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财产权范文

法人财产权篇1

    [关键词] 人身权；财产权；行政法属性；行政相对人权利

    一、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不同认识角度

    人身权、财产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最基本、涉及范围也最广泛的权益。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及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及国家赔偿制度对于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均简称公民一方）合法权益的，重点所保护的就是该“合法权益”中的人身权、财产权。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具体列出的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种行政案件，涉及公民一方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大多数比例。但习惯上人们对于此处所称的人身权、财产权都是基于民法意义来理解的，即它属于民法属性的权利，行政法学界几乎没有从行政法角度来探讨这类权利。本文试就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法属性谈谈看法。

    人身权、财产权有着广泛的内容，从一般民事权利的意义来理解，人身权是指与人身不可分离而又没有直接经济内容的权益，其可以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两大类。人格权具体包括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荣誉权、名誉权、名称权、姓名权、肖像权等；身份权具体包括亲权、监护权、著作权、发明权、发现权等。财产权是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益，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每一种财产权又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等。这是从民事权利角度静态地说明人身权、财产权，特别是仅从权利享有人单面角度而作的说明。将其置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我们在交互关系的意义上可以发现这些权利是需要相应的民事义务来对应的，也就是说，作为另一方民事主体的对方，有着不得侵害的义务。但在行政法上，双方的交互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此时，公民一方作为人身权、财产权的享有者，其对方已不是民事主体而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所承担的相应义务，已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所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更多、更特定化，如它们包括有：行政主体不得以行政权力加以侵害；行政主体必须履行行政职责加以保护，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确认并授与这些权利；行政主体要保证公民一方这些权利的实现等等。行政主体对应义务的多样化，实际上已反映了公民一方人身权、财产权的某种变化：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在行政法领域已成为行政相对人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两者会有一定差别。认识和分析这种差别，十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行政诉讼制度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公民一方在民法意义上作为民事主体具有的权利，与在行政法意义上作为行政相对人所具有的权利有许多基本差异。在我国，由于立法表述上的原因，“行政相对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往往被人们所通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是一个民法概念，由此导致我们过去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未加以认真区分。行政相对人权利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相对于国家“公权”而言的“私权”[1].“私权”之所以“私”，从该权利享有主体的“私人”身份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理解，“私权”一语尚不够明确，因为它易于同私人在“私法上的权利”混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其实是私人一方在行政法（公法）上的权利，或者说是在行政法领域中由私人一方对行政主体享有的权利。这就有一个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公民一方的行政法权利与公民一方的民事权利有没有不同？这两类权利有没有行使和保护上的差别？20世纪初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指出：“所谓私权，只是存于私人相互间的权利，国家对之处于第三者的关系，反之，若为公权，国家或公共团体本身居于当事者或义务者的地位，因此，国家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方法因公权或私权而有显著的差异。公法和私法的特殊性即存于此点。”[2]（P124）日本还有行政法学者明确提出：“私权，主要是为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私人利益（多半是经济性利益）而予以确认的，其发生、变更和消灭，根据私人自治的原则，一般委任给私人的自由意志。而私人公权，不仅是为保护权利主体自身的个人利益而赋予的，而且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说主要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确认的。因此，关于私人公权，一般认为，有必要予以不同于私法的特殊保护。”[3]（P190）在德国行政法学者那里，私人公权利是“指个别的人依‘公法’所赋予的‘法律上的权力’，以追求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而可以要求国家（或类似的团体）作一定的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或忍受）的权能”[4]（P72）。台湾一位行政法学者则明确指出：“公权利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核心项目，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人民对行政官方可以主张的项目，即属于公权利。”[4]（P72）在这里，有两点是具有启发性的：其一，他指出了行政法律关系；其二，他所称的权利是“人民对行政官方可以主张的项目”。由此可以认为，行政相对人权利作为行政法学上的概念，是公民一方在以行政相对人身份出现时的所具有的权利，它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行政相对人享有、并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它与公民等一方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时所具有的权利不同在于：其一，行政法律关系因行政法的规定而形成，其权利是反映该类法律关系特点的权利。行政法作为调整行政关系的部门法，是在与行政主体相互关系的结构上来确定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所具有的这种特别“相对性”，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标尺。这也就是说，行政相对人权利，只存在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结构中。在行政法律关系的框架中，对应着行政主体的相应义务，即以行政主体的义务作为其参照系来认识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基本定位，正是这一定位使行政相对人权利具有特殊性。从公权利的提法上讲，它属于公民一方对应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权利，其二，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在行政活动中发生作用的权利。行政活动是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从本质上讲，行政活动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活动。行政活动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过程，不是公民一方进行的所有的活动的过程，因此公民一方的权利并不都等于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只有公民进入行政活动后所具有的权利，才成为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法所设定或确认的权利

    行政法以规定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调整行政活动范围的社会关系，因此，凡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都应当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权利。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行政相对人权利，又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单纯由行政法规定的权利。这一类权利仅由行政法来加以规定，其他部门法不宜也不应作出规定。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处罚决定要求听证的权利等。二是既由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规定、又由行政法规定的权利。这一类权利其他部门法已作出了规定，而行政法又予以规定和认可，特别是还就这类权利专门规定了行政主体的与之对应的义务。如国有企业法人的经营权等本是由民事法律来规定的，但同时又被行政法专门规定为经营自主权以及由自主而派生的拒绝摊派权，从而使这种权利具有对行政主体的特别针对性，并且还专门就企业的此类权利规定了行政主体有不得乱摊派的特殊对应义务，这种义务的本意是禁止行政主体以国家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力量实施干预和摊派，它并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应有的义务。由此，企业的这类权利就不仅仅只是其作为民事主体时的民事权利了，它同时还是企业法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三是其他部门法如民法等规定了权利后，行政法为保护这类权利的实现而规定的从属性权利。在这里，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规定的权利纯属公民等一方“私人”的私权利，它是主要的权利；而行政法在此基础上派生规定的权利，是为保障前者得以实现的权利，是从属性的权利。没有前者，后者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但没有后者，前者则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如公民、法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属于民事法律规定的权利，而公民、法人对该使用权的归属和范围向行政机关请求确认的权利则属于行政法规定的权利，后一类权利是服务于前一类权利的。前一类权利是公民、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而后一类权利则是公民、法人作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权利。

    2.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予以行使的权利

    行政法只调整行政活动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行政法规定着这一范围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换言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行使的权利。公民一方的有些权利只是在行政活动范围内行使，不在民事活动领域内行使，如参政权；有些权利既可在行政活动范围内行使，也可在民事活动领域内行使，如人格权、身份权等（这类权利具有行政法和民法的双重属性）。而在行政活动范围中行使的权利，才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

    权利权利与义务具有对应性，一定的权利需要一定的义务来使其得以满足。在行政法律关系的结构中，行政相对人权利已经被特定化了，它只能是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一种特定权利，它既不对应行政主体作为机关法人时的义务，也不对应其他法律主体的义务。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行政相对人权利十分重要。当然，有一种不作为义务是能对应任何权利的，义务人可以是任何人，义务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不得加以侵犯的义务。如同米尔恩在《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中曾指出的那样：“侵犯任何人的权利都是不正当的。每个人因此负有不得做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的一般义务。这意味着至少有一项义务是与各项权利相对应的。这正是每个人不得做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的义务。它是唯一的必然与各项行为权相对应的义务。”[5]（P112-113）与这种一般义务所对应的所有权利都已无所谓类型，严格讲，这时的权利已不是具体的权利，而是抽象了各种权利中具有不可侵犯性这种共性本质的“一般权利”。但是，这种具有共性的义务如果具体到了不同特定身份的义务主体身上，并产生特定的法律责任（即法理学所称的第二性义务），它所对应的权利就有了特殊的种类性，成了与他类权利不同的权利。例如，以公民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言，它本是一种对世权，可以针对所有的人，要求所有的人都履行不得侵害的义务。但是，当这种义务针对另一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一方并以民事赔偿责任为预示后果时，该“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就是民事权利；而当这种义务是要求行政主体不得以行政权力非法侵害，并以特定的行政赔偿责任为预示后果时，该“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就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如果公民、法人一方的某种权利只能要求另一平等主体公民的某种义务与之对应，这种权利就只能是民事权利；如果公民的某种权利只能要求具有行政权力的行政主体的某种义务与之对应，这种权利就只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如果公民的某种权利既能要求另一平等主体公民的义务与之对应，又能要求行政主体的义务与之对应，这种权利就具有多重属性，它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具有不同的性质。至于对人权，由于义务对象是具体的，义务的内容也具有特定性，因而更易于区分。例如，对于合同之债中公民的债权，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只认为它是民事权利，如果债务人是另一平等主体的公民或法人（包括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其合同是民事合同，这种债权就是民事权利；如果债务人是行政主体，其合同是行政合同，这种债权就是行政法权利。这种权利在民法上称为“债权”，在行政法上则应为“受益权”或称“获得行政给付的权利”。

    二、不同法律属性的人身权与财产权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易于同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混淆。混淆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相对人相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私人”一方，私人一方的权利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民事权利”。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与行政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属于“私人”权利而不是公共权力，由于私人地位的相互平等性，这类权利又不具有直接的强制支配性，而只具有请求性。此外，两类人身权、财产权仅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形式上的差别。权利享有主体的共性及权利本身在形式上的同一性是它们易于混淆的重要基础。但是，这两类人身权、财产权仍是有区别的概念。相对于国家公权力而言，两类人身权、财产权都属于“私人权利”，但这并不能表明私人权利就没有类型上的差别。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只从权利人的角度观察权利，而是从权利行使范围以及权利运用对象等角度观察问题，就会发现这两类权利的差别所在：

