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制论文范文

监管体制论文篇1

体彩监管的府际关系冲突

基于上述府际关系的研究，可见，我国体彩监管中的府际关系主要包括三种:国家体育部门纵向府际关系、国家体育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横向府际关系以及异地体彩监管部门间关系。1．纵向府际关系:事权财权的分配。体育监管的纵向府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中央和省公益金分配问题，省以下公益金分配问题所占比重不大。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所谓公益金是从发行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是体育资金中扣除返奖奖金和发行费以后的余额。目前，体彩公益金主要分为中央留成公益金和地方留成公益金两个部分，中央与地方(主要是中央与省)如何分成则存在争议。我国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基本原则是: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此原则的关键是分清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中央必须做哪些事，与此相适应，中央应当掌握哪些财权;地方必须做哪些事，与此相适应，应当掌握哪些财权。中央与地方在体育公益金分成方面采用5∶5分成，在不断向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体育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似乎也应该有所调整，将更多的资金留给地方，以完善地方体育公共设施，不断提高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体育局，各省体育局和基层体育局的资金安排比例应该往下倾斜。2．横向府际关系:部门间关系协调。有关管理部门关系协调的法律规定有:《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体育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非法，维护市场秩序。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发行费、公益金的管理、使用单位，应当依法接受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从上述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体育监管有多个监管部门，多部门协调管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1)财政与体育:平级部门的领导与协调。财政部作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制定监督管理制度和政策，审批品种的开设、停止和有关审批事项的变更，监督管理全国市场及发行和销售活动、监督管理资金和财务活动等。但是财政部门在监管体育时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相同的行政级别带来协调的困难。财政部作为一个正部级的单位与国家体育总局处于同一层级，行政机关层级节制无法发生作用，在有效协调管理体彩发行和销售上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二是监管过程缺少专业性。与国家体育部门相比，财政部门对体育的发行、销售以及监管缺少专业知识，属于“外行监管内行”，也影响其监管的效果。(2)民政与体育:福彩与体彩份额之争。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也希望通过发行募集资金，改变资金短缺现象，国务院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只批准了民政和体育两个部门发行。尽管只有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可以发行，但是依然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竞争，有些时候甚至是恶性竞争。作为国务院授权的两大发行主体，除了福利没有竞猜型外，福彩与体彩的玩法非常相似。“如双色球与超级大乐透、15选5与22选5、东方6+1与7位数、3D与排列三、刮刮乐与顶呱刮等等，玩法大同小异，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正因如此，两家各趋其利，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吸引更多彩民、占领更大市场、完成更高销量上，其结果是公益性被削弱，功利性被加强。”［2］(3)公安、工商与体育:非法的合作治理。《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非法，维护市场秩序。《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进一步细化了这一规定: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以及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非法，维护市场秩序。可见，在打击非法过程中公安机关和工商机关是最重要的执法主体。依照《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签订代销合同后，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应当向代销者发放代销证。福利代销证、体育代销证的格式分别由福利发行机构、体育发行机构制定。就体育而言，体育部门和工商部门在是否给销售点颁发营业执照存在分歧，意见的分歧势必影响工作中的协同。就公安部门而言，有些地方公安部门对于发行影响社会治安存在意见，在有关体育性质的认知上与体育部门存在分歧，这同样也会影响多部门合作治理。3．异地府际关系:良性合作或竞争。上述纵向府际关系和横向府际关系涉及的部门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或者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或者属于一级政府的所属部门，在协调方面有渠道可以连接。例如国家体育总局和各地体育局是垂直管理关系，这种纵向的府际关系协调不存在太多困难。横向的政府部门:民政、体育、财政、公安、工商因其有共同的上级政府，对中央部委而言，其共同上级政府是国务院，对各省的部门而言，其上级政府是省级政府，因此，一般不会出现无法协调的矛盾。但存在另一种相对难于协调的异地府际关系类型，比如广东省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其协调的难度要高于上述两种类型。就体彩监管而言，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即异地府际关系，例如在打击非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网站设在广东，而参赌人员在江苏，如何合作治理则成为现实行政执法中面临的难以协调的问题。

