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制范文

监管体制篇1

关键词：证券监管体制监管风险自治能力风险转移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概述

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前，证券市场由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管理；二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后．由他们和有关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三是证券法实施后的阶段。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总体而言是国家型监管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体制的复合体。随着证券业的发展，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的缺陷愈加明显，表现为：

第一，证券监管主体定位不明确。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中，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临时议事机构，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管理执行机构，属于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宪法并没有把相应权力授予非部委机构和事业机构。证券委和证监会存在的法律依据和作为政府部门设置的依据不足。

第二，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不明确。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讲，证券市场出现许多问题，如公司造假案、上市公司高管失踪案或携款潜逃案、大股东侵占公司资金案、非法操纵挪用客户资金案等无一不与监管不利有关，其主要症结是证券监管机构不积极作为造成的，原因是监管机构职责不明确，本该是积极作为的职责变为一种消极职责。

第三，我国缺乏集中、统一、权威的证券监管主体。国务院证券委是全国证券市场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关，但是他没有专职人员，很难履行管理职责；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执行机关，其他有关部委如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地方政府等虽各有分工，但很难协调，出现政出多门现象。没有集中、统一、权威的监管主体则会出现互相制肘而又互相推诿的情况，使证券参与主体：j己所适从，证券规则之间互相矛盾，造成证券市场混乱。

第四，证券自律组织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程度极为软弱。我国的证券业协会形同虚设，上交所和深交所作为同一层次的交易场所，为争夺上市公司，互相之间展开恶性竞争，无法对会员公司实行自律管理。这是因为自律规则不完善。证券组织内部机构不健全，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监管机构的过多干预抑制了自律组织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没有把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问题放开手，使他们自身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当然同时也抹杀了他们自身的创造性。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变革的具体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现有证券监管体制的最大症结是政府和市场不分，证券监管机构职能和自律组织的本职不分，证券监管机构管的过多、过宽。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英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明确界定自律组织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凡是能通过行业自律组织解决的问题就由自律组织解决，充分发挥自律组织在风险防范中的一线缓冲作用，避免证券监管机构始终站在风头浪尖，承受过大的社会压力，逐步建立以自律为基础，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体系。《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修订就是这一思路的极好体现。

第一，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公司实现自治的基础。(1)修订后的《公司法》突出了董事会的集体决策作用，不仅增加了董事会的决策范围，而且《公司法》根本改变了董事会的决策机制，公司的董事会再也不是董事长一人说了算，而是集体决策，既防止公司个人专断，又导致公司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从另一方面说，也强化了对董事长的权力制约，保护了其他董事的利益和决策权。(2)修订后的《公司法》强化了监事会的作用。《公司法》增加了监事会的职权，还明确规定监事会有对董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的权力。这样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合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分工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使公司的法人机制更加健全，为公司自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增加公司自治内容，这是开启公司自治的开端和尝试。(1)改变原有的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这不仅活跃资本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也给予公司更大的活动空间，无疑对公司的自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修改后的《公司法》把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提高到70％，这一改变既保护了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也便利了公司的投融资活动，赋予其更大程度的自治，政府及监管机构不再过多的加以干预。(3)公司的上市、暂停和停止不再由公司法规定，而把决定权交给了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也就是说中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要以更加超脱的地位来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不再干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是证券市场自律性的基础。所以，《证券法》的修订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在法律上确认证券发行保荐人制度，保荐人制度的实质就是证券发行担保制度，其目的在于减少证券发行风险。(2)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以防其通过各种手段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减小证券市场风险。(3)引入预披露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人预先披露申请发行上市的有关信息防范发行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发行资格。

第四，健全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这是证券市场平稳运行的保证。修订后的《证券法》要求证券公司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范公司和客户，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严禁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证券帐户下的债券、基金、股票等证券资产；证券公司必须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