    1.从权利的运用范围看，作为民事权利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只是在民事活动中行使和享有的权利，而行政法意义上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则属于在国家行政活动范围中行使和享有的权利。不同法律属性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虽同为私人权利，但从权利的行使范围看，前者主要是基于商品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等量社会劳动交换的民事活动，后者则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前者发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是民事主体对民事主体的权利，后者发生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因而各有侧重，其内容有一定的变化。由于行使的领域不同，民事权利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可能互相发生性质的转换。公民一方的有些人身权、财产权，在行政活动中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在民事活动发生性质转换时成为民事权利；或者在民事活动中是民事权利，在行政活动中性质又发生变化，成为只针对行政主体、并由行政主体履行特定义务时才能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前者如公民因对国家有重大贡献而获得政府授予荣誉的权利，在行政活动中是行政相对人的荣誉获得权，在民事活动中则成为民事主体的荣誉享有权；后者如企业法人的经营权，在民事活动中是民事主体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权，在行政活动中则转变成针对行政主体、并由行政主体履行特定义务的经营自主权。这类权利在不同的活动中、针对不同对象时就有了不同的性质变化。

    2.作为民事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发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是一民事主体对另一民事主体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发生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权利。上述差异，使得人身权、财产权在针对的对象及其要求的义务上有不同。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只针对行政主体并要求行政主体履行特有的义务，这种义务通常是作为民事主体的他方公民所不具有的、也不能履行的。例如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受保护权就是如此。公民在民事活动中，可以要求他方民事主体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有不侵害的法定义务，而没有要求他方民事主体给予保护的法定义务（监护关系是特殊例外），换言之，公民不能向另一公民主张受保护权。如果一公民以等价有偿的方式请另一公民提供保护，这只是劳务合同关系，该公民对另一公民所主张的只是因合同产生的要求提供劳务行为的债权，而不是受保护的权利。因为公民对公民没有法定的保护职责。我们提倡的见义勇为，只是对公民道德义务的要求，公民没有履行这种道德义务的只应受道德上的谴责，而不应被追究民事法律责任。但在行政活动中，行政相对人则有对行政主体的受保护权，它要求行政主体履行无偿保护的法定职责（义务）。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打击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能之一，因而这是行政主体特有的义务。可见公民向行政主体主张的人身、财产受保护权，只是行政活动中的一种行政相对人权利，而不是民事活动中的民事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这类权利还有很多，如仅只能是对行政主体主张的福利生活保障权等。福利生活保障权是要求行政主体提供服务，保障一定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公民在民事活动中不能对他方民事主体主张的权利，他方公民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如此。但代表国家的行政主体却有这种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还会有提供更多、更高水准的福利生活保障权的责任。据此，凡公民一方只向行政主体主张并只由行政主体履行特有义务的人身权、财产权，都是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不是作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

    总之，作为民事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是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则是公民一方针对行政主体这一特定对象的权利，是需要通过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而获得、发展和得到保护的利益。

    三、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基本类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进行以下分类：

    1.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不受行政权力非法侵害的权利

    这种权利的核心是行政相对人对其人身和财产权利自由享有和行使，排除行政主体的妨碍，不受其非法侵害。人民建立政府及委托其行使行政权力，根本目的在于使其为人民谋取利益，但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也可能偏离这个委托的目的，出现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和自由的现象，行政权力的支配性、强制性也使它易于侵害公民的合法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拥有自由享有和行使人身和财产的权利。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不受行政权力非法侵害也就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由行政相对人的这种权利，产生行政机关不得侵害的义务。这种意义的人身、财产权利是行政相对人依其自身就能得以实现的权利和自由，它只要求行政主体履行不得侵害和妨碍的不作为义务，这是行政相对人各种人身和财产权益中具有共性的权能，是意志自治与行为自由，因而也有学者称之为“行为权”。我国法律对此有许多明确规定，如宪法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等。

    2.国有企业（包括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利

    在我国，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是一种行政相对人较为特殊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这类权利是我国由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企业和事业单位摆脱政府权力束缚而依法获得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享有使它们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市场主体。正是有这种历史背景，使得这种权利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即它主要是针对行政主体而不是针对其他市场主体而享有的。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国营工业企业法专门确立和规定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国务院曾制定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行政法规，对国有企业经营权进一步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是国有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①。按照经营权的内容，该权利应当属于企业法人的民事权利。但是，就立法确定这一权利的目的来看，是就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所作的规定，强调的是国有企业自主经营不受行政权力干预。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有企业摆脱国家行政权力而具有的一种新型行政法权利。

    3.对行政主体非法侵害人身、财产的抵制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这一权利是由人身、财产权利所派生的权利。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从正面要求不受行政主体非法侵害，一旦面临侵害就有予以相应抵制的权利。这种权利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行政相对人对违法罚款（不出具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拒缴的权利；农民拒绝政府乱摊派的权利；《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的企业拒绝摊派的权利等。国有企业拒绝摊派权，是它们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摊派人力、物力、财力和抵制参加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活动的权利。国有企业对行政机关非法要求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权拒绝摊派；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任意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的，有权抵制参加。

    4.人身、财产利益的取得权

    这是行政相对人在人身、财产方面向行政主体主张的受益权。这类人身权、财产权如经行政主体批准取得某种荣誉权，经许可取得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等等。从行政活动受益的权利是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主体的积极行为而获得各种利益及利益保障的权利。这些利益可以包括财产利益、人身利益和其他相关的各种利益。

法人财产权篇2

关键字： 企业法人 法人所有权 股权 公有制实现形式

“法人财产权”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国务院在其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中则将企业法人财产权列为独立的一章做了具体的规定。自此，企业法人财产权取代经营权成为界定企业法人产权关系的一个新概念。但在学术界，围绕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内容、意义等诸多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反对提出并使用“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一法律概念。至于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定性则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此，笔者想就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问题谈一点浅见，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对学术界关于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的几种观点的述评

围绕企业法人财产权而展开的这场争论，最激烈、最核心之处是对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的定位。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营权说或结合权说。二说皆否定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认为只能是经营权或是经营权与法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那么，企业法人财产权是否就是经营权呢？实际上，虽然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将经营权界定为“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但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具体规定来看，经营权的内容很明显地超越了财产权的范围，而兼有行政管理权的因素，如人事管理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等。无论如何，法人财产权不应当包括有这些行政管理权的含义。另外，说法人财产权是经营权与法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似乎有些勉强。因为财产权不仅包括所有权、他物权，而且还包括债权、知识产权等，为什么企业法人财产权就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或其他的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呢？显然，将企业法人财产权等同于经营权或看作是结合权的认识是不妥当的。

2.综合权说。这种观点将财产权看作是一个与人身权相对应的概念，也就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中所列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认为法人财产权并不是指某个单一的权利，而是诸种民事权利的综合或总称，它除法人所有权外，应包括经营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这种认识初看起来不无道理，但是细想一下便会发现，法律泛泛规定这样一个大而又全、无所不包的概念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着实让人难以理解。这种以财产权来描述企业对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无异于以“他是人”来回答“他是谁”这样一个提问，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3.法人财产权说。这种观点认为，法人财产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产权概念，而不是指某一项或几项权利，它包括财产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转让、收益等一组权利。（注：权锡鉴：“论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完整独立性”，《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第44－45页。 ）此观点“剖析”了企业法人财产权所包含的内容，但却没能给企业法人财产权一个明确的定性，看起来似与综合权说雷同，又似要承认企业法人财产权就是法人所有权（从其列举的权能来看）。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在文字描述上犯了一个错误，这种将所有权与所有权的权能并列起来的做法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其次是因为它本身没有界定这种财产权的属性。故而他所认定的“完整的独立的”权利给人的感觉却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

4.双重所有权说。这是目前学术界中最为流行也最为复杂的一种观点，具体又可细划为几个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也代表了对企业法人产权构建模式的几种不同认识。承认双重所有权的学者，或者认为企业法人享有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投资者享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或者认为企业法人享有具体所有权，投资者享有抽象所有权；或者认为企业法人享有相对所有权，投资者享有终极所有权。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双重所有权的观点，都是以财产的价值形态与使用价值形态的分离作为其立论基础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直接地将经济学上的概念移植于法学领域的做法实为不妥。首先，经济学上财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而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绝对不同于通常的商品交换行为。其次，价值与使用价值是以商品（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为载体的。投资者对企业法人的投资，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即使可以认为投资者在以实物投资时，发生了财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也不能认为投资者在以工业产权或土地使用权投资时也发生了财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再说这种双重所有权的观点明显地违背了“一物一权”这一所有权的绝对排他性原理。

5.非规范产权说。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法人财产权是一种不规范的产权安排，是含混不清的说法，法人财产权的出现，混淆了原本很清楚的股东与法人的关系；（注：吴昊：“法人财产权与产权规范”，《财政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14页。）也有学者认为， 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有所有权之实，而假经营权之名的折衷性权利，是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妥协的产物（注：孔祥俊：《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34页。），等等。其实，这些不能算是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的一种观点，在此将其列出，只是为了表明在学术界中对“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一法律概念的出台有持否定态度的事实。

综上所述，关于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的各种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有很大的缺陷与不足，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企业法人财产权，从本质上讲就是企业法人所有权；现代企业法人的产权构建应当是一种“股权-法人所有权”的模式，即投资者享有股权，企业享有法人所有权，这里的所有权即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并非“双重所有权”意义上的所有权。

二、正确认识企业法人财产权

要正确认识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有必要首先对企业法人的本质、股权的性质以及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做一清晰的认识。

1.企业法人必须拥有所有权

企业法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企业人格完全区别投资者的人格，企业财产完全区别投资者的财产，从而与个体业主企业制度和合伙企业制度下企业人格与投资者的人格不分、企业财产与投资者财产不分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企业法人拥有法人所有权乃现代企业制度题中应有之意。

