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论文范文

行政文化论文篇1

(一)上层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冲突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上层意识，反映的是这一特权阶级本身的经济利益与稳固政权的需求，并通过多种形式，对其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具备的优势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宣扬。同时，统治阶级以此为基础，来设计其政权组织结构、统治形式以及政治策略手段和政治系统的运转机制等［5］。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其政治影响力最终转换为社会公众内心的政治权威和价值标尺，与政治强制手段一起共同维护其统治地位。十分显见的是，这种上层意识将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了时展的最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种上层意识都最终遭到了社会的遗弃。在当今社会，上层意识已经难以发挥其传统的社会功用，并与民主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尤其是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让公众再一次认识到了追求民主、体现民主对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二)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虽然在我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平均”思想一直被推崇，在特殊的年代，还产生了难以预料的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或者并未伸展到社会发展的根部。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等级身份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的社会利益是极为不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固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量”也就直接决定了他能够得到的权利与社会地位［6］。但是，可以断定的是，这种在传统行政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等级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的平等观念明显相悖。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注重的是按照个人能力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高低确定其价值以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这表明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三)人治与法治的冲突

在我国以往的社会中，行政管理的实施主要依赖于“人治”，即通过树立统治者的权威，通过强制式甚至是教化式的方法将统治者的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权威崇拜”或则“屈身权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百姓在统治者树立的权威系统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以其他时代的眼光对此进行测度，“人治”下的行政管理和因此而形成的行政文化是有其致命的缺陷的，从行政效率低下、效果不突出到贻误国家大事的事实比比皆是。可是在当今时代，这种曾经广受推崇未受任何质疑的行政管理方式却与时代的要求相冲突，在人的充分发展得到越来越广泛认可的大时代背景下，需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取代人治。法治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相对于人治而言，法律的公正属性更加明显，作为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法治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认同和施行。

(四)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儒家、墨家和法家都讲功利，但从本质上讲，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行政文化还是有意无意在淡化着功利色彩，伦理至上的成分更多，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我们能够看到太多的“重义轻利”的案例，甚至会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视作非君子之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在我国，历经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释放，作为对传统行政文化中“伦理至上”思想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和兴起。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必须对物质利益予以重点关注，否则，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其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窃取。所以，功利主义成为当今社会的常态已经变得无可厚非。而这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可以得到调和的迹象。

二、传统行政文化视角下当代行政管理的发展与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管理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完成的，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传承一直都没有间断。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行政管理要想获得长久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在传统文化视角下，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庞大树荫下，回归到“人”的和“文化”的本性中去。

(一)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

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直接和深远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要想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就需要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这是因为，如果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较为松散，社会活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制度结构和日常生活就会变得混乱。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平等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通过当代行政管理搭建一个间接的平台，以此协调各种文化，使不同文化思想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共融，真正发挥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合理挖掘传统行政文化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其中的行政文化也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行政文化中，有些思想和方法在兴盛多年之后已经逐渐趋于腐朽，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讲，为了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和发展，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外，更需要的是对其及其所属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只有在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辩证的挖掘和使用，才能赋予其时代的生机，才能在传统行政文化和当代行政管理之间找到契合点，实现社会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三)加强行政管理的道德建设

“正大光明谓之政，国泰民安谓之治”。政是治的条件，治是政的结果，一个国家、社会的行政人员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要从己做起，以德服人。从行政学的角度讲，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完善，执政绩效是否明显，是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今社会，统治阶级执政理念的实践效果，除了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加以实现外，在客观上还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成效直接相关。单就这一点而言，当代行政管理就应该向传统行政文化获取道德建设的精要。“政者正其身”，“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员只有做到了品行端正、执法守法，社会公众才能上行下效，执政主体的施政主张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三、结语

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管理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文化在行政主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当代行政管理而言，传统行政文化的印记是十分明显的，对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为了实现当代行政管理效果和效率的提升，除了要维护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调节行政官员行为外，还需要将传统行政管理的思维方式辩证地融入其中，规范行政管理活动。这对实现当代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换，实现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本文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传统文化视角下当代行政管理的冲突与回归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行政管理实践，为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行政文化论文篇2

——论科学逻辑在行政决策中的应用 [ 内容提要] 科学 逻辑作为一门思维科学，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必然起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却极少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致在 历史 及现实中产生了种种悲剧。本文就科学逻辑在行政决策中的 应用 问题 进行了一些探讨。 【论文关键词】 行政决策 科学逻辑 程序化 [正文] 一、问题的引入 迄今为止，每每谈到科学逻辑的应用问题，人们往往只是局限于 自然 科学领域。如果综观人类历史，人类 社会 科学的 发展 应该早于自然科学。自从人类社会形成起，人们就开始了对社会的 研究 ，社会科学就应运而生了；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则诞生于近代 工业 革命的前后。此后，社会科学便与自然科学产生了分道扬镳，而且逐渐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作为一种 方法 论的科学逻辑则成了自然科学的专利，进而与社会科学“绝缘”。 但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社会科学要健康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论。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种被认为是自然科学专利的科学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依然是可以生根发芽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 二、行政决策中应用科学逻辑的必要性 决策就是决策主体根据自己所处的条件和环境在多个可能中的行动方案中选择一个符合自己偏好的行动方案的过程。它是研究决策的一般 规律 并借以指导人们实施合理决策的一门科学。所以决策应该是一门社会科学。又因为决策并非如其他实验科学一样具有“可观性”，因此，决策又是人们的一项高级的思维活动。人们的这项思维活动既要考虑到以前的经验事实，又要注重当前的社会环境，还要对将来可能产生的 影响 有一个基本的预见。尤其政府行为的行政决策，更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行政决策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一个合乎逻辑思维方式的过程，必须是要照顾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这样，科学逻辑便可以在行政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逻辑思维方式，是指逻辑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用于指导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具体包含知识、经验、问题情景和对事物结果的推测等因素的参与。而行政决策的本身就是一个从经验到现实，再到未来的 分析 与综合过程，可见，行政决策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 三、科学逻辑要求行政决策程序化与非程序化相结合 程序化决策是指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结构且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解决的决策。因为科学逻辑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人类思维活动是应该遵循一定规律的。这种理性的形式要求行政决策过程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准确运行，从而得出合理的决策。 比如在日常的行政活动中，一些或者有大部分都是操作中可以反复的（如：政府年度 总结 报告、政府官员换届选举、一般职位的聘任等）这些行政行为的决策就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并且根据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作出精确合理的安排。这样才能够避免行政决策中产生不必要的偏差，进而符合逻辑的理性要求。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决策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信息社会，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仅仅用程序化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中，必须迅速作出决策的时候，就不可能根据原有的一系列程序进行决策了。比如在98年长江大洪灾中，在每一次紧急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就充分表现出其决策的智慧，设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再循规蹈矩的按照一般的程序化决策进行，那么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必将受到更大的损失。 非程序化决策是指结构性不好，非重复出现的，而且通常是必要重要的决策。因此决

