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论文范文

环境伦理论文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正文】 

环境伦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而日益彰显的一种伦理思潮，它对工业化过程中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功利观念，进而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立新的价值观念，要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它涉及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提倡环境伦理源于人类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省，引发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的危机意识。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而导致的。而缺少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是环境法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一个相当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只有面对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的无奈，因此人们不得不对以往人类的价值理念、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生态伦理道德问题。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目前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的文明,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应坚持的环境伦理观也不应当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作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修正者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人为本,又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一、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之影响 

自然法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人类的思辩精神在法律领域中的反映,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法律的道德性是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在自然法理论中，法治承载着诸多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安全等等，而这正与当代人类社会通过长时间的痛苦和悲剧实证经历后的要求相契合，人类开始觉悟到了人类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进而开始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千年不殆的终极文化汇流，由单一、单向、虚假、强权开始转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真正文化；开始关心生存的伦理、自然的平衡、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并确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文化尺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 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普遍规律； [1]《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1]如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秦律·田律》中规定,二月不得砍伐树木,非夏天不得取草烧灰以免影响幼草生长……不许捕杀幼兽幼鸟,不许毒杀鱼鳖以及繁殖期的野兽,先秦思想家荀况在其著作《王制》中提到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等等。 

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 ,他承认有绝对凌驾於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因此可以说古典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在这个阶段自然法不再根植于抽象的自然和神,而是根植与人的理性,其理论以两个自然的假设为推理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自然法坚持道德伦理与法律的不可分割,宣扬“公平”、“正义”等价值。道德伦理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不能割裂法和道德伦理的关系,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自然法学说等传统哲学观点所关涉的伦理道德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道德伦理观的变化对法律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法律被染上了浓重的道德性色彩。在传统的自然法道德伦理观念里，人们往往忽视了环境道德，并未将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视为道德问题，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人类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变化, 以促进人与环境自然协调共生为中心的新环境伦理道德观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 

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折射出的影响是工业文明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的演变过程，而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机，首先端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方式下，整个社会的制度的形成实际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这其中，道德伦理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无形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秩序要求相应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德制来引导和保障其正常有序的运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曾明确强调道德伦理对于有序市场的重要意义。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类似于经济道德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称这种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道德伦理以及意识形态作为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无形力量，这种道德伦理观在自然法思想中已经显现。 

二、环境伦理观在环境法中的价值体现 

从社会调整的角度看,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必然要融合和渗透到法律中, 法律是维护并传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有效手段。[3]在环境保护中，除了要求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体制以及健全的环境司法制度外，还要求有环境伦理的内部基础。 

（一）环境伦理观促进了环境立法目的转化。 

环境伦理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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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环境法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more and more closely related with human being, indicating its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being's life. Ethics and law are the most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human's happiness and two major polar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environment ethics and environment law play crucial roles in curr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on, and thus deserve great attention. 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 ethics; environment law; guarantee

虚幻的神话与严酷的现实已为人类敲响了生态文明的警钟。如果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幸福的重要前提，那么道德与法律就是这一文明体系的重要保障。鉴于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在维护当代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给予其特别的重视，尤其是注意两者结合对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已敲响于虚实之间的生态文明警钟

人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世纪的交替。在千年交汇之际，形形色色的末世论曾盛传于世。作为西方基督教神学文化的重要内容，末世论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构成近代进步论世界观念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的学术思想渊源”[1]，但留下更多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当今世界的邪教丛生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末世理论，其大多源自法国中世纪作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或者说是日本人五岛勉对其预言的所谓破译。诺查•丹玛斯预言千年交汇之际便是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人类将会无可避免地遭遇灭顶之灾。他在其著作中所描述世界末日的种种惨状，在人类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也曾因此长期背负上沉重的精神枷锁。然而预言终究没有实现，跨越了千年之际和世纪之交的人类，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愈加发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人类变得强大无比，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得意忘形、妄自尊大——人类自身的空前强大将有可能招致整个人类的覆灭！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两次大战的惨状和核弹爆发的恐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余悸便是证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人类之间的战争正在逐渐减少，然而于此之外的另一场战争，即如大卫•梭罗所说的“人对自然发动的战争”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除了大规模或者世界性的核大战以外，人类之间的战争最多只可能摧毁某个国家或民族，而“人对自然发动的战争”恶化到一定程度将有可能招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到那时，末世论所描述的情景就不再是预言，而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末世的惨状也许并不会真的降临整个人类，但局部范围内文明的屡屡衰败却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敲响警钟。复活节岛文明由盛转衰的史实便是最好的警示。[2]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矗立在海岸线上用于祭祀的600余座6米多高几十吨重的石雕像便是复活节岛文明曾经兴盛的标志。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岛上极端落后和野蛮的社会现实。人们对此感到颇为惊异和困惑：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曾极度繁荣的社会为何会衰败到如此地步？而考古学的发现揭示了谜底：该岛处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资源非常有限的环境里，当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区域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时（即岛民们为建造石雕像将岛上所有的树木砍伐殆尽，而森林消失又对岛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该岛的文明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

