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资金论文范文

社保资金论文篇1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抛开社会保障税开征障碍的其它原因不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目前，政府以无偿的即期收入(税收)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它在未来税收秩序理顺后自然应该是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2)居民应债能力偏低。整个20世纪如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下面对以上理由进行剖析。

1．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的财政债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或国有部门债务远大于现在所计算的财政债务。其中造成差别最大的两个项目，一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至少达12000亿，这是资产管理公司将要接收的总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部分只能作粗略的估计。一是没有回收希望的坏帐，即按新的贷款分类法划分的第五类贷款。按目前的政策，这些贷款不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由银行自己冲销，这种不良贷款至少有3200亿(张春霖2000)；二是1996年1月1日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它不包括在12000亿元之内，按估计应在8800亿元左右；三是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在3000亿左右(朱民1999)。如此算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1999年GDP的24％。相比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的一系列经济参数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工资率等。按照世界银行1996年的测算，这部分债务相当于1994年GDP的比例在6％—40％之间。仅仅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加在一起，占1999年GDP的比例最高可达64％。如此，无法得出中国宏观债务率在安全线以下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债悖论(刘溶沧1999)不存在。做出这样结论的一个根本依据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年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性质。财政、银行、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三个钱袋，相互间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中国仍然面临末完成的改革。

2．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财政因素

(1)财政债务重负。中国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不宜再大量发行国债。因为从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财政正在寻求一种平衡的运行机制，首

当其冲的便是大规模地消减财政赤字，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进程放慢了步伐。政府反危机时采用国债这一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府的债务偿付到了不得不借助于国际社会的援手时，财政风险就转化了货币风险，进而引起金融动荡。中国政府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曾被认为是防范亚洲金融风险的成功举措。在财政自身难保的形势下，巨额债务缠身的危险决定了提高国债的规模进而提高居民应债能力无异于饮鸠止渴。它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决不能长久。

(2)超金边债券的风险。超金边债券是政府吸引公众投资的有力武器，也是使政府陷入泥潭的罪魁祸首。超金边债券是起了加速债务规模膨胀的作用的。它不仅使效率的权衡机制受到损害，而且会使国债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长此以往，国债规模势必失控，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和需求膨胀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风险在所难免(张馨1997)。“超金边债券”如同催化剂一般使这一过程加速。

(3)国债幻觉的消失。随着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逐步减少和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公众的国债幻觉也在不断的消失。人们不再认为持有国债是增加一笔财富，而认识到可能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达拉马格斯1988)。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减少国债的购买量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强迫储蓄成为必然。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a)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b)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c)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d)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1998)。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中国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1996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美元和212.807亿美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

3．忧虑高赤字与高通胀在通货紧缩的今天有点不合时宜，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必须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此时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问题。而政府出于铸币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购买商品和劳务，除非公众相应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增加货币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物价的上涨与政府欲保有铸币税的矛盾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试图使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企图，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持续的刺激，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有可能在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带来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的中国财政正在危机之中，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原来所谓的宏观应债环境宽松境况并不存在。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一种“以毒攻毒”即以通货膨胀来应对通货紧缩的主张开始成为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协调势必造成各自为战的结局。重刺激又会使已经回归理性的泡沫重新膨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公有资产出售第资

借用斯坦利·费希尔和威廉·易斯特利(S．FisherandWilliamEasterly)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1)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2)D＝(初级赤字／GDP)—(铸币税／GDP)+(实际利率—GDP增长率)

说明：1、D＝政府债务／GDP；2、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1)式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铸币税收人和资产收入来为赤字筹资。外汇储备是一种政府资产，是政府持有的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和本国政府持有的其它资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政府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或其它金融资产时，这一点就更为情楚。出售外汇可以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出售其它资产同样也可以成为财政赤字筹资的一种途径，尽管出售其它资产对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产生的效应与出售外汇储备不同。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资产出售导致的收入增加可以计为初级赤字的减少。

(2)式表明政府在赤字中用铸币税收入和资产出售收入弥补的比例越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越不容易升高，因而也就越有利于强化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弱化财政风险。如果可以用发行大量国债的方式来为社

会保障体制筹集资金，那么出售资产同样可以达此目的。资料表明，增加的政府开支主要投入了国有部门，发行国债就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扩大，而出售资产则意味着国有部门规模不变或者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国债只是一种筹资行为，出售资产筹资可以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这样做有利于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健康，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收缩国有企业要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只顾眼前利益采取“政府分钱分物”、“企业跑步钱进”等轻车熟路的扩大国有企业规模“输血政策”的借口。20世纪如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国有经济的地盘。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通过银行和财政体系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但是到20世纪如年代中期，这种做法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使银行体系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的根本性的化解银行风险的做法使得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银行获取资金供应愈加困难。在面临“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选择时，后者的眼前风险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需要艰难和危险的探索等因素使政府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即对国有企业继续维持甚至增加资金供应，以缓解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减少社会上不稳定的风险，也可以保证现在对国有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继续保持其控制权。在不增加银行体系风险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给定政府现有的税收能力，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债务。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体制内矛盾的核心，不深入内部而仅仅依靠所谓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持股权等来搞活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解开这——死结，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可行之路c当初以获取低现值为代价、而现在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要求将自己当年创造的价值变现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无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考虑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和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要求，并从行为上加以可行性的操作。当前，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舰女先嫁”(樊纲1999)。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国有股减持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参考定价，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四．结论

社保资金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

 

一、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

云南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历了老农保和新农保两个阶段。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云南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在全省各地逐步开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保险政策不断完善、参保人员不断增加。

（一）老农保阶段

1992年1月民政部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根据该方案，养老基金筹集坚持“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缴费标准有每月2元到20元之间不等的10个层次农业论文，可自由选择。199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云南省农保工作正式启动。省政府选择曲靖市、建水县、潞西市开展试点工作。1993年，又增加了宜良县、楚雄市、个旧市、开远市几个试点县（市）。199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各地逐步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8年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由民政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随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核心期刊。2004年以后，云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逐渐恢复。截止到2007年，累计参保人数达139.66万人，基金滚存结余达79638万元。