行政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行政文化

一、引言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性，即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是对我国几千年来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是我国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每个行业都应践行的行为依据。八荣八耻是行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作为同样具有广泛影响性的行政文化建设，也应以八荣八耻为理论指导，以搞好行政文化的廉政建设，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最终达到赢得民心，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步伐的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一）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良性的道德建设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步伐，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八荣八耻是对我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使道德尺度明晰化、具体化、条文化，使广大民众有了行为的依据，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研究八荣八耻有利于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将有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二）有利于党风廉正建设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进行行政文化建设要以此作为思想指导，因为党员的行为作风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关系到党的荣辱存亡。而八荣八耻则是在三个代表思想之后的再发展，为党员提供了行为的准则及精神动力，有利于党员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利于+防止腐败，有利于形成廉洁、公正、服务大众的健康思想。

（三）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育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八荣八耻则对每个人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总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其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有利于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

八荣八耻作为广大民众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和谐的社会局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外来思想发生碰撞不可避免，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时刻准备对我国进行不良、腐朽意识的渗透。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国国民提供了行为的依据，可以此很好地分辨、抵触各种不良的腐朽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思维、行为习惯，为实现我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从而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行政文化相关概念辨析

（一）行政文化的定义及特征

行政文化是相对于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而言的一种具有行政特点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国家行政主体在实践行政活动中，影响甚至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各种道德现象、心理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共同具备和遵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称。它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积淀性、隐蔽性、连续性、普遍性、渗透性，它是一种巨大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持久的、无所不在的。

（二）行政文化的功能

1、引导作用。即引导受众群体形成特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行政文化一方面通过将共同价值观向行政人员个人价值观内化，使行政组织在理念上确定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规范、指导、约束着行政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受强有力行政文化影响和熏陶的行政人员，能够自觉地约束个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与行政组织保持相同的取向。

2、规制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等因素，因此，行政文化在道德上具有良性的引导作用，在行政规则上具有导向、规范、甚至强制执行作用。

3、保障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行政理念等既成因素，因而为行政执行、学习人员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为其行政行为提供了底线。因此具有保障正常行政行为执行的作用。

4、辐射作用。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主体与外界的交往，把其作风、精神面貌辐射到整个社会，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重要的影响。可见行政文化作为行政主体的思维方式、目标导向、约束机制，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四、建设措施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

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而八荣八耻显然是行政道德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高于行政道德，具有很现实的理论指导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再发展，与其一脉相承，并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用这些先进的理论指导行政文化的建设，以确保正确的行政文化建设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拓展政文化建设的深度性、广泛性、高质量性。

（二）严格加强行政主体道德思想建设

行政主体是行政文化的建设者，同时又受行政文化的影响，是行政文化的受众者及行政政策的执行者，其言行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政策是否能够得到顺利落实，行政主体是否秉公行事，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关系到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及政府形象的树立。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主体的道德建设以培养行政主体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层次的思想境界，而八荣八耻概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行政主体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准则，有利于防止其思想滑坡，一心一意做好人民的公仆，避免腐败思想、行为的出现，促使其形成牢固、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权力观、大局观，最终为良好行政文化的形成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三）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人民大众可通过多种媒体途径获取相关所需信息。国家相关媒体应借此良机，利用其广泛的受众性，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健康、和谐的道德思想，以不断使行政主体受到良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培养其高尚的思想情操，使其能够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为自己的言行躬行自省，并通过其行政行为的影响，利用其示范效应，为行政文化的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四）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

践行实践八荣八耻是一个人行为伦理性的集中体现，而伦理是道德建设的灵魂所在。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也就是要突出行政主体对道德观念感知的自觉性，使其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羞耻感，能够自发按照道德要求特别是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其言行在生活中能够“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遵循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礼仪伦常，不腐化堕落；在工作中能够“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严于律己、秉公行事、惩恶扬善，不搞小团体主义、不徇私枉法；在学习中能够“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不断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与时俱进、忧国忧民，并坚决反对封建愚昧落后的言行，倡导积极健康的思想言行，以为行政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五）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规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八荣八耻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人们言行准则的重要创新性经验总结，是党员、行政主体、广大民众武装自己头脑的重要思想武器。

因此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并且要着重关于八荣八耻行政文化理论的相关理论研究，使其不断充实完善、内涵更加丰富，以充分发挥其对行政主体以及广大民众的言行指导作用，避免不好甚至违法乱纪的言行出现，以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

（六）树立典型的践行者

事实证明，生活中良好的典型模范具有很好的带头作用，能够激励其成为像典型、模范人物。因此应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发现践行八荣八耻的榜样人物，并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带动更多的人成为八荣八耻的忠实践行者，特别要发现行政主体、共产党员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典型人物，以树立其行政主体、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最终通过以个体带动群体的良好效应，为积极的行政文化观念特别是八荣八耻的落实及不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如在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方永刚等众多好党员、好干部、好榜样，他们的高尚品德为其他行政人员的言行提供重要的参考坐标，是行政文化中靓丽的风景线。

五、结语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是共产党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再发展，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言行的风向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因此要大力加强以八荣八耻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内容视角下行政文化建设研究，以不断丰富、充实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内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迟小华.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文化的塑造[J].理论学习,2005(4).