二、生态文明——人类幸福的重要保障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特有产物。在谈到文明时，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人类文明范围所指并非就仅只有这两者，在这两大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便是其中之一。对于何谓生态文明，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3]生态文明是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的反映，是人类与自然协同进步、共同发展的重要标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毫无疑问，人类能够创造文明也能将其毁于一旦。在文明体系内部，两大文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识，而“要想使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得到发展和丰富，就必须首先建设好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支撑、缺一不可。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生态文明，就不可能实现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生态文明的成果也在人们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得到体现”[4]。生态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如不对其加以重视将可能导致整个文明体系的崩溃和覆灭。复活节岛的衰败便是最好的例证。作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和普遍的道德原则，幸福是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论题。雪莱曾经说：“人类承认幸福是伦理学及其他一切科学的惟一目标。”边沁也认为：“全人类的最大幸福是伦理和立法之本。”[5]笔者在此无意展开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只想对幸福内涵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人们普遍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就是幸福，按此理解复活节岛上的岛民们也曾经拥有过幸福。但这种幸福并未持续多久便成了不幸。不说复活节岛，就说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生活的都市居民们，尽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相对富足，但他们仍然感到缺乏幸福感，否则他们怎么会对“农家乐”或野外露营这样的休闲方式情有独钟呢？除了一丝好奇以外，恐怕更多的是对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渴望。由此可见，仅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达并不能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对生态文明的忽视亦会导致人类从幸福走向不幸。换而言之，生态文明是保障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鉴于生态文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主张，从而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从而也明确了保障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环境伦理论文篇3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 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研究方法 整体导向 “难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W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1] 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环境伦理论文篇4

>> 聚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构 浅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低碳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浅析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究 浅析“雷锋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消费模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这一方面要求依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将水伦理研究与建设海洋强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相结合，创新性地拓展和深化水伦理研究。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不断深化对水的本原意义和人水关系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以贯彻落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确保水利水电开发适度、管治守则、建用有节，努力构建能支撑法律等硬约束体系健康运行的、以水生态价值为核心的伦理约束体系，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永续发展。

事实上，资源紧缺、环境制约和生态失衡也日益突出地表现在人水关系领域。自党的十以来，日益严重的PM2.5将地方“两会”和全国“两会”紧紧笼罩，“中国式”地下水污染和公益人士制作的“癌症村”地图震惊了世界。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水关系的道德失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水和植物是PM2.5的最大克星，但很多大中城市和地方早已因盲目建设而落入缺水、干旱的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粗放型发展则不仅造成了黄河断流、“有水皆污”的环境恶果，而且这种发展的惯性力量还在日益加剧水的稀缺性以及对水生态的破坏性，使人水冲突、人水相争从微观层面向中观和宏观层面蔓延扩展。因此，日渐突出的水问题、水事件、水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集中反映，更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约束的结果。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建设都需要水伦理同行。然而，目前水伦理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论题主要集中在价值观、生态理念、哲学基础等理论领域徐少锦：《论当代中国水伦理》，见樊浩、成中英主编，《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2006）》，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田海平：《“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王建明、王爱桂：《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对水伦理的应用研究少之又少沈蓓绯、纪玲妹：《节水型社会背景下的水伦理体系建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吴齐：《水伦理在水资源保护与水权管理中的价值》，《人民长江》，2008年第18期；曹顺仙、王国聘：《全球化视阈下大坝科技的水伦理审视》，《生态经济》，2010年第10期。，对诸如水伦理与生态文明、水伦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水伦理与建设海洋强国、水伦理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水伦理与全球生态安全等问题，几乎没有论及。鉴此，本文就水伦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论题进行探讨。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水伦理诉求的三重境界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写入报告，到十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文明观和时代观的双重转变，标志着人们对人类文明转型和时代转变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认识的深化，更代表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体现着13亿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和信仰的自觉与自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蕴含着三个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

一是生态文明的信念和理想。在世界仍处于“一球两制”的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区分姓资姓社的问题，以便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首先，当今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先发性而成为较早面对现代环境问题并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经验和成效的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到提出环境保护、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自然权利论、自然价值论以及环境伦理、工程生态伦理等等，这些都表明生态文明的因素确实在资本主义国家生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拥有了让后发国家所羡慕的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不仅让国内外一部分人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还让部分人相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时，环境污染水平达到最大值，之后环境污染开始减轻。然而，21世纪不断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却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规定着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是有限的，并且这种限制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超越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这种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使环境成本外部化成为必然，而环境保护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增值的持续。因此，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只能部分而非整体性地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依靠能够自觉地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对整个生产进行社会调节和按比例协调分配社会总劳动的社会主义。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541页。其次，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召开，使时代的主题由“和平与发展”转向了“环境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使解决环境问题和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机遇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可能重蹈先发国家索取和掠夺他国资源、财富，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转嫁危机的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路子，而只能和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济，积极探索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路。

二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哲学。问题与办法、困境与出路等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去提出和解决的。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必须以人民福祉、民族未来、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为动力和目的，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引领建设、实现发展，而不以牺牲民生、牺牲他国、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权益为代价。因此，统筹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论与自然价值论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这是内在地由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过程，也应该是确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努力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体系的过程。只有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引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是伦理道德关系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决定着伦理道德关系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是把生态文明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空间布局的优化、自然面貌的变换等都蕴含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化。传统的道德关系、思维方式将不得不改变。因为“人们自觉地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同样，“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实践活动既改变着时代，也改变着自然、改变着人和社会，改变着彼此形成的各种关系以及人的思维和内心世界。所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科技和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进共荣，以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上述哲学、伦理学问题，要求当代水伦理注重三个层面的人水关系，追求三重伦理境界：

