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率范文
时间：2023-03-03 07:01:12
所得税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实际所得税率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一、引言
税收负担在税收活动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合理的税收负担既是税收制度、政策调整和改革的出发点，又是评价其科学性的基本尺度。流转税和所得税是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最大比例的两大税种，而根据税负归宿理论，流转税的税负承担者是最终的消费者而非企业，因此企业的实际税负则主要体现为企业所得税的负担。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这对企业所得税的负担及所得税的行业及地区结构都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实际税率ETR（Effective Tax-rate）在税收政策和税法制定上已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iegfried （1972）最早运用行业数据计算不同规模企业的ETR；Stickney&McGee （1982）研究表明ETR与公司规模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并为Shelvin & Porter （1992）、Mazon & Smith （1994）等支持。Zimmerman（1983）通过分组检验得出公司规模与ETR之间存在正向关系。Porcano （1986）则提出政治权利假说，他得出公司规模越大， ETR反而越低的结论。Derashid和Zhang（2003）以马来西亚的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ETR与公司规模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公司并不比小公司的ETR更高，对特定的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大公司的ETR显著较低。国内研究方面，王延明（2003）探讨了税制改革前后1994-2000年ETR与公司规模、地区、行业的关系，结论是不同规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ETR都有极为显著的差异。李筱强、刘岩（2006）分析了2001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的ETR情况，研究发现行业间ETR的差别较大，规模较大、利润较高的企业ETR也较高。娄权（2007）以1994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实行分税制以来上市公司税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总体税负存在地区差异，行业差异，总体税负与所得税负担、流转税负担、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本密集度和年度变量显著正相关，却与负债水平和投资收益显著负相关。本文通过对新税法实施前后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结合宏观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对税收政策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为政策制定者理解其决策的有用性和进一步调整方向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影响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因素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类，宏观因素有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税收政策等，微观因素有公司规模、投融资决策、股权结构等。本文将微观因素作为研究的侧重点，结合上文中对的宏微观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的综述和分析，提出本文的实证研究的五个假设。
假设1：公司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大企业有更大的能力影响其政治过程、进行税务筹划和组织其经营活动以达到最优节税的目的，在这个政治影响力或游说理论下，大企业会面临一个较低的所得税率
假设2：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税法规定利息费用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抵扣，股利却不能，这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会直接影响公司所得税率的高低。因此所得税税率越高其债务融资的成本越低，这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大量举债，可以推测所得税率与公司财务杠杆呈正相关
假设3：公司资产密集度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我国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折旧在会计上计入费用，应该在当期所得税税前抵扣，同时税法鼓励企业选择加速折旧方法，所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越大，则折旧也越多，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少，从而所得税率也就越低
假设4：公司投资报酬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投资报酬率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高低，公司所得税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进而计算得出。于当企业盈利能力增加时，相对固定的抵税金额（包括债务性税盾与非债务性税盾）都无法与当期所得等比例增加，所以会有较高的实际税率
假设5：股权结构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系关
由于上市公司国有大股东控制及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 ETR更有可能体现大股东的意志，大股东有动机通过影响管理层来达到减少税负，增加企业税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目的。而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结构中国有控股的比例最大，所以本文仅讨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所得税率的影响
（ 二 ）模型设计本文选取2007年至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全部来源于聚源数据库，按照如下程序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数据信息披露不规范和不完整的公司；考虑到极端值的影响，剔除PT、ST 公司；剔除实际所得税率大于1和小于0的公司；剔除为所得税费用为负数的公司。根据以上标准，我们共筛选出共928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其中2007年有500家，2008年有428家。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 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ETR=α0+α1SIZE+α2LEV+α3INVINT+α4ROA+α5COCEN+α6AREA+α7INDUSTRY+α8YEAR+?着
其中：?着为常数项；α1~α8为回归系数；?着为残差项。对样本数据和模型采用EXCEL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计算、分析与检验。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所得税率ETR采用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负债作为分子，而不是直接采用所得税费用的原因是考虑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分母为利润总额。由于ETR计算的取值大于1或小于0时没有经济含义，故将取值范围在这区间的样本剔除。（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投融资决策、股权结构等三方面的指标，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密集度INVINT、投资报酬率ROA和股权结构COCEN五个变量。（3）控制变量。考虑到微观因素并非影响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的唯一因素，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些能对实际所得税率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主要包括：一是地区变量。由于我国对不同区域的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来说这些地区的实际税负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用AREA表示公司所处地区变量。当公司注册地址位于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西部地区和上海市等税收优惠比较集中的地区时，样本取值为1，位于其他地区时，样本取值为0。二是行业变量。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制定以及行业的性质的不同，税负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的分类，将样本数据分为十二大类，用INDUSTRY表示公司所处行业变量。当公司所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信息技术业等税负较轻的行业时，样本取值为1，处于其他行业是样本取值为0。三是年度变量。由于新的企业所得税从2008年开始实施，即2007年的所得税率为33%，2008年的所得税率为25%，为了比较税率变化带来的差异，用YEAR表示公司数据所在年度的变量，2007年的样本数据取值为0，2008年的样本数据取值为1。各个变量以及说明如下（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首先对样本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于2007年和2008年的税率有所不同，故分别对两年的数据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年的实际所得税率的平均值为18.73%，要低于国家法定税率，这说明大部分企业都享受到了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国家法定所得税率由2007年的33%降为2008年的25%后，实际税率略微有所下降，说明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确实为企业减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这两年数据比较明显的差异还体现在ROA上，2008年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2007年，说明上市公司2008年的盈利能力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 二 ）相关性分析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实际所得税率ETR与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地区变量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这说明负债多的公司，实际的所得税率越高，对税收的贡献越大；盈利能力强的公司、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越多的公司和处于有税收优惠地区的公司，实际的所得税率越低。
（ 三 ）回归分析 对面板数据进行OLS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回归模型通过了F值非常显著，说明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为0.046。最终进入方程的是资产负债率LEV、投资报酬率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OCEN和地区变量AREA，其中LEV和AREA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ROA和COCEN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公司规模变量SIZE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也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ETR没有明显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各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任何一家公司在当地都属于有影响的企业，它们在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进行政治游说、税收筹划等获取税收优惠的能力在各公司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公司规模与ETR之间没有显著性，因此假设1不成立。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财务杠杆决策，MM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是有效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会借入更多的债务以获得税盾收益（Makie-Mason 1990），本文的结论显示支持这一观点，即具有较高资产负债率的公司其实际税率会更高，这说明了基于平均税率的ETR确实受到资本结构中的债务“税盾”的影响，假设2成立。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反映了企业资产组成形式中的资本密集程度，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公司的投资决策，总所周知，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加速折旧法等税收优惠方法企业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与投资改造，从理论上来说，固定资产越多，折旧越多时的实际税率会越低。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两者呈负相关，但显著性关系并不明显，原先的假设3不成立。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说明了在促进企业更新改造，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效果，这也许是因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税收优惠的成本要低于向税务机关等部门报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所耗费的成本，从而削弱了固定资产投资等非债务税盾的作用。总资产收益率ROA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达到1%，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实际所得税率越低，这是与原假设4相反的结论。这说明当企业的获利能力增加时，企业有动机去规避税收，增加自己的利润，一边为自己增资扩股提供条件。因此，在盈利增加的同时，税收并没有同步增加，所以实际税率减少了。公司股权结构COCEN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与假设5相同，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第一大持股比例越高， ETR也就越低。显然，在国有股控股占大多数的股权背景下，企业管理层会主动地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优势获取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保证企业税后利润的最大化。在控制变量方面，地区变量AREA与ETR显著负相关，即说明经济特区、西部地区和上海市等具有税收优惠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实际的税率要更低，这与实际的情况相符。行业变量INDUSTRY与ETR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具有税收优惠的行业如农林牧渔业等的实际所得税率比其他行业要低，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年度变量YEAR与ETR也是非显著的负相关，名义所得税率由2007年的33%降为2008年的25%，实际所得税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也是必然的。
（四）进一步检验（1）多重共线性检验。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通过对方程各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或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最后的模型中的变量容忍度（最小值0.937）和VIF（最大值1.068） 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同时DW值接近于2，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据此本文认为变量间的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2）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方程各解释变量是否具有稳健性，我们采用相近的指标来替代部分变量。在自变量检验方面，我们还用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代替公司总资产作为规模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代替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盈利能力变量，回归结果与表5类似，但公司规模SIZE呈现出与ETR的1%的显著水平下负相关关系。对因变量的检验方面，则使用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值作为ETR，回归结果中与之前的类似，即资本结构LEV、盈利能力ROA、股权结构COCEN、地区变量AREA等指标均进入最终方程，同时公司规模SIZE也呈现出与ETR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们认为是由于分子中取消了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使得公司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关系更加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回归方程各变量的稳健性较好。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上市公司的税负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就企业自身的角度而言，实际所得税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报酬率和股权结构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关系并不十分显著。新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欲使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达到预期效果，首先要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要切实为企业减负，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鼓励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对企业的自主研发行为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允许推行加速折旧、允许其实际发生的科研开发费在税前予以加计扣除；二是对企业扩大再投资实施税收抵免政策。积极推行对企业和个人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给予退还其再投资额抵免当期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政策，可以刺激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
参考文献：
［1］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3年第1期。
［2］钱晟、李筱强：《对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2年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实证研究》，《税务研究》2003年第9期。
［3］孙玉栋：《我国主体税种税收负担的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6年第11期。
［4］娄权：《上市公司税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5］曹书军、张婉君：《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影响因素及其稳定性研究》，《财经论丛》2008年第6期。
［6］谭康：《我国上市公司税负的实证分析》，《商业经济》2008年第12期。
［7］许景婷、许敏、陈静：《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实证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8］Porcano，T. Corporate Tax Rates: Progressive ，Proportional ， or Regressive，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86.