第五，规范证券交易秩序，这是加强证券市场自治的保障。(1)关于公开发行，在立法上首次界定公开发行的含义，从而使证券发行更加明确，更加有法可依，这是规范证券市场秩序的第一步。(2)立法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这一概念。禁止内幕交易的力度加大，从而减轻证券市场的外部风险，加强安全性。(3)关于操纵市场，修订后的《证券法》删除“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这一目的性要件，使得操纵市场这一行为更加容易认定，其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第六，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大的自，这是实现监督风险转移的关键。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为证券发行人提供筹集资金的场所，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直接面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商和广大中介机构，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这种特殊的角色、职能和优势，客观上要求证券交易所承担起对会员公司、市公司、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责任，扩大交易所对交易市场运作与异常波动的实时监控舣和调查权；建立交易所对会员公司的常规审查和定期抽查制度，发挥其信息优势，及时发现风险隐患，保证证券市场在正常的风险状态下运行。这次证券法修订的最大亮点是增加了证券交易所对不予上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权。《证券法》也不再规定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改为由证券交易所去规定，把本属于他们的权力进行归位，这解决的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是监管风险的转移问题。超级秘书网

三、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变革之意义

第一，监管机构定位更加准确。我国的证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隐形担保市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隐性的契约，即政府以国家信用的形式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进行担保，这种担保没有体现在正式的契约之中，而是通过国家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和风险控制来体现，通过一系列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和政策调解来保证市场的运行与控制市场风险的高度聚集。但是这些导致了市场畸形发展，过度投机，面临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的定位是解决这砦问题的根本。

第二，监管机构监管风险减轻。原有的证券市场其实各种风险都存在．监管机构压力过大，既要对市场的正常风险进行控制，还要对非正常风险进行控制，而这风险本该由公司和证券交易所自己承担，由他们自己来控制，不应由监管机构负责，这样会造成该管的事管不好，不该管的事不仅管不好，而且管不了。经过完善机制，转移监管风险后监管机构能站在更高的位置，以更加宽广的视角解决宏观问题，能更好的解决公平、效率及权益保护的问题，自我监管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监管体制篇2

内容摘要:在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比发现，当今世界金融监管的主流模式已经是综合监管，各国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仍然保持着极其重要地位。中国在加入WTO后,为了应对加入WTO后来自金融强国的激烈竞争，本文就目前我国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利于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模式；监管体制

一、欧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金融体系的变化相适应，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监管组织、制度和技术上的创新和改革。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创新的主要标志，一方面是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废止了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分业监管的银行制度，代之以金融混业监管。另一方面欧洲则积极推进统一金融监管组织和制度的金融监管创新。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首先表现为金融监管主体法律地位和监管组织、制度的创新，世界监管制度趋同化、监管组织统一化的趋势，是世界金融监管创新的主流和方向。本文将以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各国监管体制的特征。

二、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总体趋势

纵观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综合监管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主流模式。美、德、英和日已经采取了综合监管模式，只有法国仍采取分业监管模式。在综合监管模式中，美国是美联储的综合监管和其它监管机构的专业监管相结合，其它国家则为独立于央行的综合监管机构与央行合作进行监管，分业监管的法国正在考虑向综合监管转变。

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分离的趋势不明显。在实行综合监管体系的国家中，德、英、日等国的监管当局独立于央行。德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成立了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银监局，但1999年以后，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权转移到欧洲央行，德国正在考虑将综合监管职能放回德意志联邦银行。英国和日本在最近两三年才陆续建立独立于央行的综合监管当局，日本实际上是将监管分别从大藏省和财经部的控制下分离出来，同时加强了央行的监管职能，增设了检查局。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监管模式。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准人的管理和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以及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理并采取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的制定。由于改革相对滞后的原因，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

金融监管体制是对金融监督管理活动进行规范的一整套组织制度，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金融监管的效果。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中央级监管，还是地方级监管，监管机构都受制于政府部门的指挥和管理，缺乏独立性，不能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二)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金融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对金融机构的各种经营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是保证金融监管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规程序实施，杜绝随意性，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基本要求。

(三)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不利于提升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代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之相适应，综合监管体制亦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我国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原则规定，商业银行的资产只能发放贷款，不能从事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活动，不能通过资产多样化实现投资风险的分散，使金融部门的业务受到严格的管制。

(四)金融监管手段落后，监管的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准人审批，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地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

