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税率范文
时间：2023-10-10 09:51:37
所得税税率篇1
应税所得率等于应纳所得额除以销售收入，是应纳税所得额与销售收入的比率，所得税负担率是应纳所得税额与销售收入的比率。
应税所得率对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或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采用的一项标准，是应纳税所得额占收入总额或成本费用支出额的比例，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尺度和标准。
应税所得率是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不是应纳所得税额时预先规定的比例，是企业应纳税的所得额占其经营收入的比例。该比例根据各个行业的实际销售利润率或者经营利润率等情况分别测算得出。
（来源：文章屋网 ）
所得税税率篇2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税制模式； 税率结构； 改革
我国个人所得税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30年历程，由昔日不起眼的小税历经多次税法修订和政策调整，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与广大群众联系密切的第四大税。个税收入从1981年的0.05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3 994亿元，占整个税收比重的6.26%，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伴随着个税收入的不断增加，关于个税税负高低的讨论，一直没有停过，它的改革，它的走向，关系到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也受到极高的关注。本文力图从研究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对个税改革思路的思考，对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模式下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率改革提出建议。
一、个税改革的紧迫和改革的思路
税收的基本功能，一为筹集收入；二为调节分配。个人所得税作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经济杠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执行的是分类制模式，对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九级累进税率制，设定的个税起征点为2 000元，税率从5%到最高45%。随着经济的发展，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日益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税负不公、费用扣除标准太低、税制漏洞明显以及征管乏力等问题，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非议，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未能很好发挥。公众迫切希望降低税收负担，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作用以适应社会需要，急需对其进行改革。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把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作为个税改革的方向，要完全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面对我国人口众多、城乡收入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面对目前的个税观念、个税体制、征收手段等客观困难，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但也不能漠视公众现实诉求，坐等条件成熟后再进行改革，如果一步到位的改革暂时无法进行，希望“渐进改革”的步伐也不要过于缓慢。虽然2005年和2007年两次对个税的起征点作了调整，但由于基本没有触及到税制、税率等核心问题，只是社会妥协的一种临时结果，并不能满足社会迫切的需要和个税长远改革的要求。在这两次税收调整后，普通工薪阶层仍然是个税的主力军，对于调整结果他们当然不能满意，个税改革争议也依然持续。
二、对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起征点）问题的探讨
2009年6月，财政部公布《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显示近年来工薪所得项目个税收入占个税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0%，降低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个税负担成为社会各界最强烈的呼声。一提到降低个税税负，大部分人的关注点仍集中在起征点上调上。按照个人所得税“对净所得征税”的原则，在确定扣除额时，基本原则是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即将居民基本生活费用在税前予以扣除。工薪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及物价上涨因素等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标准扣除额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居民消费支出、市场物价水平等变化情况适时作出调整，但改革重点不能只是一味提高起征点，而应通过改革税制结构，降低税率等综合方式来降低税负，稳定纳税群体。
一味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无助于低收入群体，反而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从业人口为7.8亿，其中只有6 0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约占从业人口的7.7%，其余92.3%的从业人口收入在2 000元以下，免缴个人所得税。如果目前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受益最多的不是中低收入者，反而是高收入者：假设将起征点提高至3 000元/月，月薪为5 000元的纳税人税负只能减少150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将减少400元/月；如果将扣除标准提高至5 000元/月，月薪为5 000元的纳税人受惠32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受惠1 200元/月；将扣除标准再提高至10 000元/月，月薪为5 000元的纳税人仍然只受惠32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受惠3 200元/月。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征收的收入主要用于补助弱势群体等，如果扣除额提高过多，高收入者交税大量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将减少，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以及社保、教育、医疗等支出也都会受影响。因此，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不仅不能得益，反而成为利益受到影响的主要群体。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纳税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报税过程有助于帮助
[1] [2] [3]
人们建立良好的依法纳税意识，同时也使人们受到最实际的税法教育。公民纳完税，自然就会关心税收的用途，用得好还是坏，预算收支是否透明等，公民的社会主人和纳税权利意识就会增强，如果不纳税，对社会责任的意识自然就差了。从这个角度分析，过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将从业人口大范围地排除在纳税人队伍之外并非是什么好事。个税改革应考虑用较低的税率来涵盖中低收入群体，结合制定一些免税事项来帮助困难群体，从而实现税负公平。
三、关于个税税率改革的思考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的重要工具。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累进税率进行的，累进税率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个人所适用的边际税率的不断提高，从而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税率征税（或免税），而对高收入者按较高的税率征税。在一定范围之内，累进税率幅度越大，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就越强，但超过一定限度，高的累进税率极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一些老板，只给自己发工资 元，其他的收入和消费，全部计入“企业成本”；再比如高收入的演艺人员，通常签约后只签税后收入，是否纳税，如何缴税，全部由支付方搞定；还有部分高收入群体通过把经营活动转入地下逃税，造成可征税部分越来越少，这些行为都极大地损伤了社会效率和公平。另一方面，高税率也会抑制人们的劳动、投资等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损害效率，最终也不利于公平。中国目前的最高累进税率为%，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属于高税率。笔者建议适当下调最高缴税比例，从%下调至%，同时加大税收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信息收集和交叉稽核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的结算系统，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逐步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和代扣代缴明细管理制度；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储蓄实名制度等，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监管，让富人接受并愿意合法纳税，这样收上来的税反而会比过去多，同时也维护了税收的严肃性。
四、对个税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建议
个税改革涉及整个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诚信征信系统的建立等很多内容，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下一步的个税改革笔者建议可暂不调整个税起征点，而是选择“减少级次，调整级距”的思路来进行改革。据了解，国际上个税一般只有—级税率，级距较大，而我国国内一直实行的是级税率，且级距较小。不高于元部分对应的是%的税率，— 元对应的是%， — 元对应%，
— 元对应%，这种较小的级距使得一些月收入在 元以上的普通工薪阶层，轻易就能触及%的较高税率。中央文件非常明确说，要在我国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笔者认为在个人所得税的处理上，就是在中等收入阶层这个范围内以%即原来的最低税率来覆盖。这个%的税率可以从中等收入阶层的下沿一直覆盖到上沿扩大级距。即把个税第一级调为 元以内，税率仍为%，这意味着过去除 元起征点以外，至 元间一大部分本应按%缴税的，都变成按%缴税，这样改革可以使大部分工薪阶层都适用最低的一二级税率，以达到短期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和稳定纳税群体的目的，具体方案见表、表所示。
例：假设某人减去三险一金后的工资收入为 元，按照现在个人所得税级累进税率表计算，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 ）×%-
=（元）。如果按照改革后“第一级距调到 元、对应%的税率”计算，那么此人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 ）×%=（元），相比现行个税制度，节省了元。如果某人的工资收入为元，按照现行税率计算他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 ）×%-= （元）。按照改革后的税率计算，那么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 ）×%-=元，与现行的个税征收标准相比，降低了元。可见按照笔者设计的方案，同样可以降低税负，解决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上述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不足。另外按照笔者的设计，个税征收最高税率由原来的%降低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下一步要提高征管水平，加大偷漏税处罚力度，维护税收的严肃和权威，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正面引导高收入群体依法纳税，建立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个税体系，切实实现个税筹集收入，调节分配的基本功能。
