产党也要提高对多党合作的重视，充分认识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对多党合作的领导水平。提升制度落实能力还要规范制度的运行机制，要在制度运行中确保派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项基本权利，促进派积极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各地还要统筹协调地方出台的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制定统一的标准，淡化“人治”色彩，促进多党合作在全国各地均衡发展。

最后，要提升改革创新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过程。改革创新并不是简单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而是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当前我国治理实践的有益经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创新能力，就要从我国的基本政治现实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总结我国多年来在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同时吸纳借鉴西方政党制度中的一些积极成果，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管理效能，使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②“中国的政党制度”，《人民日报》，2007年11月16日。

④“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05年3月21日。

⑤“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现代作家篇4

摘要：青年作家们成长于越来越喧嚣的环境中，因此，消费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不同于前几代的作家；在他们的目视下，城乡二元化的世界被打破，地点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现代生活给予的心理感受。

关键词 ：现代性 城乡 虚空

《收获》在2014年第4期和第5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收录了二十一位作家的作品，而这二十一位作家多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出生，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逐渐成长，现代性是他们面对的最大的现实。现代性，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消费社会中，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都大大地不同于以往，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经历与体验。因此，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而这里需要考虑的是青年作家的现代性经验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化支撑着他们的现代性经验？

一、城乡对立的逐渐消融

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因此，在这个消费社会，在青年作家那里，地点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它在先前文学上的面貌。回顾文学的历史，城市与乡村往往是对立存在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乡土文学开始到八九十年代的“进城文学”，城市是“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的象征，乡村同然也有愚昧、封闭守旧的缺点，但回忆起来不免会带有一丝平和温暖的气息。

但在青年作家的目视下，没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照，没有倾向性，不同于沈从文等乡土作家笔下的城乡二元化的世界。作家们对城市的外景式的描述大幅度减少，被认为是城市特征的摩天大楼、五光十色的街道、污浊的空气、拥挤的人群很少出现，城市不再是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的制造厂，不再被当成一个容易使人堕落的地方。城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因此青年作家们不再选择人们追逐利益的主题，很少揭示城市人为利益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心理。城市里的人只是平平常常的人。在这里，没有了特殊面目的人，也没有了奇异的故事。只有普通的生活。尽管城市中仍然有灰暗的地方，有使他们困惑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城市本身造成的；在他们眼里，这一切都是社会发展所必经的，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他们并没有突显城市是好是坏的观念，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居住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城市成为一个普遍的存在物，它不再被以异化的眼光来打量，而乡村也失去了过去的美。

所以说，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城乡之间已画不出一条清晰的线，场所的模糊使得青年作家不再是关注城市本身，而是逐渐走向了内在式的写作，关注的是现代生活给人的精神带来的闲厄。

二、一切坚固的都在消散

在这个消费社会，南于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量的人与事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却走马灯似的，我们根本来不及把握到某些完整的东西，南此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后果：人们对稳定性与连续性的确信度不断下降，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与应当归属的对象。

所以，当存在感与价值都处在一种缺失的状态下，人们就容易怀疑与恐慌。于是，同时代人挣扎着，尽力想抓住一些东西，找到一个稳定的归宿，但最终这些努力都指向了一个终点——虚空。在这块荒地中，孤独、颓废便成为生活的常态。

霍艳的《无人之境》叙述了一群文学爱好者的故事，但充斥在文本中的是大量的文学颁奖会、签名售书会、文学改编影视、奖金、排名、称号，文学完全失去了昔日严肃与崇高的价值，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文学走上了市场。霍艳以自己严峻的日光审视着这个社会，展现出了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在文本中，楚源在下楼吃饭时，发现“欢迎第三届中华文学奖作家”的横幅上“家”字的“宀”上的一点掉了，作者以楚源的眼睛来打量并发出疑问，在这一社会大环境里作家是否可以守住“家”这一方园地？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也许没人可以独善其身。尽管多数人都知道它的价值，但却不由自主地离它越来越远。那么伴随而来的便是怅然与虚空。