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从制度上保障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在政府监管主体的设置方面，由于金融监管的范围涵盖整个市场，尤其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活动的复杂性、金融市场失灵现象的广泛性和金融行业的专业性，要求金融监管体制采取独立型的监管主体。随着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设立独立、超脱、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具有明显的一致化的倾向。

(二)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督约束机制

一个完善的监管体制还应包括对监管者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监管机构纪检部门的力量，建立纪检部门对监管工作的调查制度，明确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职责，制定对违法监管、执法不严或失职等行为的处置办法，定期公布有关监管信息，增强监管的透明度，扩大和完善社会公众对监管者的举报制度。

(三)加强国际层面上的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水平

加人WTO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外资银行将更多地在我国从事金融服务业务。由于跨国金融机构拥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广泛分布的机构网络，这就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以国家为单位的金融监管已经不可能对其境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行全方位的监管。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从而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并积极在国内全面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标准。

(四)充分重视对资本充足性和内控机制健全性的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应从对监管对象各项业务合法性监管转向对资本充足性和内控机制健全性的监管。如对银行的监管，监管机构只集中对法人机构进行监管，即对银行总行进行集中监管，而对分行则主要通过对总行的内控机制健全性的考查得出结论，同时要求分行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将数据上报总行。

监管体制篇3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金融监管的职责和权利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其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按照何种方式进行监管以及由谁来对监管效果负责和如何负责的问题。由于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各国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金融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金融业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为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在摸索符合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所谓的“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业分立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国务院是金融监管的主体,它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发挥监管的职能,发挥着核心作用。2003年10月,经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保留了中国人民银行为履行其央行职责所必要的金融监管权力。至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我国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并依据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银行业监管法的规定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从体制上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属于“一元多头”,即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金融主管机关和相关机关分别履行金融监管职能,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及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审计机关、税务机关等分别履行部分国家职能。在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地位,是全国金融业的最高主管机关,它不仅负责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还要从宏观上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予以指导,以保证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银监会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保监会负责对全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统一监管。同时,我国法律还规定有有金融业的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作为辅助监管。自律监管包括金融机构自我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社会监管主要是指中介机构的监管。

三、现在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的协调性不够

监管协调性差是分业监管体制的固有弊端,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文化,导致三家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大,效果差。这些部门均为独立的正部级单位,自成系统,各司其职,条块分割,易形成部门利益,造成监管真空和磨擦,给跨业违规以可乘之机。此外,当发现问题时,由谁牵头,由谁做出最终决定等,都有一定难度。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并严重影响监管效率的提高。

(二)监管目标不够明确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三)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行政监管,并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大多数是一次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金融监管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往往是忙于事后救火。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结合效率不高。信息的不对称,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和信息网络,缺乏金融监管体系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系统,社会中介机构会计审计等社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市场约束力薄弱,金融监管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金融业开放缺乏整体战略,单纯的分业监管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监管体制篇4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4.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监管体制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存在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简要历程

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从而使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金融管理体制宣告结束,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针对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在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应首先建立金融监管的合作制度,使三大监管机构在各自独立行使监管职能的同时,有效地协调彼此之间的权责,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其次,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

二、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时间较短,在金融监管的方法手段、技术条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金融监管内容过于狭窄,其金融监管仍偏重于合规性监管,严格的管制极大地遏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涉及不多;监管措施的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违规处罚中缺乏严厉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有效性。其次是金融信息披露滞后,信息披露滞后于监管和外部市场约束的需要,我国金融机构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制观念不够,数据资料编报的随意性较大,信息披露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金融信息披露的范围小,内容比较单一,信息不完备,缺乏专门的金融信息开发和传播中介机构,使得金融信息在低水平上传播和利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和利益约束机制,内部监管乏力,导致银行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需处置,同时,还面临着大量存款需找出路却又“惜贷、拒贷”的尴尬局面。监管目标不够明确;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措施不力;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等。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措施分析

1.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维持安全的目的。要提高对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认识,金融机构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内控建设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常抓不懈,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助于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发挥作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着力于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完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金融机构应将引入竞争机制作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坚持奖惩分明。