体彩监管府际冲突的原因

形成和影响体彩监管中府际关系冲突的原因有多方面，利益冲突、缺少监督协调组织、法律法规不健全是核心问题。利益冲突是府际关系冲突的根本原因，矛盾产生时缺少相应的监督协调组织导致矛盾拖延甚至不断升级，而缺少法律规定则无法使体育监管走入制度化轨道。1．多部门的利益之争。部门关系的协调在很大层面可以定义为利益的协调，各政府部门所属公职人员也存在个人利益，是公共选择理论所界定的经济人，“公务员的‘经济人’假设肯定了其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3］，因此，存在部门利益是必然现象。当政府部门在监管体育偏离了公益视角而更多的关注部门利益时，府际关系协调冲突就会突现出来。从近十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来看，体育发行管理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益性，这与体育监管的多部门利益之争有关，对体育发行、监管以及体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在体彩监管的府际关系冲突中，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之间以及各个管理部门的利益之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缺少监督协调的组织。《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财政部负责全国的监督管理工作，财政部作为全国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对福利和体育有一定的管理权:制定监督管理制度和政策;监督管理全国市场以及的发行和销售活动，监督资金的解缴和使用;会同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提出公益金分配政策建议;审批品种的开设、停止和有关审批事项的变更;会同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设备和技术服务标准;审批发行机构财务收支计划，监督发行机构财务管理活动;审批发行机构的销毁方案。府际部门间未发生利益矛盾时，一切都会依法办事，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财政部的监督和协调则显得无能为力。因此，独立的位阶高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监管部门的组织机构是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的组织机构才能起到监督和协调功能。3．体彩法律法规的缺失。《管理条例》2009年7月1日颁布实行，但没有实施细则，发行管理的很多情况依然“无法可依”。《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2年3月1日颁布实行，这也意味着体育在“无法可依”的状态运行了20年，到2012年3月才进入法制化运行轨道。尽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公布，但其还存在缺陷。一是《管理条例》和《管理条例细则》都是由国务院批准通过，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层面，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因此其协调能力有限;二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缺少体育监管部门间冲突协调方面的规定:对财政部门和体育部门间关系、对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间冲突、对体育部门与公安、工商部门间关系等等如何协调没有具体规定。

构建和谐的监管府际关系

监管体制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体制内在机理发展完善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2)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

这需要政府对这一体系进行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构建我国的经理人市场，从外部强化经理人员的责任，形成市场产生的压力。第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形成规范我国信用环境的极大约束力。第三，成立信用担保中心和相应的配套机构。信用担保中心主要为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信用服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服务，承担对所担保对象的财务、经营状况的跟踪监督服务。

监管体制论文篇3

一、银监会各项职能的正面效应

（一）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二）分阶段逐步设立银监会的分支机构。在省一级建立一支业务精良、规模强大的监管队伍。待今后随着监管业务的发展，再根据需要逐步延伸到地市或县一级机构。这样，将有效地减小机构变更带来的不必要的震荡和机构设置过多导致的高昂成本。

（三）更新监管理念，真正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转变，从不透明的监管向高透明度的监管转变，从仅以审慎为目标向审慎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双目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只注重对金融机构合规性的监管，对风险的监管相对比较弱，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机构受条条框框限制，金融创新不足，但另一方面经营中的风险却被忽视，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放大。风险监管的理念就是要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借鉴国外风险监管的评级制度，将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结合，把工作重心放在对金融机构风险的识别、评价与管理上。其次，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要定期向公众公开金融机构的一些财务经营和统计资料，进而通过市场约束规范和制约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这也是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的基本要求。增强监管透明度，既有利于增进外部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也有利于约束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行为，强化可置信的监管威慑力，而且透明度较高的金融监管可向公众表明监管机构对当前金融运行情况的判断和政策取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的投资和理财行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监管体制论文篇4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管理体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物，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经过10年的建设，在机构设置、管理职能、服务方式、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行政服务中心是个新生事物，特别是在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规范之处，导致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发展不平衡。仅就辽宁省14个市级行政服务中心发展情况看，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一)职能定位不规范，职责权限不明确