企业法人享有法人所有权是企业法人制度的内在要求。法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人格存在，与自然人人格有所不同。自然人具有人格并不以拥有财产为条件，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然人仍然是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而法人具有人格则是要以拥有财产为绝对条件，没有财产的团体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注：孔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10页。）换句话说，法人的人格以其财产为基础，它不仅要拥有财产，而且要拥有独立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也明确规定“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是法人成立的必备要件之一。这里所谓的“经费”从本质上讲也就是财产。可见，企业法人主体资

格的获得，本身就意味着它获得了财产所有权，没有所有权，就没有企业法人资格。所以企业法人当然地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

企业法人享有法人所有权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企业法人作为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它必须拥有企业法人所有权，否则，它只会成为一个有法人之名而无法人之实的非独立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商品交易是其最基本、最经常的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就是产权经济，商品交易就是产权交易，其中必然存在着所有权的让渡。在正常情况下，参与市场交易并有权让渡商品所有权的人只能有两类：一是商品的所有人，一是商品所有人的人（从本质上讲，只有所有人），其他人均不能成为市场交易中商品的合法转让人。所以在市场交易中，企业法人在转让其产品的时候，只可能以两种身份出现，或者是以产品所有人的身份出现，或者是以产品所有人之人的身份出现。假如企业法人是以人的身份来进行交易的话，则企业法人就变成了市场中介组织或机构，也就间接地否定了企业法人是独立地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这与市场经济的本意显然不相一致。看来，企业法人在从事交易活动的时候，必须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出现，而交易的对方（即使他是股东本人）也必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企业对其产品享有所有权，不得发生任何混淆。否则，企业法人就难以维持其生产和经营活动，企业法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承认市场交易中企业法人的所有者身份，也必然承认企业法人对其财产拥有所有权。

当然，承认企业法人享有所有权，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投资者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也不意味着投资者会丧失其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事实上，企业法人在拥有财产所有权而实现其正常的生产与交易职能的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权利转化（所有权转化为股权）保障机制，为其更好地实现所有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途径。投资者凭借股权获取收益较之凭借所有权获取收益更具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投资者亲自经营相比，免去了经营管理成本，与委托经营相比，免去了成本，与购买债券等相比，可获取更大收益；第二，企业法人制度下的有限责任制度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第三，股份的流动性使得投资者在不能或不愿“用手投票”时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以迅捷、方便、成本最低化地实现投资转移或者收回投资；第四，风云变幻的证券市场给股票投资者获取投机利益提供了机会。总之，企业法人制度以其特有的机制在实现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有效地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并不因为企业法人拥有所有权而受到任何损害。

2.股权的本质不是所有权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产权构建，说到底，就是企业法人的财产归谁所有、投资者和企业法人对企业的财产分别享有何种权利的问题。正确认识股权的性质，对于进一步澄清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不无裨益。如前所述，本人不赞同双重所有权的观点，所以只要认识清楚股权的性质，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便会一目了然。如果股权的本质是所有权的话，则企业法人财产权就一定不是所有权；如果股权的本质不是所有权的话，则企业法人财产权就应该是所有权。除非有人认为企业法人的财产是无主财产。

关于股权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如社员权说、债权说、股东地位说以及所有权说等。这些学说孰是孰非，我们暂不评论，但是首先有一点非常肯定，股权的本质不是一种所有权。若认为股权是所有权，则必将陷入矛盾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这是因为：

首先，从法理学的角度看，任何权利都有其主体、客体和内容这三个要素，三者缺一不可。假设认为股权就是投资者对其投入企业法人的财产所享有的所有权的话，那么这个所有权是否具有客体就值得怀疑了。众所周知，投资者的财产一旦投入公司，就不能再区分你我，这是其一；其二，公司的资产处于不断的流动、重组当中，资产总量变动不定，很有可能会减至零或者负值（亦即资不抵债），这时还说股权是所有权，则其客体何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企业法人尚未被依法登记注销，就不能说股东丧失了股权。

其次，即使认为股权是所有权，投资者对公司的财产也只能算是一种共有。但是，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个的权利主体对某项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各权利主体之间是一种共有关系，这不会导致另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的产生。也就是说，在共有的场合，各共有人并不成为法人。假使多数人形成法人，那么，该法人对于其发起人投入的财产则享有所有权。（注：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35页。）这说明，在股东所有权与企业法人主体资格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要么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是一种共有关系，这就必然否定公司的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要么承认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这就必然否定共有，也就必然否定股东对其投资享有所有权。

再者，否定企业法人所有权而坚持股东所有权的观点难以解释法人股这一现象。依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国家允许用于经营的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如果说股权是投资者所有权的话，那么法人股的存在，当然表明法人对其投入到其他公司中的资产享有所有权，这显然又与否定企业法人所有权的观点相违背。

还有，坚持股东所有权的观点认为，企业法人没有收益权，因为根据所有权的原则，财产的收益应归财产的所有者所有。但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司具有对外投资权和投资收益权，这一点会计准则也予以充分的肯定，学术界对此亦无人否认。这里就有一个令人不得其解的问题：公司是以什么身份对其投资享有收益权的？显然，依据上述所有权的原则，毫无疑问，公司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实现其收益权的，公司对其资产享有所有权，至少也对其资产的一部分享有所有权。

最后，一种肯定股东所有权的观点认为，股权是投资者实现其所有权的形式。言外之意，股权是形式，所有权是内容，所以股权的本质是所有权。如果这样说的话，投资者购买债券而享有债权，无疑也是实现其所有权的一种形式或手段，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债权是形式，所有权是内容，债权的实质也即所有权？

上述诸多矛盾表明，从本质上说，股权不是所有权。这样，种种双重所有权的观点以及否认企业法人所有权的观点便不攻自破。

从股权的内容及行使方式来看，我们认为，股权就是股权，它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并列的一种财产权利。股权的内容一般可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两个方面。共益权是股东依法参加公司事务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权利，包括参加股东大会以及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等权利，自益权是股东出于自身利益、依法从公司取得利益、财产或处分自己股份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利润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等。笔者认为，无论是共益权还是自益权，都是股权的权能，都是以股东的利益为最终归宿的，只不过自益权的财产性与目的性明显一些，而共益权的财产性与目的性表现的间接一些。但归根结底，共益权是为自益权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益权的手段性权利。所以从根本上讲，自益权与共益权是合一的，股权并非多种权利相加的一种综合性权利，也不是债权、社员权等，它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财产权利。学术界之所以对股权提出上述种种观点，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思维误区：即不敢或不愿承认股权这种新生事物，总是试图在业已存在的权利体系中硬给它安排一个归属。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导致了

对股权的种种误解，还直接影响了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正确认识。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澄清股权性质的原因所在。

3.正确认识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之所以没有采用企业法人所有权这一概念，学术界之所以有人对企业法人所有权持一种否定或半信半疑的态度，恐怕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担心承认企业法人所有权会否定或弱化国家所有权，从而会触及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动摇公有制的地位，进而否定公有制，导致私有化。事实上，这种疑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所有权不等于所有制，所有权与所有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有权是法律概念，它界定的是物质资料在不同的权利主体之间的归属关系；而所有制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形式，并决定着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显然，将这两个分属于不同领域的概念简单等同起来并建立起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不科学的。所以，企业法人所有权并不说明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法人所有制。

其次，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这一论断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学术界中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所有权即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经济基础，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理解只看到了所有权对生产资料归属关系的表现，而忽视了他物权对生产资料之他主利用关系的表现。所以，对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和调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所有权制度所能完成的，必须建立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完整的物权制度才能全面反映和调整所有制关系。（注：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年2月版，第186—189页。 ）笔者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仅有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似乎仍然不能全面反映和调整所有制关系，所有权和他物权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财产权，例如股权，也应当成为对所有制关系之法律表现的一部分。也有学者认为，一种所有制允许有多种所有权形式，一种所有权形式也有表现不同所有制的可能性。（注：覃天云主编：《经营权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6页。 ）还有学者特别指出，国家所有权，只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企业所有权表现出来呢？（注：佟柔主编：《论国家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58页。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两点：一，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财产权也可以并且应该作为所有制的法律表现；二，企业法人所有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冲突。

第三，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包含了我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认识的理论总结和进一步发展，为我们澄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含义和股份制的性质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并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十五大报告中还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怎样理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呢？笔者认为，在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背景下，这里所谓的控制力就是“控股”。可见，国家所有权因投资而转化为股权，这里的股权就是“国有成分”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律表现。赋予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并不导致国家对企业失去控制，更不构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事实上，在赋予企业法人所有权的同时，否定国家的投资所有权，认定国家享有股权，从根本上说是扩大了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了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认识清楚上面几个问题之后，笔者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企业法人所有权，没有理由继续对“经营权”紧抓不放、爱不释手，也没有理由总绕着投资者所有权打转转。我们要敢于从理论上突破，这个突破也只能是企业法人所有权。

三、国企改革与企业法人产权规范

在以前的国企改革中，我国依照“两权分离”的思路来界定国家和企业法人之间的产权关系，但改革的实践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并没有治愈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效益低下的顽症。这源于复杂的原因：首先，从立法规定看，我国立法将经营权规定为“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并将其具体化解为企业所享有的十四项权利，这些规定看似明白，实则含糊不清，以至于不少的学者对经营权的性质和内容提出了疑问。特别是经营权中没有包含收益的权能，却要求企业自负盈亏，这在法理上难免有点牵强。在不少学者的学术论著中，也强调经营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但法定经营权的内容本身只有“两个半权”，它无法使企业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次，从改革的实践看，两权分离是分而不离，形分神不分，根本没有触动“政企不分”、财产权和行政权合一的格局，国家对企业是放权不放手、明放暗不放，结果是连法定的“两个半权”也落实不了，落实“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合同则成了企业和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工具。企业也不是自负盈亏，而是负盈不负亏。第三，从企业法人的本质看，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企业法人，形成“企业法人所有、企业法人经营”的局面。所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不是在出资者与企业法人之间实现的，而是在公司内部发生的，它不可以也不可能用来界定国家和企业法人之间的产权关系。