同样的，传统的情感也在逐渐地消散。楚源与妻子之间的情感、柴柴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楚源与柴柴之间的情感，都失去了传统的固定与严肃。楚源的妻子在文本中只是用一个冷冷的短信来印证她真实的存在，连夫妻之间的那种表面上的关心都不存在。而柴柴与母亲之间传统上的相依为命的亲密更是荡然无存。

于一爽的《每一个混蛋都很悲伤》中有郭培与张纲这一对情人看云的叙述印证着个人所处的困境：

云在天上缓慢地移动，变换出各种形状。我很多年没有看过云了。黄昏到来之前的最后几缕阳光太刺目，以至于我终于挤出来几滴眼泪……突然一瞬间觉得天旋地转，我缩起脖子，把头深深埋在郭培的胸前。我听她好像在叫我，张纲。极轻。我应了一声。好半天再听不到她说什么。我问她你说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说怎么了，她说没事儿，就是想叫叫你。

在飘移而又受箍的生活中，郭培、张纲不断地在寻找某种归宿感以及自身的存在感与价值。因此，他们从虚空中出逃，选择了彼此，但现实生活并不能给予这种救赎。他们在心灵上是陌生的，摸不到身体听不到声音的那刻，彼此的存在感便会滑落。对存在怀疑的时候，虚空便乘机又一次钻进身体的每一个缝隙。最终，他们只能在无奈中回归到原点。他们是两片云，没有根，就那么轻飘飘地移动着，也许会有相遇的时候，但两人的关系却会不时变化着形状，甚或有在下一秒便会立刻消散的危险。郭培只能寻找更多的男人甚或是出国来逃避，她的哈哈大笑也成为一种逃避，因为“哈哈”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所表征的并不是高兴，而是意义的缺失。郭培用这种方式来寻找归宿感，证实自己的存在，不承认或是不敢承认自己的虚空；而张纲依然在墨守成规中间或选择一点危险性小的游戏，最终只能“去人多的地方，融进去什么也不想。在喧闹中让一切更彻底地风化、飘零、消失”。

朱个的《秘密》更是在表达着一种存在的脆弱。在现代社会，一台机器比活生生的人更有说服力，只有照片这个实物才是真真实实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感受不到这种实在；所以，左辉逃在一台照相机后，逃在一个谎言后；用一个谎言来唤起自己的存在感，用大量的照片来排除虚空感。除了这些，在现实中却什么都没有。一切发生过、在被怀疑后，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在文本中，“姑娘”这个人都没有身份认同。

《人生规划》《哑然记》《刘琳》从存在的角度分析，无一不是在述说对现代生活存在感缺失的怀疑与恐惧。亲情、爱情、友情已经变得触摸不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慢慢地烟消云散。但那些东西却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是我们生活的支柱，现在却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渴望。

七堇年的《夜阳》同样如此。“我”从中国逃到西班牙，从一段婚姻中逃到另一段情感中，但最终“我”又从西班牙逃离出来。但在逃离的过程中，“我”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逃离什么、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只是感到一次又一次的虚空：“在她静静转身离开后，如黑暗消失在黑暗中，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了。”

《夜阳》中引用的里尔克的《挽歌·追悼一个男孩之死》便是最好的诠释：“都不在言语中，不在笑中。是的。／不像你们都晃动，白糖瓶／不晃动，盛满酒的杯子也不晃动。／苹果躺着。有时候多好呀，／抓住结实饱满的苹果，／牢固的桌子，静静的早餐杯，／美好的杯子，他们使年华无限平静。”

因此，可以看出，不管青年作家所选用的题材是如何的不同，但青年作家在主题上都逃脱不了对虚空感的叙述以及对寻找传统温馨的渴望；同时，又因为没有历史的牵绊，他们的探索是勇敢而坚定的。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②师陀：《结婚》，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陈晓明．审美的激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石岩，山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作家篇5

关键词：分裂；土生子；看不见的人；双重意识

一. 处于“两极”的美国黑人作家

从1776年的建国纲领《独立宣言》到1863年的废奴法案《解放宣言》，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享有与白人同样的公民权和选举权。但是由于种族歧视等因素，黑人依旧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无论是在教育，医疗还是就业等方方面面都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运动，如“南部重建时期”，“哈莱姆文艺复兴”，“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等等。一系列黑人作家因此应运而生像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克里斯・加德纳等。

