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1 20:14:22
所得税法论文篇1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统一”。这“四个统一”包括：
(一)统一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内资、外资税法差异进行了整合。新税法施行后，中国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适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不再按照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为条件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而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纳税人认定标准完全统一。
(二)统一税率为25%
改变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均为33%，同时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政策。而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确保了内外资企业纳税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不仅保持了我国税制的竞争力。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三)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
新旧企业所得税在税前扣除标准主要变化如下表所示：
(四)统一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将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企业税收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企业以往惯用的纳税筹划手段提出了挑战。根据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研究，本人认为，企业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时可行的纳税筹划手段如下：
(一)企业成立前
1.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筹划
这是针对新企业所得税法适用范围、税款缴纳方式变化的相应调整。新税法将纳税人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改为法人组织，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企业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在税负上实行差别税制。
2.注册地选择的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的股息、利息等收入适用于20%的预提税率，而过去税法中外资的这部分红利收入是免税的。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国企业分红收入均应就其收入全额征收预提所得税。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变更控股公司的注册地以节约预提所得税。
(二)企业经营过程中
1.纳税人认定上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法人税制，即企业纳税人身份的确定为“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组织”。实施法人税制后，企业统一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纳税。于是，企业集团中如果存在亏损的子公司，可以通过工商变更，将子公司变更为分公司，汇总缴纳所得税，从而可以互相抵减，降低所得税税负。
2.充分利用好五年“过渡期”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10章附则中明确：“本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在本法实施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本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本法实施后可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从本法实施年度起计算。”由此，企业可利用利润再投资，充分利用好五年的过渡期获取税收优惠。
3.最大限度地享受税额抵免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利用税法中规定的优惠政策进行税务筹划，是最常规也是最合法的筹划方法，具有很大的筹划空间。因此，纳税人应认真研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优惠政策，以达到最大的节税收益。
(1)积极进行创业投资企业或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享受税收优惠照顾
新税法不仅增加了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还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的低优惠税率，并且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因此，企业应充分把握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对创业投资企业或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及时进行相关调整，从而享受税收优惠照顾，实现纳税筹划。
(2)合理安排用于环保节能的专用设备购置时间
例如，新税法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按一定比例抵免税额。假如设备投资的抵免办法不变，每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可从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抵免，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从而合理安排企业纳税额和纳税时间。
4.税收基础的筹划
新税法在税前扣除政策上，取消了计税工资、工资附加费、利息、业务招待费等扣除标准，改按实际发生额税前扣除，并提高了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税前扣除标准，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因此企业可在新税法限额内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在规定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等；此外，新税法把捐赠扣除的计算基数由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改为利润总额，鉴于利润属于会计概念，企业可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充分扩大利润总额，从而使扣除数额增大。
总之，新企业所得税法为企业自身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企业只有吃透新的税法，充分利用新税法的各种优惠政策，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最大化节税收益，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史耀斌.新税法解读.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7，(5).
[2]赵治纲.新税法对内、外资企业影响.新理财，2007，(5).
[3]刘文，符刚.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纳税筹划分析.内江科技，2008，(1).[摘要]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我国境内内资、外资企业实行“两法合并”，统一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扣除标准和税收优惠政策，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正在走向成熟和规范。新税法的出台，对各地区、各类型企业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税前经营、投资、理财等纳税筹划上必将随之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税法带来的税务波动，进而实现自身经营稳定性和纳税负担的最小化。
所得税法论文篇2
摘要：新所得税法下如何进行税收筹划,为企业规避涉税风险,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旨在分析所得税的纳税筹划的措施。求学网论文网带来了经济学税收研讨论文，供您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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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法论文篇3
关键词：所得税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它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充分享受所得税法现有税收优惠,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从而增加企业收益,成为每一个企业经营者慎重考虑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指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所谓的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包括减免所得税在内的一切优惠政策,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本文从所得税税率、纳税人身份、所得税税前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所得税的税收筹划措施。
一、所得税税率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统一为25%。这一税率水平既充分考虑了国际上的税率水平,又兼顾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负担水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国家还制定了一些低税率的政策,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1、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筹划。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0%,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为: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小型微利企业在其年应纳税所得刚好超过30万时,可能会因为累进程度太大,造成增加的所得税负担急剧增加,这时,小型微利企业就有必要进行纳税筹划,合理地把应纳税所得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小型微利企业可通过参加公益、救济性捐赠,或者增加其他期间费用来增加扣除项目,以此避免企业因增加应纳税所得而带来的超额税收负担
。
2、高新技术企业的纳税筹划。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同时符合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纳税筹划时,可通过公司分立或将科技产业进行地区间的迁移,或通过关联交易将利润转移给位于此类地区并享受税收优惠的关联企业,甚至“区内注册、区外经营”,来使税负减轻;或考虑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和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等,使其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而适用15%的低税率,以减轻税负。
3、非居民企业境内所得与境内机构场所没有实质联系、或在境内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的境内所得,所得税的税率为20%,减按10%征收。非居民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税收优惠政策对其所得进行筹划。
二、精心选择纳税人身份
新税法强调法人企业或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并将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两种,同时规范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概念。居民企业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对其境内外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承担有限纳税义务,一般只就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纳税。新税法采用了“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对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作了明确界定。税法规定,企业的登记注册地在境内或虽然登记注册地不在境内但其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则其为居民企业;企业的登记注册地不在境内,同时其实际的管理机构不在境内(可以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也可以没有机构、场所),该企业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则其为非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税率分为两种,一是25%,适用与该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与中国境内机构、场所有实质联系的所得;二是20%减半,适用于该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与中国境内机构、场所没有实质联系的所得。这一新变化对外资企业影响非常大。如果企业不想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在境外注册即可,还必须确保不符合“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