由于老农保政府不进行补贴，大多数集体没有能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中变成了“储蓄保险”。农民养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使得农民缺乏积极性。2005年底，云南省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仅占乡村人口总数的3.80%[1]。由于投保档次低，农民养老金待遇普遍不高，以玉溪市某镇为例，该镇领取养老金的村民农业论文，月养老金待遇为2.2元至150元，月养老金在100元以上的村民极少。

（二）新农保阶段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标志着“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农合、农村低保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该文件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第一，个人缴费。新农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第二，集体补助。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第三，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分为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中央财政在养老金支付环节给予补助。根据该文件规定，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农业论文，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财政在缴费环节和支付环节进行补贴核心期刊。在缴费环节，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在支付环节，东部地区地方财政需要负责50%的基础养老金。另外，该文件还规定：“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第四，养老金待遇。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第五，养老金领取条件。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业论文，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根据上述指导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了《云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试行）》，并确定了嵩明、巧家、富源等16个县作为云南省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各县积极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并制定了相应政策。以嵩明县为例，该县参加新农保的农民按照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自主选择缴费，多缴多得，累计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中央财政对60周岁以上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每人每月55元最低标准的基础养老金；省级财政对60周岁以下的参保人每人每年补贴30元，同时对重度残疾人全额承担100元的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参保人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由市、县两级共同给予补贴农业论文，具体做法是每人每年缴费200元以上的每100元增补10元。省、市和县的补贴全部计入个人账户。截止到2010年9月30日，全省新农保试点县参保人数287.3万人，领取待遇53.1万人，平均参保率为86%。2010年10月，云南省第二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在嵩明县启动，全省新增威信、师宗、石屏、勐腊、永平等21个县市区为新农保试点县，至此，我省已有新农保试点县37个[2]。

二、新农保筹资机制的优势与不足

（一）新农保筹资机制的优势

1.政府补贴是新农保资金筹集的有力保证。新农保与老农保最大的区别就是新农保中增加了政府补贴。新农保制度明确规定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具体要求，不但强调了政府对农民养老所承担的责任，而且保证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农村居民参保的积极性。

2.缴费金额及养老金待遇有所提高。新农保和老农保相比，缴费金额及养老金待遇均有所提高核心期刊。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基础养老金标准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国家将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国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以及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农业论文，全部计入参保人个人账户，并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

3.新农保便于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接近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然新农保制度下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仍然较低，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国民财富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二）新农保筹资机制的不足之处

1.集体补助难以到位。在新农保制度设计中，集体补助并不是硬性规定，而是建议有条件的村集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非常薄弱，集体补助难以落到实处。

2.地方政府筹资能力有限。在新农保筹资机制中，地方政府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应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的差距，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承担这一责任应该问题不大。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能按最低标准给予参保人补助，使得农民养老金待遇难以提高。

3.新农保基金管理分散，不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目前新农保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新农保基金实行县级管理，一方面会导致基金分散农业论文，不利于监督管理；另一方面难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三、完善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的对策

随着新农保试点的推进，参加新农保的农村人口会逐步增加，财政负担重、基金管理难等问题将日益显著，如何改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核心期刊。

1.鼓励农民提高缴费档次。国际上关于养老保障投资有个“双10定律”，即个人收入10%，家庭收入10%。在农民缴费问题上，我们不能只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而淡化农民自己对未来的养老责任[3]。农民选择较低缴费档次的结果将导致养老金待遇过低。2008年，云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02.6元。选择300元缴费档次，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67%；选择500元缴费档次，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12%。因此，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选择300元以上缴费档次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建议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农民，进一步加大配套比例对其缴费给予相应补贴，鼓励更多农民选择较高档次缴费。

2.拓宽地方政府筹资渠道，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农业论文，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发展地方经济，增强地方政府的筹资能力。云南省应该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培养支柱产业，积极发展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二是创新筹资渠道，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可以开征新税种，或者从现行地方税收中划出一定比例来补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还可以将土地出让收益按一定比例补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土地原本是农民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尽管国家在征地过程已给予农民一定补偿，但很多地方存在补偿标准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和不足，如果将县以上政府土地收益按一定比例划出充实本级政府新农保基金，将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提供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4]。

3.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一是在基金管理上，可以考虑将目前分散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管理的层次，提高基金监管效率。二是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的支出责任，同舟共济，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发放。三是制定养老基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农业论文，执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切实杜绝基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等现象的发生，确保基金的安全核心期刊。

4.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怎样管理和运作好新农保基金，实现其保值增值是基金管理的一大难题。从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基金必须遵循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原则。安全性是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首要原则，但如果没有收益就失去了投资的意义。因此，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发达国家的社保基金能通过投资运营取得较好的收益，其一大特点是投资组合坚持分散化、多元化的投资原则。今后，社保基金的投资除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外，还可在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范围内逐步调整和拓展。总之，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应该通过拓展投资渠道，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5.探索新农保与其他社保政策的有效衔接机制

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流动性日益增强，农民进城务工或农民工返乡直接导致农民参保的不确定性。如何实现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是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建议在省级范围内制定统一、规范和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不同社保政策间、不同地区间的基金结算问题。这一措施必将消除农村居民的顾虑，增强其参保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复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以云南为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08.

[2]昆明信息港.云南省今年新增21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EB/OL].news.kunming.cn/yn-news/content/2010-10/26/content_2321303.htm.

[3]沈在春.直击新农保三“软肋”[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5):35-36.

[4]张瑞书,王云峰.新农保筹资机制“三思”[J].中国社会保障,2010(4):35-36.

