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立法论文范文

监管立法论文篇1

关键词:监督过失;领导责任;

一、监督过失罪内涵的界定

(一)监督过失的理论源起

监督过失的概念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和广义的监督过失。所谓狭义的监督过失,是指处于指挥、监督地位的行为人(监督人)怠于履行监督义务,致使直接行为人(被监督人)的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广义的监督过失,指狭义的监督过失之外的包括管理过失的过失。①管理过失是否属于监督过失,学者持不同观点。②本文姑且回避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仅在狭义上讨论监督过失问题。

监督过失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其产生有着深远的社会背景。上个世纪中后叶,战后的日本经济处于迅速恢复并急速膨胀的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同时带了来新的社会问题,环境公害问题日益凸显,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大多数责任事故中,直接行为人因存在罪过而需追究刑事责任自不必待言,但是在生产经营中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因过失未尽监督管理义务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呢?若不予追究,显然于情不合、于理不符。但予以追究又缺乏法理依据,因为按照日本当时的过失犯理论,过失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就是行为人对结果预见义务之违反(旧过失理论)或者对具体的结果避免义务之违反(新过失理论),而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认定行为人对具体危害结果有预见可能性或者避免可能性非常困难。为了破解这一“囚徒困境”,日本判例法突破传统,在危惧感说(新新过失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其以1973年“森永公司奶粉中毒事件”最具代表性。③在这起致多名婴儿砷中毒的事件中,高松高等裁判所最终以业务过失致死伤罪做出有罪判决。该有罪判决旗帜鲜明地采用了过失犯理论之危惧感说,认为对药店将“松野制剂”作为磷酸氢二纳出售虽然是不能预见的,但是在购入了与预定不相同的物品时,使用这种物品应当有不安感,这种不安感就是对危险的预见。自此以后,监督过失理论在日本刑法学界得到广泛探讨。

(二)监督过失的表现形态

监督过失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仅体现在业务关系中。业务过失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上的业务过失包括狭义上的业务过失和职务过失。狭义上的业务过失一般是指发生在特殊业务中,行为人由于“怠于业务上必要的注意”④,使犯罪事实发生的场合。职务过失侧重于指公职人员在对国家事务管理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不负责任的原因,给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情形⑤。关于监督过失的适用范围,日本刑法理论中有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即“监督过失是一定业务活动关系中的过失犯罪,在业务活动关系以外不存在监督过失”。⑥因此,日本刑法理论中的监督过责任不存在于职务关系领域,仅体现为业务关系中对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生产经营管理者的责任。

监督过失在我国《刑法》中不仅体现在业务关系领域,也体现在职务关系领域。监督过失理论介绍到我国是晚近之事,关于我国《刑法》对该理论是否有所体现的问题,学者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持否定说,认为“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监督过失责任的存在”⑦。不过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持肯定立场⑧。本文赞成肯定说,并且认为我国《刑法》对监督过失理念的体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条文中,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对直接从事生产作业行为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都直接地体现出监督过失理论。不难看出,这些条文中的监督过失责任,都属于业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第二个方面,第408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9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条文中,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及“从事传染病防治”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严重不负监管责任,由被监管人的行为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除被监管人承担刑事责任外,监管人也应承担刑事责任。这明显也蕴含着监督过失理念。不过这类监督过失属于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

尽管上述两类监督过失责任在我国《刑法》中都分别表现为一定的具体罪名,但它们与这些罪名之间的关系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中的各种行为属于业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他们与监督过失之间属于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二者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是统一的;后者中的各种行为属于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但却被冠以各种的罪名,如下文所述,监督过失与有着本质差异,所以,这是一种讹误,有张冠李戴之嫌。基于此种区别,立法上应当对这两类监督过失犯罪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出于立法经济性和延续性的考虑,我国《刑法》应当保留这些罪名;另一方面,出于名实相符的考虑,我国《刑法》应当将这些监督过失犯罪从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新罪名,即“监督过失罪”。

由上述可见,本文所主张的“监督过失罪”,仅限于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专指那些负有直接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公职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被监管者的行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致使公私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二、我国设立监督过失罪之现实必要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则案例。该案是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新窑煤矿“1215”特大爆炸事故案。2007年12月5日23时15分,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新窑煤矿井下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导致105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相关责任人、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原新窑煤矿)和被告人王东海、王宏亮等19人被依法提起公诉,临汾市市长李天太等人被追究行政责任。⑨

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责任事故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当前类似事故的处理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从这些事故处理来看,在我国实践中,对于事故负有直接监管职责的国家公职人员,要么不认为是犯罪,仅以追究“领导责任”、科处行政责任了事;要么认为构成犯罪,却以罪论处。那么,这两种方式能否实现预期规制效果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领导责任”不能替代刑事责任的追究

首先,“领导责任”有悖于罪刑均衡原则。根据日本刑法理论,监督过失理论是建立在危惧感说之上的,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要高于普通过失犯,其责任也应当重于普通过失责任⑩,这已是刑法理论的基本共识。所以,以“领导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做法,似有包庇“领导者”之嫌。同时,同样处于监督者的地位,同样存在监督过失,也不应只由生产经营管理者承担刑事责任而国家公职人员仅以承担“领导责任”了事。可见,以“领导责任”替代刑事责任,会导致“责任倒挂”的现象,易生“头部无罪而手脚有罪”⑾之弊,违背罪刑均衡原则。

其次,“领导责任”不利于各类安全责任事故的防范。2007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披露了《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该报告列举了矿山责任事故中渎职犯罪的七种表现形式,并指出,此类事故的发生,与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采矿安全生产监管过程中放弃监管职责,乃至的渎职犯罪行为密不可分。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分析认为,预防和减少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必须特别注重查办事故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职务犯罪⑿。因此,如果仅以“领导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追究,容易造成某些地方主管部门对责任性质的模糊认识,不利于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各类责任事故的发生。

(二)不能替代监督过失

既然“领导责任”不足以替代刑事责任,那么应当追究何种刑事责任呢?当前普遍采用的追究罪的做法是否合适呢?对此,我们持否定观点,认为相关负有直接监管职责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应当属于监督过失犯罪,而与监督过失有着本质区别,以前者替代后者,实有张冠李戴之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二者区别大体如下:

首先,基本构造的差异。罪属于普通的职务过失犯罪,其基本构造一般可以表述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危害结果;而职务关系中监督过失的基本构造则是:公职人员的过失+被监管企业或者从业人员的行为危害结果。可见,在监督过失犯罪中,事故和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公职人员直接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而是介入了被监管者的行为,即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由被监管者的行为直接导致的,只是监管者没有对被监管者尽到监督义务,这其实是一种过失的并行竞合现象。监督过失罪的这种独特构造是其区别于一般过失犯罪的象征性标志,也是监督过失罪与罪在其他方面差别之滥觞。

其次,因果关系的区别。监督过失罪中的因果关系属于多因一果,其在判断方式上与罪有所不同。从形式上看,罪中,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相对明显,比较直观地符合“如果没有”(sinequanonorbutfor)⒀的判断标准。而监督过失罪中,监督者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前者仅仅为后者的发生提供了起较大作用的客观条件,这种条件相当于相当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监督者无过失,不意味着被监督者的行为一定适法,危害后果一定不发生,反之亦然。不过,即便如此,行为人的监督过失行为,也已经包含了“危险实现”的内涵,尽管有被监督者行为的介入,仍然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⒁。根据刑法中“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如果禁止所有危险,社会就会停滞”,安全责任事故经常发生的领域属于高风险行业,所以,必要的风险在这些行业中是被允许的⒂。但是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风险被允许的前提是要求相关人员负有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行为人违反了这种注意义务,则行为所致的危险就不再是被允许的危险了。如果经中间项行为的促进,这种危险在危害结果中被实现了,那么,监督过失罪中的因果关系也就最终得以形成。

再次,注意义务的不同。过失犯罪都是对一定注意义务的违反的行为。从我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概念的表述来看,包括罪在内的通常意义上的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属于结果预见义务。但监督过失理论以危惧感说为基础,认为在食品、药品事故、工厂等爆炸事故以及医疗事故等现代型犯罪中,“所谓预见可能性,并不需要具体的预见,仅有模糊的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⒃。危惧感说将注意义务理解为结果避免义务⒄,所以,监督过失中的注意义务应属于结果避免义务。

三、我国设立监督过失罪之理论可行性

我国学者对监督过失的理解,大多以日本刑法理论作为参照。如前所述,日本刑法理论不承认监督过失在职务过失犯罪中的适用。受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在各类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中,我国学者对监督过失的讨论,往往也只是限于业务过失的范畴。这种情况,导致实践中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新窑煤矿“1215”特大爆炸事故等案件中国家公职人员的这种处理方式。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讹误,监督过失不仅适用于业务关系中,也同样适用于职务关系之中,在职务关系中设立“监督过失罪”并不存在理论障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职务过失与监督过失的关系。在刑法理论中,依据职务过失犯罪主体承担的职务不同以及职责权力指向范围的不同,职务过失犯罪的表现形式可以划分为决策过失、管理过失以及监督过失⒅。因此,监督过失原本就是职务过失的一种具体形态,理应存在于职务关系之中。

其次,从国外实践及理论来看,监督过失的适用也并不限于业务关系领域。以德国为例,在德国的刑法理论中,原则上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对他人的某种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其根据就是因为对他人的行为具有特定的监督义务,因此才负监督责任。这种监督有两种形态:⒆企业组织中的监督责任;⒇公务员的监督责任。而公务员的监督责任,根据德国法的规定,公务员已经知道或已经预见到他人犯罪时,有阻止他人犯罪的义务,对此种义务之违反即是监督过失21。

另外,在日本,监督过失理论最早是从业务过失的判例中发展而来的,此后,学者对监督过失的讨论一直局限于业务关系领域,这可能是受其《刑法典》第211条“业务过失致人死伤”规定影响的结果。日本的这种实践及理论,即使在日本,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因此并不具有普适性,不能作为界定监督过失适用范围的唯一理论依据。