行政文化论文篇4

1、“平等”对“等级”的冲击

在《政府论》的作者洛克看来，一切具有同样的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共同的权利和特权。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府与社会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在他看来，“在真正的民主制之下，抽签选举并不存在什么不便之处，因为在那里，不论是在道德、才能方面，还是在品行、财富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无论选择什么人几乎都是无所谓的。”(注：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557.)但是自古以来，政府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历来是“治人”而不是“治于人”，高居于社会各阶层之上，成为主宰社会各方面的统治者。各种社会组织及黎民百姓对政府只能俯首称臣，政府可以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任意发挥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对社会的统治。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几乎无平等可言。这正是专制社会的思想基础，不仅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

如果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也是平等的市场行为主体；按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精神，政府与各种组织乃至每个公民也都是平等的；按照社会分工的不同，政府与社会各方面都有各自的定位，彼此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也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世界经济市场化。作为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自由经济；既是规范经济，又是平等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国与国之间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强国还是弱国，是富国还是穷国一律平等；企业与企业之间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是国有还是私营，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一律平等；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无论是公共还是非公共，是官方还是民间，是社团还是中介一律平等。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传统“官”文化中，等级特征是极为明显的。社会以“官”为轴心，离轴心越远，等级越低，价值越低，社会地位越低，是最易被人遗忘的角落；离轴心越近，等级越高，价值越高，社会地位越高，也成为最受他人关注的位置。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把人分为“十等”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好似楚河汉界晋魏分明，演变至现在，不仅官员与百姓不平等，而且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也不平等。长期以来，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位高而权重。一方面，它反映的是政府对自身定位的不准确，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另一方面，它说明政府官员“公民意识”、“公仆意识”和“平等意识”的淡薄，以及现实生活中官员与百姓人格、地位的悬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严格意义上讲，不存在谁输谁赢和谁总吃亏谁光占便宜的问题，因为它是对等经济，提倡的是“双赢”或“三赢”，这是世贸组织的宗旨与存在的意义，是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那种习惯于居高临下进行不平等竞争，那种企图凭借“关系”走“门子”，那种以强凌弱的思维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是注定行不通的。平等意识或平等观念，说到底，是政府“官本位”意识向“民本位”观念的转化，是政府本来涵义的回归。

2、“民主”对“专制”的冲击

我们历来缺乏民主的意识，相反却具有“唯上”的传统。究其原因，是“官”的作用和专制制度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下级官吏的提拔和上级官吏有关；徒弟的提拔和师傅有关；佣人的地位和主人有关；乡民的地位和官府有关。”(注：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104.)正是这种与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相连的专制制度，才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赖以延续几千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与它的烦恼》中认为：“当多数人结合起来时，人类共同的生活才得以实现，这是因为团体的力量胜过孤立的个人力量，并且为了反对一切孤立的个人而保持联合。于是，集体的力量被作为‘权利’确定下来，以反对被谴责为‘酷力残暴’的个人力量。这种集体力量对个人力量的代替是迈向文明的决定性的一步。”(注：康绍邦.政治名言录[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101.)在这里，他把民主的力量代替专制的力量看作是迈向文明的标志，应该说，追求民主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就把自己领导的革命定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领导人民为争取民主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共产党人夏明翰在借用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时，正是一种为人民争民主、为百姓要自由而舍生忘死的真实写照。其实质就在于剥夺“剥夺者”，把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回归人民，即“在民”思想的再现。很显然，民主始终作为反对封建独裁、反对封建专制和各种特权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中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民主建设的进程在我国还十分缓慢，许多地方还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专制意识的根深蒂固和竭力阻挠，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和社会大环境尚缺乏民主观念的支撑以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必须义无返顾地实行市场经济，这为我国的民主建设无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既不是强权经济，更不是专制经济，它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和民主经济。自由贸易、自由往来、民主协商、平等交易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民主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为民主的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经济条件。除此以外，理念的转变则成为关键。在中国，理念的变迁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民主理论研究的超前，包括民主价值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研究、公民民利体系的研究、民主制度结构体系的研究、民主发展条件问题的研究、公民民主素质提高问题的研究、民主的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民主化进程与道路问题研究、国外民主制度的研究与借鉴、与民主建设相关的文化问题研究等等；二是民主观念的宣传普及和对专制意识的抨击。正如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

3、“权利”对“权力”的冲击

我们最容易混淆的恐怕就是“权利”与“权力”了。不仅表现在一般老百姓，而且不少为官者也不一定能把握住它的真实含义。从表面看，“权力”与“权利”只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大不一样。在法治社会和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享有权利的任何人都必须同时承担社会义务，即使作为国家公务员，他在享有或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即法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二者的密不可分，它们应始终保持协调、统一，而且现代意义上的官员——国家公务员，其首要的就是义务。这种义务是基于国家公务员这一特定职务身份及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确定的，它是国家公务员法规规定的必须作为和不作为的强制性约束。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国家公民义务的延伸和个性化。而国家公务员的“权利”与“权力”的明显差异性，就在于“权力”单指职权，而“权利”既有职权又有利益，即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下，由国家根据需要和可能，通过立法形式对国家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执行公务过程中行使某些权力和享有某些利益的许可和保障。这个“权利”是一种法律意识，维护的是法人地位。如果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讲，实际上就是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我们讲宪法、法律最基本的是对公民权利的认可，法治的重点、核心是维护公民的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尤其是要反对被人为异化了权力——特权。在中国，社会的运作尤其是政府的运作，从一定程度上讲主要靠权力，因而助长了权力欲和官本位。一些人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其要害就在于他们缺乏“义务”或“责任”意识，或者他们本身就不愿履行与权利相应的义务和承担与职权相应的责任。在行政法上，行政主体的权利一般称为行政职权，而义务一般称为行政职责。行政职责的核心内容是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力，依法进行行政管理活动。行政主体的职权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且要在法定职责权限范围内履行职务，不得失职、越权或滥用权力。同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行政程序，行使职权时的程序不得违法，并且在合法行使职权的前提下，遵守行政合理性原则，尽量做到合理和适当，不得行政失当。可见，法治社会本身就是义务社会，就是责任社会，任何机关、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都必须承担社会义务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加入WTO，对由“官”文化派生出来的“权力”意识的挑战是明显的。WTO的所有成员方必须在承担应尽义务的前提下享受各自的权利。这种权利和义务不仅表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制订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等诸多基本职能上。