首先，对于原生自然之水，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总原则下，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节约每一滴水，珍爱每一个水体健康生命，给自然水体更多修复空间，确保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第二，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之水，既要确保当代人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要有代际伦理情怀，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既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又要积极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第三，对于理想和信念之水，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坚守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把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相结合，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相统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这三重伦理境界反映到处理人水关系的目标、原则和要求上，则包含以下内容：（1）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适度调整水利水电的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涉水产业的结构空间布局，杜绝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建设，使生产、生活和生态能全面协调发展；（3）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按照节能、降耗、增效的原则，合理利用和开发水资源；以“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4）加大水生态系统和水环境的保护力度。在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的同时，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5）加强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水环境监管，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水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6）通过加强水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水意识、水环保意识、水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水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7）行于当地，胸怀全球。在一球两制的国际舞台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简言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内在地要求建立相应的水伦理体系，这种水伦理体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贯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突破工业文明和绿色资本主义的惯性思维，在采用统筹协调的生态整体论和进化价值论的同时，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重视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和水伦理体系的建构，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

二、多形态融通共进的水伦理

要有效和成功地回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水伦理诉求，深化和整合融通当前多形态的水伦理研究势在必行。目前，国际水伦理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适应性不高。国外水伦理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于全球水伦理和水资源管理中的水伦理。代表人物有（美）桑德拉・博斯代尔（Sandra Postel）Sandra Postel，Brian Richter. Rivers for Life： Managing Water For People And Nature，Island Press，2003.、（英）费克利・哈桑、（美）艾兰（Allan. S.）、（美）彼得・布朗（Peter G. Brown）Peter G. Brown，Jeremy J. Schmidt. Water Ethics： Foundational Readings for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Island Press， 2010.、（西班牙）雷蒙・拉马斯（M. Ramon Llamas）M. Ramon Llamas，L. Martinez Cortina，Aditi Mukherji. Water Ethics，Taylor & Francis Press，2009.等。研究内容涵盖全球“水伦理”的理论、“水伦理”的核心、水资源的分配正义、水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水资源神圣和相关价值观等方面。大部分学者将水问题大致归因于多种非均衡性的结果，认为通过加强水资源管理中的水伦理研究和应用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人水矛盾。这一点在2012年笔者与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和美国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的交流中得到证实。他们认为，通过公平公正等水伦理原则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和水资源布局的合理调整，自己所在国家的人水矛盾已基本解决，因而研究水伦理的学者也就寥寥无几。

与此相反，日益严重的缺水、断流和污染却使得我国的水伦理研究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一方面，沙漠化、石漠化不断加剧，地下水超采和污染有令不止，环境局长被悬赏下河“游泳”，异常大气环流导致强对流天气直至冰雹砸死百姓、威胁民生。另一方面，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任重道远。国内水伦理研究也正是顺应了这种环境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逐渐产生的。

国内水伦理研究从本世纪初兴起以来，在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超越传统伦理或水资源管理伦理研究的樊篱，转向了维护水体健康生命的水伦理，开创了水伦理、河流伦理、海洋伦理等多形态并进的局面。

河流伦理的研究起步于世纪之交。2003年张真宇、胡述范在《中国水利》报发表了《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一文，正式提出了“河流伦理”概念。张真宇、胡述范：《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中国水利》，2003年第4期（B刊）。此后，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由侯全亮、李肖强、余谋昌、吴国盛、雷毅、叶平、葛剑雄、乔清举、蔡守秋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围绕河流伦理、河流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河流健康生命、河流的价值、河流伦理的自然观基础、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黄河与河流文明等论题，进行了系统而富有协同创新意义的研究，在编写出版河流伦理丛书的同时，借助报纸、期刊等媒体发表了约40余篇学术论文，举办了河流伦理学术研讨会。2009年前后，又围绕“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出版了《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一书。侯全亮主编：《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河流伦理以其研究对象的典型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而成为国内水伦理研究的典范。

水伦理研究则以2004年徐少锦、叶平等在国内媒体上发表的理论著述为标志。徐少锦：《论当代中国水伦理》，见《首届国际道德哲学会议论文集》，2004年。近年来，主要论及了水伦理的内涵、水伦理的主体论、价值论以及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等。王建明、杨志考：《当代水伦理价值观反思》，《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侯起秀：《水伦理学概论》，。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义的价值哲学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水伦理的内在价值论，从道德形态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精神形态的水伦理、应用形态的水伦理、扩展形态的水伦理田海平：《“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等多形态水伦理的意义，主张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关系结构的交往实践论作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等。水伦理研究具有渐进式的特征，如若细水长流。局限是论题分散，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成果形式单一。

海洋伦理是伴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蓝色国土”的价值凸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与海洋权益竞争而兴起的。2006年邱文以《海洋新伦理――跨世代的环境正义》为题，首次提出了“海洋伦理”的概念邱文彦：《海洋新伦理――跨世代的环境正义》，《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6年第37期。，阐明了在海洋利用和开发中具有共性并值得深入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海洋开发利用的“永续性”问题与“跨世代的环境正义”问题，但对“海洋伦理”的内涵、本质和意义等并未做深入研究。2007年至2012年，王刚、吕建华、吴失等相继开始了海洋伦理研究，提出了构建海洋伦理体系，创建海洋伦理学等主张，为水伦理向海洋伦理的拓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研究力量的薄弱，海洋伦理的学术成果目前仅为一部专著和六七篇期刊论文。

