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范文
时间：2023-02-25 12:30:12
基金会范文第1篇
日前，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全国爱心护理工程”第二次试点工作预备会在云南昆明举行。会议对一年来爱心护理工程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并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试点工作会议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志鑫、会长助理台恩普、云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省老龄办常委副主任王建新，以及来自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名爱心护理工程试点单位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张志鑫谈到，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今年9月下旬在厦门召开全国爱心护理工程第二次试点工作会做准备，并对正在试行的《爱心护理工程试点工作规范》进行修改。会上，来自全国各地试点单位的代表积极发言，对自己的工作情况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寺庙兴建爱心护理院
近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等会同国家宗教事务局有关领导共商爱心护理工程建设问题。
近年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a基金会的“爱心护理工程”得到了宗教界朋友的自发参与。他们积极兴办爱心护理院，目前，北京、福建和山西，已经有4家寺庙在兴办爱心护理院，四川绵阳的白云洞寺和苏州的寒山寺也在积极筹划。宗教界的热情参与说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国家宗教事务局愿意积极引导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随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国家宗教事务局组成调研组赴福建、浙江、江苏三省调研佛教寺庙兴办养老机构情况，并拟将此情况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老年人才库招募成员
近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所属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委员会加快了老年人才信息库的建设。凡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的老年人，有一技之长者，身体健康、又有重新走上社会发挥余热愿望者，都可以在中国老龄事业基金会人才委员会报名。人才委员会将无偿为这些老同志搭桥铺路，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凡有老年人才需要的单位企业，均可成为人才委员会的合作单位，人才委员会将为其提供所需要的老年人才。人才委员会还会适时推出专业培训班，满足老年人的要求。
联系方式：人才委员会随时欢迎登录老基会人才委员会网站。网址：www.省略。
日前，“爱心护理基金――好心行动”在京隆重启动。其主旨是“捐助困难老人，进行心脏支架介入手术，给老人第二次生命”。此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爱心护理基金”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发起的大型主题慈善活动，该活动在陕西省的支持配合下，开展一系列老年冠心病防治宣传和义诊、募捐、宣传等，资助100位生活困难的老年人进行冠心病支架介入手术治疗。
在陕西省老年基金会的帮助下，陕西省渭南市毛沟村日前开展了开发式助老自救试点活动。地处秦岭脚下的毛沟村属于贫困村，中老年人为主要劳力。渭南市老年福利会在近几年累计筹资200多万元，助养了6000多名农村贫困老人，部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但这种送钱救济的方式只能救一时之急，难以帮助贫困老人脱贫。通过陕西省老年基金会的帮助，该市相关机构借助欧盟助老会在渭南市两县三村助老的经验，组织社会资金扶持家有生产经营能力的老年户发展生产，逐步脱贫。目前试点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近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李宝库会长赴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建桥学院，为大学生举办了两场名为《弘扬中华孝道、构建和谐社会》的孝道讲座，并赴山东济南参加了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向山东青少年赠送《孝亲敬老歌》仪式。
（台恩普 傅双喜）
基金会范文第2篇
牛根生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有这样一个规划：前半生经商，通过度己来度人；后半生行善，通过度人来度己。进一步，他又将人生细化为三个阶段：0到20岁是学习阶段，20到50岁是创业阶段，50岁之后是贡献阶段。
根据这一规划，他在50岁即2008年起，便逐步淡出商界，从企业家全身心转为慈善家。他希望将一手创立的老牛基金会办成“中国式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使它平稳健康地传承发展下去，推动、促进乃至引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老牛基金会酝酿成立之初，国内企业家捐出私人财产设立家族基金会尚无先例，遑论家族基金会的治理和运作机制。所以，牛根生先生带领一个团队先后赴欧美考察了数十个家族或个人基金会，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英国查尔斯王子慈善基金会等。
为什么这些基金会能够代际相传？为什么它们能够对人类社会做出那么多重大贡献？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边认真走访，边仔细研究，边虚心学习它们的文化理念、治理机制、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
这一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其中重要一点是，它们之所以能够长久而健康地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它们共同具备的一项优秀基因，且经过了上百年的实践验证。
以此为鉴，我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中国国情，规划、设计并完善了老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目前，老牛基金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颇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家族基金会之一，在国际上也被视作中国家族基金会的一个品牌，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美国东西方中心、布莱尔非洲治理倡议、艺术8等机构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那么，老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是怎样的？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值得分享：
一、创始人仅担任荣誉会长
作为创始人的牛根生先生仅担任荣誉会长，全程参与老牛基金会理事会活动，但并不干预基金会日常业务的开展，更多的是从社会责任、慈善理念、发展规划等大方向上为基金会提供指导。目前，他主要做两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作为基金会国际交流方面的主要代表；二是发现适合的投资项目、慈善项目，然后去推荐、引导、落实―他的这种参与方式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据我的理解，他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为了解除公众的误会，避免不必要的矛盾―这里面存在“社会公益慈善观念有待提升”的问题。我们看到，当年牛根生先生一宣布捐出财产做慈善，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他为什么要捐？他想干什么？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存在，例如前段时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捐出99%个人财富，就在中国引发了很多质疑，说他是为了避税（遗产税）等等。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牛根生先生在捐出财产后，主动选择不参与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以尽可能减少因公众误会而产生的不必要的矛盾。
另一个层面，他考虑的是，“我不是一个专业做慈善出身的，如果我起决定性作用，让基金会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样对不对呢？我为什么不培养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所以，他在全职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之后，一边学习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和经验，一边对老牛基金会起着参谋和顾问的作用。这种身在公益慈善行业之中却又置身基金会之外的身份，反而使他对基金会看得更为清楚。如果他发现了什么问题，便会通过事先设定好的一套沟通机制，建议基金会去思考、分析并改进。
二、家族二代创立
“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牛氏家族其他成员没有担任基金会的理事，没有进管理层，但列席理事会活动，并参与一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