现代美国作家对于黑人问题的立场主要是介于《土生子》和《看不见的人》这两部极端作品之间。拉尔夫・埃里森在小说《看不见的人》结尾处，罗列了许多具有革命精神的作家像阿米利・巴拉卡，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克里斯・加德纳和马尔克姆・X，以及一些早期作家，如杜波依斯和克劳德・麦凯，他们的作品里都体现了相同的观点，黑人不能算作美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黑人没有身份，是一群看不见的人。与此相反，这些作家在对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这部作品的评论中却表现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坚持本土黑人的美国性特征。他们主张无论身份的定义是什么，事实上，这个概念只对美国人和作为美国国土之上才有意义。“土生子”这个概念，不同的评论家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使他们的理解不尽相同，铂恩，拉尔夫・艾里森，克莱亚沃和马尔克姆・X都认为看不见的美国黑人能够成为美国的土生子。

二.美国黑人作家的“双重意识”

所有的作家都在尝试着回答同样的问题：美国黑人作家的地位是什么？黑人在美国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摆在黑人艺术家面前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由于他是黑人，他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或者是成为一个“土生子”因为他同样是美国人。然而，这个观点并不是由现代美国黑人作家提出的。早期的美国黑人革命家，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把这两种选择表达成一个黑人所具有的“双重意识”。他谈到：

在埃及人和印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条顿人和蒙古人之后，黑人有点像是第七个儿子，他在这个美洲世界上，生来就带着一幅帐幕，并且天赋这一种透视的能力，――这个世界不让他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这给人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永远通过比尔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另一个始终带着鄙薄和怜悯的感情观望着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奇特的。他使一个人老喊道自己的存在是双重的，――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两种并存于一个黑色身躯内的敌对意识，这个身躯只是靠了它的百折不挠的毅力，才没有分裂。[1]（P93-4）

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来表达哪种意识更好，或是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对于杜布瓦来说，两者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他是具有两重人格的，他既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黑人。只有把这两种意识都融合在一起，一个美国黑人才是完整的。

克劳德・麦凯也在他的诗《流浪者》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诗中称自己为“幽灵”和“一部分”。麦凯的“幽灵”和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他们是一对远房兄弟，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上既是没有身份的也是不被社会所看到的人。另一位著名的哈勒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拉尔夫・埃里森在他的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像沃尔特・惠特曼一样，埃里森认为“即使我是一名黑人兄弟，我也歌唱美国”[2]。埃里森用惠特曼风格式的形式表现了他和指导者之间的关系：“你是白人/ 然而你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我是你的一部分/ 这才是美国人[2]。”

从这些早期观点的表达中可以发现当前的种族困境，也就是 “土生子”和“看不见的人”分别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不断的扩大并且日益加剧。现代黑人作家，尤其是阿米利・巴拉卡，拉尔夫・埃里森 ， 詹姆斯・鲍德温，克里斯・加德纳和马尔克姆・X，他们已经成功的获得了美国人的同情，而且他们的作品对于这种窘境的研究达到了之前没有达到过的艺术高度。

三.黑人种族分离主义

在美国文学史中，美国黑人作家是一群看不见的人，这个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所有的现代美国黑人作家中都有，包括拉尔夫・埃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埃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中完全表达了这种看不见性。主人公所认为的很多身份，逐一破产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鲍德温的散文集，特别是《没人知道我的名字》和《下一次将是烈火》 两篇文章中，表现了美国白人把“黑人当做一种象征或是一个牺牲品，但是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人”[3]（P48） 的事实。

20世纪30年代，在北部城市底特律的黑人聚居区中形成的黑人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民族”，对于那些深陷于种族聚居区黑暗生活而又无望返回非洲的黑人而言，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与物质上的出路。从“伊斯兰民族”道德色彩鲜明的种族观众衍生出了倡导种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伊莱贾宣称，白人的整个历史充斥着战争与破坏，和平从来都不属于白人种族的本性，白人天生就对黑人充满敌意。既然这种敌意是由天然基因所决定的，就几乎不存在道德改善的空间，因而黑人应该从白人做种族分离。[4]（P104）