目前，辽宁省的市级行政服务中心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职能和运行规则。如沈阳市、营口市不仅负有集中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职能，还担负行政服务的职能;沈阳市、大连市不仅集中办理行政审批事项，还负有政府采购、政务公开、行政效能投诉等功能。各地政府大都将行政服务中心的功能界定为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但如何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其职能定位仍然比较模糊。实际上中心既不是审批业务主体，也不是监督主体。从现实效果来看，中心只是一个行政审批受理窗口，中心管理办公室无职无权，对进驻的窗口单位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显得力不从心。

(二)机构名称不统一，组织性质不明确

职能定位不统一也充分表现在各市级服务中心的名称之中。目前，沈阳市称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大连市、丹东市、阜新市称为“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辽阳市、朝阳市称为“公共行政服务中心”;营口市、锦州市称为“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虽然各市的服务中心都是以行政审批为主，但名称的不同实质上也折射出其服务内涵的差异。行政服务中心是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的产物，虽然中央最近对行政服务机构的性质统一规定为行政机构，但各地落实这一精神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辽宁省各市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也不尽相同。大连市、营口市、抚顺市、鞍山市、铁岭市、锦州市等地行政服务中心属于政府的派出机构;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属于政府的直属机构。各市行政服务中心在行政级别上也不尽相同，抚顺市是有正局级单位;大连市是副局级单位;盘锦市、营口市、鞍山市、本溪市、辽阳市、铁岭市等则是正处级单位。

(三)法律地位不明确，隶属关系不清晰

由于服务中心最初是各地政府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而创建的，开始就缺少合法性依据。虽然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对行政服务机构的地位和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但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在制度保障上还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目前，辽宁各市级行政服务中心大部分属于政府的派出机构，但有的服务中心并没有出现在政府编制目录上。服务中心的领导在行政级别上一般与进驻中心的窗口单位领导为同级干部，当管理、协调和监督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时，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无论是从行政服务中心的机构属性，还是从领导级别上来讲，中心都没有对各窗口单位的管理权，所以也必然缺乏必要的制约。往往是出现问题时，需要有市级领导出面协调才能解决。目前，各市级行政服务中心隶属的主管部门也不尽相同。本溪市、大连市隶属市政府办公厅;辽阳市直接隶属市政府;大多数则没有明确的上级主管部门。从领导机构来讲，办公厅、监察厅、省编办、省改办等都管也都不管。由于上级主管部门隶属关系不明确，让各市行政服务中心无所适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中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此外，由于各地服务中心在机构设置、审批运行机制上不统一，加大了服务中心之间横向联通的难度，影响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整体建设和发展。

(四)人员编制不稳定，内部管理不协调

辽宁省市级行政服务中心的人员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心的管理人员，一类是进驻中心的工作人员。目前，中心的管理人员大多为行政编制的公务员，但也有例外的，如辽阳等地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为事业编制，参照公务员管理。这就出现了事业单位、事业编制来管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问题，从而给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此外，进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有些地方也存在事业编。中心窗口服务层的人员通常受到双重管理，即业务人员的人事关系、工资以及职位升迁等与业务人员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仍归原单位管理，而又在服务中心内部增设一个管理层对业务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评定，这就增加了对业务人员管理与监督的难度。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