三、税前扣除筹划
1、提前扣除,延期纳税。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对该类固定资产按最短的年限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同理,在目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存货计价应采用加权平均法,而非先进先出法。相反,因业务招待费只能按实际发生额的60%,但不超过年营业收入净额的0.5%扣除,应尽量减少列支,尽量避免赞助支出、企业之间的管理费等不得扣除的支出。总之,企业要准确把握可扣除的成本费用数额,争取税法允许的最大扣除,以减少所得税支出。
2、新税法对于工薪、福利、捐赠、广告费等给予了更加宽松的税前扣除政策,扣除限额提高,企业因此可在规定的限额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福利、捐赠、广告费及研发费用等,但要注意是否符合列支条件,如允许据实扣除的工资、薪金必须是“合理的”;捐赠则必须是公益性捐赠;广告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通过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的。二是已实际支付费用,并已取得相应发票。三是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体等。
四、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政策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1、费用的加计扣除。一是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不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应将研究开发支出与其他支出分别核算,以便充分利用此项政策。二是工资的加倍扣除。新税法规定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100%扣除。因此,企业应合理安排残疾人员,特别是安置残疾人员已达到一定比例但未达到1.5%的企业,有时通过增加少量残疾人员就可享受该项优惠政策,达到节税的目的。
2、特殊设备的税额抵免。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这些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目前国家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企业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因此,要充分利用该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3、税额减征的优惠政策。属于这项优惠政策的规定有三个:一是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第一笔获得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年免税三年税额减半;二是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年免税三年税额减半;三是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不超过500万部分,免所得税,超过500万部分,减半征收所得税。目前我国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应根据自身的资金和周围的环境,制定自己的投资方向,尽量能够满足税法规定的优惠条件。
4、所得额的抵免政策。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的投资额,其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以后结转抵扣。因此,企业的应选择符合国家税收优惠的投资项目。
所得税法论文篇4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差异;影响
新《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与原内、外资税法有较大的差异,对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也很大。该法的颁布与实施给各类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税收环境,为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税收负担以及引导资金的流向、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新旧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差异
(一)首次引入“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
新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体现了以“法人组织为纳税人”的做法,摒弃了以独立核算的三个条件来判定纳税义务人标准的做法。同时,新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体现了根据属人主义原则作为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指导原则。首先,明确居民的概念,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其次,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再次,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率”方面的差异
现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33%。同时,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对内资微利企业分别实行27%、18%的二档照顾税率等。税率档次多,使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容易带来税收漏洞,增加税收征管上的难度。因此,结合我国财政承受能力、企业负担水平,考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实际税率水平等因素,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为25%。这一税率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的水平,从而有利于继续保持我国税制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税前扣除”方面的调整
目前,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成本、费用等税前扣除方而规定不尽一致,如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计税上资限额扣除制度,而外资企业所得税对工资支出实行全额据实扣除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将做出统一规范。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对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实行据实扣除;适当提高内资企业公益捐赠扣除比例;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合理确定内外资企业广告费扣除比例。
(四)税收优惠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内、外资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其主旨是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鼓励农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节能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资,同时兼顾微利小型企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福利企业、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等。对从事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环保节能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税率计征,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实行15%的税率;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纳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减征或免征等。
(五)收入总额范围有变化
旧企业所得税法对收入总额的规定是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生产、转让收入、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入和其他收入,采用的是列举法。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作为收人总额,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款项、应收票据、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存货、不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收入总额口径比原来要大,虽然实际计算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新规定有利于税务部门掌握企业的收人来源,从而避免企业漏计收入。
二、新税法实施对不同企业的影响
(一)对内资企业的税负影响
1.大中型内资企业
对于大中型内资企业而言,新税法最直观的影响是,一方面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由33%减为25%),同时减小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基,两个变量的减少会降低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有关专家测算,若不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影响,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将使企业税后净利提高11%。
2.小型微利企业
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税率征收。这里的条件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①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万元;②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对认定小型微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大大提高,多数企业税负会有下降。
(二)对外资企业的税负影响
1.非生产性外资企业
按原企业所得税法,非生产性外资企业,如服务业、餐饮业等与内资企业同按33%税率执行的。内外资企业统一为25%后,税率减少了8%,税收负担也会大幅度降低。
2.生产性外资企业
对于生产性外资企业,我国长期以来都给予扶植,享受各种优惠后,一般平均税率仅为12%左右;新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后,生产性外资企业增加了13%的税率,税负会大大增加。
(三)对不同行业的税负影响
有关部门报告显示,两税合并将对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电力、有色金属、造纸、纺织服装、交通运输等行业在2006年以前实际税负并不高,2006年以后由于税收优惠期满,实际税负大大增加。所以,两税合并仍然可以受益。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等行业实际所得税税负低于25%,因此行业整体并不能享受到两税合并的好处。食品饮料、银行、通信运营、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实际税负均高于25%。截至2007年,银行业、饮料业和通信运营业税负分别为35.59%、31.06%和31.51%,分列国内行业税负前三名。因此,税制改革后这些行业有可能成为主要获益者。
(四)对不同区域企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原税法的区域优惠政策导向,使东南沿海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外资,率先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相比,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不利于东南沿海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适当削减东部区域优惠、增加西部地区的优惠是新形势要求。
总之,新税法颁布后,有利于我国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内资企业而言,消除了税收歧视,使之与外资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减轻了税收负担,有利于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对外资企业而言,新法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仍是适中偏低的水平,有助于国家吸引外资并有效利用外资。同时,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体系,有利于国家清理假外资,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长远来看,新税法的实施不会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赵选民.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解读[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4).