纵观近10年来的水伦理研究，河流伦理、水伦理和海洋伦理三种形态并进的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其研究成果为水伦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也为确立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观、水利观创造了条件。然而，三个研究域彼此独而不统，不互视、不合作、不交流的状态，使水伦理的研究缺失提升和发展的活力，无法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既好又快地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需要。

其实，水伦理、河流伦理、海洋伦理都是涉“水”伦理，在自然界中，水、河流和海洋本就相通相连。孤立的研究有悖于水情、水理，也有背于研究方法的整体论和协同进化论。从河流、海洋到水圈，无论是从生态系统的小尺度或是大尺度来看，它们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同时，水问题和水危机的复合性、关联性也要求水伦理在回应挑战时能多形态融通共进。例如，PM2.5与“中国式”地下水问题的治理，海洋环境权益的维护和责任的履行等等，都有赖于水伦理的体系化和整体化发展。因此，通过建立合作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促进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互视，是提升水伦理研究的有效途径。当然，为推动水伦理的整合融通和与时俱进，找到促使水伦理研究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高度契合的适当路径，水伦理原则的确立和范式转换又是首当其冲的。

三、水伦理的主要原则和范式转换

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伦理，是主张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水伦理，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它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与遵循社会的辩证统一，承认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追求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和”、“双解”。即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03页。

由此，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结构和动力结构应该是“双核四驱型”而非“单核四驱型”的。即其价值论核心应该由自然价值论和以人为本价值论共同构成，而非只是自然价值论黄承梁、余谋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第24页。；其驱动力则原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需要。只有坚持这种价值论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显然，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的，也是人本主义的，是两者的真正统一。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水伦理必须坚持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决定的。鉴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应该倡导以下原则：

（1）珍惜每一滴水，爱护每一个水体生命，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饮水权。这是水伦理的核心原则和最高原则。

（2）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确保人水复合生态系统的协同共生。保证水体生命健康，保护水体生命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立水域社会生态基础的可持续。反对损害水生态系统和水域社会系统的行为，反对掠夺性开发利用，反对污染和伤害水体生命，反对涉水的损人利己行为。这是禁止性原则。

（3）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保护和促进水生态系统的发展。在遵循水体生态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依靠科技创新，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水体生态承载力的限度内。以“3R”原则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发展性原则。

（4）坚持公平公正原则，这是水作为关乎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共同财富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人民的生活安康。满足所有人对水的基本需要这是人人具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们应该在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干净用水的前提下，公平和有效地处理各种水资源问题，逐步建构并遵循用水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形成与生态文明要求相符合的伦理行为和实践。

（5）坚持采补平衡和有偿、赔偿、补偿的底线原则。采补平衡是尊重水、爱护水、保护水，维护正常的水循环，实现可持续用水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果采补失衡，严重突破水资源的临界水平，水体就会像黄河一样干涸、断流，像咸海那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发引用就面临消失。在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设中，按照有偿、补偿、赔偿原则，建设反映水资源供求状况、稀缺程度、生态价值和代际权益的相关制度，筑牢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底线。

（6）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同时，协调处理好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海洋环境问题。

如果说13亿人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种发展的叠加效应，使伦理道德的转型面临空前挑战。因此，面对持续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等必然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水环境破坏和水生态危机，水伦理研究范式转换可能显得更为急迫。

近10年来，水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一个独立和完整的学科还远没有形成。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学术资源的稀缺和研究力量的分散导致学术研究缺乏系统而整体地推进的基础与条件；（2）除了河流伦理外，规范性研究和深入社会、基于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稀少；（3）研究范围狭窄，除了黄河流域外，对其他流域和水系的水伦理研究以及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水危机、水冲突的现实等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即使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河流伦理研讨会和黄河国际论坛，全国其他流域的水伦理问题也没受到太多关注。因此，如何整合学术资源，全面而深入地推进河流伦理、水伦理、海洋伦理的协同发展，这不仅有赖于学科学理性的研究和建构，也依仗于范式的确立和方法论的创新。

研究范式影响着研究基本问题的角度、出发点、途径以及结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研究范式的选择和转变将极大地推动学科基本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学科面貌的根本改变。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和今天人水关系问题的复合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则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决定性。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经济社会的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断水问题；另一方面，人为的污染仍在加剧，三分之二的水资源遭到污染，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式”地下水直排也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经济社会发达的“东方之珠”――上海仍会出现死猪漂流于水源地的现象。这既充分反映出当前水伦理研究对基本问题解决的失效、失灵，又充分表明了深化多形态水伦理研究、积极推进范式转换的必要和紧迫。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范式转变的研究为环境伦理、水伦理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可能。如叶平叶平：《河流生命论》，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樊和平樊和平：《范式、方法及辩证转换――道德哲学笔谈》，《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曾建平曾建平：《生态伦理：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宣兆凯宣兆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范式整合》，《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等。然而，正如王雨辰教授撰文所言：“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都没有摆脱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话语系统和研究范式，研究结论仍停留于认同某种类型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基本理念，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王雨辰：《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的转换：从西方化到中国化》，《中南财经政治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呼吁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从西方化向中国化的转换。其实，水伦理研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新范式的确立必须在借鉴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否则，人水冲突会摧毁美丽的“中国梦”。