(一)界定行政服务中心的职能

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其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政府集中审批和公共服务的办公场所，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定位的，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就是服务机构，主要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因此，行政服务中心的基本职能应体现为公共服务、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就政府服务来讲，公共服务的受益者不应该只是企业或一小部分人，而应将大多数公民纳入其中。这就要求服务中心既包含审批事项，也包含着便民事项，更应体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将中心打造成服务型政府的第一载体，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从发展趋势看，应将行政服务中心建成集“行政审批、资源配置、政务监察、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进一步拓展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规定，行政服务中心的职责就是对政府各部门进驻、委托办理的事项进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对进驻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日常考核;承担本级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这三项职责，前两项目前各地服务中心已经在履行，第三项职责是考虑到实践中有的中心除了履行前两项职责之外，当地政府还赋予了一些其他职能，比如公共资源交易等，这就为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际上，全国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的职责都在逐步拓展。天津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以行政审批事项为主线，构建了集行政审批服务、行政效能监察、公共资源要素配置和社会服务“四个平台”;成都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房屋产权交易、社保缴费、车辆上户等以分中心的形式纳入管理;珠海市行政服务中心和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体制模式，承担着对行政服务中心监督、管理、协调和服务的职能。大连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将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审批、电子政务和行政投诉办理等进行整合，形成了行政服务“五合一”模式。2010年6月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深化政务公开推进政务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大连市作了“五合一”模式经验介绍。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局局长马馼在会上要求全国各地不要搞职能“单打一”，要借鉴并实践大连市的“五合一”发展经验，以行政服务中心为平台，体现出工作职能的“五个统一”。将行政审批、资源配置、效能监察、社会服务等功能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是对现有行政服务中心功能定位的突破，对于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节约行政成本都有重要意义。这是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方向。

(二)规范行政服务中心的名称

网络化治理要求政府不仅成为黏合剂，而且能够把不同的机构组成有机的整体，变以前的分割服务为协同服务。行政服务中心是实现协同服务的平台，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载体，以“便民、利民、为民”为目标。那么，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的名称也应该体现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目前，我国各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名称各不相同。南方许多省称为“政务中心”和“审批大厅”;辽宁省多数称为“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四川成都武侯区成立了“行政审批局”，在全国首开行政服务中心纳入行政机构先河。虽然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的名称不尽相同，但可以从中归纳出若干相同要素:一是中心职能要素;二是城市名称要素，三是政府或行政要素，四是服务要素，五是机构形式要素。鉴于目前“行政服务中心”名称不能体现行政机构的性质，“行政审批局”也不能囊括“行政审批、资源配置、效能监察、社会服务”等综合功能。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的相关要求。我们建议:行政服务中心可统一更名为“XX市公共行政服务管理委员会”，组成“一委一办多中心”的管理格局。其中，“一委”是指一个“公共行政服务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公共行政服务事务进行宏观管理;“一办”是指一个“公共行政服务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公共行政服务事务进行中观管理;“多中心”是指多个“公共行政服务管理中心”，包括“行政审批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负责对公共行政服务事务进行微观管理。“公共行政服务管理委员会”应直接隶属于政府序列统一管理。在政府治理的大背景之下，这样命名更贴切地反映了服务中心组织机构的内涵，既包含了中心审批的职能，又将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其中，更体现了大部制整合资源、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优势。可以说，这不仅仅是机构名称的改变，更是行政服务理念的升华。名称的改变意味着由单纯追求提高效率，提升为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也为进一步推行机构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闯出了一条新路。

(三)明确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

整体性治理倡导组织的整合与重建，注重政府的整体性、协调运行，提倡重新整合功能相似或相同的机构，实行大部制的治理模式。目前，我国大部分市级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大多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一般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导致行政服务中心在法律地位上低于政府各职能部门，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并且受委托行政机关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许可;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许可。可见，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是行政许可领域内的唯一合法主体，这个特征就要求行政服务中心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应当从制度上理顺行政服务中心的机构性质和级别。中央《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明确规定，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是行政机构，应使用行政编制，配备少而精的工作人员。将行政服务机构明确定位为行政机构，可以说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要以大部制改革和《意见》为契机，将行政服务中心定位于一个具有一定行政级别、享有行政许可法律主体资格、具有实质性行政许可权力、赋予监管职能的政府行政机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行政行为的监管，避免成为一个“收发室”，充分发挥中心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服务的职能。［5］P106