2.大胆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第一,合理设置内控机构。以我国商业银行为例,虽然较为普遍地设立了内部稽核机构,但目前多数归各分支机构管辖,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利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任何问题。第二,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利用计算机这一现代化工具,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第四、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4.逐步完善金融立法

监管体制篇6

一、美国监管制度的演化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证券监管奉行的是“监管机构评审为本”的许可审核制度,由各州根据所谓的“蓝天法案”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处理许可或不许可市场主体的业务申请。“蓝天”法案的用意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各种骗人的投资计划所蒙蔽。据说,这一法案名称源于“禁止将蓝天作为建筑用地出售”判例。然而,这种监管方式实际未能阻止大量本质上属于诈骗的招股计划。

在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的立法演讲中倡导建立以披露为本的监管体系,他这样说:“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够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可能引致人们认为联邦政府认同或保证有关的新发行证券稳健可靠,或其价值将可维持,或其所代表资产将能够赚取利润。然而,我们有责任坚决要求所有在美国州际商业环境发售的新证券,均向投资公众提供广泛且全面资料,不得隐瞒任何关乎该次发行的重要信息。”

这一建议是在“买者自负”的古老法则之上,增加了“卖方也要自己负责”,即将披露全部真相的责任完全交由卖方承担,以促进市场诚实地进行证券交易,重建投资者信心。1933年通过的所谓的“证券真相法案”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由许可制转向了注册制。

二、美国注册制监管机制

1933年通过的“证券真相法案”建立了注册制监管体系架构中的一个支柱,即制定披露信息的格式,指出发行人必须披露信息。而且这些披露项目须以规范的表格的形式出现,随着1970年代电子化信息披露系统(EDAGR)的采用,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规范化。

1933年证券法的另一个支柱,在于把披露全部事实真相的责任放在证券卖方身上。法案第11条明确指出:“凡购入已注册证券而其后蒙受亏损的人士,如发现下列的情况,即可对有关发行人、其董事、签署注册报表的高级人员、包销商、会计师以及其它名列报表上的专业人士提出:

“注册报表中任何部分(在该部分已经生效后)载有关于某项重要事实的不确陈述,或没有说明一项必须在该报表中应加以说明以使报表中的陈述不致误导的重要事实。”

在实际执行时,这条法例的后半部(即不得遗漏任何会影响完整理解之事实的责任)被证明是最严格的规定。面对根据第11条采取的法律行动时,被告只能以“已做出应尽的努力(DueDiligence)”作为主要的免责抗辩理由;不过,这项理由却不适用于发行人。

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案”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联邦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负责审阅注册报表,但其审核重点只在确保报表披露所有应披露的项目。SEC不会“审准”有关报表而仅是“宣布”该注册报表正式生效。至于发行人招股后所作的披露,SEC也只是选择性审阅。通常SEC不会就发行人其后的披露提供意见,坚持由发行人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发行人进行首次公开招股后,SEC的角色基本上就只是在维持秩序,由场内的发行人与投资者自行“讨价还价”。

不过,SEC在审阅信息披露中仍拥有重大的权力,它将大量审查信息披露文件作为日常工作,从中主动发现信息披露违法,为信息披露处罚的有效性提供保障。SEC的听证和调查,可以推迟公司注册表生效的时间;只要有足够理由,SEC可以通过法庭程序,从法院申请禁止令,终止注册表的效力,公司因此将不得发行股票,当然,公司也有上诉的权利。在出现违规行为时,SEC可以没收充公违例者的收益,撤销有关交易;也可以上诉到至法院追究对发行人和有关人员的民事责任,或禁止或终止相关人士担任有关公司的董事或行政人员;更严重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刑事诉讼。此外,SEC拥有行政纠正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透过内部法院制度,自行委任行政法法官审理个案,其中包括有权向证券专业人士课以罚款、对触犯美国证券法例的事情颁布“终止及停止”禁令,以及撤销专业人士如会计师的专业资格。

由此可见,美式的披露为本监管制度不仅包含披露内容的详细规定,更具备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发行人切实遵守有关规定。

在SEC和1933年证券交易法第11条赋予的私人诉讼这两种执行机制中,一般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通过法案第11条,美国政府就等同授权所有公众投资者作为监管人,去保护自身的权益。