摒除这种理论障碍之后,我们发现,我国《刑法》中,除了“罪”这一罪名之外,分则第九章中还有很多具体罪名实际上也属于监督过失罪。首先,最为典型的就是第408条“环境监管失职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一般并非是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这些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疏于监管,导致被监管的企业或者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为引发了事故,完全符合狭义上监督过失犯罪的基本构造。其次,第409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条文中,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等事故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被监管者的过失或者故意所致,如果监管者未尽到法定监管义务,其责任也符合狭义上监督过失的基本构造,属于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

(二)信赖原则的适用

尽管我们主张在职务关系领域设立“监督过失罪”并不存在理论障碍,但是,监督过失理论是在过失理论的危惧感说的基础上提出的,确有扩大过失犯罪成立范围之虞。在日本,尽管有判例承认危惧感说,但该说也因之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22。因此,“监督过失理论又要自觉地进行自我限制,避免罚及无辜”23,这主要是指信赖原则的适用。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当行为人(在监督过失中即是指监督人)实施某些行为时,如果在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过失责任的原则。关于监督过失中是否适用信赖原则的问题,刑法理论中存在着较大争议,在日本,人们倾向于采取肯定立场24,我们采取肯定说,认为信赖原则对于限制监督过失的适用范围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监督过失的逻辑,如果处于指挥、监督地位的人存在指挥、监督的不适当,或者不实施为了避免结果发生的管理行为的不作为的情形,就要对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企业内部的管理者、监督者要对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从业人员的行为承担监督过失责任;负有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要对肇事场矿企业的行为承担监督过失责任。相应地,该公职人员的上级机关或者公职人员也对该公职人员负有监督职责,按理也应当承担监督过失责任。依次类推,责任将会无限向上延伸,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所以,纵向上,监督过失责任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信赖原则从分担过失责任的基本思想出发,基于社会活动中行为人相互间的责任心以及社会连带感,在彼此能够信赖的范围内,不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考虑到他人应注意的义务,即免除行为人预见他人实施不法行为而避免危害发生的义务。因此,信赖原则将义务和责任阻截在对安全责任事故负有直接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层面,可以适当地限制监督过失责任成立的纵向范围,能够有效地消解在职务关系领域设立监督过失罪的另一理论疑虑。

四、我国设立监督过失罪的立法构想

(一)命名为“监督过失罪”的理由

确定罪名,需要遵循合法性、科学性与概括性的原则,应充分发挥罪名的概括功能、个别化功能、评价功能、威慑功能25。据此,我们认为将本罪定为“监督过失罪”,反映了犯罪行为的本质属性,能够有效地和其他犯罪相区分。刑法理论中,提及“监督过失罪”这一概念,人们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监管者行为+被监管者行为危害结果”的这一特殊构造,就会很容易将本罪与普通的罪区分开来。同时,由于业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已经体现为各具体罪名,采用本罪名,也不会导致本罪与业务关系中的各种监督过失犯罪罪名相混淆。

(二)构成要件的设定

从犯罪主体方面看,本罪主体应当界定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一,本罪主体必须是“人员”。业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监督者、管理者承担监督过失责任情况大多是发生在单位犯罪中,换言之,某些情况下,认定监督过失犯罪之成立,须以认定单位犯罪之成立为前提26。依此逻辑,如果要追究职务关系中公职人员的监督过失责任,有时也需要以该公职人员所在的国家机关构成单位犯罪为条件,这个结论不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在职务关系中适用监督过失,必须界定责任的横向边界,将责任限定在“人员”范围内。其二,本文中的监督过失罪是专指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本罪应当是身份犯。综合上述两点,我们认为本罪主体界定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合适。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监督过失罪是过失犯之一种特殊形态,所以本罪主观方面应当是过失无疑。但如前所述,监督过失理论是在过失犯之危惧感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其“注意义务”的内容有别于等普通过失犯:不是预见由自己的行为直接发生犯罪的结果,应当采取避免该结果的措施的义务,而是预见由自己的行为能引起被监督人的行为产生犯罪的结果,应当采取避免该情况的措施的义务27。

从犯罪的客体看,如前所述,本文所指的“监督过失罪”专指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所以,本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或者说国家机关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这一点,本罪与罪__和罪相一致,因此,本罪应当归于渎职罪这一类罪当中。

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是负有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怠于履行或不正当履行监督职责,致使被监督者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此,监督过失是一种不作为型的过失,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需是行为人负有相应的作为义务28。另外,根据过失犯理论,过失构成犯罪应当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因此,监督过失罪属于结果犯,只有发生了监督者的中间项行为并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才能成立犯罪。

(三)立法设计及条文表述

首先,建议在《刑法》第15条第一款后增设一款,规定“监督过失”的概念,该款可表述为:“处于指挥、监督地位的监督人怠于履行监督职责,致使被监督人实施了发生危害社会后果的行为的,是监督过失犯罪。监督过失犯罪,既包括业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也包括职务关系中的监督过失犯罪。”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监督过失”的概念,可以明确监督过失犯罪与普通过失的界限,也可以为在分则相关条文中规定和司法实践中适用监督过失犯罪提供总则性指导。

其次,建议在《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中设立“监督过失罪”,作为专指职务关系中监督过失犯罪的独立罪名。具体做法,可以考虑在第397条第一款后增设一款,规定:“负有直接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致使公私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独立的监督过失罪罪名的设立,一方面可以涵盖职务关系中各种具体的监督过失犯罪,避免立法的繁琐,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司法机关在安全责任事故等犯罪中适用监督过失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事责任提供统一的依据,避免无法可依或者张冠李戴的尴尬。

另外,为了避免“监督过失罪”成为又一个“大口袋罪”,本罪立法可以借鉴罪的经验29,先概括设立一个“监督过失罪”,待到时机和立法技术成熟之后,再考虑将一些发案较多、社会危害性较大、行为特征比较鲜明、典型的行为样态分离出来,单独规定罪名、罪状和法定刑,同时保留“监督过失罪”的概括规定作为兜底,防止遗漏。超级秘书网：

注释:

①参见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②参见彭凤莲:《监督过失责任论》,《法学家》2004年第6期。

③具体案情请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④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第266页。

监管立法论文篇2

关键词：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企业会计；监管机制；治理

一、引言

随着全国企业会计机制的建设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企业会计信息为企业的发展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使得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监督管理是否到位，不仅影响到企业的决策，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因此在企业会计机制的发展中，对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机制的完善愈显重要。由于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建设还处于完善阶段，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备、不健全等原因，部分地区出现了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或企业的决策，也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针对此种问题，企业会计监管机制成为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会计监管的研究主要是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管理，如孙杰（2009）认为由于会计监管是企业内部控制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的实质问题，困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马珩（2013）提出了建立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将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另一类是针对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监管现状进行了整体不同层次的分析并提出建议，如徐国强（2011）认为新时期的会计监督在社会监督、政府会计监督、企业内部监督和法制体系上均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加强会计监督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小民营企业的会计监督视角来看，亓佳文（2012）针对当前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会计监督现状，分析当前中小民营会计监督缺失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王荣（2013）提出了新时期企业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认为会计监督是维护所有者权益的需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索，但这些研究缺少对于会计监督的理论指导，尤其是针对监管者本身，同时在监管层级方面只是笼统的提出会计监管体系，缺少针对监管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监督机制建设。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视角，针对当前企业会计监管机制所产生的问题，通过分析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在我国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中的适用性及其指导作用，探索如何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工作中，以期指导企业会计监管机制建设，改善目前企业会计监管力量单一、监管效果欠佳的监管机制，提高其监管效能。

二、我国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必要性与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进一步推进与发展，其监管机制也在逐步得到改善，目前我国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已基本建立多层级监管机制，但总的来看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缺乏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机制

从现行的监督管理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实践来看，其监管的主体与手段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行政强制机制进行监管。无论是企业会计主管部门或归属于其他职能部门管辖的范围，要履行监管责任的单所及其所采用的监管方式基本上都是行政部门和行政管制对被监管对象的行为进行规范。由于政府在企业会计监管中充当着管理者的角色，政府在监管中存在“寻租”行为，而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缺乏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机制，导致了监管者滥用权力，以行政命令代替依法监管的现象。因此违背了企业会计监管的初衷，造成了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的失灵，也造成了监管的低效率，最终损害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二）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缺乏整体设计

企业会计监管机制建设的初衷在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在对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进行安排时，其理念、原则和目标不明确，导致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的理念合理性难以判断。由于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进行企业会计的“他律型监管型模式”，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和优化组合的机制安排，也缺乏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管，即没有发挥好企业会计内部的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主导作用，上下层级缺乏灵活的层级互动，因而难以产生监督管理的联动效应，使得其监管出现断层现象以至难以达到目标。

（三）成本――收益型的激励、惩罚机制严重不足

从现行企业会计监督管理的制度安排来看，主要是运用行政管制机制进行违规行为的处罚，但行政管制机制本身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即公共部门的特征，使得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的低效率或者失效。由于企业很难放弃短期利益而追求长期利益，而行政监督管理难以实行或面面俱到。在利益的驱使下，对企业会计人员监管过程中，缺少对守法者的激励与违法者的经济上的严厉惩罚措施，造成投机主义与机会主义等低效率的行为。虽然目前在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中，已形成了一套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但监督管理机制对企业会计住户拥护或违反规则的行为缺乏合理、科学的激励、处罚机制。

三、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企业会计监管机制建设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核心点是当人们在面对复杂多样的资源利用困境时，资源使用者可以通过多次互相的重复博弈，从而能够创造更为复杂的规则与制度，进行规范与指导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博弈行为，从而使资源能得到较好的利用。基于此，如果企业领导者和会计从业人员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时，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合理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制度并健全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建立监督管理主体权责，明确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是当前企业会计监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针对目前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问题，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本文认为完善企业会计机制可以从以下方式入手（见下图）。