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将个税改革和增值税扩围列为年的重点工作，要求积极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税收调节力度，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所得税税率篇3
［关键词］累进税制边际税率个人所得税
一、 引言
伴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声还是不减，究其原因还是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边际税率设计的不合理：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
所谓边际税率是指应纳税额的增量与税基增量之比。即，其中，tm代表边际税率，T代表应纳税额的增量，Y代表税基增量。假设收入增加1元，应纳税额增加0.5元，则边际税率就是50%。边际税率反映税基每增加一个单位，适用税率变化的情况。实践中，征收个人所得税采用的超额累进税率被等同与边际税率。保罗・克雷・罗伯茨在其所著《供给学派的革命》一书中，将边际税率定义为对新增加的说的税率。对个人所得税来说，是对个人收入征税，所以这个变量就是人们每多挣1元钱所征的税收占的比例就是边际税率。当然政府部门不可能对每增加1元钱所征的税都作出详细规定，即边际税率不可能真正细致规定到每一元钱，一般把500或1000或者更多作为一个变量增加的单位，即税收级次或纳税档次。那么对每一个档次说实行的税率就是边际税率。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分类征收，适用的超额累进税制。对不同类型的个人所得税所适用的边际税率不同，这就使得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所负担的税收不同，从而产生了税收差异，而目前世界上个人所得税征收趋向与综合征收。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不同边际税率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
1.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0元适用最低边际税率5%，对超过100000元的适用最高边际税率45%。
2.个体工商户，独资和合伙企业，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00元的，适用最低边际税率5%，超过的适用最高边际税率35%。
3.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
设X为应纳税所得额，K1，K2分别为工薪所得和个体工商户所适用的边际税率， T1，T2分别为前后两者应纳税额，为两者应纳税额之差，通过分析计算得到下表:
由此可见:当X≤500时，K1=K2,＝0,两者应纳税额相同;
当X＞500时，K≤K2,＜0,工薪阶层应纳税额小于个体工商户。
这说明我国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所适用的税率大于或等于工薪阶层所适用的税率，相应的税收负担也大于工薪阶层。实际的情况是个体工商户需要承担风险，有风险收益，所以，在全月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得到的税后差异理应比工薪阶层大，可我们得到的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假定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当然会选择少承担风险，从而走进风险较少的机关，而不去创业。
三、我国工薪所得边际税率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工薪所得所采用的是9级超额累进税率，即边际税率最低为5%，最高为45%，也就是说对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边际税率，高收入者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当前，我国就业者的月薪大部分都在500元～5800元之间，个人所得税主要由这些普通收入阶层所负担，适用税率10%的人数为35%，负担了所得税的37．4%，适用15%的人数为12．4%，负担了个人所得税的47．5%。如果把我国的工薪阶层按所得额分为三档：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现在递增的边际税率也是不合理的。
1.对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边际税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个人所得税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较低收入的人少征税，以保障其基本的生活，这是毋庸质疑的。
2.对高收入者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是不合理的。我国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很少有人能达到，行同虚设。但这样，会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过高，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总体税率偏高。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会产生替代效应，当边际税率过高时，人们即会以闲暇替代劳动，从而挫伤高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即使人们不会选择闲暇替代劳动，他们逃税避税的行为更加严重，加大了征管难度，降低了效率。因此，应该对这部分人适用中等边际税率，既保证税收收入，又不挫伤纳税人的积极性，不产生大的替代效应，从而提高了效率。
3.中等收入者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军，应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作用。
四、结束语
综合上面对我国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内部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以后，调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和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我国应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步伐，使之更好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邬斌锋孙琳: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几点思考.国际关系学院学报[J],2006年第3期
[2] 刘怡聂海峰:中国工薪所得税有效税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J],2005年第6期
[3] 陈迅魏世红: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优化.重庆大学学报[J],第25卷第11期
所得税税率篇4
一、按劳分配原则与个人所得税法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并强调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法》作为我国宪法的子法，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宪法按劳分配原则，以按劳分配原则作为“分配正义”的衡量尺度。
(一)再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性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力的不发达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为了确立这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分配方式，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从此，按劳分配原则成为我国宪法性原则。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条第2款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发展，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分配原则作了较大修改，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据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按劳分配原则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按劳分配原则是一项抽象的宪政原则，因此宪法、宪政学的相关研究较多；二是认为按劳分配原则仅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以至于企业法、工资法的研究成果较多，而财税法的相关研究较少。其实，按劳分配原则的宪法地位要求所有法律法规都必须自始至终地贯彻并适用这一原则，不仅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再分配领域的法律法规。个人所得税法作为直接关系个人所得税负轻重的再分配法，理应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尊重和鼓励劳动所得，设置合理的税率条款，保证劳动所得税负低于非劳动所得税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宪法和法律对劳动财富的鼓励和保护。
(二)个税法中强化“劳动创造财富”的立法理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②这就是说，不变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并不发生价值增值，只是原有价值通过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上。而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③这也就是说，可变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发生价值增值，可以创造出比劳动力价格大得多的价值。“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④正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创造的价值永远大于劳动者所得，资本家不惜让出小部分利润，利用法律制度改善劳动条件，少量增加劳动所得，进而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了掩盖剥削劳动者的事实，西方国家在个税法中或者混同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或者赤裸裸地鼓励资本所得，加重劳动所得的税赋，以致让劳动者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财富”。
按劳分配蕴含着“劳动创造财富”理念。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尊重按劳分配原则，强化“劳动创造财富”立法理念，有利于个税法成为尊重人性和文明、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良法。我国现行个税法的分配结果不是鼓励劳动、鼓励多劳多得，反而是纵容投机，纵容不劳而获；不是增加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反增加了非劳动收入和国家的财富；不是鼓励后代以勤勉劳动致富，而是催生了“富二代”、“啃老族”。这种立法结果与“分配正义”的立法初衷相去甚远，主要原因就在于按劳分配原则缺位，“劳动创造财富”理念弱化。
(三)确立“劳动所得税赋轻、非劳动所得税赋重”的立法价值取向
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精神财富，同时劳动促使人类从猿转变为人，“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⑤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还不能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还是“异化的劳动”，劳动首先只是人类满足自己及其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主要手段。有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即获得劳动所得；有的人则通过利用他人的劳动所得和自己已有的劳动所得牟取物质财富——非劳动所得。虽然非劳动所得“有利于搞活整个社会经济。但是，非劳动收入对全体社会成员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又容易拉大，”⑥非劳动所得终究依附于劳动所得，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小于劳动所得。
资本主义国家以按资分配为原则，通过鼓励劳动所得来保障和增加资本家的非劳动所得，因此它们的个人所得税法以“劳动所得税赋重、资本所得税赋轻”为立法价值取向。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力图通过确认合法的非劳动所得刺激劳动的创造力，最终鼓励多劳多得，增加劳动所得。因此我国若不在个人所得税法中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原则、确立“劳动所得税赋轻、非劳动所得税赋重”的价值取向，只会以牺牲中低收入者的劳动所得为代价增加高收入者的非劳动所得，导致创造国家财富的生产环节日趋薄弱，社会主义优越性难以保障。
(四)按劳分配可实现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的统一