所得税法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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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一变革，将会促进公司采取更加合法与规范的会计处理、税收筹划手段，从而以前那种“打擦边球”、虚拟经济业务减少所交税款等等方式，其使用的风险将会增大。为取得一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司会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
【关键词】促进公司采取更加合法与规范的会计处理 税收筹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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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相关法规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公司性质， 应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利润应当首先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在此基础上，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方能将税后利润分配给股东。若投资主体是自然人， 那么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 投资者还应就税后分配利润， 按照“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表1 自然人创办一人公司的税负比较表应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实际税率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不超过5000 元18% 20% 34.4% 5% 5%超过5000 元到1 万元（含） 18% 20% 34.4% 15% 15%超过1 万元到3 万元（含） 18% 20% 34.4% 20% 20%超过3 万元到5 万元（含） 27% 20% 41.6% 25% 25%超过10 万元33% 20% 46.4% 35% 35%一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超过5 万元到十万元（含） 27% 20% 41.6% 30% 30%于是， 当一人公司惟一股东为自然人时， 就会出现对公司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惟一分配利润股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经济性双重征税。而且，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 万元，高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自然人设立一个一人公司，其税负加重，进行税收筹划的难度也加大。2、新《公司法》所要求的“强制审计”，限制了税收筹划的手段与操作空间据新《公司法》第165 条规定：公司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需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表应该按法律法规制定。也就是说，从06 年1 月1 日开始，无论公司大小都必须在每个会计年度报表上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一变革，将会促进公司采取更加合法与规范的会计处理、税收筹划手段，从而以前那种“打擦边球”、虚拟经济业务减少所交税款等等方式，其使用的风险将会增大。为取得一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司会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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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法论文篇6
第一章：绪论
(一) 绪论: 依法诚信纳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息息相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税收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税收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着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依法诚信纳税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法诚信纳税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来规范、约束税务机关以及纳税人的涉税行为，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税收工作中的集中反映，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在经济生活中的生动体现。我国的税收种类大致有：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房产税....而企业所得税占国家税收的很大比例，在此仅探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
第二章：本论
(一)我国有关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基本现状
(二) 企业所得税概述
(三) 计税依据概述
(四)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
(五) 税率概述
(六) 记税方法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七) 税收筹划概述
(八) 合理避税的方法
内容摘要：
(一) 我国有关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基本现状:
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这个税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原实际税负相比有所上升。为了照顾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参照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小企业采用较低税率征税的优惠照顾办法，税法规定，对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另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做到合理避税。
(二) 企业所得税概述
内容：企业所得税是对各类内资企业和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是1993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的。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从事物质生产、交通运输、商品流通、劳务服务和其他营利事业取得的所得，以及取得的股息、利息、租金、转让资产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营业外收益等所得。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中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各类内资企业或组织。具体包括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联营企业和其他组织。
(三) 计税依据概述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即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内的收入总额减除准予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等项目后的余额。
(四)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即根据什么来计算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计税依据与征税对象虽然同样是反映征税的客体，但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相同。征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计税依据则是确定了征税对象之后，解决如何计量的向题。有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是一致的，如各种所得税，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都是应税所得额。但是有些税种则不一致，如消费税，征税对象是应税消费品，计税依据则是消费品的销售收入。再如，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总收入，计税依据是税务机关核定的常年应税产量。计税依据分为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类型，从价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作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实物量作为计税依据，该项实物量以税法规定的计量标准(重量、体积、面积等)计算。
下列项目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1.资本性支出。
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
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各项税收滞纳金、罚款和罚金。
5.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6.各类捐赠超过扣除标准的部分。
7.各种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
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五) 税率概述
税率: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对小型企业实行二档优惠税率。即：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18%; 3万元至10万元的，税率为27%; 10万元以上的，税率为33%.
(六) 记税方法
计税方法:企业所得税有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征收方式。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季度预缴税额的计算
依照税法规定，企业分月(季)预缴所得税时，应当按季度的实际利润计算应纳税额预缴; 按季度实际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有困难的，可以按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4 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或者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如按年度计划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计算公式为：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月(季)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或者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12(或1/4)× 适用税率
(2)年度所得税额的计算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都应当在分月(季)度预缴的基础上，于年度终了后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其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汇算清缴应补(退)企业所得税税额=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月(季)已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
(3)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在所得税的实际征管工作及企业的纳税申报中，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一般是以企业的会计利润总额为基础，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即：
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以前年度亏损-免税所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定额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直接核定纳税人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额，由纳税人按规定进行申报缴纳。
(2)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或……=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充分利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政策的不完善、不健全，通过对投资决策、经营管理和会计核算方法的合理安排，达到合法享受税收优惠，避免因对税收政策的不解或误解而产生的税收陷阱，降低公司税负，减少税收支出，增加自身利益，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税收筹划行为。即税收筹划是指在税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纳税人存在着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选择最低的税收负担来处理财务、经营和交易事项。税收筹划是一种有别于偷税、漏税、逃税等非法手段的一种合法的理财行为。
(七) 税收筹划概述
税收筹划最经典的表述，来自于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在1935年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所作的声明：“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认同。 综观国外诸多对税收筹划的观点，都指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所进行的减轻税收负担的节税行为。尽管表述众多形式各异，但基本意义却是一致的，即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者通过合法的的策划和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八) 合理避税的方法
所谓的税收筹划也就是合理避税，既然是合理避税，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违反税法，这里的不违反不单指国家颁布的税法，还包括各项税法解释，税务总局的问题答复等等; 避税一定要建立在对税法熟知的基础上，合理避税是要把会计准则和税法相结合,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达到不多交纳税款.
