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范文

基础设施投资篇1

瑞士再保险公司主席沃尔特・吉尔霍茨和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提出为基础设施设立一个新的资产类别――就像我们此前所做的那样。那么，具体而言，世界该如何引导潜在私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呢？

为了克服投资障碍，我们建议设立我们称之为“买入―持有股份”（BHE）的资产类别。这一资产类别介于传统股权和债务之间，投资者可以持有15年或更长时期。它将提供接近于股权投资的回报，并用长期性抵消部分风险。

风险将通过有影响力的大型投资者的参与进一步降低，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也许还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公共出资者（可能由多边贷款人兜底）将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类似于主权风险的风险概况。最后，现金流受监管的性质将产生比传统私人或公共股权所能提供的更好的事先确定的回报结构。

BHE的开发需要新型私人部门投资平台，其结构应该能够为不同的参与者提供预先确定的回报。私人部门将给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专业性，而主权基金和国际金融机构可以提供大部分资本和稳定性。自然地，这一平台将专注于获得20-30年担保期的现金流和合同条件（可以包括相应的风险遏制战略）确定的项目。

并非所有基础设施项目都适合作为这一新资产类别。最适合的基础设施项目要数无法取代的或对一国经济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实体资产。

在理想情况下，这一投资平台将通过建立一个不仅仅依赖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承担市场风险的私人部门融资的结构来建立和维持项目。该平台不仅将作为投资载体，也将作为项目发起人，挖掘全球机会并以系统性方法进行识别和归类。新项目开发和旧项目改造开发都可以考虑。

该平台将提供其自身的资本，以及依风险归类项目所需要的任何技术、经营和管理专业知识，从而编制指数以供投资者跟踪和研究。对于判定为安全的项目，该平台可以成为长期投资的催化剂。

基础设施投资篇2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6.006

1 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模式

1.1 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计划经济体制中，财政出资是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资金来源，政府作为投资者，也是融资和被融资的对象。一般而言，中央或者省市一级政府拥有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审批权和投资决策权。因为，政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人，所以该模式中，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决策还是建设资金的筹集与使用或者是项目验收后的管理与运营，全权是政府统一实施。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主要有财政投资、国内外贷款、证券市场融资和土地储备制度融资。

传统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它依靠政府的良好信用和政府财政，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需要的资金，操作简便而且可靠。劣势是会受到政府财力和信用程度的限制，对政府财政产生压力，融资能力不足，而且不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制。

1.2 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

上世纪末，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制也随之在慢慢地变革。随后，国务院下发《关于投资体制近期改革方案》，基础设施投融资公司在全国各地兴起。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有市政债券、信托产品创新和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ABS）三种形式。

1.3 新兴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随着BOT模式出现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项目融资这种新兴的模式迅速发展起来，项目融资是一种以项目收益为基础并且依托政府支持的商业融资，它的参与者是合资股份制项目公司，目前有两种分类：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间主动融资）和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公私合作）。

1.3.1 PFI民间主动融资

PFI涉及两个对象，一个是政府部门，它提出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经招投标将项目交给有特许权的私营部门建设及运营，同时要求其在特许期结束时将经营项目完好无缺且无债务的交还；另一个是私营部门，它通过从接受服务方或政府部门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回收本身支付的成本。

1.3.2 PPP公私合作

PPP是私人部门与政府合作，共同组建特殊目的机构（SPV），双方均参与项目设计研发、建设运营，共担融资和项目风险，利益共享，到期后将项目交还政府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下，政府在后期建设运营等参与程度更大，而企业恰恰相反，是在前期立项等阶段参与更多，由于公私双方都是全程参与，所以合作期长，信息也更加对称。

2 基础设施投融资新兴模式比较

2.1 PFIPPP比较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PFI与PPP有诸多相似点，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

资金来源不同。民营资本是PFI的来源，然而对于PPP而言，还会有海外资金的摄取，但是两者都改变了以往基础设施全权由政府包揽的局面，都是通过公私结合，减轻对政府财政的依赖，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提升效率控制成本。

2.2 PPP模式的主要类型比较

PPP模式包含BOT、TOT等多种模式，主要类型见表1。

当下，我国项目融资模式中应用最多的主要有四种，BOT、TOT和ABS模式，现将项目划分为6个阶段，分别对其各阶段的责任进行对比并汇总至表2。

最后按照融资成本、短期融资难易程度、风险分配、适用范围等对此主要的三种模式进行对比。

适用范围有长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长期、稳定现金流的已建成项目凡是收放安全、具有持续、稳定未来现金流的项目资产，经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均可以证券化

典型案例日照电厂，沪甬高速公路、广州轻轨，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复线工程等等法国威望迪通用水务公司购买武汉、天津、上海一些水厂的经营权1996年珠海以交通工具注册费和高速公路过路费为支持发行2亿美元的债券；2007年重庆市政府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融资50亿

3 结束语

城市化进程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面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传统融资方式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式需要不断改革创新解决融资难题。本文对传统模式及新兴模式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对比分析，以期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渠道的拓宽和选择提供借鉴参考。

参考文献

[1]许尧.我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融资模式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

[2]黄如宝，王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现状及创新研究[J].建筑经济，2006，（10）.