个税法领域常常出现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难以兼顾的矛盾现象，按劳分配可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实现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的统一，因为按劳分配本身蕴含着最大的公平。按劳分配“消灭了剥削，取消了资本的特殊权利。因此，从本质上说，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破天荒的平等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它让广大劳动人民第一次享受到贡献多少，回报多少的平等待遇。”⑦按劳分配原则承认个人之间劳动能力的差别，承认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的性质不同，要求 劳动贡献相同的人回报相同、劳动贡献不同的人回报不同，以及有劳动贡献的所得回报高于没有劳动贡献的所得回报，这与税收的横向公平原则和纵向公平原则的内核完全一致。
同时，按劳分配原则鼓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在个税法中可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倡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而不是投机创造财富，促进税收效率原则的实现。如果一部分以劳动所得为收入主要来源的纳税人发现以非劳动所得为收入主要来源、纳税能力更强的另一部分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那么这部分人的纳税遵从度会大大降低，有些人甚至会想方设法逃税漏税，徒然增加了国家的征税成本，降低了税收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限制非劳动所得，并不是禁止非劳动所得，它与平均主义倾向的低效率分配原则格格不入。“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⑧
二、现行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税率与按劳分配原则的悖离
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所规定的11种所得类型和属性，我们可将其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归于劳动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归于劳动所得，其他部分归于非劳动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归于非劳动所得。经综合分析和比较，发现我国劳动所得税率远远高于非劳动所得税率，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离。
(一)工薪所得税率高于非劳动所得税率
工薪所得税不仅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更是劳动所得税的主要构成。因此工薪所得税率的设置直接影响个税法中劳动所得税负的分配水平。如果工薪所得税率与按劳分配原则相偏离，将导致个税税负分配不公。
201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5％至45％的九级累进税率改为3％至45％的七级累进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节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总的来说，工薪所得税率改革仍然有悖于按劳分配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行税率模式设计不合理。工薪所得适用的是高额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含部分劳动所得的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相对低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其他非劳动所得则采取更低的比例税率。国际税收理论证明累进税制一般比比例税制承担更多的税负，因此我国以工薪所得为主的劳动所得税负重于非劳动所得税负。二是工薪所得边际税率太高。工薪所得税率的最高累进值达到45％，非劳动所得的最高税率为35％。劳动所得的边际税率明显高于非劳动所得的边际税率。三是工薪所得的税率级距设计仍然不合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工薪所得适用三级或五级的累进税率。我国税收实践也证明适用30％以上税率级距的纳税人非常少，完全可以进一步减少工薪所得税率级距，从而减少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税负。
(二)其他劳动所得税率不低于非劳动所得税率
若要减轻劳动所得税负，需保证劳动所得税率不仅不能高于非劳动所得税率，也不能等同于非劳动所得税率。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规定恰好相反，工薪所得之外的其他劳动所得税率与非劳动所得税率相同，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
一是表现在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中。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8条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包括“纳税义务人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规定分得的经营利润和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同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也包括工薪性质的所得。为了税收征纳的方便，我国对这些工薪性质的所得没有像普通工薪所得那样计算应纳税额，而是将这些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同等适用5％至35％的累进税率。这使承包经营者、承租经营者和个体工商户有机会利用法律的漏洞，对劳动所得适用非劳动所得的低税率，从而减少自己的劳动所得税负。
二是表现在私营企业等商业主体的生产经营所得中。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未要求私营企业主、一人公司股东将其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区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而是对其经营所得一并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征收25％的资本所得税。显然，这种立法允许私营企业主、一人公司股东将劳动所得转变为非劳动所得而承担较少税负，人为加大了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三是表现在稿酬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中。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的规定，个人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这些劳动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非劳动所得适用20％的同等税率。这种计税未区分所得性质，未考虑各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不同成本，导致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的边际税负高，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离。
(三)所得性质相同，税率不同
1.同为劳动所得，税率不同导致税负差距太大。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同为劳动所得，工薪所得适用3％至4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中的劳动所得适用5％至35％的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其中，劳务报酬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至5万元的部分，依照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5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⑨这种复杂的税率立法直接导致同样性质、所得数额相同的劳动所得在纳税之后的余额极不相同。假设普通纳税义务人A和B，某月A的工薪所得为4500元，B的劳务报酬为4500元，根据个税法规定，可计算出该月A应纳税为30元，而B应纳税为720元。这种明显不公平的税负分配直接刺激部分纳税义务人通过转变所得的性质、适用低税率实现避税，导致国家个税收入流失。尤其是那些有多份劳动所得或劳务报酬特别畸高的纳税义务人如明星、歌星、主持人等，一次动辄百万的收入仅按照加征后35％的税率而不是按照工薪所得45％的最高税率纳税，也凸显税收分配不公正。
2.同为非劳动所得，税率不同导致税负分配不公。我国非劳动所得之间也存在所得性质相同、税率不同而导致税负差距大的不公平问题。同为资本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 经营所得，适用5％至3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却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率形式的不同，导致前者的边际税负要高于后者的边际税负。
(四)未根据所得在个人生活和生产中的价值设置税率
对于纳税人而言，并不是其所得中的每元钱的价值是一样的，那些用来维持本人以及家人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比用作其他用途的收入更有价值。⑩孟德斯鸠早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公道的赋税应该是按照需要的比例而不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根据这种需要，个人的财产可被分为三类：满足个人物质上基本需要的财产、有用的财产和多余的财产，“物质上的基本需要是不应当课税的……其次是有用的财产，这种财产应当课税，但是要比多余的财产课得少些。”(11)而我国没有根据所得的价值、所得相对于纳税人的需求设置个税税率，没有充分考虑所得在个人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没有考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需要的劳动所得与主要满足生活奢侈享受的非劳动所得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考量经营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贡献大小，以至现行税率设置远离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例如，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属于经营资本，生产性强，构成个税资本所得税的主要部分；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属于金融资本，投机性强。尽管经营资本往往比金融资本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劳动、贡献更大，但是前者的边际税率高于后者的边际税率，这种不公平的税负分配极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商业实体的发展，也不利于遏制房地产经济的投机性。
三、个税法中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税率重构
(一)采取劳动所得税率低于非劳动所得税率的混合所得税制
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税率重构首先与税制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个税税制模式改革目标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继续明确十二五期间在我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即混合所得税制。但具体如何安排各项所得的税负，立法界和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这种混合型个税税制是“根据最优税制理论，对流动性强的资本所得课税低，对流动性弱的其他所得课税高，减少税收额外负担，同时抑制资本过度外流。”(12)笔者对这类观点不敢苟同。虽然当前国际上无论是采取综合所得税制的国家还是采取二元所得税制的国家都将个人所得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适用不同税率，但与我国的税收国情存在巨大差异，税率设计的依据大不相同。我国只能基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适用劳动所得税率低于资本所得税率的混合所得税制，降低劳动所得税负。