所得税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面板数据
作者简介：谭光荣，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2）
沉重的税收负担是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10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其中便提到了由于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理论界一直关注如何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但关于中小企业所得税影响因素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不多，我们试图找到影响中小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的企业特征，为促进中小企业良好发展出谋划策。
一、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财务指标入手，分析其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这些财务指标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密度和资产报酬率。关于公司规模与ETR之间的相关性，理论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违规的政治成本将会很高，因此Zimmerman（1983） [1 ]认为规模较大的公司的ETR也会越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因此其ETR也会越低。Siegfried（1972） [2 ]，Porcano（1986） [3 ]，Holand（1998）都发现ETR与公司规模负相关。但是也有学者发现公司规模与ETR并没有明显的关系。曹书军，张婉君（2008） [4 ]认为上市企业间获取税收优惠的能力与企业规模并没有显著性的联系。最佳的资本结构安排可以使企业的所得税支出最小，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密度代表企业的资本结构，Stickney，McGee（1982） [5 ]认为债务产生的利息具有抵税的作用，导致企业的ETR与负债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rant Richardson，Roman Lanis（200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国内学者王素荣，张新民（2006） [6 ]运用区间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资产负债率在60%～80%的区间是实际税负最高的区间。
所得税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税收管理税率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面过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收入比重偏低。个人所得税在课税模式、费用扣除、税率以及税基等方面存在缺陷的现状，严重制约了个人所得税组织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经济运行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结构不相适应。
1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分类所得税制存在弊端
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将纳税人的各类所得按不同来源分类，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规定不同税率的一种所得税征收模式。当大多数人的收入方式都比较单一且收入水平较低时，宜于采用这种模式，但当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收入逐步上升时，采用这种模式就难以控制税源，也难以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类所得税制缺陷越来越明显。首先，分类课税难以体现公平原则。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因为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项目)不同，或来源于同类型的收入次数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这就产生了横向不公平；不同收入的纳税人，由于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除额、税率、优惠政策，出现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从而产生纵向不公平。其次，分类课征造成巨大的避税空间。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可以使一些收入来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办法避税，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在总体上难以实现税负公平。
1.2费用扣除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偏低，又长期没有随收入和物价提高而调整。这造成了两种与税收征管效率原则相违背的现象，①使更多的低收入的个人都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②对低收入征税，妨碍了税收公平。
首先，费用扣除范围过窄，不能很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随着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负担的相关费用也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少、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教育子女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
其次，费用扣除的确定忽略了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个人纳税能力的影响。在通货膨胀时期，个人维持基本生计所需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而现行税制中尚未实行费用扣除的指数化，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根本无法适应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
1.3税率设计有待优化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本来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税收待遇却不一样，一方面违背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而且累进档次过多实际上也极易产生累进税率的累退性。结合我国实际的薪金水平，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纳税人只适用于5%和10%两档税率，20%以上的另六档税率形同虚设。
1.4税基不够广泛
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所有的应税项目都包含进去。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
2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思路
2.1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
从税制模式上看，最能体现“量能负担”征税原则的应是综合课征制。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和征管手段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分类综合课征制应是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制的较好选择。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对某些应税所得如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实行综合征收，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对其他的应税所得分类征收，或者对部分所得先分类征收，再在年终时把这些已税所得与其他应税所得汇总计算，凡全年所得额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即按规定的累进税率计算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并对已经缴纳的分类所得税额，准予在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内抵扣。此种征税制度，兼有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所得税制之长，既能覆盖所有个人收入，避免分项所得税制可能出现的漏洞，也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
2.2调整费用扣除标准，实行税收指数化措施
所谓税收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适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因通货膨胀造成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包含三个层面：①按税法规定原本不必缴税的纳税人，因通货膨胀导致实际起征点的降低而被归入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列；②通货膨胀使个人所得税的名义收入提高而产生了纳税“档次爬升”效应，纳税人在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却按高税率纳税;③通货膨胀造成相邻应纳税档次之间的差值缩小,也加重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这样尤其是对那些低收入者,由于其税负上升的幅度高于高收入者上升的幅度,所以通货膨胀更多地损害了低收入纳税阶层的利益,使个人所得税产生逆向再分配效果。
2.3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遵循国际惯例，将收入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分别申报，分别适用不同的累进税率，对后者规定较高的累进税率。调整税率级距，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合二为一，实行5%～35%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赋。另外，为了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还可以增加一项加成征收的措施。还应当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边际税率过高，实质上形同虚设。
2.4扩大税基
为了能有效地扩大税基，适应个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包括一切可以衡量纳税能力的收入，改变目前的正列举方式规定应纳税所得，取而代之的是反列举规定不纳税的项目。
2.5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同时，强化税收征管，确保应收尽收，是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功能作用的关键。建议在改分类所得税为
所得税率范文第4篇
一、递延所得税基本计算公式
(一)暂时性差异的计算暂时性差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即资产类暂时性差异，简称为“资产类差异”；另一类是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即负债类暂时性差异，简称为“负债类差异”。
资产类差异＝资产账面价值-资产计税基础…(公式1)
负债类差异＝(-1)×(负债账面价值一负债计税基础)
……………………………………………………(公式2)
上述结果若为正数，表示该差异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若为负数，表示该差异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运算时应用正数表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运算时用负数表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正的)资产类差异＋(正的)负债类差异
……………………………………………………(公式3)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负的)资产类差异＋(负的)负债类差异
……………………………………………………(公式4)