（一）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督机制

随着企业会计在我国的进一步推进，对于企业会计的监管是必要而迫切的，那么对于监管者本身也需要建立监管机制。通过企业会计监管的立法以及对监管者的制衡与约束，结合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并辅之以监管者的自律，加强监管机构自身建设与监管人员的素质的提高。通过对监管者建立监督机制的方式，可从源头上抑制企业会计监管过程中的监管者非正当行为，促进企业会计建设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在监管中的公平与企业会计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引导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互相信任与合作

在当前国家难以将其较大精力投身保障监督管理的情况下，被管理者自组织的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认为在很少有人认为违背诺言是不合适的、拒绝承担自己的义务、规避责任或采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环境中，每一个占用者必须有这样的预期。因此需要在进行企业会计资源的监督管理时，由于机会主义与投机主义等的存在，需要引导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加强合作和互相信任，从而有效解决可信承诺和互相监督问题，降低制度成本和失败的可能性，促进建立起长效监管机制。

（三）树立多种机制并存、优化机制组合的理念

根据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只可能是各种机制并存且组合优化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进行多中心监督管理的制度安排。通过完善企业会计监管制度的顶层设计，凸显被监管者的自主监督机制的作用。由于监督管理机制本身的不同机制运行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应当一致，因此在监管过程中，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与“裁判员”，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结合法制、经济激励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等手段，突出企业会计被监管者的合作型自主监管，实现企业会计的多元化监督管理。

（四）充分利用成本―收益机制，强化经济激励惩罚机制作用

在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过程中，由于财力等因素的限制，政府热衷于企业会计监管的节支增效，因而需要建立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从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设计和运行中的成本与收益来看，机制安排本身需要从收益的角度来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惩罚性的经济手段消除和杜绝各种违反监督管理法规的行为，通过经济手段解决违法违纪有利可图的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奖励性的经济手段鼓励相关主体守法守规，要使守法守规者有利可图，包括守法者可以获得年度企业的分红等手段。通过成本―收益机制的建立，使得整个企业会计体系处在合作共赢的监管机制之中，从而使得企业会计人力资源得到最合理有效的利用。

（五）推进企业会计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

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强调制度的多样性的特征来看，要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起企业会计监督管理的新机制，必须对现行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通过构建以法规体系为行为准则、政府监管治理为强力保障、社会监督为重要补充，建立多中心的监督管理体系，在体系的横向与纵向管理过程中，建立合作型互相监管机制，从而实现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他律和自我治理，保证企业会计资源的监督管理机制运行的可持续性。

四、结语

由于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由此造成了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错综复杂的局面。单纯以行政手段对企业会计进行监管难以保证企业会计的持续发展，在这个完善过程中，可以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理念与企业会计的监管治理实践相结合，建立多机制并存、优化机制组合的企业会计监管机制。通过建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合作互信的长效监管机制，确保企业会计的发展目标得到落实，使企业会计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充分利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履行其担负的职责、企业会计运行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住房困难居民的基本住房需要得到满足，真正实现企业会计的公平和社会公平，促进企业会计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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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庆魁.浅谈企业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商贸，2013（11）.

监管立法论文篇3

目前国内外网络舆论管理尚缺独立的管理体系，大部分涉及网络舆论的规范存在于网络管理的立法之中，网络舆论管理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网络管理的手段，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互联网管理，特别是内容监管方面，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但无论哪个国家，共通的做法就是，注重立法、行政、技术的综合运用。

1我国网络舆论监管的现状

1.1我国网络舆论监管主体和主要内容

当下互联网的监管或是更大的监管中，网络参与者，即，运营机构和个人已从过去的被监管对象演变为对自我和他者的监管方。自我审查和举报揭发是其典型的监管方法。现在的互联网“国家防火墙”是由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既包括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包括政府权力可以直接干预的国有单位，如高校）、机构（主要指互联网线路接入、内容服务或网吧经营的商业运营机构，包括在中国开展互联网业务的跨国企业）、网民（身份复杂，包括以私人身份活动的政府公职人员，也包括强势资本拥有者、知识精英以及普罗大众）四者共同构建的。网络监管的主导者，即中央政府部署强制性权威的导向意见，确认监管体制的内部分工，指导各部门和机构进行审查（也有网民自律的要求），将大部分不被体制许可的信息和意见阻隔，完成初步预防和过滤。

1.2我国网络舆论监管的主要方式

回顾我国互联网监管史，我国政府在对互联网采取一段时间弱管制（1994-1999）和中度管制（2000-2003）之后，调整管理思路，运用各项传统管理技能，调动各种组织和社会资源，现已形成了多管齐下的监管体系。

经过数年政策学习和经验反思，互联网重要性和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互联网“分类主导”模式开始逐渐确立：在互联网不同应用领域前期用不同主导策略，继2004年标志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界定互联网部门分工并部署管理体制建立之后，大量互联网内容管理部门规章（包括《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和关于互联网应用的管理法规（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陆续出台。特别是互联网内容表达和信息传播须加以控制引导。2005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首次明确外资不能进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如有合作必须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至于具体管理方面，仅以国内各大商业网站论坛为例，一方面设立网络监督员和网评员（其成员全部来自政府部门和党政机关单位），利用“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原理，普及党和政府的方针，引导正确导向；另一方面从各大网站论坛舆论监测的上班制发展到轮班制“两班倒”甚至“三班倒”。由此可见，为防止不良信息扩散，政府对论坛等重点空间管理和约束力度之大。

2网络舆论监管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颁行数十部涉及网络的法规性文件，但还缺乏一部正式的专门性网络法律，这削弱了网络舆论进行法制管理的执行力度。虽然文化部、原广电总局、原新闻总署、国新办、以及教育部、原卫生部等部门对对互联网传播业务出台了一系列规章进行前置审批和日常监管，但是我国现行互联网法律法规中并无可以作为上位法的行政法规或法律。管理对象在不同部门制定的规章就会存在交叉、重合现象；各部门对同个客体管理权限内容界定不同，从而导致行政部门的管理混乱。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内容管理立法体系并不具体完整，“碎片化”现象导致“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内部贵发文件”之前没有实现很好衔接，下位法中的一些具体实施缺少上位法的必要依据，而一些立法理念又缺乏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作为必要的支撑。当下，法律、法规禁止的网络内容和网络行为有近二十条，但可操作的标准却相当模糊。

再者，互联网行政部门设置上管理职能分散，管理部门又多达20余家，存在重复交叉问题，降低了管理效率。2013年国家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组建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但仍未对有关互联网内容管理的相关职能做出任何调整。赋予国信办“指导有关部门做好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网络出版等业务的职能；却把网络视听节目、网络出版物的管理视为广播电视、出版物等“传统媒体”管理在网络空间的具体延伸，具体的行政许可和处罚等手段还是由广电执行。这使得行业管理与内容管理相互交织，部门间利益冲突明显，在实践过程中协同性不高，出现“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状况。

3 网络舆论适度控制建议

首先，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网络舆论监管与引导最坚实的保证与基础，增加网络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法律会对网民的行为提出明确的规范和界限，可以促进网民对自己的自律。特别是针对恶意歪曲、造谣惑众、混淆视听的言论应该有硬性的规定。德国政府是第一个对网络危害性言论进行专门立法规制的国家，第一个因允许违法网络言论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行政归罪的国家，依据《基本法》与《信息和通讯服务法》对传播非法内容进行追究，设定“网络警察”监控网络内容等方式加强对网络内容的监控，严厉打击互联网犯罪，保障公众的网络言论自由权。目前我国的网络法规尚不成体系，关于网络舆论监测的法律规范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效力低；部门之间不同规章存在交叉和盲点，上下位法对应不紧密。网络舆论监测立法的完善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尽量消除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空白。为防止法律漏洞，建议可以采取整体修法的方式进行，对网络舆论监测的各方面即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等进行系统法律规范，最终形成以“网络基本法”为核心，配套法律法规完备的系统法法律体系。

再者，加快建设统一高效的网络舆情监测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管效能。2014年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工业大学合作建立我省内第一家社会舆情专业研究机构，在全省11个市获取样本，从浙江民众的价值认同、信心指数、信任状况、安全感受、生活感受等5各方面开展专项舆情研究。再者，需要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危机阶梯预案，并且实时进行网络舆情的日常监测。除了制定《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总预案》外，还可以借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危机分为四级，即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每一等级都由不同级别、不同范围的力量参与到危机应对中，根据危机的等级，调动与之对应的资源和力量进行危机化解。

最后，根据网络管理者参与者角色分配不同，进行不同方式的整治和教育。以内容管理为切入，针对互联网管理部门及其职能进行进一步整合，避免重复交叉分管，控制行政成本。并导入绩效考核制度，在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等环节，对涉及互联网管理的不同部门实行更加整体化的绩效奖惩和外部约束。对于网民则加强网络行为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网民素质，将网络道德转化为内在规范，与网民价值观念和普遍信念相联系，以促进网络良好文化氛围形成。并注重与网民的互动，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之时，联合传统媒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度，保证信息及时公开，增强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此外，技术的创新也是需要鼓励和加强的。国际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对网路内容进行分级和过滤，对执法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基于共同需要，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互相学习进步，也是未来互联网管理的趋势。我国在对网络舆论进行管理的同时也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协同合作，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

4小结

网络媒体已然成为新的媒体形态，改变着社会结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全民麦克风”的媒体融合时代，传统的舆论监管模式已被打破，自下而上的碎片化的舆论议程模式形成。各国在网络舆论监测与引导上虽然坚持的广度与深度不同，但都强调政府的主导（引导）角色。从长远来看，要加强与完善我国网络舆论的监测与引导，必然需要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国有单位、科研机构、网络运营商乃至网民的参与合作，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格局，才能实现“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2010年