首先，美国、北欧国家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据按资分配原则设置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税率，终究以减低资本所得税负为个税法的立法目标。我国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必须始终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降低劳动所得税负为个税法的立法目标，实施劳动所得税率低于非劳动所得税率的混合所得税制。其次，我国“资本所得的平均税负略高于劳动所得的平均税负”，(13)如果去掉农村低收入阶层收入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则资本所得的总税负与劳动所得的总税负相差不大，并不存在发达国家资本所得税负远重于劳动所得税负、需要改革的税收情况。再次，我国个人意义的资本所得税率远远低于企业所得税率，这与西方国家两项税率相一致的情形也不同。资本所得可分为个税法上个人意义的资本所得和企业所得税法上企业意义的资本所得。在我国，同是资本所得却税率不一，这直接导致以资本所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收入者有“合法”避税的机会。最后，我国与他国的税法立法导向不同。北欧实施较低的资本所得税率是为了鼓励人们将劳动所得转向资本所得，避免资本外流。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贸和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型转变，此时应当通过税率鼓励资本所得向劳动所得转化，而不是相反。此外，我国从2008年起一直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也不像北欧那样存在歧视高储蓄纳税人的改革前提。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个税法应当采取劳动所得税率低于非劳动所得税率的混合所得税制。
(二)界定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概念和范围
1.对劳动所得的界定
《美国税法典》第32节(c)小节(2)段(A)小段规定，“劳动所得”是指包括在毛收入中的工资、薪金、小费以及任何雇员补偿，以及纳税人从事自由职业所获得的纯收入。(14)借鉴该概念，我国的劳动所得是指个人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机会，在任职、受雇、自雇或为他人提供各种实际劳务中收到的合理报酬。
我国劳动所得除了现行法规定的工薪所得、劳务所得和稿酬外，至少还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福利，指用人单位提供给个人的各种福利或非货币利益，包括免费使用的车辆、住房、餐饮，可报销的交通费、餐饮费、住房补贴、教育费、通讯费、搬迁费、商业人寿保险、无息或低息贷款以及私人服务等等；(2)社会保险费；(3)公积金；(4)退休金；(5)自雇所得，包括个体工商户户主、合伙企业合伙人、私营企业主、一人公司股东、承租经营者和承包者在经营活动中的劳动所得；(6)失业补偿金；(7)降落伞计划，即职工根据企业章程、协议或相关立法在企业发生约定或法定的变动时获得的一种失业补偿和再就业补偿；(8)被监护人的劳动所得(其数额相当于被监护人的抚养费额度)；(9)纳税人持股低于5％的股息所得；(10)小费。
2.对非劳动所得的界定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对非劳动所得具体项目的范围进行了归纳。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型投资品种陆续涌现，个人非劳动所得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以至于不少非劳动所得并未被纳入到个税法应纳所得范围中，也没有由主要税务机关及时加以确定，再加上这些所得的取得方式非常隐蔽，以至于这部分非劳动所得的财税收入大量流失。因此，个税法必须清晰界定非劳动所得的内涵和范围。笔者认为，非劳动所得是指个人通过资本和偶然机会，因投资经营、投资获利或继承、赠与等而获得的 劳动所得之外的所有所得。非劳动所得具体可分为资本所得和偶然所得。资本所得又可包括经营所得和投资所得。
经营所得指个体工商户户主、合伙企业合伙人、私营企业主、一人公司股东、承租经营者和承包者等非法人商业实体在经营活动中的生产经营所得。这种经营所得税应当逐渐代替工薪所得税，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期间个人所得税税收的主要部分，与法人商业实体的企业所得税共同构成资本经营所得税。但是，在财产容易混同的商业实体中，如何区分个人的经营所得和劳动所得是一大难题。对此，可借鉴北欧国家的做法，先按经营资产价值和一定的平均收益率确定资本所得水平，以其余额作为劳动所得。
投资所得，是指个人的资本利得，至少包括个人的：(1)基金、信托、保险、证券等各种金融投资品种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其中，股息所得为纳税人持股高于5％的股息所得)；(2)保险赔付(社会保障险赔付除外)；(3)股票转让所得；(4)个人贷款利息；(5)特许经营权所得；(6)个人非为经营目的而租赁、融资租赁、转让、允许他人共同使用土地使用权、建筑物、车船、机器设备以及其他财产的所得。
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因偶然机会获得的所得，包括个人及其被监护人的：(1)获奖所得；(2)中奖、所得；(3)从公益捐赠和非公益捐赠获得的赠与所得；(4)继承、遗产赠与所得；(5)离婚纠纷期间的生活费和分居赡养费；(6)社会补助以及其他国内外之间和国家的转移性支付等；(7)赔偿所得(不包括劳务赔偿所得)。
(三)劳动所得适用低额累进税率，非劳动所得适用高额累进税率
如前所述，比例税制虽然在征收的程序方面非常便捷，但不能实现税收的累进性，不利于实现按劳分配，也不利于鼓励投资所得特别是投机所得向劳动所得、经营所得转化。我国现在在征税水平、个人信用机制、现金管理等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在此条件下《个人所得税法》完全可以取消比例税制，对个人所得适用累进税制。但我国的累进税制并不像美国那样、对所有的所得适用统一的累进税制，而是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区分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之后，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适用不同的累进税制，保证对所有的劳动所得适用统一的、低额的累进税率，而对所有的非劳动所得适用统一的、高额的累进税率，促使我国财富分配的格局构成“橄榄型”而非“哑铃型”。
参照国外立法经验，我国可分别设计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累进税率。瑞典对资本所得适用30％的比例税率，对劳动所得则适用31.52％—56.80％的累进税率；芬兰对资本所得实行28％的比例税率，而劳动所得则实行26.91％—50.41％的累进税率；丹麦对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统一适用0％—47.58％的累进税率，(15)美国对所有个人所得适用五级15％—39.6％的累进税率，(16)俄罗斯改革后对、部分保险支付、贷款利息等所得适用35％的税率和股息所得适用30％的税率。(17)鉴于我国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差距悬殊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我国个税法应该对劳动所得适用五级3％至35％的累进税率，取消非劳动所得的比例税率，对非劳动所得适用五级10％至45％的累进税率。
(四)根据所得在个人生活和生产中的价值调整税率
个人所得税法应根据所得在个人生活和生产经营中的价值位阶由低向高适用档次递增的税率，尽可能地对满足个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所得适用较低税率，对个人多处来源的所得、数额畸高的所得、严重影响个人收入差距的所得等适用较高税率。
1.对满足个人生活和生产必需的劳动所得适用零税率或负税率。个人的劳动所得常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一是劳动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前一部分是用于支付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成本的所得，属于绝对的个人财产，不具有应税性，因此可以依据税收扣除制度予以扣除，实现零税率甚至负税率。同样的，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等主体也可依法在扣除了生产经营成本之后计算个人的应纳税额。而对剩余价值部分和利润部分的所得，因其属于满足纳税人更高生活需求或生产需求的所得，适用较高的税率；对满足奢侈性需求的所得则适用最高的税率，并在个税之外逐步增设遗产税、赠与税和房产税。
2.对多处来源的个人所得适用较高的税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仅在其实施条例的第39条规定纳税人多项所得分项计算纳税和多处财产同项合并计算纳税的义务，(18)并未要求多处来源的个人所得承担较高的税率，而且相对于收入来源单一的纳税人而言，这类纳税人可依据税收扣除制度少纳税。对此，我国应对有多处来源的个人所得适用特殊的税率制度，要求这类纳税人自动申报或在获得某项所得时注明其所得的主要来源，对其自己同意的第一处主要所得适用基本税率，而对于其他所得禁止适用税收扣除且适用比基本税率更高的税率。当然，若个人所得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条件时，也应当适用比基本税率更低的税率甚至零税率：(1)该个人的所得来源单一，即使这种所得属于非劳动所得；(2)该个人的所得数额较小，仅能满足个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3.对严重影响个人收入差距的所得适用较高的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一些严重影响个人收入差距的高额所得放任自由，没有制定特殊的税率予以限制。当前这类所得主要是数额畸高的劳动所得以及来自于股票、第一套自有住房以外的房屋、农地和城中村土地使用权的非劳动所得。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各种所得尤其是非劳动所得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如果个人所得税法不对这些所得适用较高的税率，这些所得的纳税人就会聚敛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导致我国贫富差距更加严重。我国应在个税法中设置专门的税率条款应对这些高额所得。
4.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适用零税率。与其他利息所得不同，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是以劳动所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者为了应付未来高昂的生老病死费用而不得不采用的简单投资方式。由于他们没有其他渠道避免高额的通货膨胀率，以至于他们的实际利得远远小于名义利得甚至是负利得，进而与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笔者认为《个人所得税法》应明确规定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适用零税率，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避免加重劳动所得的税负。
(五)个人意义的资本所得税率与企业所得税率相一致
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重 构不仅要确保劳动所得税率低于非劳动所得税率，还应考虑个人意义的资本所得税率与企业的资本所得税率间的一致性，实现《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间的协调统一。
如何通过个税税率有效减少个人资本所得税收的流失，使所有的资本所得适用公平的税率，是个税税率重构的一项重要目标。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办法，一般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享有各种优惠，小企业可适用10％的最低税率。鉴于个人资本所得与小企业资本所得的纳税能力相当，我国个税法可对非劳动所得的最低税率设计为10％，并且在25％的税率级距上选择与一般企业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水平相当的速算扣除额。对于企业中的双重征税问题，可以采取归集抵免制以解决，即当企业“税后利润向个人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可以全部或部分扣除利润承担的企业所得税。”(19)
四、余论
在个税法中力图实现按劳分配为主原则，强化劳动创造财富、尊重劳动、劳动光荣理念，增加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尽可能减少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和重要目标。然而，这些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上，我国个税法法制背景的复杂化，个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形式的多样化，使税率研究不仅涉及个税税制模式的选择和构建、税基的谨慎增减、税率级距的公平设计、应纳税额的精确计算等问题，还涵盖税收扣除、税收优惠、居民所得与非居民所得税负的合理差异性、个税征收的简约可行性、个税法与其他法律的协调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③同注②，第2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⑦刘明松：《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及现实意义——再读〈哥达纲领批判〉有感》，载《求索》2004年第6期。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1年)第11条第2款。
⑩参见陈业宏、黄媛媛：《我国个税项目扣除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6期。
(1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6页。