(四)完善行政服务中心的机构

既然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是行政机构，管理机构规格由本级政府决定，其运行经费和人员办公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经本级政府同意确实需由部门单独设立的办事大厅，应当接受服务中心的指导和监督。我们建议尽早将行政服务中心列为政府序列部门，直接隶属政府统一管理。各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的级别应该高配。如果设立“公共行政服务管理委员会”，可以由市政府副市长兼任管委会主任，管委会设常务副主任，级别为正局级，负责全面工作。省级应成立专门的主管机构，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领导全省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各市、县(区)、乡镇和村成立四级公共行政服务机构，乡镇以下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构建起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要按照行政服务中心的职能设定内设机构，负责协助主任完成中心的重要工作，以及完成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可以参照大连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经验，设立综合处、协调处、行政处、监督处和政务公开处等。根据目前各地实际情况，建议各市应将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层定位为行政编，进驻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区别对待，负责审批的工作人员必须为行政编，负责便民服务的工作人员暂时可以为事业编，以后逐渐调剂替换，尽快解决好服务中心编制管理混乱的局面。同时，必须强化行政服务中心的人事管理权力。现行的业务人员受到双重管理，不利于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应该利用“两集中、两到位”的有利时机，把进驻中心行政人员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以及职位升迁等调度权完全交给行政服务中心管理。

(五)加快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监管体制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一、金融监管体制概述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结构的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基本要素：首先是体制参与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核心是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置、职责职权的依法定位；其次是如何监管，即为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体制的各种参与者按照一定方式有规律地相互作用，以完成特定的目的。可见，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涉及到对金融监管机关组织构成、职权的分析、金融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作用机制的分析等。

根据监管主体的多少，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一元化监管体制与多元化监管体制。前者是独家监管型，即只有一家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实行高度集中的单一型监管体制。后者是多家监管型，即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为两家或两家以上共同分工负责进行金融监管。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根据监管权限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的不同，又可分为一线多元监管体制和双线多元监管体制。实行一线多元体制的国家或地区，金融健全权力集中于中央，在中央一级又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负责监管。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以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为主题开展工作。实行双线多元体制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制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其基本框架如下：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中，美国的监管体制被公认为是最健全、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8Actofl999)，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金融服务产业的新纪元，美国金融监管也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双线多元监管模式。这种新的监管体系顺应了金融服务业混合经营、金融集团的发展趋势，在制度上实现了金融监管的创新。由于美国处于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的地位，因此。对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考察研究，将在构思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策略等方面提供诸多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复杂，联邦和各州都有权对银行发照注册并进行监督，即实行双轨银行制度。在联邦一级，有财政部通货监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银行监管机关。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银行监管机构。现分述如下：

(一)通货监理局

通货监理局是美国资格最老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是根据(国民银行法)于1863年建立的。只有向该局注册的银行才能称为国民银行。通货监理局在技术上受财政部指挥。不过实际上它的活动与财政部没有正式联系_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通货监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审查国民银行的注册和分支行的设置，审核银行的合并，收集国民银行业务的统计数据，并进行与国民银行体系有关的各项经济调研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并组织贯彻执行；检查国民银行的资本营运、贷款结构和数量、存款安全程度和贷款利率水平等经营情况，对经营管理混乱或违反金融法规要求的，有权命令其停业，进行清理整顿，有权撤换国民银行的正副行长和高级负责人员。通货监理局每年需向国会报告工作情况。

(二)联邦储备系统

联邦储备系统是根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成立的，该系统有以下3个机构：

1、联邦储备委员会

联邦储各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金融政策，此外还要规定金融规章、制度，监督管理下属的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业务。监督货币的投入与回笼：执行有关管制银行控股公司活动的法令，并作为联邦政府的人。

2、联邦储备银行

每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由参加的会员银行认购。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都必须是会员，而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

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联邦储各系统中指导公开市场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每四至五周在白宫开会一次，决定公开市场的方针政策，通过买卖政府证券、联邦机构证中国改革券和银行承兑票据以及买卖外汇等办法来调节市场上的银根。此外，还设有供咨询的顾问委员会。

(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于1933年。其宗旨是为了保险存款。防止个别银行的信用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而设立的。按规定，只要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银行都要求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未参加联邦储备系统的州注册银行是否参加保险可以悉听尊便。该保险公司的职责除了接受存款保险外。还包括审核检查批准投保银行的经营范围。设立分支行等：考虑投保银行送交的统计、报告；帮助面临破产的银行调整经营方向，组织清理和安排银行破产时资产清理。债务偿还等。为了保证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保险存款得到偿付，解除向银行挤提的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享有在紧急情况下向财政部借入资金的权利。