暂时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一期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一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所得税率……………………………………………………(公式5)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一期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一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所得税率…………………………………(公式6)
暂时性差异增长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公式7)
值得说明的是，计算过程中，应按照代数法则进行运算，不要人为改变数据的正负符号。
[例1]2007年初，风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风云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借方余额198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贷方余额132万元。2007年度，风云公司有关所得税的资料如下：(1)“存货跌价准备”账户年初贷方余额600万元，年末贷方余额240万元。2007年度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年初数2800万元，年末数1000万元。(2)2007年3月1日，对乙公司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1000万元，采用权益法核算，由于乙公司本年发生亏损，风云公司年末按应负担的亏损份额确认投资损失200万元，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年末未对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3)年末固定资产中包含一台A设备，系2005年12月20日购入，原价200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零。税法规定按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4年；会计上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5年。(4)2007年计提产品保修费用960万元，计入预计负债。假设除上述事项外，没有发生其他纳税调整事项。风云公司2007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金额为4000万元。风云公司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率为33％。则风云公司2007年有关所得税的账务处理如下：
(1)计算年末暂时性差异
存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1000-(1000＋240)＝-240(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暂时性差异＝800-1000-200(万元)
固定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1200-600＝600(万元)
预计负债产生的暂时性差异＝(-1)×(960-0)＝-960(万元)
由于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和预计负债等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计算结果均为负数，因此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固定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计算结果均为正数，因此属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600(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40)＋(-200)＋(-960)＝1400(万元)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600-132÷33％＝200(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1400)-(-198)÷33％＝800(万元)
暂时性差异增长额＝200＋(-800)＝-600(万元)
(二)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的计算新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观，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确认利润，认为利润是企业期末净资产比期初净资产的增长额，而净资产是由资产减去负债计算得到的。即“利润＝净资产的增长额＝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末资产-期末负债)-(期初资产-期初负债)”。当然，由于所有者投入资本和向所有者分配利润引起的净资产变化，不应包括在收益之中。因此，利润的完整计算公式为：“利润＝本期净资产的增长额-本期所有者投入资本＋本期向所有者分配的利润”。又由于“本期所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和“本期向所有者分配的利润”项目不涉及损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通常不影响所得税，为了简化程序，在计算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本文将“应纳税所得额”简称为“应税所得”)时，将其省略。故：
会计利润＝本期净资产账面价值增长额
＝期末净资产账面价值-期初净资产账面价值
＝(期末资产账面价值-期末负债账面价值)-(期初资产账面价值-期初负债账面价值)
应税所得＝本期净资产计税基础增长额
＝期末净资产计税基础-期初净资产计税基础
＝(期末资产计税基础-期末负债计税基础)-(期初资产计税基础一期初负债计税基础)
根据上述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出：
会计利润一应税所得＝[(期末资产账面价值-期末负债账面价值)-(期初资产账面价值-期初负债账面价值)]-[(期末资产计税基础-期末负债计税基础)-(期初资产计税基础-期初负债计税基础)]
＝期末资产类暂时性差异＋期末负债类暂时性差异-(期初资产类暂时性差异＋期初负债类暂时性差异)
＝期末暂时性差异-期初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增长额
从而可以得出：应税所得＝会计利润一暂时性差异增长额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会计利润”是会计上按照会计制度计算所得税费用的基数。在不考虑永久性差异的情况下，“会计利润”就是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或税法所称的“税前会计利润”。
二、递延所得税项目的计算
(一)税率不变情况下其计算公式如下：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
……………………………………………………(公式8)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
……………………………………………………(公式9)
递延所得税费用＝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公式10)
注意，在运算时，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正负符号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相同，即为正号；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正负符号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同，即为负号。对于公式10，计算结果为负数，则表示为“递延所得税收益”。
例1，计算递延所得税项目如下：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200×33％＝66(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800)×33％＝-264(万元)
递延所得税费用＝(-600)×33％＝-198(万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640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660000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980000
确定记账方向时，无论是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还是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凡是计算结果为正数的，则记在贷方；凡是计算结果为负数的，则记在借方。上例中，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为＋66万元，应记在贷方；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为-264万元，应记在借方。值得注意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运算过程中以负数表示，同理，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参与运算时也应以负数表示。
(二)税率改变情况下若税率发生了改变，则当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不仅应包括当期暂时性差异增长额产生的所得税费用，还应包括按新税率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余额所产生的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期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新税率一旧税率)(公式11)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期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新税率-旧税率) (公式12)
递延所得税费用＝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期初暂时性差异×(新税率-旧税率)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期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新税率-旧税率)＋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期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新税率-旧税率)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公式13)
三、应交所得税的计算
应交所得税＝应税所得×所得税率
＝(会计利润-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
＝会计利润×所得税率-暂时性差异增长额×所得税率(公式14)
例1，税率不变情况下计算应交所得税如下：
应交所得税＝[4000-(-600)]×33％＝1518(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1518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5180000
[例2]假设例题1中，风云公司的所得税率在2007年1月2日改为40％，之前的所得税率一直为33％，其他资料与例题1相同。则风云公司2007年有关所得税的账务处理如下：
(1)计算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
本期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600(万元)
本期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40)＋(-200)＋(-960)＝-1400(万元)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长额＝600-132÷33％＝200(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长额＝(1400)-(-198)÷33％＝-800(万元)
暂时性差异增长额＝200＋(-800)＝-600(万元)
(2)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额＝200×40％＋132÷33％×(40％-33％)＝108(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额＝(800)×40％＋(-198)÷33％×(40％-33％)＝-362(万元)
递延所得税费用＝108＋(-362)＝-254(万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620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080000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540000
(3)计算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4000-(-600)]×40％＝184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18400000
