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论文范文

财政体制论文篇1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展，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二、公共借贷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5](P98)近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2](P188、189)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据保罗·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P4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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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字库未存字注释：

财政体制论文篇2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治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治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治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治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治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治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楚、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治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治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治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非凡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第三，建立信贷担保基金。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市)和乡(镇)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信贷担保基金，其余可在当地企业中募集，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利的信用社可把部分盈利用于认购担保基金。担保难问题也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贷款担保基金，解决农民贷款条件不足的问题。

财政体制论文篇3

我国的财政改革己取得一定成就，财政支出结构己突破了传统的注重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迈出了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转化。财政支出模式己逐步转向公共财政。己经具备了公共财政的某些特征。但是我国目前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现象比较突出。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笔者针对我国公共财政模式建立过程中公共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我国公共支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其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最终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综合反映一国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因此财政支出改革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公共支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财政保证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资金支出不合理

满足政府运转是公共财政的首要任务，如国防、行政、公安司法等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支出无法靠市场满足，只能通过公共财政加以解决。但在这些基本支出项目上，公共支出的资金安排是不平衡的。如行政管理费急剧膨胀，据统计，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五五”时期的4.9%上升到“九五”时期11.94%，到2000年占17.4%，2002年占18.6%.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支出的增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超出了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而且这种支出增长结构是不合理的，主要是个人经费增长快于公用经费增长，财政支出供养人员膨胀。在行政管理费支出急剧上升的同时，我国的国防费支出却是下降的。据统计国防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五五”时期为16.4%，此后一直下降，“九五”时期为8.3%，2000年为7.6%，2002年为7.7%.2002年占GDP的比重为1.6%，低于世界3%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国防支出相当于美国国防费的5%，美国人均国防费达到2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只有6美元左右。从以上纵向和横向比较之后，可以看出我国的国防费支出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是过低的。国防支出太低难以保证国防建设现代化的步伐，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略性问题。国力增强了，而国防力量却相对减弱了，不仅影响到一国政府的防御能力，也无法满足社会成员对公共安全的消费需要，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公共性项目的资金支出严重不足

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属于社会公共性开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公共支出的核心内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长，这些公共性开支所占比重应当逐步增加。但是在我国，不仅社会公共性支出的比重较低，而且连最低需求也难以保证，这必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和制约。2002年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41%，低于世界5.1%的平均水平及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在教育支出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表现为上重下轻的“倒金字塔”格局。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是城市教育，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是高等教育。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80%由乡镇负担，在乡镇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教育的投入是少之又少，以致出现令人心酸的“王守奇”现象。这样出现一个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义务教育的不合理格局。我国医疗防疫体系不完善以及医疗设施严重不足与国家财政支出中卫生事业费比重太低直接相关。2001年国家财政用于卫生的预算支出占总支出的4.2%，占GDP0.84%，而美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13.9%，波兰占GDP6.3%，相差甚远。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社会保障支出严重不足。1999年我国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总支出1.36%，2002年为1.69%，虽呈上升趋势，但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太低，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三）公共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目前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己经得到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设施落后，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领域由于具有投资量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属于政府投资的范围，但我国目前政府用于基础建设的总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仅为3%，这还是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0%的平均水平。政府投资规模太小，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产业的需要，造成基础“瓶颈”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财政投资规模弱化的同时，国家对农村的投资就更少了。1998-2001年期间我国财政用于农村和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69%、8.23%、7.75%、7.71%，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90%以上用在城市和工业上面，而用在农村和农业上面还不足10%，这就形成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势必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

二、构健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对策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公共支出结构，既能体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关键所在。现阶段我国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基本方针是：财政支出以政府的事权为基础，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具体点，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应重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合理安排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各项资金需要

针对行政管理费上升过快的状况，应加大政府机构改革力度，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要下决心精减机构，分流富余人员，严格控制人头经费的增长，上级对下级的编制要严格定员定额管理，清除多余人员。虽然我国于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机构改革，但行政经费还是高于10%的国际平均水平。要使国家财政逐步走出“吃饭财政”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调整结构，发展经济，为精简出来的公务人员找到新的工作和就业出路，否则就难以成功。