一般来说，家族基金会成立后便独立于家族，家族财富转变成社会财富；但出于对捐赠者意愿和权利的尊重，家族基金会的理事会中应该有家族代表，代表家族发表意见并参与表决（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如果不是牛根生先生说“暂时不需要”，老牛基金会的7人理事会中是一定会给牛氏家族设立一个席位的。然而，牛根生先生的愿望是让牛氏家族成为一个世代传承的慈善家族，这样一来，对于牛氏家族成员，尤其是牛氏家族的后代来说，仅仅靠列席理事会活动以及参与基金会项目，锻炼和发挥的平台是远远不够的。那怎么办呢？
国际家族慈善事业发展的成熟案例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启示。2015年3月，在牛根生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他的儿子牛奔和女儿牛琼学习、借鉴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经验和模式，创立了“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这是中国现代家族慈善理念和实践的又一次开拓。
洛克菲勒家族是最早的现代慈善家族之一。1913年，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石油大王”老约翰・洛克菲勒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40年，洛克菲勒家族第二代小约翰・洛克菲勒的五个儿子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目的是更好地传承家族慈善事业，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协调彼此的慈善行动，并且更有效地整合慈善资源。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创立至今，家族成员一直担任着重要角色。
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后，牛奔担任理事长，牛琼担任副理事长，牛奔的妻子陈霄鹏担任秘书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通过支持儿童成长和青年创业项目关注下一展，用创新慈善理念引领社会进步”。这既避免了与老牛基金会业务范围的重叠，又比较充分地满足了牛氏家族“关注未来”的慈善“兴趣点”。
三、理事会领导下的
秘书长负责制
综合考量代表性、结构性，老牛基金会理事、监事由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热心公益的人士组成。理事会中有管理团队的负责人，例如秘书长，代表管理团队发表意见并参与表决；有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例如环境保护是我们主要业务领域之一，就要有懂得环境保护方面的代表；有投资理财方面的专业人士代表，因为家族基金会要可持续发展，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还有法务方面的代表，帮助基金会盯住法律红线。
老牛基金会理事会还下设专业的“投资委员会”（暂时未设其他专业委员会）。随着基金会的壮大，我们下一步计划增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更多专业委员会，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
老牛基金会的理事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是治理层代表，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履行各项职责，但并不是基金会决策的签字人。老牛基金会从正式成立那天起，便是“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由秘书长具体签署决策性文件。因此，出于公平、透明考虑，我们主动和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沟通，由秘书长这个实际“签字人”而非不参与日常管理运营的理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承担基金会运作过程中的责任（《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四、创始人与秘书长会商机制
如前所述，牛根生先生在老牛基金会中并未担任实质性职务，更多的是从大方向上为基金会提供建议和指导；而由秘书长担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承担基金会运作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与牛根生先生之间有一个定期会商机制，就基金会运作进行沟通并听取他的意见、建议和战略指导。如果在会商中发现某些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便由我将会商的建议和意见转达或提交到理事会，然后组织大家进一步讨论和决策；作为家族代表，牛根生先生也会把一些问题带回去，与家族其他成员进行沟通。
建立这种会商机制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通过约定好的机制，厘清家族与基金会之间的权责利，避免矛盾、特权和腐败。第二，虽然牛根生先生把财产捐赠出来成立了基金会，财产的所有权不再属于牛氏家族而属于全社会，但是，作为基金会的治理者，仍然应当充分尊重创始家族的捐赠意愿，了解并重视他们对基金会项目和运作的意见及建议。第三，牛根生先生过去是企业家，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我们希望借助其智慧和创造力获得更多指导和启发，并且通过他在社会上的品牌效应，取得更多资源的整合利用。
这种会商机制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家族开明、睿智、阳光和好沟通；如果相反，那么很多工作和机制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作为秘书长，需要把握好全局，兼顾和平衡好家族、基金会以及社会三方面的权益―我认为，这也是担任家族基金会秘书长的难度所在。
随着基金会的成长，家族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从阶段性考虑，所有机制也都将不断改进、完善。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就如何做好家族基金会秘书长的问题，进一步展开。
基金会范文第3篇
对慈善基金会而言，民政部门的撤销登记决定就好比医生开出死亡证明一般，是对其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罚。随着大陆慈善行业的蓬勃发展，全国各类基金会数量目前已接近5000家，但有关基金会破产、并购、注销及撤销的案例却十分少见，行业整体深陷“只进不出”的发展怪圈。
并非所有基金会都能够维持良性发展，其中仍有大量缺乏活力和能力的休眠性基金会长期位于行业下游。尽管不断有业界人士呼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基金会行业的优胜劣汰，但事实上，一些基金会即便失去充足的人员和资金，甚至不开展任何慈善活动、不参与年度检查、不向社会公开任何信息，却依然未被及时清理出局，而是在静默中悄然生存。
神秘的休眠基金会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2016年5月23日，内地基金会总量已达4944家。2006年至今，内地有99家基金会主动注销或被登记机关撤销，其中不乏严重违规的害群之马。
2014年11月，深圳市施惠零铅工程慈善基金会就因违规出具虚假财务凭证、未按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问题遭到深圳市民政局的多次处罚，其违规行为积重难返，最终难逃撤销命运。同年，陕西省联合助残基金会及陕西省国民慈善基金会因非法面向社会募集资金、私设分支机构收取会员费、长时间无办公场所、未开展相关公益活动等缘由，被陕西省民政厅淘汰出局。此外，河南也有7家基金会因连续3年未参加年度检查、长期逃避民政部门监管而惨遭淘汰。
除上述恶意损失财产、弄虚作假、不开展慈善活动并逃避民政机关监管的基金会被淘汰出局外，还有大量名存实亡、同样该被撤销取缔的休眠性基金会，它们长期不开展慈善活动、不披露信息，甚至已无工作人员和资金周转维系生存，却始终未按规定申请注销或被撤销。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告诉《凤凰周刊》，这种休眠性基金会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但其大致数量、规模、分布和类型很难统计，“这种半死不活的基金会数量并不少，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基金会，当时轰轰烈烈的成立，之后因为募不到钱或者投资不善，没有慈善活动也就没有信息披露，还有一些基金会是政府退休官员的养老院或安置下岗分流人员的机构，这种基金会本来就没有什么活力。也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由于经济形势不好，投资经营不善而休眠。”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则更愿意将休眠性基金会归结到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官办基金会身上，“过去有一批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它们缺乏活力和专业能力，没有走向现代慈善的实力和机制，现在这样的机构在地方依然存在，弹性和活力不大，死猪不怕开水烫，如果按照管理条例，很多基金会其实都应该被淘汰。”
这些休眠基金会由于其长期不开展慈善活动，没有可公开披露的信息，其透明度状况十分堪忧，颇显神秘。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共有930家基金会未按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占整个行业的1/4。其中一些基金会缺乏财务及项目信息，一些甚至连办公地点、联系方式都无法找到，长期处于“失联”状态。据程刚介绍，基金会中心网曾试图通过电话、邮件、发函甚至联系媒体的方式同这些基金会接触，结果都石沉大海，对于那些连基本联系方式都没有的就更无从下手了。