贷：应交税费――直交所得税
所得税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所得税； 融资决策； 税收效应
一、我国所得税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
我国现行税制下企业融资的方式有三种：债务融资、发行新股和保留利润。债务融资主要是发行债券。
（一）债务融资
企业在考虑举债融资还是募集新股进行投资时，会注意到这两种政策均使现金流量保持不变，他们能够影响的是资本成本的变化，以及选择哪种杠杆比率Dt能使企业的资本成本最小化。当债券和股本的收益率不同时，企业的决策取决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假定企业支付给债券投资人的利率为It，股本持有者的贴现率为Rt，企业所得税率为Tc，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为Tp，资本利得税率Tg，可从两种情况分析：（1）不存在个人所得税时，根据西方税收理论，若It（1－Tc）Rt，则选择Dt=0时最优的，这时应采取全部股本融资的决策；若It（1－Tc）=Rt，说明企业对杠杆比率Dt感觉无差异，选择哪种融资方式都一样；若It（1－Tc）Rt，则选择Dt=1最优，这时应采用全部债务融资决策；在Tc=0时，企业对于融资决策感觉无差异。（2）存在个人所得税时，若（1－Tc）（1－Tg）（1－Tp），则企业只会采用股本融资；若（1－Tc）（1－Tg）（1－Tp），则企业只会采用债务融资。以上分析说明，企业的融资决策是由企业税制结构、个人税制结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提高企业所得税会有利于债务融资，反之，提高个人所得税会有利于股本融资。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规定，股息要按照企业所得税率征税，个人收到股息还需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由于债务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股息却要征收企业所得税，所以我国税制有利于债务融资而不利于新股发行。但实际上，每个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债务融资的优势，原因在于债务融资导致的破产风险也随之扩大。
（二）发行新股
根据西方税收理论，在不考虑税收的情况下，发行新股和保留利润的潜在价值是相同的。而在考虑税收时，企业对两种融资方式的偏好是不同的。若企业选择不保留利润，而是通过发行新股来筹集等量资金，将会给股东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股东节省了资本利得税。因为保留利润会导致企业市场价值增加，要征收资本利得税，发行新股增加的市场价值是免税的。二是使股东分配的利润增加。因为节省了资本利得税，如用Ts表示对保留利润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率，Te表示对股息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率，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为Tp，相对来说，每一单位的保留利润相当于1／（1－Ts）的股息，在征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之后，其余额为：（1－Tp）（1－Te）／（1－Ts），也即（1－Tp）（1－Te）／（1－Ts）（1－Tg）时，发行新股才会比保留利润更有利于企业。依据上述理论，我国现行所得税制度下，保留利润和分配利润的企业所得税率是相同的，即Te=Ts，我国目前对个人转让股票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Tg=0，Tp是20%，企业基本所得税率33%，则（1－Tp）（1－Te）（1－Ts）（1－Tg），表明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有利于保留利润而不利于债务融资。
（三）保留利润
在考虑保留利润还是举债融资时，首先应了解税收政策对两者的影响情况。德国学者汉斯.沃纳.斯恩在《资本所得课税与资源配置》一文中对两者的税收影响作了详细阐述，他认为：（1）在债务利息可以扣除的条件下，若（1－Ts）（1－Tg）（1－Tp），即保留利润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税负重于债务利息的税负，这种税制有利于债务融资而不利于保留利润；（2）若企业的债务利息不能扣除，且对债务利息所得征税重于对资本利得的征税，这种税制有利于保留利润而不利于债务融资。根据上述理论，我国所得税制合并之前，对个人转让股票的所得暂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利息所得的比例税率在2007年8月由20%下调为5%，2008年10月起免征。企业所得基本税率是33%，但又对小型企业规定了27%、18%两档照顾性税率，对外商投资企业还规定了15%的优惠税率及大量税收优惠政策，如两免三减等，实际执行得税率有7.5%、10%、12%等，大部分都低于20%的利息所得税率。这就使得在利息可扣除时，某些企业保留利润的总体税负低于股东利息所得税的税负，从而产生了企业把所有可用资金都留存在企业内部，而不会选择支付利息的一种持续性融资行为。从资金来源看，我国大量的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于内部融资，其原始资金基本上是个人储蓄、亲友非正式借贷，甚至有民间的高利贷。按照现行税制，企业支付给这些非正式贷款或高利贷的利息成本是全部或部分不能扣除的。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上述理论，对债务利息所得的税负重于对资本利得的税负，有利于保留利润而不利于债务融资。我国现行税制同样是这种情况。
二、运用税收效应理论（MM理论）构建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建立分析模型
所谓MM理论是指两位美国学者莫迪格利尼（Franco Modigliani）和米勒（Mertor Miller）提出的学说。最初的MM理论认为，由于所得税法允许债务利息费用在税前扣除，在某些严格的假设下，负债越多，企业的价值越大。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早期MM理论推导出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只能作为这一理论研究的起点。随着MM理论的发展，提出了税赋利益――破产成本的权衡理论，如图1所示：
图1中：VL为只有负债税额庇护而没有破产成本的企业价值；VL1为同时存在负债税额庇护、破产成本的企业价值；Vu为无负债时的企业价值；AB线段为负债税额庇护利益的现值；VL―C线段为破产成本；D1为破产成本变得重要时的负债水平；D2为最佳资本结构。
图1说明：（1）负债可以为企业带来税额庇护利益。（2）最初的MM理论假设在现实中不存在，事实上各种负债成本随负债比率的增大而上升，当负债比率达到某一程度时，息前税前盈余会下降，同时企业负担破产成本的概率会增加。（3）当负债比率未超过D1点时，破产成本不明显；当负债比率达到D1点时，破产成本开始变得重要，负债税额庇护利益开始被破产成本所抵销；当负债比率达到D2点时，边际负债税额庇护利益恰好与边际破产成本相等，企业价值最大，达到最佳资本结构；负债比率超过D2点后，破产成本大于负债税额庇护利益，导致企业价值下降。税收效应理论也即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融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可以指导决策行为。但也应注意，由于融资活动本身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融资决策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经验和主观判断。
依据MM理论，可构建出在所得税条件下的税收效用分析模型。
由于分析的是税收效用问题，所以我们从现金流量角度，构建出我国所得税条件下的税收效用分析模型：
股东每年获得的现金流为（EBIT-BRb）（1-Tc）［d×（1-Tp）+（1-d）×（1-Tg）］，债权人每年获得的现金流为BRb（1-Tc）。因而，企业每年为股东和债权人产生的税后现金流为：
（EBIT-BRb）（1-Tc）［d×（1-Tp）+（1-d）×（1-Tg）］+BRb（1-Ta）
=EBIT×（1-Tc）［d×（1-Tp）+（1-d）×（1-Tg）］-BRb（1-Tc）［d×（1-Tp）+（1-d）×（1-Tg）］+BRb（1-Ta）
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考虑到不同档次的所得税率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因素，将企业所得税率定为Tc=25%（若要更贴近实际，可采用实际平均所得税率），目前对股利所得实行的是20%减半征收的政策，股利个人所得税率Tp=10%，企业与个人利息收入平均所得税率Ta=20%（目前个人购买债券利息收入不征税，企业购买债券利息收入基本所得税率是33%，故假定为20%），资本利得税率Tg=0，带入总价值式中，推出的我国所得税条件下的税收效应分析模型为：
VL=Vn+B（0.075+0.省略）、深交所网页（www.省略）及中国财经信息网公布的相关资料信息，选取了截止到2009年末的深圳证券交易所434家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的年报和相关资料，运用分析模型（5）利用spss软件进行了计算分析，并根据行业分类标准进行了分类，其结果如表1。
从表1的分析数据可看出，我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债务融资的税收效应带来的融资优势，还没有充分利用税收效应。因为在目前我国税制下资本结构具有债务融资税收效应的公司，若保持目前的股利政策及相应的税率，是可以继续增加负债比例的，此时公司的价值将随着负债的增加而增加。而表中显示具有潜在税收效应的公司占行业的比重都比较大，尤其是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社会服务等相对垄断的行业，具有潜在税收效应的公司比率较之更高。其原因可能是垄断行业运用财务杠杆的水平相对较低，从表中可看出，这些行业的资产负债率都低于同年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49.36%。这与垄断行业能够对其商品和服务制订较高的价格，从而产生较高的利润有关，利润高则负债就较少。
三、结论
企业的融资决策是由企业税制和个人税制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企业所得税率的提高有利于债务融资；个人所得税率的提高有利于股本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各融资方式税收待遇的比较分析。
债务融资的税收效应能够带来融资优势。由于债务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股息却要征收企业所得税，负债融资的资本成本一般比股本筹资成本低，且不会分散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权，所以我国税制有利于债务融资而不利于新股发行。根据MM理论构建的分析模型说明，我国资本利得税率为零，无论企业采取何种股利政策，债务融资仍然可以带来税收受益；若企业采取极端的低股利政策，债务融资的税收收益会显著减小，表明企业通过资本利得这种免税形式给与股东的回报可显著降低债务融资的税收利益。VL>Vn时，杠杆企业能够获得债务融资带来的税收利益；VL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债务融资税收效应能够带来的融资优势，还没有充分利用税收效应。企业应充分发挥税收效应优势，恰当地加大债务融资比例，切实有效地利用财务杠杆，这样才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加提高企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3］ 高培勇.西方税收――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4］ 王延明.中国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所得税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逆向避税；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102-04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制与税率通常是不同的，利用这种税制税率差异通过转移定价实现避税目的是跨国公司惯用的手段。现实经营活动中，跨国公司在筹划转移定价避税时，要综合考虑公司所得税税率、关税税率、利润及利息汇出的预提税税率以及公司的股权结构等各种因素。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可通过将利润从高公司所得税率国转移至低公司所得税率国，也有通过转移定价将税前盈利从低税率管辖区转移至高税率管辖区，发生“逆向避税”的现象。逆向避税是跨国公司为谋求最大限度的集团整体利益，通过转移定价转移税前利润的行为，其运作模式与国际顺向避税是完全反向的。
2008年1月1日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外商投资企业名义上一直按33％的合并税率征税，其中，国家名义所得税率30％，地方名义所得税率3％。但实际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吸引外资实行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率只有13％左右。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外商投资企业将按照25％的法定名义所得税率缴税。事实上，25％的税率仍然低于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国家或地区28.6％的平均税率。而让人费解的是，无论是《新企业所得法》颁布前还是生效后，很多外商投资企业仍然选择通过转移定价将在我国境内实现的利润“逆向”调至境外高税区的母国总公司或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这不仅损害我国的税收权益，更造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不良现象――“逆向避税”。细究其表现，可归结为下述八个方面。