怎么把企业所交税合理的降下来，有如下方法可供参考：
1—合理加大成本，降低所得税，可以预提的费用应该进行预提。
2—对设备采取快速折旧法来降低当期所得。
3—采用“分灶吃饭”的方法，把业务分散，原来一个公司名下做的业务分成2-3个公司做，这样既可以增加成本摊消，又可以降低企业所得：比如你现在公司做一年30万利，需要交9万9的所得税，如果分成3个公司做，一年利每个公司就是10万的利，那么所得税3个公司一共是8万1，而其实因为成本渠道的增加，3个公司年利也不会做到30万了，很多成本已经重复摊消和预提了，其节约下来的税就不仅仅是近2万的税了。
4—采用“高税区往低税区”走的方式：各个特区和开发区在税率方面国家都有优惠政策，把公司总部就转设到这些地方，比如深圳的企业所得税才15%。公司的工厂和分公司的一切业务总核算就算到公司总部去，也就享受到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了。把企业结算做到：高所得税向低所得税地方走;搞了税赋率的地区向没有搞税赋率的地区走。
5—采用“把工厂和公司注册到香港”的办法，香港是个自由港，是个低税区，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不超过8%，其他税也特别低和少。
6—借用“高新技术”的名义，享受国家的税务优惠政策：有2免3减，还有3免8减的。把其他业务和产品套进这个里面来做—搭“顺风车”。
7—借用“外资”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改制，各个地区对外资企业都有税务优惠政策。
8—使用下岗工人和残疾人，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税务优惠政策。
9—和学校的校办工厂联合，校办工厂在税务方面国家是有特别优惠政策的。
这些做法是在企业具体运转中可以采用的安全的、合理的、可靠的企业避税方法。
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这个税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原实际税负相比有所上升。为了照顾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参照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小企业采用较低税率征税的优惠照顾办法，税法规定，对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另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做到合理避税。
参考文献：《金融经济》2006年22期-期刊，2008年中级会计资格考试辅导《财务管理》........
结束语：本人查阅了大量的电子资料，借鉴了很多导师的思想，得出以上论文提纲，由于本人能力浅薄，提纲有很多不足，望老师体谅，并指点出不足之处，本人再加以改进。谢谢。
2011年03月24日
攥写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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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法论文篇7
【关键词】会计准则 税收 企业所得税
一、会计与税务的适当、适度分离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条件下两者合一，顺应了宏观管理体制的要求，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今天，“财税合一”的会计制度却难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会计和税收完全融合的弊端是会导致会计规则屈从于税收法规，或者弱化税收的刚性约束，最终破坏或丧失会计制约与保护财务会计及其信息之效用。采用分离的态势，从整体上看，不仅满足了国家征税的要求，也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者、银行等对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要求，为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与协调提供条件。分离不仅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还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既不影响国家税收，又可避免因虚增的会计信息给企业决策带来负面影响。更利于会计改革，为微观管理者、宏观管理者及股东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而不是为税收改革服务。
二、会计与所得税互相借助、良性互动
会计准则对税法目标影响的实现。税法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应该征的税征上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能否征上来，或能否征足、征准确，与会计准则所要求的会计核算关系较大。税法法规中规定的税收核算总是建立在企业会计资料基础上的，它是在企业会计核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后得到应税收益，因此离开会计核算资料，税务活动就无法进行，继而也就难以实现税法所想要得到的法律效应，不能使税法的目标得以实现。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只有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企业最终形成的报表结果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状况和经营结果。税法也就可以依据这种真实的会计资料去征税，达到公平税负的目的，如果企业不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去进行会计核算，那么得出的报表结果，就不可能真实正确，如果税法依据这种错误、虚假的会计资料去征收税负，那么也就不可能达到公平税负的目的，从而对税法的严肃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只有依据税法的要求，正确计算税负金额，才能正确真实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
会计是现代所得税得以推行的主要支撑点。现代所得税借助于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得以推行后，对会计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会计对所得税的影响不大。但由于所得税的核心观念“所得”是由会计理论的核心概念“收益”直接演化而来的，因此，可以推论，一旦会计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必然又会对所得税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现代所得税信赖于会计理论已是不争的事实，会计理论是现代所得税理论的基础。
税务当局在制定税收政策中的会计政策时，应该正确运用它对会计的重要影响，主动吸收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的意见，制定符合会计理论的会计政策，并注意保持会计政策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收益的征税对于会计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在性质上主要还是间接的。税法本身对会计思想起倡导作用。尽管营业收入条例的确曾加速了优良会计思想的采用，从而导致了对公认会计程序和概念更为重要的分析，同时，它们却也成为检验和承认完善理论的绊脚石。会计应该有意识地摆脱盲目追求税法的做法，要努力建立统一的所得税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去解决税收对会计提出的新问题；同时，也应积极、主动地去影响税法，使其充分考虑会计的合理要求。会计还应有意识地利用税法的巨大影响，把合理的会计概念、原则、方法借助税法去推广，以加快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建设；同时，税务当局也应该积极支持会计界，废除不合理的会计方法，推广合理的会计方法，有效地实现会计目标。
会计与所得税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各自不断发展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双赢目标。
三、尽可能减少会计制度与税法制度的差异的必要性
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收政策是不同部门制定的，如果各方面沟通协调不够，可能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经济环境变化快、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变化快、会计制度法律化的社会。
从这些年我国实际情况看，随着差异的扩大，纳税人既要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规定，又要不折不扣地依法纳税，两者差异的扩大正日益增加纳税人财务核算成本。甚至有些差异复杂难懂，操作繁琐，纳税调整困难，一些纳税人没能准确理解差异和对其做准确的纳税调整，造成无意识违反税法规定的现象。
尽管税法和会计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从当前我国财会人员实际水平和税务管理的现状出发，必须认真考虑降低企业财务核算成本和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在政策设计制定中，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与重要性原则，只要对所得税收入影响不大，或者只要不对政策执行和所得税征管有大的妨碍，就尽可能将所得税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一致。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区别在于确认收益实现和费用扣减的时间，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为了正确地体现会计与税法的目标、降低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降低财务核算成本，就要对会计制度和税法进行适时地协调。在实践方面，近年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两者的协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己对两者的差异与协调进行了沟通合作和系统研究，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税务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应当积极谋求与会计制度的协调，会计制度也需要关注监管部门的信息需求。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与协调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大陆法系为主、会计制度体系建设依靠政府力量推行、税会趋向于分离模式的国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如何在现阶段对会计制度及税收制度进行完善与优化，如何对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进行合理有效的协调，都是理论界不断探索的领域。
由于税法的相对滞后，因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而产生的差异，尤其是一些影响不重大的、无所谓的差异，需要税法予以协调，由于论文写作时间的限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已经颁布，但是相应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可能国家很快就会出台相应的税法政策用以协调新会计准则。本文虽然是针对会计和税收改革，研究两者的新的所得税差异，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某些差异本文没有涉及到。例如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彻底改变，新会计准则规定由原来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二者选择其一，改变为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种所得税处理方法的改变，无疑会对税收、企业纳税，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胜强.浅谈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所得税问题上的差异及协调[j].会计师，2007， (11) .