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兼慈善法律中心主任章高荣认为，由于《基金会管理条例》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表述比较笼统，《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也仅要求基金会需在登记部门指定媒体上进行信息公布，一些运行良好的基金会可能通过张贴告示或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信息披露，加上信息披露并非决定基金会淘汰的主要因素，不能仅凭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就将其界定为应当淘汰的休眠性基金会而一棍子打死。但章高荣也承认，其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半死不活却未遭处理的基金会”。
官办基金会撤销难
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被撤销登记的8种情形。其中，凡是基金会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或自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未按章程开展活动，或已符合注销条件却未按规定办理注销手续的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就应当将其淘汰出局。而对于未按章程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财会报告中弄虚作假、违规变更登记、未完成公益事业支出额度、未接受年检或年检不合格以及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的基金会，则往往由登记机关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才会面临撤销决定。
在将于今年9月施行的《慈善法》中，有关基金会淘汰的法定情形被拓展为11项，对违规者分别处以警告、限期改正、整改和吊销登记的淘汰程序也更为具体严厉，并特别强调“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前款规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由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纵观两份文件不难发现，“情节严重”仍是民政部门判断基金会淘汰与否的决定性条件。在邓国胜看来，现有规定仍较为模糊，导致民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这种制度设计的不健全恰恰是当前基金会淘汰面临的最大障碍。
官办基金会是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5》指出，由于基金会的退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将涉及人员分流和资产处置，官办基金会作为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冗余人员的重要出口，显然无法将大量员工直接转交给社会，只能依靠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援助机制维持最低限度的存在，导致缺乏活力和能力的基金会陷入沉寂。
章高荣告诉《凤凰周刊》，面对历史包袱沉重、政府背景强的官办基金会，民政部门确实有很大的处理难度，对于可处理、可不处理的情况常常“会稀里糊涂一点”。邓国胜也显得有些无奈：“尤其在一些西部地区，他们更讲关系、讲人情，有些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的行政级别可能要高于民政部门，有些负责人甚至是办事人员的老领导，你说这怎么处理？”
除法律规定本身较为模糊外，地方民政部门执法能力不足也成为基金会淘汰过程中的又一阻碍。“注销或撤销一家基金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它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北京、上海等工作人员多的民间组织管理局来说问题不大，但在一些中西部地方的基层民政部门，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督促基金会进行财产清算，往往就把事情搁置在一旁，而是等着基金会自己把手续办好，主动提出注销。”邓国胜告诉《凤凰周刊》，越到基层，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人手就越有限，对基金会的监管和执法能力就越弱。一些县市的民政机关甚至都没有管理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专职人员，而是由兼职人员打理事务，他们平时能够应付登记、年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实在没有更多精力来完成淘汰基金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一位基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证实，在撤销过程就中曾遇到过基金会和法人代表都消失的情况，想要撤销基金会并进行财产清算时根本就找不到人，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最后往往只能暂时搁置。
正如《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 2015》指出，目前，内地基金会行业普遍存在退出障碍，基金会一旦获准登记，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获得了稀缺政策资源的保护，在面临淘汰时，模糊不清的政策规定及力不从心的执行能力均成为基金会行业难以打破的退出壁垒，信息的严重不透明也加剧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缺位，让其在更多无从监管的灰色地带中借壳生存。
严格监管有望改善
虽然有观点认为，休眠基金会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淘汰的迫切性并不强烈，但邓国胜和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都认为，这样的基金会没有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和责任，将影响行业整体透明度的提升和公信力，民政部门也有必要加强管理。
江苏省民管局局长朱龙英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曾坦言，“过去我们一味重视基金会数量，虽然现在还不到严格控制数量的程度，但已到需要重视基金会质量的时候了。”
随着《慈善法》将于今年9月正式落地，有关基金会行业监管的具体要求将比以往更为严格，制度设计不够精细化、粗线条的问题有望得到改善。邓国胜认为，《慈善法》出台对于行业监管和信息公开均会产生一定敦促作用，由于其法律约束力强，还能增强地方民政部门的执行能力，让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更理直气壮，有理有据。
尤其在信息公开方面，《慈善法》提出了对于基金会完善自身透明度的强制性要求，并将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的频率规定为至少每3个月公开一次，这无疑大大缩减了基金会的休眠空间。为此，基金会中心网表示，近期主动要求提升透明度的基金会数量已有所增加。
更为严格的信息公开责任同样落在各级民政部门身上。《慈善法》还规定，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制度，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息，免费提供慈善信息服务，并同建立同其他政府部门间的慈善信息共享机制。章高荣认为，该规定一方面确认主管部门有很大的信息公开义务，如基金会登记事项、税前扣除资格、年检评估及表彰处罚结果等基本信息均应由民政部门自己来公布；另一方面，由政府构建免费信息平台的规定也能尽量避免基金会因缺少资金和平台等原因回避信息公开，在制度上更为完善。
尽管目前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并非所有基金会的信息都已录入管理，也依然无法查到任何一家基金会注销的公告信息，但近年来大陆民政部门加强行业监管、清退休眠性基金会的行动已悄然展开，2014年至今，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地就已先后清退15家严重违规或长期休眠的基金会。
与此同时，退出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为疏通淘汰出口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政策意见。2015年12月，民政部公布了《关于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其别提出适用于基金会主动注销或被撤销登记的9种情形。章高荣认为，这足以体现民政部门对于规范基金会行业管理、提高监管水平的决心，“我们以前是准入很严格，许多未达到条件的基金会根本无法成立，所以在管理方面就相对比较松懈，导致基金会只进不出，但现在准入门槛在不断降低，因而监管规范和退出机制就要更为严格，要有进有出。”
基金会范文第4篇
那是一场被有意提前的新闻会。
1985年，中国还没有民间发起的公益组织。是年3月21日，丁光训与韩文藻访问海外，回国时途径香港，他们在香港停脚，先行召开一场新闻会，向外界宣布，爱德基金会“即将成立”。
当时，丁光训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文藻是江苏省政协常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基督徒。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展示出一张被珍藏三十年的会现场照片，“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相信，也许爱德基金会就不会出生了。”
30而立
爱德基金会出生前确有“流产”可能，但如今，它已成长为中国民间公益基金会中最为茁壮者。从综合实力打量，能与其比肩者屈指可数。
30年里，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转变。政策变了，文化也在变，作为一家具有宗教基因的民间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的成长壮大，无疑是社会开放的鉴证。
但这30年路走下来并不能算顺利。
自我介绍时，它总是离不开这一句：爱德基金会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民间团体。
因其具有宗教基因，爱德基金会得以在出生后的20几年里有更多机会获得来自国际的资源支持。
但即便那些资源都是来自于有爱心、有信仰的个人，也难免招致诘问。