[3]印成玲.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比较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9）.

基础设施投资篇3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099

1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

11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十分迅速，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尤为突出。2014年我国铁路营运里程数达到118万公里，相较于2000年增长493万公里；公路总里程数从2000年16739万公里增长到2014年的44627万公里，其中包括高速公路里程数1044万公里；航空航天建设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2014年我国民航营运里程数就已达到463万公里。可见，我国航空航天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最快，其次是公路设施建设和铁路设施建设；而单方面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自身来看，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等级公路及其等外公路的发展速度，并且其年均增长率已远远超过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增长率。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近年来我国通信设施高速发展。截至2014年末，我国电话总用户数为1524亿户。电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1910部/百人增长到2014年的11226部/百人。其中，北京省、辽宁省等十个省份移动电话普及率率先突破100部/百人。在网络基础设方面，到2014年底我国宽带接入口总数首次突破4亿个，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

12我国已建成全球先进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程度可以客观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水平，我国在2000年以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发达，而在2010年以后，我国推出许多政策法规来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可观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网络规模和用户规模全球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当前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助力器”，成为我国近年来财政投资的主要对象。截至2014年底，我国固定宽带用户数2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长18187万户。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宽带用户及网络覆盖率的数量和规模已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网络覆盖率占比最大的一个国家。

其次，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我国为助力我国农村信息设施的发展，在2014年底提出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战略。截至2015年底，我国行政村电话普及率及网络通达率均已达100%，我国农村信息设施建设已全面普及。

最后，我国信息化水平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由于我国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村地区在高水平技术方面的发展极为缓慢。为了解决农村信息技术发展落后的局面，我国加大对农村地区信息技术服务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与城市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相持平。

2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不合理

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方面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局面，我国逐渐对沿海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进行大规模投资，沿海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我国在投资地区上的限制，导致我国现阶段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预算的投入，所以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导致一些大额民间资本和外资无法进入投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现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而制约了本地经济发展。

从基A设施建设投资资金审批制度而言，我国实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行政审批制度，地方政府在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时，需要向中央政府提出申报，由中央政府进行审批后对地方政府发放建设资金。在这种制度下，各地区政府往往倾向于申请不符合本地区自身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大工程项目，从而获取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造成许多基础设施资金大量被滥用。

22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发展不平衡

由于各地区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造成我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阶段，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从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递减的趋势。截至2014年底，我国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占全国比重的54%，中部地区占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30%，而西部地区仅占16%的比重，明显呈现从东部向西部递减的模式。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部地区较为缓慢，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存量不足，而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所以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制约了经济发展，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23技术装备水平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装备水平还是比较落后。在交通基础设施的技术水平方面，我国交通设施自动化管理及智能化管理发展缓慢。截至2015年，我国公路总里程数为4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仅占10%，而等外公路占比竟高达25%以上，这说明我国等级公路建设较少，公路运输能力较差；从水运方面看，我国内河航道中高等级深水航道占比较小，其中能通行320吨级船舶的五级以上的航道里程仅占总航道里程的10%。

基础设施投资篇4

bot（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缩写）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在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的一种投资方式。bot方式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跨国投资与融资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广为采用bot方式吸引外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1]

同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相比，bot投资方式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在bot的法律关系中不仅是社会管理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政府作为当事人一方直接同bot项目承办公司签订特许专营权合同，这是整个项目运作的前提和核心，所有的bot方式项下的其他合同，都必须以此为基础。由于bot项目涉及到公众利益并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土地、交通、能源、通讯、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因此，这决定了一方面其对运作方式的协调具有极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容易受到地方利益、地方势力的影响和干扰，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2.bot项目通常为东道国带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港口等，其投资数额大、技术要求高、建设周期长、经营风险大。这也决定了其需要多方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进来，如项目投资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承建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用户、保险公司等。其中涉及到政府主管部门与项目承办公司的特许专营权合同；项目承办公司的各个股东之间的合资或联营公司；项目承办公司与工程设计公司的设计合同；承建公司与项目承办公司的承建合同；项目承办公司与供应公司的物资供应合同、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与政府主管部门的产品回购合同及项目设施移交合同等等。程序复杂，需要各方的良好协调与合作。3.双方风险分担的形式不同于传统投资方式，其并非合作双方共担经营风险，而是东道国政府在特许期间内一般不承担风险，项目的全部或大部分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2]