[2]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广西师范出版大学出版社，2009年。

[3]Great Firelwall，Wikipedia，https：///wiki/Great_Fire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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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金林，《控制、引导还是对话――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理念的新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第9期。

[7]常健《论我国网络舆论监测法律制度的完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第49卷第6期。

监管立法论文篇4

论文摘要：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现行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着规则滞后、权力分散、抗干扰能力弱、执法保障不足等缺陷，应强化市场监管理论建设，设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和以专业化为方向的市场监管机制。

温家宝总理多次明确指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充分说明市场监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市场监管机制是保障市场监管目标实现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制约科学、合理、完善，事关政府监管职能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就要探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

弄清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是提出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依据，也是提高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方法。我国现阶段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的主要缺陷，·归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管理论缺失。市场监管理论是研究市场监管内容、对象、特点、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和实践的依据。但就现阶段我国市场监管的理论现状而言，专门研究机构和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市场监管理论形成独立学科体系的瓶颈，市场监管理论明显地表现为市场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的重叠和相加，缺乏针对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市场监管缺乏基本理论支撑，是市场监管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根源。

(二)监管规则滞后。从本质上讲，法律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确认。监管规则滞后，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迟迟不能出台，致使政府无法实施监管活动。如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法律规范：二是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赋予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者、企业所有者、行业监管者多重身份，客观上难以保证这些行业的充分竞争。如烟草、盐业、供电、信息产业等部门均属此类。三是法律法规确认市场监管机构承担的职责与其赋予的权力不相适应，致使监管职能难以到位。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未授权其对涉嫌违法主体的人身、财产、场所等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致使难以及时搜集当事人的违法证据，查明违法事实，放纵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监管权力分散。我国工商、质监、卫生、农业、林业、经贸、公安等几乎所有政府涉及经济管理的部门都有市场监管的职能。这种体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职能的交叉性，即对同一市场行为设定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人为地造成工作中有利就争、有弊就推、互相扯皮的现象：二是职权的层级性，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设定相关部门不同的执法权力。如生产不合格种子违法行为轻微的，农业部门可以吊销其《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行为严重的，要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能吊销其《营业执照》；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权力的设定不仅难以支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成就感，抑制了监管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且由于各部门的专业属性和关注点不一致，工作中往往认识各异，难以协调，很难形成合力，实现预期的监管目标。

(四)抗干预能力弱。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对工商、质监、药监等部门实行了省以下垂直管理，但由于法律法规赋予这些部门的权力不足以保证其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市场监管活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这种职能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监管活动的开展必然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因此，对明显损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屈从于地方党委政府的意愿，很难进行有效的抵制。

(五)执法保障不足。市场监管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具有监管内容的专业性、监管方式的对抗性和经费支出的不可预见性等特点。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尚未建立起相关业务的技术监测体系，其商品监管职责的履行完全依赖当事人的举报和执法人员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执法办案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经费缺乏稳定的财政机制予以保障；监管活动中手无寸铁的执法人员常常遭违法分子的围攻、谩骂、侮辱和殴打。市场监管活动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经费保障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保障，极大地制约了市场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

我国现行市场监管制的缺陷，使监管成本高、效益低，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系统地进行改革，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监管机制。"

二、以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

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就目前而言，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更带有全局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首先，市场监管机构是市场监管机制运行的主体，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享有的职权及其运行的条件、程序、方式等是市场监管规则的内容。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抓住了市场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就是抓住了市场监管机制的牛鼻子，因而具有全局性；其次，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从根本上否定了现行部门林立、政出多门、权力分散、各行其是、软弱无力的市场监管机制，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适应了当前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已由过去的事前监管为主转变为事中监督和事后追究责任的行为。这一监管方式的改革，意味着今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领域更加广阔，任务更加繁重，难度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其职权得不到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无疑将是无能和低效的，因而，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具有现实性。那么，如何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呢?

(一)强化市场监管理论建设，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先导作用。理论是实践的主导，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离不开对市场监管的内容、方式、特点、规律及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存市场监管体制的重新调整和架构，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其结果必然是盲目和危险的。因此，必须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加强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一是要对现有综合大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增设市场监管专业，开设市场监管的相关课程，形成以院校为载体、以专家学者为支撑的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二是要充分发挥现有院校、学会、科研机构和市场监管队伍中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兴学习和研究之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大胆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理论成果，强化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二)加强法制建设，科学设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机制的制度框架。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创新，必然涉及到现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废止，修改和新法律新法规的制订，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对法律法规中不合时宜的、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保护行业特权利益的规定予以废止，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利用监管者身份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特权。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市场监管的规律、特点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赋予市场监管部门在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时对市场违法的人、财、物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为市场监管机构履行市场监管职责提供制度保障。第三，要改变现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授权交叉、分层级执法的现状，从根本上消除多头执法的制度基础。为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扫清制度上的障碍，提供法律保障。

(三)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一是要以创新为动力，大胆摒弃传统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方法，要针对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创新市场监管的理念、体制和方法：二是要以机构改革为先导，按照精简、统一和效能的原则，将职能相同或近似的部门进行整合重组，实现机构，职责和人员的优化和市场监管权力的相对集中统一：三是要以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为依托，增强市场监管机构工作的科技信息含量，提高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四是要以权力的合理配置为重点，切实改变市场监管机构有责无权、权责失衡的现状，赋予市场监管机构及时有效地通过市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处的权力。建立一个职责相对统一、技术体系完善、权力配置到位的类似于经济警察的市场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市场违法犯罪的行政处罚和刑事侦查权。

监管立法论文篇5

一、现有会计监管制度忽视利益相关者利益

会计监管包括两个方面，会计监控和会计管制。会计监控也就是内部的会计监管，指的是会计对组织内部经济活动的监控，会计管制也就是外部的会计监管，指的是政府或社会对组织内部会计工作的管制。在现阶段，无论是我国的内部监管还是外部监管，都存在忽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问题。

（一）政府监管缺乏效率，监管配套制度不完善。政府监管存在政府失灵问题。监管者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监管者不可能知道真实、确定的社会福利函数，这样就可能出现过度监管。有学者认为政府监管的效率是有限度且有条件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所做的某些制度安排排斥真实的会计信息，政府作为特殊的利益主体，其逐利行为纵容失真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而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监管配套制度不完善也会对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对于投资者来说，囿于交易控制手段的有限和信息不对称，除了在卖出股票或受损失时进行必要的投诉之外，没有其他的主动监管措施。同时，由于市场的非强式有效，即使是充分的会计信息披露，也不足以给投资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在证券市场中，如果上市公司出现有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甚至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只能是“用脚投票”来表示不满。

（二）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缺乏有效途径。外部舆论监管是会计监管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缺少行之有效的途径。现有的外部舆论监管主要是媒体监管，但媒体监管没有法律依据，且很难保证其监管质量。更重要的一点是媒体监管只是媒体引导的舆论监管，广大社会公众并不能广泛参与，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广大外部利益相关者都能广泛参与的舆论监管途径。

（三）内部监督机构职责不清，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管主体主要是组织内部的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等。一般来说，在现代内部控制理论和公司治理制度下，正是审计委员会充当了阻止和发现财务欺诈的先头部队，但就我国而言，由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行才刚刚起步，其内部监管作用还没有得到重视。另外，理论上讲，内部审计部门是处于掐断会计违规问题幼芽最佳的位置，因为内审人员不像外部审计师，他们全职在公司工作，对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财务信息有准确的把握，按理说他们的监管效果是最好的，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制于单位，原本应该能够担负起会计监管职责的角色，可迫于高层管理人员的压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许多情况下他们选择了和公司管理层的合谋，或者因为他们的工作胜任能力不够，最终都使内部会计监管流于形式。尽管这几年我国相关部门就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控制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但效果并不理想。经调查，在巨额财务欺诈浮出水面的地方，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正介于不起作用和根本不存在之间。

二、建立利益相关者保护监管模式的理论依据

（一）二者的目标相同，都是达到公平和效率。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平和效率。公平是指恰当、公平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效率是指有效配置和培育资源。企业不是归股东所有，而是归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所有，企业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各利益相关者应该按自己的出资额（既包括货币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平等的分享收益，这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会计监管的目的之一是政府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利用自己拥有的信息优势去损害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体现公平原则；会计监管的目的之二是纠正市场失灵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不经济或无效率，以保证市场的相对有效，这体现效率原则。所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会计监管理论最终目标相同，存在内在一致性，这是建立利益相关者保护的监管模式的理论基础。

（二）二者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都强调合作。会计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证监会对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等的监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审计；上市公司内部监督，等等。单靠一方的力量要达到监管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也是合作，是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利益相关者共同出资组成公司，公司是各方利益的集合体，各方按出资额享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共同治理公司，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只有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才能实现各方利益。

（三）会计监管的创建与废除，是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会计监管与利益相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计监管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缺陷――单一个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达到最优，而建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从而平衡和协调利益不平等的现状。博弈的结果要看各方地位的大小与谈判能力，最终会计监管制度的建立是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

三、构建利益相关者保护监管模式

（一）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会计准则是会计的基础，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提供一种机制，以平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分布，尽量减少经济后果给各方当事人带来的不对称的收益或损失，增进公平性，缓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基于顾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一目的，要求准则制定机构具有独立性、制定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及制定程序充分的公开性和参与性。然而，我国现有的准则制定机制并没有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有待完善。

1、我国的会计准则由代表政府的财政部来制定，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国情，大部分企业是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政府就身兼规范者和使用者双重角色。这对于建立公平的会计准则是不利的，再加上政府作为准则制定者，过分地从其作为国家管理者对税收征管的需要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上进行考虑，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较少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很可能会损害他们的权益。所以准则制定机构应适当关注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求，多听听来自基层企业界人士的呼声，适当安排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代表参与准则制定过程。