 

社保资金论文篇3

[关键词] 社保基金； 绩效分析； 投资收益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5. 064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5- 0097- 02

社会保障事业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财政承担着社会保障事业的最终责任。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范围包括社保基金的筹集模式和运用方面。但对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方面的评价却有所欠缺，不能为后续社保基金管理发挥指导作用。因此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绩效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1 社保基金的相关概念

1.1 含义

社会保障基金，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建立起来、专款专用的资金。

1.2 特点

社会保障基金特点主要有：

（1） 覆盖面广：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渠道，既有来源于用人单位的缴费，也有来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缴费，也有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还有基金投资所得和来源于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捐赠等。

（2） 统筹互济性：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收入较多的人比收入较少的人缴纳的费用一般要多一些，而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是根据制度的规定统一分配，个人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并不严格对应，具有较强的统筹互济性。

（3） 保值增值性：通过不同的渠道筹集到的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所以社保基金必须要实现保值。同时社会保障基金也应当具有增值性，筹集的社保基金交由相关机构进行投资运营，从而实现基金的增值，以保证社保对象的福利不会随时间而下降。社保基金只有实现保值增值才是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2 社保基金投资相关理论

2.1 社会保障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批判尤多，资本主义在其对于社会收入的分配中，由于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在再生产时会遭到意外的损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为劳动者建立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却十分关心。“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已体现所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对劳动者进行社会保障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2.2 资产配置理论

资产配置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资组合理论上的，对于资产而言风险和收益是相随的，通过投资到获益形式有差别的资产中，构建有效的资产组合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并获得最大收益。资产配置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对资产的选择和有效组合，实现符合资金偏好的长期投资目标。

2.3 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规模化生产的出现而产生。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等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

3 社保基金运营现状

3.1 社保基金的资金筹集

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包括：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投资收益及股权资产。其中从财政拨入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金情况见表1。

3.2 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式

基金投资范围分为境内投资和境外投资。基金境内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债券、信托投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基金境外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货币市场产品、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用于风险管理的掉期、远期等衍生金融工具。

为了确保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等要求，我国同世界各国一样对投资比例进行纪律性约束，其中银行存款和国债比例不得低于50%，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3.3 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

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共实现投资收益2 845.93亿元，年均资产收益率达8.40%，超出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5.97个百分点，见表2。

4 社保基金绩效分析

4.1 资金筹集方面的绩效分析

社保基金征收工作并不乐观，过去在社保制度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社会保险费征缴困难的问题。如果在社保费缴纳上不采取强制手段，社会保障实施的制度就难以发展下去，劳动者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

4.2 投资方式方面的绩效分析

从审计署公布的情况来看，结余的社会保险基金，95%以上用于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这无异于让社保基金资产迅速缩水，扩大了社保基金的缺口。

2011年，全国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为73.37亿元，投资收益率0.84%。截至2011年，全国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2 845.93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8.40%。虽然相比之前快速、稳定增长的投资收益率，2011年的投资收益看上去不那么尽如人意，但在上证指数2011年全年下跌超过20%、众多投资机构大幅亏损的大背景下，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能够取得正收益显得十分耀眼。

4.3 投资收益方面的绩效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社保基金，在利息下调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不能实现保值增值，反而有贬值的危险。从绝对值上看，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共实现投资收益2 845.93亿元，年均资产收益率达8.40%。而对社保基金进行绩效评价需要以相对值为标准，将通货膨胀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比较的基准率。那么，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衡量基准。

从表2分析得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年均收益率为8.43%，明显高于年均通货膨胀率2.43%，因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2001-2011年期间实现了保值目标，战胜了通货膨胀的侵蚀。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8.40%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9.87%，也就意味着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总体上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了保值目标，但离最高收益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考察期内其投资收益率不稳定，出现巨大波动。

5 展 望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改革已取得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改革目标模式本身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完善的基金管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在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运用得相对较少，绩效评价所具有的反映、评价、矫正、监督功能得不到发挥，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郑功成. 社会保障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

[2] 侯风萍. 社保基金入市的最低收益保证[J].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2003（3）.

社保资金论文篇4

摘要：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金融制度；“结构”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创造性综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在1993年还有很多人对此存在怀疑，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Zingales，2005)。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成为一个公理性结论。不过，对金融发展现象的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Leville，1998，1999；Jayaratne和Strahan，1996)，个别的也涉及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深化有赖于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或特定的金融政策)，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类型多样，金融深化水平差异明显?换句话说，好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何在一些国家迟迟不能出现?既有的制度安排向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化有何规律?在明确金融发展研究框架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角度看，只有理解了金融发展的原因，才能设计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政策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促进金融发展，而只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意义终归有限度。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两种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解释理论进行比较与引申，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介LLsV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Rajan、zingales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第三部分，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与创造性综合，试图发展一种更为丰富的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

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ies of financialdevelopment)由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拉・波塔(La Porta)、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Silanes)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维什尼(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年在“法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中联手提出。在这篇奠基性文献中，近年来在法和金融领域十分有影响的LLSV组合以世界上49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产权保护程度的法律及其实施质量与其法律渊源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法机制和法律制度支配着金融交易。因为契约安排是形成金融活动的基础，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保护投资者和履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激励金融发展。

LISV组合首先基于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将49个国家分为不同的组别，确立了横向比较的对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各国的法律渊源不同，决定了各国对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即好的“法律渊源、金融有关制度安排”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拉・波塔等发现，在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法律和监管基础又源于各国的法律渊源(拉・波塔等，1997)。他们的推论是：要发展外部融资，投资者需要得到法律和监管的保护。这一推论又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例如，迪克和津加莱斯(Dyckand Zinialas，200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完善法律和监管的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私人收益比较低，这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具有更低内部人收益水平的市场更为发达；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有利于金融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来看，LLSV组合认为，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偏向私有财产所有者，所以英国普通法成为平衡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实施的工具。这种法律渊源激励了私有产权，因而鼓励了金融的发展。而大陆法民法体系下的法国和德国，强权政府通常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来限制私人部门的交易，从而制约了金融发展。