作为一种新的投资方式，bot在许多方面具有传统投资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表现为：促进东道国的基础产业的发展速度，且bot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全部由外商解决，不能以项目作抵押，也无需由政府保证或承诺支付项目借款，不会增加财务负担；有利于突破利用外资模式，丰富了原有的贷款、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及补偿贸易等利用外资形式；有利于提高东道国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宏观管理，采用bot方式，项目的整个决策、签约都由政府负责，政府可对项目的可行性、经济效益进行充分论证，反复比较，可避免项目的盲目性；有利于东道国引进管理人才、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设备，并产生综合效益。同时，bot投资方式使投资者获得其他方式投资难于涉足的东道国基础设施项目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加之bot为东道国政府特许的项目，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保证性，即使遇到风险，因政府的保证也易于化解。

正由于bot投资方式具有以上这些优点，加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待发展其基础设施但又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于是就使bot方式成为促进政府和国际私营企业合作，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的有力工具。例如英法海底隧道、香港地区的东区港九海底隧道等一批耗资巨大的项目，都是以bot方式集资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在我国，广东大亚湾沙角火电站也采用了bot方式。1995年和1996年国家计委又批准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湖南长沙电厂一期工程作为中国第一、第二个bot试点项目。bot方式已成为近年来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际新型投资、融资方式。[3]

二、bot投资方式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十五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就强调，力争用五到十年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为此中央提出，要从经济全局和战略需要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因地制宜，统筹协调，适当超前，先行建设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系西部大开发的全局。但长期以来西部交通、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不足，已成为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据统计，占全国国土面积56%的西部地区，公路里程只占全国总量的30%，而且93%在二级标准以下；铁路网密度也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电话的全国普及率为10.68%，而西北5省区平均比全国水平约低4个百分点。[4]加快发展公路、铁路、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当前扩大国内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东中西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的相互沟通，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大开发改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必须赶在别的开发项目之前加以实施。为此中央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围绕三个方面加快建设步伐：一是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包括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在内的交通运输建设；二是加强电网、电信、广播电视以及大中城市的道路、供排水、供热等设施建设；三是加强水利建设，尤其要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节水工作，放在突出和优先的位置。抓紧做好若干重大骨干工程（例如天然气的“西气东输”）的研究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西部地区发展的迫切要求。

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一方面要靠西部各地区自力更生，但考虑到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一直是我国经济落后和较落后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5]因此，更重要的应该是吸引外资，借助外资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长期以来，西部吸引外资可以说做得并不理想。如“八·五”期间，东部地区批准的外商投资合同个数是西部地区的15倍，批准的外商投资金额是西部地区的4倍。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吸收的外商投资则更少。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宁夏仅为0.03%，甘肃为0.06%，新疆为0.16%，贵州为0.17%；云南为0.21%。[6]到1998年底，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7.3%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仅占3.28%。[7]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必须拓宽思路，寻求更灵活、更有效的筹资方式。

三、西部地区实行bot投资方式的障碍及对策

在西部地区实行bot投资方式，虽然对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其中的障碍也是明显的，如果不立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在西部地区实行bot投资方式就几乎是一句空话。这些障碍主要表现为观念、体制及法律各方面。

观念方面：bot在我国尚是一件新事物，人们对bot需要一个熟悉、了解、认可、实行的过程。由于在bot项目中，项目的运作一般要求所在地方政府对投资的收益进行担保并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而投资者一般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西部地区就容易产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地方主义思想。

体制方面：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如果bot投资方式都由中央政府来承办，地方政府必然有意见，要求中央政府放权，且我国地域广大，中央政府在各地实行bot投资方式时难于考虑到各地的特殊性，无法做到一视同仁。而如果bot投资项目由地方政府分别承担，又容易出现各地为吸引外资而恶性竞争，竞相攀比优惠政策，降低投资条件，这又反过来损害了国家、地方的利益。