2、从会计准则起草看，会计准则起草人所起草的研究报告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以及咨询专家组提供的比较研究报告，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开。这不便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地参与会计准则的讨论。在征求意见稿后，通过财政部门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征询各地区、各部门的书面意见，但实质上由于会计准则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够稳定，征询意见下达和上传过程中要经过诸多环节，并由此造成了对相关信息的时滞和扭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社会公众参与会计准则讨论的积极性。所以要想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须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准则的制定。建立更加公开化的征求意见制度，尽量减少环节设置，提高效率。应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更多的会计准则方面的相关知识，以便公众结合其所处环境，更好地理解准则及其相应的利害关系，增强参与的积极性。

（二）广大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网络进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应该是外部监管的一部分，是广泛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准则制定、监督会计信息质量、讨论热点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舆论监督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舆论监督没有法律依据。再加上舆论监督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也就是说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舆论监督问题没有解决，公众意见无法向上传达，使得舆论监督伦为空谈。

网络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公众舆论监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为例，此通知2001年12月30日，而2002年3月1日中国证监会就又了《2002年A股公司进行补充审计试点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就16号文的有关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其修改实际上是判了16号文的死刑。从到废除仅仅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究其原因，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6号文刚刚就引起了网上的激烈讨论，并很快形成了以注册会计师为首的各界反对的呼声，最终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16号文公布两个月后夭折。互联网在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其信息传播速度迅速而有效，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监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来进行舆论监督。

（三）建立利益相关者保护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董事组成，至少包括3名成员，其职责主要是监督财务报告、保证审计的质量、控制风险。审计委员会是内控制度的一部分，其设立初衷是好的，是监督财务报告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从而保护广大的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也就是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然而现实是审计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管理层串通舞弊，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例如，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的独立董事，既不“独立”（由管理层选聘，且由管理层付薪）也不“董事”（缺乏专业知识，缺乏监督的能力），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管理层，保护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广大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目的。

监管立法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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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深化招标监督机制， 为招标规范运作提供坚实的纪律保障企业招标监督是企业作为招标人， 根据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以及企业规章， 对招标管理、投标主体以及招投标过程及结果进行现场监督

【关键词】为招标规范运作 提供坚实的纪律保障

【本页关键词】欢迎论文投稿 省级期刊征稿 部级期刊征稿

【正文】

全面深化招标监督机制， 为招标规范运作提供坚实的纪律保障企业招标监督是企业作为招标人， 根据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以及企业规章， 对招标管理、投标主体以及招投标过程及结果进行现场监督， 对招标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处理， 作出监督决定、监督建议或对违纪问题进行责任追究的活动。其目的是通过监督防止超越制度和程序办事， 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维护好招标投标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是政府行政监督、司法机构监督的有力补充。要着重加强招标监督制度建设。监督制度的可行性、规范性和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要加强招标监督制度建设， 明确监督的目的、意义、主体、对象、范围、规程、监督的权利、责任、义务与罚则， 监督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在制定和审核招标方案、招标文件和评标办法、确定招标方式、签约机构、组成评标机构、实施资格预审、开展评标定标等环节是否按规范履行程序， 能够遵循“ 三公”原则。要科学整合招标的监督资源。不仅要通过分级管理、授权监督， 充分调动纪检监察系统监督人员的资源优势， 形成监督合力， 而且要通过企划部门监督设计管理， 法律事务部门加强风险管理， 审计部门加强预算及实施结果管理， 监察部门加强招标程序和执行招标纪律管理， 用户单位加强招标结果管理， 建立多位一体的招标监督体系， 形成企业内部招标监督工作合力。要找准招标监督的工作定位。在招标监督过程中应按照招标价格形成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督措施， 做到事前介入， 关口前移， 预控有效。工作中还要防止对监督职权范围把握不当， 避免偏重防范， 但关注企业利益最大化不够; 避免招标监督工作重点不明， 把招标监督与招标管理混同; 避免只把在监督工作重点放在开标和评标环节， 监督工作过于形式化。要切实提高招标监督的科技含量。随着企业管理进步和科技进步， 应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实施招标监督。在企业已建立并运行成熟的招标信息化系统中， 探索开辟监督窗口， 便于对招标业务重点环节进行实时监控。对企业尚未建立或尚未运行成熟的招标信息化子系统， 要大力进行推进， 尽快形成必要的信息化监督能力。对正在开发和建设的信息化子系统， 要把监督制约的原则和要求融入信息化流程中， 使招标信息化程序从起步和建设阶段即融入实施监督的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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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立法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协调机制

1.绪论

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多，如何选择一种既符合当今时代要求又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成为目前的研究焦点。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Peltzman(1976)深入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管制供应的，Posner(1975)认为，监管者的存在都是由利益集团造成的，“监管”名义上为公共利益服务，实际上为特定利益集团做事。Giorgio等（2005）提出，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协调主要采取功能性监管模式；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引起了普遍关注，Masciandaro（2007）、Cihak和Podpiera（2008）、Masciandaro和Quintyn（2009）等学者集中讨论了统一监管是否能仅仅依靠央行进行。针对混业经营，Claudio Borio（2003）提出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才能避免金融不稳定性，Ranee Jayamah(2007)提出更实际的方法是监管当局之间更紧密的协调。张强、王忠生（2004）认为我国的分业监管协调合作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制度安排。李连友，罗嘉（2008）提出应基于协同学来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李明凯和杨富玉（2009）提出需要构建金融协调监管服务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协调合作、标准统一”，研究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以及三个分业监管机构之间应如何协调。

论文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论和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建立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

2.金融监管的分类及层次

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和集中监管（统一监管），二者各有利弊。分业监管是指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完成，非常适用于金融业务专业化分工经济体。集中监管指一国所有金融领域活动都由某一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监管的优点在于适合金融混业经营，合理配置监管资源、获得监管规模效应、降低监管成本，消除监管真空与重叠，有利于监管协调。但集中监管体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内部组织结构安排的合理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和专业化监管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那么，集中监管体制也会导致分业监管的一些弊端。

由于任何单一监管模式都存在不足，而金融监管是一种全局性的行为，金融监管目标因此也是多重的，既要关注安全，也要关注效率。因此，无论是集中监管还是分业监管，在实践中都需要一种矩阵式机构模式。金融监管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关注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是否和谐一致，整体上是否有效率。金融监管协调可分为金融监管理念的协调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两个内容。而后者又至少分成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如果是集中监管，就表现为机构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二是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协调。

3.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从量上看，我国金融创新无论是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量，还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都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从质上看，我国金融创新种类贫乏，创新层次低。我国金融创新水平落后，产品匮乏，数量有限，也间接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全、结构不平衡、金融机构之间以价格竞争为主、金融机构盈利增长空间有限等一系列问题。

3.1分业监管模式，协调存在问题

我国目前是典型的分业机构监管模式。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由银监会监管，证券公司由证监会监管，保险业由保监会监管。他们之间设置监管联席会议，协调相互的关系。但是，联席会议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金融监管协调在制度建设与实践操作中都存在问题；对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监管体制设计中对金融创新存在监管真空；部分企业集团公司控股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但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没有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和适用法律，只有在金融控股公司出现风险时，如处置德隆集团问题上，事后性的一事一议，没有完整制度化条文可遵循，更说不上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设置科学、合理的防火墙。

3.2协调机制的缺失对金融创新的不利影响

监管真空的存在以及协调机制的缺失，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现在的监管体制以及合规性的监管理念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缺乏监管疏导，会诱导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更强调盈利性、忽视安全性，当创新业务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易引发较大的风险。这种起源于监管缺失的风险却会被完全的附加在在金融创新活动自身之上，放大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创新总是伴随着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风险的手段是通过合理监管以及完善金融创新活动来使风险最小化，或以金融创新收益弥补风险。但由于我国对跨行业金融创新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当出现风险时，这些地位不明的创新很容易被“一刀切”的禁止，而不是找问题寻方法以规避风险。例如汽车借款履约保险出现大面积风险后，车贷险条款费率就被监管部门废止。

4.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

4.1监管模式

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一体化法》创设了独特的伞形功能监管模式。具体的说，对于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处处的裁决权等；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FED）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监管结构如伞形，因此也被称为“伞形监管”。

4.2协调的制度安排

法律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划分有明确的界定。例如联储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在必要时对其银行、证券或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若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有限制监管不适当时，可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为避免重复与过度监管，联储必须尊重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不同附属公司监管当局的权限，尽可能采用其检查结果。美国分业监管模式非常强调事前协调、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构。

4.3信息收集、交换与共享方面的制度安排

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报表格式和要求，五家监管机构监管对象的常规数据和报表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统一收集。各监管机构不仅共享数据和信息，而且共享检查、调查报告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往来文件。例如银行监管机构有义务应SEC的要求向后者提供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有关信息；SEC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联营机构进行监管时，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可以满足其监管要求的、由另一监管机构提供的报告或检查结果。

4.4检查职能

OCC负责监管国民银行，联储监管州注册会员银行，FDIC监管州注册非会员银行。各监管机构根据以上分工对监管，或联合进行检查。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对名监管机构的检查活动进行统一和协调，以减轻被监管机构的负担。

4.5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美国监管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协调机制的设计应遵循权责明晰、减负高效的原则。

第二，信息收集实行分工并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第三，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协调机制的运行。

第四，成立专门的机构执行协调职能。

第五，联合检查和委托检查相结合。

5.促进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研究

5.1协调机制建立的原则

第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应体现审慎的监管理念。

第二，协调机制中分工的模式的出发点应从机构监管逐步转为功能性监管。

第三，协调机制的设计应是多层次、动态的、全面的体系。

第四，协调机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5.2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较大的漏洞，因此，在设计监管协调机制之前，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两者是不可分的问题。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中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因此，建议采纳美国的伞形监管体系，由中央银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监管，在人事安排上，可以借调三大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另外，由于我国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在行政级别平等，因此，四者间的协调应额外设计一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派出人员参与其具体工作。监管模式的改革如图1所示。