至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强弱悬殊的问题(大部分发行人都比一般投资者财雄势大)又如何解决?这种对等关系依赖于美国司法制度赋予个人诉讼者的权利:一般公民可提出集体诉讼(ClassActions),以及美国律师接受胜诉后分取原诉人赔偿作为律师费的惯例(ContingencyFees)[1]。

除了SEC和个人投资者外,美国市场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的顺利运作,还要依靠第三个“执行制裁者”——市场本身。在披露要求向来严格的市场,发行人的披露稍有不足,即会受到投资分析员口诛笔伐(在一个允许做空的市场上专业研究员的数量常是衡量市场成熟程度的标志),投资者也会抛售股份以示“惩罚”。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市场,一家企业的披露水平与其资金成本有着负面相关性。

究竟美国的监管制度是否完全以披露为本?在联邦层面,大致是如此。但在州的层面,个别州仍保留本身的“蓝天”法例,以规范非上市证券的发行。与此同时,各交易所亦有种种关乎质和量的严格规定,以便将它们认为不适宜在当地市场上市的发行人拒之门外[2]。因此,美国监管制度的基础可说是披露为本,但在此之上却同时附有重要的监管机构评审元素。

三、美国式注册制监管制度的缺点

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也存在缺点。首先,它依赖诉讼行动,由于它的运作有赖于市场间接的行动(即要由个别人士采取行动而非由监管机构直接界入),因此,一些缺乏机制支持这些间接行动的市场,就未必能采用美国式的披露为本监管制度。其次,美国式的监管制度高度依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平、健全的司法制度以及集体诉讼和胜诉收费的机制。发展中国家未必拥有这些条件。再次,披露为本的制度会产生繁多的信息披露,可能令一般投资者难以应付和理解。最后,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容易招来很多不必要的诉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诉讼费用一直是循司法途径追讨证券赔偿的一大障碍。例如,在英式制度下,原诉人事先须支付律师费,同时如果一旦败诉,更要承担与讼人的所有法律开支,这对原诉人是双重打击。相反,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原诉人毋须事先付款,败诉时也不必承担与讼人的费用。原诉人提出的成本最多只是自己的时间心力,所有费用皆由其代表律师承担。而原诉人律师可在胜诉后,在所获赔偿中收回律师费。因此,要实行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律师行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些可能延宕多时、最后亦有机会无疾而终的个案。

监管体制篇7

关键词：股票市场；行政监管；自律监管；社会监管

一、市场监管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严重滞后，表现在虚假信息、操纵价格、内幕交易、极限投机等多个方面，而在监管职能行使中表现为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完善、措施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情况，可见该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

1.行政监管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分为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和各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两个层次。但至今《证券法》依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某些法规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可操作性差。其次是决策的政治因素不可避免。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法律地位是由国务院确定的直属事业单位，其更多是对政府而非投资者负责，不排除为了国家或政府的利益，损害市场投资者利益的可能性。政府出于维持股价，调控指数的需要，政策出台呈现非系统无连贯性，于是出现如“政策市”、“消息市”等现状。

2.自律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在成熟的集中立法管制模式下，证券交易所和政府证券监管机构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我国证券交易所受政府证券监管机构干预较大，难以确保其自律监管。二是与行政监管分工不明确。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清晰划分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对交易所会员、上市公司和证券交易的监管权。在对证券公司和经纪业务的监管、内部控制、财务控制，证券交易行为，信息披露等的监管权高度重叠，但却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定。三是没有行使法律制裁的权力。深沪交易所成立至今，碍于稳定市场和投资者的需要。仅正式使用过几次通报批评和警告这两种轻微的处罚方式，更别说暂停业务或者取消会籍等较严厉的处罚了。实际上。除了席位管理，其他的监管手段基本上只停留在纸面上。

二、股票市场社会监督力量的崛起

真正完整的监管机制应包括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自律性监管和社会监管三个层次。而社会监管在利益为根本前提下往往被忽视。