(四)州银行当局

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州注册银行。这些机构同时管理州内其他金融机构，如储蓄存款协会、信贷和金融公司等。一般来讲，它们的具体职责范围基本与通货监理局一样，各州之间略有区别，共同责任如下：批准新银行的成立，开设或关闭分支行机构，以及控股公司在州内的业务范围：审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帐册：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保障消费者与贷款者的利益。一般州的监督机构对银行的监督采取放松态度，许多银行都愿意向州银行注册，纽约市区银行尽管业务遍及全世界，但它们大部分是州注册银行。基本框架如下：

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各金融监管机关互有分工，各负其责，各有自己管辖的范围和重点，但各机关职责互相交叉重叠之处是明显的。例如，国民银行须接受通货监理局的监督，但所有的国民银行必须假如联邦储备系统并且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因此，国民银行属于三个不同的联邦监管机关的管理职权范围之内。那些参加存款保险的州会员银行必须同时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银行监督机关的检查和监督，分别向三个金融监管机关上交经营报告和统计资料。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而中国金融监管也形成了现行的多元化监管体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大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成立了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监管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自上而下相应设立了省局，市分局、县(市)办事处体制。而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内部设立了相应的监管部室，自上而下则建立了相应会、局(省、市、计划单列)的体制。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其基本框架如下：

四、中美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中国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异同，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

因为各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各异，信用发展程度不同，各个国家的监管模式相当多样化。而且，各国金融经营模式和其监管模式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可能实行统一监管，采用混业经营的国家也可能继续分业监管。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是有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而中国和美国采用的都是分业监管模式，虽然两国的经营模式不尽相同，但监管体制仍然坚持分业监管的模式，也就是将金融机构按金融市场划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领域，在每个领域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美国自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银行业走向了全能化，但是其监管体制仍然维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伞状监管，它不仅存在不同金融业务的监管主体还存在着不同级政府设立的监管主体。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货币监理局、美联储和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受联邦政府法的管辖。而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美国的保险机构则由所在各州保险监管局负责。中国的分业监管情况在前面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是，分业监管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如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差，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地带：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尤其针对全能银行进行的分业监管，容易产生重复监管问题。

(二)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

按照监管主体的标准划分，金融监管模式可以分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功能监管按不同金融业务的种类进行监管，如银行业务、保险业务、证券业务分别由一个监管主体的不同职能部门或由不同的监管主体按照不同的业务领域进行监管。对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均由同一个监管者监管。目前实践中的功能型监管模式表现为三种模式，即统一监管型、牵头监管型和伞形监管。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允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经营多种金融业务，如存贷款、保险承销和经纪以及投资银行等。但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开展业务，其主要职能是向联储申请执照、对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行政管理。对应金融控股公司这种伞状结构，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结构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ion)职能，并且与财政部一起认定哪些业务属于允许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的金融业务。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部分由财政部货币监管总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证券部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保险部分由州保险监管署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保险监管署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FunctionalRegulators)，如图4所示。

机构监管则按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监管模式。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统一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五、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时有其独到的优势，如可确保每家银行随时处于层层把关、处处防守的严格监管之下：多元监管体制使金融监管机关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又互相竞争的微妙关系，使任何一个监管机关都很难由于接受贿赂或受政治权势的左右而滥用权力、无原则地放松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监管的质量和效率。但这些有时的实现并不是无条件的，需要各金融监管机关之间密切配合、有机协调。各金融监管机关应在取得监管政策上的一致，避免金融监管规章制度上的矛盾或冲突，在监管过程中，相互磋商、有权相互索取金融检查与调查资料及各自拥有的统计资料，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拥有全部信息和权威以监控系统性风险，无法识别并制约个别金融机构危害整个金融系统稳定以及影响实体经济的不当行为，这在本次次贷危机中得到明显印证。此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很难采取高效率的联合行动以解决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突发性问题。美国所采用的功能性监管也导致了不同监管者在特定事项上的监管重叠。