4、“规则”对“人治”的冲击

法治化是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中国加入WTO必须面对作为当今世界覆盖范围最广、协调对象最多、对各成员约束力最强、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最深刻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制，即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任何游戏，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国际游戏场。既然参与世界游戏，就必须遵守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之一，就在于缺乏规则意识和法治传统。就西方国家而言，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孕育了近代主要法律制度和政治民主的萌芽，法治精神较早成为社会共同崇尚的品格。公元前的386年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提出：最好订立契约和法律，这样既不得不正义之惠，也不吃不正义之亏。(注：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5.133.)而且他始终把守法践约看作是合法的和正义的。

孟德斯鸠1748年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探讨了各种政体的性质、原则、腐化的原因以及法和政体的关系。在他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就像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一样，人类也有他们的法。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存在着一个根本理性，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家是通过道德规律来劝告他，让他忘记他自己，立法者则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到责任。(注：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5.133.)当然，在后来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潘恩的《人权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著作中，都对政治民主和法律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朕即法律”的观念意识，总是把皇帝本人置于法律之上。由此而“上行下效”，演变出不同等级的人进入游戏场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发生完全的差异。政府说了算，因为政府制定法律或规则；谁官大谁说了算，因为官有等级之分和大小之别。随之而演化出的是无规则，凭个人经验、意图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任何人都可以蔑视市场，蔑视法律，蔑视规则。因为，在他们那里权大于法，权大于规则，“领导”和“上头”的言论或指示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则。事实上，作为世界经济，却不因国家的大小或强弱来决定哪一个国家政府说了算，其准绳是依靠世界各国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遵守游戏规则并在游戏规则范围内活动，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建立正常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首要条件，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没有遵守规则的价值观念，不仅无法认识和理解规则，更重要的是无法执行这些规则，甚至发展到践踏这些规则。

5、“透明”对“暗箱”的冲击

直到目前，政府的许多行政行为仍然是暗箱操作。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及其官员的部分行政行为。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基本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延续，审批项目多，审批范围广，审批时间长，审批内容、条件、程序不公开。与此相连的是无休止的、欺上瞒下的形式主义和数不胜数的权力寻租、造租。这种体制，不仅制约着行政管理组织机构的规模与合理程度，而且制约着行政决策乃至整个行政过程。加之集权、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和害怕失去地位、权力的心态，根本不可能使公共行政行为完全公开化。所以，公开化，从深层意义上就是对政府权力运作的不合法性、合理性的挑战，是对国家公务员长期固守的“优越”地位和“无形”利益的挑战。一句话，是对整个国家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挑战。公开化，意味着脱胎换骨，一种从政府动因——政府行为——政府绩效的全新变革，以及从万能政府——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根本转换。应该说，公共行政就是公开行政。没有公开，无所谓公正，没有公开，也无所谓公平。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行为成为一切问题的焦点，而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透明度作为一种趋势为社会认同。有人说，中国过去的管理是“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口头”，反映的是行政活动的神秘性、不公开性和随意性，一种从公开(黑头、红头)到隐蔽(白头、口头)的行政行为倒退。暗箱操作本身，如“审项目”、“批条子”往往能给当事者带来若干利益或好处，而公开化则意味着权力受阻或利益受损。严格意义上讲，缺乏公开性、透明度是当今中国腐败产生和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政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公共服务型政府，行政文化，文化冲突，服务行政文化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热情高涨，但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深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文化建设还不完善，一个没有良好行政文化底蕴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改进和完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服务型政府的深层内涵体现为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因此，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关键是传统行政文化的转型。

一、相关概念界定

服务型政府是以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服务职能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1]

所谓行政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行政活动的行政精神、行政意识、行政价值和行政心理的总和，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备和遵守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生活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称。[2]而“服务型行政文化是建立在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上的，它奉行这样的价值观念：公共行政主要是为满足社会需要、便利公众生活、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而存在的一支力量；它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从而必须积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它的运行方式、作用范围必须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否则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3]

二、行政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显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本质，形成了以民主、务实、平等、开放、竞争为特征的现代行政文化。但是传统行政文化的残存，总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当代行政实践发生着影响。

1、民主法治与传统人治的冲突

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法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它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政则是人治。“普天之下，为皇帝一人之治”，并以皇帝为至高无上的顶点，形成了一个人治的金字塔。虽然历代社会均有无数刑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但却是在“君权神授”的宗法专制主义的总体制约之中，加上“刑不上大夫”，“君子口出法随”，因此，中国传统法治并未超出人治的巢臼，人治传统起着绝对权威作用。迄今，“人治”的残余影响仍然阻碍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与民主法治同传统人治的冲突相联系，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之间也存在冲突。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专制主义的宗法家长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障碍。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清除这一障碍。

2、务实的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主义的冲突

虽然在传统行政文化中，儒、墨、法三家都讲功利，且在义利之辩方面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因素，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行政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至上色彩，推行伦理至上主义，“重义轻利”，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成是“纵欲”，是“小人”之所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激发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的实现又是通过各市场经济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便无可厚非。这使安贫乐道、重义轻利、重德轻才等传统观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对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无疑是历史的必然。

3、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有着浓厚“平均”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但传统社会实行着普遍的等级身份制度。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着相当固定的社会身份，其权利、义务、荣誉和社会地位，均完全取决于这种身份。这种等级身份制度，意味着社会权利分配、资格分配的一系列等级差别，当与宗法、家族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一种在现代被称作“血统论”的社会身份和权利世袭继承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行政文化的平等观念强调按照个人能力及对社会贡献大小，来确立每个人的价值和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它要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等级观念、特权思想、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这种平等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们价值尺度的变化。

4、开放要求与封闭传统的冲突

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传统行政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行政体系之间相互交流，行政活动缺乏透明度，从而导致行政毫无生机和活力，这种封闭传统不适应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要求。

现代行政文化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它客观地要求任何行政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增加行政管理的透明度，调动国家公务员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5、竞争意识与“中庸”信条的冲突

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没有竞争便没有发展，这是事物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市场经济提倡竞争，就是鼓励人们要有积极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稳怕乱、中庸之道等观念发生冲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提倡“执两用中”，强调“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以此作为自己的忠实信条，它排斥竞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种中庸之道严重降低了经济活动、行政活动的效率，阻碍了社会发展。