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对于国防支出的合理规模，应对国际与国内形势进行分析后，视具体国情而定。单从国防角度来看，充足的国防经费支出有助于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应越多越好，但是军需与民需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因此，国防开支应有一定限度。国防经费支出太高，会挤占其他财政支出项目，从而阻碍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最终也会削弱国防力量。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及国际大环境来分析，国防经费应适当提高。同时注意在国防经费一定的条件下，应提高国防经费的使用效益。

（二）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财政的公共性开支

根据我国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要保障教育投入的增长高于正常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要把支持教育作为重点。从1998年开始，中央财政支出中，每年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提高一个百分点，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教育资金总量增加的同时，注重教育结构的优化，应注重农村义务教育和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属于典型的社会公共物品，其外溢性特征很明显，应由政府供应经费。针对我国在实际中“上重下轻”状况，笔者认为，应改变目前教育投资主体结构，改变基础教育由县、乡政府及农民负担的状况，

而由省、市政府负责。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情况下，重点调整教育支出结构，向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教育倾斜。非义务教育，国家也应支持，但为减轻财政负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可采取收费方式，改变国家统包统揽的局面，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非典”疫情引发了我们对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思考。要使我们整个国家协调发展，财政应注重卫生事业的发展，增加卫生事业费支出，关注城市及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加大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农村防治体系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使财政支出尽全力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不应在公共需要的满足上留有缺口，这也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是事关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财政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己成为影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家除了直接和间接推进再就业工程以外，还要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加快完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三）优化公共财政的投资功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投资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没有政府的投入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投资不应在竞争性、生产性的经营领域，而只能投资于公益性、基础性的领域，改变与民争利的局面。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有所改善，但我国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经济发展要求还相差甚远。因此，应注重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广义上看，农业属于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政府应重点扶持的对象。近几年的水旱灾害对农业造成巨大损失，说明我国农业自身抗灾能力还很有限，必须增加投入，尤其是增加政府的投入，进行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情况，各级财政要按公共财政原则，逐步增加对县以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采用财政直接投资、政策性贷款、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农村经济建设，转变我国农业落后的现状，以实现我国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即现代化经济结构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王石生我国财政面临的五大转变[J]经济参考报，2003，（11）

[2]苏明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02，（6）

[3]陈颂东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J]改革，2004，（1）

财政体制论文篇4

摘要：首先阐述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深远意义，介绍了国库集中支付的含义和基本流程，并深入详细分析了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对单位财务工作的新要求，最后提出有效的改进建议，为预算单位更好开展国库集中支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关键词：国库集中支付；财务工作；改进

国库集中支付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要在全国推行的，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健全的财政支付信息系统和银行间实时清算系统为依托的一种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2001年开始已在部分地区试行。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不但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而且有利于加强财政监管,有效防止单位挤占、挪用和截留财政资金,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1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含义及基本运作流程

国库集中支付就是改变现行财政性资金层层拨付程序,由财政部门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将财政性资金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其基本运作流程：财政部门在中央银行设立一个统一的银行账户（财政集中支付专户）,各预算单位在商业银行设立专门对应的银行账户（零余额账户），预算单位需要使用财政资金时，必须按照批准的用款计划向财政支付部门提出申请，经财政支付部门审核同意后，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或财政授权支付方式，直接向商品和劳务供应方支付款项，然后通过银行清算系统由零余额帐户与财政集中支付专户进行清算，再由集中支付专户与国库单一帐户进行清算。

2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对单位财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坚持“三权不变”的原则,即不改变预算单位资金的使用权、预算执行主体和会计核算主体权限，预算单位财会人员的工作职责也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国库集中支付实行单一账户体系、统一资金结算,“零余额账户”的支付和清算的管理方式，使资金的核算渠道和划拨方式、支付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较大影响。

（1）财务管理的重心向“预算”转移。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前,财政资金是按年度预算批复直接划拨到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各预算单位许多财务工作都是围绕资金管理来展开。上级主管部门要负责拨付和管理各基层预算单位的经费，基层预算单位更是“看钱吃饭”，根据单位的银行账户存款数额来安排工作。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财政资金不再划拨到预算单位的基本账户，所有资金归属国库,单位只有用款指标和用款计划,各单位不再负责财政性资金的拨付,各项行政性收费也只是代国库办理，单位日常财务管理已不再涉及具体资金的管理。