1.社会舆论监督。投资者是会计信息的最终需求者，以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因而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是自发的。事实上，“银广夏案”、“蓝田案”等一些要案的水落石出，正是由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媒体天然的特性是聚集与传播信息，其有动力报道事实真相以获得市场的青睐，这正是股票市场有效监管的另外一种方式。安然事件真正把其送上断头台的，就是市场力量与媒体。

2.社会监督组织。我国社会监督组织包括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其对构建社会监督环境具很大意义，出具的专业资料也更具权威性。另一种新兴的监督组织是私人调查机构，他们运用调查性新闻技术以及全球业余的与专业的股票侦探网络调查上市公司财务状况，鉴别可疑的公司，已成为有明确目标指引的长期的初步制度化行为。较能有效地遏制证券欺诈。

3.社会监督的缺陷

首先，中国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加上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成本高，专业知识不足等原因，大多问题都是在惨剧发生后才被暴露。其次，个人揭露上市公司不法行为的成本太高，除了时间与金钱，在对抗上市公司这样强大实体时还将面临其他风险。再次，机构投资者作为真正对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执行方，因其营利性质，注定为自身利益而舞弊的可能性。当独立性的要求和职业道德与利益发生矛盾时。靠行业规范和法律规范平衡道德风险的制衡机制可能失灵。

三、股票市场社会监管体制的可行性发展

1.非营利监管组织的建立。发达国家将社会经济结构分为三大部门：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NPO)。NPO的初衷是民众在市场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下，自发通过此种形式来维护与增进福利。因其不以利润为最终目的。不会降低质量以求取组织的利益，信赖度较高。社会监管成员多来自一线的专家，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小，专业化程度更高，具有更广泛的利益代表性，有助于降低监管规范的执行成本。监管规范制定过程中，各方集团既存在利益冲突也存在共同利益，因而都具有足够的行动激励，以充分沟通和博弈，不断细化和协调对监管规范的具体解释及认识的一致性，有利于其有效执行。

2.社会监管的法律地位与职能。法律地位是社会监管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基础。法律机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本人在此提出几项建议，希望通过法律授予特定NPO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具体权限，将NPO监管与政府监管、自律监管有机融合在一起。(1)确立NPO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使其不受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干涉与影响；(2)允许NPO对上市公司及证券交易商、经纪人的相关财务资料有请求权与查阅权，对后者违背相关监管法律法规之处，可予以公开并呈交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处置；(3)NPO可制定并公布示范性监管规定，协助修改与补充各项监管规定中存在的漏洞或冲突之处。(4)NPO可定期报告，对证券市场运行状况进行评估。此外。通过法律与政策措施为此类NPO创造优惠环境，补给其资金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集中立法型导向国家如美国。还是自律型导向国家如英国，以及混合型监管导向国家如德国，社会监管都应成为政府机构实施监管的重要辅助。我国应注重独立的社会监管机构的作用，使之成为在政府授权与指导下辅助监管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一个世界共同的趋势。

参考文献：

韩螈，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加强与完善[A]，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9)

监管体制篇8

一、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存、生活质量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市场监管体系日趋成熟，成果显着，但是在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并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后果。如天津滨海新区的“812爆炸事件”，造成了100多人遇难；近日来深圳等地学校的“毒跑道事件”，使学生不能正常学习等。深入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由于“五重五轻”，造成了监管着力错位、监管能力不足、监管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完善“监管者、市场主体、监管方式”三位一体的市场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提升市场监管能力的关键所在。

（一）监管者。监管者包括：（1）政府职能部门。当政府部门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后，监管手段方式也要随之跟上，保证市场的良序运行；（2）行业协会。赋予他们相应的地位和权限，使之形成政府与社会在市场监管中的合力；（3）社会公众。他们是各种市场行为的直接承受者，或是出于内心正义、或是出于外部利益，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监督市场中的各种违规行为；（4）市场主体。他们靠法律、市场信用体系等形成自律，从根本上杜绝各类违法事件的出现。

（二）市场主体。泛指参与到市场运营中的各种组织，主要是企业、公民或事业单位等。市场主体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但同时要落实好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责任。