三、服务行政文化的构建

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所存在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的倒置，以管理取代服务的现象的存在，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要实现行政文化的转型，构建服务行政文化，可谓任重而道远。在此，本文认为，需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树立服务理念、法治理念、责任理念和人本、公平理念。

1、服务理念与服务型文化的形成。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理念注重政府的服务作用，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满足顾客的需要，向顾客提供服务。服务型行政文化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以及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行政文化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它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行为，注重公众的需求和偏好，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这要求政府在服务理念下，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和决策，以提高政府服务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应建立起科学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体系，自觉地建立起政府服务的评判尺度。

2、法治理念与法治型行政文化的形成。服务型政府的法治理念强调制度规范以约束政府行为，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法治理念要求我国行政文化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化。法治行政文化是指行政官员在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法治约束作为自身行为的基本准则，严格依法办事，以法律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行政文化。因此，服务型政府必须强化对政府的全方位监督，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公开性和民主参与。通过改革和完善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

3、责任理念与自主型行政文化的形成。服务型政府的责任理念强调政府向社会和公众负责，更好地约束公共权力，避免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非法化。自主型行政文化下，公民的文化心态由臣民心态向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心态转化。在社会行政文化出现自主倾向的同时，行政官员内部迷信、崇拜个人权威的文化基础也逐渐趋于丧失，自主的行政官员在法律规范内日益强烈地要求以自己的头脑来判断职权范围内工作事务的处理。因此，自主型的行政文化的形成，促使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助于服务型政府责任理念的形成。

4、人本、公平理念与分化型行政文化的形成。人本与公平理念强调对人的尊重与满足，通过对权力的分散，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平。以人本、公平理念作为思想基础构建服务型政府，则“公共行政官员不是公共利益的单独主宰者，相反，公共行政官员应该被视为一个包括公民、团体、民选代表以及其他机构在内的更大治理系统中的关键角色。”[4]这要求行政文化应从传统的全能型行政文化向分化型行政文化转化。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公民和社会团体的合法利益，保障他们的各种合法权利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在分化型行政观下，有助于服务型政府人本与公平理念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刘熙瑞， 段龙飞 服务型政府：本质及其理论基础[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5

[2]黄达强 行政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P62

[3]张秉福 “民本位”与行政文化 [J] 创新科技 2005.12

[4]罗　艺 论中国民本思想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扬弃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行政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行政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行政实践活动产生的，是社会文化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中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成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性和凝聚力。因此，当代行政改革无不重视行政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我国的行政改革要重视行政文化，探索行政文化创新的途径与方法。我国建立先进的现代行政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行政文化传统，积极吸收外国一切能为我所用的先进行政文化成果，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要求的公共化、法治化、竞争化、绩效化与社会化的行政文化。

一、行政文化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与国家行政体系相关的文化，包括人们行政行为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等。作为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行政文化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行政文化通过行政行为、行政心理、行政体制对任何特定的社会行政活动都产生着复杂、潜在、多样的影响，其核心为行政价值取向。行政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一旦形成则具有不少相对稳定的特性。

1.时代性与民族性

（1）神权政治时代的行政文化是迷信的、神秘的，封建专制时代的行政文化是尚权威、重服从；

（2）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行政文化是讲人权、尚实效、重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代的行政文化则重科学、为民众、尚服务；

（3）美国的行政文化通常表现为民主、自由、积极、奋发的特色，德国的行政文化表现为重法、守纪、严正、整齐的特色，英国的行政文化则有尚典、守旧、泥古、重名的色彩。

2.社会性与积淀性

行政文化是一种社会积淀物，是人们在长期行政活动中知识、经验、理想、信仰、道德、价值的积淀，是通过长期创造、延续、传承而实现的。

3.整合性与多元性

行政文化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治国安邦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不同社会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由不同的区域和人群逐渐整合而成，不同的人群和区域使行政文化呈现出多元的特性。

4.普遍性与连续性

行政文化是连续的、持久的和无所不在的，行政文化一经形成将广泛地、持续地影响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活动。

5.渗透性与隐蔽性

行政文化往往以比较隐蔽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各个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中，渗透到具体的行政活动中。

行政文化的形成及其特性决定了行政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力量，其影响是巨大持久、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

二、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1.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任何特定的行政活动无不受到行政文化的制约，无论是行政决策还是行政执行都是如此。行政文化通过人们行政心理、行政意识、行政思想、行政习惯对行政行为发生作用。行政文化对行政行为的影响是全面的、直接的，不仅影响行政决策是否果断、科学、可行，而且影响行政执行是否快捷、完整、灵活。具有自觉行政意识和进取行政思想的人，能够成为当机立断、独立思考的决策者和坚定、灵活的执行者；反之，则成为优柔寡断、固步自封的决策者和僵化、拖拉的执行者。开放型的行政文化氛围，会使决策者的行为具有开放、民主、效率倾向；相反，封闭型的行政文化氛围则会使决策者因循守旧，唯书唯上，思想僵化。民主型的行政文化氛围会使决策者的决策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和综合性；相反，专制型的行政文化氛围会使决策者专横武断，刚愎自用。晦暗型的行政文化氛围会使决策者心胸狭隘，玩弄权术，争功讳过，造成行政风气腐败（厚黑学）；相反，明朗型的行政文化氛围则会使决策者胸襟开阔，宽宏大度，公平正直，坚持原则，从而形成廉正健康的行政风气。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判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无论评价标准如何，行政文化对人们行政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

2.对行政观念的影响。行政文化对人们行政观念的影响是长远的、深层的。行政文化作用于行政活动往往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观念、信仰、习惯来实现的，行政人员是行政活动的主体，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文化环境对行政人员的观念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社会成员进入行政活动领域后，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行政文化影响下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因素，并在一定的行政体系内和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形成特定的思想观念。如官

僚主义，高高在上，遇事推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政不廉，任人唯亲等行政观念很大程度上与封建的等级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行政文化氛围有关。