“问题”是研究活动的出发点，水伦理要在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有效的功能，并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科，也“只能从问题开始”波普尔：《科学知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184页。。水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水关系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问题。问题的复合性、交互性和时间转换性要求其在基本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侧重点、结论、理论及方法论取向。为了加强水伦理的应用性和有效性，既要深化其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系统性研究，又要适度强化其元伦理、规范伦理的研究；既要突破传统伦理思维，又要在“改变共识”与寻求共识之间把握平衡；既要重视社会整体的水伦理诉求又不能忽视个体性的伦理追求；既要坚持进化的价值论，又不能忽视价值进化中的多元性。简言之，在范式转换中要避免因范式对立而忽视范式优势互补。

因此，在范式整合的基础上，以优势互补为原则，建构一种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生态整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化价值论，使不同的主体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突破工业文明时代的惯性思维，转而“承认”并接受一定的、新的价值共识与伦理原则，进而确立调整彼此关系的认识和行为，推动从根本上消解个体、社团、政府、国家乃至全球等多重层面的人水矛盾以及价值、伦理冲突的水伦理体系的形成，树立自然价值论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因为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树立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其他形态的生态文明所不一样的目标，即既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又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主张朝着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道的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方向推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唯物辩证法也是发展、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它与生态整体论和进化价值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可以彼此吸纳、兼容和共进的。我们也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坚持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论才能真正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中心主义的纠缠，进而在解决人水关系问题中把握应有的价值平衡，支撑中国式水伦理的创建和健康发展。

正是基于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服务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才使得我国水伦理研究具有了特殊性和唯一性，因而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意义，在世界水伦理研究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一方面，水伦理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界观察与反思社会制度的伦理基础和价值追求，从中获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有助于国人超越传统的天人等同的天理人伦，突破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对立和替代的思维逻辑，认识到人本身的全面发展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依赖、平等互利的关系，以人的自觉和全面发展，自主地走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永续发展。这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水伦理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中国自信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道德律令。另一方面，走向海洋，融入全球，协和世界等新的时代要求，对水伦理学术研究提出的挑战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我们不仅要有会通中西的勇气，更要有学贯中西，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普世情怀、责任意识和道德精神。搞好跨学科整合，重视中西德性伦理的自主融合，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关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不断增强基于本土、面向世界、关切未来的伦理价值追求，这应该是今日中国水伦理研究的方向。

环境伦理论文篇5

[关键词]环境伦理；教育；中学地理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的环境问题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从科技和法律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国内地理学科的相关研究现状来看，主要侧重于环境教育问题，而对于环境伦理价值层面问题的研究比较欠缺。笔者认为，把环境伦理教育渗透到中学地理教育实践之中，对提升中学生的环境伦理素养，丰富和完善中学地理课程理论，推进中学地理教育改革均有积极的意义。

一、环境伦理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环境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

在20世纪初期，空气和水污染等诸多现实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此，环境伦理学科也找到了其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来加以解决。1923年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和1933年奥波德（Aldo Leopold）《自然保护伦理》两部著作的诞生，成为了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由于受到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影响，我国也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叶平的《生态伦理学》等，都是我国实施环境伦理研究的较早的文献资料。

（二）环境伦理思想的主要流派

环境伦理思想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思想流派，主要有以下四种：1.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由于受到西方传统哲学观的影响，伦理的原则只是针对人类而言，而非自然和其他生物，因此环境问题成为了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2.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挑战加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诞生。这一伦理观强调要把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每个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扬弃原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尊重自然物的存在价值，并从伦理的角度对其加以关怀。3.以生态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这一伦理观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必须把人类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予以伦理考虑，必须把伦理关怀从人扩大到生态系统，并把整个自然界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以此来论证生态系统的价值意义。4.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这一伦理观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和谐，突出人类对自然环境保护的作用和道德责任。

二、中学地理课程与环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随着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问题的不断加剧，人们也开始从地理教育的角度来寻找问题的解决路径，从而掀起了在世界范围内中学地理教育改革的浪潮，这也为环境伦理教育与中学地理教育的有效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近年来，中学地理课程改革也开始尝试把环境伦理观念的培养凸显出来，这也是中学地理课程德育目标的具体体现之一。中学地理课程改革顺应环境伦理观念发展的潮流，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为中学地理学科渗透环境伦理教育提供了知识载体方面的保障，体现了中学地理学科应有的环境伦理教育价值和功能。

三、环境伦理教育在中学地理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一）调整与改进中学地理伦理教育内容

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对伦理教育内容的安排，也只是以一种相对融合的方式渗透在某一个章节课程之中，还不具备一个独立的课程形态存在的条件。笔者认为，中学地理伦理教学内容调整与改进需要从树立正确的人口伦理观入手，因为在中学地理教材编撰的过程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介绍只是停留在表层现象的介绍和现状的说明，而缺乏深层次原因的分析，需要把人口伦理道德价值观纳入到课程内容体系之中，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二）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渗透环境伦理思想