法律方面：首先，政府保证方面。我国《担保法》规定任何政府部门不能为企业提供经济担保，而bot投资项目的特点之一就是政府出面签约，甚至进而作出保证，纵使各地方政府可以突破这一法律障碍为bot项目作出担保，这仍可能碰到另外一个难题，即我国一贯坚持国家财产豁免原则，能否以国家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会碰到极大困难。其次，外商投资方向限制问题。1995年我国国家计委、经贸委、外经贸部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其中明确禁止外商投资电网建设、经营，城市供排水、煤气、热力管网的建设、经营等，对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引进外资也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国对外资的准入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态度。再次，中方控股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对外商投资的基础产业项目如铁路、机场、码头等，中方控股必须在50%以上，这同项目公司筹资和建设设施的基本运作相冲突。最后，外汇管制和外汇平衡问题。目前新的外汇管理体制，虽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的兑换却严格管理，项目公司在境外融资多采用外币形式，经营所得则多表现为人民币形式，这就使项目公司面临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风险。且我国对外来投资向来有外汇收支平衡的要求，而bot合同却很少能自行做到外汇平衡。

要想使bot在我国西部地区得到推广适应，就必须：第一，观念更新，认识到bot方式更重要的是可提高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和水平，并最终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需要加强对bot投资方式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第二，在地方具体操作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政府洽谈的项目必须报中央政府审批，国家应明确规定bot方式的政府签约部门及管理部门。第三，立法的整体改进。有针对性地调整现行立法并放宽政策限制，给bot投资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投资环境。具体说来，政府在参与bot合同谈判时必须明确自己的民事主体身份和资格，在合同中具有的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可以考虑给予外商以一定的政府保证并放弃一定的政府豁免权；放宽投资限制，这在我国加入wto后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外汇方面，国家应保证bot项目的外汇兑换；在股权问题上，我方可适当放开对控股权的限制，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允许外商独资经营或控股经营。鉴于人们在bot方式上认识的落伍和现行法律的不协调乃至冲突，最重要的改进措施，本文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bot法规性文件，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可循的。[8]

【参考文献】

[1]杨松.bot投资方式的法律保障及其管理[j].法学评论，1997(5).

[2]慕亚军，赵康.bot的法律问题与我国的bot立法[j].法学研究，1998(2).

[3]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外汇风险的法律分析[j].法学评论，1997(4).

[4]人民日报[n].2000-04-05(1).

[5]杜平.西部开发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5.

[6]刘亚文.西北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发的形势及应吸取的教训[j].开发研究，1998(1).

[7]同[5]

基础设施投资篇5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融资；投资主体；融资方式；投资效率

1 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主张应由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凯恩斯在《劳合・乔治能做到吗？》（1929年）和《通向繁荣之路》（1933年）以及罗森斯坦（1966）都强调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需要通过政府干预。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市场的作用也逐步开始被人们重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基础设施特性研究的成熟以及一些世界银行专家把市场、竞争、商业化原则、私人部门参与等因素引入基础设施及其投资的研究，改变了基础设施投资只能由政府提供的传统认识，拓宽了基础设施投资渠道。如世界银行（1994）认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应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转变。

在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政府为主体。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国内学者对基础设施研究的不断深入，也逐步开始将基础设施投资主体转向市场。

例如王辰（1998）指出应在公共物品理论的基础上，从赢利与非赢利的角度界定基础产业的投资主体。他认为竞争性、赢利性的基础产业由民间投资；非赢利性基础产业应主要依靠财政融资和政策性金融；丁芸在《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研究》（2007）一书中，根据公共物品、基础设施可销售性评估、项目区分等理论，提出了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等政策建议，并对利用城市经营、资本市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和项目融资等方式筹措城建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2 基础设施融资方式研究

传统的投融资方式包括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伴随基础设施投资额的不断加大，政府财政投资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银行贷款的资金也远不能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随之而来的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及各类新型金融工具使民间资本介入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逐步受到广泛关注。

伴随特许经营方式的项目融资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其后就有学者不断对其进行研究。英国学者Nevitt（1989）提出：“项目融资就是在向一个经济实体提供贷款时，贷款方查看该经济实体的现金流和收益，将其视为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并将该经济实体的资产视为这笔贷款的担保物，若对这两点感到满意，则贷款方同意贷予”。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2000年）认为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领域积极引入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将有利于政府提供现代优质的公共服务。

与传统筹资方式相比，项目融资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问题。

张极井（2003）在《项目融资》一书中，详细阐述了项目融资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多种使用途径，认为项目融资应是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主要模式；张启智、严存宝（2008）比较详细的阐述了BOT、TOT、PPP、PFI、ABS的基本内涵以及各自实施的运作原理，提出了BOT、TOT、PPP、PFI、ABS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组合投融资方式，是加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最佳选择的理论观点。