一、规避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是造成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一个重要的间接原因。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最主要税种是所得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政府在向企业征收所得税时，按照企业的利润额来计算纳税额。因此，为了降低向公司所在各东道国缴纳的总税款，跨国公司通常会利用高转移定价增加高所得税率国家及地区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成本，同时利用低转移定价减少低所得税率国家及地区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成本，以此将尽可能多的公司税前利润留在或转移至低所得税率国家及地区的母公司或子公司。
我国的所得税率总体低于外国，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与其母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联企业发生交易时，已不具备利用“高进低出”转让价格策略将利润转出境外的条件，否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所归属的跨国公司避税额度为负，缴纳的所得税额增加；而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反向的“低进高出”转移价格策略，则这不仅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所归属的跨国公司避税额度是正的，缴纳的所得税额减少，也会导致跨国公司的税前利润转移到我国，使我国的税收收益增加。但实际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使我国每年损失300亿元的税收。细推缘由，是我国为维持国际收支的经常性平衡，对外汇依然实行部分程度的管制政策，人民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其他货币，很大程度上堵塞了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利润的主要渠道。
另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实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一定程度上下挫了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势。如，韩国企业所得税率是两级累进制。企业年度收入不超过10万美元的，按13％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度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则10万美元之内征收13％的所得税，10万美元之外征收25％的所得税。新加坡对企业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我国台湾地区对事务性企业按22％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由于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率本来就不高，如果再辅之以不同的优惠政策，使其实际企业税负比我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但凡这些国家及地区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子公司或分公司，都会利用转移价格将我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出境，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
二、独享合营共同利润
独享归属中外合营双方共同利润的企图是导致外商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重要动机之一。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按中外合资各方出资比例分配税后利润，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税后利润的。但在实际经营中，外商投资方总是从利润最大化角度考虑，宁愿在境外多缴所得税而多占或独吞企业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由合营的中外双方按规定分配税后利润。外商利用中方跨国经营经验的欠缺，通过转移价格将利润转移出境，在高税率的母国或境外其他高税区独吞利润，结果造成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的低盈利、无盈利甚至亏损，而中方只有分享境内企业税后利润的权利，不能参与境外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这样，跨国公司总部虽然总税负增加了，但在利润分配上由分享变为独享，或由少分变为多分，不仅损害我国的税收权益，还使中方合营者丢失应得的利润。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逆向避税大都出于这种目的。
由于利用转移定价从合资、合作企业中尽可能多地攫取利润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实施转移定价策略的主要动机之一，我们运用模型对此做更深入的分析。假设某国的母公司‘A在我国某地与当地合营者建立了一家中外合资子公司B，母公司A在我国合资子公司B中占有的股权率为γ0tA是母公司所在国企业所得税率，tB是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率；Q是母公司A通过高转移价格向中外合资子公司B转移的产品数量；AP是转移价格偏离量，等于高转移价格与正常交易价格的差额；T是该跨国公司转移价格规避的所得税总额。在其他条件给定不变的情况下，母公司A通过转移价格转出的本属于我国合资子公司B的税前利润为Q×AP。若利润汇回不受限制，母公司增加的净利润为：转移定价前π1=Q×P×(1-tB)×λ，转移定价后π2=Q×P×(1-tA)，则使用转移价格比正常交易情况下使母公司A增加的净利润π3=π2-π1=Q×P×[(1-tA)-(1-tB)λ]。若要π3>0，则必须[(1-tA)・(1-tB)・λ]>0，简化后得：(1-tA)／(1-tB)>入。这说明，只要满足本式的条件，跨国公司母公司就有机会利用高转
移定价策略从设在我国境内的合资子公司转移更多的税前利润。同样可以证明，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以转移低价出口产成品，也能增加跨国公司的净利润额。
由于上式中的(1-tB)>0，因此只要(1-tA)>λ，也就是λ+t0λ，亦即π3=π2-π1=Q×P×[(1-tA)一(1-tB)λ>0。也就是说，不管我国的税收是何等的优惠，即使我国的所得税率tB=0，在上述条件下也不能改变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从我国攫取额外利润，实施逆向避税的局面。
合资、合作企业一直以来是我国直接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其经营决策权通常也是由外方合资者控制，由此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自由实施转移定价的便利。如果利润留在国内，中方合资者就可以按股份分得正常的经营利润；如果外商投资者凭借经营控制权利用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母国或其他子公司，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的账面利润就会减少，乃至亏损，中方合资者应得利润就会被外商合资者部分或者全部无偿占有，甚至造成中方合资者原有资产的缩水。中方投资的股份比例越大，外方转移定价避税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动机也就越强烈。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转移定价不能实现税负最小化的情况下，就转而通过侵吞中方合资者的利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三、平衡综合税负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目的，是要减少承担的总税负。而跨国经营不仅涉及所得税率，还有关税、预提所得税等其他税率，通常棘手的问题是要在减少所得税和减少关税之间权衡，因为两者是矛盾的。这些都要求外商综合考虑各种税率，制定出使公司整体综合税负最小化的转移价格。以关税为例，假定我国某外商投资企业母公司所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0％，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15％，某种产品进口到我国适用的关税税率是10％。现这家外商投资企业从境外母公司进口这种产品，价值100万美元，报关时作价200万美元，结果节省了5万美元的综合税负。因为，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向我国多交10了万美元关税，但可少交15万美元的公司所得税，两税合计后可节省5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仍会选择将利润通过转移定价转移出境，汇回所得税率较高的母公司国家。
四、套取母国政策利益
如前所述，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如此，很多发达国家都有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将利润输送回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留存在公司的念头。如，美国2005年颁布实施的《本土投资法》的核心就是“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5.25％，期限为一年，条件是将这些收益投资于美国。”这一政策不仅能刺激美国的本土投资，减少其资本的外逃，更重要的是会增加我国境内美属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汇入其母公司账户的意愿。此外，发达国家的所得税归属抵免制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逆向避税也是一种诱因。一些国家对公司所得税实行归属抵免制，允许私人股东用分配股息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的一部分冲抵股息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部在这些国家的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只要利用转移定价将利润逆向转移到其母公司，就可以用母公司多缴纳的税款抵免私人股东的部分个人所得税，而母公司的个人股东是不能用在华子公司所缴纳的税款抵免其国内个人所得税。这也导致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频繁利用转移定价间接回调大量税前利润的行为。
五、利用国别税制差异
国际所得税稽征制度的差异使得逆向避税不一定增加跨国公司税收负担。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企业在境外高税国，该国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在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上使用抵免法，并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不实行税收饶让，那么不论外商投资企业汇出境外的是税后利润，还是通过转移定价转移到境外是税前利润，其所归属的跨国公司总税负是不变的，其在我国运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的行为不会造成整个跨国公司税负的增加，这实际上抵消了中国的税收优惠。在我国，外商独资企业的逆向避税大多出于调出利润的考虑，而中外合资企业与中外合作企业的逆向避税，既可使外商独享或多占中外双方共有的利润，又可及时将利润调出境外规避汇率风险。
六、规避汇率风险
一些外商担心人民币贬值而利用转移定价转移资金。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民币汇率曾连续贬值。人民币贬值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汇率风险，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能及时兑换成美元汇至本国账户，就可能遭受损失。为了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尽早将在我国的盈利以外币汇出。1993年后，虽然人民币汇率趋于平稳，但外商仍然心有余悸，任何不确定或负面因素，都会让外商投资企业在恐慌中设法转移利润出境。如，在1993～1997年间我国资本账户持续顺差，年均超过300亿美元，但在1998年却急转直下，逆差高达63.21亿美元，其主要是由1997年由泰铢贬值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外商强烈预期人民币会贬值造成的。我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方将利润汇出境外的活动一直未加严格限制，并从1991年起不再对其征收预提所得税，到了1996年12月1日，又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因此，在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外商投资企业利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策略转移利润已无太大的意义。