从资本市场具体运行来看，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或债券融资的能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或承担债务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保证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投资者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投资于企业。如果条件适合，企业会发行更多的股票与债券。在那些能给企业提供较好融资条件的国家，证券的价值较高，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LL5V(1997，1998)指出，拥有较好法律保护的国家，应该拥有较高价值的证券及发达的资本市场。LLSV的回归数据分析显示，对股东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比保护较差的国家拥有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更多的人均上市企业数目和更高的首发额。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LLSV(1998)在对49个国家所有权集中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水平与所有权集中程度之间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French Civil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低，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于不同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出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于越薄弱的法律保护。关于为什么薄弱的法律保护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这个问题，LLSV等提供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则经理阶层可能攫取股东利益，如要有效限制经理阶层的攫取行为，所有者将留下大股权以便监督管理者；另一方面，缺乏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大股东要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自己的所有权将非常困难，因为中小投资者将由于大股东的攫取而没有兴趣用金融投资去换取公司的股权。LLSV(2002)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一文中，利用世

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在投资者保护很好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企业多为家族和国家所有，由金融机构或分散股东拥有的企业非常罕见。该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在全球大公司的委托问题中，约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攫取，比对经理无视股东利益醉心于建设自己的王国进行约束更重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由此得到的一个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是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的好方法。而金融市场改革应当重视加强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这些保护来自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市场参与者本身。

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

尽管LLSV组合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但这些证据又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好的法律和监管没有在所有国家得以采用?LLSV组合把其原因归为法律渊源、法律文化不同，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塑造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的不同并不能归因于法律起源的不同。因为，如果存在政治意愿的话，民法国家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法规。显然，或者那些法规根本不是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另外，来自经济发展中的例证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Rajan和Zingales(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13年，法国的民法典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可是当时法国股票市场的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78％)是以对投资者保护充分著称的美国(39％)同期的两倍；这一对比在1980年代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法国的这一比率(9％)不足美国的1/4；不过到了1999年，两国的上述比例已经变得较为接近(法国：117％，美国：152％)。对于法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乎一个世纪里出现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显然对此无法提出系统的解释。Rajan和zingales认为，要解释两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特异”现象，需要注意到同期美、法两国金融和非金融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Rajan和Zingales(2004)以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阐述了金融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强力阻挠金融发展。20世纪早期，为了保护本州银行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州禁止外州的银行在本州开设分支机构。这一限制银行间竞争制度安排使本州银行的经营规模偏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无力举办高风险的农业信贷业务。美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州的银行尽管还是不能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投入应用，使银行可以向异地的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实质上冲破了这一制度约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州银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迫纷纷取消限制外州银行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法规。美国国内陆续有35个州先后通过准许银行控制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把银行的附属公司合并为分支机构以及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从而放松了以往在不同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着1994Riegle－Neal州际银行设立和分支机构开设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的通过，银行业分支机构设立的管制放松达到高潮。于是，在20世纪末，我们目睹了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阻碍作用的削弱所带来的美国金融业飞速发展。

基于对美国与法国金融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证考察，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与LLSV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不同，Rajan、zingales认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制度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

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是从实证中归纳而来，不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最有可能行动的是一些有“共容利益”的小集团)恰恰解释了上述小集团稳定存在的可能。金融发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具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他们具有限制金融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益的人(潜在的经济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封闭分散的大众一则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二则由于搭便车问题，行动的能力几乎为零。首先，该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而经济现实定的金融制度兼具生利性和分利性，成为界定利益格局的装置；其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成集体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利益集团；最后，金融利益集团和其他产业利益集团的出现阻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政府的角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利益集团权力博弈之中。“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等于它愿意做好事”(Rajanand zingales，2004)。拉詹和津加莱斯的理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然而，其对中国国有银行金融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引申与综合

(一)对LLSV组合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引申

尽管LLSV组合发展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成为当今解释制度差异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LLSV组合把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在同一时段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横截面分析。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不能观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理解问题，LLSV组合设计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中金融制度的演进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恒定性较强，因为一国的法律渊源与法律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按照La Porta等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具有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充分，从而具有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述结论的一个显然的含义是，给定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如LLSV组合强调的法律渊源和文化等)将在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至少表明他们对功能多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发展的国家差异的解释不够完全，尽管不能由此判定结构理论是不正确的。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重要变量吗?LLSV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差异的研究侧重于各国法律渊源的不同，从而得出普通法系国家比民法法系国家给予了投资者更强的保护这一结论。问题是法律渊源的不同造成对投资者

保护的差异应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如果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实际的回归结果却表明法律渊源变量比各项权利指标更具说服力，可见法律渊源变量决不仅体现在条文上，其实法律渊源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已不断淡化。例如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其证券法却是成文法的形式，而且规定得十分详尽；转型经济国家则更典型，它们在转型中既采纳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考虑渊源)，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制定相关的法律。可见法律条文不仅与渊源的关系在淡化，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并非完全外生于经济过程，尤其是转型经济中的法律并不是外生于政治经济过程的，它的制定与该国经济政治是相关的，制度之间是互补的(青木昌彦，2001)。比较法学者们认为，法系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法律的历史、立法过程和法律文化，而不是法律内容。

另外，LLSV组合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考察金融深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是对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侧重于个体金融合同的制定、履行情况分析明显是一种微观视角。然而，金融制度安排承担着复杂的功能，生利性与分利性以及二者的具体配置与转化情况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而权力结构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群体主义的问题，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其优势。

(二)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几点引申

拉詹等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是从历史逻辑中归纳而来，因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弥补了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在此，本文对该理论做几点引申。

第一点，金融发展、金融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理性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经济实践中会趋近于社会整体理性。然而，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一定的利益关系下的个人。从“原子”个人的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整体理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要经历个人的差异理性、实践演进理性、集团理性(社会关系理性、制度理性)等诸多环节。根本上在于社会中的个人是非同质的，在经济交往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实践理性与关系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些稳定的利益系(利益集团)，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而各个利益系维系组成规模、关系紧密程度差异较大，其行动的能力差别较大。这又导致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系)主导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然是失衡的。金融发展所依托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利益系都要在其规制下组织经济活动。而金融制度安排却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制定到实施依托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因此，正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规律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演进。