四. “强制婚姻”下的美国黑人与白人

1.鲍德温和埃里森的观点

现代作家篇6

关键词：风水；气场；能量；心理作用；

中图分类号：B9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风水，“风”就是元气和场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起源于原始时期、雏形于尧舜时期、成熟于汉唐时期，鼎盛于明清时期。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风水理论在其长期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吸收融汇了古今中外各门科学，包括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众多智慧，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理论体系，这就是现代风水学。

现代风水学，不是讲封建迷信的风水，而是传统风水学的去伪存真，它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其宗旨是周密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笔者认为风水是一种能量对人体产生影响的总结。自然界上，光是一切动力的源泉。太阳的昼夜之分，使地球的不同半球的不同地区的受热情况产生差异，从而产生温差，从而形成风。光线和风，会对家居的氛围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人的心情和健康，这就是风水。如何有效地应用这种风和水，是一种学问。

从家居的整体环境来说，周围的山、水、道路都会对家居生活产生影响。例如：

一、住房不宜在城市的立交桥及高架旁

在立交桥及高架旁的住房，高速通行的车辆会造成噪音和螺旋气流，对风水产生非常大的破坏和冲断作用，对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住在这样的地方容易精神衰落，十二指胃溃疡。

二、阳台不宜对天斩煞

阳台不宜对道路直冲，如果楼宇正处于街角路口道路直冲，就像猛兽迎面直冲而来，是风水中大凶格局，这种格局直冲的路面上快速行驶的车辆及噪音会不断由阳台冲入住房，打乱平和的生命磁场，对家居产生影响，不利于住户健康。

三、卧室房门不可对大门

卧房为休息的地方需要安静、隐密，而大门为家人、朋友进出必经的地方，所以房门对大门不符合卧房安静的条件，大门直冲房门容易影响健康和财运。

四、浴厕不宜改成卧房

现代化大楼管线整体施工，一般整栋大楼浴厕都设在同一纵面上，如果将浴厕改成卧房，势必造成睡在楼上楼下两层浴厕当中，且浴厕本为潮湿不洁之所，夹在当中必然对环境卫生有所影响，另外当楼上马桶水管一开动，也绝对会影响到住户的安宁，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而从家居中最为重要的卧室来说，风水在里面的讲究也最多，因为人的一天除去外出工作学习活动的时间，最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卧室里了。

五、卧室形状不宜斜边凸角

卧房的形状适宜方正，不宜斜边或者多角形状。斜面容易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多角容易形成压迫，因而增加人的精神负担，长期下来容易精神衰弱，引发疾病，容易发生意外。

六、不宜横梁压顶。

这是一种心理学的问题。国画有一种天薄地厚的说法。头顶上有一横梁，很明显是会对人产生一种压抑感。

七、不宜太接近窗户。

其实接近窗户，会有两种问题，一个是窗户的隔音性能比砖墙低。晚上睡眠，人所听到的噪音会比离窗户远的大。另一个窗户是光线的来源，光线会影响人的睡眠。

八、不宜正对镜子。

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心理问题，在卧室的晚上，看镜子总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当卧室采用台灯，而不是荧光灯时更为明显。

九、不宜正对房门。

人正对着房门睡觉，会产生什么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心理安全感的问题，正如我们拿一张凳子背对大门坐着，和侧对大门坐着，感觉是不同的。

风水讲究的是迎吉而避凶.接财添丁.很多人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据我了解风水是从日常生活中演化而来的，它是以空间合理的布置为基础.而赋予特殊的含义.兼顾到了人身安全，业主的心理变化等.这也是风水学的重点.简单入门可能只是些皮毛而已，但是注意到了也差不多够用了.

现代作家篇7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性爱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发情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6}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集》（小说卷），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现代作家篇8

关键词：左翼叙事；现代市民想象；现代市民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v23x(2012)01―0136―03

对于左翼叙事，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其激进的革命主题与红色意义，但不可忽视的是，上海二三十年代现代都市发展与市民文化背景，形成了左翼叙事文学在商业时代语境中所隐含的现代市民想象。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接近于中产阶级的市民世界。