（2）财务监督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前，因为财政资金是直接划拨到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所以所有对资金使用的监督都只能是事后进行，资金的安全、合法使用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财政资金不再划拨到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而是存放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或授权零余额账户支付的支付方式，财政部门能够对每项资金的使用的全过程，包括用款计划、授权额度和实际支付情况等进行全面监控，有效杜绝财政资金被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确保财政资金得到安全、合法、有效使用。[next]（3）财务管理人员岗位要求越来越高。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单位财务管理重心由资金管理向全面预算管理转移，这要求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必须非常了解宏观经济情况和单位的经济状况，熟悉财政政策，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知识、财务知识，对单位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全面实行预算管理。（4）会计核算科目的转换。

①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财政拨款只通过经费指标、用款计划和额度进行反映。所以会计核算也不再使用“银行存款”科目，而是相应增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和“财政应返还额度”等新科目。

②对财政直接支付的支出，预算单位应作会计分录为：

行政单位：借：经费支出、库存材料等

贷：拨入经费—财政直接支付

事业单位：借：事业支出、材料等

贷：财政补助收入—财政直接支付

③对财政授权支付的支付，预算单位应作会计分录为：

收到授权支付额度时：行政单位：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拨入经费—财政授权支付

事业单位：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财政补助收入—财政授权支付

零余额账户实际支付时：

行政单位：借：经费支出、库存材料等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事业单位：借：事业支出、材料等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如果上述2、3项支出形成固定资产的，应同时登记固定资产账目，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贷：固定基金

④年末，零余额账户的授权支付额度被注销时，预算单位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行政单位：借：拨入经费—财政授权支付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事业单位：借：财政补助收入—财政直接支付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预算单位对财政直接支付指标余额不进行账务处理。

另外，如果年末被注销的授权支付额度是属于跨年度项目，财政应该在下一年度返还的，应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收费主体已经从预算单位变为财政国库,行政事业性收费业务转变为业务,原“应交预算款”“应交财政专户”也就失去意义,预算单位对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再纳入核算体系核算。

3实施国库集中支付的建议

（1）预算单位的领导应该高度重视，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相关的文件精神，了解国库集中支付的运作流程，大力支持财务部门及相关部门针对国库集中支付方式的工作调整。

（2）上级主管单位要加大力度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各预算单位对国库集中支付的认识，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和办法。另一方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加强网络信息系统的建设，统一国库集中支付各阶段流程的信息平台，使各项工作更安全更快捷。

（3）预算单位要重视预算工作，细化预算内容。为了把预算做到全面、准确、真实，预算单位应成立由领导牵头，财务部门负责，相关部门人员参加组成的预算小组，财务部门要全面摸清单位的经济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形势，对各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最终才能购对预算经费作出科学、全面、准确的安排。

财政体制论文篇5

一、从公共财政看服务性政府建设的现状及欠缺

公共财政是指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分配活动，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安排，其基本职能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和监督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应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四个基本特征。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区域范围内的社会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职能高度集中、具体控制，政府主导了大部分资源的配置。在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的比例一直比较高。政府把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经济建设，甚至是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对诸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提供。

纵向相比，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年有所下降，但在2004年仍然高达总支出的27.85%；从横向看，表2反映出中国在公共服务与经济建设方面的比例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关系之间的差距。这表明：仅从公共财政角度定位，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投入显然不足，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离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在我国，由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财政承担了大部分的支出责任，特别是省级以下的地方财政担负着相当沉重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共同提供庞大而重要的公共服务，包括70％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和55％~60％的医疗支出。地级市和县级市负责所有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救济。在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和救济几乎总是由中央政府提供，而教育和医疗是中央和省级的责任。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的支出责任但只能控制小部分的税收收入，地方财政无法保证政府所承担的很多事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就更为窘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受到挑战。

二、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根本在于构建地方公共财政

地方政府是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主体，中央与地方实施的财政包干制,大大刺激了地方财政片面追求财政收入。竞相发展“价高税丰”产业,由此导致的“投资饥渴”、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的恶果至今犹存。而在农业、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和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则相对不足。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的推进,完全打破了原有地方财政职能的生存条件,产生出促使地方财政职能转变的多种条件和因素。