第二点，本文考察两种关于金融发展的因素决定理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主线是金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权力秩序。其不仅有利于创造充分竞争的权力结构，而且本身也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既定的金融制度下，隐性分利小集团的出现(隐形集体行动)，尤其是原来的生利集团转化成分利集团中一分子，也会使生利性的制度安排慢慢变成分利性的制度安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压力、货币的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生利性利益集团的成长等都是社会权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又催生着金融制度的创新。

最后一点，关于金融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从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著作中，他们专辟一章“驯服专制政府”，考察的是立宪制政府组织形式(至少是西方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其理论的“特殊性”“案例性”色彩是难免的。问题是非代议制政府国家金融发展又有何规律，应当如何假设非代议制政府模型?政府这一社会特殊组织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既有金融制度下政府总成本收益的变化如何影响政府的理性形式?内生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何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肯定会完善金融发展的现有理论。

(三)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与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比较与引申，根本目的在于在两种“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侧重在法律渊源、法律传统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突出作用，把其设定为核心影响因素；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社会权能的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理论，还未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实际上，金融制度这一研究本体决定了其必须是“非决定性的、演进的学说”(Non－determinism Evolu－tionary Theory)，只可能存在“过程的、演进的均衡”(Processingand Evolutional Equilibriums)(Nelson，Winter，1982)。制度动力学研究的前沿理论表明，“所有的变化都是作为某一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结果出现的”(拉齐斯基，1996)。目前，一些重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思、奥尔森等，前者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后者提出了集体行动的经济学理论、压力集团的成长理论，他们的研究正日益转向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演进范式上来。现实的金融制度均衡只是一种静态均衡，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演进过程决定着制度演进的过程，而金融制度安排的演变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文化、法律渊源只是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一些因素，外来冲击、特殊事件、利益集团、政府与社会组织性质、技术进步的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本文认为，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可大大丰富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认识，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十分粗浅。

注：此文得到国家第39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060390363)以及作者博士后出站项目研究基金资助(北京大学985计划)。

社保资金论文篇5

「关键词欠薪，欠薪保障基金

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用人单位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履见不鲜，鉴于我国尚无全国统一的可执行的工资保障规定，如何保障劳动者取得被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是当前我国劳动法劳动报酬保障领域急需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规定了欠薪保障的特别措施，其中主要包括欠薪索赔特权制度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对于如何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制度，我国的深圳、上海和香港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展开论述，重点讨论我国如何构建欠薪保障基金制度。

一、各国及我国各地方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考察。

1、各国立法概况。

各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规定工资优先债权的形式保护工人索赔企业欠付工资，但是由于优先权的行使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实践中遇到困难，于是开始考虑能否建立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关于欠薪保障基金的立法最早出现在1966年的巴西，巴西建立了一个服务工龄保障基金，该基金仅保障雇佣合同结束时应支付的工龄补贴。目前最主要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主要集中在西欧各国。西欧各国的工资保障基金（即本文论述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自1967年开始，该种基金的性质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设立的目的在于为雇主对其工作人员欠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所承保的风险是企业的无偿付能力。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工资保障基金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工资保障机构的行政管理筹资、工资保障基金运转的条件、受保障制度保护的索赔类别、所保护权利的数额限制、支付程序等。作为我国邻国的韩国在遇到严重经济危机后，针对大量发生的企业破产和劳动者失业现象，为确保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支付和社会安定，于1998年2月20日制定了《工资债权保障法》。在该法中规定工资债权保障基金作为劳动部部长代替事业主支付工资和退休金的来源，由从业主征收的费用组成以及工资债权保障上的征收金适用产业灾害保障法上的一些规定。

2、《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条例）与《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基金办法）比较分析。

保障条例系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基金办法”由上海市政府，上述两件立法均属于地方法规规章，为我国欠薪保障立法的大胆尝试，在其条文中对欠薪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初步构建，本文拟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为后文的论述提供制度基础。经笔者比较两者条文，发现上述两件立法有以下共同点：（1）二者均在第一条中提出制定的目的在于保障职工合法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2）对于欠薪的解释基本一致，即企业应支付而逾期未支付给员工的工资；（3）均设立欠薪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保障条例中规定由深圳市政府设立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基金办法规定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委员会负责欠薪基金政策的制定和协调工作；（4）欠薪基金的主体来源均为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费、基金的利息收入和投资收入；（5）欠薪保障费均由工商管理部门在办理企业年检或注册时收取，并统一划拨专门设立的欠薪基金专户，欠薪保障费在企业成本中列支；（6）规定垫付的欠薪数额的限制；（7）规定了垫付欠薪的追偿制度。

保障条例中的下列规定为基金办法所无：（1）该条例适用于特区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2）欠薪保障实行缴费与共济、垫付和追偿相结合的原则；（3）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由政府、员工和企业等方面的人员组成，并规定市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欠薪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日常办事机构；（4）欠薪保障费的标准是上年度市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的70％；（5）对于欠薪基金用于日常管理费用支出限定为不超过当年收取的欠薪保障费的5％；（6）控制欠薪保障基金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总额占欠薪保障基金余额的比例；（7）规定企业员工请求劳动部门垫付欠薪的条件和程序性要件；（8）对于违反该条例的相关责任人规定了相应的罚则；（9）规定劳动部门每年应当将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10）规定了对劳动部门的处理决定的救济措施。

与保障条例相比，基金办法具有以下的特殊规定：（1）基金办法第一条规定的制定目的中还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2）欠薪的范围不仅限于企业到期未支付的工资还包括企业应缴纳而逾期未缴纳的社会保险费；（3）适用的范围仅限为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确定的小企业划分标准并已履行本办法规定交费办法的企业；（4）欠薪基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不包括劳动者的代表；（5）欠薪保障费的标准是上海市上一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6）规定符合办法规定的企业可以申请垫付欠薪，企业职工只有在企业无法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提出申请；（7）规定了基金实施情况的报告制度和专项审批制度。

小结：经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保障条例结构上更趋于完善，其共分六章，分别为总则、欠薪保障机