3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研究

3.1 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经济学家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作用。世界银行专家G・英格拉姆（1994）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

我国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1年，钱家骏、毛立本开创性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入了“基础结构”这个概念，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量化以致人们对它不够重视，应把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1983年，刘景林从经济联络和基础设施的职能方面推进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认识。

3.2 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也不断地对此展开了实证研究。目前，国际上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采用四种方法：生产函数法、行为方法（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法）、向量自回归法（Vector Autoregssive， VAR）、横截面数据回归法。

Duggal・Saltzman and Klein（1999）将基础设施处理为技术增长限制的一部分进入模型，使得基础设施与技术进步呈现互动的关系，构造了一个“S”型的生产函数，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Binswanger、Khandker和Rosen-zweig（1993）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法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资本在短期没有生产效应，只在长期才有；而MeMillin和Smyth（1994）利用美国1952～1990年数据，在其VAR模型中发现基础设施资本没有显著效应。

当前我国很多研究采用的都是生产函数法，如姜轶高、朱喜（2004）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了我1985～2002年间的基础设施存量，构建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得出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基础设施投入增加l%，总产出水平将增加0.13%，由此证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徐淑红（2010）在应用永续盘存法估计1978～2007年间农村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出三个双对数型C―D生产函数模型，具体测算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绩效，明确了农村道路、自来水和电力设施的投资贡献度。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投资主体、融资方式和投融资效率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即表现为投资主体由单纯的政府投资转向民间资金的投入、融资方式的创新、融资体制的不断完善及投融资效率的提高。但是，当前的研究尚不能完全解决基础设施投融资中遇到的问题，在投融资主体和投融资方式方面，往往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和各类政策的力度不强，导致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还未很好地实现转变，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还没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潜。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对经济影响分析方法上，主要表现为运用的方法过于单一，对于有些方法本身存在的弊端不能很好地消除。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卢胜.改革投融资体制 探索城市建设新路[J].现代经济探讨，2005（2）：65-67.

[2]王秀云.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城市经济.

[3]范九利，白暴利，潘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4（1）.

[4]岳伟，李根生.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0（1）.

[5]张极井.项目融资[M].中信出版社，2003.

[6]张启智，严宝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选择：基于BOT、TOT、PPP、PFT、ABS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1.

基础设施投资篇6

关键词：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法律风险;投资保护;海外投资保险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相关联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和挑战。我国也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等多部门也在政策、融资等方面给予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更多支持。但是，在适应各项目东道国的多元政治、法律环境时，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的不健全，无法及时有效地保护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本文将通过对我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法律对策。

一、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概念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该投资主体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

二、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有必要并且有能力大规模参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

201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规模稳中有升，其中新签合同额约1917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7%，成绩斐然，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一）监管缺位

我国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监管，大部分处于审批阶段，并且审批阶段的监管缺乏有效的机制。对于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事后监管问题却没有任何规定，参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多为国有企业，监管的不到位，往往导致国有资产不能被有效利用，甚至出现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等问题。有关研究表明，海外投资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监管，对于一个主要以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国家而言，健全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形成一套系统有效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监管体系对于保护境外国有资产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二）政治风险

我国参与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大都集中在亚非拉国家，投资东道国在经济、政治、文、民族等方面千差万别。有些国家还处在转型阶段，国内政策多变，我国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在中途停工，后续赔偿得不到;不少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困扰，国内局势动荡甚至战争不断，对我国在建项目的安全，参与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构成极大威胁;有些国家因为金融动荡，进行外汇管制，造成工程款无法汇到投资母国，对我国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链构成威胁。

（三）海外投资保险滞后

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投资母国政府提供的保证保险，由国家特设机构或委托特设机构执行，国家充当经济后盾的非盈利性的政策性险种。该保险旨在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减少本国海外投资企业由于政治风险和信用风险所产生的损失。海外投资保险对于分散海外投资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针对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状态。目前，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投资指南》对海外投资保险做出相关的规定。由于《投资指南》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大部分中国企业所进行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仍游离于海外保险机制之外。加之，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大都集中在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上述国家往往政局不稳、政策多变，加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滞后，使海外投资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有的甚至面临破产。

四、解决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中出现的问题的法律对策

（一）建立与完善我国海外投资审批与监管制度

制定相应的法律，用法确定海外投资立项标准，明晰审核的相关责任，防止的现象产生;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审批机构，来解决现有的多头机构审批的繁琐，来防止政出多门，达到简化手续，缩短审批期限，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审批条件，通过审批条件的导向作用，促进对投资者向风险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合理地规避风险;加强对海外企业的监管并加大制裁力度，来管控海外投资的风险，引入第三方监管，促进监管常态化，并积极打击海外投资腐败，对不按规定进行企业产权登记和报送资产财务报表的企业，要坚决取消其对外投资的资格。建立与完善海外投资审批与监管制度，对确保我国海外投资适度、避免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减少海外投资风险有着深远意义。