“你都是拿海外的钱，那你不是洋人的走狗吗？”
绝大部分资源来自海外，最高时甚至占比达到98%。当不理解、情绪化的问题出现，爱德基金会需要做出详细解答―中国还在发展、国际友人献爱心、确保机构独立性……解答者有耐心讲，提问者未必有耐心听。
近些年，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
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加速崛起，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疲态。在此背景下，爱德基金会仍然延续固有资源结构无疑是危险的。同时，超过20年以“洋奶”为主粮，这家中国的老牌公益基金会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既要接受援助，又可以提供援助的转型期。它打算站在国际平台上，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回馈。
爱德基金会着手调整募款方向和资源结构。2013年开始，连续3年，其国内筹款量超过海外筹款量。这并非海外捐赠减少、募款总量降低才搞出的比例游戏。2004年，爱德基金会募款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此后10年均在这一数字上下徘徊。
“结构完全调整，但未导致募款总额下降。”丘仲辉欣慰，但“坦率地讲，其他兄弟基金会总量上增加的有很多。”他希望今后几年，爱德基金会可以在募款总量上有所提高。
30年前那张照片中有3人，除了丁光训与韩文藻，还有一位名为魏克利（PhilipL.Wickeri）的外国年轻人。爱德基金会的“国际化”从它未正式出生时便已注定了。
30年来，爱德基金会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
在太平洋的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在马达加斯加，爱德基金会开展了沼气池项目；贫困帮扶与灾害救助，他们涉足尼泊尔、菲律宾、朝鲜、肯尼亚。
2015年7月1日，爱德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设立非洲办公室，正式开始了其成系统、成规模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走出去的项目，也是借宗教之东风。
爱德基金会成立的同时，与联合圣经工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决定成立爱德印刷厂。两年后的11月，爱德印刷厂在南京成立，又过两年，爱德印刷有限公司诞生。1989年9月，他们办了一场完成印刷100万册圣经庆典。
“我们现在的印刷公司，应该说在薄纸印刷方面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们考虑在非洲办一个社会企业。”对于“连教科书都是到海外去定”的埃塞俄比亚，爱德的非洲印刷公司将不限于圣经印刷，还会开展多种印刷业务。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黄浩明说，民间公益组织国际化应有“五到位”，分别是理念、项目、人员、组织、成绩。“这五项都能到位，才算真的实现了社会组织走出去。爱德基金会因为有经验积累，所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主动与开放
成立之初的10年，爱德基金会在苏北、苏南、鲁西南、皖东北、浙江东部等地区的贫困县开展教育类项目。到第二个10年，其工作重心开始从东部向西部转移，项目种类增加，逐步扩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农村扶贫、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
这部分工作启动是在1995年左右，而董事会做出这一决策是在1993年。中国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则要到1998年才真正启动。
爱德基金会的超前并非巧合。丘仲辉觉得，“爱德基金会作为一家民间机构，它自己的创新性、独立性、民间性非常重要。”这些因素使得它能更加灵活、更加准确地捕捉社会所需。
在西部地区，爱德基金会采用“参与式管理”理念，支持农民自我发展。所谓“参与”不仅是公益组织和农民参与，还包括政府的参与。
与政府合作，是爱德的一贯战略。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即便当地有教会组织，爱德基金会开展项目时也会首先选择与政府合作。
爱德基金会在开展社会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与政府寻找交集、扩大交集。这对于增加沟通交流、建立信任尤为重要。
30年来，爱德基金会与政府接触很多。“双方都是主动的。”丘仲辉说，爱德基金会启动较大的项目和计划，都会先与政府进行交流沟通。而政府方面也会主动考察项目，了解情况。
在聘用员工方面，爱德基金会并无关于信仰的倾向性条件，每年都面向大众，公开招聘。
“很坦诚地讲，如果是两个人条件完全等同，我讲的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情况下，如果我只能要一个，当然我可能会考虑到信仰的问题。但这个出发点不是别的，而是有信仰的可能更稳定一些，因为信仰与公益天然有着相同的追求。”丘仲辉说。
然而，这种条件完全等同的情况并未出现过。即便是没有的新员工，也不会被同事问及对基督教的观点、看法。
个体的行为习惯决定机构的样貌和气质，爱德基金会成员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发展30年来，爱德基金会虽表现出了很高的开放度，宣传上却一直选择低调。
“基督教崇尚的理念是谦卑，所以一般来说对个人的采访，我们不会去做，”丘仲辉说，但作为公益机构，他们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宗教文化的特殊性，爱德基金会又常常成为被媒体忽略的主语。
“我们搞过筹款晚会，结果报道出来就只剩下某某歌星献唱，主办方等等都被拿掉了。”丘仲辉有些无奈，“南京本地人对我们都不了解，反而是外面相对更了解我们。”
爱德基金会总部在南京，项目、筹款都在其他地区。因为平时少宣传，主要靠项目传口碑的方式传播，而没能兼顾触手可及之处。
这个在南京成长了30年之久的基金会，居然还需要把“落地南京”当成一个重要目标来推动实现。
宗教基因
爱德基金会是一家普通的社会组织，不普通之处在于，因其带有宗教基因，也相对拥有更多资源，这资源包括物质，也包括文化。这让爱德基金会参与社会工作时，优势明显。
爱德基金会一直在将宗教力量导入公益领域。除了每年大量善款来自信徒之外，爱德基金会还与教会合作，开展具体项目。自2002年以来，共资助教会开展社会服务项目210多个，直接受益人口近30万人。
早在2009年，在江苏省统战部、江苏省宗教局的支持下，爱德与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合作，创立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随后在江苏各地教会开展多种服务项目。单教会环保联合行动，就在江苏9地区开展了24场。
去年，受江苏省统战部和江苏省宗教局委托，爱德基金会承办了第一期江苏省宗教界公益慈善研讨培训班，江苏省5大宗教的60位负责人参加研讨培训。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爱德基金会深入灾区参与救援。8月中秋，它大胆地为灾民举办了一场中秋晚会。此前一年，爱德面包坊成立，这是爱德基金会以社会企业形式，为心智障碍者打造的就业培训基地。
当年灾区那场中秋晚会上，爱德基金会不仅与灾民一起联欢，还为他们送上爱德面包坊特制的月饼。
“人是孤单的，如果他没有跟亲人在一起，尤其是家里的亲人遇难之后，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场晚会，可以给他们一个释放的机会。”
尼泊尔地震救援结束后，丘仲辉并不觉得中国公益组织在国际上展示了足够良好的形象。如何与受助者交流？如何避免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如何避免不经意间表现出的优越感？
在这些方面，因为宗教的关系，爱德基金会有着长期、深入的经验积累。
“常理来看，爱德应该是非常敏感的机构，涉及外事、宗教，而且我们的项目区都是在西部，那是民族地区，我们又与大量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本该是敏感中的敏感。但是你做好你的本分，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政府，他们会看到，爱德真正想做什么。”
十七大和十报告都强调，要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联合《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
中国国家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政策明朗，方向明确。
基金会范文第5篇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秘书长朱健刚教授以学者身份参与了一家基金会的运作实践。在他看来，专业能力不足，是非公募基金会的首要难题。他建议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提升专业性，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建设事业的一部分。
缺人、缺乏专业运作能力
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势头迅猛，2011年其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吗？