（三）监管方式。可实行部门联合监管、强制标准、责任追究、舆论监督、信用体系、行业自律等监管手段。

二、树立服务理念，确定监管者责任

（一）克服畏难情绪，主动做好工作。随着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下放，很多政府部门对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存有畏难情绪，因为权限下放了，责任并没有下放。“谁审批，谁监管，你取消本部门的审批，但由此引起的一切监管责任由本部门负责！”正因如此，很多人怕担责任，怕丢了乌纱帽，主观上并不愿意下放权力，但又不得不下放。要解决此问题，政府部门人员首先应从心理上克服畏难情绪，树立公仆意识，主动做好工作。

（二）认真学习法律，提高自身素质。监管者要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落实好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市场监管之间的关系，明确监管是市场外的裁判，而不是市场中的运动员。明确政府的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促使市场主体创造财富。

（三）机构独立运作，保证公平公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才能保证监管结果的权威性和被接受性。因此，监管机构，特别是行业协会应独立运作，才能保证监管的公平公正性。如果监管部门频繁受上级领导干预，甚至与之不分彼此，则很难保证公正独立地行使监管权。

（四）推行综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目前，我国的市场监管很多是分段和分部门监管，这固然可以使之相互制约，避免职权滥用，但客观上也造成由于各部门利益不同难以形成合力的现象，并由此出现监管上的重叠或空白。因此，应整合市场监管主体，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可与大部门体制改革统筹考虑，相对集中执法权，组建综合性、强有力的市场监管机构，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统一到一个平台上来，使监管者能够对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进行全过程的监管，实现监管效能新突破。

三、创新监管方式，激发市场活力

（一）监管对象由市场主体转向市场行为。改变以往监管对象主要是针对市场主体资质、资格的监管方式，转向重点监管市场主体的行为。降低门槛，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但同时强化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让企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出现问题自己买单。通过这种转变，使市场监管机构把主要精力放在企业不正当行为的监管上，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二）监管标准尽量运用强制性标准。采用强制性标准是最理想的监管方式，但也不能将其无限放大，可以将其作为监管的底线。在国务院的文件中设定了强制标准适用的三大范围：第一，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第二，国家安全；第三，生态环境安全。主要监管市场主体的四类行为：一是垄断行为；二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三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四是假冒伪劣行为。市场主体严格执行标准，监管部门依据标准严格监管。

（三）监管基础实现统一数据平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探索互联网和“互联网+”下的政府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现有的数据，加强数据分析应用，实现数据共享，将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合二为一，方便使用，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采用了监管信息共享管理试行办法。如果一级政府的事中事后监管平台暂时难以统一的话，也可以采用统一的信用监管平台，如天津市市场主体信息公示系统，这样也能保证监管的高效和准确。

（四）监管手段采取多样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多媒体在不断地涌进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监管手段也应与时俱进，避免单一的监管方式。如可以采用微信、微博等手段，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或匿名举报，既保护了举报者，也能扩大监管范围，使微信、微博的用户成为了潜在的监督员，助推了群众监督。但在使用该方法时应避免侵犯隐私、网络暴力等。

四、促进企业自律，引导行业发展

（一）加强企业自律，主动约束行为。由于目前市场普遍低迷，经济下行，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企业行为频繁碰触法律底线。固然我国有各种法律去规范企业行为，但企业不能只依靠被动的政府监管，自身自律其实更加重要，否则就会被无情的竞争洪流卷走。

（二）源头追溯倒逼，迫使企业规范。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食品行业监管，借鉴我国古代和近代国外对产品质量管理的方法，每一件产品标有生产者的名签或编号，出现问题后严惩不贷。目前，我国已有部分省份试点食品的追溯，但由于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较高，还没有被顾客和企业广泛接受。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成本的不断降低，这必将是食品市场监管的趋势。

（三）借助行业协会，实现立体监管。相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而言，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具有草根化的特点，他们更接近于市场主体，因而更能充分了解关于行业、产业的整体知识和信息，可以更为灵活、更为快捷地应对市场变化，形成为行业所接受的规则。所以，政府可以借助行业协会的自我规制，有效地弥补政府监管层面的不足，进而实现对于企业的全方位、立体化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