构、欠薪保障基金、欠薪的垫付、垫付欠薪的追偿和罚则；内容上更注重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规定处理欠薪垫付申请的尽速审查和办理；基金管理上注重维持整体欠薪资金的平衡。基金办法虽然结构内容较为简单，但从管理体制上更注重各个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但只对欠薪基金委员会的职责作概括性的规定未涉及具体职责；在欠薪保障范围内将社会保险费包含在内（此举更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3、香港地区的《破产欠薪保障条例》（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VLENCY ORDINANCE）。

该条例共分七部分，分别为导言、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基金、财务条文、从基金所作的拨款、已付款项的追讨和杂项。现择其主要规定作简要介绍：（1）在该条例的法律公告中表明该条例旨在订定条文，设立一委员会，以管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并规定雇员在其雇主处于无力清偿的情况下，可获该基金拨付款项；（2）导言部分主要是对条例中的若干概念进行解释，如工资（wages）指公司清盘时，申请人根据《公司条例》有权获优先偿还的工资或薪金，或在破产案中申请人根据《破产条例》有权获优先偿还的工资或薪金；（3）破产欠薪基金委员会部分主要是规定基金委员会的名称（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Board）和性质（body corporte）、委员会的职能及权力；（4）基金部分规定了基金的来源和从基金拨付的款项，其中基金的来源为财政拨付、对已付款项的追讨、利息和其他收入以及合法拨付的其他款项；（5）财务条文部分主要规定基金的管理和审核；（6）第五部分至第七部分对于款项的支付、追讨已垫付款项以及各种罚则做了规定。这部条例虽然规定的仅是雇主破产时对于雇员工资、代通知费、遣散费未得到支付的保障，但对于我国构建欠薪保障基金制度仍有借鉴意义。

二、欠薪保障基金概念的理论界定。

结合上述立法可以看出在规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存在诸多的差异，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各异，因此有必要对欠薪保障基金概念重新进行理论界定。

首先必须明确欠薪的概念。欠薪一般称为“拖欠工资”，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如果单纯地从劳动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上来定义欠薪，主要是指因经营者逃遁、企业经营不善、破产等原因使用人单位无法支付到期应支付的劳动报酬。上述定义仅考虑到用人单位或经营者的因素，对于劳动报酬是否与劳动者的劳动相对应等因素未予以考虑，从而可能出现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变相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的方式逃避对工人劳动报酬的欠债，从中谋取高额利润，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基于此，从单方面定义欠薪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及劳资关系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多方面对欠薪进行定义。笔者认为在定义欠薪的概念时必须考虑如下因素：（1）对于工资的理解：工资，又称薪金，其广义，即职工劳动报酬，是指劳动关系中，职工因履行劳动义务而获得的，由用人单位以法定形式支付的各种形式的物质补偿。广义的工资应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工资性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笔者认为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出发，此处的工资应作广义理解。（2）是否应该将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障费纳入欠薪概念？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除了根据劳动合同支付约定的工资外，还承担一定的支付义务，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劳动者支付一定的社会保障费，如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而且从长远角度进行考察，后者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更具有实际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障费的行为可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00条的规定责令限期缴纳以及加收滞纳金，故无须继续规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3）考虑到最低工资保障对于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建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可以作为国家干预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保证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手段；能够与国际劳工组织工资制度接轨。因此在欠薪概念的界定中也应引入最低工资保障的概念，即对于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低于国家（或地区）规定的最低工资保障线标准，也归入欠薪的范畴。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欠薪主要是指因用人单位破产、依法整顿、经营者逃匿或其他原因造成用人单位无力或故意逾期未支付应支付工资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更多》「提示 您好！阅读本文需要交费，如果您想继续阅读，请登录或注册成为法学文献库读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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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景森、贾俊玲主编：《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蒋月著：《社会保障法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社保资金论文篇6

关键词：社保基金 市场化改革 准公共产品

社会保障对市场经济运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改革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社保基金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对有效解决社保基金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对社保基金市场化的相关理论和必然性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今后的改革措施安排进行初步探讨。

社保基金市场化的含义及理论分析

社保基金市场化是指在社保基金的筹集、运营及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尽量缩小政府干预社保基金项目和范围，以提高社保基金的运行效率及其对经济的效率。社保基金市场化在新自由经济理论中得到充分论述，成为指导各国推行社保基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

从社保基金性质来看，社保基金是准公共产品，即社保基金介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具有外部利益。因为：首先，社保基金具有排他性。因为它可以通过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等方式确定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从而把潜在的保障对象排除在收入供给的范围之外。其次，从社保产生的原因看，社保公共性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特有的稳定社会的职能。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人寿保险和失业保险极易存在市场失灵，个人的有限理性又造成寿命估计偏差和当前过度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由市场提供保险必然低效，更不可能实现收入再分配。为了克服市场缺陷，使整个社会的收入趋于平衡，由此产生了公共供应的社保基金。社保基金的准公共性为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行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因此，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方法，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以带来更高的回报率和效率。

我国社保基金市场化自然性

我国社保基金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应从我国的社保基金现状及性质两方面去考察。

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基本入不敷出。一方面，下岗、失业人员渐增；离退休人员、老年人逐年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新旧制度转轨中的成本巨大等等，使得社保基金总需求迅猛膨胀，加大其支出。另一方面，社保缴费率和替代率过高、缴费制度弊端重重，企业拖欠保费现象严重；这使得资金筹集严重不足。因此，社保基金应该走市场化道路，在其筹集、运营及管理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大量吸收社会游资，增加积累，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和支付、积累能力。

社保基金市场化是社保基金的性质所决定的。本文所指的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下积累起来的、具有相当流动性的资金。这类基金具有增值性，即基金可以投入营运保值增值。但是，以前没有把其作为资产来运转，也没有充分利用其增值性，仅是把它作为补偿资金用于各类社会保障的支付，存于银行生息；基金的筹集、运营及管理等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而没有将其有效运用，以在流通中获取利润，因而影响了社保基金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保基金只有打破封闭的格局，走向市场，使自身运动适应和符合市场运作客观规律的要求，才能增强筹资能力、营运能力和积累能力。