从社会建设的视角来看，以民间为主体的非公募基金会的迅速发展非常令人欣喜。非公募基金会有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教育类基金会等，种类很杂。近年来，非公募基金会虽然没有像公募基金会受到那么大的质疑，但非公募基金会也面临很多发展的问题。简单来说，首先就是能力不足。基金会需要专业运作能力，绝非简单地把钱捐出去就行了。有些基金会已经慢慢了解到这是一件专业的事情，需要聘请专业的人士来做。但仍有很多基金会在这方面明显不足，不懂得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不知道钱能不能满足受众群体的需求，也不知道效果的好坏，不知道怎么评估。因此，如何提升能力、吸引专业人才、设置专业流程和程序、如何做评估监督、乃至公信力的建设，非公募基金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国内的非公募基金会还面临资源如何持续、资金如何可持续的问题。很多国际基金会把钱投进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收益就当善款，或者是接受到一笔赠款后，利息用来做慈善，这就解决了资金可持续的问题。但在内地，捐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钱花完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第三，非公募基金会在政策法律方面有很多限制。一方面政府大力地鼓励非公募基金会注册，但另一方面又做了许多限定。比如，行政费用必须在总支出的10%以内。其实，专业运作不在于资金的多大比例用作善款，而在于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只有10%的费用很难吸引到人才。一些企业基金会想了一些办法，比如人员挂靠在企业内部，但这样就很难培养出工作人员的归属感。还有，每当企业要捐一笔钱给基金会，都要收税，负担很大，不利于基金会的发展。这些都是我所看到的大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基金会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是用来洗钱、逃税的，但从大局看，这些极端情况还不严重。现在我们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防范刑事化问题上，总觉得肯定有人在里面违规、贪钱。但是对大多数基金会来说，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能把所有基金会都当贼一样去防，这解决不了问题。
你参加基金会运作已有好几年。有何感触？
我看到，很多基金会连人都没有。真正懂得基金会运作的人很少，大家都在学习。我参加的基金会，刚开始秘书处那些年轻人也不懂怎么做，要靠理事来做，依靠他们的商业经历。人们会有一个幻觉，觉得懂得赚钱就会懂得花钱，但事实上，商业经历跟公益实践不一样，如果只是一些企业人员来决定善款的使用，可能会“花冤枉钱”。后来我们认识到了，就去寻找既有市场能力，又懂得和企业家打交道的专业人士。但这种很有能力，又愿意从商业领域转到公益领域的人很少。更糟糕的是，还有很多基金会还不知道怎么学习，认为自己能赚钱了。那么，你凭什么认为我不会花钱？这种自以为是有时候会束缚他们自己的学习能力。
基金会缺乏有投资能力的人吗？
问题不在于是否缺乏有投资能力的人，而是基金会能否找到可信的投资公司，用保底的方式去获取收益。基金会自身主要需要三类人才：第一，项目资助人，懂得怎么找到好的公益项目；知道怎么把钱给到社区、公益组织；怎样达到好的社会效益；懂得做评估审批监测。第二，好的筹款人才，许多非公募基金会都需要持续筹款。第三，好的财务行政人才，保证透明公开。当然，最需要的是一把手，秘书长、CEO，既要懂得跟理事、资助方维护好关系，又能带好团队，和被资助的机构、社区保持良好关系。
有的缺钱，有的钱花不出去
如果非公募基金会缺乏专业运作能力，会出现什么不利后果？
乱花钱，比如有很多项目，捐款、拍照、上报纸就结束了，社区完全没有改变。很多人把慈善停留在一个救命的层面，你很穷，给你一点钱，你活过来了，就行了。但怎么可持续发展，怎么改变社区贫穷的命运，就缺乏思考。
这算是救助方式不当吗？
只停留在救命的层面。很多时候是要考虑到长远的发展，可持续的生活，这可能牵涉到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如果基金会的资金不可持续，有什么办法解决？
第一，基金会要有资金运营的能力，用钱去市场上投资收益。第二，要有筹款的能力，理事们去募捐。第三，基金会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当然这些还不够，也需要公众对基金会的认同，认识到基金会的重要性。还需要国家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予以扶持，比如让基金会收入享受免税的待遇。
除了税收优惠，你对当前的政策法规还有何期许？
应该取消非公募这个说法，允许所有的基金会都能公募，都到同一个市场上比拼。大家看到谁的表现好就捐给谁，让他们自己选择。现在人为地划分为公募和非公募，公募基金会利用垄断地位，为进入公募市场设定了门槛。
规模小的基金会，是否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是的。但是大的基金会就是钱多，花不出去，这是另一个极端。大小基金会之间可以相互合作，减少浪费。
大基金会的钱花不出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缺乏商业能力，找不到项目。这个钱也不好花，如果这钱花砸了，人家会说你。
跟基金会本身定位不清晰有没有关联呢？
有这个可能。有些基金会的项目都是自己做，不想把钱给专业的公益组织去做，但是自己却发现不会做。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做的方法不对，不像专业的公益组织，做了好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技术。另外，自己做的成本要高，还可能因为人生地不熟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砸了很多钱效果却不好。这几点是我认为他们钱花出不去的主要原因。当然，要找到专业的公益组织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基金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致力于研究怎么样让钱花得更有效果。
能具体介绍一下基金会的钱可以花得有效的案例吗？
佛山报业集团每年能募集到很多公益金，但是如何运作，使得这家运作机构能够有公信力，又是否可以提取行政经费，这些问题都让他们发愁。这个时候他们找到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帮他们设计专门的资助程序，邀请专家组成项目评审委员会，对受资助机构进行能力建设和评估，这样就使得公益金可以花得更有效。这笔钱在千禾基金会也建立专项基金，保证了它的公信力，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的案例。
有人提到非公募基金会的操作不够透明，公开透明是否必须的？
要做到账目公开透明，需要很多人力的投入。很多非公募基金会不愿意向公众公开，而且它们的公开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国家对它们的透明度有一个具体的要求，这是底线，我觉得能做到就差不多了。
基金会范文第6篇
15世纪末,为加强集权统治,葡萄牙国王将医院、协会等机构加以合并置于中央控制之下。1498年,莱昂诺尔女王在里斯本成立了第一个仁慈堂。这是一个由教会运作的慈善组织,它的成立对其他慈善组织来说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其影响力波及全国及其海外领地。经历了数个世纪直至今天,它在葡萄牙慈善领域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不过,最早载入史册的合法基金会建立于1825年,其性质为疗养院。也是在19世纪,较现代化、更加自由且充满创造性的慈善形式在葡萄牙落地生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葡萄牙基金会创立的鼎盛时期(1987至1998年期间登记在册的基金会中有48%为1995年以后建立),这源于1974年民主制的建立和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葡萄牙已建立约700家基金会,其中50%分布在里斯本及其郊外。43%的葡萄牙基金会从事“社会服务”领域――29%从事“娱乐文教服务”,14%从事“教育科研”。其中,建立于1956年的吉宾金基金会在文化领域地位显赫,其声誉对葡萄牙人的精神层面具有积极影响,在整个葡萄牙慈善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另外,葡萄牙只有一家基金会被定性为社区基金会,它就是阿尔沃卡社区发展基金会。阿尔沃卡社区发展基金会坐落在里斯本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由社会协会转化而来。它是一个从事“公共事业”的私人社会福利机构,眼下正以一个基金会而非协会的身份着眼于发展自身在社区建设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养老建设、捐赠者服务及平衡资助捐款等,是其目前发展的重点。
此外,葡萄牙没有“联合劝募组织”,大多数当地慈善事业,如定期或零星的筹款活动都由教会或当地相关社会福利组织倡导。近来,葡萄牙出现了一种局域性慈善机构――市政基金会,如果引导正确,未来很有可能会在社区基金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基金会在葡萄牙法律体系中没有确切的定义。依据《民法》,“基金会是一种具有长期目标,赋有一定资产的非营利实体。”葡萄牙的基金会有着公共和私营之分,具体分为公共利益法律实体和私营社会福利机构,而且大多数都属于后者。葡萄牙绝大多数基金会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私营社会福利机构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为儿童、青少年、家庭、健康提供支持,为老人和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进行职业培训,帮助社会边缘群体融入社会及社区等,是政府职能的有益补充。
基金会范文第7篇
2013年7月27日，在武汉新世界国贸发起了一场“慈心慧画”义卖活动，此次活动是2013春华秋实西部助学的武汉站，一共收集了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200幅画作，还得到众多艺术名家的大力支持。组织这场活动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上海一家年轻的公益基金会——上海慈慧公益基金会的武汉志愿者团队“慈楚公益之家”。慈慧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之一及理事长李梦琳也为这次活动来到武汉，传播慈慧公益基金会的公益主张。
助力西部助学
对于这个年轻的基金会，大家可能并不太熟悉，“上海慈慧公益基金会是由众多企业家、慈善爱心人士共同发起的慈善公益组织，2011年2月由上海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原始注册基金为300万元，属于非公募基金会。”李梦琳介绍道，作为这项公益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李梦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其他发起人不同，李梦琳同时还担任基金会理事长一职，搭建团队、筹措资金、市场调查……目前她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基金会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中，“在做慈慧公益基金会之前，我在做自己的公司，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家庭也在国外，基金会成立之后，我就主要在忙基金会的事，连公司的事都管得少了”，她态度谦和，言谈中透露着一股平易近人之风，难见女企业家高调至死抑或低调至极的做派。