5.3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除了需要监管模式的改革，还需要制度上的安排。具体如下：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规定，使监管协调合作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实施细则和相应制度安排。

5.4协调机制的具体内容

（1）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主监管机构的责任

依据功能性监管原则，对交叉性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应根据具体业务性质或不同业务相对重要性来确定。规定出现交叉业务监管时，监管优先顺序与仲裁程序。

（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整合适应金融监管机制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各监管部门负责采集的数据对象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信息传输系统，建立信息传送制度和成本分摊的原则。

（3）建立多层次紧急磋商机制

在央行和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应建立多层次紧急磋商机制，以处理紧急和难点事务。为应付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至少应建立中央与省级两层次的紧急磋商机制，及时的对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进行风险评估与监管职责的设定。

（4）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

各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时要进行协商，避免规则冲突。具体的讲，在各监管机构讨论制定规章时，应邀请其他监管部门旁听，当出现矛盾内部不能解决时，应根据争端解决机制向仲裁机构诉求解决，实践当中可由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来担当仲裁者。

（5）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和签署备忘录制度

联席会议常规化，由人民银行、三大监管机构、财政部组成，并轮流担任主席。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别设立秘书处，负责收集有关监管信息，建立监管信息库。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对于法律没有明确，存在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事宜，以及法律中难以细化的协调合作事宜，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来明确，必要时实施联合监管。

6.结论与启示

论文根据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理论，分析了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从协调机制建立原则、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协调机制制度安排、协调机制具体内容等提出了促进我国金融创新的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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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立法论文篇8

要害词：市场失灵、监管、法律不完备性

证券市场监管是对市场机制的校正，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其实质是以政府命令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手段来代替市场的竞争机制，以确保获得一个更好的经济结果。可以说，监管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干预。监管与市场相伴而生，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自然垄断、经济活动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市场机制不可能达到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理想状态，这时，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对经济活动和市场进行干预、监管。实行监管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市场摩擦，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垄断、操纵市场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减少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对于信息透明度要求高、参与者利益联系紧密、价格波动频繁、轻易产生人为操纵、欺诈行为的经济部门和市场活动，更应该实行有效的监管措施，从而保障经济活动健康地发展。同时，监管也是一把双刃剑，监管过度将加大监管成本、降低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如何实施合适的金融监管一直是国际经济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难题。实践证实，证券监管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提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安然、世界通信等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在2002年7月30日签署企业改革法案（SarbanesˉOxleyAct），希望以积极的态度严惩违法企业经理人员。世界上没有政府不监管市场的，要害是如何监管，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政策与思路。我国同样存在证券监管的问题。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因此，处理监管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市场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但是，这种理论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如熊彼特认为：完全自由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到头来却使进入此领域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假如一开始就有完全有效的竞争，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与新的商品就几乎不可想象，这意味着我们称之为经济进步的很大一部分为完全竞争所不相容。因此，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实，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问题，使得市场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为了消除这些缺陷和弊端，除了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外，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而，为政府监管市场提供理论依据。

（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市场运行失衡，从而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进而降低经济效率。

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1.市场垄断或不完全竞争。

市场本身存在一个悖论：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但市场竞争往往导致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从而抑制竞争，妨碍效率的提高。垄断会造成价格扭曲和产量扭曲，构成的市场扭曲，不仅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而且抑制竞争，并降低社会总福利。这往往被视为不公平。因此，反垄断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证券机构是经营证券的非凡企业，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决定其不完全适用于一般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原则。一方面，证券经营机构规模经济的特点使证券经营机构的自由竞争很轻易发展成为高度的集中垄断，而证券业的高度集中垄断不仅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方面会带来损失，而且也将产生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而证券经营机构激烈的同业竞争将导致整个证券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稳定。

2.外部性效应。

外部性效应是指某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不以市场为媒介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附加效应。外部性效应最重要的后果是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的影响。外部性效应出现时，市场对于物品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证券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其外部性效应是指：证券经营机构的破产倒闭将可能影响整个交易环节的正常运行，其连锁反应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危机，并将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证券市场属于符号经济，符号经济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出现虚假繁荣，出现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就会出现证券市场价格暴跌，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和整个国家经济造成显著的外部负面影响。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进行补偿，但是证券活动巨大的杠杆效应-个别证券经营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严重的不对称性显然使这种办法显得苍白无力。另外，科斯定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外部性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来限制证券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纠正外部性效应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

3.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

阿克尔洛夫在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并使信息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不确定性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表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不能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私人决策者拥有充分、准确、全面、及时的信息。但实际上，由于信息和其他经济物品一样，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获得信息必须支付费用，而费用往往十分昂贵。因此，信息不完全的情况大量存在。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现象更加突出。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以及搭便车现象使得即使主观上愿意开发信息资源的市场主体失去其积极性，从而导致证券市场信息供给不足。信息是证券市场投资人投资决策的依据，而证券市场的中小股民与大股东、企业经营者、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等存在信息不对称，小股民处于信息劣势，投资风险较大。信息在指导资本市场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及证券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克服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重任，制定并执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为所有投资者营造获取真实、及时、充分的各类信息的市场氛围。

4.收入分配不公。

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收入的不平等难以保证市场竞争的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不断地积累，导致更多问题。因此，要求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消除非价值物品方面有所作为。证券市场同样存在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不公平主要是有下列因素：其一，市场法规、政策的不公正性，对市场参与主体采取差别待遇而使参与者处于不同的起跑线；其二，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合法投资者受损，而不法分子受益。通过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我们发现仅仅以“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达到最优是不现实的。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市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它是个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而且有碍于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这就为政府管制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绝无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国家和市场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发生作用。现代政治经济学闻名学者奥尔森提出“利益集团模型”。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存在着两个基本定律，“第一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当个人仅仅考虑自身利益时，集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第二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不管个人如何精明追逐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也不会自发出现，只有借助“引导之手”或是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集体结果。

（二）政府干预理论市场失灵被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些外部性效应和信息失灵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内部化加以解决，但要将市场失灵中的任何一个案例都内部化于市场机制则存在一定的限度，或根本无法实现。尽管“政府干预”的观点自凯恩斯时代起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但真正意义的管制经济学（EconomicsofRegulation）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卡恩（AlfredKahn）于1970年出版的《管制经济学》（TheEconomicsofRegulation：PrinciplesandInstitutions）和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er）于1971年发表的《经济管制论》（TheTheoryofEconomicRegulation）标志了一门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确立。西方管制经济学以公共机构产生的规制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在发生市场缺陷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问题。

一般来说，管制经济学包含了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社会利益学说和对政府干预效果持否定态度的非凡利益学说。社会利益学说肯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认为现代经济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为此，市场参与者就会集体要求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经济过程，通过实施管制以纠正或消除市场缺陷，从而改善“一般福利”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非凡利益论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和波斯纳（Richard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强调监管的成本和危害性。他们认为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为利益集团做事。归纳起来说：监管的代价是昂贵的，监管会产生道德风险，监管会产生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监管会影响竞争性行业内的竞争条件。因此，监管者对整个社会比没有监管者效率更差。尽管芝加哥学派对监管大加批判，管制经济学关于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合理性以及对干预有效性的分析仍然为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管制的经济理论可被视为广义的社会选择理论的一部分。社会选择理论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政府管制，鉴于自由市场机制存在市场缺陷，为保证经济体系的高效运行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求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外部监管，而“管制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只能由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来供给和安排，各种利益主体则是管制制度的需求者。对于证券市场而言，社会选择的结果是将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督责任交给能够代表社会利益的团体，证券监管机构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特定政治结构的反映。社会选择理论对于监管产生的根源和合理性方面的论断，为进一步了解实施证券监管的内在原因并明确证券监管的实施主体提供了佐证。

二、证券监管的非凡性

尽管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理论对证券市场的治理模式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但20世纪证券市场的治理实践证实，干预性治理模式符合对证券市场的治理，这也是由证券市场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所决定的。证券市场与传统其他市场比起来，在市场失灵等诸方面，更加敏感，影响范围也相对更大，因此，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模式来治理证券市场。即使是自律式治理体制的英国，也逐渐转向自律与监管的结合，强调政府监管之重要。

（一）证券业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社会性”的产业

1.证券市场的公共产品特性。

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证券市场带来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共同享受，无法排斥某一部分人享受此利益，而且增加一个人享用这种利益也并不影响生产成本。在证券市场上，一方面，所有拥有企业股票的投资者都是企业的股东，而一个企业的股东可能成千上万，那么对企业经营运作的监督就成了股东之间的公共产品。个别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独自承担，其他股东存在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对证券经营机构、中介、咨询机构的监督，对整个市场参与者来讲，也同样是公共产品。因此，证券市场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部门构成证券体系的主体，政府主要通过外部监管，提供诸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保持证券体系的健康稳定。

2.证券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证券市场处于国民经济的核心，证券业涉及面非常之广。单从主体上来看，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广大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其次，证券活动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是电视、广播、报纸，还是网络，证券始终是中心内容、焦点问题。可见，证券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第三，风险一旦爆发，必然造成社会经济巨大的震荡，从而引发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这必将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安居乐业。