（一）市场经济打破了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基础条件,对经济的调控由直接变为间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只能采取间接调控的方式去干预经济。在此背景下,地方财政收支行为只能围绕着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需要为核心来安排。任何超越“公共性”范围而介入经营性、竞争性的活动都是对市场有效竞争的损害。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财政更多的是转向实施间接调控。

（二）政企分开,促进了地方财政职能的转变

政企分开使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以往企业履行的政府职能(如企业办社会、小而全、大而全)剥离出去交由政府或社会去做;另一方面,政府代行的企业职能也还原给企业独立承担(如企业亏损补贴),政府职能从统管国有企业、直接插手微观企业的决策转到通过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所有的企业创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上来，从企业剥离出来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责也由政府承担起来。因此,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本理顺,促进了地方财政职能的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职能的重新界定奠定了基础。

（三）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矛盾加大了公共产品需求规模,地方财政职能的转变迫在眉睫

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加快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效率提高以优胜劣汰为条件,加之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属于非资产所有者,而且制度不免有非公平竞争的地方,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不是被合理的分配,很多人失去了理应享受到的福利（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培训等），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难免要遇到的矛盾。同时,工业化推进所带来的城市化又极大的扩张了公用事业的需求规模(如公检法建设的力度要加大,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以及社会公共基础工程和服务设施等方面的支出扩大等)。转变地方财政职能、建立地方公共财政已不容回避，而如何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在财政职能转变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财政，已成为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三、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框架体系需重新界定地方财政职能

一般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流行是“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经济。在西方经济学中，用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S表示储蓄，G表示政府支出，T表示政府收入，西方国家“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经济总量均衡模型如下：

C+I+G=C+S+T（1）

即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等式（1）调整后可得：

（C-C）+（I-S）=（T-G）（2）

等式（2）表示政府财政收支差额等于社会投资与社会储蓄差额。由此可见，政府财政收支关系对于社会总供求平衡具有很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四部门经济，借用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如果用G1表示中央政府支出，G2表示地方政府支出，T1表示中央政府收入，T2表示地方政府收入。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四部门经济总量均衡模型如下：

C+I+G1+G2=C+S+T1+T2（1）

等式（1）调整后可得：

（C-C）+（I-S）+（G1-T1）=（T2-G2）（2）

等式（2）表示地方政府收支差额等于消费供求差额、投资储蓄差额、中央政府收支差额之和。通过以上模型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总供求平衡同样具有很大的调节作用。地方政府通过自身的收支关系直接影响国有地方经济部门、企业的活动，可以促进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而影响本地区的消费、投资、储蓄的总量结构和社会的发展建设。地方公共财政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本地区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调整产业结构、选择支柱产业、立足于地方管辖区域内实施调控，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起到了中央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此，地方财政职能的重新界定应以有利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为准则,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和谐为导向,放弃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管好,使地方政府及其财政供给的“越位”、“缺位”并存问题得到解决。具体来说,与地方公共财政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职能的界定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一）资源配置职能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条件。

2、充分运用财政贴息政策,调动社会资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前景看好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予以财政贴息。

3、把财源建设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重视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上,重点支持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4、通过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

（二）收入分配职能

地方政府要结合*精神，配合财政部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努力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的征管,尽快出台遗产税与赠与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

2、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逐步增加城乡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要视财力状况,逐步增加财政供给人员的工资;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适当加大城市下岗职工社会保障支出。

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扶贫力度,扩大扶贫资金中救济性支出。针对城市困难、低收入居民，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居民,必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扶贫力度,尤其要加大对困难户的救济性支出,解决尚存的温饱问题,保持地区间均衡发展。

(三)投融资职能

地方财政作为区域经济的社会资金运动的枢纽,具有控制资金流量和结构的功能,影响到货币流通及供给,从而成为协调社会资金总供需的重要手段。地方财政投融资活动(包括财政信用),将有效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包括结构政策和组织政策),执行区域性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宏观管理的意图,消除瓶颈制约。财政投融资主要作用于基础产业、公共设施以及科技开发或企业无力投资的领域,协调产业发展,鼓励要素自由流动,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优化经济环境(包括监督)的职能