我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未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平道路。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立法仍然没有突破传统产权模式的束缚，没有跳出经营权的圈子，没有真正确立起“股权-企业法人所有权”这样一种科学的、真实反映现实经济现象的企业产权构建模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很显然，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不享有所有权，而其他的企业法人对其财产则享有所有权。我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并同时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结合起来理解，公司对其财产所享有的企业法人财产权仍然不是所有权。对这些规定，笔者有两个疑问：第一，同样是中国的企业法人，为什么因为所有制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呢？为什么有的享有企业法人所有权，有的却不享有企业法人所有权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一个重大的要求和特点就是，市场主体不论所有制的性质如何，不论其资产多少、规模大小，它们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市场面前一律平等。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种“平等的身份观”在当前的立法

中仍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呢？第二，《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不知该做何理解？对于这种否定企业法人所有权而紧紧抓住国家所有权不肯松手的做法是否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暂且不论，我们单来看一看它是否符合“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要求。如果立法的意图只是为了强调投资者所有权，而不是为了突出国家股享有某种特权的话，似乎法条规定“公司中的资产所有权分属于各投资者”更为合理，否则会让人感觉到有“以所有制定身份”过渡到“以所有制定股权”之嫌。看来，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很有修改、协调、完善之必要。上面是就国企改革与企业法人产权规范值得说明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值得说明的方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国企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界定产权上，也不能仅仅针对企业法人本身做手术。狭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企业法人自身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这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广义的现代企业制度，除了企业法人自身的各种制度之外，还包括企业法人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综合工程，这不仅需要完善企业法人的内部机制、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还要注重企业法人的外部建设，要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说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基础，但这并不是说产权制度具有决定一切的力量，更不是说只要有了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就有了现代企业制度。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确立企业法人所有权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性意义，但同时又不要把这种决定性意义绝对化，不能认为确立了企业法人所有权就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问题，更不能将企业法人所有权同现代企业制度划等号。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只是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既要加强企业法人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的建设，也要加强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等外部环境的建设。

法人财产权篇3

关键词：人格财产　权利能力　价值取向

关于人格和人格权理论的讨论，已经超越了自身研究的领域，它涉及法哲学、法史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这对于如何在我国建立起普遍的平等人格，实现人的尊严、道德自律的理想社会，并达到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格和人格权制度不仅是解决人的自身地位和权利问题，而目还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重要前提，忽略了后者的价值体现就会割裂“人”与“物”的联系，而使整个民法体系崩溃。因此，本文拟从人格、财产以及权利这三个相互间密切联系而又存在本质不同的法律范畴为角度进行疏理，以期得出对于人格、人格权若干问题的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人格的基本要素及研究

(一)人格最初的基本要素　在可考的历史上，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组织为氏族，它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它是按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其各特定氏族所要求的特定血统，个体则“自然”成为该氏族的成员，享受该氏族成员所享受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反之，不具备者必将为该氏族法律所排斥，没有资格成为氏族法律的受体，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不符合法律上人格的要求，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事实上，这种以血缘作为基础的身份界定方式，乃是人类最初的社会秩序的手段――其根源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甚至与动物世界有相似之处。从法的角度观察，这种“血缘身份”不是其他，其不过是法律上人格在血缘社会组织关系中的表现而已：唯有符合法律上人格要求者才可能具备某社会组织的身份；相应的，具备某种社会组织身份的人，必定符合该社会组织关于法律上人格的基本要求。在氏族社会末期，由于人口流动、迁徙的日趋频繁，在氏族、部落的领地，混居着的外来者、未能进入当地部落联盟的衰败氏族的成员以及被释放的战俘等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古罗马氏族社会末期，“国人”与“平民”的分立，正是这种混居现象的反映。然而，在以氏族血缘为基础而构建的政治体系下，这些无族籍人却不能被纳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其人身和财产得不到保护，因而始终游离于当时社会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罗马一度出现了“靠客”现象，即无族籍人认氏族成员为“靠主”，并通过靠主所属的氏族，寻求政治权利与人身财产上的保护。在几乎同期的希腊，也面临着类似的无族籍人的政治身份问题。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当时社会组织基础的氏族血缘，在新兴的社会现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狭隘与无力。冲破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包容、有力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了时代的必然要求。最初的奴隶制国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用以挣脱氏族血缘的束缚并重新组织社会的工具，正如摩尔根所总结的：一是地域。二是财产――“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先出现的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考察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国家的建立过程，可以看出，奴隶制国家为了打破氏族血缘的纽带，乃将地域作为确定社会(国家)成员资格的条件；与此同时，在国家成员的内部，则根据公民的财产状况，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不同的阶级，则享有、承担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如在古希腊，克莱斯瑟尼斯将原部落联盟的领地划分为一百个乡区，每一个乡区都以界碑划定范围，实行乡区自治。人们在他所在的乡区注册其财产情况，该项注册的内容，就成为其隶属于哪一个阶级，享有怎样的权利与义务的根据。又如在古罗马，塞尔维乌将人划为五个阶级，进而又将每个阶级分为若干“百人团”，并在元老院之下组成百人团大会。在大会上，每一个百人团拥有一票表决权，而拥有财产较多的阶级，则拥有较多的百人团。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国家对于“人格”之有无的判断，系采取属地主义原则，而对于享有怎样的“人格”的问题，则是以人拥有财产的状况作为判断的标准的。换言之，在古罗马上，“财产”与“地域”的问题，则是以人拥有财产的状况作为判断的标准的。换言之，在古罗马法上，“财产”与“地域”构成了人格的最初的基本要素――其后的“自由民”、“市民”身份，以及诸如家族血缘、性别、国籍以及是否为被解放的奴隶等其他人格要素，均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二)以财产和地域为基础的身份人格　罗马法以财产和地域为基础的身份人格，不仅意味着人的伦理价值系被排斥于人格的构成之外，而且还意味着罗马法上的“财产”之享有，乃是“人格”享有之标志。首先，虽然罗马法上，对于人的身体、名誉、的保护规则――“对人私犯”――已经存在，“……不仅在某人被用拳头、棍棒殴打……的情况下，不法侵害被实施了，而且在某人被谩骂……或如果某人为了毁坏他人名誉，写作、编辑、出版讽刺文章或诗歌……或被主张侵害他人的情况下，不法侵害也被实施了……”。因上述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的人，有权向致害人提讼，而后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则在罗马法上历经了一个由身体刑到罚金的演变。从侵害行为人的责任形态上来看，在这里“法律将人所遭受的损害，看成是施加给个人与社会的危险”，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罚金责任，“也被当成是惩罚性与威慑性的，而不是补偿性的”。换言之，这些保护规则的制订，与“人格之保护”并无关联。因为在罗马法中，人格的基础乃是基于财产和地域所生的社会身份，而与人的伦理价值无关。其次，古代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未能渗入罗马的人格制度内部，亦未能取代罗马人格中的身份基础。自公元前30年代始，斯多葛哲学作为希腊化的文明成果在罗马帝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上层统治阶级的信仰和支持，其影响遍及整个罗马世界。斯多葛学派把“自然”的观念置于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认为“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是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的”。罗马法学家继承发扬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并用来指导罗马法的改革。西塞罗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系列原则，即只要在‘世界国家’的家庭中，共同服从‘自然法’的人，不论其原来的国籍、种族、社会地位如何不同，即使是奴隶，也都是‘与上帝共同享有理性’的公民。”继西塞罗之后，自然法思想进入到法学理论中。在法律实践上，罗马万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摆脱了市民法上的不平等，逐步扩大公民权，实质上是罗马公民与异邦人法律地位的逐步平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奴隶制虽然得以维持，但奴隶的法律地位却得到了改善，如禁止私自处死奴隶，禁止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奴隶等法令的颁布；在家庭关系

中，妇女从夫权之下逐渐获得人身和财产上的独立，父母对于子女的处置权也受到了法律的限制，这成为罗马中后期个人主体观念从家族主体观念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罗马共和中期形成的“已法自守”的原则，以及诉讼程序中贯彻的“自由心证”和“回避”原则等，均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当事人人格地位的平等性。但尽管罗马法在改革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然而自然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其作用还是有限的，事实上并未能改变罗马法上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身份人格制度。最后，在古罗马人看来，今日我们所称之“权利”，乃是一种“物”。根据盖尤斯“有体物”与“无体物”的划分，除了等值于有体物的所有权之外，其他的权利，如债权、役权等，增属于无体物。就“物”的概念而言，起初“人们所称的物，是指除自由人外而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对人有用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均属于广义的物……后来，法律和法学思想不断发展，罗马法逐渐把物限定为一切人力可以支配、对人有用，并能够成人们财产组成部分的事物”。即在罗马法观念上，“物”事实上是与“财产”概念等价的。以此为出发点，如果说所谓“人格”就是成为法律主体、进而享有权利的条件的话，那么“权利之享有”，即“物”或者“财产”之享有，则无疑成为人格的标志――在罗马法上，可以拥有财产的“自权人”与不得拥有财产的“他权人”的划分，以及被债权人卖至境外的债务人的人格丧失(大变更)的规则，均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古典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思潮对人格、财产权利的影响