3.对行政体制的影响。行政文化从多方面影响行政体制，这种影响和作用是潜在的、复杂的，通过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政治状况、经济水平等对行政体制发生作用。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制度，较低经济水平下形成的崇尚权威，注重人治，讲求等级制的行政文化会产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相反，开放的地理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较高经济水平下形成的崇尚民主，注重法制，讲求平等的行政文化会产生民主色彩地方分权的行政体制。守旧、惰性、注重形式的行政文化会产生低效率的行政体制；相反，进取、勤奋、讲求实效的行政文化会产生高效率的行政体制。总之，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以致有人称之为“行政的非正式组织”，行政文化通过行政行为、行政观念、行政体制对任何特定的社会行政活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观的、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潜在的过程。

三、行政文化的创新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公共行政内外部环境的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等发展变化，加强公共行政文化建设和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当前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所谓参与式行政文化，即不仅行政活动是以行政主客体的积极参与而非消极应付为特征、而且行政客体对主体的行为内容及方式也会积极施加自己的影响。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到今日，日益强调参与式的管理，强调激发被管理者的能动力量，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的颁布是参与式行政文化得到肯定、推广和保护的标志。

2.由管制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要实现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需要健全行政民主监督机制，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黑箱”行政模式转为公开性行政模式,使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制度、法规、程序行使公共权力,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通过公开的行政模式这一“玻璃屋”来实现法治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在广大行政人员中的内化。

3.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变。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在理念上向法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变,以此指导公共行政,并最终在制度表述上和执法实践中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4.由松散低效型行政文化向高效型行政文化转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行政机关的通病是人浮于事、效能不高，同时又存在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对这种松散低效的行政文化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效能、效益和效率开始成为人们衡量行政文化的重要参量，也成为行政文化变革的努力方向。市场国际化意味着剧烈的竞争，缩减编制、裁减冗员、减化手续、提高效率、注重效益、增强服务已成为社会对行政的急切要求。

四、行政文化创新的理念

1.效益行政理念

树立效益行政理念是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主要价值之一，效益行政理念促使行政机构及其人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加强公共行政的成本效益分析，节省公共行政资源，降低公共行政成本，努力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建设廉政政府。效益行政理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务实行政。即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主动行政。随着社会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公共行政要求及时主动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公共行政的主观能动性。(3)科学行政。网络社会的到来和经济的信息化、全球化和知识化要求公共行政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实行科学行政，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以科技进步的新成果不断改善行政方式，降低公共行政成本，从而提高公共行政效益。

2.服务行政理念

创新行政文化就必须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转变政府职能，服务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服务是行政人员的天职，服务是衡量行政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作为新经济时代的行政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服务行政理念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忠诚意识、奉献意识。

3.公开行政理念

公开行政，即做到行政事项公开，行政过程公开，行政行为公开，让社会公众监督政府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发言权和罢免权以制约公共权力滥用;公开行政，即政府提供公正透明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主动将服务事项、政策依据、办事程序、行政结果向社会公开，及时追踪并反馈社会公众意见。

4.建立学习型政府部门理念

行政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行政指导法制化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是由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对行政相对方作出的行为。行政主体是运用柔性的非强制手段作出行政指导行为的。一般来说,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而且,相对方是否服从视自己的意愿而定。正因为行政指导有别于传统行政行为,故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争论得相当激烈。本人认为,无论行政指导被界定为何种性质的行为,它仍然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仍然是行政机关权威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是行政权力弱化的一种表现。当前,在我国,行政指导在经济、科技、体育、教育等领域被广泛采用,并以建议、提倡、鼓励、限制等多种形式大量涌现,取得了明显的实施效果。然而,由于这种“新生”事物越发壮大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约束和制度的保障,致使我国的行政指导在实践中面临了诸多问题。主要有:

(1)行政指导与行政命令界限不清,遇到相对方持反对态度时,行政主体往往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完成行政指导的内容,这就使行政指导具有更强、更广泛的事实强制力;

(2)行政化的社会传统使得越权行政指导的大量存在;

(3)行政指导的透明度不够,“黑箱操作”的现象时有发生,容易诱发腐败行为;

(4)相对方因接受行政指导而遭受不利时却救济无门的现象时有存在;

(5)行政指导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度低。

(6)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际运作中有时将行政指导措施当成行政指令(命令)措施操作,从而侵害了行政相对方的自益,导致了行政相对方“希望指导又害怕指导的矛盾心理。”

(7)法律上缺乏对行政指导的约束和纠错机制。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行政活动方式,必然存在违法运用不当运用或出现失误的可能,因而需要加以约束和设定补救办法。但目前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还几乎是空白,这使得行政指导的实施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这些实践中的问题使得我国行政指导的积极意义得不到正常发挥,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本人认为,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来控制行政指导的运行应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实践部门当务之急的共同任务。具体为:

1.行政指导主体内容依据的法治化

(1)行政指导的主体必须合法

行政指导必须由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在其权限以内作出才有效。因此,没有合法成立的机关所作出的指导和行政机关在其权限范围以外所作出的指导都是无效的指导。(2)行政指导的内容必须合法

行政指导的内容不得违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即便是无具体行政行为法规定的行政指导,也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及政策。行政机关不得假借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

(3)行政指导的依据必须合法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行政指导有些是有直接法律依据的(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或是由法律授权的),然而更多的行政指导则是没有直接的法律根据。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指导使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严峻的挑战。依法行政原则不仅包括行为法依据,而且还包括宪法依据、行政组织法依据、程序法依据以及这些法律所体现的内在精神。因此,只要政府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符合一定的行政目的,就不能认为它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

本人认为,要求行政指导都必须有行为法上的依据是不现实的,这样只会大大缩小行政指导这种新型管理手段的生存空间,难于充分发挥行政指导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立法投入的再多,仍难免存在疏漏和滞后现象。现实社会生活中总会存在缺少具体法律规范予以调整的“法律空域”。因此,不要求所有的行政指导必须有行为法依据,但要求行政指导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必须在组织法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事,凡超越组织法规定的权限范围所为的行政指导,即为无效的行政指导。同时,行政指导必须遵循法的一般原理与原则,并受到政策的约束。因此,本人认为组织法、行为法、政策、法律原则在当前中国都可以作为行政指导的依据。