（二）证券业是高风险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证券市场具有一般市场所没有的、由市场特性和市场结构所决定的内生的不稳定性。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市场，其正常波动正是吸引众多投资人的魅力所在。但是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影响投资人的正常利益，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首先，过度投机是证券市场较为可能存在的现象，也是高风险的体现。由于证券交易的内在非凡性，投机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根源于并不一定理性的心理预期，同时又伴有一般商品市场难以比拟的强烈示范效应，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经常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出现暴涨暴跌，价格信号失真，进而抑制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恢复到均衡水平。其次，证券市场轻易为少数人所操纵。证券市场是信息经济的重要场所，信息的全面、及时、有效对于证券而言即意味着价值。但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是证券市场自身的缺陷。少数人利用预先获得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从中牟取暴利，而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虽人数众多，但较为分散，很难协调一致对抗少数人的市场操纵。另外，证券市场的虚拟化加大了风险。与以实物贸易为主的传统商品市场不同的是，证券市场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上，其交易品种是虚拟的，因此，理论上证券市场的交易量可以无限放大，并且随着高科技在证券业的广泛应用，这些交易可在瞬间完成。巨大的交易规模和资金流动和迅速完成的交易速度本身就蕴藏巨大的风险。因此，证券市场的自身特性亟须政府通过干预来抑制过度投机、制止市场操纵，减少系统性风险；以使市场保持相对稳定。作为市场有机部分的证券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并且，由于证券市场面临更大的风险因素和不稳定性，一旦失控将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证券监管势在必行。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既要对证券业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其安全和稳定，从而稳定和繁荣经济，又不能管得过严，损害证券业的效率，从而威胁证券乃至金融业的繁荣，亦即是，要在监管的稳定与有效之间找到最佳控制点。

三、证券监管适度性

上述的探讨中表明一个观点：证券监管弥补证券市场的缺陷，保障市场功能的发挥，必要而有效。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是否监管就能消除市场的一切缺陷而无限制地强化呢。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方面，监管都受到质疑。以加利？贝克、斯蒂格利茨和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提出监管的高成本和有害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法律或制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假如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帮助执行合约就行，根本不需要设立另外的机构，如政府或监管者，来干预人们之间的交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此基础上认为，当法律设计到最优时，由法庭来执法是最优的制度，而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机构（如监管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美国的大法官波斯纳对监管的看法更加极端。为什么现实中会有监管者呢？这实际上都是利益集团造成的。因为利益集团要到立法者那里去游说，从而建立起了监管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监管者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有监管者对整个社会比没有监管者效益更差。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在金融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伯克曼（P.Beckerman）等人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论学派认为，市场并不必然在充分的就业水平下自发均衡，强调有效需求和政府的作用。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第三世界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实际上，新兴市场的证券监管不但成本高昂，成效不明显，甚至产生反效果，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市场本身的自发演进，使该国的经济在金融上受到抑制。也就是说，证券监管也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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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证券市场的适度监管

作者：证券投资论文范文来源：都创辅助浏览:大中小

（一）监管会造成巨额成本不仅市场运作存在交易费用，组织监管的成本也决不可低估。

监管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监管规则、监管信息的收集及实施监管等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还有监管对象为遵守有关监管规定所要承担的成本、监管所导致的寻租与设租成本以及反腐败的成本、过度监管所导致的效率损失等。

监管的成本主要包括：

1.执法成本。

即证券监管机构为制定和实施各类监管的制度安排，以及维持证券监管体系运行而付出的成本。即使通过公共选择制定的监管法律符合社会利益，也不能保证这些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监管者在执行法律时，不能排除自身利益对法律实施的干扰。由于法律自身的不完备性，监管者可能对法律作出偏向自身利益的理解，从而可能降低了法律的效力。

2.守法成本。

即包括证券市场上所有被监管的主体为遵守有关监管规定而额外承担的各种成本。目前，上市公司所推行的强制性披露义务所承担的相应费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就金融市场而言，守法成本可能非常之大。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推算，守法成本至少达1亿英镑。正因为监管成本的存在，监管者的监管行为并非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证券监管失灵同样存在。如监管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于走到制度安排的反面。加上监管效应的滞后，当一项监管措施被证实错误时，监管者已来不及纠正了。证券监管同其他政府决策一样，存在熟悉滞后、决策滞后、实施滞后和生效滞后的问题。对于市场而言，监管总是比落后于市场的变化。也可以说，旧的法律往往构成新的法律的阻碍，增加了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

3.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制度性的或其他的变化而引发的私人部门行为的变化并产生有害的通常是不利于生产的作用。正如学者经常举的购买火灾保险的保险人对于火灾隐患往往比购买前更加忽视的例子。监管会导致私人部门去冒较大的风险，也就是说，监管会降低正常的谨慎程度。监管越紧，成本也越高-不仅是监管自身的直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对金融机构提供更低廉、更富创新性和丰富多样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施加了限制-这最终将有损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二）监管可能失灵监管者也是经济人。

即使是在政治领域，个人也是严格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从市场交易主体变化成公共选择主体，并没有变成圣人。或者说至少没有像学者们所渴望的那样变成实际的圣人。代表政府的监管者，作为经济人，他们也与监管对象一样同样具有自利性，行为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依归。他们同样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管制条例还是执行规定，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亦即极有可能成为某些非凡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和牺牲公众的利益。那种“政府权力单位化、单位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及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的合谋都是这种以公谋私的表现。即使假定监管者是大公无私的，但监管者对监管对象的信息永远处在不完全、不对称状态。这不仅在监管者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有限，而且在于监管对象对自己一直拥有信息优势。这就使得监管者既不可能制定出精致有效的监管规则，也不可能有效地执行现有规则。因为，有效的监管并不一定使监管者受益，有时恰恰相反。

（三）证券监管必须适度由于监管失败的存在，我们对证券监管就不应该过于迷信。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监管都有可能失败，因此，我们不可陷入两分对立思维的困境，即市场失败就由政府监管来替代，监管失败就由市场运作来替代，而是应以市场法则为依归，如何用政府监管来补充市场的不足。关于监管失灵，监管成本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至少为我们重新熟悉监治理论基础提供启示：

第一，监管应是针对市场失灵，而不应作更宽泛的解释。以为政府仅仅只配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想法，在今天看来也过于简单，无法应对现代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必须基于匡正市场缺陷的理由。

第二，监管并不必然导致证券业发展，相反可能限制市场的发展。与市场一样，监管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促进市场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否则将是为行政控制提供口实。

第三，监管必须受制度约束，即监管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假如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所进行的干预导致公共行政的失败和寻租活动，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公共行政，而不是返回市场。因此，通过上述对市场缺陷和监管失灵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把握监管的度十分重要，亦即监管必须适度。监管适度的要害是必须明确监管法律的目标和原则，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范围。这对证券监管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前中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1.监管的曲折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假如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2002年前后，通海高科、麦科特、郑百文、蓝田股份、银广夏等“地雷”相继引爆，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反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面对这些问题和缺陷，证券监管受到市场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定的证券监督治理机构，其监管力度与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市场中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并且加大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违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规模控制、额度治理”下的产物。这也正说明，中国的证券监管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处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强烈的政府主导意识和制度惯性导致证券市场留下的显著的行政干预痕迹：证券市场作为融资市场，以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为目标；证券发行监管则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当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等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加之于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证券监管有了一定的改善和优化。

首先，在监治理念上，证券监管确立保护投资者的正确理念。监管机构熟悉到：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监管机构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监管方式上有所改进。2001年3月核准制的正式实行，“行政审批、额度控制”的监管方式也随之终结。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来切分市场和控制发展速度，一方面，恢复被扭曲了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额度之下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证券欺诈发行案中，投资者对监管者的不满和指责也随之减少，监管者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

第三，证券立法逐步加强，证券监管有法可依。《证券法》关于监管机构职责和措施的规定，确立了监管者的地位，赋予其法定的权力。同时，关于保密义务、勤勉义务、公开义务等一系列义务条款也把证券监管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且，多年来，证监会（或证券委）单独或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了近300多项监管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地减少了监管的随意性。当然，在证券监管的发展与完善令人欣慰的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假如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所进行的干预导致公共行政的失败和寻租活动，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公共行政，而不是返回市场。因此，通过上述对市场缺陷和监管失灵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把握监管的度十分重要，亦即监管必须适度。监管适度的要害是必须明确监管法律的目标和原则，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范围。这对证券监管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前中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1.监管的曲折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假如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2002年前后，通海高科、麦科特、郑百文、蓝田股份、银广夏等“地雷”相继引爆，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反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面对这些问题和缺陷，证券监管受到市场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定的证券监督治理机构，其监管力度与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市场中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并且加大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违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规模控制、额度治理”下的产物。这也正说明，中国的证券监管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处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强烈的政府主导意识和制度惯性导致证券市场留下的显著的行政干预痕迹：证券市场作为融资市场，以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为目标；证券发行监管则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当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等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加之于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证券监管有了一定的改善和优化。

首先，在监治理念上，证券监管确立保护投资者的正确理念。监管机构熟悉到：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监管机构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监管方式上有所改进。2001年3月核准制的正式实行，“行政审批、额度控制”的监管方式也随之终结。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来切分市场和控制发展速度，一方面，恢复被扭曲了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额度之下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证券欺诈发行案中，投资者对监管者的不满和指责也随之减少，监管者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

第三，证券立法逐步加强，证券监管有法可依。《证券法》关于监管机构职责和措施的规定，确立了监管者的地位，赋予其法定的权力。同时，关于保密义务、勤勉义务、公开义务等一系列义务条款也把证券监管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且，多年来，证监会（或证券委）单独或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了近300多项监管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地减少了监管的随意性。当然，在证券监管的发展与完善令人欣慰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2.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横向上看，证券监管政出多门，部门之间权力重叠，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涉及证券业务的行政部门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证券市场相关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国家计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审批）、国家经贸委（对将募集资金的项目立项与批文）、财政部（国有资产价值与持有，国有股减持，国有股的价格，国有股协议转让批准，国有资产到境外上市的比例与价格）、税务总局（上市公司具体执行的税率。地方税务部门经常会降低税率，直接影响公司利润率）、外经贸部（上市公司进出口业务审批，退税及税率与进出口产品的价格。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审批）、中国证监会、国家环保局、国土局、建设部、工商行政治理局等。多个部门治理同一个事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在治理权力方面表现为界限重叠，在责任方面表现为界限不清。证券市场高风险、高流动、高效率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和减少市场风险。证券监管权力的分散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