监管体制论文篇6

1.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目前，财政部门还普遍存在着“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监管”，“重资金规模和数量、轻使用质量和效益”的现象。财政监督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合法合规性的检查上，而对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由于受部门利益的驱使，往往以各种方式争取财政资金，造成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压力逐年加大，另一方面财政资金浪费现象严重，挪用专项资金、虚报项目规模和数量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2.财政监督方式滞后。从目前财政监督的状况看，主要以突击性、专项性的事后检查为主，没有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这种单一、被动的事后检查型监督方式，在工作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极易造成监督盲点，并使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脱节，无法对各部门的资金运行实行全过程监控，使监督检查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不符合财政管理的根本要求。

3.财政部门内部缺乏监督机制，内部监督不到位。财政监督是对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监督”的传统观念，财政对内部监督不够重视，财政部门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如对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周转金使用等环节没有完善的监督拨付、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内部监督不到位，或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

4.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目前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职责分工不甚明确，容易造成多头检查与监督盲点并存的现象。在检查计划上不能相互衔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检查结论上不能相互利用，使得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能降低。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为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其监督的内容、方法、手段等也必然要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对此，笔者就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财政监督工作谈些想法：

1.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国家应围绕公共财政的要求，尽快出台财政监督法，提高财政监督法律层次，规范财政监督程序，赋于财政监督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权力，切实解决财政监督立法滞后的问题，增强财政监督的执法刚性。同时，加强财政监督的理论建设和课题调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财政监督的宣传力度。

2.积极开展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工作。从“财政”到“公共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的发展方向也应该是向绩效监督发展，即财政监督的重点应由安全性、规范性逐步向有效性转变。目前已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其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尚处于摸索阶段，但这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和重要的途径。

3.转变财政监督方式，逐步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事后的监督是消极的，它只是被动地等在财政活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要求或发生了违法乱纪行为之后才采取的惩治措施。惩处只是手段，有效的事前、事中预防和纠正才是目的，监督检查应更多地着眼于未来，这也就是积极的财政监督方式。因此，可将监督检查融入预算编制及执行的全过程，重视事前审核和事中跟踪监控，以确保财政资金不被挤占、挪用以及科学合理的分配使用，并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造成资金浪费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4.加强内部监督，完善财政内部监督机制。财政内部监督检点是本系统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监督对象是同事或朋友，因此，首先应纠正对内部监督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内部监督就是挑毛病，找岔子，是“自家人搞自家人”的错误思想；其次应在财政部门内部各环节（比如在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等环节）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从而规范财政资金的分配程序和拨付渠道，使每一环节的财政资金的运转做到有章可循，从源头上防止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同时，作为监督检查人员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不循私情，排除一切人为干扰，依法监督。

5.划清审计监督和财政监督的工作范围，使之各负其责，相辅相成。当前审计监督与财政监督在检查时间、内容、对象上有很多是相同和交叉的，造成重复检查，不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容易造成监督脱节，使监督不到位。财政监督应逐步加强事前、事中检查的力量，把监督寓于管理之中，逐步缩小事后检查的覆盖面，进一步突出财政监督的管理特色。还应建立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工作联系沟通制度，实行监督检查资源共享，降低监督检查成本，避免重复检查。