2.行政指导的程序的法治化

民主政治理性的表现在于程序的理性,而民主的可贵尤其表现在程序的正义上。如果程序不够周密或者有违正义,就无法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社会特别强调程序的价值,而程序的优先性及程序公平性也成为法治极重要的原则。行政指导不仅要满足目标的合理,更要注重过程的合理,而合乎理性的行政程序无疑是法治伸出的无形之手,驾驭着行政指导实现从过程合理到目标合理的统一。

(1)规范行政指导决策中的听证程序

“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主要内容”。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的一种听证制度,即在一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主持下,在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特定问题进行论证、辩明。听证制度被公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政策论证是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可视为听证制度在政策制定中的程序性反映。论证政策就是对已经设计的各种政策方案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和分析,给予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作出正确的估价。论证政策方案,必须遵循统一的政策目标,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提倡百家争鸣。事实上,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过程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程序是征求意见。因此有必要将体现听证程序价值的制度形态,作为普遍的程序规则反映在与行政指导有关的行政立法、规范性文件制定及政策决策之中。超级秘书网

(2)规范行政指导推行程序

比较行政指导决策程序注重公正性、公平性而言,行政指导推行方式更注重效率与公开。行政指导推行方式规范化,既能保证行政指导适时地作用于相对方,从而实现行政目标,同时亦能有效地预防行政指导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强制推行或变相强制推行。行政指导体现的是一种效率行政、民主行政。因此,行政指导推行方式的疏通功能、预防功能更是决定推行方式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在。

行政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司法行政化依法治国历史缘由

正文：

在今日之中国，"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法制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法制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法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诸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现状仍然存在令人难以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司法不独立性，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对此，很多学者从历史根源、现行体制、苏联模式、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鄙人对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历史缘由甚感兴趣，因此，不揣浅陋，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现状

1、法院运行体制行政化。随着法制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司法独立受到行政的严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首先，法官的产生方式行政化。在中国，法官是国家公务员，其产生与行政官员一样。以院长为例，在中国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受同级人大监督，对同级人大负责，任期与同级人大相同，如果在任期内有失职或其他严重问题，人大可予以罢免。这样的政治设计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负面影响。一是司法缺乏稳定性，每开一届人大，必换一班人马，司法队伍不稳定。二是突出了院长在法官群体中的地位，院长往往从行政官员中选出，形成"院长出自法官之外"的局面，有人说，"十个院长，九个法盲"。对普通法官，《法官法》设立门槛太低，有大量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虽然也设立了一些保障措施，但并非是终身安全的，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情况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官员是很相似的。

其次，法官内部存在众多的级别，酷似行政机关。根据《法官法》的明确规定，法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如此众多的级别划分，形成一个法官的官僚层级系统。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法官的才能和品德是次要的，而资历则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审判的正确与否不是决定于法官的学识和才能，而是取决于其级别、职位。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官系统也存在着"首长负责制"，即院长负责制。我国法院存在着长官把关的制度。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又显露出来了。

2、司法权定位行政化。我认为，在今日中国是没有独立的司法权。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首先，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没有独立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是为行政权提供法律保障，也就是说，司法权的设立不是基于司法权本身，而是基于行政权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家和法律理念，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意志，因此，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在于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镇压敌对阶级和反动分子的反抗，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全国人大是全权机关并拥有宏观的立法权，行政机关是人大的执行机关，因此，行政权具有大量权力和部分立法权；司法权来源于立法权，当然也受控于它的执行机关了。因此，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并由公、检、法三家所分享，分工负责，共同为行政权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是"准行政机关"。

其次，司法权对人大负有政治责任，同于行政机关。中国是"议行合一，人大至上"的政治制度，一切机关都要向人大负责。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又规定司法机关向人大负责，人大可进行个案监督，也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还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中国，不提"司法独立"，只提"独立行使审判权"。显然，政治的依附性与职能的独立性是一个逻辑矛盾。特别是在今日中国，我们的司法机关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不难理解，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要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所谓，"经济要上，法律要让"，"调查摸底，主动收案"、"案子有了结，服务无止境"，尤其是在历次"严打"斗争活动中，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作办案，满足和迎合政治需要，简化程序，从重从快的判决案件。这都体现着司法机关追求着政治目的，而不仅是法律目的。

最后，司法权沦为行政权的附庸，成为其一部分。在目前的中国，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仅要受地方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还处处制肘于各级地方政府。在人事安排、经费调拨、家属就业、子女就学、水电供应等诸方面均受制于地方。而且，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法院必须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往往就是地方政府领导，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原则，地方官员必然会管理司法事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样，司法权由于既没有宪法上的独立地位，又在事实上接受行政权的主导，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异化为行政权的一部分，而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如此。

以上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我国司法的行政化倾向的现状，下面讨论起历史原由。

二、中国古代司法的历史形态

孟德斯鸠说："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有关系"。(1)依据现代法学，国家政务和权力可划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此三部分相互制衡、运作，共同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那么，在古代中国社会，存在上述分权体制吗？由此，我们来探讨中国古代司法体制在国家结构中的存在形态和运作方式。

1、皇权与司法权。今天，我们的法学界普遍承认"中华法系"的存在，以及法律形成和国家形成一致性。在古代中国，国家的雏形在夏朝已经出现，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而完备，中国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它在本质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具有无限的行使空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2)皇帝是真命天子，九五之尊，一切权力属于皇帝，皇帝掌握着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文化等一切权力。查士丁尼说："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并且须要法律来巩固"。（3）先看立法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类似近代西方的立法机构，更没有独立于皇权以外的立法权。君主是法律的源泉，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法者，治之端也，君主者，法之原也"。(4)"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5)""皇帝临位，作制明法，治道运行，皆有法式。"(6)在中国古代，任何法律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或敕诏下制订出来，首先反映皇帝的个人意志、其次是皇权统治集团的意志。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审判官，一切重大案件的终审都在皇帝那儿，皇帝哪怕再辛苦，也要牢牢掌握司法权，因为这是其专制的支柱和护符，一旦失去，皇权便失去保障。如汉代的"上请"，魏晋及隋唐的"三复奏"、"五复奏"、宋代的"御笔断罪"和"审刑院"的设立，明清时期的"会审"，尽皆表明这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从隋唐开始，司法职能在中央虽然有了具体的分工，即刑部主掌司法行政（明清时转为专司审判），大理寺主管审判（明清时转为专管复核），御史台主职检察（明清时改为"都察院"），但三机关的各自活动或联合活动（"三司推事"和"三司会审"）都要受到中央行政中枢机关和皇帝的控制，其审判结果一律要奏请皇帝裁决，违者治罪。在中国古代，皇帝直接掌握死刑案的最后裁决权。这显然是很有利于其统治的。由上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司法权完全是皇权的工具，直属于皇权，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相反，司法是皇权的保障和支柱，直接为皇权的巩固服务。