慈慧理事会共由17名理事组成，其中1名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同时，由部分理事组成事业发展委员会，负责部分筹资工作；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虽然成立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明星慈善基金会的强大吸睛效应，但慈慧公益基金会在2年的时间里就迅速的打开了工作局面，基金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看似并不高端、国际化，但却尤为温暖人心、需要大量投入时间、精力的项目上，“目前做的项目主要包括助学、敬老、大学生公益；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传播、扶贫、环保、急难赈灾、医疗救助等方面也有一定关注。”
“春华秋实” 西部助学项目主要针对西部地区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学生，以资助助学金或学费形式，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以期改变自身及家庭命运。
“孝亲敬老”项目组建各地区敬老志愿者团队，在各地养老机构、日托所开展敬老活动，包括文艺表演、聊天、理发、清洗、健康讲座等；在端午节、重阳节等节假日安排定期探访，并组织志愿者与老人的结对关怀活动。
“大学生公益金点子大赛”项目联合各地高校共同开展大学生公益创新项目比赛，倡导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此次在武汉进行的义卖就是为“西部助学”筹得善款。200幅画作主要从武汉艺术院校学生征集而来，包括社会各界的踊跃捐赠，每幅画均定价200元，当日活动还未开始，多幅展示的画作就已被认购，这让李梦琳感到很是欣慰。“西部助学计划从去年的100多名，增加到今年的500名。只需要3000元，就可以资助一位贫困大学生。以前是基金会与贫困学子的一对一的交流，通过慈心慧画这个活动，社会各界人士都用他们的方式参与进来，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贫困学子的关爱和呵护。慈心慧画相当于是爱心的接力，就像一个爱的良导体，把大家的善心百分之百的输送到需要帮助的人那里。”
“爱的良导体”
李梦琳匆匆来汉，在武汉最热的三伏天里，她微笑着向每一个接触到的人传导一种向善的观念，她说，仅仅依靠资助并不能使更多人受惠，而我们做这些公益项目更重要的是将爱的观念植入到每一个受助者、资助者及志愿者心中，将爱不断的传出去，“西部助学不仅仅改变孩子的命运，也将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未来他们也将能以感恩的心回报社会，接过爱心接力棒。事实证明，很多受资助的对象后来会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中，包括收集更多贫困家庭信息等，都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他们得到了帮助，同时也用他们的爱心回报社会。”
李梦琳试图立足慈慧本有项目，通过丰富的爱心体验活动，为受助者、资助者、志愿者、公益机构搭建良好的互动平台，实现爱心的继承和传递，推进公益行业良性发展。
慈慧公益基金会为“爱的良导体”项目提出了目标：提供岗位：2013-2015年预计固定工作人员15名；受益人数：2013年预计资助600名西部贫困高校学生、2015年计划资助高校学生达到1000名；每年组织敬老活动超过100场，受益老人超过5000名；组织志愿者与老人的结对关怀，2015年预计结对老人100对；同时每年组织志愿者开展其他扶贫助困、弘扬公益理念的活动20场。资助机构：计划支持资助敬老或大学生公益创新类机构20个。
当下，公益慈善不透明之风令人深恶痛绝，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公益基金发展之路更加艰难，“有人听到我在做公益基金，就开玩笑说我要发财了，我当时觉得挺委屈的，但这好像是认知的一种普遍现象。我只有通过做之后让他们相信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不计回报的在做这些事情。”
“基金会在成立之时有一笔启动资金，以供基金会的专职人员工资等正常开销，所有的捐赠善款，我们都要用到公益项目中去，用到我们帮助的对象上。每一笔捐赠我们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在网站上进行公布，我们也会定期的将财务报表出来。”
雅安地震期间，慈慧公益基金会一共募集资金170多万元。在基金会网站上公示的捐助名单中，可以看到，有人一次性捐款达到6位数，也有人践行着每天捐款1块钱。
基金会范文第8篇
一、政治基金会的构成
这里所指的德国政治基金会是指与德国主要政党关系密切的6个政治基金会，即接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社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drich-Ebert-Stiftung)，接近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s-Seidel-Stiftung)，亲自由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接近联盟90/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①ll-Stiftung)，以及亲1998年第一次进邦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RosaLuxemburg)。
在上述6个政治基金会中，历史最悠久的要属亲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25年为纪念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总统、社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而成立(注：艾伯特去世于1925年。)，并以其名字命名。该基金会于1933年遭纳粹禁止，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7年重新组建(注：另一看法认为，艾伯特基金会二战后重建于1945年，参见NorbertLepszy,PolitischeS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Opladen2000,S.501.)，总部设在波恩。
附图
其他五个政治基金会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瑙曼基金会成立于1958年。阿登纳基金会成立于1964年，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名字命名，与艾伯特基金会并驾齐驱为德国两个大型政治基金会，总部设在圣奥古斯丁(注：阿登纳基金会注册所在地为波恩，但其总部机构主要在圣奥古斯丁，参见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1“Name,Rechtsnatur,SitzundGesch@②ftsjahr”,,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建于1967年，伯尔基金会和卢森堡联邦基金会成立较晚，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
二、政治基金会的组织结构
德国各政治基金会的内部具体的组织建制各有不同，但其宏观组织框架是类似的。如表1以阿登纳基金会组织结构为例，政治基金会一般由会员大会、理事会和各专业职能部门等组成。政治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为会员大会(Mitgliedversammlung)，会员大会成员的组成和数量按各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有所不同，人数一般在40—100人之间，如阿登纳基金会的会员人数限制在55人以内(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3.“Mitgliedschaft”,,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的会员最多不超过40人(注：Hanns-seidel-stiftunge.V.:SatzungderHanns-seidel-stiftung,§3.“Mitgliedschaft”,,04.02.2002.)。表2为“1999和2000年瑙曼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则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对于各政治基金会都至关重要的联邦资金，究竟出自联邦的哪些部门。表中显示，瑙曼基金会(其他基金会情况类似)获得的联邦基金主要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联邦内政部(BMI)、外交部(AA)和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BMBF)。2000年瑙曼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共获得资金0.773亿马克，其中联邦资金为0.691亿马克，州资金为0.017亿马克，其他来源的资金为0.065亿马克，联邦和州的公共资金占当年基金会总资金的91.7%。在联邦资金中，4.09亿马克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占当年总资金的52.9%；来自联邦内政部、外交部和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分别为1.85亿马克、0.45亿马克和0.47亿马克，分别占当年总资金的23.9%、5.8%、和6.1%(参见表2)。
2.项目资金和“一揽子资金”