[2]刘磊.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的差异分析(之五)存货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j].国际商务财会，2007，(12) .
所得税法论文篇8
内容提要: 联邦累进所得税在美国一直存在争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合宪的，是间接接税。学界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多有批评，但比例税并不比累进所得税完美。学界争论双方的观点都不是决定性的，美国人生活在有缺陷的正义中。
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1]然而，联邦累进所得税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聚讼纷纭：为什么要就收入征税？富人为什么要比穷人多交税？不过迄今为止，联邦累进所得税制仍屹立不倒。因为联邦累进所得税可能不尽完美，但比它完美的税种在哪里呢？谁能担保，引进比例税率代替联邦累进所得税不会导致更大范围的论争呢？回顾发生在域外的这些论争，有助于我们对累进所得税的一般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有助于我国税制立法之完善。
一、从1862年《所得税法》到《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合宪性之争
美国立国之初，与其他领域的论争相反，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几乎都赞成联邦累进所得税制。如托马斯·杰斐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静悄悄地缩小财富不平等的路径是对财富在某个水准以下的人免税，并随着财产的增加而提高税率。”[2]1798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自己朴素的不动产所得税观点：对于木屋，每间房征税20美分；对于有7间房或7间以上房的房产，每个房间征税1美元。
“宪法之父”们的理论首先在各州的所得税法案中开花结果。在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以前，各州已开始实践。在19世纪50年代，至少有7个州通过了所得税法案。这些所得税法案的基本结构几乎就是今天联邦所得税法案的雏形：“免税额度较高，起始税率较低，但逐渐累进。”[3]1862年，联邦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制定了1862年《所得税法》，其完全继承了州所得税法的上述特征：免税的范围宽泛，按照年收入计算所得税，从6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这意味着只有0. 2%到1. 3%的人达到起征点的收入；刚开始的税率是3%至5%；到内战末期，税率为5%至10%。也许是战争的紧迫需要压倒了人们的正当性诉求，1862年的《所得税法》未遭遇诉讼。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1862年《所得税法》于1872年被废止。
随着关税的减少，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议会于1894年重新恢复所得税，这就是《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Wilson - Gorman Tariff Act）。[4]该法案规定：对分红、利息和租金以及其他来源于财产的收入按单一税率2%征收所得税。也许是惧怕遭遇反对，该法案规定了超乎寻常的豁免额度：4000美元。这意味着只有0. 13%的人需要缴纳所得税。[5]这一法案仍可理解为累进所得税：收入在4000美元以下的，税率为0；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税率为2%。高额度的免税额，反映了只对人口中极少部分富人征税的立法意图。由于需要纳税的人口数量极少，联邦累进所得税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高的认可度。
尽管议会谨小慎微，一年后仍发生了波洛克诉农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案（Pollock v.Farmers’Loan & Trust Co.）。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该法违宪。波洛克是农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通过后，农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对股东宣布：公司不负责承担股东应缴纳的所得税，公司将从股东的分红中扣除所得税，上交给征税机关。波洛克经过一系列程序，最后诉请最高法院判决《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违宪。理由是该税针对财产征收，构成直接税。在这一时期，国会对直接税的征收是按照各州人口进行的，[6]不按各州人口比例征收直接税是违宪的。
依据《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对波洛克征收的所得税是否构成直接税呢？梅尔维尔·富勒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判决意见：对分红、利息和租金的征税如同对不动产征税一样，都是直接税，违反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4项。[7]当然，这一判决仅认为对来自财产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是违宪的，而对来自其他途径的收入能否征收所得税，则语焉不详。
各州的情形与联邦相反，州法院一直支持各州对公民征收累进所得税。因美国《宪法》没有禁止各州征收直接税的规定，纳税人用以反对州累进所得税的依据就只有征收规范，即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但各州法院认为累进所得税不构成没有补偿的征收，是合宪的。事实上，各州的累进所得税一直在实行，其正当性并未受到质疑：“继承税的广泛存在，司法对全额累进所得税的支持，洗涤了反对者自1890年以来列举的该税的一长串原罪——累进所得税意味着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构成‘没收’，代表着多数人通过法律的暴政。”[8]1913年前夕，美国48个州中的35个州执行累进所得税。
美国国会为了解决联邦所得税的合宪性困境，于1909年抛出了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并征收所得税，无须在各州按比例加以分配，也无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1909年至1913年，人们对《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进行了广泛论争，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联邦所得税作为税法的基础是否合适，该条不明确禁止累进税率是否正当。[9]参议员休斯（Hughes）在其反对意见中称：第十六修正案没有规定统一税率，就意味着允许联邦适用累进税率，这是不正义的。[10]当然，大部分议员认为：适用累进税率并无不妥。赞成《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和反对第十六修正案的双方都承认：国会提出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并不禁止联邦在征收所得税时适用累进税率。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获得各州批准。从理论上看，征收联邦累进所得税无违宪之虞。
二、所得税是特殊的直接税吗：《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真义之争
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获得各州批准后，国会于1913年10月9日通过了1913年《税法》（Revenue Act of 1913）。该法是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后的第一部涉及所得税的法案，史称《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Act）或《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Underwood - Simmons TariffAct）。[11]该法规定了对自1913年3月1日以来的收入征收联邦累进所得税：免征额是个人3000美元（或夫妻4000美元），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从1%开始，收入到500000美元时，税率增加到7%。