评论家苏雪林说：“当年住在上海一样的大城市，而能作其生活之描写者，仅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有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可见，对都市的市民式体验和想象，早在茅盾写作就开始了，而事实上，以前我们对于左翼文学的认识，过多强调了“革命文学的先锋性、革命性、严肃性、精神生产性，而相应则较少注意它的时尚性、流行性、商品生产性及某种意义上的媚俗性。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的某些文本非常富于意味，往往表现出一种写作意图与实际流露情感的断裂。这种断裂反映了他们的左翼革命价值观与内心真实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透过文本表面分析他们在革命叙事下潜隐的市民情感，可以发现被他们人为遮掩起来的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存在。

一、左翼作家潜隐的现代市民叙事

茅盾的创作时时在左翼视野下的宏大叙事与现代市民对个人欲望的关注之间流露出一种微妙的差异。《子夜》中也表现出和穆时英等作家类似的对现代都市的激情与憧憬及对个人欲望的理认同。虽然茅盾的国家表述框架中吴荪甫是必然失败的，但是朱自清在谈到对《子夜》的感受时曾说：“可是，吴(荪甫)、屠(维岳)两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吴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了一部分读者对于他的同情与偏爱，这怕是作者始料不及的罢。”吴荪甫的身上具有现代市民的积极进取、物质情怀与个性鲜明的特征，对他的偏爱实质已经流露出茅盾的价值取向。在茅盾气宇轩昂的宏大叙事构架中，个人的琐屑欲望却时不时抬头，流露出作者在宏大叙事后的真性情：吴少奶奶与雷参谋之间令人伤感的旧情、林佩珊的情感纠葛、吴家蕙四小姐的内心苦闷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现代市民个人欲望色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很难重合，在茅盾的很多左翼小说中，不谐和的裂缝都随处可见。《虹》、《蚀》的文本中有大量无法纳人历史宏大叙事的个体的情感体验，这种个人欲望的展示却由于情感的投入而显得格外贴切、柔和。《蚀》问世之后，连左翼批评家钱杏都(阿英)都批判茅盾在作品，尤其在《追求》中流露出来的悲观颓唐的情绪与表现革命发展趋势的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抵牾。这种不协调的背后实质是时常流露出来的现代市民个体欲望的真实展示。

丁玲笔下的女性也具有现代市民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二)》玛丽的形象非常丰满，和新感觉派笔下的现代都市女性如出一辙。玛丽“什么人也不爱，她只爱她自己”，她对于女性个体生命的被限性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她开始试图掌握自己命运，不论是爱还是不爱，都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因为爱自己，想过自己理想的生活，所以她选择众星捧月的单身生活，而遇到望微之后，也同样因为爱自己，想得到自己理想的爱情，所以她不顾一切到上海来寻找自己的爱人。而玛丽和望微最后不得不分手，也在于两者都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作为―个现代女性玛丽敢于并且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她追求享乐，关注自己的美貌，喜欢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美妙物质，并且她聪明、有手段、有胆量，具有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一切有利条件。从玛丽的立场来讲，革命就是放弃个性、放弃自我，那么，她何苦要革命呢?这种人生观表现了女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化。

左翼叙事中还常常流露出物质理性的价值倾向。在茅盾的小说中，“集中了当时只能属于上海的城市‘性文化’、舞厅文化，消费与享乐的城市文明，以及同样属于上海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一时被肤浅化了(即使在新感觉派的某些作品里也如此)的舞厅，在茅盾作品里，才真正是一种诉诸人性的文化力量”。《子夜》中出现的城市形象和穆时英等人的现代都市想象是异曲同工的。街道、公园、电车、洋房、服饰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给读者留下了城市光色扑面而来的印象。在文中，茅盾把奔驰的汽车作为城市生活节奏以及这种节奏带来的逼人力量的象征。