对于各政治基金会而言，在联邦和州提供的公共资金中占最大份额的是项目资金(Projektfinanzierungen)，即用于特定项目的资金，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项目资金大约占年资金总额的70%左右。项目资金的提供者主要是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外交部、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和议会。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第一，开展国际合作(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资金)；第二，向德国国内学生提供奖学金(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第三，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外交部的资金)；第四，整理重要的文献档案(主要是各基金会所亲近的政党党团的文献档案)(议会的资金)。
各政治基金会除项目资金外还能从政府获得所谓“一揽子资金”(Globalmitteln)，即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工作正常运转等的费用，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一揽子资金”占年资金总额的近30%。“一揽子资金”的提供者是联邦内政部。尽管该项资金总额不像项目资金那么高，但是它用于基金会的人员开支和日常工作等开支，对于基金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一揽子资金”的主要用途有：第一，进行政治教育的大、小型会议和报告；第二，研究、咨询和文献整理；第三，出版刊物、举办展览；第四，人员支出、日常办公和管理支出及投资性支出等。1999年除卢森堡基金会外的5个政治基金会共获得该项资金1.92亿马克，当时新成立的卢森堡基金会第一次获得了850万马克的特别资金。多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一揽子资金”按照固定比例在原有的5个基金会中分配，即两个大的基金会艾伯特和阿登纳基金会各获得“一揽子资金”总额的32.5%，剩下的35%在剩下的3个小基金会中分配，从2000年起，瑙曼、赛德尔和伯尔基金会均分该项资金剩下的35%，各获得总额的11.6%(注：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ürdieBu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
Bildung,Bonn2000,S.504.)。卢森堡基金会是否按某一固定比率获得该项资金现在还未知。
联邦州以特别资金的方式分担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但只针对个别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用。
四、政治基金会的政治、社会功能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功能在各基金会的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注：参见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艾伯特、阿登纳、赛德尔、瑙曼和伯尔基金会的共同宣言》也开宗明义指出，政治基金会具有在民主政治教育、国内外政治信息咨询、促进自由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功能(注：参见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ll-Stiftung(HBS),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S.1,auchunter,
24.07.2002.)。概括而言，德国政治基金会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主要有：国内政治教育、提供奖学金资助、促进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合作。
(1)国内政治教育
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教育是各基金会在德国本土开展的核心工作。各政治基金会无一例外在各自章程中都把政治教育工作列为首要任务。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激发公民的政治兴趣、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强化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日、周末或一周研讨班、大型国际会议、中小型学术会议、主题报告会、专题讨论、出版书籍、杂志等，向公民普及政治知识、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水平。2000年，仅德国国内就有15万人参加了艾伯特基金会主办的近3000项政治教育活动(注：参见,23.07.2002.)。
(2)提供奖学金资助
各政治基金会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向有才智的后备人才提供奖学金或研究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或研究工作。各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既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包括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既包括德国学生，也包括外国学生，而且对外国学生的资助成为基金会工作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选拔人才。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之所以大力开展学业资助项目，目的在于一方面培养有助于德国向着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发展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向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在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能够成为政治领导力量，或在经济、行政管理、教学和研究等领域担任要职，增加德国的对外影响力。
(3)促进学术研究
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是各基金会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其工作重点。各基金会的研究范围都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许多领域。有些课题与其它研究单位合作完成，研究成果通常以报告、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版。促进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治研究与咨询工作，优化政治行为和促进国家、学术界、政界、经济界等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知识传递。
此外，各基金会还从事有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建有一些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馆，比如，艾伯特基金会拥有广泛、翔实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档案”和关于工人运动的丰富藏书的图书馆。
(4)开展国际合作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与其国内职能并重的重要任务，各基金会为此都设立了专门部门，集中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事务。尽管该部门在不同基金会的名称会有不同，但其宗旨原则和实际工作是相似的，即通过信息与人员交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幸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S.1,,31.07.2002.)。德国政治基金会的国际合作情况在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目标和侧重点。一般而言，在亚、非、拉国家主要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促进这些地区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项目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事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项目的实施一般需要基金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机构合作进行。基金会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目标则是促进这些国家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范围并不仅限于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在欧洲、北美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德国政治基金会为开展国际合作，在海外广泛建立分支机构，派遣自己的或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以艾伯特基金会为例，它在西方工业国家有13个办事处，38名工作人员；在中、东欧国家设有27个办事处，99名工作人员；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个办事处，19名工作人员；中东和北非9个办事处，7名工作人员；亚洲太平洋地区有16个办事处，15名工作人员；拉美地区19个办事处，16名工作人员(参见表3)。
表32000年艾伯特基金会海外分支机构、人员和资金情况
西方工中、东欧撒哈拉以南
业国国家非洲中东和北非亚太拉美
海外事处13272091619
派遣人员6141971516
当地人员3285****
投入资金
(万马克)91016802470118017802360
*数字不详
资料来源：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
Stiftung2001,Bonn2002,S.58/65/76/77/78/79.