该法颁布后两年，也就是1915年，发生了布拉西伯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案（B rushaberv. Unio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该案被百隆和卡尔文理解为对所得税合宪性挑战的“苟延残喘”。[12]该案的基本案情是：布拉西伯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布拉西伯应缴纳的所得税，被布拉西伯诉至法院，要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停止支付按1913年《税法》应支付的所得税。经过一系列程序，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布拉西伯要求最高法院判决1913年《税法》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认为该法规定了对公民财产的征收，且没有补偿。理由是：《宪法》将税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并为其制定了不同的规则——按各州人口比例分担直接税，其他的税服从于统一（Uniformity）原则。[13]直接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情形，只有在该种情形下，直接税可以不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布拉西伯的诉讼理由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将所得税定位于直接税，然后认定1913年《税法》中规定的所得税不符合《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情形，所以应服从征收直接税的一般规则，即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因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担，因此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构成没有补偿的征收。1913年《税法》与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到底存在哪些差别呢？布拉西伯认为：《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对“来自任何来源的收入”征税，没有任何除外，而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将收入在3000美元（或夫妻收入4000美元）以下的人排除在纳税人之外；《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税”，应理解为税率统一，而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没有规定统一税率，反而规定了累进所得税率；《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授予的征税权是一项新的权力，没有溯及力，而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有溯及力。
布拉西伯的观点建立在所得税是一种“特殊的直接税”这一理论基础上。那么，所得税是直接税吗？首席法官怀特（全名为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Edward D. White）代表法院发表判决意见：1913年《税法》中的所得税条款合宪。最高法院首先对布拉西伯的观点归谬：“如果按照原告的理解（所得税是直接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宪法》的一条颠覆另一条，《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直接税可以不按人口分配，但《宪法》第1 条第2 款第3段却要求所有直接税应按人口分配，这就使规范之间产生冲突。而且，如果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征税理解为直接税，它还不受统一规范的约束。这样，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税既不受人口分配比例的约束，也不受统一规范的约束，这就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税种。但《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第十六修正案的目的是明晰对议会征税权的限制，而不是对宪法体制做猛烈的、解构性的变革。……《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目的不是一般性授予国会一项新的征税权，该项权力早就在先前的《宪法》文本中存在，《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14]既然《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第十六修正案又规定所得税可以不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那就只能将所得税解释为间接税。法院对原告的观点归谬后，讨论了所得税的性质，“所得税不是针对财产的所有直接征收的税，而是针对财产的运用，是间接税”。[15]将所得税理解为间接税之后，就应遵守间接税的规则。那么，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否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统一”原则呢？法院接着解释，“统一原则应指地理意义上的统一，即税率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同样适用，而不是指每个人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所得税”。[16]
行文至此，法院并未迳直判决1913年《税法》合宪，而是进一步对征税权和《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关系进行引申：“美国《宪法》对税的管制有两个规则，对直接税而言，要遵从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规则；对间接税而言，要遵守统一规则。美国《宪法》第1条授予了国会征税的绝对权力，只受上述规则的约束。《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规范并不限制《宪法》授予给国会的征税权。因为《宪法》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冲突：左手将征税权授予国会，但旋即又用右手通过正当程序规范将其收回。累进所得税率也不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我们不能不顾议会在极早时期就开始征收联邦累进所得税的事实：早在1894年以前，当时还没有各种所得税法，该权力就开始行使了。”[17]最高法院同时认为1913年《税法》并不因有溯及力而无效，因为它没有溯及到《宪法》第十六修正案以前，而是从3月1日实施。[18]
法院冗长的判决绝非无的放矢，该案几乎从司法实践的层面终结了美国联邦累进所得税的正当性论争，正如研究美国所得税历史的专家罗伯特·斯坦利所说：“布拉西伯案中的法院意见没有给质疑美国联邦累进所得税传统的争论留下任何空间。”[19]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累进税率的正当性：累进税率“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从未中断，为我们制度的奠基人所支持，为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杰出人物所执行”。[20]
三、为什么是累进税率：发生在学界的“纸上谈兵”
自布拉西伯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以来，司法界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合宪性的论争已经终结。但与实务界的安静相比，理论界要热闹许多。尽管从再分配的视角观察，所得税的正当性几乎不容置疑，但按照累进税率还是比例税率来征收所得税，结果却相差悬殊。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学者几乎一致主张严格的比例税率。
（一）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否公平——以分配正义为向度的论争
如果从学术源头考证，比例税率的历史比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历史更为悠久。也许，“时间就是最好的合法性”。传统的经典学说成为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学者最好的智识资源。这一观点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著作。亚氏认为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纳税，以支持政府的运作，在纳税和他们各自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保护两者之间，应尽可能合乎比例。政府为一个国家中的个人的花费，类似于管理者为一栋大房产的许多居民的花费，这些居民应为他们各自从房产中的获益支付一定比例的金钱。[21]将学术史延伸到当代，哈耶克也曾经为严格的比例税做了同样的辩护，他说：“一个人为社会捐献了多少，就将从政府那里得到多少。”[22]这些论证可能与人们的直观经验更为合拍。比例税经常被看作是“自然的”、“中立的”，因而是不证自明的理论。要让人们信仰联邦累进所得税率，就必须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以挫败支持比例税率的先验假定。鲍里斯·比特科尔（Boris B ittker）正是从这个角度攻击严格的比例税。他宣称：严格的比例税率未必符合先验理性，“比例税率并不比联邦累进所得税率更合乎公平理念”。[23]芭芭拉·弗里德（Barbara H. Fried）旗帜鲜明地指出，“严格比例税的先验假定存在知识论上的不足。……事实上，所有比例税辩护者的理由最终都归结为‘我明白，我知道公平’，或者做一些同义反复”。[24]如果离开先验的理论，如何证成“税收正义”呢？百隆和卡尔文一语中的：从再分配的观点看，要判断一种既定的税制框架是否达到“税收正义”，我们就必须寻求税收领域之外的标准。所有的关键问题都集中在分配正义这一棘手的社会理论上。[25]班克曼和托马斯·格里菲斯的观点与此类似，他们认为，“所有的税率结构都应建立在分配正义的基础上，并接受其检验”。[26]累进税率的倡导者认为，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推导不出比例税率。从分配正义的角度观察严格的比例税率，纳税人从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利益应与纳税数额成比例，因此，“当且仅当人们消费的公共产品数量与其收入成比例时，才能推导出比例税率”。[27]但纳税人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利益很难说与其收入成正比。从公共产品供应的角度看，比如道路、防火、垃圾处理以及学校，还有清洁的空气、防务，这些产品的供应和纳税多少没有关系。作为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一样在消费。既然纳税人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利益与其收入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那么，最符合分配正义的征税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递减税率——税率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以保证每个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大体相当；另一种是人头税：不管人们收入多少，每个人缴纳同样的税收。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同意递减税率和人头税。