七、规避政策性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吸引外资，不仅国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而且很多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也竞相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措施，甚至颁布一些不符合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地方文件。这些做法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也引发了外商投资企业担心优惠政策的持续性，甚至担心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另外，我国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又让众多的外商投资者觉得是难得的盈利机会。在巨大的潜在利润与可能的风险之间权衡的结果，是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短期经营策略，借助转移定价逆向避税，随时将资本和利润转移出境，以规避可能的政策风险。
八、利用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漏洞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税制都规定有针对违反转移定价法规行为的处罚措施。这些措施有关于未按期限报送申报表的处罚方式的，也有关于逃避税款的处罚额度和滞纳金的。如，美国的税制对转移定价调整超过事先预定范围的，处罚额度是偷漏税款额的20％～40％，荷兰和英国税制对同样事件处罚的额度则超过偷漏税款额的100％。在2004年修订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规定中，我国对违反转移定价法规行为的处罚是比较宽松的，如“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年度申报表的，由主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报送，并可处以2 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2000元以上10000以下的罚款”。显然，对我国境内的跨国纳税人转移定价避税来说，这样的处罚规定不会造成太大的成本，因为不会形成太大的压力，客观上是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逆向避税活动的一种放纵。
所得税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 税率内外统一外商投资
2008年1月1日，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将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定为25%。单纯从名义税率的角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幅度相对降低了若干个百分点。但是税率统一后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也不能仅仅从外商缴纳税款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来衡量，因此，认真分析深层次影响对外商投资尤为重要。
一、企业所得税税率内外统一对外商投资的积极影响
企业所得税率内外统一为25%并不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唯一变化，事实上税率的变化是与相应的政策配合实施的。对外商投资来说，虽然税率有所上升，但从中获得的积极影响是具有长期效应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投资结构的优化。在25%税率的基础上，国家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税率改革的过渡期条件，给予了外商缓冲时间。同时，新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鼓励和扶植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享受15%的所得税率。税收政策的变化必然引导外商投资方向的相应调整，积极向国内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实现外商投资结构的优化、投资质量的提高，进而获得更加可观的投资收益。
其次，投资稳定性的增强。在税率调整以前，国家对国内企业的税收政策优惠已经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如对循环经济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减免。企业所得税率的内外统一使外商投资具备了更多的政策参考，外商可以分析国内原先的优惠政策，领会国内投资的长期导向，构建来华投资的前瞻性战略，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最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外商在内外统一的税率政策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华投资的综合环境，论证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通过一系列的投资策略调整塑造今后的投资优势。伴随与国内企业的平等竞争，这种优势塑造的过程也是外商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过程，因为外商对中国的长期投资环境拥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占据主动。
二、企业所得税率内外统一对外商投资的消极影响
企业所得税率的统一不仅会产生以上积极影响，对于部分外商企业来所，也将会面临消极影响的考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缴税款的变化。25%的内外统一税率标准对部分外商企业来说，也有可能遇到双重的税收压力，即国内的税率提高，并且统一后的税率也高于本国的税率标准。这部分企业在中国规定的外商投资调整期之后，就要开始按照新税率上缴税款，不仅税款的绝对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企业的实际收益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其次，公平竞争和淘汰的挑战。目前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外商企业无论是投资领域，还是投资实力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也有不少外商投资于消耗性、污染性的产业，甚至还有部分国内企业冒充外商投资，以享受原先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这样一些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和洗礼中，转型或者被淘汰都是不可避免的竞争结果。
最后，机会成本的增加。部分来华投资或计划来华投资的外商已经制定了中长期的投资计划，但投资领域不属于中国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范围。在税率内外统一后，其中的一些外商企业有可能会重新调整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努力向高新技术产业靠拢。而投资计划的变革也会面临机会成本的增加，以及投资风险，甚至于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收益率低于原先的投资计划。
三、外商投资应对企业所得税率内外统一的发展对策
面对企业所得税率的内外统一，一方面外商投资要保持理性的投资分析。税收政策固然是外商来华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构成绝对的影响因素。在税率调整后，外商要理性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社会政治稳定、劳动力成本变动、市场开放程度、市场整体需求等因素，在综合考虑利弊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从长远看，在所得税率内外统一之后，国家还存在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的可能性，所以外商的理性投资分析和决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发展对策。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根本指引。由于新税法规定了外商税收调整的过渡期，这相当于为外商提供了投资方向调整的准备时间。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的需求所在，更是全球倡导的发展战略，是大势所趋。外商应在综合考虑投资成本的同时，将中长期投资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引，加强对朝阳产业的投资，以便在未来的投资中尽可能地减少投资变动，营造长期收益的稳定空间。
总结
企业所得税率的内外统一是中国同世界接轨的重要举措，也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倡导下做出的经济决策。外商对华投资应在重视税收政策变化的基础上，树立全局性的投资战略，将目光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相信在上述对策的实施下，外商投资将会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梁晓聪.所得税两税合一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J].涉外税务，2007（11）
所得税率范文第8篇
所谓转移价格，也即“转移定价”，指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商品、劳务或技术交易时所采用的内部价格，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在实践中，相当多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高进低出”、“低进高出”、甚至“主观列支”，可以达到调节利润、逃避税收、享受优惠、优化资产配置、减少和避免各类风险，进而达到对公司进行战略性总体调控的目的。转移定价，作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有效管理工具，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手段之一，它不仅对跨国公司内部管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母国或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平衡甚至经济发展模式都产生重大影响。外资企业以转移定价方式，向境外转移利润，规避在我国的税负。这不仅导致了我国税收的大量流失，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无利可获甚至亏损的假象，损害了我国投资环境的良好声誉，进而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产生不利影响。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理论模型
假设跨国公司母公司A位于外国，在东道国中国设立子公司B，子公司通常都是从母公司进口商品作为母公司的分销商，或者子公司从母公司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加工成成品再进行销售。由于外国与中国的所得税率及关税税率不同，跨国公司通过抬高或压低内部交易的转移价格来使其整体利润最大化。
假设外国和中国都不存在对转移定价避税的惩罚措施，假设外国与中国都是实行公平交易价格制度，设每单位公平交易价格为P，A与B之间的每单位转移价格为pR，?啄hf代表转移价格高于或低于公平交易价格的利润率，则（?啄hf=pR-P），当?啄hf>0时，说明跨国公司操纵转移定价高于公平交易价格，收入由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当 ?啄hf=0时，说明跨国公司遵循公平交易价格；当?啄hf
设母公司A的利润为∏h，子公司B的利润为∏f。
其一，不存在关税的情况。内部交易数量M的商品，由于转移价格高于公平交易价格，A的利润增加额为M?啄hf，而B的利润减少额为M?啄hf（因为转移价格低于公平交易价格的情况，体现在?啄hf0公式相同，所以用一种情况来进行分析）。设母公司A的企业所得税率为th，子公司B的企业所得税率为tf。则使整体利润E的公式如下：
E=（1-th）（∏h+M?啄hf）+（1-tf）（∏f-M?啄hf）
与没有操纵转移定价时相比，公司整体利润变化量为（tf-th）M?啄hf，要使公司整体利润增加，必须使（tf-th）和M?啄hf 同号。