政治基金会足迹遍布全球，与所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编织稠密的国际联系网络。政治基金会的非官方身份，使它们在国外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官方信息来源不可忽视的补充。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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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olfHalfmann.GrundsaetzederFinanzierungPolitischerStiftungen[DB/OL].,2002-02-04.
[7]Friedrich-Naumann-Stiftung.Jahresbericht2000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M].Potsdam2001.
[8]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①ll-Stiftung(HBS)[R].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
[9]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1,2000,1999,1998,1997[R],Bonn2002/2001/2000/1999/1998.
[10]GerdLangguth.PolitischeStiftungenundpolitischeBildunginDeutschland,in:
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eilagezurWochenzeitungDasParlament[R]1993(43).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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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范文第9篇
李娜的“威武”之处在于，她良善，热衷于慈善，无论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她都慷慨解囊；还在于，她敢于说真话，一句“去年我去了青海，现场看了捐款落实的情况，就是怕某些基金会……毕竟之前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让人动容，让网友激赏。
李娜为何怕某些基金会？她自己给出了答案，“毕竟之前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换言之，李娜把钱捐赠给了某些基金会，但是善款不善用，让李娜心有余悸。
李娜的经历，让人想起来了企业家李书福。李书福热衷慈善，但他的慈善之路充满无奈，比如，他捐助给贫困生的扶贫善款，实际上却到了那些并不贫困的学生手中。为保证自己的捐款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他绞尽脑汁、亲力亲为，千里寻访贫困生。还让人想起陈光标，陈光标同样喜欢绕过慈善组织，采取直接捐赠的方式，为何如此？因为直接捐赠容易受到关注，更因为善款不被截留，能够送到需要者的手中。正如陈光标所称，捐赠的钱去了哪里，是捐赠者的普遍质疑。目前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资金信息不能公开透明，是企业家们多数选择直接捐赠的普遍原因，也是目前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数据显示，我国不少慈善组织连官方网站都没有，更遑论详细晒一晒慈善信息了。“我国的基金会超过两千两百家，其中一千两百八十八家基金会没有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慈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日前透露。（6月10日《新京报》）
李娜很怕某些基金会，耐人寻味。无独有偶，在日前的新片首映会上，演员伊能静说：“我们拼命捐钱捐物做慈善，最后都变成了别人的玛莎拉蒂。很可恨！”
慈善基金会失信于民，确实是公众不愿意看到的。以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红十字会为例，目前，其正在采取措施自证清白，打算详细晒信息，邀请国家审计署工作组进驻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进行审计等等。在7月6日召开的廉政工作会上，红十字会会长明确表示，“清正廉洁是红十字会工作的生命线，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厉的制度、严明的纪律做好红十字会工作，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努力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应该说，清正廉洁不仅是红十字会的生命线，也是所有慈善机构的生命线。透过“李娜怕某些基金会”这一信息，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应该反躬自省，做到取信于民。简言之，李娜怕某些基金会，是给所有慈善机构出的一道考题。
基金会范文第10篇
1、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要按季度对有关乡镇（街道）的清欠进度进行定期督查通报，督促加快清欠进度；纪检监察部门要对基金会借款人、担保人、审批人、经营股东的党员干部作重点督查，对违规批贷的要追究其违纪责任；组织、人事部门要把有关乡镇（街道）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终考核内容；工商部门对有工商执照的欠款赖账户，采取下达停业通知书的办法，督促其筹资还款，若停业后按规定时限仍未还清的，吊销其营业执照；财政部门对有集体欠款的乡镇（街道）、村（居），从上级专项拨款、上下级财政结算、土地出让金返回款和其它资金中予以扣回；公安部门对未还清债务的欠款户、担保人，不予办理护照和出具无罪证明以及严控第二代身份证的发放；司法部门对未还清债务的欠款户，不予办理司法公证；计生部门对未还清债务的欠款户，不予办理二胎生育手续；土地、建设部门对未还清的欠款户，不予办理房产过户、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手续；审计部门对全市集体借款进行全面审计，逐一核实把关；部门要不厌其烦地做好上访对象的说明解释工作，以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大造借债还钱的宣传声势与政策攻心，表明政府清收欠款的态度和决心，促进借款户思想认识的转变，为清欠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2、加大依法清欠力度。由市政法委牵头，协调公安、法院投入清欠，按照省委政法委《关于转发〈关于办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刑事案件适用政策法律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委政发〔〕5号)文件精神，依法加大对基金会案件的查处力度，解决清欠工作中的难点和“瓶颈”问题。法院专项执行小组主要负责已判决生效基金会案件的执行工作，公安专项执行小组以清欠为目的，主要负责追究股东、审批人、担保人以及欠款人恶意逃废债务的法律责任。两个专项清欠执行小组的工作各有侧重点，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做到分工不分家，确保力量投入到位，追欠配合到位，法律措施到位。专项清欠执行小组可以直接决定基金会案件的受理、立案、侦查、变更等强硬措施，并由担任政法专项清欠工作小组副组长的公安、法院分管领导审批所需的法律手续，有争议的及时报市政法委协调解决。
3、有关奖励办法。为充分调动有关乡镇（街道）及政法单位参与清欠工作的积极性，对按时完成任务的（以12月25日前上缴市财政专户为准），给予适当奖励，用于弥补单位清欠经费不足和工作人员补贴。
（1）有关乡镇今年应以确保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基本任务数为基数。对按时完成基本任务数的，奖励乡镇（街道）清偿办5000元；达到超基任务数的，奖励乡镇（街道）清偿办7000元；达到冲刺任务数的，奖励乡镇（街道）清偿办9000元。对未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乡镇（街道），其差额部分由市政府从下拨乡镇（街道）专款、上下级财政结算、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和其他资金中予以扣回。
（2）政法专项清欠工作小组以完成年度清欠基本任务300万元为基数，对按时完成清欠基本任务数的，给予奖励50万元（没有完成基本任务数的按实际清回数的10%给予奖励）；超过基本任务数300万元的，其超过部分的按30%给予奖励；超过超基任务数400万元以上的，其超过部分的按50%给予奖励。同时，从奖励金总额中提取30%作为清欠工作经费（含清欠工作人员出差及下乡补贴），其余70%由清欠责任单位（公安、法院）支配，用于弥补单位经费不足。3市清偿办按实际清回总额的3%提取办公经费（含工作人员出差及下乡补贴）。以上所需奖励经费由市财政拨专款给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