(12)张永慧、郭慧芳：《北欧国家混合个人所得税模式实践及其借鉴》，载《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7期。
(13)郑幼锋：《中国资本所得经济税负的定量分析》，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14)《美国税法典》(精选本)，翟继光编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15)参见李文：《权衡中的创新——双元所得税评介》，载《税务与经济》2010年第3期。
(16)参见《美国税法典》第1节(a)小节(2)段，参见《美国税法典》(精选本)，翟继光编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17)参见李文：《国外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趋向及动因》，载《涉外税务》2009年第10期。
(18)《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9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兼有税法第二条所列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所得的，按项分别计算纳税。在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税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得的，同项所得合并计算纳税。”
(19)卜祥来、夏宏伟：《从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趋势看我国税制改革》，载《税务研究》2009年第1期。
所得税税率篇5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一体化；相对单一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26-02
现代社会，税收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企业制度、生产组织制度、商品交易制度、货币流通制度等的变化都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影响，要求现行税制做出相应的变化。从商品税本身来看，由于其容易实现效率目标，为兼顾公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具有公平收入分配功能。从所得税本身来看，由于其容易实现公平目标，为兼顾效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促进经济效率。
一、实施相对单一税
在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收入，且工资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征收所得税会使个人的休闲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随着劳动价格的降低，导致个人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以补充可支配收入上的损失。这种状况在所得税率分别采取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时，其影响程度又不一样，由于比例税率缓冲性弱，它比累进税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要强，对于个人收入水平相同的人，征收比例税会使劳动供给增加得更多。单一税的设计力图体现税制优化、易于征管的原则，尽可能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或效率损失。因为面对广泛的税基和单一税率，纳税人的替代选择空间极为有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征税对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和税收超额负担，实现税收效率目标。
笔者以为所得税应实行相对单一税。单一税通过由累进税率过渡到比例税率，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清理税收优惠，取消对储蓄的双重征税等政策方法，鼓励人们更多地投资和工作，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一）调整税率和级距
税率设计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功能的核心，累进税率最能体现量力负担原则。目前中国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三个税目都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前者采用九档，最高税率为45%，后两者采用五档，最高税率为35%。相比较而言，前者的级距过多，一些边际税率形同虚设，如最高一级为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部分，适用税率为45%，实际上，每月应纳税所得额高于10万元的人凤毛麟角，由此征收的税款比重极低。这种做法与国际上流行的“宽税基、低税率、少级距”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斯特恩提出了最优所得税模型。斯特恩使用线性的所得税函数:T=-a-I-tI，其中T为税收收入，I为收入，a为政府给无收入者提供的补贴。在斯特恩的最优所得税模型中，只有一个边际税率，因此，最优所得税就是在政府税收收入确定的条件下，寻求a与t之间的最佳组合，在满足税收效率目标的同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斯特恩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税率与劳动供给弹性成反比，即劳动供给越具有弹性，为了减少对劳动所得课税带来的超额负担，t的最佳值就越低。这就验证了反弹性法则，此外，他在一些假设之下，精确地验证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边际税率的值为19%。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为45%和32.19%，名义税负过重。
注：平均税率是收入乘以相应边际税率，再除以收入总额。
剑桥大学的米尔利斯研究证明所得税税率应该呈“倒U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由接近于零而逐渐提高，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再逐渐下降，甚至降为零。在相同的效率损失下，政府通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可以从较富裕的人手中取得更多的收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有利于促进穷人的福利，促进收入分配功能的实现；而降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为使中国个人所得税与国际惯例相衔接，应把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合并，各项综合所得按统一的单一税率征税。同时比照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笔者以为对个人所得税应采用三级超额累进税率。
经过调整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都大大降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税负也都有所降低。
（二）由分类征收改为综合征收模式，提高税务行政效率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最新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城市受访居民赞同“国家应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37%的受访居民表示有不定期意外收入，19.9%的受访居民甚至表示有多项收入，人们收入来源的渠道变得宽泛。收入来源呈多渠道、应税项目秩序发生变化，使得分项逐一计税不仅操作上烦琐，还容易有的收入重复计税、有的收入没有计税，更不合理处在于，由于不同收入来源税率不同，甚至导致相同总收入的两个人所缴纳税款差距较大。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把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模式。
综合征收模式是指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不再用目前工资、劳务费、财产租赁费等分类计税的办法，而是用以上全部的综合收入、综合分析来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按年计征、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综合征收模式在简化征管程序的同时，提高了税务行政效率。当然，在中国实行综合征收模式还有很多困难，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有真实的收入记录。同时，建立严格规范的个人收入申报制是保证综合计量和有效监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工作，否则还是会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二、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
通货膨胀对各个国家的税制特别是对所得税制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通货膨胀使个人所得税的名义收入提高而产生了纳税“档次爬升”问题。因此，这给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使个人所得税产生逆向再分配效果。因此，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应采取所得税指数化措施。
所谓税收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适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主要包括免税额和纳税档次的指数化调整。一方面将免税额向上调整，以避免因通货膨胀使其实际价值贬损；另一方面对纳税档次的指数化调整，以防通货膨胀将纳税人推入更高的税率档次。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使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税收指数化措施。不过在经济好转之后，有些国家又取消或拖延了这些措施，80年代以美英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开始重新采用这些措施，以法律规定通过每年放宽税率表来制止税基档次爬升，同时个人豁免额和标准扣除额也要进行指数化调整。
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一体化
所得税制度通常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企业所得税是对创造利润的主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对最终获得利润的纳税人征收。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首先，分配利润的公司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其次，接受股息的公司，如果是居民公司，应将该股息纳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按25％的税率缴税，如果是个人股东，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利息等投资所得，要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同一所得重复征税，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和各国税制改革的趋势极为不符，而且，如此不公平的税收环境，也不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健康发展。
因此，笔者建议将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视作一体，合并征收。在两税一体化的问题上，形成主流做法是部分一体化，这可以在公司层次或个人层次上减除对股息的双重征税。对企业来说，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股息扣除制，即允许公司从其应税所得中扣除全部或部分已支付的股息，仅对剩下的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目前，希腊、冰岛、瑞典等国家采用这种办法。二是分税率制，即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采取低税率课征，而对保留收益或未分配利润课以高税率。美国财政部早在1992年就发表过《关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一体化的报告：对营业利润征税一次》，该报告研究了对公司和股东征税一体化的各种可能方案，以替代美国现行的古典税制。哥伦比亚新修改的所得税法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对股息和分配给非居民利润的预提税税率从7％降低至0%，将股息免税，避免股息的重复征税。笔者认为，中国应采用分税率制，对股息免税，避免股息的重复征税，从而刺激民间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国华，崔景华.2005―2006年美英德三国税制改革动向及启示[J].税务研究，2007，（4）.