中学地理环境伦理教学方法主要倾向于讲授法、小组讨论和辩论法，而户外教学、角色扮演和主动探究等教学方法的使用较少。其实，关于环境学的教学方法中，户外探究和角色扮演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伦理教育效果。因此，教师有必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让学生能够直接从现实的环境中得到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感受真实的世界，有助于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素质，有助于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进而形成正确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三）通过改进评价方式提升学生的伦理道德素养

在目前的中学地理教育实践中，渗透了诸多环境伦理教育内容，但所涉及的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中却很少体现这方面的内容，传统的量化评价和认识目标评价也很难适应中学环境伦理教育的实际需求。这就需要适量加大对环境伦理教育的评价力度，使其成为中学地理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内容可以包括中学生是否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否具备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规范等。

参考文献：

[1]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环境伦理论文篇6

 

1.研究发轫

 

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或者说从哲学伦理学角度研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首先是对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科学研宄的生态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加以研宄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地植物和草原生态平衡的问题中国生态学会于1981年底召开了关于生态平衡的学术讨论会，提出“生态系统在人为有益影响下，可以建立新的平衡”的观点，并主张“生态学方法不仅应用于生物科学、地球科学，而且应用于人类生态学和伦理学。”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生态伦理学的萌芽观点。很显然，这样的研宄还没有提高到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1984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在新疆召开了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主题的环境战略学术讨论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环境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着手进行研究这次会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总是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会议认识到，环境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不仅需要经济的、科学的技术的、制度的进步，也需要人文的、伦理的参与。

 

2研究进程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飢90年代以前，中国尚没有自己的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专论，直到1992年中国才出版第一本《生态伦理学》(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此后几乎每年均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如，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平的《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一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90年代中期以前，对环境伦理问题的研宄主要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灾以后，环境伦理才引起了人们的较大关注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动了环境伦理观念在中国的普及现在，每年都有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问世，发表的论文不下百篇，相关的会议几乎每年至少一次。但总的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20余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仍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出现仍需假以时日。

 

3.研究队伍

 

起初，对环境问题进行研宄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研宄，主要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生物学等探宄其中的哲学问题，这可以称为环境哲学研宄，这部分人主要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研宄;另一部分人直接从环境保护操作方面开展应用研宄，这部分人主要是环境保护工作者，他们有的从人文角度对环境、生态进行探i寸。随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队伍不断扩大，大专院校、研宄机构的人员大量参与他们既有早先从事自然科学研宄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宄的从事环境保护一线事业的，也有从事哲学研宄的、从事伦理学研宄的与此相应，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呈现两种格局，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专注于数据的分析、状况的描述和实证的研宄;二是以哲学思辨为色彩，偏重于学理的解剖、历史的追宄和价值的阐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学术团体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一态势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年会，这象征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正式、全面启动;自此之后，有关环境伦理方面的论著、论文、会议如雨后春齊。但学术界并未以此

 

为满足2003年11月8日，自然辩证法研宄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于在清华大学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的另一种范式在强化中国现具备招收伦理学博士生资格的大学研宄院上十个，明确设定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向的至少有3个。中国第一个以环境伦理学为研宄方向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是杨通进博士，此后至少有5个人以此为博士论文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主题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对象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①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研宄，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研宄，③人和自然关系的机制和功能，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的规律的研宄;④人们对待环境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说法：一种是“关系说”，一种是“规范说”。关系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由中国学者撰写且书名相同的三部《生态伦理学》都是从关系说的角度来定义生态伦理学的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研宄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实现了伦理学由人际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拓展”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从道德的角度研宄人与自然关系的交叉学科■它根据生态学揭示的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以道德为手段从整体上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学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宄对象，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道德现象生态伦理学中的道德现象是指生态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的具体表现，它包括生态道德活动现象生态道德意识现象和生态道德规范现象”叶平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方面的学说，是人与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论升华和理论论证”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关系作为研宄对象”;其研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对其他人应尽的生态道德义务和责任;人对其他生物应尽的生态道德责任和义务;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职责和义务义务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学科。

 

规范说的代表人物是余谋昌先生。他认为，“生态化理学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的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这一定义表明，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道德为研宄对象，首先，这是伦理学知识领域的扩大，它把人对自然的道德作为伦理知识的一部分;其次，它提出人们对待生物和自然界的道德态度问题……第三，它制定人类行为中的生态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5)—种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存在物对象上的伦理学说，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思潮二，它是传统伦理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把环境生态、自然当作人对人履行道德义务的中介;如果说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伦理学还必须关注基于环境上的人的义务、基于自然可持续利用上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而这恰是传统伦理学所忽略的地方。

 

3.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一是西方哲学基^^西方思想史表明，自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易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此其一;其二，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

 

二是东方哲学基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法国思想家施韦兹在他创立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人，说在他们的思想中，人和动物的问题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在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说他们是深刻而富有活力的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和宣传者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天道生生”和“仁爱万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和“尊道贵德”的思想，“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和“与天地相参”的思想，等等，它们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重要意义。

 

4.自然价值

 