（二）建立与我国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来单独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确定承保机构的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使承保机构的经营和监管相分开，使运作得到有效监督，不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海外投资保险的服务和质量;积极与国际接轨，完善与MIGA公约的配合，利用现有与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改变传统的单一投保模式，逐步建立双边为主、单边模式为辅的投保模式;确定合格投资、投资者的标准，以较为宽泛的标准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标准;在所承保的险别方面应包括政府违约险，因为在我国承建的海外基础设施大都是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承建合同，一旦政府违约，我方将受到极大的损失，只有政府违约险纳入海外投资保险范围才会最大程度保障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三）加大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是综合竞争力实力的较量，没有一定的企业规模和财力基础，必将制约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可通过采取相关支持性政策，壮大企业实力，提高其竞争力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政策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资金支持和提供投资服务是两个主要的方面。

提供资金支持，是指能够使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得到资金或者是解决暂时性资金困难的措施。政府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投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创造条件、通过税收减免来减轻投资者的纳税负担等措施都将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提供投资服务，是指投资母国政府发挥政府自身优势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服务，如提供投资东道国信息情报，为企业与东道国谈判提供协助，为企业提供相关政策解答等。（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史晓丽.构建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律思考[J].国际贸易，2013（11）：60-65.

[2]陈菲琼，钟芳芳.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系统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87-99.

[3]程尔宁.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现状缺陷及其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0（1）：105-106.

[4]贾长来.论构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保障制度[J].经济经纬，2006（4）：148-150.

基础设施投资篇7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机制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较长时期服务的设施。根据其所提供的服务功能的不同，包括生产服务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和兼有生产与生活服务功能的设施等。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城市相比、与农民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亟需通过进一步完善投资机制来尽快扭转这一局面。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政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大多属于公共品，这决定了政府的基本投资主体地位。但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基建投资数额始终偏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大多数年份在20%～30%。(王永莲，2005)。而从投资的结构看，仍偏重于大江大河的治理，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偏小。而大型水利工程和生态建设是城乡共享的基础设施，这种投资当然重要，但并非完全由农民受益，不是纯粹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财政困难、缺乏投资能力，这又客观上加剧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的失调。

投资主体单一，且存在职责错位问题。农村基础设施虽大多是公共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准公共品。根据公共品理论，这时政府作为唯一投资主体反而不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吸引社会投资加入，既可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又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然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多已没有能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即使投资，也是采取向农民集资和收费的形式，而这又极易产生加重农民负担的“三乱”问题。至于农民个人投资，一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增收缓慢，闲置资金较少，收入主要用于个人日常消费或购置家庭固定资产，整体上缺乏投资能力；二是在农民整体收入不高的状况下，有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具有投资实力，但由于国家缺乏明确的鼓励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或法律，造成农村基础设施的产权不明晰，难以保证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运作，进而影响了这部分农民投资的积极性。从民间投资来看，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风险大、投资期长、回报率低等特点，再加之缺乏足够的政策、法律支持，决定了利益导向的民间资本一般不愿意向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政府事实上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

投资资金使用分散、投资项目交叉重复现象突出，降低了整体投资效益。由于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现行的投资政策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支农资金(包括投资)分属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政策之间亦缺乏有机的协调。目前最突出的是发改委、科技部门、财政部门和农口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分配管理的资金在分配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资金的多头管理一方面造成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加大了管理成本，从而造成资金的浪费。

重构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要求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农村，转向与农民生产生活更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上来。为此，一是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二是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而现有投资机制肯定是无法承载这一重任的，必须重新构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机制。

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政府投资体制，通过重新合理划分投资职责，强化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之所以要强化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是因为基层政府在提供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可以更容易地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节省管理成本。但由现行分税制及农村税费改革后形成的财力分配格局所决定，基层政府并无足够的财力履行这一职责。对此，一个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根本改革和调整现行财政体制，重新划分财力。但这在短期内肯定难以做到。笔者认为，近期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有两个：对现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微调，将上级政府投资权下放节省的资金和一部分现行体制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增加对地方的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以此作为地方政府履行投资职责的一部分财力；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目前，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左右。将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符合国家“三农”政策方向，是既合情又合理的一种选择。