我国社保基金市场化进程展望

社保基金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已逐渐得到决策层的重视，近年来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进一步深化社保基金市场化做了相应准备。但为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必须对社保基金进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具体而言如下：

完善市场化筹资方式。对于经营性社保基金，应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不同类型的社保基金产品，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其次可以与资本市场相结合，通过金融创新为社保基金能在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一种可能，来吸收大量的社会游资。

放松对社保基金投资的管制。为使社保基金完全市场化运作，以实现有效的保值增值，应在投资项目、投资领域以及投资比例等方面适当放松管制，加大资本市场投资力度。

企业年金市场化。在我国，企业年金刚刚起步，其市场化既面临挑战，又具有良好的机遇。因此，今后几年，我国要建立健全税收优惠制度，提高企业员工福利水平，充分认识到企业年金具有基金产品所不能提供和取代的保障功能，抓住我国现阶段具有的良好机遇，推进企业年金市场化。

社保资金论文篇7

关键词：费改税税费分析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存在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及资金需求压力，企业欠缴社保费、社保基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严重。在这种“社保困境”下，学界开始讨论改变社保筹资方式，即社会保障费改税。开征社会保险税是有益尝试，但仍需注意很多问题。

一、社会保障费改税的代表性观点

一是以贾康、庞凤喜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和财税专家。他们支持社会保险费改税，认为在管理效率上，法律公平性、互济性上，社会保险费改税，有利于缓解社会保障改革中的制度不统一、统筹层次低等矛盾。

二是以郑功成、郑秉文为代表的社保专家。他们反对社会保险费改税。在新型社会保险制度正在定型、各种相关问题尚需缓改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对社会保险费、税两者及其制约因素有较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就对此作出重大变革，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本文认为，目前社会保险缴费体制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应该在考虑我国国情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社保筹资新模式。开征社会保险税在实行之初会遇到很多问题，但相信会在不断修正中逐渐发挥作用。

二、社会保险费税比较分析

社会保险税和社会保险费是社会保险资金两种不同的筹集方式。“费”是行政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收取的费用,“税”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手段。社会保险机制是国家为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向劳动者提供的有偿服务。所以，本文认为缴税比较符合社会保险的性质。

2.1税与费的共性

2.1.1作用相同。都为社保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筹集专用资金，为全体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网，保障其基本生活。

2.1.2保障对象相同。都是为了保障参与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金的劳动者。

2.1.3资金来源、专用性相同。资金来源都是企业和职工工资收入；收入都形成专门基金,专款专用。

2.2税与费的区别

2.2.1管理效率不同。征税在征收机构、征收标准和征收制度上都比较统一,节省管理成本。而且明确规定社会保险税专门用于给付社会保险金,以防社会保险金被挪用。

2.2.2法律约束性不同。征税比缴费具有更高的法律约束性。因为社会保险税以立法保障实施,按工资比例由税务机关强制征收。

2.2.3公平性不同。社会保险税,征收依据、税率等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对征收方和交纳方都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比社会保险费更具公平性。

2.2.4统筹范围不同。社会保险费征收标准不统一，所以统筹层次不高,；而社会保险税是按统一的标准征收,可以实现更广范围的社会保险金的统筹。

三、实行社会保险税是解决当前社会保险筹资问题的有效途径

3.1有利于确保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险收入。

开征社会保险税，可以建立一种稳定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强了约束力,有效减少现行缴费体质中存在的征缴力度弱，拖欠严重的现象,确保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险收入。

3.2有利于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保险金征收机制。

社会保险税由税务机关统一筹集社会保险金, 降低了社保筹资成本。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形成征收、管理、使用各部门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机制。这就不同于现行缴费办法中存在的收、管、用三不分的现状,有效缓解资金使用缺乏监督,挪用浪费的现象。另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险金的管理和使用,将使社保资金的规模效益得到更好发挥。

3.3有利于增强资金互济性，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社会保险费统筹层次低，统筹范围过小，征收标准不一致，使得社保资金缺乏互济性，也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间的合理流动。而社会保险税通过税法规定统一课征率,有效克服了这一问题。在相同比例下“多收入者多缴,少收入者少缴”的社会保障负担纵向平衡和“收入相同者负担一致”的横向公平,有利于增强资金互济性及推动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3.4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保证基金安全。

开征社会保险税，有利于把社会保险金直接纳入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险税收收入和国家财政经常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收支纳入社会保障预算,使社会保险金的收支管理进入预算管理轨道,强化社会保险金的规范化、法制化,加强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直接管理，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

3.5有利于建立社保基金社会化管理体系。

开征社会保险税,遵循“普遍纳税,共同负担”的征收原则,凡是有纳税能力的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纳税义务。社会保险金通过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管理,通过银行等社会化网络渠道发放社会保险金,建立社会保险社会化管理体系。这种社会化管理体制,大大节省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并使对社保基金的管理更加规范化。

由于目前社保筹资过程中存在的“社保困境”，很多学者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实行社会保险税。开征社会保险税在理论上能解决缴费所无法克服的问题，但在实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不断辩论中，关于真正适合我国的社保筹资模式会越辩越明，最终使得社会保险税真正能在我国发挥作用，解决我国社保筹资难题。

参考文献：

[1]贾康，等．实行费改税开征社会保险税的研究[J]．财政研究，2001，

[2]庞凤喜．论社会保险税的征收与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系[J]．税务研究，2007，

[3]郑功成．社会保障中的费改税及养老保险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1，

[4]郑秉文．费改税不符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

社保资金论文篇8

(一)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理论简述

1.统一社会保障理论。该理论认为，应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统一支付和统一管理。以国家财政为基础，将农民也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中央政府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保障的对象是有公民义务的劳动者。社会保障资金纳入政府财政的年度预算，实行按需分配，年度平衡。社会保障人人平等，不分劳动力的素质、级别和所在地域。胡鞍钢认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基础，也是“中国新政”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改革中最优先的议题。中国要建立一个充满温暖、关怀和友爱的公平社会，有赖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公共产品，国家应采用统一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统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国统一调配。冯兰瑞认为，应尽快实现由省级统筹过渡到全国统一。现代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化，这种社会化不仅包括保障对象社会化、保障主体社会化和管理服务社会化，还应包括资金筹集和调剂使用社会化。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越高，越接近全社会的统一化，就越接近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我们要从省级统筹过渡到全国统筹，这是建立全国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由之路。