其次，从纵向上看，目前还是过于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监管机构仍然习惯于对市场的直接控制。中国证监会是法定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心，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目前，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垂直领导和中心集中监管。政府集中监管具有体现监管权威、防止相互扯皮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证券市场创设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集中监管往往体现为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关于证券发行与上市的联动机制就是一个例证。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拥有全面的控制权，而上市虽然是证券交易所治理，但是，证券交易所仅是依照程序要求安排企业上市的时间和具体方式，甚至没有得到对企业的上市发表意见的授权。实践中，证券发行之后，一般都在数日或数月后随即上市。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机构还是忽略了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治理功能。同样，在证监会强势监管之下，作为法定的自律组织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市场发言的机会不多，对证券经营机构自律治理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至于证券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自我风险控制作用，也不够重视。但事实上，证券市场确实存在政府监管所不能够及的“死角”，政府监管不能解决所有的市场问题。自律组织及市场参与主体始终置身于市场之中，在监管者监督下的行业自律往往更具有效率。另外，在证券发行中，实质审核、证券承销的通道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之后，同样执行实质性审查，监管机构“内部把握”的发行标准仍然存在。通道制度尽管有其推动券商增强责任意识、推荐优秀企业的良好愿望，但其实质则是规模控制的延续。这些都是政府对市场的直接控制。

3.解决措施。

针对上述依然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政府部门层面上统一证券监管权力，实现证券监管机构的专一，并保证其独立性。其一，在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之际，是否可以考虑对于将撤销的部委，将其关于证券监管的权力和职责划归专业证券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其二，可以充分发挥各政府部门的专业优势，实行功能监管，但是同时必须强调中国证监会对证券监管的协调功能，实现有效监管。其三，改变原有的行政治理模式，突出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监管机构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证市场的平等、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不应当带有任何倾向，袒护某些市场参与者。监管机构只有保持其独立，才能树立其权威，才能公正地监督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才能真正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

其次，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备而富有效率的市场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迅速发展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由于证券行业的复杂性，监管主体过于单一，轻易造成监管成本高、效率低。单一地依靠政府监管或行业自律的监管模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证券市场也逐渐相互融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使证券监管更加完善、富有效率。我国也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重视行业自律，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善整个监管体系。这已引起监管机构的足够重视。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表示，“在监管和自律的框架里，自律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证监会将实行分层次监管，证券业协会逐步承担实质性监管任务”。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一线监管的功能。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任何完善的证券市场都要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监管作用。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主要由交易所执行。因此，在证券发行与上市的程序中，应赋予证券交易所一定的审查职能，一方面充分发挥一线监管的优势，另一方面使交易所在取得职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克服政府直接承担审核失误的风险。而中国证监会则对证券交易所实行有效监管。由此，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证券监管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障市场化的进程。其一，证券立法符合加入世贸的原则要求和所作承诺，并且采纳国际标准，实现立法与国际接轨。其二，通过立法增加证券监管行为的透明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够。因此，入世后如何提高金融机构运行透明度以及要求监督行为实行公开，是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一项全新的任务。其三，加强人大、政协、司法以及公众对监管者的监督，仿效香港，设立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机构，负责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程序审查。另外，减少行政审批，强调行业自律，实现市场化。同时，通过法律加重违规责任，提高违规成本。对于证券发行监管的对策则应在证券发行市场全面实施主承销商推荐及相配套的核准制度，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负其责、自担风险”的责权关系，将发行审核责任由过去监管部门独家担任，转向发行前改制辅导、主承销商对申请文件进行核查到上市后的回访和保荐延伸，建立证券发行的市场筛选和监督体制。

四、监管如何弥补法律的不完备性

（一）法律不完备性的理论介绍学术界对执法的问题有非常大的争论。

人们通常认为，假如没有执法，法律将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应该怎样执法才有效率却有着大量的讨论。不过，这些研究及相关的文献都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它们都假定法律是完备的。即不同的法官面对同样的法律将会得到同一个结论；不同的个人面对同样的法律将会得到同一个结论；每个人都清楚违反法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并且所有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时，执法碰到的问题不涉及法律问题，只和证据有关。自从20世纪60年代法律经济学发端以来，数千位这个领域的学者都是在贝克（Becker）的体系下进行研究的，都潜在地做了“完备法律”这条假设。而许成钢教授就是对这条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条假设显然和现实是不符合的，并从哈特的不完备合约引申出了“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在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执法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动式的执法者，就是法庭。他只能等着别人来告状才能进行执法。另一类是主动式的执法人，即监管者。他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可以阻止犯罪，可以制定规章制度等等。接下来，许教授修改了“完备法律”的假设，他认为，一个完备的法律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法律不能自相矛盾；其次，法律是适用于所有公民的；第三，法律适用无限长的时间。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条件，使得“完备法律”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使不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由于法律不完备，同样会产生种种问题。比如由于法律不可能写清楚世间万物，因此，人们就可能认为做某些事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即所谓的“阻吓不够”；类似的，假如立法机关进行一刀切，完全将一些行为禁止，这样就会带来“阻吓过度”。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法律不完备，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问题，为了弥补法庭的不足，监管就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了。经济学家从数学上严密地对上述理论思想进行了论证，说明“法律的完备性”无法满足，结果会出现要么“阻吓不足”，法律漏洞很多，人们可以钻许多空子；要么“阻吓过度”，法律过于严厉，人们的行为基本上被禁止了。紧接着一个问题，假如法律不完备是一个内在的特征，那么我们怎样改善这一制度呢？答案就是引进监管者。许教授接下来证实，由于法律不完善，执法需要进行分工，一种是被动式的评判人们的上告，它就是法庭；另一种是可以主动地进行治理、制定规章、搜集证据等等，它就是监管者。在引入这种主动式的监管者后，假如监管者寻找信息可以不花费成本的话，这个社会可以达到最优（firstbest）。进一步，许教授又证实，假如监管者搜集信息即费力又耗时，再进一步，假如由于法律不完备导致后果非常严重的话，引入监管者将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相反，假如后果不是那么严重，至少同引入监管者带来的成本相比不严重的话，这时监管就是多余的了。通过例证分析，许教授得出论断，首先法律是不完备的，当时的技术发展使得前人根本无法想象来制定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其次，在不采取其他的执法手段的情况下，单单依靠被动式的法庭是无法解决许多问题的。综上所述，许成钢教授认为，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这就使得要想使法律设计到最优是不可能的。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假如仅依靠法庭被动执法，肯定会导致对违法行为或是阻吓不足，或是阻吓过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是利用法律的不完备性，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弱化法律的阻吓作用，或是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就采取非常严厉的立法措施，严重地扼杀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方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弥补法律不完备性之不足。

（二）对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评价

1.继续。

首先，法律不完备性理论论证了监管之必要性。通过批判继续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许成钢教授提出自己的理论并论证了监管的必要性，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市场行为与法庭执法之间的一种过渡和缓冲。是防止法庭对市场行为的治理不足或立法对市场行为的限制过度。这是对监管必要性的进一步充实。

其次，对监管者的执法与法庭的执法作了区分。由于法的概念可以作宽泛的理解，因此，执法的界定和分类十分繁多。而该理论提出将监管者和法庭在执法层面进行区分。该理论认为，法庭的执法是被动执法，除非告诉，并不直接追查责任。而监管者的执法则往往是主动执法。单单依靠被动执法是不够的，不足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引入主动执法作为被动执法的补充，有助于执法的真正贯彻，并提高执法的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三，强调了法庭的中立性。监管者的主动执法有助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保证了法庭的中立。通过监管者的主动执法，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释解风险，防止风险累积而导致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可以使法庭脱离大量的琐碎事务，而是侧重于对监管者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更能体现法庭的中立。

2.批判。

（1）关于监管的界定。

假如对监管进行狭义的理解，那么把监管限制在行政监管的范围内显然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是对监管作宽泛的理解，那么，监管就不仅仅是行政监管，法庭对市场行为的执法也是监管的一部分，并且，对行政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是否在法律的尺度内是法庭的权力，对监管的“监管”是对行政监管合法性的保障。监管者对保障市场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监管体系的核心部分，而法庭是保证公正的有效救济手段，是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

（2）关于法律不完备性的假设前提。

首先，许教授关于法律完备条件的列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完备法律’是不存在的”，但这与许教授关于刑事法律完备的例举论述相矛盾。

其次，就许教授提出的“法律的不完备性”是适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也就是说，社会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都存在“法律的不完备性”，那么，是否各个领域都需要行政监管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举一简单的反证例子，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合同的执行是无需行政监管者的介入的。因此，法律的不完备性并不导致必然的监管。事实上，在成文法国家和地区中，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始终存在，这是制定法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的二律背反。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中，法律本来就不是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出现，法官造法是其传统。因此，法律本身就是时刻在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不完备性。纵观浩如烟海的法学文献，只有大陆法系的一部分理论家才接受或隐含接受“法律完备性”的假设。即便不提诸如“批判法学”这类理论，在实证法学和自然法学两大传统中都可以找到类似“法律不完备性假设”的理论，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完全信息社会博弈”的演进的法学观点。换句话说，仅从“法律不完备性假设”不必定导出“主动执法”的结论。

经过合理的思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监管的根本立意并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而是由于市场自身信息分布高度不对称的特征所决定的，法庭被动式的执法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保证信息的对称，不能保障市场的公平，而监管者可以主动地对信息拥有者进行强制的规范，弥补了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平。

其二，虽然监管者保障了市场的稳定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但是，法庭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市场行为和监管行为的合法性及公正性都将留待法庭来解决。监管强调效率，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法庭保障公平，是市场赖以生存之根本。在证券监管中，单单依靠行政监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法庭的力量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法庭才是监管最后的一道防线。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