(一)古典自然法学说　17世纪至18世纪，在法学领域中，古典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思潮对西方两大法系共同的法律观念以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近代自然法的启蒙思想家们相信有一种永恒的和普遍的自然法，相信它是至高无上的理性命令，是一切实在法的依据。古典自然法学派用理性启迪人类，清除无知、迷信和偏见，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并以极大的热情去建立一个合乎“自然”和“理性”的新制度。所谓“理性”，是指“人类一种自然的能力，是行为或信仰的正当理由，一贯的和必然的，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看来，理性的崇尚必然会指向具体的人类理想、欲望和价值追求，人们在经受了数百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平等自由是他们最美好的理想和所希望获得的自然权利。自然法学说为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奠定了思想根基。在《法国民法典》的制订过程当中，立法者将自然法的思想直接视为法典的效力渊源。法典的起草者认为：“立法者的预见是有限的，自然法则是无限的，它可以适用于任何可能与人有关的事。”在《法国民法典》最终草案的序编中明确规定：“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法，它是一切实在法的渊源：它不过是统治着全人类的自然理性。”在自然法精神的引导下，《法国民法典》毅然否定了罗马法以来法律人格的身份属性，将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建立在自然法的理性和伦理基础之上。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之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以此证明，法典已经终结了欧洲中世纪以来人格不平等的历史，确认每一个成年人拥有自由的意志，能够自主实施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民事权利。从此，“人之所以为人”，不再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人”，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人”，具有“人的理性与价值”。《法国民法典》从根本上颠覆了罗马法人格的构成基础，这使得该法典最终成为人类法制史上弘扬自然法理念的光辉典范。

(二)《法国民法典》的价值观　《法国民法典》将人的理性与价值作为人格的基础的结果有二：其一，法典对于人的伦理价值的保护，便不再是基于把侵害行为看作是对于社会和法律的挑衅――如同罗马法那样――而是直接基于保护受害人应有的人之价值，即立足于人之本体的保护。在法典“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一章第1382条“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他人负赔偿之责任”的开放式规定，成为法律为财产权利、也为人的伦理价值提供法律救济的基本依据。这种由《法国民法典》创立的人的价值的本体保护模式，在其后的《瑞士民法典》中被直白地表述为“人格的保护”(总则“自然人”一章)――其核心条款是：“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任何加害人”；其二，人的财产的享有状况，被视为身份的一种，从人格的构成要素当中被清除出去。这就意味着，“穷人”与“富人”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无差别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平等性，是由人在伦理价值上的无差别的特性所决定了的。当这种个体间无差别的伦理价值成为法律人格的基础时，近代以来法律上“人人平等、生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遂告确立。

三、传统民法学说关于人格与财产关系研究

(一)总体财产理论法　国传统的民法学说的总体财产(Patrimoine)，我国有学者也称为“广义财产”，是法国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罗马法上财产概念的继受和变异。总体财产是指现存和未来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其中权利保证着义务。总体财产是一个“容器”：“尽管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总体财产依然存在而且始终保有其个体性，就像一个钱包始终不变地存在，不管里面内容如何”。根据总体财产的理论，构成这种财产总和的各个因素的“同一性”的基础，正是权利和义务主体的同一性――现在和未来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同一个人，因此总体财产必然附着于同一个人。进而可以看出，总体财产是人格的流露，是人格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它使人格与外部事物联系起来。因此，总体财产具有这样两个特征：一个是不可分性，因为总体财产与人是同一的，所以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总体财产，而且总体财产也不能分割；二是不可转移性，因为总体财产包含着人格因素，权利主体资格是不能转让的，所以总体财产也不可以移转，但某项具体的财产是可以移转的。总体财产理论从整体的角度对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抽象和概括，把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权利和义务总揽在一个概念之下，从而将人格与其财产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强调了人格与财产(总体财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广义财产为人格的表现，体现了人格与外部事物的联系”。在总体财产的理论看来，正是将全部财产权利和全部财产义务，包括现在的和未来的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统一在这个人的人格之中，从而使全部构成因素受制于该人的自由意志。显然，上述对总体财产理论的阐述和分析，对理解人格、人格权与财产、财产的关系，以及民法的相关制度与人格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法国民法理论的历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财产与人格的区别　我国有学者认为，根据总体财产理论，“整体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本身即人格的构成要素，无财产即无人格。在此，人格没有被仅仅视为一种‘法律主体资格’，亦即没有被视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壳地位’。人格本身就是由而且必须是由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权利(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和实征法意义上的权利)所构成”。事实上，将财产之享有状况作为人格的要素，即享有人格条件的观

念，这恰恰是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前近代”人格立法所遵循的原则。如前文所述，罗马法上身份人格的最初形成，其基础便是一定地域之内的人的财产状况――财产的享有决定了人不同的人格状态，人格的不平等在法律技术上的根源也是来自于此。换言之，由于人对于财产的享有状况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当财产为人格的要素时，就将注定人格之间的不平等性。由此可见，将人的财产状况作为人格之享有的前提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将人格与财产完全融合为一，这与人和人之外的事物不可能完全聚合的哲学原理相违背。近代以来人格与人在法律形式上取得一致，但人格仍有自己的涵义，它是以人的伦理价值为实质基础的，而人的伦理价值只能表现为生命、身份、自由、尊严、名誉等，它不可能直接涵盖财产，这种人格因素不可能与财产因素完全融合。正是因为如此，人的伦理价值使其成为取得主体资格的基础，进而成为取得财产的前提。有了人格不等于就拥有财产，但没有人格是无法拥有财产的；某人是否拥有财产和拥有多少财产，并不能影响和损害该人人格的平等地位，人们正是有了这种平等地位，才会在经济上具有平等的竞争资格，它们才可能“从无到有”、“有少到多”的拥有财产，否则“穷人”将永远是“穷人”。如果认为无财产即无人格，那么一个无财产的人，何时才能有人格，更何时才能有财产?拥有财产和财产的丰厚并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人格或有怎样的人格，“穷人”与“富人”、“有产者”与“无产者”都应具有平等的人格。承认拥有财产才会提升人格的品位，但人格品位只是人格的表象，并不是人格的实质内容。如果我们把财产的拥有作为取得人格的前提，那么结果就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和法治的退化，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事实上，财产与人格是有明显区别的。财产其有经济价值并可与主体分离。人格在近代以来则体现的是人的伦理价值，通常无法进行商业化运作并与主体不可分离。诚然，财产与人格的界线并不是绝对清晰的：某些财产权利具有与主体不可分离的人身性，如赡养、抚养请求权；某些人格要素在一定条件下能与主体脱离而具有财产性，如姓名、肖像、隐私；在构成侵权责任的情形下，无论侵害的是财产还是人格，最终都中能以损害赔偿的形式加以救济。因此，在财产与人格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相互融合的连结点。但是，人格与财产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依然是不能否定的。近代以来的民法人格技术上，人格是财产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以人的伦理价值(而不是财产)为质地的，而财产则是人格“容器”当中的“溶液”，其之享有依赖于人格的存在，但是决不可能构成人格“容器”的组成部分――将财产的享有状况从人格构成当中摒除出去，乃是近代法律“生而自由、人人平等”的根本价值的基础。因此，应该承认人格与财产是有联系的，而且是内在的联系，但它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相互融合的事物。由此，一个绕有趣味的问题便产生了：既然《法国民法典》作为世所公认的近代自然法理性精神的代表，其摒除了人格要素中的身份部分，终结了以前法律人格平等的历史，使得“人之所以为人”建立在人的理性和伦理基础之上，即创建了伦理人格技术。那么，在为这部法典提供支撑的理论学说上，何以产生这种复将“人格”与“财产”联系起来的“总体财产”学说呢?依笔者所见，这个总体财产学说事实上与法国民法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并不冲突，其也并非是罗马法身份人格的复辟，总体财产理论所蕴涵的人格理念与罗马法上以财产为基础的人格构成之间具有本质区别。详而言之，尽管《法国民法典》在人格构成要素上，摒弃了罗马法以来的身份基础和财产基础，但是其人格作为“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的定义，却不会、也不可能发生改变。尽管自近代以来，“生活”概念外延的全部，那么“人格”作为特定的法律社会参与者的内涵就不可能改变，人格所蕴涵的“生物人”与“法律人”(人格人)内涵上的相异性，也就会始终持续下去。从前述《法国民法典》规定来看，法国民法当中的人格，仍然是“享有权利”的资格或者说者条件，即权利的载体或者“容器”。这个“容器”以人格的具备为存在的前提，是人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法律资源(权利)的聚集地。再从《法国民法典》“人――财产――财产的取得”的三分式结构的逻辑以观，“人”为人格的基地，“财产”则为人格在外部世界的自由的空间，而“财产的取得”就是连接人格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或者纽带。由此可知法国民法在权利的观念上继受了罗马法，将人在“外部世界”可得获得的资源锁定在具有金钱价值的“财产”的领域。因而在总体上将人与财产在法律上的连接，视为“权利”。换言之，在法国民法上，“权利的享有”与“财产的享有”在总体上仍然是等价的。于是，“人格是拥有权利的资源”这一判断，在法国民法的权利观念之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被解读为“人格是拥有财产的资格”了，就此就不难理解“总体财产”这一概念的由来。