丁玲在《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二)》一文中描写了现实市民物质理性的价值追求，而作者本人也在写作情感上流露出某种程度的对物质感受的认同。作者不止一次描写玛丽的服饰、她带来的皮箱与给望微买的讲究的物件，描写玛丽刚起床时的娇慵和她对逛街与商品的热爱，描写玛丽对于电影带来的堂皇的享乐氛围的迷恋，描写玛丽醉心于市民趣味的报纸杂志。作者只有对于玛丽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这么生动地揭示玛丽享乐主义的消费心态与物质带来的生命丰盈。从物质本身得到审美愉悦这种价值观是鲜明的具有现代市民精神的，物质化的产物。玛丽遇到了和她具有同样价值取向的茉兰，在新的环境与圈子里她如鱼得水。小说的革命主题在此刻悄然发生了置换，形成了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而最后他们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两者并存下来，没有批判，亦没有压制。最后，望微在演讲的时候被捕，他在铁车上看到了站在大百货商店门口的娇艳的玛丽。“唉，那是玛丽！她还是那样耀目，那样娉婷，恍如皇后，她还显得那么欢乐，然而却不轻浮的容仪。”作者在结尾表现出来的价值立场值得回味。如果是革命主题的话，这个时候应该以革命者的坚强勇敢来嘲笑小资产阶级女性吗丽的苟且偷生。然而在望微看来，玛丽欢乐而不轻浮，如同皇后。在他的内心，也是认同玛丽的价值观的。他们的不同只是在于分别走了两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二、原因分析

生活在上海租界的左翼作家具有形成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客观基础。二三十年代上海进入了都市发展的黄金时代，上海集中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批财富。左翼作家自身的文化教养与身份地位使他们更容易接受都市生活，认同市民精神。而且，一部分左翼作家本身就出身大家族，具有潜在的物质认同感和世俗心理。茅盾、丁玲、胡也频等人经济状况都属于中产阶级，好过上海普通市民。从上海租界的环境来看，租界的大众传媒空间异常发达，中产阶级的市民文化氛围浓厚。一般左翼作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事实上和工农分子之间有一层难以逾越的隔膜。“目前左翼作家联盟里面还没有工农分子，这是

组织上最大的弱点。”所以，左联只能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当时对从事左翼小说创作的作家，有很多帽子：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浪漫文人”、“跳舞厂里的前进作家”、咖啡店里阔谈的“革命文学家”等等，具有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多愁善感的特征。这种为左联文艺纲领坚决反对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其实就是都市作家的市民生活情调。这种都市生活与市民情调必然会对左翼作家造成影响。丁玲、茅盾、张天翼、田汉、郑伯奇、郁达夫等作家，创作都具有这种潜隐的市民文化气息。

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指出：“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实际生活世界与工农阶层的隔离，审美情趣和左翼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左翼作家进入文本写作时往往捉襟见肘，个人欲望、真实的市民生活与观念的左翼倾向形成无法弥合的裂痕。很多左翼小说文本对革命主体的描写反而没有市民小说主题丰满有力，这些文本中潜隐的现代市民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凸现。这一类文本，往往表面是左翼的革命的叙事模式，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却由于作者潜在的市民价值观作用，而形成另外一种认同现代市民价值状态的情感结构。郑伯奇《深夜的霞飞路》是一个左翼文本，在文末表达了典型的左翼思想，但是文本开头却以华美的笔调咏叹摩登的小姐、少爷、文人对霞飞路的热爱，整个文本却流露出浓厚的市民审美情调。丁玲的《五月》以对照手法来结构文本，文本对资产者的描绘活色生香。笔法灵动，对无产者的描绘却缺少力度，显得单薄而片面。田汉的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中描写现代市民公共空间生活的文字，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与婉转的韵味，流露出对这种都市生活的投入与认同，而描写工人生活场景的部分却简洁生硬，显示出作者对表现对象的生疏与距离感。为了把无产阶级观念强行嵌入文本，左翼作家违背了叙事原则，但是，文学就是人学，文本既是写作者情感与观念的体现，也是作品中主人公价值选择和情感立场的具体呈现，写作者本人在价值上的游疑和观念上的断裂不可避免地裸地呈现在了文本写作中。

左翼叙事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叙事流派，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意识形态诉求，往往会以强制性形式表达非个人化的欲望主体的意志。但是，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小说写作对于真实体验的本质需求使得左翼作家往往在强制的革命叙事下有意无意流露出潜隐的现代市民想象，这在本质上体现了现代市民价值观与革命价值理念在潜意识的抗争与消长，重新解读左翼叙事，在茅盾、丁玲等人的文本中寻找其叙述的个人化、欲望性与他意欲阐明的历史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潜藏在历史主流之下的现代市民叙事与现代市民价值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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