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解决农村基础设施短缺问题，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肯定是不够的。实际上许多农村基础设施不具有排他性特征，使其引入社会资金在技术条件上成为可能。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有： BOT融资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融资方式； PPP融资方式，即私人建设—政府租赁—私人经营的方式；发行项目建设债券融资方式；发行融资方式。

要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必须完善现有相关政策法规。首先要改变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除关系国计民生的非营利性农村基础设施外，其余方面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扫除相关制度障碍。其次，由于大部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盈利水平较低，且具有一定公益性质，为增强其投资吸引力，政府可对投资者实行一定的政策优惠。

整合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形成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投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提高投资资金使用效益。可考虑将农业基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建设基金、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整合在一起，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支出二级预算科目，再按有关支出项目受益范围的大小，分别划归各级政府预算。各级政府的发改委和财政部门分管规划和预算，项目的立项审批、组织实施等事宜则划归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不再具体分配投资资金和审批投资项目。

通过多样化的政府投入，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和带动作用。对于具有准公共品和私人品性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政府除了政策导向和一部分有选择的重点投资外，还可以运用专项财政补贴、财政贴息、以奖代补(拨)等投入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思路，延伸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和领域。农村基础设施还有一部分属于私人品。按市场经济理论，私人品通常不属政府投资范围。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收入差距，靠农村和农民自身，现在显然无足够投资能力。再考虑到我国过去长期的“以农补工”政策及农民和农村对工业化做出的巨大牺牲，从补偿的角度，将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延伸到一部分私人品领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也具有了这样的财政实力，通过政府在某些私人品领域的有选择重点投入，可以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迅速和实质性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孙开，田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财政投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5

2.郑新立.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6

基础设施投资篇8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项目的科学管理成为决定项目生命的关键。BT（Build－Transfer即建设－转让）投资项目作为一种利用非政府资本进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的模式，能有效缓解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紧张与政府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同时，BT投资模式也为投资方、融资方、承建方等各方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实现多赢。

项目概况

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 发展战略被国家列为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后天津市汉沽区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汉沽区地处天津市东部沿海，作为天津滨海新区三个城区之一，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进程的加快，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汉沽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市天政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政建设公司”）签订《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建设协议》，双方共同进行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参与各方按照项目建设协议要求，行使各自权利，履行各自应尽义务。

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方天政建设公司根据规定组建了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公司”），由项目管理公司具体负责工程的投（融）资、工程招标、建设管理、竣工移交、 资金的回收等，并承担建设期间的风险。金融机构根据汉沽城区东扩项目未来的收益情况对投资方天政建设公司的经济等实力情况为BT项目投资公司提供融资贷款。项目管理公司与项目工程总监办共同督促施工单位按图纸和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并确保建设工程项目按期、优质、安全的完成，以满足客户（回购方）的需要。项目管理公司在项目实施期间行使建设单位（业主）职能。组建后的项目管理公司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完成勘察和施工图设计工作，通常需要置备施工设计图、工程量清单和项目预算等文件为项目实施做准备。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管理公司按照相应的建设合同进行管理，按照预期的投资、质量、安全和工程进度有序进行。

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建设阶段的管理不同于一般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由于主体的多元性和客体的特殊性，健全机构、明确职责、理顺关系是确保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建设阶段能建设稳步、顺利进行的关键。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后，项目管理公司经与汉沽区人民政府共同协商，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与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项目协调办（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项目协调办为汉沽人民政府现场专门派驻机构，以下简称“汉沽东扩项目办”）、政府财政委托审计单位天咨公司、总监办和施工项目经理部五方专门召开会议，确定参建各方的基本关系：汉沽东扩项目办为项目主管单位，天咨公司为项目建设过程审计单位，项目管理公司为项目投资建设单位（业主），为减少管理环节，项目总监办直接对下设的施工单位进行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这样就十分明确地建立了汉沽东扩项目办、项目管理公司、天咨公司、总监办和施工项目经理部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形成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框架。由于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的管理模式与常规管理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参建各方在项目建设管理思路上、方法上各不相同，工程建设刚开始还不太适应，但由于参建各方的关系和责任都已明确，这种现象很快就得到了抑制，使工程建设进展稳步推进。