人类为什么要尊重和保护人之外的自然?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不讲内在价值，就没有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学术界，内在价值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概念，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②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③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余谋昌等人较早对内在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存在内在价值。所以人类不应该只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而应该承认自然界自身具有内在价值。潘家华认为内在价值是人们赋予自然界景观或生物物种的一种不在于直接消耗，而在于品尝或意念满足的一种价值既然自然界拥有内在价值，它也就值得在道义上得到关心和考虑，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积极把伦理道德的概念扩大到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的研宄架起了直接通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桥粱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属人的价值概念赋予非人的自然，只有承认自然是人与人交往的必然中介，就可合理地归结出环境伦理的基本主张

 

5.自然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第一，不能依据动物和其他生命没有道德自律而否认它们的生存权利;第二，不能一刀切或无差别地看待人的权利和生物的权利;第三，人类权利与自然界权利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是有矛盾的与西方，尤其是动物权利论者辛格不同的是，我们虽然强调自然权利的平等性，但同时也强调自然界权利的差异性，即人类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差异性。

 

有学者认为自然界的权利是指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权，是自然界的利益与自然界的权力的统一。论者吸收罗尔斯顿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的权利就是指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有权按生态规律持续生存这一定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权利所有者要求它的自下而上利益要受到尊重;(2)这种权利要求是合理的，权利所有者对侵犯它们利益的行为提出挑战。也就是说，它是由自然界的利益(福利)和自然界的权力定义的。

 

有学者认为非人类的生态权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生物生存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愿望，都珍惜自己的生命。(2)生物自主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按其种群的生态活动方式追求自由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应该适应生态系统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自然选择机制，否则，就谈不上生物的自主权利。(3)生物生态安全的权利坚持不干扰和破坏那些生态极限在自然荒野中人应顺应自然的发展和演变;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领域中，人应承担起谨慎地改造自然管理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既促进生物生态安全，也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6.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世界观、自然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确认了人类在物理空间方位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在地球生物共同体中，人类由于居于生物进化序列的最高层次而当然居于自然物种的中心。二是从人类利益和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只强调人类当代和未来的利益，而是既充分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长期性，又重点突出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既坚持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环境伦理的中心，又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的基础三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迀而变化，古代自然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近现代价值观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考察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成果后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有四种历史形态:①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也叫古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根据古罗马的“地心说”，由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逻辑地推及人类及万物也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地理上的“人类中心论”，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人为神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这就在神的旨意下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③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在近代科技有了巨大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了巨大提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变的情况下，从笛卡儿开始，经启蒙运动伴随理性主义而产生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的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本体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在本体论层次上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二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认识总是以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进行的;三是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人的利益服务，满足人的目的与需要。

 

对待人类中心主义就有三种态度:①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入论。认为自然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己被日心学说等自然科学所抛弃，同时由于认识对象的生成认识过程和方法以及认识的结果都受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所以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无法超越的，况且，物种自我中心法则是一切生命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它作为人类生存的永恒支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不但不能超越走出，反而应当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领域②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出论(或超越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只单向地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及人类利用自然界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归结为只涉及人类自身利益的自我保护而无视生物圈稳定的客观需要。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所以应当抛弃、走出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③有条件的走入论认为主张征服自然和片面张扬人的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抛弃，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目的在于建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应当走进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7.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研宄的兴起，以一种跨时空的恢弘视角，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与道德评价，特别是其中所藴涵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意藴和生态伦理思想，确认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挑战“性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不仅从研宄对象研宄内容等方面有许多共性，而且很有可能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出现尤其从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环境伦理学研宄。徐嵩龄还认为，中国己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国策、因而她的环境伦理模式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机。“因此，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界而言，最有实践重要性的研宄，应当是关于制度转型期间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模式的研宄”根据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重点及优先问题的这一认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代际伦理问题、代内伦理问题(特别是国际环境正义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伦理问题。

 

8.环境伦理与国际公正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和环境中心主义伦理观这两种伦理观都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事务施加影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西方环境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促进发达国家系统地实施环境保护，改善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国际层面，尤其在针对第三世界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说，是以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发达国家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约束，并在所谓“全球化”的名义下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因而，这种伦理思想和行动被第三世界视为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而遭拒斥。

 

环境中心主义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其中也包含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诸如强调权利的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等等但它在运用其理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时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做法。从理论的一致性原则出发，并不区分富裕社会与贫困社会、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而采取“一刀切”。如生态中心主义劝诫第三世界国家不要采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等等。

 

由此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都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环境伦理观而被第三世界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正性。

 

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环境问题上，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利益关系的首要伦理原则是正义环境正义，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球自然资源消费、使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技术之际，少数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名，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权和环境主权，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正当环境利益，承担起超越自己能力的环境义务，这显然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的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的侵害理应为解决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作为“补偿的正义”，它们应该以自己拥有的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新的额外的资金，以优惠的或非商业性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无害技术，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发达国家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不是“恩赐”，而是对以往不平等的环境权利的“补偿”。另一方面，作为“分配的正义”，发达国家应当回到环境正义的立场上，承认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的环境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需要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适应能力，决定改善环境的进程，有权根据其发展与环境的目标和优先顺序利用其自然资源。

 

发展中国家要追求的国际层面的环境伦理观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发展一一尤其是反贫困一一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2)—切资源管理的主权问题;(3)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问题;(4)国际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平等和公正问题;(5)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经济与技术保障等等。

 