而且，要判断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从政府那里获益更多，是一个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利奥·马丁内斯持（Leo P. Martinez）认为：“经济和社会稳定代表的无形福利，对富人而言，可能是最足珍贵的。”[28]但这一观点无法证成。百隆和卡尔文旋即发表不同的观点：“一般都承认，许多公共产品的消费无法直接量化，……一个可行的假设是，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从这种花费中获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军队为国防安全的支出。在这里，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个人的生命和自由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从政府的保护中获得了同样的利益。”[29]梅西也对军队、警察做了同样的评论：“足以保护美国人人身免于外来侵害的国家防务，也能保护美国人的财产，无须增加额外的费用。更进一步，对有体财产的保护成本并不随财产价值的增加而有比例地变化，……保护无形财产的成本是固定的，与财产的价值没有比例上的关联。”[30]当然，比例税率倡导者的推理逻辑先天不足，累进税率倡导者的推理逻辑也并非天衣无缝。累进税率倡导者反对比例税率的基本逻辑是：生命和自由对穷人和富人的价值是一样的，政府保护了生命和自由，就不再需要增加成本保护公民的财产。对财产的保护费用与财产的价值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不能从穷人和富人到底从政府那里得到多少利益来确定税制。但是这一推理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国内法律秩序的剧烈变革或外来入侵给富人造成的损失大于穷人，因此，穷人可能会理性地赞成少一点国防，或者根本不要国防；其次，财富的价值越大，就有越多的人想掠夺它——比如知识产权，专利越有价值，对侵权人的诱惑就越大，政府就需要用更多的管制、警察和司法资源去保护这类财产权。
对比例税倡导者而言，逻辑上更为致命的软肋是：他们自己也发现，让每个人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所得税根本就不可能——收入在一定额度以下穷人根本就支付不起所得税。于是，他们又主张一定的免征额度，但这恰恰进入了累进税的路径：收入不同，纳税就不同。百隆和卡尔文非常坦诚地道出了比例税倡导者的这一无奈：“税收中立的障碍源于这一刚性的事实——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在这个背景下，完全中立的税制是不可能运作的。”[31]
从社会上存在着穷人和富人这一“刚性事实”出发，百隆和卡尔文另辟蹊径，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证成联邦累进所得税：金钱对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花在窝棚上的第一个美元，比花在业余爱好和奢侈品消耗上的最后一个美元能让人产生更多的满足感。如果这是真的，从人民的总体福利最大化角度看，联邦累进所得税将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因为该税是将花在较低功效的奢侈品消费上的钱转移到了具有较高功效的必需品消费上。[32]但百隆和卡尔文的这一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是以一个人为标本考察的，如果用在整个社会，则未必如此。举个简单的例子：富人将钱用在自己奢侈品消费上和用在别人必需品消费上，哪个能产生更多的快乐？一般情形下，肯定是自己消费更快乐。
（二）联邦累进所得税的效率——以社会资源最大化为向度的论争
比例税的倡导者攻击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另一个角度是效率，他们认为后者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联邦累进所得税可能对高收入者规定了僵硬的边际税率——将税率适用到最后一美元，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是对社会有最大贡献的人。这些税种鼓励消费而不是进一步投资，这就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无谓损失，而采用严格的比例税率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班克曼和格里菲斯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反驳：不是联邦累进所得税本身、而是高税率导致了无谓的损失。因此，一套税率适中的联邦累进所得税制比高税率的比例税制导致的无谓损失要少得多。进而，人们要做的不是改变税制，而是如何使现有的累进所得税更有效。班克曼和格里菲斯从理想的税制模型出发，设计了一种高效率联邦累进所得税。他们引用詹姆斯·莫里斯的观点，在一个导致消费最少的模型中，理想的税制机构是：（1）现金流向工资较低的劳动者（被称为“全民式补助”，即demogrant），以及（2）对高收入者边际税率递减。边际税率递减意味着：对于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征收相对较低的边际税率，让他们没有用消费替代工作的激励。[33]
当然，这种模型也只能是模型，因为人们无法判断哪些是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般地认为联邦累进所得税比比例税导致的损失更大无法让人信服，因为纳税人可以通过减少他们的工作量来减少他们的纳税，两种税制都可能导致无谓的损失。如果将这种观点推向极致，“建立在效率基础上，人们拒绝联邦累进所得税，赞成比例税；如果一以贯之地适用效率标准，人们会拒绝比例税，而赞成每人缴纳固定金额的人头税，……或者，递减税比比例税更可取”。[34]
为捍卫联邦累进所得税，百隆和卡尔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效率观的论证：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富人使无序中的穷人稳定的最经济的方法。他们评论道：“大量人口对贫富不均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尽可能接等是免于革命的重要保险机制。”[35]百隆和卡尔文还引用亨利·西蒙斯的观点：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处理不平等问题有效而民主的方法。……有两种避免革命的机制，一种是传统、平和、渐进而有效的机制，那就是法律机制；另一种是激烈、分歧而且极端浪费的机制。前一种叫辩论、讨论和政治行动；后一种是战争和频繁的掠夺。[36]百隆和卡尔文尽管反对爱泼斯坦的观点，因爱泼斯坦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主张严格的比例税，但他们对累进所得税的功能认识却出奇地一致，爱泼斯坦曾认为联邦累进所得税是用再分配的方式购买和平，这“不过是一种有策略的贿赂”。[37]
当然，百隆和卡尔文的这一论证与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不一致：经济学家通常假设所有的行动者都守法，警察和法院能够限制通过暴力和革命的掠夺。因此，至少在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内，百隆和卡尔文的论证在逻辑上并非圆融自洽。
四、不是结论的结论
归纳美国司法界和学界对联邦累进所得税的论争，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联邦累进所得税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历史事实，反对联邦累进所得税的观点与支持联邦累进所得税的观点一样，都很难取得在逻辑上的绝对优势。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有关联邦累进所得税正当性的诉讼时，最经常的证成路径也是历史。眼前的这幅图景也许颇为滑稽：联邦累进所得税为联邦政府提供50%以上的财源，[38]学者享受着累进所得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对联邦累进所得税制求全责备。从学者的论争中唯一可以看出的肯定性结论是：换一种所得税的征收方法，比如严格的比例税率，在逻辑上未必比累进所得税圆满。因此，在找到一种新的所得税征收方法以前，美国人只能容忍这种有缺陷的正义。
注释:
[1] 参见王晓刚、王则柯：《美国税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682 .