所得税税率篇6
一、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有限
（一）短期内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税收利益的直接丧失。统一税率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实际税率从15%左右提高到了25%，税收成本增加，由此带来了收益的相对下降，给企业以最直接的冲击。另外，由此还丧失了对内资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势，面对众多成长起来的内资企业的反扑，竞争压力变大。
2．政策导向的心理冲击。统一税率不只是税制的一个简单调整，也反映了政府对内外资企业态度转变的端倪：不再过度倚重外资，而是趋向于让他们公平竞争。这给一贯“受宠”的在华外资带来了一定的心理波动，另外，其他后续的政策导向尚未明朗，也使得徘徊在国门之外的外资企业多增了一份观望的心态，从而构成了一定的进入障碍。
（二）从长期来看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外资不会因此而放弃中国市场。我国是最具市场前景的国家之一，拥有广阔的投资机会，具有较大的投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快速稳定增长，自1992年以来，已连续15年GDP增长率处于7%-11%之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我国近年来推行全面奔小康政策，东南部繁荣、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这相对于世界趋软的经济来说，中国市场无疑是最耀眼的投资热点。
2.税收优势。相对于世界主要的投资地区普遍25%-30%的税率，中国25%的税率并不是最高的，并且既然是与内资企业相等的国民待遇， 则意味着25%的税率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不会轻易改变。那么，相对于其他地区，中国仍然具有税收优势，并且具有较为稳定的税收政策环境。
3.投资环境。即使中国在税收上丧失了原来较为明显的优势，但就其投资环境而言，仍然具有竞争力。就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而言，税收优惠的作用固然相当重要，却不是最为重要的。随着配套设置的完善，税收优惠这一最初吸引外资的因素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政治稳定、法律完善、金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越来越成为外资考虑的重点。
4.资本抽离的成本。对于生产性企业，资本抽离另谋他处意味着要承担原有的沉没成本、 重新选择投资地的成本、原料供应链条、成品销售市场的建立成本以及品牌经营成本等等，诸多成本之和远远大于由于税率小幅上升所带来的利润的减少额，因此外资企业不太可能仅仅为了税率的提高而抽离资本，另选投资地。
事实上，从年初对统一税率的预期直到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后，我国利用外资一直处于平稳的增长中。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3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297家，同比增长4.36%，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8.93亿美元， 同比增长11.56%；3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84亿美元，同比增长9.32%，保持了强劲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市场早就消化了税改这一利空消息，预计2008年1月1日新税法实施后，外商来华投资的形势亦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税收优惠的吸引力已逐渐被当前蓬勃的经济发展势头所取代。可见，由于统一税率的影响，在华外资可能在短期内有波动，但由于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稳步发展的经济背景，新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 在华外资也不会因税收改革而产生大规模的抽离现象，因此外商来华投资的增量和存量都不会受太大影响。
二、有利于优化外资结构
虽然统一税率后在华外资的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由于新税制在税收优惠方面作了重大的调整，对在华外资无论在地区分布还是产业结构上都会有较大的影响。
统一税率之前，外资的地区分布主要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税收优惠集中的地区。东部比重大，而中部地区增长最快。截止到2001年，东部地区合同外资金额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总资金的85.40%和65.96%；中部地区分别占7.58%和8.78%， 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只占6.02%和5.26%，这种不平衡趋势在近几年依然在加剧。 而从产业分布来看，外资密集于第二产业。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全年实际投资额为373.8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5%，占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的70.87%，所占比重最大。从行业分布来看，外资的重点涉足领域仍为制造业。2002年全年实际投资额为390.6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26.41%， 占中国内地利用外资总额的74.07%，占绝对优势。其次是房地产业，接下来是社会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农林牧渔业。
统一税率以后，第一，外资投资原来明显的地区界限会逐渐淡化。因为新税不分地区而设立统一税率为25%，这相当于弱化了经济特区的税收优势，这就为外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投资地域，利于外资结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相关优惠向我国中西部渗透。第二，外资拥有更为广阔的产业空间。就产业分布来说，由于取消了对生产性企业的税收优惠，保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这无疑为外资在第二产业以外，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产业空间，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第三产业。第三，外资渗透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促进经济体系的合理化与地区的协调发展。而这更进一步地优化了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利于外资后续的投资发展。
三、可有效减少假外资现象
假外资即内资通过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等方法，以“外资”身份返程投资中国市场的部分。我国长期以来对外资的税收及其他相关优惠政策在促使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导致了假外资的出现。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3月份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实际投入我国的资本金额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6.02%， 这当中来自于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就占到了35.74%，与国内学者的估计（相当于1/3）基本一致。
从假外资产生的动机看，有的仅仅是为了享受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追求利润，有的则是出于某种恶意的或者非法的目的，如投机、洗钱等。从这些动机来看，统一税率后，可能杜绝的只是前者，对于后者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对于前者而言，既然内外资企业税率一致了，那么内资企业就无需大费周折地兜一周，再披着“外资”的皮回来。但是，除了税收以外，只要内外资企业的待遇还没有完全统一、平等，假外资还有利可图，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对于后者来说，它们的主要目的原本就不是为了骗取税差，因而并不会因为税率的提高而停止脚步，其消失还需要资本流动监测、打击非法行径等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
所得税税率篇7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正在修订之中，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毕竟，这部税法的修订会牵动千家万户的利益，并将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此，笔者结合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潮流，就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应关注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石
效率和公平是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一部税法的制定和实施都应当遵循效率和公平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对税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税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就个人所得税法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效率和公平并举。但是，无数理论家已证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是顾此失彼、此长彼消的矛盾体，因而任何税种中的效率和公平都不可能达到均等，而只能是根据税种的功能和开征的意图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看，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国家征税有二个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行社会宏观调控。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加，聚财功能日益显现，但由于现阶段大部分人的收入仍处于中低水平，因而个人所得税的“聚财”功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从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总量中只占较小比重及个人所得税只是我国税制中的辅助税种可反映出来)。而伴随“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打破，收入档次的拉开，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凭借勤劳和才智获得的所得远远不及那些非勤劳所得，不仅挫伤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不稳定。故现阶段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课税范围、纳税人、税基、税率、减免等方面的设计直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以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收入的宏观调控。
但是，缩小贫富差距，并非重回“平均主义”的老路。邓小平同志早就指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级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级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有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并不是要让富人向穷人看齐，而是首先要允许和鼓励人们致富，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向国家纳税来帮助穷人致富。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即使收入分配再公平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有先建立鼓励人们致富的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个人所得税法应当以维护和促进一部分人先富为根本宗旨，在此基础上适当缩小贫富差距。
再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主要的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讲求效率。如果个人所得税法不以效率为重而只是一味简单地执行收入多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没有收入者不纳税的教条，那么人们税后收益愈趋于平等，愈可能产生罚勤奖懒的负面效应，导致努力工作的勤勉者在劳动与闲暇之间作出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选择，最终妨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并使公平失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因此，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必须注重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效率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当以能够刺激纳税人对效率的追求为前提，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让勤奋努力者因其工作或经营具有较高的效率而取得较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以税收分配后的状况能够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接受或容忍作为衡量个人所得税法公平的标准。
就世界各国所得税制变革的潮流看，许多国家在税收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也已由标榜公平转向突出效率。这一国际性趋势无疑也给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提供了具体方向，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效率
个人所得税法的效率包括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行政效率表现为个人所得税法在制定时就要考虑今后征管便利和征税费用、管理费用最小化问题，使纳税人所缴税款与国家实际税收收入的差额降到最低限度。经济效率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制定必须适合市场机制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调节作用，避免对纳税人的工作、收入、消费、储蓄、投资产生消极影响，同时要让纳税人和整个社会的税法奉行成本和额外负担最小化且不会因纳税而蒙受其他经济损失。社会效率体现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并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处于最有效率的状态。由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纳税主体、征税项目、税率的确定方面均未能充分体现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所以这方面应是修改的重点。