法人财产权篇4

其实早在1850年法国的普鲁士宪法第9条中也只规定：“所有权不可侵犯”。而在1848年法国宪法的权利宣言第11条中也同样规定“一切财产权，均不可侵犯”。但是不言而喻，这些均不能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不可侵犯条款。 众所周知，日本现行宪法是直接由发年占领日本的美国盟军总司令部起草的，为此素有“麦克阿瑟宪法”之称。 如日本代宪法学家奥平康弘教授就认为：日本近代宪法第29条是沿承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的规定。 1868年的第14条修正案中亦基本上沿袭了这个精神，规定：“任何州没有依据正当程序，均不得剥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有关美国宪法正当程序的理论以及其历史发展的资料整理和分析，可参见松井茂记：《美国宪法入门》，[日本]有斐阁1992年第2版，第237-257页。 同上，第241页。 该条款在英译文本中为 “the right to own or to hold property is inviolable”。众所周知，其中的 “inviolable（不可侵犯）”在语源学上亦有“神圣的”，“不可亵渎的”等含义。 参见有仓辽吉、时罔弘编：《条解·日本国宪法》（修订版），[日本]三省堂1989年版，第247~248页。 制度保障理论在魏玛宪法时期曾被广泛地应用于婚姻、家庭、财产权、通信秘密、大学自治、地方自治等方面的阐述，并在魏玛宪法时期确立了通说的地位。如下所述，它对当代日本仍然影响至深。 参见奥平康弘，前引收，第232页。 [12] 山下健次：《财产权——关于所谓的“生存”财产与“垄断”财产》见《法学教室》分册《宪法的基本问题》，有斐阁1988年版，第252页。 [13] 宫泽俊义：《宪法》（新版）第2卷，[日本]有斐阁1971年版，第108页。 [14] 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判决（昭和62年4月22日）民事判例第41卷第3号第408页。 [15] [日本]法学协会编：《注释日本宪法》（上），有斐阁1953年版，第561页；桥木公互：《日本国宪法》（修订版）有斐阁198 年版，第365页；偌藤幸治：《宪法》（新版），青林书院1900年版，第495页。 [16] 今村成和：《财产权的保障》，转引自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桥和之、高见胜利著：《宪法》（第1卷），有斐阁1992年版，第431页。 [17] 有关美国方面，亦可参见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1页。 [18] 有关法国方面的财产权理论状况，见高野真澄：《财产权》，杉原泰雄编：《讲座·宪法学的基础》第2卷所论，[日本]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19~37页。 [19] [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判例昭和38年（1963年）6月26日，刑事判例第17卷第5号第521页。 [20] 参见栗城寿夫：《宪法与财产权》一文，[日本]《公法研究》杂志第51期，第73页。 [21] 参见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桥和之、高见胜利：《宪法》第1卷，[日本]有斐阁1992年版，第432~436页。 [22] 高原贤治：《社会国家中的财产权》，载《财产权与损失补偿》，有斐阁1978年版，第11页以下。 [23] 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桥和之、高见胜利，前引书，第433~435页。 [24] 阿部照哉、池田政章编：《宪法》（3），[日本]有斐阁1975年版，第25页；另可参见松井茂记：《美国宪法入门》（第二版）；[日本]有斐阁1992年版，第225页。 [25] 这从“麦克阿瑟草案”中也可得到侧面的印证。该草案第29条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可由国家收归公共所有”（原文为 “private property may be taken by the State for public use upon just compensation therefore.”）See[Reference] Macarthur’s Draft. Constitution of Japan，前引书，第102页。而日本现行宪法第29条第3款大英译文本中则为： “private property ma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upon just compensation therefore”同上书，第32页。除了“麦案”中“由国家”（by the State）以外，二者简直毫无二致。

法人财产权篇5

[论文关键词]民办　高校　财产权

自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权管理问题已经被各级政府和部门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又提出了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依法管理民办教育，切实落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依法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如何管理和使用好筹集到的资产，已成为民办高校的重要课题。

一、法人财产权的含义

法人财产权是国企在股份制过程中出现的名词，意思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国家，但使用权在企业法人。民办高校的办学资产来源广泛，不仅有企业、个人出资，也有捐赠和国家资助，以及学校开办期间的资金结余，法人在学校存续期间拥有对这些资产的使用权利，但并不一定都有所有权，法人对这些资产的使用权就是法人财产权。《促进法》第35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

二、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产权关系不清。根据《促进法》的规定，在民办高校存续期间，高校对其所有资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所有资产在学校存续期间不可挪作他用，同时也间接地表明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的最终所有权属于投入者所有，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社会资产属于社会所有。但由于民办高校在长期发展中利用自身积累购置资产很多、数量大、金额可观，这些资产的归属在以前的法律中没有作出过规定。在民办高校发展初期国家政策重点保证了教育机构对财产的使用权，而没有涉及财产最终的所有权和举办者与学校的财产关系，也没有明确积累财产的归属问题。如今民办高校发展日益壮大，“雪球”越滚越大，积累越来越多，财产属性与产权关系不明确，使有资金实力的学校也不敢大量购置资产，能租的就不买，直接影响了民办高校的进一步发展；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使投资者对投资前景无法预料，影响资本进入民办高等教育领域。

2.投资收益不明。民办高校的举办者投入资产办学的目的不外乎三种：一是做社会公益，回报社会；二是取得经济效益；三是两者兼有。在我国现阶段的民办高等教育中纯粹做公益的毕竟是少数，能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取得利益才是大多数人的目的。因此，回报如何取得、何时取得、取得多少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中心问题。虽然《促进法》规定了出资人可以取得合理的回报，但由于保证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税收优惠政策迟迟没有出台，以及有关合理回报的操作程序过于烦琐、无法实施，同时出资人担心要求回报会被公众误认为追求营利、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原因，在制定学校章程和进行办学许可登记时，都违心地选择了“不要求取得回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3.资产转让无路。依据现有民办教育方面的法律和制度，举办者一旦出资举办高校资产就无法撤出。这样虽然维持了民办高校的教学稳定和发展，但对学校这种单方面保护，完全没有考虑出资人的权益。使得投资人一旦投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投入都无法撤出或转让，只有等到学校解散时才能收回。出资者在对自身前景难以预期的情况下，哪怕有心也不敢进行投入，这种情况也大大影响了社会资本进入民办教育，民间资本投资办教育的热情不高，也无法规范已经发展起来的民办教育。

三、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管理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建议

1.合理分配积累资产。民办高校在办学中应当对公众利益负责，而不是只为了个人或团体的利益。但民办高等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积累资产的归属应当在保护法人财产权的同时顾全投资人的权益。积累分配的原则一般以出资比例为依据，根据来源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1)对于完全由企业或自然人出资举办、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应允许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全部投入财产和积累资产，也可由出资人共同协商；(2)对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出资人只能从剩余财产中收回投资，不能参与积累资产的分配，学校积累资产应全部由教育主管部门安排，投入其他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3)对于部分捐资、部分出资设立的民办高校，投资人可以收回投资并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学校积累资产，其余部分由教育主管部门安排，继续用于民办教育的投入；(4)对国有资产和接受捐赠的投资，学校积累资产分配不能少于按投资比例分配的额度，只可以比按出资比例分配的份额高，资产收回后依然要再次投入教育，以防止资产从教育系统流失。有些文件认为国家减免税应作为国家出资处理。在民办高校发展上，国家应在政策上予以鼓励，让投资人受益才能激发更多的人投入到民办高等教育中，因此国家减免税应作为学校积累为发展中的民办高校添砖加瓦。

2.建立投资收益制度。首先，对民办高校的盈利要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民办高校投资收益制度。当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确立以后，与之相应的财产收益权的确定愈加显得重要。民办高校的收入首先要用于保证日常教学的工作进行、教职工福利待遇，固定资产、教学设施的添置，以及维持学校运转所需的水、电、暖等耗费，年终如有结余可在投资者之间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从我国具体国情看，只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让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才能真正激发举办者投资民办教育的热情，充分调动其继续办学的积极性。民办高校的办学结余分配，要按照学校章程有关规定，先提取一定比例的发展基金纳入限定性净资产管理，然后举办者才能按一定比例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的回报，回报可以再投入民办高校，然后以实际投入金额记账增加出资人的投入资产。当务之急是，应尽快制定可以操作的合理回报的办法与标准，并及早出台保护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税收优惠政策。

3.规范投资转让手续。由于民办高校正式设立后，存续期限也许会很长，出资人因年老需要后辈继承或突然发生资金危机等原因想要转让投资的情况难免存在。为保障出资人的权益，让出资人没有后顾之忧，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民办高校产权的转让和继承制度，以保证民办高校的持续与稳定发展。投资的转让不会使法人财产权发生变化，只是出资人不同了，与股权的变化是相同的。民办高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应设立专门的审批制度，做好监督，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转让，并要对出资人提出的转让申请认真审核，在确认事实真实可靠而且不影响学校办学才可允许出资人转让。转让不仅包括初始投资，对积累资产也应给予相应的分割转让。

法人财产权篇6

摘要：夫妻作为社会成员，在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中，会与第三人为财产法上的行为。由于夫妻财产关系兼备身份法与财产法双重性，因此，物权法在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中的适用，必然会影响婚姻家庭财产关系。对内，事关夫妻双方的切身利益及婚姻家庭共同生活的和睦，关系到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和债务清偿；对外涉及第三人的财产利益及交易安全，其在家庭法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婚姻法》对家庭财产关系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虽然《婚姻法》解释三对夫妻双方的财产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但《物权法》与婚姻法对公民所得财产的归属作出的规定似乎有不一致的地方，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因此，就《物权法》和《婚姻法》在夫妻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问题，作进一步探究实属必要。

关键词：婚姻法；物权法；思考

1、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的概述

1.1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内容

（1）一方的婚前财产，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特有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即夫妻不论结婚经过多少年，一方婚前财产仍归一方所有。特别要说的是，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确定了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时效，首先是不符合物权法关于物权取得的规定，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后，这种转化制度更显得不适合，在很多国家都没有；其次是一方婚前已取得产权的财产，因为结婚达到一定时间就自然变为共同财产，既不合理，也等于变相鼓励有部分人借婚姻不劳而获积聚财物，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一种不适当的干预。

（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夫妻一方因身体受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的获得都是以个人身体伤害为代价的，而且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达程度还不是很高，赔偿还很有限，往往赔偿不足以真正弥补受害人所需要的物质损失，如果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保证受害人的生活来源，因此，这些费用完全应由受伤害个人支配、使用，不应归夫妻共有[1]。