[3] See Glenn W. Fisher， The Worst Tax？: A History of the Property Tax in Ame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p.40.;Delos O.Kinsman， The Income Tax in the Commonwealth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03，pp. 37， 39; Edwin R. A. Seligman， The Income Tax， Kessinger Publishing， 1914， pp. 388， 406; Robert Stanley， Dimensions of Law in the Service of Order: Origins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1861 - 19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
[4] 该法案的主要意图不是规定所得税，而是为了进行关税改革。当时的美国，关税收入下降。为弥补部分关税损失，该法案才规定征收所得税。
[5] John F. Witte， The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72 - 73 ( 1985)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72， 73.
[6] 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3项规定：“根据相应的人口数量，众议员和直接税应在本联邦所包括的各州中按比例分配。”同时，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4项规定：“除非和人口统计或在此已指示采用的计数成比例，不得征收人头税或其他直接税。”
[7] 158 U.S. 601（1895）
[8] Robert Stanley， Dimensions of Law in the Service of Order: Origins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1861 - 19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9.
[9]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 The Uneasy Case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12.
[10] Robert Stanley， Dimensions of Law in the Service of Order: Origins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1861 - 19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9.
[11] 该法案由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安德伍德起草，故有此称呼。该法案的目的与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类似，主要内容与关税有关。为了弥补关税不足，才规定了所得税。
[12]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The Uneasy Case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hoenix Books ，1953，p.94.
[13]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一项规定“……税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
[14] 240 U.S. 1 （1916）
[15] 242U.S. 1 （1916），国内学界对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和第1条第2款第3项的关系认识混乱。翻译过来的宪法文本也五花八门。有学者认为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和第14条第2款修正第1条第2款第3项，参见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注脚1；[美]保罗布莱斯特等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注脚1。
[16] 245 U.S. 1（1916）
[17] 244 U.S. 1（1916）
[18] 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是1913年2月3日得到批准的，1913年《税法》规定对1913年3月1日以来的收入征收所得税。
[19] Robert Stanley ，Dimensions of Law in the Service of Order: Origins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1861-19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229.
[20] See Knowlton v. Moore， 178 U.S. 41（1900）.
[21]参见[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 、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70页。
[22]参见[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23] Boris Bittker， The Income Tax: How Progressive Should It Be？， in Boris Bittker， Collected Legal Essays， Fred B Rothman & Company，1990，pp. 229，223
[24] Barbara H. Fried， The Puzzling Case for Proportionate Taxation， Chapman Law Review 2（1999），p.189.
[25] See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The Uneasy Case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p.14.
[26] Joseph Bankman & Thomas Griffith， Social Welfare and the Rate Structure: A New Look at Progressive Taxation， Californial. law. Review. 1987，75，p.190.
[27] Barbara H. Fried， Why Do Libertarians Love Proportionate Taxation？The Case of Gauthier's Morals by Agreement ， Stanford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0，12，p.3.
[28] Leo P. Martinez，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The Constitutional Case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18（1999），p. 147.
[29] See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The Uneasy Case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77.
[30] Calvin R. Massey， Takings and Progressive Rate Tax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y 20（1996），pp. 106，107.
[31]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The Anatomy of Justice in Tax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Occasional Papers， 1973，p. 11.
[32]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The Anatomy of Justice in Tax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Occasional Papers， 1973， p. 18.
[33] Joseph Bankman & Thomas Griffith， Social Welfare and the Rate Structure: A New Look at Progressive Taxation， Caifornia. Law. Review 75（1987），p. 1913.
[34] Barbara H. Fried， The Puzzling Case for Proportionate Taxation， Chapman Law Review 157（1999），pp.190，191.
[35] See Walter J. Blum & Harry Kalven， Jr.， The Uneasy Case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hoenix Books，1953，p.77.
[36] Henry C. Simons， Some Reflections on Syndicalism， 5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44），p.19.
[37] Richard A. Epstein， Takings: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