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个人为计征单位的征收方式，另一种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各国实践证明，仅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缺乏科学性，而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法更为合理，也更为经济，因为它不仅充分地照顾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而且还能有效地减少纳税人数，提高征管效率。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纳税主体方面一则可以设置以家庭为主要纳税人，规定夫妻双方联合申报制度，二则可以提高起征点，把低收入者排除在纳税人之外，以此减少纳税人数量。特别是800元的月工薪收入在我国现已极为普遍，并不是高收入者，把起征点定在800元，使个人所得税成为普遍课征的“大众税”，中低收入者也成为纳税人，不仅失去了重点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势必造成税务机关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在小额税收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付出很高的征收成本，甚至可能出现征收成本超过收到的税款的得不偿失的情况。所以，鉴于我国公民绝大多数还没有养成自觉纳税的习惯，在不减少财政收入、不增加税务机构及税务人员的前提下，要提高征管效率，做到征管便利，最好的方法就是纳税人绝对量最少化、提高起征点，将征税对象锁定于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这样税务机关就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征管工作。
根据效率原则，征税项目和扣除项目的确定要合理，计征方法要简明易行。尽管社会成员符合所得定义的收入项目多种多样，但如果一些项目的征税成本即纳税人从事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纳税人收集必要资料所花费的精力很多，或者政府为确保该税法被遵从而花费的执行成本超过了税收收益，个人所得税法修改时就不应把它列入税基。
“在征税对象既定的情况下，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的轻重，反映了国家和各个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2]大量研究表明，高税率虽然有利于缩小贫富收入差距，但也会削弱激励机制，使纳税人放弃部分工作而降低劳动效率；高税率对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也可能形成障碍，当税负成为一种沉重的、不可回避的成本时，纳税人的劳动、投资或储蓄等活动都会因税负而扭曲。另外，过高的税率还因容易诱发纳税人偷逃税行为而降低税法的行政效率。而低税率的实行，不仅能刺激劳动、投资增长，促进社会总需求扩张，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且解除了纳税人因高税负造成的纳税痛苦，纳税人不至于为逃避太大的资金损失而隐藏收入甚至铤而走险偷税、逃税，税法的执行率会大大提高。
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趋势就是实施较大幅度的减税方案，如美国把原先11%至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5%和28%两级，英国将原来27%至60%的6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25%、40%两级，日本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从15级降为6级，最高税率从70%降为60%，等等。[3]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薪所得适用最高边际税率为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这一规定是否符合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要求现在还缺乏准确判断的依据，但至少有一点可能肯定，即与其他所得相比，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过高且档次过多。由于我国工薪所得中的高收入者大多是掌握最新科技知识并能带来大量资金的高层次人才，他们是推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故为提高效率、增强国家竞争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应当考虑把有关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降至与其他国家大体相当的水平，以免由于税负过重而造成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危害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
个人所得税法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和遵守，其本身必须要体现公平的精神，并要为人们设置有利于促进公平实现的途径。在所得税法理论中，公平包含差别课征和量能征收二层含义。差别课征是实现个人所得税法横向公平的要求，它一方面要求区分纳税人的婚姻、抚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等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求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适用不同的税率；量能征收是实现个人所得税法纵向公平的前提，它要求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等的税，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税，纳税能力弱的少纳税，无能力的不纳税。任何背离“差别课征”或“量能课征”的做法都必然是不公平的。只有承认纳税人的差别，量能课征，个人所得税法才有生命力。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由于没能准确界定差别对待的内涵和量能征收的限度，因而有些地方有违公平。
在个人所得税中，衡量个人税负能力的标准是纯所得或纯收益，即毛所得减去必要的费用扣除后的余额。合理的费用扣除是个人所得税公平的保证。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取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办法，定额扣除标准为800元，定率扣除标准为20%，这种固定的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出的费用没有实际联系，与维持家庭的生计费用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赡养老人的支出等也没有关系，所以尽管简便易算，但有失公允。不可否认，“家庭抚养人数的多寡以及老人、盲人的有无，在同一所得阶层中会成为影响纳税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4]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年龄、赡养人口等情况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在实行有差别的生计扣除、家庭扣除和社会扣除后，根据纯所得的大小量能课征，实现税收结果公平。当然，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也要改变以往一些不合理的差距待遇(如缩小中外人士在扣除范围或扣除项目上的差别，对外籍职工、专家实行“国民待遇”)，消除期望依靠不公平的纳税待遇获得竞争优势的不正常现象，以此营造机会公平的环境。
纳税人的收入按其来源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工薪所得和经营所得、普通所得和资本所得等。从倡导良好社会风尚、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的角度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应区别不同来源的所得实行不同的差别税率。即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体现税负的差别。换言之，劳动所得适用的税率应比非劳动所得要低。可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劳动所得要交的税最多，半劳动所得要交的税次之，非劳动所得交的税最少甚至不交税(如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收入、对个人买卖基金单位、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不征个人所得税，而个人转让专利、非专利技术等提供科技产品或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视同转让财产收入纳税)，这些规定实质上形成了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因此是极不公平的。要改善其公平性，除了适当缩减工薪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和税率档次外，对非劳动所得，特别是投机性的资本所得、偶然所得，应适用比工薪所得更高的累进税率，以此加强对获得非劳动所得的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此外，针对一些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依靠假合同、假协议，少报经营、资本或劳务报酬等收入，共同实施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个人所得税法有必要引入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公平交易原则，明确处理交易关联方关系的规则，以防止关联交易损害税收公平。
【参考文献】
[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2]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3]参见夏杰长：《从布什总统的减税提案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外税务》，2001年第5期。
所得税税率篇8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质量；效率
一、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必要性
1 有利于保障财政收入，减少税款流失。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目前税制体系中的第二大主体税种，2006年该税种收入55458781万元，比2005年增长27.1％；它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是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大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力度，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才能减少税款的流失，保证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收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让国民享受到更多的改革成果。
2 有利于贯彻税收的公平原则。2007年3月全国人大颁布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了统一的国民待遇，从立法角度看，税法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如果税收征管措施不得力，企业所得税法贯彻不到位，就不能真正实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偷逃税的违法纳税人由于资金较充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能处于优势地位，而守法的纳税人由于按时申报缴纳税款，可能会造成资金的相对紧张，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质量和效率，就是要保证税法贯彻到位，让守法者不吃亏，违法者占不到便宜，增大违法者的成本和风险，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3 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节经济是税收的基本职能之一，我国历来十分重视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这次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从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角度出发，对部分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有企业所得税法贯彻执行到位，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调整政策才能得以实现。
二、企业所得税的特点
1 企业所得税征收面广，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复杂。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除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外，不论是居民企业还是非居民企业，只要取得应税收入都应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等于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应税收入总额包括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具体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人，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项目金额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从上述内容来看，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认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几乎涉及到企业会计核算的所有内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将会对应纳税所得额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正确性。
2 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的差异较大。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存在的差异，是由会计与税法(税收)这两个事物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会计是指运用凭证、账簿和专门报表，采用以货币为主要计算单位的各种计量方法，收集、分类、记录、报告、分析、比较和评价特定单位经济活动和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工作。”…企业会计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取得、占用、收益及分配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促使企业以最少的占用、最小的消耗，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会计的职能包括反映和监督两大职能。反映职能表现为：借助于货币形式，运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计算客观的经济活动情况，对记录的资料加以必要的计算、整理、加工、汇总，把数据变为人们可理解和利用的经济活动信息。会计监督职能表现为：在事先、事中、事后，利用预算、分析、检查、考核、报告等手段，对单位货币收支及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进行积极的指导、参谋及直接干预。而税收是指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按照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的本质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税收的职能是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分配职能是指税收所具有的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分割的功能。调节经济职能，是指税收具有调节纳税人结构及利益的能动性。国家通过税收的多征、少征或不征调节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以体现国家有关的社会政策，实现国家健康、快速、协调地发展经济的目的。监督职能，是指税收所具有的监督管理纳税人经济状况的一种功能。税收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税收的征收必须以税法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既不能多征，也不能少征，征多征少主要取决于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而要了解其生产经营活动则必须加强监督管理。从上述分析来看，会计与税收是有根本区别的两个事物，其本质、职能不同，作用也不同，所以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这种差异的存在，增大了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难度。