（3）遗嘱或赠予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这项规定与我国的《物权法》及《继承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理论是吻合的。在遗嘱继承中，允许被继承人将自己的个人所有财产用合法遗嘱的方式指定由继承人中的某人或某几人继承，亦可在继承人之外指定遗赠继承人继承自己的财产，还可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而被继承人指定谁继承自己的遗产，这是被继承人完全凭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财产的合法行为。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它具有明显的个人性质的生活用品，这些个人专用品一旦脱离专用人，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如衣服、首饰、鞋帽等。在实践中，对于不是用于个人生活，而是用于价值收藏等价值较大的财产，就不能仅仅因为财产本身的男、女款式而认定为特有财产，如女方收藏的大量女式钻戒等[2]。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对这个灵活规定，是除了上述规定的几种特有财产外，还可能会出现其他未列明但又确实应认定为特有财产的情况。

2.物权法在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中的适用的评价

2.1现行立法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1）取消“婚前个人财产随着婚姻的存续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的规定，婚前购置的财产，婚后若双方没有特别约定，仍属个人特有的财产。修改后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8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双方在婚后另有约定将夫妻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归属双方共同所有。现以不动产为例，从物权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据《物权法》第9条、第14条规定，我国不动产的取得时间为不动产登记时间，且在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若甲于与乙结婚之前购买一不动产，并进行了登记，此时，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当然属于甲。除非甲在婚后对该不动产进行更正登记，将乙的姓名共同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否则该不动产并不当然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应当属于夫妻一方特有财产。

（2）《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解决了《婚姻法》与《物权法》的对立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规定：“夫妻双方婚后购买的房屋，其资金是双方在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并且产权登记在了自己一方子女名下的，应视为出资方对自己子女的单方赠与，应认定为个人财产。若房屋是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那么此房产应认定为共同财产，但夫妻双方依据双方父母出资的比例对房屋按份共有。”此条规定确认了《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要高于《婚姻法》上的关于夫妻财产的效力，解决了《物权法》与《婚姻法》存在冲突的尴尬。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认为，对于一方父母赠与房屋，时间在婚前或者婚后是有差别的，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如果在子女婚前，则是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属于夫妻特有财产；如果在婚后则是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赠与，除非明确表示该房产只赠与自己的子女，否则该房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3）婚姻法解释（三）第11条体现了物权立法的精神。

物权法第16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登记簿是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承认了登记簿具有推定效力，交易第三人完全可以信赖登记簿所具有的权力表象作用。而针对可能存在的产权登记与真实物权状况不相符合的情况，物权法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了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从而确保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权利状况始终保持一致。因此，对于真实权利人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更正或者异议登记来防范第三人的善意取得，因为他们的防御成本远远低于第三人的核实成本。否则，他们应当承受应善意取得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同时，鉴于我国登记制度不完善，实践中登记错误或者遗漏、夫妻共有的财产只登记了一方成员，使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权利状况不一致。因此，我国物权法对善意第三人的认定不仅仅要求受让人善意的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而且要求交易行为必须是有偿且价格合理、不动产已经变更登记、动产已经被受让人占有等。

婚姻法解释（三）第1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完全衔接，是物权立法精神的充分体现，严格遵守了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强化了对民事交易安全的保护，这样的规定不仅有利于家庭成员财产权利意识的培养和人格的地理，更能够促进家庭财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和登记簿公信力的强化，以更好的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4]。

（4）婚姻法解释（三）第12条体现了物权立法的精神。

房改房是指城镇职工根据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已建公有住房。购买房改出售的公有住房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一般房改房必须登记到参加房改人名下。同上，根据《物权法》第16条及婚姻法解释三第12条规定，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采用的是登记制度，只有登记才确认所有权，规定属于房改人财产符合物权法的规定。对出资的夫妻按债权处理教为妥当，一方需要在离婚以后对另一方另行提讼，规定算是一方的债权，享有债权一方给另一方以补偿，比较合理也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5]。

2.2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

（1）《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关于婚前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欠妥。

《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规定：“在结婚之前由一方签订合同购买的不动产，签订合同方出具了首付款并进行了贷款，且结婚之后登记在自己名下，那么此房产在夫妻离婚时应当认定为该登记人的个人财产，未予归还的贷款部分认定为登记人的个人债务，由己方偿还。由于婚姻存续期间，另一方共同偿还了部分贷款，因此登记人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以离婚时的房地产市价为补偿标准。”对于此条规定，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即使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且支付了首付款的，只要其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便没有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婚后取得的不动产，即使只登记于一方名下，一般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仅以婚前签订购买合同以及支付首付款，便认定该不动产属于夫妻一方特有财产，与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相冲突[6]。从实践角度来看，虽然此项规定让社会上一些拜金族重新理性的看待婚姻，避免将婚姻当做追求物质享受的手段，受到一定的赞誉，但是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结婚时的房子多为男方购置或者首付，如果离婚，男方将获得该房产，女性则处于弱势地位[7]。此种简单的以一方婚前签订购房合同、支付首付款的行为剥夺了另一方对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并不利于婚姻感情和经济生活的稳定。并且大多数夫妻都是婚后共同偿还贷款，但是一方在离婚时可能面临一无所有的困境。这显然是极不公平、合理的。

（2）约定个人特有财产制是我国立法的薄弱环节。

对于约定个人特有财产，从新婚姻法第19条我们可以看出，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分为：分别财产制、一般共同财产制和限定共同财产制三种。如果夫妻约定实行限定共同财产制，即“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那么该各自所有的财产则属于约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法律对约定的范围、形式均未做出具体规定，由当事人自由确定。那么，是否应当对约定为特有财产的内容加以适当的限制呢？一方面，一些财产具有明显的人身性质，为个人的生活、职业等所必须，如果允许当事人自由加以约定，可能会导致一方生活困难等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则有可能导致当事人利用该项法律漏洞规避自身的义务的情形。第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在约定个人特有财产范围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为了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维护交易安全，应当进行登记或者公示，否则无法对抗第三人。

3.完善物权法在个人特有财产制中的适用的构想

3.1完善对婚前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的界定

我国2001年婚姻法第18条以列举的方式把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从夫妻共同财产中独立出来，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但是仍存在某些不足。

（1）关于“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列为夫妻一方财产的问题。医疗费是受害人为治伤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受害人在治疗时，往往是以夫妻共同继续或向他人借款先行垫付，然后再向侵权人要求赔偿。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医疗费一概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则显失公平。因此对“一方因身体收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的同时，应增加一个“但书”条款，即“但该医疗费是以夫妻共有财产支付的除外”。

（2）新婚姻法将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规定为夫妻一方的财产，而未列举具体内容或界定标准，也未规定专用生活用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份额的比例[9]。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个人专用的生活用品价值越来越大，如女士专用的珠宝首饰、男士专用的轿车、摩托车等。此外，由于每个家庭的具体经济状况不一样，珠宝首饰或者汽车等对一些家庭来说，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很小，而对另一部分家庭来说，所占的份额可能很大[10]。

因此，如果婚姻法不对专用生活用品的价值或者专用生活用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份额的比例作出界定，必将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应当抓紧制订此方面的司法解释，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

（3）《婚姻法》第18条第3款只规定了遗嘱、遗赠继承情形，忽略了法定继承这一常态现象。

《婚姻法》第18条第3款仅仅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是夫妻特有财产”，显然把法定继承这种主要的继承方式给忽略了[11]。笔者认为，该条只规定了遗嘱继承情况下，夫妻一方受赠与的财产即为个人特有财产，也就是说按照法定继承所得到的财产仍然是夫妻共同财产，这样规定就等于变相地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有违继承法的初衷和本意。应当将法定继承也纳入考虑范围[12]。

3.2完善对非常态下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的界定

所谓非常态下的夫妻关系指夫妻在分居期间的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并未对夫妻分居期间的婚姻各方当事人取得财产的性质做出特别规定，根据《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分居期间婚姻各方当事人所得的财产性质应为夫妻双方所有。但是，个人认为，此项规定并不合理。一些夫妻在分居期间虽然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夫妻关系，但是实质上此种关系可能已经中断。夫妻一方以自己的收入或者其他合法途径购置了一些财产，并单独行使对这些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力，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也以自己的名义单独进行，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生活经济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仍将夫妻各方分居时所得财产疑虑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有悖于物权取得的原理。夫妻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个方面，权力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双方互不履行夫妻义务，此时若将分居期间所得财产简单归结为夫妻共同财产，则有悖于权力与义务对等原则[13]。我国婚姻法规定，感情不和分居并且满两年的，才符合离婚标准。因此，以时间为界限，即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超过两年的，其各自所得财产应为个人特有财产；未满两年的，其各自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结语

笔者从物权法角度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进行了分析研究，阐述了物权法与法定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个人特有财产制的关系，深入分析了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方面的缺陷及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构想。希望这些构想能对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务有所裨益。笔者相信，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在立法上不断完善后，当事人的权利将能更好地行使，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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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财产权篇7

对于依照《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以下简称《解释》第九十二条）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1、审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主体是否适格。根据《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有权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主体只能是两个，即一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为了确保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二为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权利人为了使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在今后得以实现，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形式要件和指向。由于行政机关或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案件，既非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更非行政诉讼案件，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无须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也就是说，即使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及可执行性依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当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抑或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才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但这样论述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无须就具体行政行为作必要的审查。笔者认为，在行政机关或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中，对具体行政行为仍需作必要的审查，但这种审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形式上的审查，也就是说只要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行政处罚的形式要件即可；二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指向作出审查，即申请财产保全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具有给付内容，且给付内容在数量上是确定的。