9.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宄竟会导致征服自然的观念还是会引向伦理地对待的自然的道路?研宄者认为，马恩的自然观是有益于我们保护环境的。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是人的自然本质，并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当代生态伦理学中将人视为自然界的普通公民生态系统普通一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为当代生态伦理学接受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指导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共识基础。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既指出了人有别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又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制约个性这为克服当今生态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即只承认人的目的价值，认为其他物种若有价值，也仅只是工具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即认为任何物种、生物个体都有其内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各执一词的偏见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切入点。以此为理论基点，完全有可能建构起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理解与全面把握的新的生态伦理学。

 

马克思是把劳动作为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东西来理解和把握的而对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反省一下这种建立于“对自然可无限索取”信念之上的传统劳动(发展)模式为了“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必须把这种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基础上亦即需要建构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这种建立于地球资源有限性观念之上，并以“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为基本原则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为当代生态伦理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和正确的理论导向。

 

1.理论与实践

 

环境伦理学缺乏对环境道德实际的研宄，未能避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中国学者注重对环境伦理的理论研宄，但很少关注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很少把理论原则规范，影响和作用于具体的政策法规，具体的工程、项目。这种脱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理论研宄难免闭门造车，束之高阁，曲高和寡，使环境伦理成为象牙塔成为少数人的话语游戏，没有成为大众的意识和习惯;另一方面，涉及环境生态的大型工程没有经过环境伦理的审查就可以以经济效益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顺利上马，以至遗祸自然，悔不当初

 

2.引进与创造

 

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宄成果，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术前沿进行了跟踪和了解西方学者的环境伦理学著作能较快地在中国得到译介。由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的积极努力，从而使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研宄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大大推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但是，在译介和创造方面，译介的积极性和创造的疲软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中国注意了“引进”、“介绍”，但却缺少了“自产”、“创造”，即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来形成自己的环境伦理理论。

 

3.研究与教育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兴未艾，但这只是在理论的学宄方面;在环境伦理的教育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虽然有近20年的历史，但目前国家环保部门和教育部门不但未携起手来落实强化环境伦理道德的研宄和教育的任务，而且环境伦理研宄者和教育研宄者也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宄，没有为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教育提供环境道德科学内容和有效的方法设计。大多数学者既没有兴趣于环境道德教育的理论研宄，更缺少将环境伦理推广到教育上的热情。当然，这一局面正在改变，一些学者己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一方面积极编写自幼儿、小学中学至大学、成人的环境伦理教育书籍，另一方面呼吁教育部门落实环境教育，一些师范大学己经成立环境教育研宄和推广中心。

 

4.支持与自立

 

环境伦理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伦理;中国共产党;理论起源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um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evolution, from the primitive society environment evolu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rtificial environment, and produced more complex complex enviro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igin analysis theory, from the formation and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ring-spuntechnique, through the western ecological ethics and marxist ecological ethic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ecological ethics forming the basis theory thorough understanding.

Keywords: ecological eth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ory origin

中图分类号：S8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生态伦理的基本问题

（一） 生态伦理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问题的产生，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应用而生。1923年，法国哲学家施韦泽在《文化与伦理》一书中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思想。

（二） 生态伦理的概念

人类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直接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具有伦理性就在于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了特定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关系。生态伦理的核心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

二、 生态伦理的各种思潮

（一）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作用。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失衡是传统工业文明危机的症结所在。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和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导致西方绿色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生态伦理孕育的思潮和运动产生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人类中心主义”是从西方人与自然的冲突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世界观、文化观、价值观、实践观和伦理观。自古以来，在人类的文化中就带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人对大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盲目强化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人类陷入了生态危机的困境。合理性在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抓住了马克思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以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在这里可以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自觉的。局限性在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把全人类作为一个一元化的价值主体和伦理主体，是非常不切实际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人对自然的不合理态度，即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掠夺态度。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两种，

（二）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也是现代生态自然观的直接的理论来源。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生态伦理思想做过专业性的研究，但他们的理论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观点。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我们居住自然环境应该是健康的、合乎人性的。早在生态危机初露端倪、还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的思想，并且在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提出它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特征。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统一、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四大生态思想特征。由人类改造自然的盲目性造成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最终还是要通过负反馈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然而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实现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性论点，即人类主体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首先必须是人对自然力量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绝对支配，这种支配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水平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

（三）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

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来说，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其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来源。中华民族通往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祖先生存于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主、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研究和借鉴这些思想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的可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对我们恢复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天人合一”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精髓，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者对“天人合一”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其次，中国古代的道家为生态伦理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视野和风景，至少在庄子以及随后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具有道家风范的中国隐士那里，它的有关思想和精神也许是更个人化的，甚至是更精英化的，但也是更为彻底，更亲近自然，更亲近个人真实的生命。

老子和庄子都反正把贵贱观念应用于自然界，反对人类妄自尊大，以自己为中心，把大自然当成自己的征服对象的态度，反对人类仅仅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违反自然规律、掠夺自然、危害环境的行为。庄子举“混沌”被凿七窍而死的语言故事说明，由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的损害，而社会也就分裂而变得不安宁。

三、 总结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西方绿色生态运动以及人类对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懈探索，并与现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思潮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说，中华的传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而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潮为中国共产党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吸收借鉴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全面发展各种要素相互协调和系统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

环境伦理论文篇8

 

关键词：环境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