当（tf-th）>0，M?啄hf>0。即当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外国时，跨国公司应该抬高转移价格，使之大于公平交易价格，从而使利润所得转移出中国，增加整体利润额。
当（tf-th）
结论一：跨国公司为了使得整体利润最大化，当东道国企业所得税率高于母国时，在内部交易中会抬高子公司购入产品的转移价格；当东道国企业所得税率低于母国时，在内部交易中会压低子公司购入产品的转移价格。即当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外国时，跨国公司应该抬高转移价格，使之大于公平交易价格，从而使利润所得转移出中国，增加整体利润额。
其二，存在关税的情况下。假设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为TARf，则母公司的利润增加额仍为M?啄hf，而子公司因为需要支付额外的进口关税，其利润减少额为（1+TARf）M?啄hf
整体利润E的公式如下：
E=（1-th）（∏h+M?啄hf）+（1-tf）［∏f-（1+TARf）M?啄hf］
整体利润的变化额为［（tf-th）-（1-tf）TARf］M?啄hf，要使公司整体利润增加，必须使（tf-th）-（1-tf）TARf和M?啄hf同号。
当两者都大于0时，有两种情况：
当tf-th>0，TARf0。即当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外国税率时，抬高转移价格可以获得所得税动机的正效应，而由于抬高转移价格会额外缴纳进口关税，关税效应为负。所以只有当进口关税税率TARf
当tf-th
当两者都小于0时，也有2种情况：
当tf-th>0，TARf>（tf-th）/（1-tf），TARf（tf-th）/（1-tf）的情况下，才会使跨国公司整体利润增加。
当tf-th0，所以TARf>（tf-th）/（1-tf）在任何条件下都成立，即当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外国税率时，压低转移价格可以获得所得税动机的正效应以及关税动机的正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压低转移价格可以获得双重好处。
结论二：跨国公司为了使整体利润最大化，当东道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母国税率时，压低内部交易时子公司购入商品的转移价格，会带来关税的减少和所得税的增加，出现关税动机和所得税动机的冲突，只有在关税税率足够大的时候才有利可图。而抬高内容交易时子公司购入商品的转移价格，会带来所得税的减少和关税的增加，也会出现所得税动机和关税动机的冲突，只有在关税税率足够小的时候才有利可图。
而当东道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母国税率时，可以通过压低内部交易时子公司购入商品的转移价格来获得所得税和关税的双重减少；压低转移价格不能增加利润，而抬高转移价格会带来所得税的增加和关税的增加。
三、实证分析
其一，所得税分析。根据2004年至2007年4年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按国别或地区）及相应的进出口数据的整理，得出表1。
对这16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投资额为7071695万美元，占前十六位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4.9％，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615485万美元，占前十六位中国进出口总额的66.4％。二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澳门，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地区）的投资额为3936343万美元，占前十六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9.4％，中国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进出26口总额为12686822万美元，占前十六位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3.6％。三是避税天堂，如毛里求斯、萨摩亚，包括中国香港。这里分两类情况，一种是中国香港地区，是中国内地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在对外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四年间的投资额为8488343万美元，占前十六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2％，内地对香港的进出口总额为18443624万美元，占前十六位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9.8％。而毛里求斯、萨摩亚，这些国家的对中国投资额巨大，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往来不密切，四年年间的投资额为758272万美元，占前十六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7％，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29594万美元，仅占前十六位中国进出口总额的0.003％。
（1）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动机分析。德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英国、日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0%，美国实行的是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分别是15%、18%、25%、33%。而且这些发达国家较少实行税收优惠，优惠主要是针对高科技企业或企业的科研经费，与中国的种类区域优惠、产业优惠政策相差悬殊。与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13％相比，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存在较大差额。根据前文结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应该采用在华子公司从国外母公司进口产品时压低进口价格的方法，或者在向母公司出口产品时，抬高出口价格的方法，从而将利润所得留在中国，减轻全球税负。但是，这与报道中中国损失300亿美元税收的情况不符，其原因在于：首先，发达国家实施鼓励将利润输送回国的政策的影响。如美国为防止资本外逃，鼓励投资，2005年实施的《本土投资法》（Homeland Investment Act），其核心，“就是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5.25％，期限为一年，条件是将这些收益投资于美国”。其次，由于除避税天堂外，大多数国家都对源于国外的收入征税，如在中国享受13％的优惠税率，但是由于本国的税率高于中国税率，还要补足税率差额，这实际上抵消了中国的税收优惠。最后，由于各国对于转移定价避税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度。
（2）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动机分析。韩国企业所得税率是年度收入10万美元以下部分征收13%，10万美元以上部分征25%，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率为27％，中国台湾事务性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为22%。由于亚洲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税率原本不高，再加上各种优惠政策，与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相差不大，因此存在转移定价所得税动机的可能性很小。
（3）避税天堂企业所得税动机分析。中国香港税制实施地域管辖，只对来自于香港境内的所得按较低税率征税，对境外收入不征所得税，其他避税天堂也是要么不征所得税，要么征收极低的所得税。因此，按照前文结论一，可以知道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高于这些国家或地区，所有来源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应该压低子公司的进口价格，抬高子公司对母公司的出口价格，使利润所得流出中国。而由于毛里求斯及萨摩亚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很小，可以看出只是国内公司利用税收优惠在那里注册离岸公司，实际并没有内部贸易往来。所以，可以忽略其所得税动机带来的逃税。而对于香港来说，香港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量很大，2007年内地对香港出口1884.3亿美元，自香港进口128.2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716.1亿美元。贸易顺差是进口量的13.4倍。如果母公司位于香港的跨国公司对内地子公司采取高进口价格低出口价格将利润所得转移到香港，那么较大的贸易顺差并不支持这种推断。总之，避税天堂存在所得税动机，但是由于贸易额小，所得税动机可能性很微弱。
其二，关税动机。如表2所示，从1992年起，我国开始大幅度降低关税。1992年12月以前，我国关税的算数平均税率为43.2%，至2001年1月，我国关税算数平均税率已降至15.3%，2002年到2005年又经过四次大的调整，我国关税算数平均税率由15.3％降到9.9%。
（1）发达国家的关税动机分析。根据前文的结论二，因为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于发达国家，在华子公司进口商品时，压低转移价格，可获得所得税的减少和关税的减少，获得双重好处。而抬高转移价格，就会带来两方面损失，所以在华子公司应该压低从母公司进口商品的转移价格，使其利润转入中国，从而减少整体税负。
（2）新兴工业国家的关税动机分析。根据前文结论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于这些国家，在华子公司进口商品时，也要压低转移价格，使利润所得转移到中国。但是，这些企业大多属于生产性中小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生产成本优惠比较敏感，其在中国的生产经营具有不稳定性，如韩资企业2008年大量逃逸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特点决定了其不会将利润转移到中国，而是汇回母国。所以，新兴工业国家的关税动机也不明显。
（3）避税天堂的关税动机分析。由于毛里求斯、萨摩亚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很小，因此只分析中国香港的情况。香港对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内地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香港地区，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TARf>（tf-th）/（1-tf）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压低在华子公司购入商品的转移价格来增加利润。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假设为13％，则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要大于（13％-0）/（1-13％）=14.9％，即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大于14.9％的情况下，可以压低在华子公司购入商品的转移价格来增加利润。就中国关税平均水平调整情况来看，1996年关税平均税率为23％，2001年为15.3％，2005年调整至9.9％。2005年之前在假设关税税率的情况下，母公司位于中国香港地区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压低子公司的转移价格来增加利润。
第二种情况：TARf
以上情况的分析都忽略了跨国公司受到监管及惩罚的成本，现在各国对于转移定价避税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法规， 我国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就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转移定价避税的可能性减弱。
四、研究结论
从所得税角度考虑，由于发达国家各国对于转移定价避税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大多数国家都对源于国外的收入征税，所以发达转移价格动机不明显；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和中国差不多，所以转移价格动机不足；避税天堂存在所得税动机，但是由于贸易额小，所得税动机可能性很微弱。
从关税角度看，由于发达国家各国对于转移定价避税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所以发达转移价格很难实现；新兴工业国家对税收优惠政策、生产成本优惠比较敏感，其在中国的生产经营具有不稳定性，新兴工业国家的关税动机也不明显；而在现有税率下，母公司位于香港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压低子公司的转移价格来增加利润。
参考文献：
［1］L McAulay and C.R.Tomkins.A Review of the Contempor-
ary Transfer Pricing Literature with Recomme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2.（3）：101-122.