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建设阶段通过规范计量程序确立投资控制管理的基本操作模式。工程施工展开后，如何在BT模式下进行项目投资控制管理，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做到科学合理地控制好建设投资，成为摆在参建各方的又一关键性的问题。项目管理公司以BT投资协议、施工合同、施工规范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程序为基础，与汉沽东扩项目办、天咨公司、总监办经过反复分析，认真研究，联合制定了一套“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工程计量程序”，详细地确立了通过规范计量来进行投资控制管理的操作模式。计量和投资控制的基本思路是：施工单位提出报验申请和计量后，合同内工程量以总监办为主体负责现场核实并最终审核确认，汉沽东扩项目办、天咨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监督的方式进行控制；合同外工程量由汉沽东扩项目办、天咨公司、项目管理公司为主体负责现场核实并最终审核确认，项目总监办监督的方式进行控制，也就是由四方共同进行监控、监督和管理。通过实践证明这个“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计量程序”对整个项目的投资控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效果显著。

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加强工程建设的整体控制和管理。由于建设范围比较大，对经营策略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以资产连接为基础，强化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的制度连接和文化连接、共同创造、共同享用同一个品牌成为项目管理的新要求。这种连接在项目的实施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天政建设总公司和政府财政部门为监管中心，对项目的财务、成本、进度、质量等进行全面跟踪管理；另一方面，项目管理公司以统一的经营理念、质量方针、企业文化、服务宗旨贯穿于项目施工管理的全过程。科学制定适用于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

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细化工程建设进度控制管理。在进度控制管理上，首先是明确目标，把目标量化、细化，使参建各方都明确这个目标的月、旬计划是什么，形象部位是什么，主要管理人员人手一份；其次是从强化施工组织管理上做文章，督促施工单位上足机械设备，逐步提高施工队伍素质，对没有战斗力的、拼凑的队伍采取果断措施，采取行之有效的强硬手段来加大施工队伍的管理力度；再次是充分利用和掌握好当地的气候季节特点，科学合理的安排工期。制定出刚性的考评指标，在搞好质量的前提下，抓进度目标，抓节点计划的落实。

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严格进行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质量是施工管理永恒的主题，“狠抓质量，狠抓安全，狠抓进度，狠抓廉政”和“高标准，高质量”，打造出精品工程，体现出天政建设公司管理水平是2009年7月8日工程开工典礼上全体建设者向天津滨海新区汉沽人民立下的庄严承诺。10.96平方公里的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的工程建设是在现状用地以盐池、鱼塘和区域蕴藏十分丰富的地下潜水为主，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较差，其管理和施工难度比以往工程建设要复杂的多、难得多，没有捷径。为此，项目管理公司成立了工程质量创优领导小组，建立工程质量管理网络体系，规范项目施工管理，明确“确保工程质量100%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工程质量目标，认真做好路基试验段，利用样板段评比及观摩学习的形式，以点促面，带动整体工程质量的提高，充分依靠项目总监办的监理狠抓质量。

BT投资项目管理经验总结

通过以上所述针对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的管理过程，科学分析和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

一、城市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监管机制要完善，强化政府对BT项目的监督。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和加强BT投资项目的投（融）资、工程招标、建设管理、竣工移交、 资金回收的监督管理，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的协调力度，科学合理的确认回购价格，减轻政府回购的成本；BT项目从签订协议到建设、回购周期较长，在领导换届时应明确领导在任时BT项目的建设和回购情况，分清前后任领导经济责任。

二、城市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要建立应对风险机制，确定风险种类，拟定相应的风险回避对策。必须扎实做好项目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冷静地分析项目的可行性，政府返还资金的实力、方式和渠道等，必须充分理解和吃透项目的详细内容、特点和实施难度，经过周密细致的投资分析后，再通过谈判尽量使回购基数最大化，这一点对降低项目的后期风险致关重要，避免因政府负债过多或回购资金量准备不足影响回购。

三、城市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应努力提高项目建设的组织管理水平，运用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良好的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取信于合作方，使BT项目工程质量得到应有的保证，确保工程建设不留后遗症。为此，需要现场负责人在按照图纸、按照规范施工的同时，要深入考虑设计深度是否合理到位的问题，及时提出修正意见，全过程对项目进行风险的识别、评估。

四、城市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应科学地确定项目的管理费用和建设成本。应提早预见合同执行中可能出现的争议，在项目建设施工管理过程中要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要重点从内部挖掘、强化管理、优化方案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在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潮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采用BT投资方式的工程将越来越多，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与外商竞争的现象不可避免。项目参建各方应本着友好、诚信和对项目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挖掘投资方和回购方的共同点，出现矛盾时，要化解不能扩大，要加强协作沟通、求同存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项目建设服务，加强对BT项目的质量风险防控和项目管理的探索和研究。汉沽城区东扩基础设施BT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尚属经验积累，处于逐步探索阶段，我们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还很稚嫩，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提高。

4、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