2、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难以严格区分。因为在封建国家，权力是越集中越好，越有利于统治，大权旁落，谁会安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皇帝是一国之主，事无巨细，样样要管，臣子们是为他管家的奴才。在中央虽然有专职的司法机构，如秦汉时的廷尉，秦汉以后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明清时改为"都察院"），但这些机构都要受行政的限制和领导。行政权很大，几乎包容一切。秦汉时期的宰相或丞相、隋唐时期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以及明清时期的"内阁"、"六部"等既是行政机构，又可参与或主持审判，并有权监督司法机构的活动。因为所有的专职司法机构并没有获得独立于行政的权力，只是相对的职能分工有所不同，所以机构和职官建制都归属于行政系统。以唐为例，刑部归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管辖，大理寺归刑部管辖，御史台归皇帝直接领导，均归属于行政。

在地方上历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依据国家法律，刑、名、钱、谷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四大职能，其中维持地方治安和负责司法审判是首要之务"。（7）地方长官代表皇上在地方上行使统治权，当然要事无巨细，统统管理。所谓一方的"父母官"。不管是郡首、州长还是县令，都既是地方行政官，又是地方司法官。既要实施国家法令，又要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镇国家，抚百姓"，维护封建统治。出现诉讼，则是诉讼的当然主审官，并对其审判负责。如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都是身兼数职而以为政清廉、执法严明著称的地方行政长官。

由此可见，司法在中国古代是不独立的，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都只是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司法权完全消融在行政权中。这是由于在专制官僚体制中，行政权是唯一的真正权力，行政囊括一切，为皇权服务。因为皇权是最高行政权，中央是全国的行政中枢，皇权和中央在权力上意味着一切（立法权也是作为行政的皇权和中央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地位）。三、我国司法行政化的历史缘由

以上，我已论述了中国古代与现代司法的情况，现在就可以讨论他们的关系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其影响是可以无限延续的。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司法行政化------是由世俗的原因造成的"。（8）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十分正确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的事物当然会受历史的影响。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古老国家，历史的惯性是不会马上消失的，何况新中国成立不过五十余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完全消除封建人治的影响，何其艰难。

行政为什么要干涉司法，为什么会干涉司法？我认为其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司法权要服从于党中央。在我国现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党中央处于政治核心地位，掌握着内政外交军事等最高权力，这有如古代的帝王。中国仍然是一元化的领导，最高权力归代表全国人民的党，通过党中央所掌控。这和现代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做到了各自掌握部分最高权力，中央权力多元化，从而达到分权制衡。在中国，立法是党代表人民，将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用于管理国家；司法是党用于维护人民民主，镇压反动阶级的工具，为实现党的革命纲领服务。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来实行，因此，在我国，"党和政府"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和古代一样，从中央到地方，我国政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司法权也和古代一样，是从属于党和政府的，要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执行党和政府的有关决议。显然，在现阶段，我国司法在现行体制下较有成效的运转，与历史传统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次，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型的国家，"人治"传统根深蒂固。我国早在西周就确立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以礼治国"等原则，至唐代形成"德主刑辅"的国家制度基本模式。在国家机构中，权力的运行强调人的道德，而不是强调法律，特点是"有治人，无治法"；在社会生活中，是"权大于法"而不是"法大于权"，是"官本位"，而不是"法本位"。这和我国今日社会很相似。传统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更无，皇权支配着法权，官僚的权力来自皇上的恩赐而非法律，古代法不是取消特权，而是予特权法律化、制度化，"八议"、"上请"、"减免"、"官当"等，即是明证。在中央，是皇帝的人治；在地方，是行政官员的人治，司法权消融于行政权中。我国今天的情况很与上相同，法治难于实施，官员为了追求政绩，"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法官屈从于地方官员。因为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使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管理一切地方事务的观念；而现实中国家的制度设计又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插手司法。

最后，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更甚。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哪能在断断的几十年中消失！一方面，国家本位传统的影响。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民众早已习惯于委屈个人服从家国、政治权力一元和伦理至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得这些方面，特别是政治权力一元，不是削弱，而是空前地加强，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处于极度漠视状态。传统中国的伦理至上则被"纪律政策至上"代替，所谓"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国家本位成为绝对的纪律，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成为立国之基。尽管也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它们在革命实践中均未认真执行下去，倒是短期成本低、收效明显、有利于满足斗争需要的行政行为在法律、法规面前大肆横行。另一方面，无讼的法律文化的价值的影响。"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讼是家内不睦的延伸，因此，一国犹如一家，以安定为上；处理国民争讼如排解家庭纠纷，调解为主辅之以刑，以求和谐"（9）。中国人厌恶诉讼，视诉讼为畏途；统治阶级也不鼓励争讼，视其为刁民。如此，法律的地位更加不受重视。而行政行为能高效解决问题，因此更加广泛应用。而现代中国大量运用的的调解制度，显然就是古代行政行为的现代继承者。

四、结语

根据上述论述，可见，由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中央集权制、行政权包含司法权、以及国家本位、人治传统、无讼文化价值观的综合影响，造成今日中国现行司法显出行政化的鲜明倾向。这充分说明，要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就必须考虑到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否则司法改革是不可能稳步前进的。注释：（1）参见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

（2）参见《明史》卷二二九《海瑞列传》

（3）参见查士丁尼著：《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页。

（4）参见《荀子·君道》

（5）参见《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6）参见司马迁著：《史记·秦始皇本纪》

（7）（9）参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第340页。

（8）参见马克斯·韦伯著《论经济与社会的法律》

参考文献：

徐忠明著《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

孙万胜著《司法权的法理之维》，法律出版社。

孙国华著《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

马作武著《清末法制变革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

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