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有收入的确认、费用扣除范围与标准、营业外支出项目、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第一，应税收入方面的主要差异。(1)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纳税人取得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会计准则规定计入会计利润，而在确认应纳税所得额时是免税的，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会计准则规定，交易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的确认损益，不具有商业实质的不确认损益。而税法规定，这种行为应当按购销货物处理，换出的货物按销售货物处理，确认损益，计人应纳税所得额。第二，费用扣除方面的主要差异。(1)业务招待费。会计准则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按实际发生额扣除。而税法规定了扣除限额，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低于扣除限额的，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如果实际发生额超过扣除限额的，超过的部分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2)广告宣传费。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发生的广告费用可以在当年确认会计利润时全额扣除。而税法规定，广告费当年税前扣除标准限额为年度销售(营业)收入额的一定比例计算扣除，超过部分当年企业所得税前不允许扣除，可以无限期的向以后年度结转。(3)研发费用。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当年发生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实际发生额扣除。而税法规定。当年的研发费用支出数额超过上一年度该项费用支出数额10％或以上的，可以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150％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4) 借款利息支出。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当年发生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借款利息支出，可以在当年全额扣除。而税法规定，企业自筹资金支付的利息高于按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部分不准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纳税人从关联企业借入的资金超过本企业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借款利息支出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第三，其他方面的主要差异。(1)行政性罚款支出。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当年发生的各种罚款支出可以在当年全额扣除。而税法规定，纳税人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被处罚的罚款、罚金和税收滞纳金，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2)捐赠支出。会计准则规定，纳税人当年发生的各种捐赠支出可以全额扣除。而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非公益性捐赠支出和超过标准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不允许扣除。
三、目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1 企业所得税平时管理偏松，年末汇算清缴难度较大。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在年度内企业一般采取按月或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实际征管工作中，平时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管理偏松，有的放任自流，企业预缴税款有较大的随意性，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变化情况监控不到位，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完全寄希望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而在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由于时间紧，要汇算的纳税人的户数较多，汇算清缴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高，纳税调整不彻底、不准确。有的甚至以纳税人自己调整申报的数字为准，造成税款流失严重。
2 部分税务人员业务素质不能适应企业所得税征管工作的要求。企业所得税征管涉及到纳税人所有的会计核算资料，而会计核算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要求税务管理人员既要精通会计准则又要精通税法，而税务机关具备这样素质的税务人员的比例很低，部分税务人既不清楚从会计核算资料中索取税收相关数据的渠道，也不清楚会计核算的内容在哪些账簿中反映、成本费用的核算程序和核算方法，以及暂时性差异如何调整，导致企业所得税征管不到位，税款流失严重。
3 税务机关对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往来的监控不到位。目前，一些企业除在本企业会计核算资料内多列成本、费用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偷逃税款之外，还通过关联企业之间转移收人、转移利润、重复列支费用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我国《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主要依靠纳税人的自行申报，有许多关联企业交易往来非常隐蔽，在税务机关的监控之外。由于对其调查成本较高，难度较大，所以，能够进行纳税调整的关联企业交易很少。此外，对关联企业之间的转移收入、转移利润的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或不违法行为，发现之后只作补税和加收利息处理。对纳税人来说，利用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往来转让定价转移收入、转移利润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没有任何纳税风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往来转让定价现象的发生。
4 存在企业多申报财产损失，增加税前扣除，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问题。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非正常损失后，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经税务机关核实以后，其净损失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有的企业发生非正常损失后，在向税务机关申报财产损失时，故意扩大财产损失数量和金额。由于税务人员对企业的财产情况不熟悉，核实具体损失的数量和金额的工作量和难度较大，所以审核工作有的流于形式，造成企业所得税前多抵扣，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5 税务稽查选案不准确，检查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现行税收征管模式是“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重点稽查，要求选择可能存在问题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检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选案准确，提高选案的准确率。目前，税务机关选案采取计算机选案和人工选案相结合的方式。从调查结果来看，选案不准是影响税务稽查质量和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导致税务检查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选案不准确的原因：一是有的选案人员不懂业务，很难对企业相关的涉税数据指标做出准确判断；二是税务机关掌握的纳税人的相关数据信息有限，甚至有些虚假信息，所以，计算机选案的结果也不够理想。
四、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措施
1 变企业所得税由年终汇算清缴的集中管理为平时的日常管理。企业所得税的日常管理，就是按月或按季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情况、纳税人实现纳税义务情况、扣缴义务人实现扣缴义务情况以及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扣缴义务人履行扣缴义务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及时做出结论，该调账的要及时调账。对于税法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应当要求企业设立相应的辅助账簿，即把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口径不一致的经济业务，在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正常的账务处理的同时，按照税法规定对需要调整的项目在该辅助账簿中逐笔登记，在年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将累计数填在纳税申报表有关项目中。在撰写纳税申报说明时，可以从辅助账簿中索取有说服力的数据，不必重新查找、归纳、整理，这样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工作就会变得轻松、快捷，同时方便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减轻年终汇算清缴的压力，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质量和效率。设立“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调整辅助账簿”，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注意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项目相一致，特别注意要与附表的内容一致，因为主表的内容大部分是根据附表的内容填列的；第二，要注意税法与会计准则规定口径不一致的项目内容，因为规定一致的项目内容直接可以在账簿中得到，没有必要再设置辅助账簿；第三，要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情况确定，设置哪些辅助账簿，需要调整项目多的就多设一些，需要调整项目少的就可以少设一些或者不设。
2 加大税务人员的培训力度，迅速提高业务素质。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高素质的税务人才，同时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变化也需要税务人员及时更新知识。因为税务机关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是征税主体，在税收管理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这支队伍的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税收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税务人员培训应注重实效，有针对性。缺什么补什么，以适应税收征管工作发展的需要。同时，要鼓励税务人员参加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审计师的考试，对于取得资格证书的应予奖励，并与晋升职务、选择岗位挂钩，调动其学习进取的积极性，全面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以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质量和效率。
3 加大对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往来的监控力度。首先要准确掌握关联企业，只有掌握关联企业，才能对其业务往来进行有效地监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不会轻易地将自己的利益让渡给非关联企业，只有关联企业之间才不分你我，转移收入或转移利润才成为可能。对于所有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取得的相应价格明显偏低的，对其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的对象都要进行详细地调查，从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确认是否是关联企业关系，并且要看对方所在地的税收负担如何。一般来说，关联企业之间内部转让定价，都是由高税负地区向低税负地区转移，这样才能实现企业总体税收负担减轻的目的。税务机关应当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这项工作，专司关联企业之间转让定价避税调查及纳税调整。
4 从严审核纳税人申报的财产损失的数量和金额。纳税人发生非正常财产损失人应当在第一时间通知主管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同保险公司一道对企业财产损失情况做出评估，，进行调查取证。要分清法律责任，确认责任各方应当承担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给与的赔偿。对于企业获得赔偿后的净损失部分，可以批准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对于企业年末盘亏财产的损失，要认真加以调查，查清财产损失的真实原因，查清损失的真实数量和金额，并对财产损失情况继续调查，如果以后发现企业有弄虚作假的情况，应当按照税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限额罚款，即5倍罚款。
5 提高税务稽查选案的准确率。要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务机关监督力度的弱化，在税款流失还比较严重、人们纳税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税务监督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以减少税款的流失。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每次税务检查的质量和效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高选案的准确率。选案应成为税务检查的“侦察兵”和“向导”，指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方面可能存在问题的税种和环节，保证税务检查有的放矢，避免盲目检查。要做到选案准确，必须了解和掌握纳税人准确的涉税信息资料。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一是注意收集整理纳税人向政府各部门报送的资料；二是注意收集纳税人向社会公布的相关资料；三是注意收集纳税人向主管部门上报的相关资料；四是注意向纳税人索取与税收有关的资料。通过对上述渠道取得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税务稽查选案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