［6］李传喜：《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分析与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所得税率范文第9篇
当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是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超额各段税率由低到高不相同，那么如果确定的平时每月发放的生活费和年终兑现所占全年总收入的比例不当，就会使这两个部分的超额，一部分很高来适用很高税率，另一部分很低来适用很低税率，造成把总收入分配给很高来适用很高税率从而多交税，低税率很少收入相配，形成低税率享受很少，最终结果是税收筹划不好，多交个人所得税，使职工的工资在企业支付不变的情况下，却减少了实际收入。
2011年9月1日起调整后适用于工资薪金所得的7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个税免征额3500元）
下面举例说明：
例一：职工甲所在企业为了管理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工资改革，有的采取平时发岗位工资，年终考核发放全年效益工资。职工甲岗位工资3000元/月，年终考核全年效益工资24000元，那么，甲职工平时月份不交税，假定甲职工每月上缴“三险一金”占工资比例23%，经计算发年终效益工资时，职工甲要交个人所得税2176元。如果换一种方式，职工甲平均发放工资，全年收入60000元，5000元/月，按现行比例每月代扣“三险一金”为1150元，可抵扣额1150元。如果平均12个月发放，5000元/月减代扣扣交四金可抵扣额1150元发放额为3850元，超过3500元的起征点350元，那么全年交个人所得税126元。只是换了一种发放工资的方式，职工甲全年少缴纳个人所得税2050元。也就是间接提高收入2050元。
通过分析，造成以上差别的原因是，在平时发放岗效工资时，低于3500元的起征点部分没有充分享受到免税，而年终效益工资只扣减了一个月的低于3500元的起征点部分，导致免税部分没有充分享受到，同时把税率挤到了比较高的水平10%。
如何解决既不违反工资发放制度，又不增加职工纳税负担，这就要进行税收筹划。有一种办法，为了年终考核兑现需要，预计全年收入60000元的职工在年初交纳总收入30%～40%的年终考核兑现押金，在年终考核时，按考核结果多退少补。平时每月按预计全年收入60000元的平均数预发岗效工资，这样职工全年交较少个人所得税，增加了实际收入，同时也满足了年终考核兑现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
例二：职工乙年薪收入200000元，按现行比例每月代扣“三险一金”封顶后为1975.7元，可抵扣额1975.7元，平时每月发放的生活费5280元，那么全年交个人所得税33106.08元。
通过大量的计算，以100元为每月发放生活费增长幅度：
如果每月发放生活费从5280、5380～11980、12080元，全年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从33106.08、32831.08～19643.32、19643.32元均匀的减少；而每月发放生活费从12180、12280～16480、16580元时，全年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则陡然下降从14709.32、14829.32～21020.1、21284.1元的均匀的增加；分析得出：每月发放生活费12080～12180元时，年终兑现年薪为55040～53840元，平均到每月为4586.67元/月～4486.67元/月，适用个人所得税率正好是20%～10%的分界点，所以造成从19643.32到14709.32元相差4934元税负的陡然下降；
如果每月发放生活费从9980～12080元，全年所交的个人所得税19643.32元保持不变，进入了一个平台。分析得出：每月发放生活费9980～12080元时，当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504.3～6604.3元；年终兑现年薪为80240～55040元，平均到每月为6686.67元/月～4586.67元/月，两者适用个人所得税率正好都是20%，所以造成在此区间内个人所得税率没有变化，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税负不变；
由以上计算分析可知，每月发放生活费的多少存在着不同的区间范围对应着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率，从而造成总收入不变下的税收负担不同。为了合理交纳个人所得税，找到适用个人所得税率分界点很重要。在这里把全年年薪收入200000元的职工的每月发放生活费定在12170到12270元这个范围内比较好，这个范围所对应的纳税额在14697.32元到14817.32元之间递增范围不大，所对应的年终兑现年薪为53960～52760元之间，有利于年终考核兑现；可最大减少交纳个人所得税18408.76元，从而提高了职工乙的实际收入18408.76元。
所得税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暂时性差异；发生与转回；会计处理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发生与转回
［例1］甲企业于2007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60万元取得乙公司20%的股份。对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该项股权投资，乙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100万元，乙公司于2008年5月16日宣告分派2007年的现金股利100万元，税法上规定双方税率如果相同，该投资收益不计入纳税所得；如果税率不同（即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大于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取得投资收益当年不计入纳税所得，实际分得现金股利当年要计算交纳所得税，甲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5%，乙企业的所得税率为0。
会计处理如下：
（一）2007年发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税率有差异，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实现了净利润与分派现金股利）
1.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60
贷：银行存款60
2.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20（100×20%）
贷：投资收益20
3.发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4.利润总额=20（万元）
5.应纳税所得额=20-20=0（万元）
6.应交所得税=0×25%=0（万元）
7.递延所得税负债贷方发生额=20×25%=5（万元）
8.所得税费用=0＋5=5（万元）
9.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
应补交所得税=来源于被毅然决然企业的利润或股利/1-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率×双方税率差
=20/1-0%×（25%－0%）
=5（万元）
（二）2008年转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借：银行存款2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20（100×20%）
2.转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3.利润总额=0（万元）
4.应纳税所得额=0＋20=20（万元）
5.应交所得税=20×25%=5（万元）
6.递延所得税负债借方发生额=20×25%=5（万元）
7.所得税费用=5－5=0
8.会计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会计上2007年计入利润总额，确认了所得税费用，而税法上在2008年计入纳税所得交了所得税，会计计入利润总额与税法计入纳税所得不在同一会计年度，但从两年的角度来讲，双方却没有差异，因为此差异是暂时的。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发生与转回（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产生的亏损）
［例2］甲企业于2006年1月1日对乙企业进行股权投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乙企业当年发生净亏损30万元，2007年又实现了净利润30万元，甲、乙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
会计处理如下：
（一）2006年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00
贷：银行存款100
2.借：投资收益12（30×4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2
3.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4.利润总额=-12（万元）
5.应纳税所得额=-12＋12=0（万元）
6.应交所得税=0×25%=0
7.递延所得税资产借方发生额=12×25%=3（万元）
8.所得税费用=0－3=-3（万元）＜0（在贷方）
9.会计分录：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3
贷：所得税费用3
（二）2007年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2
贷：投资收益 12
2.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利润总额=12（万元）
4.应纳税所得额=12－12=0
5.应交所得税=0×25%=0
6.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方发生额=12×25%=3（万元）
7.所得税费用=0＋3=3（万元）＞0 （在借方）
8.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