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地方财政,还具有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矫正经济信息等优化环境的功能,否则宏观调控是不可能的或无效的。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趋利性、盲目性以及外界对其运行施加的种种影响,必然导致宏观环境失衡和经济秩序紊乱,结果带来整体效率的丧失。财政有一个对经济起稳定的作用,这就是“内在稳定器”。地方财政是通过对外界影响产生“抗逆机制”,甄别经济信息而发生作用的,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恰如其分的联结起来,消除或减弱不公平竞争影响,实现经济的有效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统一。

四、建立地方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设想

（一）完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

缺乏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是地方公共财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尽管宪法赋予了人代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但目前除少数的宪法条文、税法和每年人代会通过的预算文件外，就基本上不存在其他财政立法了。财政活动中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严重，个别人主观随意决策，乱批条子、乱上项目而导致公共财政严重损失。尽管受到报章杂志的揭露和谴责，尽管各种政府报告、决议及其他文件也三令五申要求克服与改进，但随意决策的现象至今而无法杜绝，表明社会公众对财政权限的制约能力仍是相当软弱。目前，我国财政法的主要部分是由国务院颁发的各种有关财政工作的行政法规所组成，这种行政机构自己颁布法规自己执行的状态，也削弱了社会公众对财政活动的制约监督能力。因此，要完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财政预算的透明度。除了牵涉国家机密的项目和金额外，其余的各收支项目和金额，以及具体的编制依据和考虑等，都应向社会公布。要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地方财政的各项安排和实施结果都必须公开，决不能暗箱操作。要不断提高地方财政支出过程中的决策水平，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管理，完善财政活动中的社会监督机制。对于独断专行导致的财政工作严重失误，绝不能以“交学费”进行搪塞。只有真正追究了有关人员的行政、司法责任，才能确保小心谨慎地依据客观的市场要求去用好财政权力。

（二）完善人代会与政府间相互制衡和约束机制

要强化地方人大的公共选择作用，以避免决策的片面性和随意性。目前，从人大所审批的预算草案看，仅列出了收入和支出几个大项目的数字与说明，不能对各具体项目进行较详细的审查、修订乃至否决，只能被动通过地方政府的预算案和决算案。在财政支出上，各种铺张浪费、违纪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人代会也无法对财政工作进行强有力的质询，更不要说追究相应的法律、行政责任。

因此，必须完善财政决策中作为权力机构的人代会与其执行机构的地方政府间相互制衡和约束机制，才能确保公众的意愿能通过政治程序得到真正实现，才能克服少数人主观随意乱决策的弊病。只有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才可能转入如何把握并遵照社会公众的根本意愿来开展公共财政活动。

（三）建立起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

财政体制论文篇6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着,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着。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着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着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着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着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着。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

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财政体制论文篇7

提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化进行综述，突出我国财政体制理论形成的特殊性，重点归纳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对我国“分税制”体制理论产生的影响。

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王绍飞.明确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加快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J].中国财政，1988.2.

[3]陈共.1994年税制改革及分税制改革回眸与随感[J].地方财政研究，2005.1.

[4]寇铁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1995.12.

[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

[6]谢旭人.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研究，1994.1.

财政体制论文篇8

关键词:国家分配论;财政体制“原则论”;公共财政体制;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4、从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角度来看: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并没有对省以下地方的财政体制做出规定,各省体制设置不尽相同,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王朝才指出分税制实施过程中的不规范及制度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基层(县乡)财政的困难(王朝才,2003)。杨之刚认为,省以下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除了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外,更为重要的改革目标是明确基层政府职能,配合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建立,构建具有自律机制有效运行的基层财政体制(杨之刚,2004)。贾康和白景明也认为,地方财政改革不能再寻求建立过渡性制度模式,而应重点推进实质意义的分税分级财政建设,在适度简化政府层级的前提下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要改进和完善中央自上而下的财力转移支付制度(贾康、白景明,2003)。与贾康一样,很多学者赞同通过行政级次“扁平化”、“省直管县”等措施,解决省以下地方财政体制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在省市层次的行政和财政体制改革可以通过保留市或者区的行政层次,取消财政层级的途径来解决”(朱秋霞,2005)。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王绍飞.明确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加快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J].中国财政,1988.2.

[3]陈共.1994年税制改革及分税制改革回眸与随感[J].地方财政研究,2005.1.

[4]寇铁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1995.12.

[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

[6]谢旭人.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研究,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