监管体制论文篇7

在对国资委的监督上也存在着问题，在新的体制下，国资委拥有了更大的职权，这种集所有权力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能提高效率，然而令人担心的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如何保证它的公平行使？在这里，最大的问题也许在于：如何保证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能够公平和公正地行使赋予它的权力，如何对其职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发现问题的根本目的是寻找可行的对策，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实践。 二、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 1、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这是国资委成立后所做出的和正在推行的一项受到普遍好评的制度，应该继续推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为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挑战，加强企业法制建设，促进企业依法决策和依法经营管理，2009年7月，原国家经贸委、中组部、原中央企业工委、原中央金融工委、人事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7部门决定在部分国家重点企业开展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工作，国家重点企业的法制意识普遍得到增强，企业法制工作力量得到充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促进了国有企业规范改制。近一年多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和目标，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迫切需要，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加快国有企业发展、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有力保障。 2、进一步明确国资委职责，真正实现政资分开 在国有资产运行系统中，政府具有政、资双重职能。所谓“政”的职能，即作为政权主体而对社会、经济实施管理的职能，就其内容可称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就其形式可称行政管理者职能；所谓“资”的职能，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支配国有资产的职能，通常称所有者职能。在计划经济中，政、资双重职能合一，即政府各个部门都兼有行政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由于政、资双重职能的性质、目标、管理范围和行为规则均不相同，所以，政、资双重职能合一有明显弊端，不利于政企分开，不利于平等竞争，不利于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1年)中明确指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进行改革。在《国有企业财产监管条例》等法规中，都肯定了这项原则。政、资双重职能分开，就是要在政、资双重职能之间建立一种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亦即二者相对分开的关系。在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这是必须应该坚持的一项原则。应该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职责，将一些行政职能予以取消，使其真正扮演出资人的角色。 3、转变观念，有力推进改革进程 长期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其实就在于一个观念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从固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模式中摆脱出来，依然奉行那种思维，是很不利于改革的推进的。我们所应做的是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重要性，理解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深刻内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治本的问题。 4、推进配套法规的出台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有赖公司法的完善。一切只有在法律的有效规制下才可以保障其有效运作。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也是其中的一个应有之义。 5、引入信息披露制度 国有资产的蛋糕越来越小，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现在已经有不少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例子。因此，很多人问：这次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不是又一次致富的机会？从过去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国有资产产权无论如何分配，最终总要由某些具体的个人来行使，这个典型的问题如何解决，其实是很头痛。因为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市场上运作的，必须依靠于当事人的商业判断，而无论是事先审查还是事后审查，对于商业判断往往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个体制，既让商业判断发挥作用，又可以保证这种判断不会被当事人滥用。在中国，目前的市场发展并非完善，市场的纪律作用表现也并不明显。司法独立也还是正在进行中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盼望很快出现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构，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起到保证严格司法监督的作用，恐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借鉴一些证券法上的制度 ，特别是多涉及国有产权的交易充分实行公开原则，通过信息披露和舆论监督进行补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证券法上的强制性披露机制引入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各企业（不论是否是上市企业）将涉及国有资产的重大交易的情况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对公众进行披露，只有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发挥“阳光防腐剂”的作用，才能有效地予以监督和控制。当然，公开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地是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因此，如果没有事后的监督手段，仅仅要求公开的信息披露，也许我们最终会收到的是一大批一钱不值的虚假材料。在这方面，保证有关机构的有效监督，保证司法机构的最后救济，以及加强舆论监督也是相当重要的。

监管体制论文篇8

银行监管理论发展探讨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引起中国的经济学家、金融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尤其是即将走过三年历程的中国银监会，在以勇气和智慧开启中国银行业监管新局面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制度框架的构建工作，其探索和创新更为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银行监管理论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加快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建设和总结，本期《理论前沿》周刊专门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介绍。

阎庆民博士曾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出版过《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研究》等多部专著。他认为：总体来看，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银行监管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银行监管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防止银行挤提，到后来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银行风险监管。发展到现在，银行监管问题已分化为并表监管、功能监管、跨境监管以及弹性监管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问题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领域（如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汇率理论、利率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一样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量理论性的观点、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类文献中，为阐述特定问题而出现。在此情况下，银行监管研究与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社会利益论、乔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论、佩茨曼价格决定模型、波斯纳管理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的管制辩证法理论等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银行监管问题研究，一些其他经济管制部门（如电信、铁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银行监管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经济学界的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银行业监管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正是根据上述研究方法，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原因进行了研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有的是从监管的原因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实际效果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机制出发，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金融市场失灵论、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等理论解释。阎庆民博士通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一文为我们阐释了这些代表性理论的精华所在。

潘文波博士来自银行监管一线，对中国银行监管工作探索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努力有着切实体会，他通过《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一文展示了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的有效尝试。

新春伊始，我们推出本组文章，希望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加入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国际视野与本土资源的双重优势，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理论探讨也能成为最前沿的金融学术研究。 （姜欣欣）

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