2.民间社会保障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财政上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在区域发展高度不平衡，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上将是乌托邦式的“洋跃进”。统一的社会保障非但无助于国有企业改革，而且还会拖垮整个财政体系；统一的社会保障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使外资流向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国家，从而削弱而非加强社会稳定。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就在于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成本低，社会负担轻；统一的社会保障还将使贫困地区的居民大量迁移到沿海等发达地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将出现类似于纽约的贫民窟，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中国应扎根家庭、依托市场，发展民间社会保障体系。从长期的发展战略而言，中国应当建立以家庭储蓄养老保障为主，民营医疗保险为辅，社区社会救济保底，廉价高效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非统一集中国营低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3.差别性社会保障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我国城乡差别巨大，所以在保障形式、保障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应当有所区别。在农村，应以家庭保障为主，同时根据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保障项目；在城市，则应加大社会保障改革的力度，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4.有差别的统一社会保障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应实行“有差别的统一”。进城务工农民、乡镇企业职工、城市企业职工等应逐步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保障项目中的最低生活水平部分和大病统筹部分，应渐次过渡为全民共享项目；其他部分，以及社会保险的其他项目，如失业、工伤等，城乡应具有一定的差异。

(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理论评析

首先，我们分析统一社会保障理论。统一社会保障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可以实现人与人平等。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应履行的职责，也是对公民生活权利的维护。《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都明确规定，人人都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这种理念。二是有利于劳动者流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行政区域性，这种区域性制约了劳动者流向其他行政区域。建立统一的社

会保障制度，中央政府就成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从而，可以把社会保障资金纳入政府财政年度预算，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资金账户。这样，劳动者的流动就不会再受地域限制，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但是，也必须承认，统一社会保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按统一的个人税率对劳动者的收入征收社会保障税；按统一的企业税率对劳动者所在的企业征收社会保障税。受多种因素影响，每个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很大。比如，2004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15元，其中上海为8513元，居第一位；北京为7836.4元，居第二位。劳动者的收入不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也就不同。然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是使每个劳动者都享受相同的社会保障金，并不考虑每个人过去所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多少。因此，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公平的，它会引致高收入者产生抵触情绪，进而与企业共谋，尽量减少各自的社会保障税，以提高各自的当期收入。

其次，我们分析民间社会保障理论。我们认为，民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难以解决我国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我国居民家庭储蓄难以支撑养老保障。截止到2004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119555亿元。看起来数额巨大，但是，如果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数额还是小得可怜。我国有13亿人口，所以，人均储蓄余额仅为9197元。更何况，我国储户的结构不对称，即中低收入的中小储户数量较大，约占总储户的80%；高收入的储户数量较小，约占总储户的20%。同时，我国储户的收入又呈两极分化态势，即中低收入的中小储户仅拥有20%的储蓄余额；而高收入的储户却拥有80%的储蓄余额。因此，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均储蓄余额约为2299元，高收入阶层的人均储蓄余额也仅为36786元。这种储蓄状况是难以维持养老费用的。二是民营医疗保险机构会承担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吗?民营医疗保险是商业性保险，需要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定期向保险公司缴纳医疗保险金。但是，劳动者在劳动期间收入较低，几乎没有剩余缴纳医疗保险金。不缴纳医疗保险金，医疗保险机构怎么会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呢?所以，以民营医疗保险机构来承担老年人的医疗保障的设想是没有资金支持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三是社区的社会救济能保底吗?我们认为，社区的社会救济是不能够保底的，原因是社区不是社会保障机构，不具有社会保障职能；若强制社区承担社会救济职能，那么救济资金从哪儿来?再次，我们分析差别性社会保障理论和有差别的统一社会保障理论。农村和城市分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看似合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农村和城市分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将使两者“各自为政”，结果会导致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使农村劳动者社会保障待遇大幅度降低。农村曾经为城市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所以工业必须反哺农业。财政政策应向农业和农民倾斜，以增强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能力，保证农民社会保障和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实质性公平。

建立有差别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适应了我国的国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又造成了农民之间、城市企业职工之间的不平等。有差别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是统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有差别地运用于城市和农村。全国农民都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金，全国企业职工也都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金，不考虑农民个体和职工个体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多少，没有体现按“贡献”分配原则，这必然会影响“贡献”大者的积极性。所以，这种有差别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不合理的。

二、建立分级式社会保障理论

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理论难以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需要，所以，应探索新的社会保障理论

。新构建的社会保障理论应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将步入困境；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则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讲公平，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规模不断扩大，也有利于形成一种平等、和谐、温暖、友爱和关怀的良好社会氛围；讲效率，有利于激励劳动者和企业多缴纳社会保障税。

由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者，所以，我们据此创新社会保障理论，即提出分级式社会保障理论。所谓分级式社会保障理论，是指以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作为社会保障主体，分Z，j统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并分别为全国和所辖区域城乡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的理论。即分级式社会保障制度所需要的社会保障资金，由全国社会保障税和地方社会保障税分别筹集。全国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的收入)；地方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是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非国有企业的收入(包括非国有资产的收入)、非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和农村农民的收入。

分级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分级”。“分级”即把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两级，“一级”是中央政府通过全国社会保障税统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用于全国城乡人员社会保障之用；另“一级”是省一级政府通过地方社会保障税统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用于本省区域内城乡人员社会保障之用。

每个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障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只要是我国具备条件的居民，无论是城市退休职工，还是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都可以领取相同的全国社会保障金。它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表明人人平等。另一部分是省一级地方社会保障资金。只要是该省区域内具备条件的居民，都可以领取相同的地方社会保障金。对于省内来说，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公平性；对于全国来说，它体现了“各自”的贡献，即效率性，它可以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