3、审查权利人是否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由于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依申请在强制执行前对被执行人财产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此时，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尚未进行实质性审查，或者说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应当予以执行尚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如果经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有明显违法或错误，将会给被执行人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当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在申请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时，必须提供与被保全财产相应的财产担保，否则，人民法院就应裁定驳回其申请。但是，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财产保全的，则无须提供相应担保，如果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错误而不具有可执行性时，则由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审查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来说，只要行政机关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或权利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就应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果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是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就某一纠纷达成协议，那么依该协议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时，就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同时，根据《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提出申请时，一般应向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如果保全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二、关于申请的审查

行政机关或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予以财产保全的裁定。在司法实践中，对申请的审查主要应着眼于以下两点：

1、审查财产保全的申请是否在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出。《解释》第九十二条只对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即该申请必须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出，但具体何时提出未作规定。根据笔者的理解，《解释》第九十二条主要是基于为了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而设定的一种制度，由于采取财产保全时，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和可执行性尚处于待定状态，因而行政机关和权利人在以下五个阶段均可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是一裁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期限尚未届满时；二是行政相对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尚未作出复议决定时；三是实行两级或多级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最终复议机关作出终局复议决定时；四是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行政机关尚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时；五是财产保全的申请与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同时提出时，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就财产保全的申请作出审查，在裁定是否作出财产保全后，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这里，应当明确一点，即行政相对人一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则不适用《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而应依《解释》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依法予以审查，必要时为了确保将来生效判决得到切实执行，人民法院也可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审查被执行人是否有逃避执行的可能。设定财产保全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因而当行政机关或权利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必须严格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存在着逃避执行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是否逃避执行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查：

一是被执行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财物有变卖、隐匿、转移、毁损、挥霍或抽逃资金等行为，行政机关或权利人一旦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上述行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裁定予以财产保全；

二是被执行人虽没有逃避执行的具体行为，但有逃避执行的意思表示，可能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内容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财产保全；

三是被执行人一贯来诚实信用度差，有类似情形记载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财产保全；

四是因客观原因难以保存，如容易变质、腐败，或者受季节性影响易使其价格降低、贬值等，可能导致具体行政行为难以执行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财产保全；

五是外资企业在国内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如不对该到期债权采取保全措施，则可能导致今后执行无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财产保全；

六是有其他逃避执行行为，足以造成今后执行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财产保全。

法人财产权篇8

摘 要：首先，在区分“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以及“私有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两组概念的基础上较为明确地界定了宪法财产权的内涵和本质。其次，阐释了宪法财产权的价值，并分析了我国宪法视角下的财产权的演进和现状问题。最后，主要表述了笔者关于我国宪法如何构建与保护财产权的一些思考。关键词：宪法财产权；价值；保护与构建；思考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75-02一、宪法视角下的财产权的界定（一）宪法财产权的概念“财产权”一词并非源于宪法，最初实际上是民法意义上的术语。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是指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财产权”本身是一个相当宽泛和丰富的概念。西方具有代表意义的财产权理论，即洛克的自由主义财产观和黑格尔的共和主义财产观。中外法学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宪法财产权是指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公民对财产享有的支配性权利的资格[1]。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宪法财产权是人作为人的生命和自由的自然延伸。因而，宪法财产权具有不可转让性，不可分割性，不可剥夺性。同时，与自由权、平等权一样，财产权亦是一项基本的人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宪法财产权，一方面是不同于民事财产权的公权利；另一方面，是狭义上的公民私有财产权，而不是广义上包含国家或集体财产权内容的宪法财产权。二、宪法财产权的价值为证明宪法财产权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和意义，本文有必要对宪法财产权的价值予以阐释。如果说自由、人权、法治等是的必备要素的话，本文将依次从宪法财产权对自由、人权、法治三个方面的价值来揭示宪法财产权的价值。（一）宪法财产权的自由价值首先，宪法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财产权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领域[2]。同时，财产不是力量，财产是自由。可见，宪法财产权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是免予处于某种境地的自由，也是处于某种状态的自由。其次，个人的自由来源于宪法财产权。财产实际上是生存的物质依托，是人自主生活，从而真实地享有自由的重要条件。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规律也表明，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首先解决其生存的问题，才能够去追求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以及文化自由等其他自由。最后，个人自由的保障依赖于宪法财产权。财产权划定了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合法范围的界限[3]。同时，宪法财产权是自由获得的物质基础，对宪法财产权的侵犯无疑直接侵害了个人自由。（二）宪法财产权的人权价值宪法财产权的人权价值，即宪法财产权对人成为人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只有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有基本的物质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平等权等才会具有物质前提，整个人权才会有坚实的基础[4]。可见，宪法财产权是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基础，宪法财产权的保护和人权的保障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契合性。没有宪法财产权，人权或基本权利也就没有实际的内容，形同虚设。正如罗森塔尔所言：确认财产权是规定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因此，宪法财产权使得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促进了人的本质的实现。（三）宪法财产权的法治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的目标就是建立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宪法财产权对建设法治国家抑或法治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宪法财产权的法治价值主要有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宪法财产权是各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所需市场经济基础的基石。市场经济无疑是建设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决定并影响着二者的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财产制度的确立，财产权的确立是市场实现交易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通常情形下，财产制度越完善和科学，市场经济也就越高效先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就越顺利。其二，宪法财产权利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形成。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良好地约束，赋予公民在最大程度上的自治管理权。然而，宪法财产权本身就是对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划定，确立了公权力的边界。可见，确立宪法财产权制度或原则利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形成，是各国建设法治社会和秩序的起点。其三，宪法财产权有助于法治文化、法治理念的树立。一方面，宪法财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公民权利观念形成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宪法财产权的确立也有助于公民权利观念的强化和发展。公民权利观念的树立和强化又促进了公民社会自治理念的形成和深化。毋庸置疑，宪法财产权亦是各国法治文化、理念所折射出的精神的实质源头。三、我国宪法视角下的财产权（一）我国宪法视角下财产权的演进与现状通过历次宪法的修改，我国现行宪法基本上完成了具有宪法财产权的保护条款、限制条款及补偿条款的保障体系的构建。可见，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保护力度也得到加强。但是，我国宪法仍未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中予以规定，而是在宪法总纲部分加以规定，往往被看做是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地位的变化不过是少量人财富的增减，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没有真正实现财产权与人的自由、人权等福利的深层次结合，也就没有实现为人的本质而谋求最大程度福利的终极价值。（二）我国宪法财产权现状的分析通过对宪法财产权在我国各时期宪法条文中的结构分析，可知我国宪法的演进和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地位密切相关，人们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认识是随着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不断变化。我国的公民私有财产权演变轨迹即：“否定”一切私有权到逐渐“承认”生活资料的私有财产权再到承认主要生产要素可进入私有财产权。同时，我国宪法历来在对财产权的保护上不具有一致性和一体性，仍存在对国家或集体公有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地位歧视性，保护制度倾斜性的表现。这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在我国长期具有较为浓厚的“公权利”色彩，往往受到公权力的各种干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在于我国长期受到马克思观念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影响，混淆了财产权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情节导致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仇视”。我国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结构安排，实际上是公权力和公权利的博弈，可以看做是我国立法者对宪法财产权伦理性的偏重，弱化了宪法财产权的法律性而导致了立法者在确立宪法财产权结构时立法行为的选择和偏好。四、关于我国宪法如何保护与构建财产权的思考宪法财产权制度作为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关注它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的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若宪法财产权制度得不到良好的构建，最终会影响我国公民人权和自由的保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必然受挫，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宪法制度价值的实现。因此，如何实现宪法财产权的良好构建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是无可避免而须认真对待的实践问题。由于笔者能力有限，仅就我国宪法应如何良好地构建宪法财产权制度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思考或建议。第一，我国宪法理应将公民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在宪法文本中的位置应属“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一方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各国在史上大都存在将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的惯例。分析前文对宪法财产权的内涵界定及价值阐释，易知宪法财产权本身具有基本权利的特性，并能发挥其他公民基本权利不具备或不能替代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只有在性质上明确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财产权的地位才能够得到真正体现，有助于公民私有财产权利观念的树立。第二，我国宪法财产权构建的过程中仍需要正确认识财产权和所有制的关系。如前文所述，我国长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混淆了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这也是我国一直未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因之一。虽然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得到完善，但是其基本权利的地位依旧没有得到确立。因此，为使我国尽早确立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的地位，我们仍需要深度厘清财产权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消除传统观念的负面影响。第三，我国宪法财产权构建需要处理好公民私有财产权与国家或集体公有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均衡。我国各时期的宪法在对财产权的保护上不具有一致性和一体性，往往偏重对国家或集体公有财产的保护，而弱化或轻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本质上是我国立法者对宪法财产权的伦理性偏好。但是，为了防止财产权的异化，避免让人成为财产权之下的人，最终沦为财产身份之附庸，我国在宪法财产权的构建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实现对二者的平等保护。第四，宪法财产权的构建亦不能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予以绝对化。首先，宪法财产权决定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界限，二者的界限本身就说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也不是绝对的。当然，任何权利本身就是有限制的，而非绝对的。这种限制不仅来源于自身，同样来源于社会。其次，我国宪法财产权制度体系中，不仅包括保护条款和补偿条款，也存在限制条款。可见，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在特定条件下会受到国家或集体公有财产权的制约。最后，从西方宪法财产权演进的实践来看，私有财产权也并非是绝对而神圣的。毕竟，财产权均衡已成为的基本隐喻[5]。当然，在我国宪法财产权构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远不止上文所举。诸如，宪法财产权范围的确立以及对宪法财产权的补偿条款的完善等都是我们应当重视和研究的范畴。参考文献：[1][英]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8.[2]伊利.财产、契约与财富分配的关系：第2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14：105.[3]胡戎恩.走向财富―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与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4]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5]何真，唐清利.财产权与宪法的演进[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